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再没有谁能象戴德生一样，愿意为神的缘故，完全献身给中国。他甘心冲破传统，换上中国的服装，更积极超越宗派界限，一心要把福音传到新的疆土里。戴德生之所以义无反顾，献身与主，绝非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自我表现，而是他深切关怀到一群尚未认识救主耶稣的人。他一生勇往直前，是由于他愈来愈确信神的信实。

    戴德生对神的信心，正是今天千万中国信徒的写照。他们矢志不渝，正好见证神是多么信实。今时今日，大家都极之关心中国的状况。本书的出版，实在是合时不过了。今天很多教会视自由为理所当然的；然而中国信徒却在诸多限制和剥削下，依然坚忍不屈，满有平安，怎能教我们不羞愧哩！其实，他们只存一个单纯的信念：「有一位永活的主，他借着道向我们说话，他所说的，必定成就，也不会背乎他所应许的。」

    本书对于简朴生活、理性的顺服、信心的祷告，以及恒久忍耐，都作出深刻的描写，叫我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究竟怎样才是基督里的人。此书的出版，实在令人兴奋。盼望神使用这本书，透过它鼓励我们，并彰显他的荣耀。

    葛培理

    青年时代的戴德生

    戴德生与他的妻子珍妮

    站立者：戴存义（二子）、戴存仁（长子）

    坐下者：福珍妮（妻子）、戴德生、葛珍莉（戴存仁妻子）

    前排者：戴存义妻子、戴存仁的子女

    “剑桥七杰”摄于1885年

    “兰茂尔号”成员摄于1866年5月26日，中坐者为戴德生

    第一章储物房中的转变

    「亲爱的神，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

    时值傍晚，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班士尼镇（Barnsley）生意最忙的一家药房的后厅中，戴雅各（JamesTaylor）和他的妻子贺美亚（Amelia）正在那里祷告。厅中放置着一列大型的书架，愈来愈多的书把它们压得吱吱作响。戴雅各几乎对所有关于中国的东西着迷了，许多古老大国如波斯、希腊和罗马，已然历尽兴衰不再复存，但中华帝国及它所代表的古代繁华，却仍然屹立不倒。戴雅各更关心的是，当这个世界迈进十九世纪，却仍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踏足在中国的土地上。

    日子渐长，贺美亚的腰围渐宽。冬季过后，春天又临，在1832年5月21日贺美亚二十四岁时，她的儿子出生了。他们为他取名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

    戴德生的父母都是循道会（Methodist）的信徒。小时候他的父母时常带他到班士尼针迭山（PinfoldHill）上的一所小教堂去，那是做石匠的曾祖父戴莱（JamesTaylor）所建的。在那里，戴德生留下许多早年的回忆，他最喜欢听曾祖父的故事，特别是他怎样接待一位贵客——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故事。1786年6月，八十二岁的卫斯理来到班士尼镇，就住在老戴莱的家中，他刚在市集旁对一大群人讲完了道，那些人好象都听得津津有味。

    戴德生童年时代的家——齐赛街（Cheapside）21号，就在卫斯理讲道之处不远，可以看到座落于五月青（MayDayGreen）的市集。它是班士尼镇的中心地带，戴德生的父亲就在这儿开了一间药房，自己兼任配药师和医生。不久他便以高尚的道德品格、勤奋的工作态度及对顾客的关怀，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楼下药房的生意一直都很好，戴雅各有时把后面的房间也用来作会客厅。客人都很信任他的诊断，但觉得他有点害羞和内向。他还会催眠术，为那些患上失眠的人催眠，听说他有一次成功地使邻居的狗安静下来，不再发出使人烦扰的吠声！

    和好朋友一起时，戴雅各感到自然得多。他们常到他家中聚会，谈论有关教会增长或者国外布道的事情。很多年后，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还记得他们少时怎样爱听父亲和朋友高谈阔论：「他们以恳切和智慧的态度讨论神学、讲章、政治。以及主在国内和国外的圣工。这一切均使我们这群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戴德生有时会说：「当我长大成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工作。」这时，戴德生的父母就会想起他们的祷告，他们交换一下眼色，却不说什么。

    戴德生和他的两个妹妹一块儿长大。戴贺美（Amelia）比他小三岁，露薏莎（Louisa）比他小八岁。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威廉（William），七岁时便不幸去世了。戴雅各每天都会把孩子带到他的睡房，扶着他们的肩膀，跪在床前，逐一为他们祈祷。之后，戴德生和妹妹们便各自回到房间阅读圣经。

    「学会爱你们的圣经，」父亲常说：「神不会说谎，他不会误导你，他也不会失信。」

    下午，戴贺美、露薏莎和戴德生会在药房后面的客厅一起做功课。母亲一边缝纫，一边听他们大声诵读，又或者由她朗读，孩子默写。孩子们用辞不当、文法错乱或读音不正，都是她不能忍受的事。

    戴雅各是位严峻的父亲，有时也会发脾气。他不准任何人吃饭时迟到。但他也有另一面的性格，当他知道顾客实在负担不起医药费时，他会把部分诊金退回，或者对顾客说：「算了吧，我会把帐单寄到天国去，在那儿结帐。」

