作者：范学德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一、一个深深的困惑
几年前，我看到了在大陆出版的龙应台女士的一本书，封面上几个赫赫的大字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好家伙，不必等到读完全书，单单是这书目，就先声逼人，令人触目惊心了。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受她的启发，一个标题跳到进了我的脑海中─“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其实，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疑问了，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中。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也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就连“悔改”这个词的来路去路也不清楚，我那时熟悉的是一个佛教的但后来在中国天主教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忏悔。那时，我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令我思考起忏悔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当官的陆续被“解放”出来，又官复原职，或者官升一级、两级。也听到了他们控诉“四人帮”是怎么怎么地**了他们，听了几年，听来听去还是这一套。渐渐地我怀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的吗？那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的那三、四千万人是谁之罪？一九五七年那五十多万被打成右派的又是谁之罪？还有那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究竟是谁在上、在下、在左、在右扇风点火并推波助澜的？
多年后，才看到了巴金写的随想录，是忏悔的，但是从人出发的，并且面对的也仅仅是人。再后来的后来，看到了颇有名气的文人宣告：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最近，文坛上又有了一场争论，焦点竟然也是忏悔。
令我惭愧的是，二十年来，当我因许多害人者拒不忏悔而愤愤不平时，当我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忏悔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需要忏悔，更不知道悔改为何物。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我信了主耶稣，我才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难道我不需要悔改吗？我当然希望那答案是“不”。但是，我那不安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承认：我必须悔改。这不仅是因为我也参入了那一场人类的浩劫，而且因为我是人，是一个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的罪人。
问题是，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需要悔改呢？
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同胞一再看到，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华犯下了滔天大罪，但许多日本要人至今依然拒绝为此向中国人民道歉、忏悔。对此，我们常常感到义愤填膺。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中国人自己整中国人、害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样的事还少吗？还不严重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著民族灾难与历史的黑暗时，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心灵的黑暗呢？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每一个人，整个的人类，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这样，是我们背离上帝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从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尝我们的罪孽结出的苦果。但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人哪，你不到上帝面前来悔改？
中国人哪，我们悖逆上帝、拒绝悔改要到什么时候呢？
二、“天”在人心中的失落
我们中国人已经远离了上帝，如何能悔改？
即使是新儒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也认为，虽然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同时也没有一独立的祭司僧侣传统，但是，中华民族并非先天地就缺乏宗教精神。中国〈诗〉、〈书〉中之重视上帝或天之信仰是非常明显的，而此之天也就是人格化之上帝。同时，祭天地社稷之礼，亦一直为后代儒者所重视(见〈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这样的观察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民族一样，我们的先人，特别是创造了中华文化的那些圣贤们，他们是敬畏上天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个存在，这存在在暝暝之中主宰著天地万物和人生。这些圣贤们竭尽一己的智慧和心力来寻找、认识这种存在，并且用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字将其概括为：“天”。或者“帝”、“上天”、“上帝”、“神”。民间的说法则是：“老天爷”“老天”，“天公”。
一部中国哲学，中心问题就是天人关系，所以，也可以称其为“天人之学”，恰如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
据冯友兰的研究，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大概有五种意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冯说：“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一部〈论语〉中，“天”是最高范畴，单言“天”字的就有十八次之多，其中，孔子自己说的有十二次半。孔子的“天”，基本上是“主宰之天”。
面对这样的“主宰之天”，我们敬虔的先人的基本态度是：敬天，“畏天”，绝不“欺天”。〈书经〉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正是基于人当畏天、不可欺天，才有了孔夫子的名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那话的重点觉得不是说祷告没有用处，而是说人不可以得罪上天。人若得罪了上天而不改过，那么，他无论用什么话来巴结上天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中国的圣贤与犹太先知和基督的门徒不同，后者的共同经历是：太初有圣言(道)，上帝的话临到我；而前者的共同经验是：“天不言”。“天”没有直接对圣贤们说话。可天虽不言，却如孟子所说“以行与事示之(万章)”。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境况，人渴望认识上帝，但上帝无言。于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试图从“天”的“行与事”来理解“天”。而这样的理解，自然不可不能有偏、有弊、有误，无法得到真确的认识。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自秦以后，一方面，在中国，百姓们虽然还保持著敬天之心，但又是什么都去拜拜，各路神仙都不得罪。而一个人─皇帝(天子)垄断了敬拜天的权利，只有他可以祭天。远志明在〈神州〉中说得好：“中国人，你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与生带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但他却握著无限的权力，充当起了“人间的上帝”。
另一方面，那个人格化的上帝(天)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被抽象化、虚幻化，到了宋明理学，就化成了一个仁、义、礼、智的“理”，所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熹语)。而到了近现代以来，就连这个乾巴巴的“理”也被横扫了，说那是唯心主义的破烂货。天是什么，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失落很久很久了。
如今，人们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了。至于良心吗，更不必怕。俗语说，良心，良心值多钱哪。
一个人若不敬畏上帝，悔改从何谈起？
三、扭曲了的悔改
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对悔改是很陌生的。我们多多少少地熟悉一点忏悔这个词，但那也不过是反省自己的过错而已。而就是这一点，也常常被骄傲的人们的“内省不疚”所抵消。这几十年来。我们熟悉的是悔改的低劣替代品，往小里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大里说是批判与自我检讨。就是在今天，虽然偶而人们会看到听到那些被关进或者放出牢房的人写的悔过书，但那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谁都明白。
因为我们都曾经历过。
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自己和当年许多的中国人一样，站在**东的画像前，向他请示、汇报、“狠斗私心一闪念”。尽管自己是诚心的，但那忏悔是心灵的扭曲。一个扭曲了的悔改就是：要求人向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忏悔，而那个人、那一群人冒充是上帝，一贯正确，从不需要悔过，只需要命令并且听别人的悔过。但他们也是人，是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人性中、心灵中的黑暗的人。当黑暗与黑暗相遇时，哪一个黑暗有权利说只有你才是黑暗呢？没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有道歉、认错、认罪，但不必悔改，悔改乃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它首先是人自愿地向上帝认罪。
“认罪”这个词我曾经听了无数次，但是是向人而不是神。那是自己上中学时的事情，我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了一期又一期的“斗争牛鬼蛇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不但听到了那些被划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每一次检讨中都要大声地认罪：“我向党和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罪，向红卫兵小将认罪！”他们刚认完罪，自己就和其他同学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批判他们的认罪是如何地不深刻，避重就轻，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等等。并且，命令他们不仅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还要认识其错误和罪行的根源，从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一直到到社会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还要承认自己罪行的影响恶劣，余毒无穷。而他们，则不得不一次次被迫地认罪检讨。
这是扭曲了的悔改的又一个突出的特征：它常常是在强力的**下被迫作出来的，与政治上的**、控制直接相联。在政治的淫威下，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实行自我折磨、自我侮辱，即便是违心的话，也不得不说，还得装出一副样子，表明你说的是心里话。最近读到沙叶新的文章，他将此类检讨概括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人格的蹂躏”，真是入木三分。
在强力下有意志的屈服，但不会有心的悔改，悔改是志愿的，发自人的内心。
其实，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世界中，如何能谈论悔改？现今的时代，相对主义成了显学。人类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善恶是非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昔日为是者，今日为非；今日为是者，明日亦难逃为非的宿命。如此这般，根本就没有一个是非善恶的绝对尺度，人们根据什么认为自己需要悔改，向谁悔改。
妥斯托也夫斯基问得好：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同理，若无上帝，我何罪之有，又何必悔改！
四、人子如是说
但上帝在，所以，人不能不悔改。
虽然人为之悔改的事是丑陋的、邪恶的，但悔改之情却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人心对神圣的反应，是人心听到了那神圣的呼唤，而那呼唤者是上帝。
悔改，就是人心从罪恶中回转，归向上帝。
“回转”，这是关于悔改的一个关键字。
当年，以色列的先知们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上帝的呼召：
“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结14:6)。
人之所以要回转，因为他面对的是偶像，无论这偶像是佛祖菩萨、玉皇大帝、至圣先师、得道仙人，还是什么大师、领袖、歌星、球星，都是偶像，当人把他们视为上帝时，人就与真正的上帝背道而行。
“主耶和华说：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33:11)。
上帝要世人转回，是出于他的慈爱。他渴望世人相信耶稣，从而得到永生，不至于灭亡。
“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本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3：12─13)。
悔改的起点，就是人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背离上帝的罪孽。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耶3:22)。
悔改是心灵的医治，是上帝亲自医治我们的痼疾。
人回转的不仅是思想，而且包括行为。如同中国人一样，当年的以色列人也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心字。悔改，说到底，是心的悔改。人在悔改中向上帝献上的，正是自己的那一颗心，是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诗51:17)。
当年耶稣出来传道时，他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4:17)。
信福音与悔改是一体两面。福音是上帝的恩典，悔改是人心的回转。而人心之所以能回转，那是福音的大能在人心中运行。
耶稣复活后，他的大弟子彼得向以色列人传福音时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2：36─38)。
十字架的信息之所以令人觉得扎心，因为它正是扎在了人的罪之上。主耶稣就是为了洗净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就是上帝向人发出的呼召，要悔改，回心转意，从什么地方回转呢？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自己的罪。
五、“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
呼唤人悔改，这的确是不合时代潮流的。
当今时代的一个潮流就是“自我神化”，什么自我赞美，自我荣耀，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等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本来就是人一直存在的根性，但唯有在现代，自我神化才成为显学，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到社交术，人都毫不脸红地鼓吹自我中心，说什么上帝死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说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一言以蔽之，狂妄。
许多所谓的现代人，他们对之顶摩礼拜的最大偶像已经不是了庙里的泥菩萨，不是什么天公、雷母，更不是什么伟大领袖、模范英雄人物了。他的最大偶像是他自己。当然，他依旧可以把这个小小的偶像扩展为一个歌星，球星，一个领袖，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这就是人的悲哀，他自己本来不是上帝，却以上帝自居；他不信上帝，于是说没有上帝；他忍受不了上帝，于是说上帝死了。事实是：说上帝死了的人的确死了，但上帝依然在，在信他的男男女女的生命中，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之上、之中。
一个人若以上帝自居，或者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上帝，他怎么可能悔改！
当这种“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在中国大陆流行时，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这就是在中华文化中流传久远的虚假的圣人观、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
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化界中，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曾风行一时。他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所谓乐感文化，就是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以达到人的身心与宇宙自然的合一。与之相对应，西方文化则被概括为“罪感文化”，这就是基于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了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使自己的灵魂完全归依于上帝。无论是浮士德的无限追求，还是妥斯托也夫斯基的灵魂拷问，都是罪感文化的突出典型。
“乐感文化”的人性论基础就是性善论。孟子“道性善”，道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他之所谓的人性，只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凸显的是人的类性。而当他论到性善的内容时，其实只是说了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但谁都知道，可能虽然会变成现实，但它不是现实。并且，即便是可能，也不单单一种困难存在，而是多种可能并在。
但是，自从孟老夫子说了性善，又赞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古话后，“人之初，性本善”似乎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公理。连主张“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荀子，也不在乎逻辑的矛盾，说什么“涂之人可以为禹”，虽然加上了一点限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自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能成佛”，到禅宗的“顿悟成佛”，佛教更以“人皆可成佛”与儒家的“人皆可成圣”相对相峙而又相辅相成，更加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乐观主义。到了王阳明那里，就有了“满街都是圣人”一说，到了大跃进的时代，就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叹。
于是，尽管从孔老夫子起就哀叹“天下无道”，尽管有荀子主张人性恶，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心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进而也就无非产生出深刻的悔改精神。我们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有追悔莫及，悔不当初，但没有悔改。
到了今日，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终于出现了“悔改”这个词组。但其解释也不过是“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而已。即使我们对悔改这个词并不陌生了。但我们的心灵对它仍然是非常隔膜，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
六、人都犯了罪
人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无需悔改。?