    父亲也是孩子的老师。教导他们法文、拉丁文和数学。教完这些后，他就会转到他最爱的话题上来：

    「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大一百倍，人口占了世界的十分之一？」

    「中国。」

    「对了！如果把中国人排成一列，每人中间相隔一码，他们足可环绕赤道七次之多。还有，是什么人发明火药、罗盘、纸张？什么人发明印刷术呢？」

    「中国人！」

    「对了！中国人早在基督的时代就发明了火药和纸张。在我们的撒克逊王阿瑟士丹（Athelstan）的时代，他们学会了怎样印刷。」

    戴雅各并没有规定孩子们只准工作，不准游戏。星期六的下午，他常带着他们沿着渴福路（CudforthRoad）步行到仑活林（LunnWoods）和约克郡的乡郊。在林荫下、青山旁，父亲会暂时忘掉中国，告诉他们自然之美，共享花鸟虫鱼之乐。

    戴德生开始热爱自然，在林中搜集一些奇花异草，带回家去种植。父亲很鼓励他，替他订购了一份关于自然历史的杂志，而且从药房那儿拿来许多空药瓶，装置蝴蝶和其他昆虫的标本。

    维多利亚女皇在位第六年，即1843年秋天，十一岁的戴德生第一次离家入学。但他在校不过短短两年，当另一位令人不大满意的校长接掌学校时，戴德生就辞学回家受教，同时在父亲的药房帮工。这个穿着白围裙，头上长着髦发的孩子，对于和药、桩药和包药等事情，做得十分开心。

    戴德生十五岁时，斑士尼镇一家银行正要聘请一位初级文员。戴雅各认为儿子应该学习怎样记帐及如何书写商业函件，于是大力鼓励他去应征，结果戴德生便获得这份工作。

    新的工作扩阔了戴德生的生活经验，也把他从齐普春街21号的小圈子，领进一个充满怀疑和物质诱惑的世界里。行里的同事们喜欢捉弄他，说他的信仰守旧和古板。他们向他提出许多疑难的辩题，所用的言语和辞句也是他从来没有听过和想过的。

    「基督徒都是伪君子。」他们说。

    「他们口口声声说相信圣经，但从他们的生活看来，你真不会相信他们读过圣经。

    戴德生哑口无言，不知怎样回答。有好一阵子他心内思潮起伏，感到矛盾不安。他追忆童年往事，回想自己从幼年开始便知道祈祷和读经的重要。直至现在，每天清晨吃过早餐，父亲都会朗读一段经文。这还好，但他跟着便用圣经中的一些属灵词句来祈祷。这长达二十分钟的祷辞开始使戴德生感到厌烦了。突然间，他觉得父亲的祷告空洞无物，令人难耐。

    不过，戴德生这样想道：如果有一位神，我便相信他，跟从他，并且完全地事奉他，那确实是最好最美的路。因此，他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但这努力是白费的，他开始感到沮丧和挫败。最后他想：某些原因注定我不能得救了。那么，我们不尽量享受这个世界的欢乐，因为我的来生毫无希望。

    同事们谈论各样事情，往往令这个一向循规蹈矩，在循道会家庭长大的孩子膛目结舌，不知所云。他不再祈祷，而且不愿上教堂去，他也象同事们，怀疑信仰的真实性。双亲常说不信的人将来要受审判，但如果同事们的话属实，那就无需担心将来世界末日的临到。

    戴德生在银行工作了只有九个月，是年冬天，他患上眼疾，被迫辞掉工作，回到父亲的店里帮忙。但这时的戴德生对周围的世界已不再如以往般单纯，对自己的信仰也不再象从前满有信心。父亲不明白他为何闷闷不乐，而且对于他的心神恍惚，颇不高兴。母亲比较明白他，但她并不查根究底，只用慈爱和祷告支持他。

    1849年6月，戴德生已十七岁了。六月的一个下午，他放工后，百无聊赖，便在后厅随意浏览群书，打发时间，无意中捡起一本福音小册。

    「开头总是一个故事，」他想：「结尾就是教训，让我只看故事部分，讲道部分就跳略了吧！」

    在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五十哩外汉笆（Humber）河边巴顿镇（Barton）姨母家中作客住宿的母亲，正在想看怎样利用下午的时间。午餐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把房门锁起，立意为戴德生的悔改祈祷，并且决定除非感到祷告蒙允，否则她不踏出房门。

    在班士尼的戴德生，也正拿着那本福音册子，走到房子后面的储物室去阅读。在那里，他可以避免受到骚扰。

    那个福音故事是关于一个患有严重肺病的森马锡（Somerset）煤矿工人。在他病逝之前，有些基督徒探望他，同时向他传讲一些圣经的道理。那矿工对于一段经文印象尤深。那段经文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当那些基督徒访客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时，那矿工便认识到它的意义，于是接受主，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个故事十分简单，却有力而真实，使以往银行的同事们种种花言狡辩，显得无聊极了。

    戴德生思想这个故事时，更想到自己的罪，以及他对罪置之不理所带来的危险。「成了！」这句话也引发他的深思。什么是「成了」？他从一些并不完全明白的讲道之中，以及自己对圣经的认识里，逐渐找到了答案：「『成了』。的意思是对罪作了完全的补偿——有人代我们还清了罪债，他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想：我还能为自己做什么呢？我为何要用尽自己的方法去成为基督徒？

    对他来说，也正如他自己指出，「圣灵光照我的心，我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作了，惟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他的救恩，永远赞美他。」

    在班士尼镇的储物房里，戴德生跪在地上，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同时，在汉笆河岸的巴顿市，戴德生的母亲亦已感到她的祷告得蒙垂听，她充满信心，开始赞美神。从圣灵而来的感动，使她知道戴德生已回转归向神。

    数天后，戴德生告知妹妹戴贺美他的生命如何转变过来，而且要她答应保守秘密。两星期后，母亲回到家里，一开门便看到戴德生。

    「妈妈，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母亲伸开双臂，搂着他的颈，说道：「孩子，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高兴了两个星期！」

    「为什么，难道戴贺美没有遵守诺言？她答应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戴贺美没有不守诺言，我不是从任何人得知的，我在神应允我的祷告时，便知道你已悔改了。」

    不久之后，戴德生捡到一本记事簿子，和他自己的那一本一模一样。他翻开一看，才知是妹妹戴贺美的。上面记着妹妹在数周前写下的一句话：「我会每天为哥哥的悔改祈祷。」戴贺美的祷告在一个月后才获得应验。

    1849年夏天，戴德生一家都充满快乐。戴德生的眼神恢复了光彩；父子间的矛盾已经消失。母亲和妹妹都因她们的祷告蒙允而雀跃不已。

    戴德生和妹妹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决定不参加星期日晚崇拜聚会，一起到班士尼镇的贫民区挨家逐户派发福音单张，偶尔也向他们传讲基督。

    但九月却带来了打击。戴贺美被送到巴顿市姨母康夫人（Mrs．Hodson）所办的一所寄宿学校去。而姨母却把她的长子康约翰（JohnHodson）送来住在班上尼的舅父的药房中当学徒。约翰就住在戴德生的家里，和戴德生同住一个房间。约翰的嬉皮笑脸和悔改后的戴德生，有点格格不入——戴德生很想有更多的时间安静读经和祈祷。

    约翰虽然时来打扰，但戴德生仍开始沉醉于圣经中。可惜不久之后，他又有一段日子处于灵命低潮里，觉得祷告吃力，读经枯燥乏味。直至发生了三件事情，他才把这段困难的日子克服。首先，他读到《卫斯理杂志》（WesleyanMagazine）里面刊载的一篇题为「圣洁之美」("TheBeautyofHoliness”）的文章，使他觉得美善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次是他从会友卡上的一段经文得到很大的鼓励，那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亲爱的主啊，」戴德生这样祈祷：「求你除掉我的石心，赐给我一颗肉心！帮助我相信你话语的应许！我内心一直都盼望有这种完全的圣洁。」

    第三件事是毕特街教堂（PittStreetChapel）的工作。戴德生被邀协助该教堂的辅导工作，使到逾百名青年成为基督徒。这事令他得到很大的鼓舞。

    一个星期天，戴德生患了感冒，留在家中。他于是写信给巴顿市的妹妹：「感谢神，」说：「在他的爱里，我十分快乐，但我不配受他这许多的赐福。我常经受不起试探，我是那么浅薄和轻佻，有时还喜欢嘲弄别人。亲爱的戴贺美，请为我祈祷，我正在追求全然成圣。」

    那天晚上，他在房间向神祈祷，也竭力聆听他的声音，他好象经验到神与他同在，充满一种喜乐，是他从未尝过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感谢耶稣在他身上所作的一切。

    「亲爱的神，请你给我更多事奉你的机会，以表达我对你的爱和感激。」

    经过这次，戴德生更确实知道神对他的余生有何旨意。他说：「我觉得自己好象与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下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也不能够。他好象在说：『你的祷告已蒙应允。』从那时开始，我对于为主到中国去的信念从未动摇。」

    第二章从阿罗本到郭实猎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段富传奇性的经历开始。主后431年，一个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击为散播异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纪末。波斯一地愈来愈多人信仰他所传扬的教义，他的信众通称为涅斯多留派,而且逐渐向东扩展。到了主后635年，属于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大阿罗本（A-lo-pen）抵达中国，来到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皇帝待他礼遇有加，而且学习基督教义，容许甚至下令让它在国内传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在华流传超过二百年。景教在中国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国人称之为寺庙，传教士的影响多在教堂之内，并不深入民间。

    主后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对寺庙和庄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侣还俗，影响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牵连。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信徒大大减少。到了987年，一位从中国返抵欧洲的传教士说，他在偌大的中华帝国之中，再找不到半点基督徒的踪迹。

    十三世纪时，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后，认为应当尊重各种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亚一带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统治中国时，于北京设立了大主教。

    与此同时，马可勃罗（MarcoPolo）也数访中国。首先是马可勃罗的叔叔从忽必烈处带回一度给罗马天主教皇的手谕，要求派遣博学之传教士赴华，「以公正不阿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们真实得多。」