人是因自己的罪而悔改的。
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
基督教的道理是从世人的罪开始的，而这个罪人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出现的。这一个人站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于是有悔改。
我相信，当年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传教士，一定会为如何把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翻译成中文而绞尽了脑汁，因为在中文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应的字可以翻译英文的那个字─Sin，勉乎其难，译成了“罪”。
中国人一看到罪字，就想到犯法；而罪人，自然就是罪犯。即使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的基督徒，并且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罪人，但随便翻开汉语字典或者词典，那上面对罪的基本定义还是作恶或者犯法的行为。因此，中国人对罪的认识，可以上到法律的高度，知道那是违法；甚至能上升到良心的高度，感到内疚。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上帝的高度，用上帝的话来衡量人之罪。而那正是基督教的入口处。就是说，人认识自己的罪与认识上帝是分不开的，人是在上帝的面前称为罪人的，所有的人都是。
基督教讲罪首先不是从人与法律的关系入手的，而是始终立足与人与上帝的关系，被上帝所创造的人悖逆他的创造者上帝，这就是罪。罪就是人因自己的悖逆使上帝与自己的关系破裂了，隔绝了。正因其如此，悔改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悖逆的人回心转意，与上帝和好。
从人与上帝的关系出发，基督教指出，罪是“矢不中地”。上帝创造了人，把自己的形象放到了人的生命中，希望人能活得像能像一个人，就是像基督那样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偏离了这一目标，偏离就是罪。最重要的是，人之所以偏离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而是人坚持走自己的路，而那一条路通向死亡。
克尔凯戈尔说得好：“人是不能靠自己来解说罪的。因为人自己已经陷在罪之中了，他关于罪的谈论，骨子里都是要替罪说话，想寻找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
人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与上帝的关系中，只有从上帝的话中才能知道罪。罪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是人拒绝相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公然违背上帝为人所制定的法律。〈罗马书〉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就是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的深刻之处，它不是以人的标志来衡量人的善恶是非，无论是从法律标准，还是道德标准。根据那些标准，人可以说是无辜的、无奈的，不幸的，但不能说是不义的；人需要的是认错，检讨，而不是认罪。需要的是内省，而不是悔改。基督教是根据上帝之言来衡量人之罪的。它把人最大的罪归结为人不信上帝，不信主耶稣基督。人之所以有种种犯法的罪行，人之所以有道德的种种堕落，究其总根源，在于人不以上帝为上帝，反而以自己或者一个偶像为上帝。
人若不是来到上帝面前，罪就不能绝对地显现为罪，罪就不能绝对地被定为罪。罪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它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它得罪的不止是人，首先是上帝，它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侵犯了上帝的主权，践踏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是光，若没有光，黑暗就不能显现为黑暗。
人在罪之中，所以要承认自己的罪。
人脱离罪恶，这就是真正的悔改。
七、逃避自我
人拒绝悔改是与人逃避自我不可分割的。
无论一个人多么缺乏自知之明，他总是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不是完美的，是有缺陷的，最起码的一点是，他达不到他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自我的形象。而当他观察别人时，无论他怎么迟钝，他总是能看出周围的人大都是有缺陷的。他无须更多的社会观察和社会经验就可以确信：人心比什么都邪恶。
但人并没有勇气深入他自己心里的深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时，他心中已经悄悄地假定了一个“完美的标准”或者“完美的形象”，但实际上他在人间绝对找不到“完美的标准”，也发现不了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完美”是属于上帝并且也仅仅指向上帝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感叹自己活得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们很少问一问自己，那个“真正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人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的，他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生命的可悲，因为黑暗是他渴望摆脱但始终也摆脱不了的阴影；他同时也不敢面对真正的美好，因为他关于真正的人和完美的思想都是指向上帝的，并且表明，他自己是从上帝那里堕落下来的。
但是为了拒绝上帝也拒绝自我，人就拒绝了悔改。而拒绝悔改的秘诀就是：把自己躲藏到“众人”之中，其公式是：我之所以作了这样的孽，是因为他人如此……，这一个他人可以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每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国家、民族、政党、领袖、上级领导、老师、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我们会说，是的，我错了，但我之所以作了这孽，主要是由于外界环境对我的影响，是外因的作用。
这个借口古已有之，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以来，人类的共同借口一直是这样的。当他们两位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树上的果子后，他们对上帝的辩解是什么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不是我的错，是那女人的错。而潜台词则是：那女人则是你上帝给我的。夏娃则说，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同样的逻辑，真是夫唱妇随：不是我的错，是那蛇的毛病，同样的潜台词：那蛇是你造的，是你的责任。
的确，他们俩人说的都是实话：是夏娃把树上的果子给亚当吃的，是那蛇欺骗了那女人。但是这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却被他们隐瞒了，这就是上帝早已经有言在先，对亚当讲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他们更没有坦白地承认，他们之所以想吃这果子，不仅在那果子好看，好吃，更在于他们渴望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蛇─邪灵对人的最大引诱就在于此，你们靠你们自己就能变得像上帝一样。
亚当、夏娃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模式，就是人犯了罪之后，他不仅没有勇气去悔改，反而以外因为借口为自己开头罪责。并且，当他与另一个罪人相比较的时候，他会权衡彼此罪孽的轻重、大小，会说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半斤对八两，五十步笑一百步。
人拒绝悔改，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他逃避他自己，他逃避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谴责，甚至任良心泯灭。
想到了文革，反右。毫无疑问，这些浩劫发动者、组织者永远也逃不了罪责。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清白？我们是不是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参入了那场大灾难？古希腊神化中有所谓的“潘多拉匣子”的故事，说是那匣子一打开，关在里面的邪恶的东西就都飞出来了。文革发动者作的正是打开那匣子的工作，但那里面飞出来的邪恶，绝对不是被突然地煽动出来的，那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且一直隐藏在我们心中。
八、在上帝面前作一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当年彼得与耶稣相遇时在，他在心灵被深深地震憾的状态下说出了这句心里话，将悔改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个悔改的人，他会这样说：上帝啊，求你带我回转。我们要归向你，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耶31:18)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根本就无法悔改，因为他绝对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灵魂的黑暗到底有多么深。
当一个人悔改时，他就是在上帝面前成为实实在在的罪人。如此这般，人就是不作他所不是的人─圣人、义人、好人，而是作他所是的人，罪人。
路德说：上帝只能收纳被人离弃的人，只能医治有病的人，只能使瞎子看见，使死人复活。上帝只能使罪人成为圣徒，使愚拙人有智慧。总而言之，他之怜悯遭受灾难的人，赐恩典给犯罪的人。
路德的话是从耶稣那里化来的。耶稣曾经引用〈以赛亚书〉说：上帝“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路4:18)。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有病的人，一个受压制的人，一个瞎子、死人，因为我们本来如此，本性如此。
当悔改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不会带著他曾经引以为骄傲的知识和智慧，不会带著他那令人羡慕的家庭、文化，更不会带著受世人称赞的德性。他带的是是他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是，一无所能，带著他在灵性上的完全破产。他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只是上帝的怜悯。他的心里话是：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当然，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两手空空。我们是带著我们摆脱不了的罪孽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拥有而上帝永远不会有的东西送给主耶稣，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当人悔改时，他的心是沉重的，它不能不沉重，因为它感到自己的罪孽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他会像保罗一样大声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拯救我脱离这罪恶的苦海呢？于是他祷告说，主啊，我真是罪孽深重呵。但是，我承担不了我的罪孽，我求你来替我承担。
我们把罪交给耶稣，求他饶恕，求他承担，这是交对了人。因为上帝将人的罪归于自己，并使无罪的成为有罪的，并为此而牺牲，使人在耶稣基督里头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启示，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53：4)。这正是信仰的安慰和力量，是十字架的安慰和力量。正如路德所说：十字架“叫你相信基督已经担负了你的罪，为你的罪付了重价，你的罪既然放在基督身上，你就该平安了，你的罪放得正好，正是应该放的地方”。
中国人哪，我的骨肉同胞，现在是我们悔改的时候了。让我们归向上帝，听到主耶稣的呼声：你悔改吧，
一、听起来刺耳
一九九一年秋，刚来到美国后不久，一个周末的晚上，妻子带我去了一个查经班。第一次听到查经班这个词，挺新鲜的。什么“经”啊，一问，是《圣经》。看到大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本正经地查，感到挺好笑的，心想：都什么年月了，在美国怎么还有人象我们当年那样学《毛选》。不过，出于礼貌的原因，我没好意思笑出声。查着查着，我就想笑也笑不出口了。大家查的题目正是“罪”。
多年后我才认识到，上帝真是幽默，象我这么一个骄傲的人，自我感觉又一贯良好，但他却在我第一次和基督徒学圣经时就让我遇上了“罪”这个题目，真是当头棒喝。可我，不仅没有清醒，反而与基督教别上劲了。什么“罪人”哪，“犯罪”啊，这些话，怎么听，就怎么反感，怎么刺耳又扎心。
基督徒们认真地告诉我：人是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人皆有罪，并且把我也圈在了罪人的圈子里。我认为这简直太离谱了，我犯了什么罪？怎么好好的一下子就成了罪人？岂有此理！于是我就和他们辩论起来，我认为罪人就是流氓、小偷、杀人凶手，怎么能把我们与这些人划等号？
基督徒用圣经上怎么怎么说来回答我的问题，但我那时根本就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自然也不会承认它的权威。那天争论结束后，只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就是我争得脸也红了，嗓门也高了，但牧师和基督徒还是和声细语。我佩服他们还蛮有修养的。
多年后我才问自己，为什么一听到罪人就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碰到了我的痛处，一个罪人之所以是罪人的根据，就是他在上帝面前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人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就绝对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
二、突破文化的隔阂
我之所以对人是罪人的观念那么反感，最表层的原因起于文化的不同。一看到中文的这个“罪”字，我就望文生义地认为：有罪就是犯法；罪人，就是被判刑的罪犯。
在深入接触基督教的过程中，渐渐地我看到了许多自己以往在马克思主义、儒家和道家学说中没遇到的新思想，而它们的确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发现在基本出发点上我就错了：圣经中谈论罪首先立足于在上帝与人的关系；而我盯着的则只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圣经中关于罪的观念，首先是一个灵性的观念，罪意味着人由于自己的悖逆而与上帝的关系隔绝了；而在我的文化环境中，罪则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是人犯了法。
从上帝创造了人这个大前提出发，圣经认为，罪就是人偏离了上帝为人设立的目标，就是人违背了上帝赐给人的律法。罪不仅是错误的行为和意念，它同时是罪性。不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犯罪。
我不能不承认圣经中关于罪的观念，它非常深刻，它把罪同人的本性连在一起，直逼人存在的根基。我承认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的理论价值，以为它是深化、更新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可是我把它仅仅限制在观念中。但事实上，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数目字，它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我、你、他。我拒绝面对自己的罪，怎可能明白罪是什么呢？不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我又怎么可能面对自己的罪呢？当先知和圣徒指责罪时，他们是呼唤人到上帝面前来悔改。可我不信上帝，怎么可能听到上帝的呼声呢？
三、逃避自我
到教会时间久了，我对人都是罪人的说法就不那么反感了，我承认：万物中最狡诈的，莫过于人类；世界上最黑暗的，莫过于人心。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17:9)这话我赞成。
但我不愿意承认我也是一个罪人。
我觉得自己有点小毛病，但毕竟不象有的人那么坏。世上比我坏的大有人在。但如果我以“不比别人坏”作为判断我行为的标准，那岂不是把灵魂卖给魔鬼了吗？
我更多想到的是，不错，就算我是个罪人吧，但我犯下的那些罪，主要都是由他人和外在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我用“他人”来遮掩自己的罪过。但“他人”算什么！“他人”可以为我的罪孽辩护，却不能令我良心安宁；“他人”能减轻我的罪恶感，却抹不去我以往的罪过；“他人”能使我的罪过合理化，却不能在我心中呈现天国。
问自己：难道我一直是由于“他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犯罪的吗？不。不是那样的。外在的环境之所以对我构成诱惑，是因我内心的邪情恶欲一直蠢蠢欲动，它既渴望被诱惑，也经常主动出击。
我也曾经下过无数次的“最后决心”，再也不犯错误了，但很快就又与邪恶妥协了，并且事后为此懊悔不已。多少次，面临道德的抉择，即使明知是非善恶，但自己却对善说“不”，对恶说“是”。我没有力量告别邪恶，我留恋那带着邪恶的欢乐。我的良心一次次在罪恶的深渊中沉沦。
多少次读《创世记》，总以为那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但当有一天我看到了自己在逃脱罪责时，我明白了，那里说的就是我的故事，我就是亚当，我就是夏娃。
亚当和夏娃吃过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亚当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而夏娃则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创世记3:12-13)他们的辩解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受骗上当的人；是外在条件的引诱促使我作出了那样的行动。而这个环境是你上帝造成的，因为蛇是你创造，所以，责任应该由你上帝来负。
亚当和夏娃的借口，是几千年来人类的共同借口，也是我的借口。我也象他们一样，对自己所犯下的罪孽的第一个天然的反应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错。就从这一点来看，我就不能不承认：我的确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
我象亚当和夏娃的地方不仅在我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更在于我的骄傲。亚当和夏娃之所以想吃禁果，最深的渴望就是：他们想象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一切邪恶中最大的邪恶就是：人想变得象上帝一样。
四、骄傲为万恶之首
我拒绝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最深刻原因就在于我心中那顽固的骄傲。
骄傲是我的老毛病。早在我小学三年级时的鉴定上，老师就在缺点的那行上写了六个字：有时骄傲自满。从那以后，这“有时骄傲自满”就总是出现在我的鉴定上，而“有时”接“有时”，就成了一贯。
我没把这个缺点放在心上。心想：人要是学习不好，没有什么能耐，叫你傲，你傲得起来吗？虽然老师一直希望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语录我是牢记了，没用，改不了。我不仅不认为自己因骄傲而落后了，反而觉得无论在学习还是工作能力上我都在不断进步呢。
进入大学后，知道这个毛病影响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但也认为它只是一个个人修养上的小毛病而已，无伤大雅。
奥古斯丁说：自从人堕落后，人的第一个罪是骄傲，第二个是骄傲，第三个还是骄傲。当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言时，我大吃一惊，有这么严重吗？但正是如此，说到底，骄傲就是人叛逆创造他生命的上帝，而以自己为生命的本源，以自己为万事的中心。如此看来，骄傲首先不是品德的问题，而是灵性上的问题，是人背叛了上帝，以自我为上帝。
以色列人的先知以西结曾经指责国王：“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以西结书28:1-2)而天使之所以堕落为魔鬼，就是因为他要高举自己的宝座到上帝的众星之上，他要自己象那至高者一般(参以赛亚书14:12-14)。
骄傲就是我心中的魔鬼。正因为我为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而骄傲，所以，我既不认识我之为我：一个罪人；也不认识上帝之为上帝：我的救主。而拒绝认识这两点，我怎么可能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呢？
五、我怎么能洗净我的罪？
我真的是一个骄傲的人，即使当我认识到了自己罪孽深重，我也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我的主。我想，好汉作事好汉当，既然自己作下了孽，就自己去承担起来好了。我不需要主耶稣偿还我的罪债，承受我应当承受的刑罚。这么想时，我还挺得意的，我以为自己有骨气。
但这是自欺。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他自己都犯了什么罪呢？若他连自己犯了什么罪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偿还自己的罪债呢？