    二十年来，这要求仍未受重视，其后才有教皇派遣大约翰（JohnOfMonteCorvino）赴华之举。大约翰约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继承人帕木儿（Timur）热情款待。皇帝自己并未归入基督教，据说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约翰建筑了一所教堂，声称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过六千名信徒受洗。为此教皇卡里门五世（ClementV）封他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约翰逝世后，中国的教会又进入长达两个世纪的低沉时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远的澳门建立了据点。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成为许多传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传教士利玛窦（MatthewRicci）。1600年，利玛窦抵达北京，透过他修理时钟及绘画地图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称赞。利玛窦在北京十年，逐渐建立了一个为数二千人的教会，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教会礼仪守则及其它的基督教书籍。

    利玛窦跟后来许多的传教士一样，在华传教时，面对着一些难题：如何用中文辞汇解释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国古代的习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减少它的异域特性——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经过许多学习和思考，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有关敬拜孔子的礼仪和对家庭的观念，有其社会意义，华人基督徒可继续遵行。他相信中国基督徒最终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废弃的指标。

    继利玛窦之后，有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eAdamSchallvonBell），他在1622年抵达北京。汤若望通晓天文学，能准确地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在皇宫的钦天监和历学馆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时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嫔和她的儿子。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满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纪中，除耶稣会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绩。1674年罗马教廷设立了第一位中国主教。

    然而关于如何称呼神及哪些中国礼俗可被教会接纳等争论性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甚至后来使教廷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恶化，产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为减少，教堂也受到毁坏。到了十八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基业几乎完全崩溃，只有少数勇敢的传教士仍在暗地里坚持和奋斗。

    戴德生的父亲应该常常提到第一位到华传教的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他初时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过活，但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聘任为「通事」（翻译），给他薪金，也给他安全和保护。他成为一位中国语文及哲学的专家，他说中国人的智慧是「神赐予任何族类中一件最大的礼物」。

    马礼逊在广州工作二十五年，这也是欧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国土地。马礼逊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们传讲福音。1814年，他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愈来愈多中国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其中一位后来更受按为牧师，在华人当中传教。

    然而，当马礼逊在1834年逝世时（戴德生当时只有两岁），在中国传道的机会并不比他来时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时，只有三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负责印刷的麦都思教士（WalterMeshurst）在1817年来华，以中国装束在内地旅行，并分发福音小册；卫三畏（WellsWilliams）在1833年抵华，他就是后来著述《中华帝国》（TheMiddleKingdom)一书的历史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伯驾（PeterParker)，他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使一般中国人稍减对传教土的歧视。

    在戴德生的青年时期，已久闻一位传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兰传道会差派到中国传教的郭实猎（Gutzlaff），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译。郭实猎的书籍鼓舞了英国许许多多年轻基督徒的心灵，他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迹，对于商人、海员及政客皆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郭实措有一个想法，就是训练中国基督徒到全国的十八个省份传教。他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工作。

    可惜郭实猎被他属下的华人信徒欺骗了，他机构里的人几乎全是骗子及吸食鸦片烟的瘾君子，他们所写的旅行布道日记都是虚报的，所呈递的受洗信徒名单也多是捏造的。当郭实措获悉这一切，他极之灰心失望；他虽然竭力重组一切，但新工作还未开始，他就郁郁而终了。

    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广州外，外国人均不准到任何地方。纵使英国的基督徒为中国传教工作已经祈祷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最后令中国的大门打开的，却是西方列强加予中国政治和经济压力。中英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39年爆发，一方而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敌视。

    1842年，鸦片战争终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英国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放；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官员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国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及宗教，但传教士当然和商人一样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传教土都讨厌战争，但他们相信神借此打开了中国的福音大门。然而后来基督教常为人诟病者，亦是由于它随着坚船利炮而进入中国。

    南京条约使英国的基督徒察觉到一个新时机已然来临，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去，在条约口岸和租界里学习中文，甚至兴建房子、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和建立教堂。由于郭实猎的事迹和异象，以及涌现各种新机会，英国的商人筹办了一份鼓励海外传教的刊物，称为《海外布道杂志）（TheGleanerintheMissionaryField），从其于1850年3月创刊开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订阅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发现在伦敦有一个由不同宗派人士组成，名叫中国协会（ChineseAssociation）的组织，也在计划征召到中国去的传道人，和现存的差会加强合作，要把救恩传到未闻福音的中国内陆各个省份。

    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GeorgePearse）,要求协会提供资料，使他可以把协会及它向中国传道的工作介绍开去。

    他又听闻班土尼镇公理会的牧师有一本麦都思著的《中国的现在与将来》（China：ItsStateandProspects），决定尝试借来阅读。

    「你要借这本书，当然不成问题，」牧师说：「但请问所为何由？」

    戴德生回答说：「神呼召我把生命献出了到中国传道」

    「那么你计划怎样到中国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象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袋，没有粮，没有钱，出去时全然倚靠那供应的主。」

    牧师把手轻轻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说：「啊，孩子，当你稍为长大一点，你就会变得聪明一些；这种想法在基督还在地上时是很好的，但现在可不同了。」