中学毕业将近三十年后，有一次一个同学对我说，学德，你当年可把我整苦了。我听后大吃一惊，怎么，我整过你？她也惊讶，你都忘了？于是，她就数算起来了。而我那么多年中，从来就没认为我对她有什么错。由此看来，既然我连自己有意识犯下的罪都可能认识不到，那无意识中犯下的罪我又怎么能知道呢？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罪人，已经深深地陷在罪中，许多事情，在上帝的眼睛中是有罪的，而我则不以然。一个罪人，怎么能解释罪是什么呢？当自己面对那不得不承认的罪，还千方百计找理由为自己辩解，我怎么能洗净我的罪呢？一个罪人居然想洗净自己的罪，这就是他拒绝认罪的最后一道防线。
上帝啊，你怜悯了我，你使我明白了，我绝对不可能承担起自己的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担得起。是你，上帝，“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有罪”(林后5:21)，而那“无罪的”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你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洗净我的罪，使我能与上帝和好。
六、谁能拯救我呢？
正是骄傲，使我羞于面对自己在灵性上的完全破产，一无所有，一无所是。
我在信主之前的几年中，读圣经时，最难接受的就是《创世记》和《罗马书》。但奇怪的是，每一次来找我学习《圣经》的人，总是要从学《创世记》开始，而一位美国弟兄，则与我一句一句研读《罗马书》。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10-12,23)“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同上，5:12)
圣经中所指责的那些罪恶，哪一样我没有呢？无论是骄傲、狂妄、自私、贪心、邪情、恶欲、说谎、偷窃、不孝敬父母，还是嫉妒、争竞、诅咒他人、背后说人、自夸、背约、结党等等。这些罪我犯过。
我是偶尔才犯罪吗？不是。我是经常犯罪。罪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灵之中，我甚至在梦中、在下意识中也摆脱不了罪。我不是罪人吗？我怎有勇气说不是呢！
我真不知道，我内心的黑暗有多深！
几十年来，在理智上，我一直仇恨罪；但我的情感和下意识却强烈地被它所吸引。我的意志进行了一次次讨伐邪恶的战斗，得胜了，心中的魔鬼已被制伏了。但不久就发现，被**了的魔鬼又站起来了，它的名字是群。群魔乱舞，把我又一次打败。一次次的惨败，使我不断地增加了对自己的怀疑、沮丧和厌弃！而令自己感到最可恨的是，在我的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和肮脏的东西，竟同时存在！我作不了好人，也作不成恶棍。
我想作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但作出来的却常常是小人；我渴望灵魂清清白白，但自己却一次次亲手把它污染；我要作我命运的主人，实际却经常成了我恶欲的奴仆；我对罪一次次喊叫：“不！不！”但听到的回声却是，“是的。是的。”保罗的话道出了我的心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在我反省罪之前，罪已经扎根在我的生命中了：从我内在的心思、意念、下意识，到外在的行为；从我的过去，到我的现在。罪不是我存在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而是我生命的结构性因素。我在，罪就在；我展开我自身的过程，就是罪施展它在我生命中的权柄和影响的过程。罪是导致我一再犯罪的根性。
怎么可能不苦！我这个罪人又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中。这个有罪的世界先于我而存在，而我则不能不在其中存在，它是我生命中又一个结构性因素。我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历史、人和社会，它们在我还没自觉到我是谁时，就已通过家庭、学校、广播、电视等各种途径，不断加深我打在生命中的罪的烙印。我那内在的罪性与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断地调情，它们同流合污。
真是可怕啊！我羡慕那些真信主的基督徒的美好生命，我也知道耶稣愿意拯救我。但是，我居然害怕耶稣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在这罪恶中生活得太久了，对有罪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我不愿意也没有勇气抛弃它们。我要抛弃的罪恶太多了，我自己实在是无力弃恶从善。
主啊，一个需要被你拯救的罪人却拒绝你的拯救，这就表明了：主，我是你的敌人，我背叛了你，与你为敌。我以往所犯下的一切罪过，我得罪的不止是人，更是得罪了你──天地万物的主。
主，我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女。我的罪孽深重，我怎么能在你面前活着。但主你通过先知告诉我们：“主耶和华这样宣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结33:11)主，感谢你如此的圣爱，感谢你为了爱我、洗净我的罪，竟然让你的独生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十字架，那本来是该我去的地方，因为我有罪，但你无罪，却为我而死。我犯了大罪，得罪了你，但你却饶恕了我，赦免了我；我本来该承受由我的罪而来的一切惩罚，但你却把它们担在你肩上，舍命死在十字架。这就是恩典，奇异恩典。
一九九五年年初，在圣灵的感动下，我终于知道自己是一个浪子，得罪了人，更得罪了上帝。于是，在一个深夜，我跪下来了，承认自己悖逆上帝的罪。我在祈祷中向上帝呼救：慈爱的天父啊！我在罪恶的深渊向你求救：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求你赐给我新生命。在那个深夜，主拯救了我，我被称为他的儿女。
从此后，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是：主耶稣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1.祖国成了偶像
“爱国”一旦与政治联姻，戴上了“主义”的桂冠，并且要从小教育、反覆宣传、用许多方式鼓动，那么，它一定会扭曲了、变味了，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意识形态”──歪曲地反应了社会生活。
爱国的情感是可贵的，但它却可能为权力所扭曲，即通过煽动起全民狂热的民族情感，来建造一个巨大而又空洞的偶像：“祖国”。并且要求芸芸众生，无论是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还是在这一块土地上出生的，都要向它效忠，对它崇拜爱戴。其口号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献出(个人的)一切。
明眼的过来人都知道，什么忠于祖国，幌子而已。是权力打著神圣的幌子来玩弄老百姓的爱国情感，让被愚弄的人心无二念地肯定：现存的一切(从社会秩序，到权力和制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若反对，就是不爱国，是卖国，是汉奸。
在中国，这一脉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
早在古代中国，“国”的观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观念吞噬了。这“家”，不是每一家，而是“一家”之“家”；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数；如此一人，惟皇帝胜任，道是“孤家寡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前提，也是结论。因此，古时所谓的爱国是与忠君直接相联，只有忠君才是爱国。维系这一点的，不仅有皇权，更有渗透人心的伦常﹕“三纲”是也。“三纲”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其要义如宋儒所说：天下无不是的君。于是，“圣上英明”，君要臣死、民死，都不得不死。什么理由死，不必问，反正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现在自然都知道“国”与“家”有别了。但是，在祖国至上的爱国论的背后，沿袭的还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历史传统，只是充当这皇帝的个人或者集团，挂上了别的名目而已。
2.信教就是不爱国？
“信耶稣就是信教，信教就是不爱国”，这是扭曲了的爱国主义在信仰问题上的逻辑。虽然这逻辑很荒谬，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这历史大概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传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以，就有了“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的挖苦之言。少了的那个中国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装的“鬼子”，名之为“二鬼子”。
杀“鬼子”或“二鬼子”，则是因为把这“信教等于不爱国”的逻辑再往前推了一步──信教就是卖国。对于卖国者，杀无赦。动了这杀戒的，就是被歌颂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义和团。
在这场“杀鬼子”的动乱中，动刀动枪，杀人放火，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后煽风点火，出谋划策的，则是达官贵人，儒生士绅。前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见于直接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后者对基督的仇恨，则来自更深的恐惧：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曾国藩就这样声讨过：“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则在于，它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阴谋)”始终连在一起。这一点，从1840年，到1900年，到1949年，以至现在，一直没有改变。
无论是下意识地反感异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还是出于有系统的诬陷，说基督徒不爱国，最容易挑起民众蔑视与仇恨基督徒的非理性情感。因为从鸦片战争起，反对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的心声。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指责信基督就是不爱国，无异是将基督徒置于“民族罪人”的历史地位，也给残忍、卑鄙地**基督徒的作法，戴上了神圣的光环。
而尤其这半个世纪以来，为了信仰而受难，就使得生活在大陆的基督徒，不但与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并且，苦上加苦。但是就正当基督徒与同胞一同受苦受难时，当他们在苦难中还默默地爱自己的同胞，默默地为祖国祷告时，当他们忍受著耻辱与**，竭心尽力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好公民时，一百多年来泼在华人基督徒头上的污水，终于被殉道者的鲜血洗刷乾净了。
基督徒是爱国者。但他们心中的国比祖国更大，是天国。
3.良性与恶性之分
爱国，似乎是不用教育的，那是情之所至，理之当然，想让他不爱都难。即使他在祖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能恨伤害他的那些人和那权力，但他恨不了他的祖国。这情感那么自然，那么浓烈，就像一棵小树那样，只要根扎在大地，那泥土中的养分、水分，它不能不吸收。
多年前看春节晚会，听到了一位男声唱余光中的诗：“到如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大陆在那头……”他还没有唱完，我就觉得眼泪从眼角流出来了。那样一种对祖国的爱，若不是出了国，是绝对体验不到的。
但是，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从朴素的爱国感情，到理性的、健全的爱国主义，到狭隘的、极端的爱国主义、到官方的爱国主义，虽然有时很难画出一条清晰而又确定的界限，但区别的确存在在那里。
殷海光在论述“我族中心主义”时说：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任何一文化的份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但有良性与恶性之分。良性者肯定并爱戴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时也欣赏并且尊重其他文化里的这些东西；恶性者，只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绝对的价值，并且这些价值只存在于我一族之中，并且优于一切文化，从而对别的文化采取了一种鄙夷甚至排斥的态度。(注2)
狭隘的爱国主义之所以狭隘，不仅在于它把自己的爱仅仅限制在一国之内，更在于它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共同价值。而健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健全，就在于它不仅爱自己祖国的一切真、善、美，而且爱一切的真、善、美，爱与美善相连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不论它出现在什么国家。
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健全的爱国主义有其“达”与“不欲”两个方面﹕就“达”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不欲”而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耶稣更把它提升到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根本原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
4.极端的狭隘的陷阱
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现实中，我们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发现：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代名词，并且，它会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反西方主义。
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西方的，都是坏的，必须坚决反对。
它最先排斥的是一切外来的器物、技术(物质文明)，从“洋火”、“洋布”，到“洋枪”、“洋炮”。这一层排斥是最容易消解的，因为物质文明是非常明显地不具有国界的，而且它有用。
在器物之上，排斥的是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文明)。那心态，正著说，是“汉家自有制度”，反著说，则是“祖宗之法不可变”。
无奈民主、自由和**，乃当今世界之大流，挡是挡不住的。无论国情如何如何的特殊，当人们可以睁开眼睛自由地看世界时，他总是能看到法治社会与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无论有多少缺点，但总比专制、独裁、人治好得多。反民主、反自由、反**，哪怕它打著“祖国”的旗号，在道义上也撑不久的，只有破产一途。
若是从排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阵地退下来了，人还剩下一个阵地可以固守，这就是精神文化(精神文明)。凡是外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统统都是腐朽的，堕落的，甚至是反动的，必须坚决拒绝。套用一个公式，就是与西方的文化彻底决裂，或者说，与西方的观念彻底决裂。
拒绝“洋人”的“洋教”，不相信外国人的上帝，这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最后一块盾牌。
上帝居然有了国界的限制，这岂不是笑谈？但在这笑话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悲哀。指责“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爱国者”们，很少有勇气面对佛教，虽然他们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为什么同是西方的经，这佛经就读得，圣经就读不得？
其中的一个奥秘就是﹕流传在中国本土的佛教，早被中国文化改造了、同化了，成了土色土香的中国佛教。这自然令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有许多的自豪。但是，面对著基督教信仰，我们却发现，它从根本上撞击了我们的文化，什么人皆为罪人，什么救主耶稣，这样一些观念，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的。(而正是这样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文化。)
基督教信仰更宣称：这上帝是惟一真正的上帝，这救主是惟一真正的救主，这救恩是惟一真实的救恩，而这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需要救赎。
这不能不令我们中国人反感。有点文化的，觉得这贬低了我们的孔孟老庄；以圣人、好人、新人自居的，认为这羞辱了他们的人格；平民百姓，总感到这有些霸道、别扭：我们把儒啊、佛啊、道啊、关公啊，和耶稣都搅和到一起来信，怎么就不行呢？
最滑稽的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用来批判“西方人的上帝”的最锐利的武器，统统是从西方进口的。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还是东方主义，统统都是进口货。
5.走火入魔的境地
狭隘的爱国主义常常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它还有第二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中华的，都是好的，必须坚决拥护。
爱国之情往往使人过高地估计他生长于其中的文化的品质，这是人之常情。但若到了一个地步，认为凡是我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就连我这人种，都是宇宙间最纯正的，这就带上了邪气，因它使人心偏执。二战时的日本人相信，大和民族比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都优越，所以，他们就用屠杀来解救落后民族了。德意志民族如果没有对“日耳曼人的优越”强烈信念，希特勒无论煽多么大的风，也绝对点不起火来。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华夷之辨”，这一分辨，辨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在远古时期，中华文化与周边的某些文化相比，的确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事实。问题是到了今天，若还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举凡我们的文学、艺术、建筑、园林、哲学，历史、语言、甚至景色和美食，都完全优越于其它一切文化，对此，只有走火入魔可作解释。
在当代的中国，爱国主义的走火入魔，走的往往不是文化这条路子，而是政治这条路。其公式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的利益，个人可以牺牲一切。
问题是在没有如日本侵略之类的情况下，这祖国的利益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因为在一国之中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家，许多的阶层，许多的社会集团，还有一些党派。就连一党之内，按照**东的说法，也是党内有党的。那么，这祖国的利益到底是谁的利益？是否对所有的国民都有益？即使都有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得到了同等的好处？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种种的证明，大喊祖国利益的，往往是从祖国中受益最多的社会集团，并且，它们往往就是在祖国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正因为如此，动不动就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祖国的利益的，其代表性都是可疑的。
祖国的利益是有的，它是民族独立，人民自由，是繁荣富强，是法治，是民主，是**。而实现这一切，绝对不是把“祖国”放在神龛中崇拜就可以达到的。把祖国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它造成的后果，恰恰害的是生活在这一国土上的平民百姓。
把祖国当成高于一切的，必然导致一种扩大了的利己主义──爱国的利己主义。这个词是费尔巴哈提出来的，他说﹕“不仅有单数的或个别的利己主义，而且又有社会的利己主义，有家族的利己主义，有集团利己主义，有区域利己主义，有爱国利己主义”。(注3)
一个基督徒，即使在他真诚地爱著祖国的时候，即使在他为了祖国吃苦受难甚至舍命的时候，他也清楚地知道，祖国并不是高于一切的。不止是祖国，世上的一切，无论是财富、科学，还是民主、自由、**，都不是高于一切的。
这不是说科学民主这些东西不好，它们是好的，但不是绝对的好，而是有缺陷的美好，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至高至善的。这是其一。其二，无论它们怎么好，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创造出来的好，而人是被上帝创造的。人若敬拜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却不敬拜创造人的创造者，这岂止是精神的颠倒？这是毁灭的开始！
因此，正因为我深深地爱著我的祖国，所以我不能把祖国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套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我要说：“我爱我的祖国，但我更爱上帝”。
6.现代阿Q的疤拉
狭隘的爱国主义基于“两个凡是”的逻辑，又导出了另一种非理性心态，就是祖国是批评不得的。如果你说我们的祖国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繁荣富强，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国(比如美国)好多了，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气，爱国。但你若说祖国有什么病态，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在法治和政治制度上，在精神文化上有什么不足、落后，这就犯了大忌讳。你胡说！你小子是洋奴、汉奸！
这种非理性的态度，还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叫做儿不嫌母丑。这当然是顺著宋明理学的路子传下来的，由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变成天下无不是的祖国。
问题在于不嫌母丑，不能等于不承认母丑，或者索性鼓励她更丑。
基督教认为，不仅人皆有罪，而且凡是人所创造之物都打上了罪的烙印。祖国也是如此。这“母丑”，实际上往往正是罪之所在。因此，基督徒爱祖国时，这并不意味著他无条件地爱祖国的一切，他不能爱祖国中那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东西，他们不能爱罪，不能爱邪恶，不能爱暴行，不能爱专制，不能爱愚昧。
基督徒不仅不能爱那一切的罪恶，而且他要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的确是罪恶。正是基督教信仰中的这一点实事求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笔者就时常遇到这种状况，你若是从信仰出发，对大陆的现状有所批评，有人就说你不爱国，尽管他们平时对那些现象深恶痛绝！
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海外的大陆人听台湾人说大陆哪些地方不好时，心里就很气，那态度大概也是阿Q似的，大陆，那也是你配说得的？而当我们这些人回国探亲时，若我们说国内什么地方不好，国内的人听了心里也很气，那态度和我们对台湾人的态度，一模一样。
由此想到了“爱国贼”一词。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是我在网上看来的，出自大导演姜文之口。姜在谈到他拍的那部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著‘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姜所谓的“爱国贼”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若拒绝任何对自己祖国的批评，那他的“爱国之心”与“贼心”就相距不远了。之所以是“贼心”，因为他偷窃了祖国的良心，扼杀了祖国的良知，成为祸国的工具。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爱国者，由于他们揭露、批判了祖国之内的“丑态”(罪恶)，就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远的不必说了，现代的，彭德怀将军就是一个明证。他就因太爱这个祖国，说了大实话，所以死后多年，身上还背著“里通外国”的罪名！笔者还想到一些基督徒，尽管他们身上背著“帝国主义走狗”、“帮凶”等等的罪名，但他们就是被关在祖国的牢房中的时候，还默默地为祖国祷告。
7.异乡人的心里话
几年前我刚信主时，由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突然想到了一个怪问题：基督徒有祖国吗？想来想去，我不得不承认：从终极归属的意义上来说，基督徒是没有祖国的。
基督徒的国是天国。他属于基督而且只属于基督。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连他自己也不属于自己，因为他是属于主的。
世界上一切的“有”，包括我“有”祖国，都会归于消亡。因此，它们都是暂时的“有”，不具有永恒性，从而，不得称为真正的“有”。真正的有是与永恒相联系的，是在永恒中的“有”，换言之，它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因此，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基督徒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不错，他们有祖国、有故乡，但那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那是上帝亲手为他们所预备的城，这上帝之城美好无比。
但在现实中，人是有祖国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比如，我生而为中国人，喝著中华文化的乳汁长大。长江黄河，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山水园林，这一切已经深深地铸入我的生命中，无可挽回。尽管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但我的心眷恋的还是那片故土，我的祖国。
但对今日之我来说，祖国不是一个名字，不是可怕的权力，而是实实在在的乡情、乡音，是父老乡亲，是老师，是同学，是童年走过的路，是年轻时破灭的理想，是中年时精神上走过的地狱。即使我有不满、不平、怨恨，即使我有时想忘记，但我忘记不了我的祖国。此生此世，我注定是中国人，无可改变。
中国，那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既然上帝让我生而为中国人，既然上帝让我在神州大地上长大，既然上帝让中文成为我的母语，这其中必有他的美好计划，我欣然接受。
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主的命令使我不能不爱我的骨肉同胞。耶稣命令我爱我的“邻居”，也就是我的骨肉同胞，不论他们居住在哪里。如果我连我的骨肉同胞都不爱，我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我还会爱上帝吗？不会的。
主命令我向我的同胞传福音。福音，这是天下最好的消息，最珍贵的礼物，我怎么能不传给我的同胞呢？如果我爱他们，我怎么能不传呢？即使他们不理解我的心，又怎么样呢？因为除了主耶稣，谁能拯救中国人呢？
祖国啊，我的骨肉同胞啊，回头吧。你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你迷失得太久，回头吧，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吧。我的同胞啊，回家吧，唯有上帝的爱才是人永恒的家园。□
注：
1.谢扶雅《基督教与整个思想》第286页。
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21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第806页。
一、如果能……
〈我为什么成不了基督徒〉一文发表后，朋友们劝我写点东西。犹豫了好长时间，我还是动不了笔。我不愿意称沈中为先生，这样太生分了，几天前看到他回应基甸的文章中称基甸为兄，我就坦然了。我认识基甸其人，与他也称兄道弟，这样，我也就可以称沈中(大概也是笔名吧)为沈兄了。想必沈中兄不会介意吧。
我不愿意参加讨论的原因也是怕伤了和气。沈兄虽然对他所认为的基督教教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还是把基督徒当成朋友的，甚至认为一些基督徒是他见到的最友善、品行最端正的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在当今的时代能听到这样的话，不容易。因此，若是自己下笔时不小心走了火，伤了沈兄的心，那就不是得罪了一语能道歉的了。
实际上，我盼望的是与沈兄面对面地坐著，清水一杯，慢慢地讨论，而不是辩论，虽然争个脸红脖子粗也无妨，要是声音高了，我随时可以说一句对不起，相对一笑。不像这白纸黑字的，写上就板上钉钉了。
沈兄，我与你的这一番笔谈，不是为了争个你赢我输，我死你活，更不是为了斗嘴，而是一同去探索那生命的真理，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谁也不敢说我全知道了，即使我们知道了一点，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说，我将我所知道的在自己的生命中完全实现出来了。
沈兄提出了许多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回答清楚的。我感兴趣的是：沈兄提出了一个个如果上帝是上帝，他就不应该那样的问题。但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是，如果有上帝，上帝应当是这样的。沈兄，你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难道真的不能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吗？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沈兄你认为“道德的标准是无法定义的”，但又说，“世界上最不道德的是什么呢？是战争，疾病，灾害，事故，地震，饥荒，贫穷，是天生的不健康的婴儿”，那么，你又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疾病、贫穷等等的事情是不道德的呢？显然，你心中有一个道德的标准，但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如果上帝也同意你的看法，认为那些事情的确是不道德的，并且，他也指出了一条路可以制止这一切但人却拒绝听从，那么，责任到底在谁呢？
沈兄，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盼望能与你直接谈一谈，无论是电话还是电子信件都可以，不是为了说服你，也不是为了给你一套正确答案，说句实在话，一些问题我依然在探索之中，我只想与你作一个共同探索真理的朋友。
二、人值得活著
其实，我们能有多少新见解呢？对基督教的批评也好，辩护也好，快两千年了，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了，一部圣经，也被翻个差不多了；辩护的论点和论据，举出来的也不少了，愿意相信主的，自然承认：敲门，就给你开门；拒绝相信的，总有理由不信，并且还不少。沈兄，多年前我曾经激烈地指责上帝不该作这个，或者为什么不作这个？但我从来没有细细想过，如果上帝真的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作了，比如，一出现邪恶就立刻制止，那么，就不会出现我敌视上帝这回事了。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上帝有那样的海量，创造了人居然同时也给了人反对他的自由；也就是上帝，居然有如此的忍耐，等待这些浪子回头。而这些浪子(包括自己)就是对自己也时常厌恶得无可忍耐，人为什么不从上帝的慈爱著眼去思考上帝的慈爱呢？
这就是无数的现代人的心态：什么也不信，就信我自己。虽然自己也清楚，相信自己的最后就是死路一条，或早或晚。但谁愿意面对如此荒谬的人生，我过去虽然明知明天不在自己手里，但却以为死亡是他人的事，明天总是会来的，面包，明天会有的。我嘲笑基督徒把一切交给上帝是心灵软弱，但却不承认自己相信有明天是自欺。在一个拒绝承认有上帝的世界中生活，没有几分自欺、麻木和骄傲，能活得下去吗？
我非常佩服俄国大作家陀夫妥也夫斯基的一句名言：“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如果就是这么碰著撞著爆炸了冷却了就有了天，有了地，后来，又有了我此时在电脑前写与您笔谈的文章。我呢，风风火火走一回也好，默默无闻过一生也罢，反正，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死了，一了百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活著，及时行乐就是了，大英雄曹操早就说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天死与活。”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管了猴年管不了马年，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沈兄，我这么离题地说，就是我清楚，基督教不用我替它卫道，圣经也不需要我为它辩护，要是靠我的话，基督教早就亡了，圣经也不会有人读。我只是盼望你有大勇，敢于直面人生，问：人活著，值得吗？我们的先祖讲的是安身立命之根，这根在哪里，这是一个不能不问的大问题。基督徒的答案是：基督。或者说，上帝。
基督徒并不占有一切真理，他只是一个学习者而已，向真理学习，倾听真理，进入真理所宣示的生命中去。他只是心悦诚服地承认，尽管自古就天下无道，今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不到哪里去，但是依然有真理。主，你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人生的正路，因你在，人值得活著，生命有神圣的意义。
三、深哉，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
我们对上帝并非是知之不尽的，我们对上帝的所知十分有限，上帝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上帝无限地超越我们对上帝的一切认知。
保罗、奥古斯丁和路德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的历史。他们都共同地承认了对上帝的“无知”。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保罗惊叹：“上帝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的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的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的难寻！”而奥古斯丁则说：“我们说到上帝，你若不了解他，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呢？若是你能了解，他就不是上帝了。心灵能接近上帝，这乃是最大的恩赐，但是完全理解上帝则是完全不可能的。”据当年路德教基督教教义时曾经问一个农民：“弟兄，上帝是全能的，这句话的意思，你懂吗？”农民回答：“不懂，我不懂。”路德紧接著告诉他：“朋友，告诉你吧，这，我也是不懂的，而且人间所有有知识的人也都不懂。所以，就简单地相信吧！上帝愿意你好，就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
也许，这样的态度似乎消极了一些，但孔老夫子早就说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我们人类无法完全知道的，承认自己“不知”，难道不是一个恰当的态度吗？何况西方的圣人苏格拉底也坦诚地承认：“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在认识上帝这件事情上，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不是很恰当的吗。
四、我们不愿意知道的
沈兄，我想上帝不会因我们受我们存在的限制(时代，知识等等)而无法理解的来审判我们，审判我们的是我们明明明白知道却不愿意相信的。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是主”，这样的真理，圣经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问题是我们愿不愿相信，愿不愿顺从。人所必须知道的真理，人所能够明白的真理(它集中体现在“救恩”上)，圣经已经说了，也是人能理解的，人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人不愿意明白，拒绝明白，是因为人背叛上帝，是因为人的罪使人与上帝，与真理隔绝了。
顺便说说地狱，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基督教教义。奇怪的是，人们既然不相信有上帝，也不相信有最后审判，何必在乎有什么地狱不地狱呢？其实，只要扪心自问，我们就知道，地狱离我们并不远，它就在我们心中。它就是罪，骄傲还是自私，仇恨还是嫉妒，当它们在我们心中燃起大火时，我们就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地狱的滋味了。至对最终审判时所显现的地狱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恶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永远受苦？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斯托得就认为，地狱就是意味著恶人最终要被毁灭。(见《当代神学对话》第六章)也就是说，与上帝永远隔绝。葛雷格博德在《信心的跳跃》一书中说：“关于地狱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去了解它解释它，而是要逃避它。”我觉得他说得很妙。就我来说，我不明白的是，上帝如此渴望拯救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并应许信他的人有永生，但为什么人拒绝上帝要赐给他的天堂，同时又怨恨地狱的存在呢？
我虽然相信天堂与地狱，但我的确不很清楚它们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别人对我说的越具体我就越不相信他的说的。但主说了，天国就在你们心中，我承认这是真理。我需要的是在生命中呈现天国而不是地狱，至于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需要我操心，也不是我管的事。我需要管的事的是永远住在上帝的家中，在天父的爱之中，让生命呈现真理。
马克吐温说的很妙：“不是圣经中不能理解的让我不安，而是圣经中我能理解的让我不安。”问题是他所理解的是什么，有什么信心使他敢于说我理解。“上帝是爱”，相信马克吐温一定能从字面上明白，但他真的理解吗？我知道我自己，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我似乎也懂，正因为懂了才使我不安，因为我常常没有爱别人，没有把自己理解的东西化为生命，我只是在大脑中明白那句话的字面意思，但它所包含的生命我远远不明白。
想到了我过去的一个经验，也许可供沈兄鉴戒。我过去读圣经时，往往抱著一个挑刺的态度，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既然头长在脖子上，总得思考点什么。问题是我对圣经所讲的明明白白的真理却忽略了，更没有认真思考它们对我的生命意味著什么。以患难为例，问上帝为什么义人还会受苦，上帝没有回答。但圣经却说了﹕“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引自《现代中文译本》)。对于这样的话我们愿意相信吗？如果信了，我们就可以和无数的上帝的儿女一同宣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沈兄，聆听上帝吧，他爱你也爱我。只有他能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
1.谁解其中味？
清晨，我起来跑步。推开家门，扩胸，弯腰，做深呼吸，一股清新的气流直入肺腑，好甜！眼前，在一片落光了枯叶的小树林中，圆圆的红日，透过灰色的、褐色的和黑色的树干，正冉冉升起。刚才还朦胧的一团团枝头，渐渐地清晰了，亮了，发光了。跃上树梢后，太阳就刺眼了。于是我抬头向上看，高天，一片瓦蓝，蓝得明净、悠远，就连那三、两朵飘荡的白云，也显得格外的轻柔。我又转过头看身后的西天，蓝色变得淡淡的了，在淡蓝色的天幕上，有半轮淡月，还有一条条灰色的云，就像水在天尽头散开一丝丝灰朦朦的梦。如此不同的美景竟然和谐地呈现在同一个苍穹，真奇妙！
我的心陶醉了。我不得不赞叹：“上帝啊，你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妙！”
但当我在书房中坐下，想就“山水多情”这个主题写一点自己的感受时，却不知道如何动笔了。自己书读的少，有关这个主题的中文基督教书籍也很少。奇怪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书谈婚姻、谈孩子，却没有太多的书呼唤坐在电视机、电脑前的人们：走出家门吧，来到上帝的世界中，你的天地就大了。
当弯月爬上树梢时，未来的孩子们还能不能拍著巴掌唱“天上的星，亮晶晶”呢？他们还会不会对著星星眨眼睛呢？
信手翻了翻几本神学书，觉得许多神学家好像不大在乎大自然。他们只是在争论“一般启示”与“特殊启示”的关系以及上帝创造了世界时，才把自然顺笔带来。我彷佛看见他们坐在书房的转椅上，让“自然”靠著墙角立正，站好，然后板著脸(也许是一脸的严肃或沉思)，用低沉而又痛苦的声音追问：人们能不能透过大自然来认识上帝呢？
上个世纪，一代神学巨人巴特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不！》。对巴特而言，“永恒的上帝只在耶稣基督里才能为人认识，而不在其它地方”。他担心：“只要我们让小拇指黏上一点点自然神学，接下来必定是否定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巴特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神学思想的主流就是从人出发去寻找上帝，无论是士来马赫的从人的经验出发，还是立敕尔的从人的伦理出发，或者其他的什么从理性、从神秘的感受出发，这些出发点在巴特看来通向的都是死路。但巴特为了维护真理走过头了，因此，卜尔仁指出，创造物的本身就已经有了上帝的印记，这是不能否认的。
谁人能解自然的真味呢？
2.落木萧萧下
许多圣徒都说：他们最爱读两本书，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是大自然。并且他们是通过读第一本才开始理解了第二本的蕴味，然后大胆地宣布：“我爱大自然之美！”
第一本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许多年前，身为一个无神论者，每当打开圣经时，我最怕读的就是这句话。上帝创造天地的六天，就是我们现代人在日历上标示的一日吗，是表针转的那一圈吗？还是像老人们说的那样：天上才一日，世上已千年？还有，在创造天地之前，上帝在哪里呢？我看了许多书，也反覆思考，但还是不明白、不信。
信了，我才开始理解了。当摩西写下《创世记》时，他不是给我们这些自命为懂得科学的人写一本自然科学教科书，他是在神圣之光的照耀下，唱出心中对上帝的赞美，道出对上帝—－人类与天地的创造者的不尽的感恩。“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一句话，你不能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就是用望远镜也看不出神秘名堂。可是，这是人类所能听到的最雄壮、最崇高的话语，是要站在泰岳之顶放声高歌的，人唱了，群山会为之响应。这是要跪在野地上轻轻地默祷的，即使你不出声，但春花会为之含笑，春风会为之低吟。
人如果不去赞美上帝，他怎么可能明白“这是天父世界”呢？
圣经说：上帝创造了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上帝看他所造的是“好的”。上帝所创造的天地是“好的”，这是基督徒对大自然的最基本的看法。就是在今天，当我回想那些千古佳句，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心中要说的话还是：“上帝啊，你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好！”
在这美丽的创造中，我们看到了最美的一幅画卷：上帝“趁晚凉，在乐园中散步”(见《思高本》)。伊甸园是什么样的乐园呢？即使那最伟大的诗人弥尔顿，在他的《失乐园》中也无法真确地描述。圣经上只是告诉人们，那园子是上帝亲手为人预备的。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能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并且在那里有四条河，地中有许多的宝物。