    许多年之后，戴德生回忆当年旧事，说道：「我现在已经长大多了，但并没有变得聪明一点。我只是愈来愈相信如果我们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对初期使传所作的保证，那么这些指示和保证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时代。」

    麦都恩的书着重医疗传道的价值，所以戴德生决定集中于医学研究，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他也开始多作户外运动，又舍弃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训练自己，准备迎接前面艰难的日子。

    他开始用心地学习中文。这当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传教士曾经说过，这需要「铁打的身体、铜造的肺、橡木的头、钢的双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玛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头没有中文的文法书和字典，他只有一本中文官话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约翰一起学习。他们首先在英文本里找到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来处不同的经文，若内中有一个词语是与第一节里的相同，他们便翻开中文圣经找寻第一节经文的所在，又找另一节有词语的经文；换句话说，他们是从英文词汇着手，学习中文词汇。他们把这些字汇及其意义写在纸条上，又从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词语，以作参考。并且把这些中文字汇用笔写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铅笔记下，直至肯定后，才用钢笔写下来。

    这样，他们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时起床用功。他写信给戴贺美说：「如果我真要到中国去，我必须学习。我既然决定要去，现在只有努力作好准备。我打算温习拉丁文，学习希腊文和基本的希伯来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识，请多为我祷告。」

    1849年圣诞，戴贺美返家度假，但她并非独自一人，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少女，名字叫韦玛莉（Marianne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办学校中的一位教师。韦玛莉的出现使戴德生很高兴。虽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乐和弹琴。但听韦玛莉的弹奏和独唱，真有如沐春风、如在天国之感！她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对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韦玛莉时常到山顶骑马。在假期还未结束之前，戴德生感觉自己已沐浴在爱河中。就目前来看，戴德生并未有顾虑到韦玛莉对中国的兴趣并不浓厚。

    对于戴德生来说，1850年是困扰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但怎样才可知道韦玛莉是否应该同行呢？与她分离却又是何等痛苦难受！戴贺美的建议是，如果他要带韦玛莉同往，最好是由一个庞大的差会差派出去。

    「对是对的」，戴德生说「但哪一个差会适合呢？」

    卫斯理会在中国没有宣教站。英国圣公会有一两个分会，但他又不属于圣公会的；浸信会及其他一些独立教会也有差派传教士到中国去，但他的观点和他们并不一样。至于中国协会，则经济拮据。

    「只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爱她吗？」戴德生写信问戴贺美。「或者，你认为她关心我吗？请坦白告诉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读过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后一次读时，心中更夹杂了希望和恐惧，但我决定交托给主！」

    在父亲的药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药方面的专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觉得要成为医生的助手，他更要在医学知识上求进步。

    他继续和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通信，协会也慎重考虑派遣戴德生到中国的可行性。皮尔士认为协会可以先送戴德生到伦敦医院接受医学训练，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

    戴德生不能接受这个安排，因为他没有能力负担在伦敦的生活费。就在这时，荷尔（Hull）一位忙碌的医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医生（DrRobertHardey）——正需要一个助手，戴德生就这样到了荷尔。

    第三章堪作典范的两位德国人

    1850年代的荷尔是一个渔港，就在荷尔河畔，下游直接汉笆。戴德生乘火车出发，在1851年5月21**十九岁生日的那一天正式上斑。赫迪的工作间和住家都在莎乐蒂街（CharlotteStreet）13号，那儿是荷尔镇上医务所的集中地。赫迪医生除了有自己的诊所，亦是一所医院和数间工厂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医学院的讲师。

    13号的房子向阳，前门的围墙长满攀藤。这位助手抵达时，赫迪医生亲自出来开门。甫一照面，戴德生就对他产生好感。赫迪医生长得高大，浑身是劲，而且十分幽默。不久，戴德生便发觉他是荷尔镇上一位最受欢迎的人物。

    赫迪把戴德生引到饭厅，从那里可以望到花园的一边及远处的配药室。赫迪把戴德生介绍给他的太太，但赫迪夫人却不象赫迪医生那般热情和恳切，她较为冷淡和严肃。她并不多言，只把戴德生带到早为他安排的卧房里。之后，一天忙碌的工作便开始了。当晚十一时，戴德生写信给戴贺美说：「我已看过我的新环境，我想我会十分喜欢这里。」

    戴德生渐渐习惯他的新工作：配药、记帐、裹伤、跟赫迪医生来往接生，以及到医学院上课。赫迪医生也时加指导他的学习。赫迪是个热心的循道会教友和主日学教员，两人很快便成为好朋友，常常在手术室中一起祷告。

    礼拜天，戴德生在朱安德（AndrewJukes）的教会聚会。朱安德的教会和早期普利茅茨兄弟会（PlymothBrethreh）的组织相近，朱安德本人在英国著名学府哈路（Harrow）毕业，曾经是圣公会的执事；他是位极佳的教师，能深思熟虑，也能引发别人思考。当戴德生开始在荷尔码头附近传道时，教会中许多会友都是戴德生的同工。