上帝给人创造了一双眼睛，能看到美，欣赏美，并且又创造了“能悦人眼目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乐园之谓乐园，就在于真与善与美在这里是结为一体的，主体(人)与客体(自然)是和谐的，没有任何对立。
正由于乐园集真善美于一体，上帝才会在其中散步。在“散步”这两个字面前，我的想像力枯竭了。但我的心却感受到了那一定是无比的美好，那是上帝的儿女世世代代渴望亲眼看到的。但是，晚了。在乐园中已经发生了叛逆，而且那悖逆的夫妇在大祸临头前还推诿己过，拒绝忏悔。上帝在乐园中散步的时候，他一定知道那已经发生了的叛逆，他为什么还有心情散步呢？他在散步中想了什么？当他呼唤那人“你在哪里”时，他是否渴望人能跪在青草和野花上说，主，我错了？但是人没有。
从此，人就再没有听到上帝在乐园中散步的声音了。然而，只要人用一颗谦卑的心仰望太空，他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听到诗人的歌唱：“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也会知道保罗说的是实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
3.大地的叹息
但是，人的心灵向上帝封闭了。他既不能在春花秋月中看到上帝的创造，也不能于地老天荒处体会到大地的苦楚。虽然敏感如林妹妹(黛玉)者，看见了纷纷落英随流水而东去，就想到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想到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但她感伤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悲哀，而不是大地的苦楚。虽然那在天涯的断肠人看到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但他道的只是“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孤寂和愁怅，而不是大地的叹息。
大地的叹息久矣
保罗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因为它们“服在虚空之下”，受著败坏的奴役(《罗》8:21,22)在风尘仆仆的传福音的路上，保罗是怀著一颗什么样的心写下这诗一般的神秘话语啊。就是他，披星戴月，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行船中，偏遇到了狂风打破了小船；在旷野里，赤身露体，受尽了风寒。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保罗没有诅咒一句天地，他听到的是大地的叹息。
万物的叹息是什么？是花随风飘去，还是月有阴晴圆缺？是羊羔恐惧地望著豺狼，还是春风吹来，野草却不再新生？空虚，败坏，死亡，这难道就是大地的叹息吗？这些，也许是活在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只有上帝知道。
但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就是这叹息始终和人的罪孽相联系。圣经上说，自从人悖逆了上帝，地就因人的缘故受了上帝的诅咒，沃野中长出了荆棘，野兽与人为敌，山崩、海啸、火山、地震使大地颠簸不止。
我一直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因人的缘故而诅咒大地，大地何罪有之，竟然遭遇如此的横祸？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自己心灵的邪恶，我才不得不承认，人的邪恶与罪，使他连在阳光底下生活都不配，更不必说居住在乐园中了。
人是大地的污染者。人不仅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他本来应当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但却经常监守自盗，成了一个贼。他任意地剥削、**、凌辱万物，他根本忘记了，万物都“来自上帝”、“通过上帝”并且“在上帝之中”，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相互支持，相互制约。但是，现代人却破坏了这一切，人成了一个制造垃圾的动物。人所制造的垃圾，自然再也无力消化。而人制造的最大垃圾－—罪，只有上帝才能清理。
这一个过程开始于四百多年前的西欧。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端，为其提供了手段，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之合法化、合理化，人文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思潮，为之奠定价值基础。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如笛卡尔所说，自然科学的目标就是把人变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这种不受限制的控制慾，攫取慾，四百年来一直驱使著人们去控制自然，攫取、榨取自然，而这剥削的基本原则就是﹕有用。或者说得更明确，对我有用。
于是，人既忘记了自己来自尘土，又忘记了自己要归于尘土。他与脚下的尘土越来越疏远了。“我们对自然陌生的程度，与我们同上帝疏离的程度是相等的”(爱默生语)，我们将自然视为被征服的对象，自然就视人类为大地的毁灭者。本来同为上帝的所造之物，如今却成了仇敌。
于是，举目望天，在污染了的天空上，臭氧层张开了大大的破口；脚下的大地，不再有安息，土壤和植物正在逐渐中毒；伴随著一片片绿色的消失(全世界每分钟在摧毁一百亩森林)，是沙漠一步步向人类逼进。而更有狂妄者，竟然要复制人！
大地还能呻吟多久？
1855年，一位印地安人酋长控诉白人对大地的掠夺说﹕“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对我的人民都是神圣的，每一片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片细沙海滩、浓密森林里的雾气……多石的山峦、柔软的草地、小马、还有人的温暖的躯体，这一切都属于一个家庭。”更早的时候，一位伟大的中国哲人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都是人的同伴。这样的话，在许多现代人听来，近乎呓语。正因为此，无数的现代人仍然还在梦乡中，可怕的这是一个噩梦。
4.一花一世界
英国诗人勃莱克：“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
为什么我在大自然中看不到上帝的创造呢？为什么我总是认为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事物和过程呢？这是我在信主前常常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因为我心中没有天国、上帝、耶稣，所以，心里就黑暗了，自然也就看不到什么了。一个人，如果不首先在生命中分享上帝的几分神性，那他就无法抚摸到在自然中打上的上帝的印记。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被创造者，他就不能在万物中看到上帝的创造，这不是因为上帝没有创造，而是因为人不承认。
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天空中有飞鸟，耶稣看到的是养活它的上帝。野地的小花在开放，耶稣看到的是上帝给它们披上如此美丽的衣裳。征服者凯撒称他的房子是罗马，而德兰修女则在最穷的穷人中看到了化身的基督。
瑞士思想家阿米尔(Amiel)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境界。”
问题在于，什么是心灵。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与物质完全不同的心灵，一切都是物质及其运动的不同形态。但基督徒却相信，人是有心灵的，或者说，人是有灵的。上帝是灵。当上帝创造了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灵赐给了人，使人成为一个有灵的存在。正是这一点灵，使人不仅能超越一切事物的外形，看到了它所蕴含的灵气，也可以整合不同的事物，让它们构成了一个风景，并且，人是以他心灵全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来凝视这一片风景的。
在这一刹那凝视的目光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阳光下的一花一草，一水一石都有它独特的美，并且，从日出东方到夕阳西下，每一个时刻都展现了不同的美，处于此时此地的我所看到的这美，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看到，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再见到的独一的一幅画卷。
诗人赞美说：上帝啊，“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36:9)。心向上帝敞开，我们就看到了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名字是奇妙，我们在上帝的创造中看到的正是奇妙。看到了，我们就会像诗人一样说：“这是天父世界。”“宇宙唱歌，四围响应，星辰作乐同声。”“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群鸟欢唱齐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创造精深。”“风吹草声，知他经过，随处能听他言。”是的，是这样的。
人要是单单靠自己，他还是靠不住。不是他力不足，而是他心不正。
1.不是庸人自扰
不知道给自己的文章起个什么标题，碰巧读到了歌德的两句诗：“我们这些青年人，午后坐在凉风里”，于是就把它顺手拿过来了。问自己，歌德在凉风里想了什么呢，想了想，还是不知道。但我却想到了几个朋友告诉我的一段苦衷，他们也曾想过把孩子带到教会中，但想了想还是不敢。怕孩子信教后就不再努力奋斗，不肯竭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上帝了。
我多年前也有过同样的担忧。虽然今天知道这里头有误解，但心有时还是不能全放下。我就听过这样的宣讲，说你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好了，什么也不必做，一切都让上帝自己亲自来干。这不能说不是高论、妙论，但太高了，不著地。吃饭你总得自己张口吧，走路你若不迈开双脚，肯定寸步难行。我担心我的孩子在这样的薰陶下，当耶稣呼唤他们同行时，他们还肯自己行吗？会不会叫耶稣抱著、背著甚至扛著他们呢？
朋友们的担忧是有历史根据的。不必问罗素在《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一书中，给基督教列了多少罪状，不必在意无神论者霍尔巴赫说什么基督教是“在人类精神上散布昏暗的黑夜”，大略知道一些世界历史常识的人都听说十字军远征、宗教裁判所和伽利略事件，还有把女巫活活烧死。从古到今，总是有那么一些基督徒，打著上帝的名义，贬低、践踏甚至扼杀人的创造力，无论这创造力表现在科学还是文学艺术上。
有的基督徒为了掩饰这些丑闻，便说作这些事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你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判断谁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只要不是闭上眼睛不看历史，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那些人当年都是社会上公认的基督徒，在他们背后的是堂堂的教会。我们总不能说加尔文不是基督徒吧，但就是他把塞尔加特活活烧死了。
错了，就是错了。认错时需要的是忏悔，而不是辩护。为罪孽而辩护是无耻。
大社会学家韦伯一定会对罗素和霍尔巴赫的观点付之一笑，笑他们走极端，以偏概全。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鲜明地说明了基督教新教的伦理中包含了极大的创造力。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再次印证了韦伯的观点，并把它扩展到了政治和文化方面，认为正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教会将本身的活力赋予给了自己腹内孕育的新文明，让“这种创造力的源泉不断奔流到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世俗渠道中去”。以科技为例，“西方技术的惊人而巨大的机械设备，显然还是西方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副产品。这个强大的物质建筑的心理基础就是相信体力劳动是人们应尽的义务，而且是尊严的活动－－劳动就是祈祷。这种信念对于古代希腊认为劳动是俗夫和奴隶的本分的概念，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
相信耶稣并不意味著扼杀人的创造力，西方近几百年来涌现出来的许多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可以为此作证。
2.失落了的中心舆论
反思西方社会的种种乱象，细心人发现：实践上的混乱与理论上的混乱是不可分割的。而理论上的混乱集中表现为再没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关于“人”的根本观念了。在许多个世代，西方文明中有一些基本观念，它们构成了舆论的中心，或者对社会舆论有极大的影响。在这些观念中，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创造的。但是进入近代以来，已经没有这样的舆论中心了。正如卡西尔所说的：“我们近代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思想的完全无政府状态。”整个文化中没有一个中心的观念。什么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依德的下意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萨特的自由选择，一个人开一个摊子，都叫卖说自己的货最好，但过路人都说你的货也不怎么样。
在这些观念中，要么就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要么就是消极的悲观主义。前者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一直高举著理性与进步的大旗，而后者自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就在历史的舞台上唉声叹气。在乐观主义看来，科学至上、理性万岁，人无所不能，我就是我的上帝，人间就可以建立天堂；而悲观主义看到的却是日近黄昏，偏偏又下了萧萧秋雨，其典型词汇则是：本能、非理性、无意义、迷失、绝望、荒谬，等等。于是乎，贝尔论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宣称，文化言路断裂了。而有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出了毛病》。“出了毛病”，真是妙语。
人的创造力若拒绝上帝的引导，人的创造一旦背离了上帝，肯定要出毛病，不可能不出毛病。古代以色列人亚伦铸造金牛犊是明证，现代两次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亦是明证。
当年章太炎先生提出过“俱进化论”，认为人类文明的进展是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以此来描绘人类创造力的发展，实在精当。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一再表明，人是有创造力的，它的使用和发挥是不可估量、不可限量的。人可以用自己不断增长的创造力来荣耀上帝，也可以用它来造下越来越深的罪孽。而最可怕的就是，人以为自己正在用创造力建设人间天堂，但却不知何时早已经堕入了地狱。
3.扭曲的创造力
人的创造大概足以令天使都惊叹。但可能让天使更惊讶，是人的各种创造力之间如此不和谐。纽约有一个警察说过：“我们已经能送人上月球了，但却无法叫人上了公共汽车以后再往里走走。”这幽默是黑色的，且苦。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人的渺小和能力的有限，以为只要假以时日，人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掉。就是《国际歌》上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问题是能靠得住吗？无论人有多么大的力量，人要是单单靠自己，他还是靠不住。不是他力不足，而是他心不正。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叫“认识你自己”，我们祖宗讲的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但其困难程度早就被克尔凯格尔看透了：“人靠自己根本就不能认识自己，因为人已经陷溺在罪恶之中了。”他对自己的认识必然是扭曲的，他不是由于过高地估计自己而陷入骄傲，就是过低地估计自己而陷入自卑，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是麻木不仁、混日子、得过且过。
于是，人的创造力也被扭曲了。世界被扭曲了。
越是在人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不受外在对象和外界环境限制的地方，人的创造力就越是容易被扭曲。正如卜仁纳(EmilBrunner)所分析的那样：最接近人性及神人关系的思想与行动，往往因为我们自身的乖谬，受到的扭曲最严重，如神学、哲学、历史、文学这些领域中。而在比较客观的领域如物理、化学等，影响就比较少。在数学范畴中，扭曲几乎近于零。
但这扭曲，套用孟子的话，“非才之罪也”，不是人的创造力的罪，而是人心的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人的创造力是好的，但它却能被人心的邪恶用到了邪恶的地方去。人心一坏了，人的创造力必然会被误用。
4.总高宇宙一筹
无论我们有多么卓越的创造力，面对著浩瀚的宇宙时，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人在天地之间实在是太渺小了。
但人若认识了上帝，他就可以明白：“如果有一天宇宙把人捏得粉碎，人还是胜过宇宙一筹。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死亡，他知道宇宙优于他的地方，但是，宇宙对此一无所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语)
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的一切创造能力都是上帝赋予的，这是圣经关于创造的根本观点。
人是被上帝创造的。这不是人的耻辱，而是人的荣耀，并且是人一切的尊贵与伟大的唯一根基。人不是一个东西或者一群东西中的一个，他也不是从任何东西进化来的，更不是被无缘无故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被天地的主精心创造出来的。
一个被创造者，不可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他必然并且必须有所依赖。毫无疑问，人一出生就必然要依赖于自然界、社会文化环境和他人。而基督教则进一步指出，人最终依赖的是上帝，“因著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徒》17:28新译本)。
与人的被造相关的问题是，人是有限的。无论人如何创造，他的创造能力不是无限的，他所创造的总是不完美的、有待于完善的。人的有限不是罪。罪是有限的人不承认自己的有限，反而把人的有限视为无限，是人拼命抓住他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并将其看成最高的价值。于是，他就割断了自己与创造之源的联系，这是最根本的观点。
失去了根，人就成了一个浮萍，在水面上飘飘荡荡。他以为自己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但却是把生活之楼建在沙滩上了。即使是琼楼玉宇又怎么样，潮水一来，就把什么都卷走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成就，顷刻间化为虚无。就像经上说的，“你虽居心自比上帝，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结》28:2)。
5.什么的形像
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先秦的，“仁者，人也”，在对人的探索中，人们说了多少话啊，但是，最伟大的话只有一句，就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创》1:27)。
“上帝的形像”是什么呢，神学家们有许多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论点。斯托德总结说，这包括人拥有的自我意识的理智，作出道德抉择的能力，从事艺术性活动的创造力，建立爱的关系的能力，和内心对上帝的无限渴望。在这五个方面中，都潜藏著人的创造力。
上帝是一位从事创造的上帝，创造是上帝形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上帝把他自己的形像赋予给了人，人就有了创造的能力。人有了创造能力，他才与上帝相像、相通。
小时候看过蜂窝，惊讶蜜蜂把房子造得真美。长大后更惊叹的是，蜜蜂虽无创造能力但居然有如此伟大的本能。人不是动物，也不是固定好了的一套程序，人除了本能外，更有创造力，这是人的显著特徵。
根据孟老夫子的观点，人与禽兽的区别是非常微小的。但就是这一点点的区别，却在人与物之间造成了天地之别。正如卜仁纳所说：“在动物身上，我们看不到它们有半点倾向为真理而寻求真理，为美丽而创造美丽，为公义而推行公义，为圣洁而去敬拜那位至圣者。”但人却不停地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总是上下求索，不停止创造，“太初有为”，我想，这也许就是歌德创造的浮士德这个形像的意义所在。
5.尽善尽美
人的创造力既能造福于人类，也能为害于众生，这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出路？出路就在于让人的创造力为上帝所掌管，为上帝所使用。以色列的先知曾预言，上帝说“我必洁净你们一切的污秽，使你们远离所有可憎的像。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新灵放在你们里面”(《结》36:25-26新译本)。按照上帝这样的计划，上帝之子耶稣来到了人间，他要把“新心”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使之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才干的著名比喻，说上帝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才干，给了我们不同的银子。当他回来时，他要连本带利收回。这个“本”，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才干、创造力，这个“利”就是我们在一生中把此一才干、能力、潜力、创造力发挥出来的程度。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把他赐给我们的天赋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并存感恩的心，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行文至此，心中有许多的惭愧。孔夫子当年评论古代的音乐时，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武王时的乐曲，则“尽美矣，未尽善也”，而自己对上帝赐给自己的才能，不但未能够发挥到“尽善”的程度，更不必说“尽美”了。此刻的祷告是：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不要让我蹧蹋了你赐给我的才干。
中国人爱用个“搞”字，过去是“搞革命”，“搞运动”，现在成了“搞活”，“搞钱”，“搞乐”，就连过去带有贬义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并且是有本事的象徵。
1.别误解了唯物主义
有朋友问我，大陆今天的追求享乐、物质实惠的价值观，是否与过去多年宣传的唯物论有关。一想再想，这问题还真有点难答，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
当年恩格斯为辩证唯物论辩护时说，在庸人的眼睛中，唯物主义就等于吃喝、玩乐、享受、酗酒等等他暗中追求的一切。的确有人这样误解过唯物主义，但也的确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自己就这样地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了、糟蹋了。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自古即有之。有位学者说，“Materialism"这个词其实应翻译为“物本论”，而不是“唯物论”。“物本论”者，以物为本而已。那个“本”，是本源、本根、本质的意思。唯物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和精神，都可用物质及其运动的不同形态来解释。至于那种认为只有物质利益才是实在的、重要的，观点不应称为唯物主义，只能名之“实利主义”。
严肃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都鄙视只追求物质享乐的“实利主义”。古希腊的唯物论者伊壁鸠鲁以快乐为人生最高的善，但其快乐指的不是享乐和放荡，而是“身体上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但他恰恰反对人成为金钱的奴隶，说那是异化，他渴望的是人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人间实现天堂。
主张唯物论的，虽然大都是无神论者，但也未必个个都是。伊壁鸠鲁就坚决相信神明的存在，只是神只在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不过问人间的是是非非。激烈地攻击基督教的，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主要也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实践上的、政治上的原因。就连保守的黑格尔都看到这一点了，说他们攻击的是天主教中最无耻的迷信、教权、愚蠢、出卖良心，并且，无耻和不义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当年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同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们都辩论过。尽管这两个学派在哲学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保罗既没有拉一个，也没有打一个。他单刀直入要“把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因为上帝其实“离我们各人不远，因著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过去那无知的时代，上帝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藉著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作一个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23,27,30,31(圣经新译本)。
可见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人们主张的是什么主义，而在于人想出来的一切主义、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知道上帝，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上帝，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2.我们中国人哪
当年在北京读研究生时，一位老先生指点我要区分两种价值观，即哲学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这些哲学家的价值观，的确对社会有深刻的影响，并得到当权者的推崇；但盘踞在人心深处的、在社会上真正通行的，却是世俗的价值观。其核心就是追求福禄利寿、升官发财、功名富贵……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如果一个中国人有点异想天开了，亲朋好友往往会劝他“实际一点吧”。这个“实际”不是指客观存在的事与物，而是要你别逆著社会潮流走。而这个潮流的大趋势就是追求实惠、实际利益、实际效果。
十八世纪来北京传教的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就比较过，说中国人非常注重实效，而欧洲人则是异想天开。那时还没有胡适博士介绍过来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就是实用主义后来传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与那个“有效、有用”相连的，就不是真理的证实问题了，而是怎么样地处理实际生活或者说有什么好处。
深感于中国的老百姓太讲实用了，孙隆基愤愤地说，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此语不全是夸张。我们俗语讲的是“养生”、“养家”、“养孩子”、“养身子”“养精神”、“养老”，就连“大同世界”这个理想天地，讲的也是个“皆有所养”。与这个讲究实用相配的，就是林语堂所说的，“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没有胃口”。所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样的话，最对中国老百姓的胃口，并且，也容易消化。
1949年，革命了。革著革著，就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不管有产无产，都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笔者曾被灌输过这种世界观，后来也向别人灌过。什么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我上学的那个年月，人们说这套大道理听起来挺玄的，现在的说法是“太空”了。有多少中国人明白它，又有谁感兴趣？有是有，不多。政治课中精神溜号的现象从中学、大学到党校，比比皆是。
不过，那套道德观，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对中国人民却影响甚深。它最明显的特色，除了阶级道德论外，就是在革命旗号宣传的“禁欲主义、苦行主义”，即为了革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可以名之为“革命的禁欲主义”。从我明白事时起，灌输给我们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是“艰苦朴素”，是“节约每一个铜板”，是“小车不倒只管推”……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以致于刚进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必须学雷锋。不能不承认，在这种“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影响教育下，当年的确出了一批批追求理想的“革命的傻子”，他们严于克己，遵守纪律，鄙视享乐，无私地奉献，为了革命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样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是“有毛病了”，“傻得都冒傻气了”。
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禁欲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女孩子连穿条裙子都是腐化堕落的苗头。生活本来已经苦不堪言了，但还叫你吃忆苦饭，咽下去后还得思甜，就连人之大欲也被革命革得够可以的了，那八个样本戏中的女主角，几乎个个都是女光棍或者活寡妇，不近男色。
当然，那个“欲”只是让老百姓去禁的，官越大就越不在被禁的行列之中，这是另当别论的。需要点明的只有一点，到老百姓渐渐地知道了那些鼓吹禁欲的大人物们，是如何如何地纵欲之后，“革命的禁欲主义”就从道义上彻底破产了。转眼间，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开始的一个“价值解体”的社会过程了。
3.东鸦西鸦一般黑
从表面上看，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与享乐的价值观，是对1949年后流行的“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反抗。这些年来，尽管大陆不断有人批判当今时代是天下无道、人欲横流，要通过道德教育挽狂澜于既倒。但大势毕竟已经去了，回头无路。
手边有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贝尔写的大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1978年写的，据说是名著。书中说，资本主义精神有双重的起源，一个是韦伯所谓的“禁欲苦行主义”，另一个是桑巴特提出的“贪婪攫取性”。此两者一为“宗教冲动力”，一为“经济冲动力”。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者出现了严重的失调，“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则成为社会前进的惟一主宰。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大众享乐主义”。
他分析说，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汽车和电影电视的普及，广告术的普遍渗透，分期付款的信用卡制度的发明，这一切为“大众享乐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大众享乐主义的主要动机，就是追求无限体验的冲动与不受节制的享受，它的绝对命令是“享受生活”、“满足我的欲望。”让我们尽情享乐吧！让我们尽情地吃喝玩乐玩女人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朝死与活”。这些东西在过去被视为颓废、空虚和堕落，但在今天却被看成是想得开，是潇洒，是放达，是明智，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古代的所罗门王曾把那一切的享乐看成是“虚空的虚空”，现代人才不在乎什么虚呀空呀，他要先得到，先享受，要在人生中潇潇洒洒、快快乐乐、舒舒服服、风风火火走一遭。死了，拉倒！
就在教会这个历来被看成是圣地的地方，成功神学也正在大行其道。“只要你真诚深信你会有大笔财富，就能拥有它。”美国一位鼓吹“积极思想”的大牌牧师就这么“传道”，并且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而另一位主张“积极宣告”的“信心教师”则说，信心“乃是一种宣告”，“我宣告什么，我就可以得著”。有人用一句话概括出了这类所谓“新福音”，“那就是健康或者医治，丰盛或繁荣，有时甚至是财富，还有幸福。”“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钱财！我要得到繁盛！”除了这以外的，还有就是我要得到性！大概这太露骨了，在教会不能这么喊，于是喊我要快乐。
中国大陆目前流行的追求实惠、实利的道德观，正是在步西方的后尘。
4."天”塌了。
贝尔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这个危机早在十九世纪就种下了祸根，那时，尼采就狂妄地宣告，上帝死了。说完这话，他就疯了。
5.如果上帝死了，那人怎么办呢？这是个问题。
在被毛姆称为“主题伟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文学巨著中，陀思妥也夫斯基一再探索了这个问题。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即不信上帝的新派人物伊凡说，在他三十岁以前，他愿意像他父亲一样，“把色欲当作磐石来作为立脚点”。“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指色欲)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乾以前，是不愿意撒手的。”他的弟弟阿辽沙对哥哥说：“这就是沉醉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伊凡承认是的。那你靠什么方法幸存下来呢？阿辽沙又问，是不是靠卡拉马佐夫的方法：“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哥哥不得不承认，是的。
“卡拉马佐夫的方法”把没有上帝推到了逻辑上最彻底的结论：若无上帝，孰不可为！一切都是可以做的。这听来刺耳，但非常真实、坦率。多年来，大陆宣传的唯物论一直把无产阶级(或者“人民”、“党”)的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但是，“人民”的利益从来就是对的吗？再说，谁是人民啊？怎么去判断人民的利益？天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人民的利益一直是对的，我这个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高级动物就必须顺从它吗？这正是大陆唯物论宣传中的根本困境。
大哲学家康德早就看到了这个危机，所以，尽管他认为上帝是否存在在理性上是无法证明的，但在实践理性即道德生活中，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和永生，却是人的德性得以成立的基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造出来。”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也都是敬畏神明、上天的，所谓三尺之上有神明也。所以，到哪个庙都烧香，见神明都磕头。社会主义革命把这一套全扫荡了，说那是迷信。你不让人信，可以，但人总得信点什么，是吧。对神明的需要总得用神明来代替。
于是，大陆就造出了一个人间神，集合来看，它的名字叫：党；分别地看，那是伟大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代表著人民的党和领袖，从来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还要加上善与美。小百姓的看法就简单了，说上面不会错的，错的只是伟大的人民。
但是，当天安门广场上伟大领袖的“纪念堂”建成的时候，人心中的“天”却塌下来了，原来，伟大领袖也是人不是神啊！于是，当深圳特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经济活动的原则的时候，在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革命的初期是以尼采“打碎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为代表的(在官方的理论中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它表现为对旧的以“革命的禁欲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否定，从抚摸心灵的“伤痕”，到唱出“一无所有”，到把中国人崇拜了三十多年的神请下神坛。这时，被精神奴役的人们终于喘了一口气，说“解放了”。
但解放了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他面对著的是一个空虚世界，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了。于是善恶就是相对的了，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共产主义的理想太飘渺了，于是就寻求实惠；靠我们靠不住，只好“全靠我自己”了。八十年代初期大学生、青年人中间的那场人生观的大讨论，虽然官方竭力正面引导，但挑战者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哲学，或者直接就说“人都是自私的”，已经暗暗在人心中生根了，并且是植根于新的经济土壤中。
从此后，虽说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领域中，人们还在“摸著石头过河”，但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已经不用摸了，他们已经抓住了一个大石头，那就是“我”。一夜间人们好像都明白了，都想开了，哀叹一无所有没有用，最要紧的是抓住为“我”的，“跟著感觉走”的那个感觉，就是我的利益、我的享受、我的幸福、我的价值。而在我的世界中，最实在的就是物质利益。中国人爱用个“搞”字，过去是“搞革命”，“搞运动”，现在成了“搞活”，“搞钱”，“搞乐”，就连过去带有贬义的“搞破鞋”也成了中性的“搞女人”，并且是有本事的象徵。
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正挤著搭上“后工业社会”的列车，但在文化领域中，已提前加入了现代社会的俱乐部。中国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流行过什么像样的“现代主义”，有的一点点东西大都也是模仿或者抄袭，并且，往往慢了好几拍。但中国人正在竭力挣脱“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枷锁。
中国式的唯物论告诉中国人没有上帝，中国人信了。文革又使他看清了，伟大领袖也不是上帝；现在中国人似乎更真的明白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而我这个上帝关心的就是我自己。当然罗，咱们不必向西方那样公开地建立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霸权”，我们在嘴上在公共场合还要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但我们心里要明白，只有建设好我自己的小安乐窝，才是实在的。
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卡拉马佐夫的方法”，终于彻底摧毁了套在唯物论头上的光环。那么人可以抓住什么实在的东西作为救命的稻草呢？没有，什么也没有。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抓住我的实惠，我的享乐。他心里清楚著呢，这也是靠不住的。但管他呢，“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
但问题是上帝在，他一直在。耶稣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这一点，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可同作见证。他们没信耶稣前，也有心中魔，叫它财神也好，色鬼或者权力欲也罢，反正它们总是弄得你求生不满足求死又舍不得。不管你怎么淡泊明志，怎么寡欲绝情，可你面对的仍是情海无涯、欲壑难填。但自信了耶稣，他们不仅知道了一仆不能二主，人“不能服事上帝，又服事金钱”。他更愿意尊主为大。也是奇了，耶稣一在人生命中作了主，人从此就不再六魂无主。
当然，他七情六欲还是有的，也照样要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他明白了自己是个人，人活著，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时，他就觉得有一句骂人的话还真有不少的黑色幽默，那话是说，你这个人怎这么不是东西呀。
天地万物中，唯有人才问有没有上帝。人之所以要问，在于他有心。
1.动物不问有没有上帝
苦苦地思索著神与人这个大题目，理不出一点头绪来。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句古诗：“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于是我问，那乍起的风，吹不皱山，为什么偏偏能吹皱了水？但若不是起风了，春水怎么能被吹皱？如果把人心比作一池春水，那什么是风儿？噢，原来天地万物中，唯有人才问有没有上帝。人之所以要问，在于他有心。
动物从来不问有没有上帝，更不会为此而烦恼、而争论、甚至而战、而死。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非常厌恶荷马和赫西阿德笔下的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这两位文人把人间一切的无耻与丑行都加在众神灵身上，如偷盗、**、彼此欺诈等等。色诺芬尼认为：“世人都认为神只和他们一样是被诞生出来的，穿著与他们一样的衣服，并且有著同样的声音和形貌……其实，假如牛和马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作画和创作艺术品的话，马就会画出马形的神像，牛就会画出牛形的神像，并各自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塑造神的身体了。”某些无神论者曾把这段名言当作批评有神论的一个论据，说上帝是按照人的形像创造的。但这样的引用的确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因为色诺芬尼不仅相信有上帝，而且他还相信这个上帝在形像和思想上都与人不同。
人询问有没有上帝，这至少表明了人不是动物也不愿意变为动物。
2.人造的神明