    在朱安德的教会里，戴德生的思想和生命深受一位杰出的传道人——布里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Muller）所影响。穆勒是在德国的何礼大学（UniversityofHalle）念书时信主的，之前他是个酗酒、说谎的人。他在布里斯托当牧师，教会人数增长得很快。他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很少基督徒（包括他自己教会的会友）相信神垂听祷告。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向信徒证明「神的真实」。

    在当时的英国，一般人因为读了查理士·狄更斯（CharlesDickens）的《苦海孤雏》（OliverTwist），对孤儿不幸的遭遇极表同情。穆勒这样想：如果他只靠祷告和信心，成立及管理一所孤儿院，必定能加强基督徒的信心，也会使非基督徒看到神的真实。

    穆勒于1836年在布里斯托创立了第一所孤儿院，房子是租来的。1849年，他又兴办了一所新的孤儿之家——这次设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楼宇里。到了1851年，在他照顾下的孤儿多达三百名，而工作还在大大地扩展；与此同时，穆勒仍多方接济在海外传教的传道人。他从未公开要求捐助，也从未向个人要求支持，他喜欢倚靠及信赖那位丰富的主。在荷尔的教会中，戴德生时常听到穆勒在聚会中朗读一些带着见证的信。

    中国学会〔ChineseSociety，前身是中国协会（ChineseAssociation）〕已经开始刊行其《海外布道杂志》（TheGlean），戴德生在当中常常读到另外一位德国伟人的嘉言懿行，他就是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Lobscheid）。他曾经是郭实猎牧师的同工，在中国传教多年，是中国条约口岸以外有着实际传教经验的极少数教士之一。

    1851年9月，《海外布道杂志》宣称罗存德来到了英国。文章还呼吁基督徒献身到中国去，尤其是具备医药知识的传教士。

    戴德生决定到伦敦拜访罗存德。那时候，伦敦的海德公园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博览会，以簇新的水晶宫为会场，向世界各国展示先进的英国科技产品，同时铁路公司设有特价的火车票，鼓励英国各地的人前往伦敦博览会。

    戴贺美的生日就在9月20日，戴德生又获得一个礼拜的假期，因此舅父赫治文（BenjaminHudson）便为这两个年轻人在伦敦的苏豪区（Soho）订下了旅店，使二人有机会到伦敦一行。

    当他们从毕卡地利广场（Piccadilly）走向海德公园时，阳光正照耀在那灿烂辉煌的宫殿上，令人目为之眩。兄妹二人在展览会场溜达了数小时之久，然后为了庆祝戴赞美的生日，戴德生带她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午膳，大快朵颐，以一度蜜汁菠萝为尾菜——当时算得上是奢侈享受了！

    他们走过人群摩肩接踵的伦敦市，来到市区另一边的英国银行，拜会皮尔士。他是中国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负责人之一。皮尔士为他们安排在星期日到托顿威（Tottenham）布鲁街（BrookStreet）的弟兄会参加聚会，在那儿他们终于见到罗存德牧师。

    这位德国教士定睛望着这个来自班士尼的蓝眼金发的小个子说：

    「你看我的头发比你的深色得多，但他们还是叫我红毛鬼。相信他们见到你，必是吓得逃之夭夭！你一定无法叫他们留下来听你说话。」

    然而戴德生平静地回答说：

    「是神呼召我的，他一早就知道我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

    不久之后，罗存德对戴德生改观了，不再认为他不适合到中国去传道。

    赫迪医生的家添了一名成员，所以戴德生把房间让出来，搬到住在肯士顿广场（KingstonSquare）的哈拿姨母家中。那几离开赫迪医生的手术室和戴德生上课的医学院都很近，姨丈理察（Richard）是位摄影师，姨母哈拿是个擅绘人象的画家；他们并不富有，但都很热心和慷慨，而且由于没有儿女，所以很乐意替姊姊贺美亚照顾她的儿子。在荷尔，他们有很多朋友，家中时常高朋满座。戴德生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尤其是妹妹由巴顿前来和他共度周日的时候，更令他雀跃不已。

    但有一件事令他不安。当他读到几段有关的圣经经文后，他决定把至少十分之一的收人拿出来用在神的事工上。可是，他的薪金需用来每月支付在姨母哈拿家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费。他应否把这些算在什一奉献上？如果他从总收入中扣取什一奉献，他就所余无几，生活拮据了。

    经过祷告之后，他决定搬到一个较省钱的地方居住，这样他可以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余钱尚够应付每月的生活费。

    城郊不远有一排工人房舍，他在那儿租了一个楼下的房间。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那道河称为格定汉河（CottinghamDrain），戴德生住的房子，是格定汉台三十号，房东是一个名叫芬治（Finch）的船长，时常不在家里。房东太太是个基督徒，她把一个房间租给戴德生，每月租银三个先令。房间不足一百五十方听，里面有一张桌子、椅子和床，对着窗户还有一个壁炉，抹得很干净，显然定时得到芬治太太细心的拭抹。

    从他的窗户向外望，戴德生可以看到正在捕鱼的渔夫，以及栖身在芦苇中的水鸟。邻居们时常把一罐罐搅拌过的牛奶（制乳酪用）放在河水中，让它们冷冻。在冬天的傍晚，他可以享受到芬治家的温暖，又或者（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在壁炉中添一些柴，点一把暖烘烘的火。