我从没见过动物造出的神，但看过人造的。这神明或是风雷日月、河流山川，或是马牛羊，龙虎豹，或者竟是黄鼠狼子。在那钟声悠悠的寺院内，在那香烟袅袅的供桌前，我越是细看那些神像，我就越觉得他们好像我们中国人，那鼻子，那眼睛，真是像极了！当然也有不像的，但这原因在于几千年历史的变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坚持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造出来的无神论者费尔巴哈自述，他思考宗教问题的方法是“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所以，神学之秘密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意思是说上帝就是人，上帝的本质(善、爱和人格)就是人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只是人把他的自我意识外化为一种与人完全不同的绝对本质，这就是神。
费氏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的确，古今许多的神只是人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出来的，并且至今还在不屈不挠地进行这个创造。甚至宣布自己就是神，比神还了不起。
人能造神，并不等于神就是人造的，也不等于神的本性是人的自我意识。基督教一再说，人造的神是偶像。这偶像就像中国的老百姓说的：“八面威风、十分无用。”
能证明或者否证上帝的存在吗？
有人造神，也有人思考有没有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部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尼采和沙特，都围绕著上帝问题在思索，在争论，也可以说是在打转。信者说有，不信者说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争吵的阿公和阿婆虽然说的不是一个理，但争论的方法却都是“说理”，要从逻辑上证明或否证上帝的存在。
中世纪的伟大神学家阿奎那从第一推动者、第一因、目的论等五个方面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可惜，这五大论证都被批评过，人们问：“为什么无限之因不能成立？即使这能证明有一个或者几个上帝存在，又怎么能证明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最有趣的是，哲学大师康德把阿奎那批得体无完肤，可他自己竟然又提出了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可以想像，等待著康德老先生的也只能是一个体无完肤。
自康德以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人的有限理性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理性对于超出人经验范围的事物，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否则它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对于现代多数的哲学家来说，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无论是证明还是否证上帝的存在，都是完全不可能的。能证明则能否证，反之亦然。是啊，上帝若是要靠人的理性来证实存在，那还是上帝吗？若一个人能从理性上、逻辑上、推理上否证上帝的存在，那他还不是上帝吗？
既然证明也证明不了，否证也否证不了，怎么办？当代有一种思潮开出了一个妙方，它宣布上帝存在与否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像哲学家艾耶尔所说的，上帝存在与否是一个既不能真也不能假的形而上的说法，只好取消这个问题算了。先生，且慢。就算是你把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取消了，可那并不能取消上帝的存在啊！
3.反对理性专制主义
保罗早就说过，上帝之子耶稣竟被钉死在十字架，这在人的理性看来的确是荒谬绝伦、愚昧透顶的！但上帝就乐意用这在人看来是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愿意信靠的人。走向上帝的路，是一颗敞开了的人心，而不是一堆绞乾了的脑汁；是信仰、是忏悔、是顺服、是谦卑、是爱，而不是逻辑、推理和证明。“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不是理智。上帝是人心可以感受的，而不是理智可以感受的。”(巴斯卡)
早在第三世纪初期，基督教神学家特土良就以雅典来象徵希腊哲学，以耶路撒冷象徵基督教信仰，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有何相通之处？学院和教会之间有何相通之处？我们信仰的体系，来自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教导说人必须用单纯的心寻求上帝。”
一颗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心，一颗谦卑的心，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这样的心，上帝必不轻看。人有了这一颗心，他就会像特土良一样豪迈地说：“任世人说我们的信仰是荒谬的，正因为荒谬，我们才信仰！”他就会像纽曼主教一样坚定地宣布：“千难万险都不足以使我怀疑！”
早在三百多年前，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巴斯卡就提出了一个个令人深思的命题。他说：“心灵有其自己的理智(道理)，这是理智所不认识的。”他说：“信仰乃是上帝的一种恩赐；千万不要相信我们所说的：‘它是推理的一种恩赐。’”他说：“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没有达到认识这一点，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这就是巴斯卡，一个堂堂的汉子，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他也要**理性主义的专制，剥夺理性审判上帝的权利。
继巴斯卡之后，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有一个叫舍斯托夫的知识分子，他又“以流血的头颅来撞绝对理性的铁门”了。他在撞这铁门时一定会听到特土良在他耳边说：“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而可信；埋葬后又复活了，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对，这就是真理！舍斯托夫默默地点头。几千年了，为了得到理性的赞扬，多少人失去了生命中那最宝贵的东西－－信仰。自从希腊哲学侵入基督教信仰后，怕丢脸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有义务不仅使雅典和耶路撒冷和解，而且命令耶路撒冷去雅典诉罪和谢恩。凡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东西，都必须用雅典的秤先秤一秤。人们热衷于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理性推理，其实不过是让耶路撒冷去雅典法庭受审而已。
噢！雅典，理性的象徵，逻辑的庙宇，科学的殿堂。你自认是创造者，是立法者，是审判者，是万王之王，坐在至高的宝座上。理性必须判断一切，理性有能力判断一切，理性的审判是最后审判。即使上帝存在，也必须首先能够被理性、逻辑和科学所证明。凡是理性不能证明的，就是假的、恶的、不可能存在的。“当理性觉得可耻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感到害羞；当理性谈到愚蠢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愤怒；当理性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大家就应当顺从。”天哪！理性居然要成为人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宰。
别了，弗洛伊德医生，你说未来的希望就在于理性将最终统治人的心灵。别了，罗素勋爵，你称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真正朋友。别了，启蒙时代的衮衮诸公，你们高呼理性万能！理性万岁！但我们听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枪声，我们看见了在人间建立的天国一个个地倒塌了。我们生活在污染了的环境中，超越这一切的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因此我们经历到了并且也看到了千千万万新生了的男男女女。于是我们有勇气像前贤一样地说：“在理性以为可耻之处，我们不必害羞；在理性断定无法理解的地方，人应期待真理；在理性看到完全没有可能的绝望之谷，神的儿女们在深渊中向上帝呼救。”
4.理性诚可贵
反对理性专制主义的专制，并不是反对人的理性。上帝创造了人的理性，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个天地之中有上帝，就如保罗所说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康德以他的墓志铭印证了保罗的话。那墓志铭是﹕“仰望太空，星光灿烂；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道德律保罗称之为“是非之心”，它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
居住在城市里的现代人，很少仰望星光灿烂的太空了。但是，当牛顿观察到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时，他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必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作为。”当美国的太空人登上月球时，他吟诵了古人大卫的诗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也许有人曾问，为什么你们所说的“上帝的事情”我却不晓得呢？巴斯卡会这样回答：上帝既愿意公开地向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的人显现，又对那些一心躲避的人隐藏起来。他使自己的标志为那些追求的人看得见，又为那些不追求的人看不见。对那些一心渴望看得见的人，便有足够多的光明；而对那些怀著相反的心意的人，便有足够多的幽晦。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5.只有上帝才能告诉人上帝是谁
无论人怎么去寻找上帝，靠他的力量和智慧，他绝不可能认识上帝、找到上帝。人类靠自己去寻找上帝的一切努力，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上帝与人之间有无限的距离，这个距离，靠人根本就无法消除。人就是人，上帝就是上帝。因此，人需要上帝来告诉他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很好地谈论上帝。只有上帝赐下了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人才有可能明白上帝的事。
上帝通过一部圣经清楚地告诉了世人他是谁，他让人在耶稣的生命中看到了他自己。正如人在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上帝。
这就是上帝，他从无中创造天地万物，又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他赐福亚伯拉罕，并让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他在何烈山告诉摩西的名字是自有永有，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十诫。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过红海，进迦南。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世人并定意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面对著这样的上帝，摩西脱下了鞋，蒙上了脸，因为怕看上帝；以赛亚惊呼﹕“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面对著复活的主，多马俯首敬拜：“我的主！我的神！”
在一部圣经中，上帝不仅从来不为自己的存在而辩解，反而向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相信我、跟随我。
6.哪一个上帝死了？
与基督徒宣称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相反，早在十九世纪末，尼采就宣布：“最近时事中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上帝死了。”
“哪一个上帝死了？”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至少有三个上帝形像：一个是圣经中的上帝，一个是形而上的上帝，即哲学家根据形而上的原理而推论出来的上帝，一个是不同时代的教会神父和牧师们所宣讲的上帝。利科的回答是﹕“我们只能回答说，形而上的上帝死了，还有神学的上帝也死了。”是的，我们知道，一些神父和牧师们所宣讲的上帝的确死了。
当尼采解释“我们已经把上帝杀死了”的意义时说，人们对人、对道德、对真理的看法都随著基督教的上帝的灭亡而消亡了。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不变的善和绝对的价值了。一切都是相对的，我就是我的上帝。
圣经中没有像尼采这样的理论上的无神论者，但诗篇第十一篇记载了一个实际上的无神论者：“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而他之所以说“没有上帝”，是因为他不怕上帝，他行了可憎恶的事却不以为耻，他以为他在暗中作的孽永远不会暴露，他行恶却不怕报应！
我们现代这些聪明人多么像古代那个愚顽人哪：吃吧！玩吧！我们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了。愿作什么就作什么吧！道德法则是用来束缚软弱者的，强者为自己立法并叫众人服从。作恶有什么了不起？在你为恶，而在我则为善。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的目的，我为什么不能把他人当成工具？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死后皆空，立德、立功、立言是一片荒唐！用剥削陷穷苦人以永远的贫困，以**使无助者失去作人的尊严和自由！什么战争、什么吸毒、什么**、什么堕胎、什么污染环境，这一切有什么不可以？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7.说不尽、说不明白的苦难
“我为什么受难，这是无神论的支柱”，毕希纳的这句话说出了许多人拒绝上帝的根本原因。对于他们来说，隔在人与上帝之间的是一片苦海，是纳粹“奥斯威茨”集中营内的哀声祷告，是唐山大地震留下的断臂残肢，是孤苦伶丁的非洲黑孩子一个个地被活活饿死。
“为什么上帝不制止罪恶？”从伊壁鸠鲁到费尔巴哈，在愤怒的呼喊中，有多少人摆不脱那浸透了苦水的沉思﹕既然世界上充满了邪恶和苦难，那么，上帝或者无力改变，从而就不是全能的；或者不愿意改变，从而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一个全知、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应该创造一个没有恶的世界。
我们的先祖没有像希腊哲人那么多的哲思，但同样有流不尽的眼泪。早在诗经中先祖就发问：“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这些民歌表现出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对上帝的疑惑、埋怨、甚至可以说是怨恨。在西方的思想界、哲学界、神学界，关于苦难的问题，从奥古斯丁以来人们争论了几千年，双方的基本论据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一方能满意自己提出的解答，更不必说满足对方的结论。
其实，在伊壁鸠鲁以前，约伯就问过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就是无辜人、好人、善人、正义的人为什么遭受苦难？
当上帝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疑问时，上帝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他说的却是宇宙万物是谁创造？上帝的奇妙作为谁能理解？上帝甚至反问约伯：“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约伯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好人为什么遭难，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上帝没有回答，约伯也没有再问。人的苦难是无法说明的。于是，多少世代的人就一直在问，当我遭受苦难的时候，上帝在哪里？答案是﹕上帝在十字架上。耶稣亲身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的痛苦。
苦难的存在，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即使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人的苦难依然存在，苦难的原因依旧得不到说明。只有当上帝以无尽的爱和人一同受苦，只有在耶稣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中，苦难才获得了意义；这就是无论人遭受了如何的苦难，但只要人和上帝在一起，就有平安，就有希望，就有爱。
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即使上帝为你我清楚地解释了苦难的原因，又能如何！面对著苦难，人需要知道的不是它为什么临到，而是我将向何处去。人需要问的不是上帝何以能受苦，而是我如何去分担上帝的痛苦。人在苦难中需要的是能像大卫一样说，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是我随时的帮助。
有一对弟兄从小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当他们放弃信仰基督时说，令他们困扰的问题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基督教跟他们是否有关系？”或者上帝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这也是许多被社会认为是成功的人感到困惑的主要问题，他们不觉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上帝。
基督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在每一个时代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面临的并且必须不断地要回答的问题。
不错，不信上帝，人依然可以学习工作、结婚生子，可以五子登科，甚至德性高洁。但难道这就是人生活的全部？难道金钱、事业、权力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否把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叫作人生的意义呢？爱因斯坦说得好：“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更何况，当人有勇气去面对人生时，他不得不承认，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中，生存是没有根基的、生命是荒谬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无论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到头来他所能发现的都只是虚无，而他用来遮掩虚无这个真相的，不过是无聊与平庸而已。
从古到今，人必有一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从来就没有作为人活过一天；可怕的是我的活著仅仅是活著，没有任何意义，如同行尸走肉,可怕的是在我今天生活中我所满意的这一切，等待著它们的是虚无。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为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意义，永恒的意义，这意义就是上帝对人无尽的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需要爱，每一天的生活中都需要爱。爱上帝、爱你的邻居，这就是人生命的意义所在。
张岱年先生，是我心中永远的师长。
上一次见到岱年先生是九七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探亲。那时先生已经八十八岁了，但还像我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头脑非常清楚，胃口也很好，一边大口地吃着红烧牛肉和炒海参，一边还说很香、很香，只是听力差多了。他开玩笑说，现在得对我大声疾呼了。
与先生别后，心中总惦记着一件事，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先生九十大寿，愿上帝保佑先生平安。
我是在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史时,才知道了先生的大名，等到多次细读了先生的大作─〈中国哲学大纲〉之后，我不得不同意曹聚仁先生的评价，"宇同(即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其成就不在冯友兰先生之下。"我那时以为，先生写这将近六十万字大部头时,一定是老先生了，后来才知道，先生完成这部立身之作时年仅二十八岁，尚不到而立之年，时为一九三七。
亲眼见到先生时，先生已经快八十岁了。那是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读研究生，导师刘宏章邀请他的老师张岱年先生讲课。先生拄着拐杖走进了教室，穿的中山装已经洗旧了，是蓝色的，提着不知是哪一个会议发的一个布包包，白色蓝色相间。他说话有时有点口吃，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没有一点名流的派头。若不是刘老师介绍，我怎么也不会信这就是北大的名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泰斗。
课后，按照刘老师的嘱托，我和范鹏同学负责整理张先生的讲课录音。
整理先生的讲课稿非常容易，记下来就是了。正如先生行文喜欢简练一样，他讲课也简练，没废话。当时我气盛，在整理的过程中，没有征求先生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在他的稿子上增添了几句话，当然也有根据，是他早年写的〈中国哲学大纲〉。
稿子整理好了以后，我和范鹏骑了二十多分钟的自行车,从颐和园后面的中央党校,到了先生的家.师母给我们开的门,并说请进,请进.
我们把稿子交给了张先生,他看后微笑着说了两句话，"加的好。加的好。谢谢。谢谢。"
我们告别时，先生站起来，要送我们俩。我们担当不起，忙说:先生不要送了.