    1852年3月22日，戴德生写信告诉他的母亲，他和朱安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是要他尽早到中国去。

    为了准备面对这个大使命，戴德生现在的生活只有两个目标：忍受困苦和节省开支。他发现他可以用很少的钱就能维持生活。他也发现一种粗麦饼，价钱和面包一样廉宜，但好吃得多。所以，每天早上他吃麦饼及青鱼（比牛油便宜）作早餐，和着咖啡吞下去。午餐是煨马铃薯和牛脚，还有梅子苹果批，或者米糕布丁。有时以青豆代替马铃薯，偶然还有鱼。他找到一间小店，那儿的干乳酪每磅只卖四至六个便土，有时味道比家里常买八便士一磅的乳酪更佳。他又用一便士买些红叶，放在三便士半的醋中，这样就有好一大瓶的腌菜了。

    节俭但变化多姿的生活，使戴德生有能力奉献十分之六的收入，而他奉献愈多，愈感快乐。他记述说：「整天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欢愉，每天都是我快乐的经验。神，甚至我的神，是光明活生生而真实的！我一切能做的，

    只是喜乐地事奉他。」

    然而，他仍觉得他「属灵的肌肉」需要更多的锻炼。他想：「我到了中国后，我将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唯一的依靠只有神。所以，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我一定要学会单靠祈祷，借着神感动人的心。」于是，他与神开始一连串的属灵实验。

    第四章极佳的投资

    到了发薪金的日子，你要提醒我。」赫迪医生爽快地说。这就是戴德生已定下的考验：他立定心意不会向他的雇主提起发薪的事情，他请求神帮助他去提醒。

    有一阵子这事不成问题。但有一次季末发薪的日期已过，赫迪医生却象完全忘记了似的。当星期六晚上戴德生计算他每周的开支时，他发觉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银钱——两先令半。

    他恳切祈祷。

    翌日，主日崇拜之后，他沿着熟悉的车道走过荷尔区的码头，那一带有上百爱尔兰工人聚居在一些破落的旧房子中。这是臭名昭彰的地方，暴力和罪案频频发生；警察也很少巡逻，他们出动亦至少一队六人以上，才敢踏足于此。

    或许由于他的雇主是受人爱戴的赫迪医生吧，戴德生常单独前来此地也没有受到骚扰，他来到这里探访病人、分发单张，甚至有时向聚集一处的小撮人传讲道理。「在那些日子，」他记述说：「我真觉得在地若天，我所作的一切，只是令自己更能享受快乐。」

    那天晚上十时，他好象听到有人叫他，从口音听来，显然是爱尔兰人。

    「我的妻子病得快要死了，请来为她祈祷好吗？」

    戴德生答应了，但他问来人：「你为什么不去请牧师呢？」

    「我去过了，但他要求十八便士的费用，否则不肯来。我不够钱，我整家人都在饿肚子哩！」

    戴德生想到他袋里唯一的银钱。他所有钱财都在这枚银钱中。回到他的房间后，他看见明天的早餐尚有着落，但午餐却没有了。

    「你落在今日的景况，实在是你自己的错，你为什么没有见社会福利部的官员呢？」

    「我去过了，他们约了我明天见面。然而我怕我的妻子过不了今晚。」

    戴德生禁不住这样想：「如果我不是只有一个两先令半的银钱，而是两个先令和一个六便士的银钱，我会十分乐意地把一个先令送给这个可怜的家庭！」

    戴德生跟着这个人走过一块院地，他记得上次来这里时，曾经遇上恶棍，他们把他的福音单张撕碎，又恐吓下次再见到他时，必对他不利；所以戴德生忐忑不安地跟着那人走过一列狭窄的楼梯，来到一个肮脏的陋室。

    五个小孩带着苍白的脸和空洞的服神望看他，他们的母亲躺着不动，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如果我有两个先令和一个六便士就好了……」戴德生反复在想。

    「不用绝望，」他自言自语：「我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看顾我。」

    但这时他好象听到内心说：「你这个伪君子！你向这些人说神是慈爱的，自己竟不能舍弃一块银钱，去学习信靠他」

    他转过来向那人说：「你请我来是为你的妻子祷告。」说着就跪下来，但还未开始祈祷，内心又责问说：「你的银钱还在口袋里，你竟敢跪下口称天父的名字？」

    他的内心激动，口舌不灵，祷告不能继续。那个人说：「先生，你看我们的情况真是苦不堪言，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为着神的缘故给予援手吧！」

    戴德生望着他，又望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脑中浮现马太福音五章42节的话：「有求你的，就给他。」

    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那块银钱。

    他把银钱交到那人手中，说：「你可能认为我给你的不过是很小的数目，但它已是我所有的钱财了，我说的全是实话。神实实在在是可以信靠的父亲。」

    戴德生从屋子出来，行过寂静无人的街道，经过那条黑暗泥泞的车径，他的心情和他的口袋一样地「飘飘然」回到家中吃了一碗稀粥，味道分外甘美，就算用它去换皇宫的一顿御宴，他也不肯。