先生重复地说："要送。要送。"
先生送我们到了楼梯口，还举起右手连连跟我们说："再见。再见。"
以后每次告别先生，先生都要送，都要说"再见、再见。"
这一声"再见"，使我成了张先生的私淑弟子。
已经过了十多年，我还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先生书房时的感受，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震惊。先生住在中观园四十八楼第二层，两个卧房一个小书房，此外在别处还有一间小平房，放书。先生的书房小到了转不开身的地步，他见我和范鹏来了，就先站起来，把椅子转过来，再坐下。我们两人一个坐在靠着墙的旧沙发上,一个坐到了书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后，谁也动不了了，因为腿根本就伸不开。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位学术泰斗的居住环境如此寒酸，而这还是在北大，还是在文革已经结束了十多年。但先生似乎对此已经无所谓了，或者无可奈何了，他只想抓紧有限的时光，多写几本书、几篇文章。
与先生熟悉后，我曾问先生为什么不给这书房起个什么名号。
先生笑了，说，你看这能叫什么呢？想了想又说，叫蜗牛居吧。但紧接着又说：蜗牛居，不雅，不能这么叫。现在我想，先生大概还是有些怕，怕起了这么个名字，传出去了人家会说他发牢骚。
不久后我给先生送稿费，又进了他的"蜗牛居"。先生说这份稿费他不能收下，因为是我和范鹏整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收下。我们怎能收！但先生坚持必须收下，至少要收下一半。
我们别不过先生，只好全收下了。我握在手中的不是几十元钱，而是一个仁厚的长者对后生学子的一颗爱心。
先生淡泊于利，也淡泊于名。他的文集中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他担任主编、和别人合写的书，他一概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弟子按照他的思想和他一起写的文章，他也不收入自己的文集。他的看法很简单，"那不是我写的。"
在北京的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八七年夏，我要毕业了。有一天，先生突然打来电话，约我和范鹏去饭店吃饭，说是为我们俩人饯行。那时我正因为研究生班内的某些事情伤肝火，以为太不公道了。但就在此时听到了先生清清楚楚所说的那两个字："饯行"，我很感动。心想，无论在京城的这两年遭遇了什么，遇到了先生这样的一个人，值得了；无论自己这一生学到了什么，有先生这样的一个仁者作我的老师，值得了。
一转眼，快十二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先生。又一转眼，我在美国生活也快八年了。这八年多来，当我怀念我的祖国时，我的祖国的概念中包含了我的先生，正是在像岱年先生这样的一个个中国文人的生命中，我抚摸着祖国的心脏。
和先生接触几次后，我发现先生同许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同是什么呢？我仔细地阅读了先生的书籍和文章后我发现，原来先生是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哲学史的，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有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中国哲学史史家。
我为这样的发现而兴奋不已。我不相信先生在从三七年到四八年的这十一年间，思想上是一片空白。
一次去山西,偶尔从山西出版社出的一套学者小传中，我看到了先生在清华园解放前曾写下了若干哲学手稿。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先生拿出了他四十年前写下的哲学论稿的手抄本，让我读了。那些手抄本都是仔细装钉好的，有黄色的封面，文章是当年先生求人一字一字抄的，字很漂亮。把这些手抄本捧在怀里，我突然体会到了什么叫如获至宝。
这些论稿写于四十年代，还没有完成。四八年清华大学解放后，慢慢地，先生知道了自己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于是，五三年秋，先生求人把它们誊清后，就锁到了箱子里，这一锁，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来，我是它们的第二个读者。后来先生告诉我，他没想到他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哲学论稿问世。我知道，不是他不想，乃是不敢想。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除了一个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过。
再三地阅读了先生的手稿后，我兴奋不已，好像在精神的王国中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原来，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就有这么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批评当时"多数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主张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即将唯物论、唯心论和分析哲学综合起来。他提出了这个主张，并按照这个方向在中国哲学中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综合创造。先生的思想被锁在箱子里三十多年，这实在是思想贫乏的中国思想界之不幸。因为早在一九三六年，孙道声就著文将张的哲学思想概括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
八七年的那个春天，我一再劝说先生把他的手稿公诸于世，张先生听后犹豫了，说还是等待身后再发表吧。先生是不可能不想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世的，他几次和我说，你说他们会发表这些东西吗？又自嘲自己的思想是"奇谈怪论"。
我似乎明白但又不尽明白，先生已经是快八十的老人，还怕什么！是先生太谨慎了？还是太胆小了？是生来就如此，还是多年挨整被整怕了？反正情况就是那样，先生的确怕。后来，在我和刘鄂培等几个弟子的反复劝说下，先生终于下决心把书稿交齐鲁出版社出版。只是坚决拒绝使用原来的书名─〈天人五论〉，担心别人会说他太狂了。于是，为手稿取了个新名字，叫〈真与善的探索〉。
看到先生的过分小心和那么多的担心，我感到好笑更感到悲哀和愤怒：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真是太凄惨了。当清华大学在刘鄂培先生的主持下将张先生多年的著作和论文汇集出版时，先生坚持书名只能用〈张岱年文集〉，不能用〈张岱年选集〉，生怕用了选**触犯圣讳。他明知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但还是坚持不能用选集，怕惹祸。我笑先生心有余悸，先生说，是啊。是啊。可有人老拿着鞭子啊，有什么办法。
得到了先生的哲学论稿后，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藏身于图书馆中，查阅了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发表的绝大多数哲学论文、著作，还有手稿，写出了─〈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当我最初的几篇论文写出后，我曾请先生过目。先生总是说；"很好。很好。"除了个别的错字外，先生从不改动我的文稿，特别是在我对其学术成就和哲学思想的评价方面，先生从来不改一字。他只是反复叮嘱我，不要评价那么高，高了就名不符实了。
我想先生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高兴地感到"吾道不孤"，有人评析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知树大招风，担心别人会给他扣上一顶辩证唯物主义的"异端"的帽子。好在时代终究不同了，公开批判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文章没有了。但先生还是很谨慎，他坚持的唯一的修改意见就是：书的付标题不能叫论张岱年的哲学，要叫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
〈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出版后,我送了一些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工作的著名学者庞朴来信说:"季同先生闻道(辩证唯物)最早,治学最勤,坎坷最大,生计最苦,在同辈人中,也最少为人知.今得足下悉心阐扬,非唯先生之福,亦读者之喜,学界之盛举也"。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张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的"八十自述"这本小书中,说"近几年来,有几位及门学友对于我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写了一些评述的文章,可以说是我的知音"，被先生视为知音的,首先就是他最得意的入门弟子程宜山君.紧接着先生就写到，"1986年我应刘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研究班讲课,听课的有同志,对于我的议论很感兴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写了许多篇论述我的见解的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1988年集我一书,题目是(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是关于我的思想的专著,由刘鄂培同志写了序文."先生如此厚爱,令我十分感动，而我读到这个小书时,人已经去美国多年了.
在研究张先生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佩服先生学术修养的深厚。自己过去一直以为先生的国学功底深厚，但接触后才知道先生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分析哲学有很深的了解。先生告诉我，在四九年前，他读英文的哲学原著比读中文的多。我在图书馆的旧报刊中也发现，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先生就向国人介绍过了维也纳的哲学。
先生告诉我，大学时代，当时西方分析哲学最新的哲学著作一出来后，他的哥哥申府先生就向他推荐，他就一本接一本地读了。
别看张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大学教授,但他当年上大学时,却不是循规守矩的好学生，他当时考上了清华大学，而那时清华大学的学校当局居然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先生实在手不了了,读了几个月，就退学了。
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张先生不仅不喜欢听课，也常常不去听课，只是一个人钻进哲学书籍中苦读、深思、明辨，并为此而废寝，而忘时,就因为他老缺课,所以他还多─念了一年。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张先生知道自己无法再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讲授哲学理论了，从此后，他就不再接触英文哲学原著了。
文化大革命时，先生被命令搬到一个只有一间半大的小房子，他不敢抗命。为了搬家，他不得不卖掉四平板车的旧书。我猜，这些旧书中一定有许多英文书。不过，我还没问过先生，下一次回国得记着点。
在研究张先生思想中，先生告诉我，中文所翻译的罗素的"感觉材料"一语，不准确，应当翻译为"感相"，"唯物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应分别译为"物本论"、"心本论"和"理本论"，等等。从先生的学养中，我明白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为什么可能出现一次短暂的繁荣，因为那时的学人首先是个读书人，读线装书，也读西洋书。
不过先生也对我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治学中的不足，他说，我对佛学没有深入的研究。这可能是受先生的情感所影响的。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深深地看到了佛学的流弊，国民由于沉溺于谈佛之中而国民性懦弱。多年以来，先生一直弘扬一种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他认为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思想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座右铭："直道而行"。
但天底下真的有正道吗？人若定意"直道而行"，他面临的是什么！
一九五七年那个萧瑟的凉秋，先生遭受了平生第一次大厄运，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只能说是"揪"出来的，因为张先生一生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如何是右?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了，你想不是都不行，因为上面已经把你紧紧抓住了，且不放，且穷追，且深挖，且组织群众群起而攻之，且往死里打，直到让你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承认自己是阶级敌人，被打得好,直到把你狠狠地扔到阶级敌人的行列中，再宣布你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被打成右派，此乃先生平生第一之奇耻大辱。先生对我说，我当时真诚地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笑先生的真诚其实是天真。先生点头称是。
先生虽然在思想的王国中可以纵横古今中外，但对政治却一窍不通。听到领导号召给党组织提意见，还很感动，觉得党这么信任群众,要是再不对党交心,就对不起党了.于是,他就真的就提了.
时间,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地点,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会小组会.
他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
其实他真的不该提意见.因为不久前,当他去探望他的前辈熊十力老先生时,熊老先生就诚恳地告戒他千万不要说什么话,你要是一不注意,别人就会把屎盆子扣到你头上.
但张先生认为自己相信唯物论,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确被党组织那么诚挚的请提意见的恳求感动了,他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
我就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先生几次一字一句的告诉我。
他的意见如下:
三反五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有一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
肃反运动时,系里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待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
接下来,张先生又盛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的英明.
张先生讲话慢，若是稍微讲快点讲，那十五分钟的话不到十分钟就能讲完。为了这十五分钟的意见，先生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被打入另册─不在人民的伟大行列之中达二十二年之久。按五年来算，那是每三分钟的话，要用一年的时间来赎罪！按二十二年来算，那是每一分钟的话，要用近一年半的时间来赎罪！
最使先生伤心的是，一些人深文周纳，给他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连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大纲〉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绝顶的坏书"，他想安静地作研究成了企图在学术界"给旧王朝留一块蒋管区"。这些人中，有的是他昔日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学生，过去见面这些人都口口声声地称他为先生，如今却给他带上了一顶顶置他于死地的大帽子。
这真像那本古老的圣书所断言的那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猜透呢？
许多过去见面打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招呼的熟人，现在见到先生的身影都远远避开了，好像逃避瘟疫一样。实在无法回避了，他们就好像没看见先生这个人似的，连白眼都不肯送一个。那已不是眼中无人能形容的了，简直就是眼中无物。此时的张岱年先生其实是连一个物也不如的。
幸喜堂堂的北大仍然还有那么几个堂堂正正的人，维系著北大学人的良心。金岳霖、朱谦之、唐□诸位先生与岱年先生相遇时，仍然以常礼相待，就是说还敢于打个招呼。先生的老朋友张恒寿、潘炳皋、王维诚、孙楷第还能与他保持友谊。而熊十力、周礼全先生知道他受诬告后竟敢来安慰岱年先生，那就已经不是冒天下之大而不讳所能形容的了。那是天地间、那是北大这个中国的学术殿堂所残留的一丝浩然正气！有了这一点正气，半个世纪后回首北大的学术良心，人才有了一声叹息：北大啊，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你毕竟没有天良丧尽！
三十年后，当我翻阅当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哲学研究、新建设及其北大校内的一份通讯时，我震惊了。我为北大感到深深的耻辱。我发现，当年公开点名批判张岱年的反动言论的衮衮诸公，竟然是如今我仰慕的一个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北大，这个中国学术的圣殿，和当年其他的藏污纳垢之地一样，居然有这么多令人羞辱的灵魂。而这样的灵魂，竟还充当青年学子的导师。生而为人,他们何至如此地大义灭亲、灭长、灭友、灭师！不，他们灭的是道！他们灭的是师道！他们灭的是人道！
我知道，那是一个良心与真理同时泯灭的特殊时代，一些人失足，只是由于懦弱。自己若不去批判人，就会被人批判。当然也不乏那样的人，他们踏著弱小者的身体，用无辜者的鲜血来染红自己对在上者的红心、忠心。不过，我想知道的是，风息雨过后，这些人的良心苏醒了没有，就是说，他们是否忏悔了？至少，对自己深深地伤害过的人说一声道歉。
我问先生，有人跟你道歉了吗?
先生说有一个人。
也就只有这一个人。
在参入编辑〈张岱年文集〉时，我建议在汇集先生五十年代发表的那些论文时，仿照鲁迅先生，在文集的后面编一个附录，把当年批判他的那些文章包括对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汇集一起，立此存照。
先生不同意，说过去的事，算了。
我问先生当年他是怎么样熬过来的。先生说他曾想过以死抗争，但死也不容易。死了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工作。活著不被当成人，死也成不了屈死的鬼，只有在患难中煎熬、忍耐，任人践踏。
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孟子，这时，他常常默诵孟子的话语。孟子高标的大丈夫之浩然正气，给了他在绝境中活下来的勇气。但是，痛苦与耻辱毕竟是真实的、实在的，深夜里，先生常不能入睡。独自一人，面对著弱妻幼子、长夜孤灯。斗室之内，他起而行，坐而思，却始终无法排不出心中的那一份孤独、愤慨和悲苍，只有一个人默默地背诵三国中的一句古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好一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先生的确有由"自知"而来的一份自信与傲骨。虽然他昔日的同事与学生写了那么多文章批判他，但是，他不仅一篇也不读，连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报已经送到门口了，老伴已经读了，但他还是不读，一个字也不读！
二十多年后，我把这些奇文收集在一起了，问先生有没有兴趣看一看，至少知道是谁写的.
先生只说了两个字："不看。"
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名言：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瞧都不瞧他一眼。
从五七年到七七年，张岱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是一片空白。我为此而感到痛苦和愤慨，不是为先生一人，而是为我们中华民族，为我们的中华文化。先生写中国哲学大纲时，年仅二十六岁，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写成了近六十万字的大作。而后的七八年间，又将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简要地写成〈天人五论〉。从而达到了他思想的最高峰。他从开始学术研究初始就弘扬唯物论，渴望创造一概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新唯物论，复兴中国哲学。
四九年以后,岱年先生虽然知道自己的"新唯物论"是要被看作"奇谈怪论"的，但他多少还抱了些幻想，以为自己可以传扬唯物论了，唯物论可以在新社会中有一个大的发展了。但现实很快地就把先生置于阿Q那样可悲的地位：研究唯物论，你配吗？
不配!
痛苦地挣扎了几年后，张先生承认了这一点。于是，他就放弃了二十多年来对哲学理论的不倦探索，只研究中国哲学史了。再于是，他就连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不配了，被分配去注释中国哲学史资料，那还是为了在生活上给他一条出路。连再于是的年月中,他就只配写检讨了.整整三十年间，先生不再有也不敢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研究。等到再有了学术研究的少许自由后，先生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垂垂老矣。
此后这二十多年来，先生一直在作最后的一搏，在他的研究中有许多思想的闪光，但是，他已经无力完成他未竟的天人新论了，这是先生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有一次先生在书房中对我说："〈天人新论〉完不成了，永远也完不成了。"先生说这番话时，语调平静，但那平静的语调后有多少悲哀和愤慨，只有天知道！
先生的弟子中，程宜山君好学深思，对先生的思想深知其意。程君立志承继先生的衣钵，发挥、扩充先生的思想。先生对程君也抱有厚望。不幸的是程君英年早逝，累死了，这使先生非常悲痛。
自先生视我为私淑弟子之后,对我多加指导,我虽然深知自己学养非常不够,但也渴望能阐发先生的思想,与先生合著一部(文化综合创造论)的提纲已经拟就,但风云突变,并且我又从此离开祖国,于是,这个梦想就实现不了了.深愧先生教悔之恩.
来美多年后,,我信了耶稣,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先生,但又怕先生伤心.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先生来信说:"人总要有信仰,或有哲学信仰,或有宗教信仰,如果没有信仰,便会觉得生活无意义了.你信仰基督教,这也是由你的生活你的境遇决定的.有信仰就好."
先生少年，英气勃发，我不得一见。及相见时，先生已是一仁慈厚道的长者、老先生了。其后阅读先生五十多年中写就的论文和著作，我渐渐地发现，先生变了，三、四十年代著书立论时的直抒己意，无所顾忌的狂放之气象已经不见了，他也不得不戴著锁链跳舞了，并且，渐渐地也习惯于戴著一、两根锁链在跳舞，自然，这也就很难在哲学思想上有大的突破性的建树了。
先生老了。
虽然先生老了,但张岱年毕竟是张岱年，他虽然不敢畅所欲言了，但仍执著著做人的那一份骨气，即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依然挺直了脊梁骨。
先生本来是有条件"红"起来的。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只要抓住一个大家都痛打的"落水狗"，写几篇大批判的文章，先生就有可能凭借好风，直入青云。但是，先生不批胡适，不批梁漱溟，连冯友兰也不批。领导上已经向他提议了，但他保持沉默，就像没听到似的。如此这般，就不能被领导只看作是不识抬举了，而是在政治上没有与地主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冯友兰先生与岱年先生是亲戚，多年交往甚密，但哲学思想却相距甚远。先生二十四岁那年(一九三三年)就著文批评了冯先生"理在事先"的唯心论。但他在解放后却不肯批冯，也从没有把冯的唯心论同国民党、同地主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先生既然不去痛击所谓的国民党的帮凶、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就只能被当作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被人痛击，这是那个时代的情与理。
在"批林批孔"这场政治运动中，先生被派去为"工农兵学员"讲解孔子的思想资料。先生虽不敢对于一些有意曲解孔子思想的观点提出反驳，但绝不曲学阿世，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解他所了解的孔子思想资料，仍然是一个不识时务。
有一次，我和张先生聊天，有感于先生的学术生命被糟踏了二十多年，我问先生，他是否后悔。又问，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先生明明知道自己的思想不会容于当世，为什么没有离开大陆？去台湾，或欧美？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金岳霖老先生的一个故事，七二年金先生听到美国总统访华的消息时说，我们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就是先生心中挥不去的对中国人民的深情。
八七年离开北京之前,我请先生给我写几个字,作为我人生的座右铭,先生于是写了两句话相赠:一句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句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我想到张先生这么多年来走过的人生之路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不就是先生的心灵写照吗?
写于1998年深秋，芝加哥北郊
修改于2002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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