    他跪在床前祷告，说：「亲爱的神，你说过凡分给穷人的，即是借给神。这次的贷款可不能借得太久啊，因为我明天的午餐还没有着落哩！」

    那个爱尔兰人的妻子终于熬过去了，孩子也都活过来。每逢想起这事戴德生就会说，如果他不是鼓着勇气相信神，他的属灵生命可能一蹶不振。

    第二天清晨，当戴德生正在吃他最后的早餐时，邮差在叩门。芬治太太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是他不认得的，而房东太太湿漉漉的手又把邮戳的日期弄得模糊不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纸包着一对小孩的手套。当他把手套拿起，一枚一镑的金币便掉在地上。

    「赞美神，」他由衷地说：「十二小时就获得四倍的偿还，真是好利息！如果荷尔的商家能收回这么高的利息，他门不知有多高兴！」

    他决定把他所有钱财放进穆勒所谓「不会倒闭的银行」中。他说：「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必，便可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力量去帮助我们应付生命中更严峻的考验。」

    这次的经验大大增加了他的信心。当然一镑并不多，就算在当时也不是大数目，不可能维持以后的生活，所以戴德生不断祈祷，求神供应他的需要。

    但这一次祷告好象未蒙应允。十天之后，他又回复一贫如洗的境况。

    「亲爱的神，求你提醒赫迪医生吧，发薪的日期已过去多时了。」他迫切地祈祷。那不单是金钱的问题：如果他在神面前祈祷的力量不够，他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能力到中国去。

    星期六便要纳房租了，他应否为芬冶太太的缘故去求赫迪医生发薪呢？但他这样做，就等干承认自己尚未适合当传教士了。星期四和星期五晚，所有时间他差不多全用在祷告上，不断地「与神角力」。到了星期六，他还在这样的祈祷：「亲爱的天父，请你指示我应否向赫迪医生提及薪金的事情。

    他好象听到声音，说：「等候吧，我有我的时间。」他感到神总会帮助他，所以他就安下心来。

    星期六下午，大概五时左右，戴德生和赫迪医生还在手术室中。医生已经做完了出诊、开药方等事务，和往常一样，躺在扶椅上，跟戴德生闲聊一会。

    戴德生正在煎药，背对着医生。突然，赫迪医生问：「是了，小戴，又到发薪的日期吧？」

    戴德生一连咽了三口水，眼睛没有离开煎药的锅子，装作无动于衷地回答说：「已经过期了好一阵子！」

    「噢，真对不起，为什么不提醒我呢？你晓得我多忙！我如果早点想起便好了，因为今天下午我才把所有钱存进银行，否则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发薪。」

    戴德生觉得有点晕眩。幸而锅里的药水煮沸了，他便借此机会离开房间。医生一点也不知道他在这时是多么难过。

    医生离开了手术室后，戴德生倾心吐意地尽情向神祷告。过了一会，他才回复平静，感到神不会使他失望。

    整个星期六晚，他留在手术室，一边读圣经，一边预备讲章。到了十时左右，他穿上大衣准备离开，心想幸好自己有家里大门的钥匙。芬治太太大概已经睡了吧！希望下个星期能尽快给她交付租钱。

    正当他要关灯离开时，他听到花园中传来脚步声和赫迪医生爽朗的笑

    「小戴，给我把帐簿拿来，真是少见，一位有钱的病人要来付钱，而且付现金呢！」

    戴德生也觉得奇怪，通常有钱的人不会晚上来付医药费，而且不用支票而用现金，更是罕见的事。

    他也随着赫迪医生笑起来。

    医生把数目写到帐簿上，在准备离开之际，他转过身来，递给戴德生一大选钞票，说「对了，小戴，你先把这些钱拿去吧！我没有零钱，但你可以下星期才把余钱还给我！」

    戴德生在回家的路上，不断赞美神，并想道：我应该可以到中国去吧！

    1852年5月的《海外布道杂志》报导说：中国学会已经组成了中国传道会（ChineseEvangelizationSociety），目的不仅是支持协助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而且自己差派传教士赴华。罗存德牧师将会成为第一个由中国传道会差派的教士。报导又说：如果要成功地把福音传开，传教士不能只耽在条约口岸区，要进入内地，住在中国人当中。「往中国传道的时机成熟了。」《海外布道杂志》说：「我们相信神会悦纳另一位懂医药的传教士赴华事奉。」

    至少有一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受到感动，他迁到伦敦来接受进一步的医学训练。当戴德生离开荷尔时，父亲戴雅各很高兴地把外甥约翰送到赫迪医生那里接替戴德生的工作。至于在伦敦的生活费用，戴德生还是靠着信心祈求。他觉得他需要进一步培养和考验自己对神的信心，才可以到中国去。

    另一个考验的机会来了。

    父亲戴雅各表示愿意支持戴德生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中国传道会也答应支持。戴德生写信给他们，请求给予他几天时间去祷告和考虑，也让双方都知道有关资助的事情。

    但祷告之后，戴德生决定婉拒两方的支持，而又不令任何一方尴尬。中国传道会不会知道他这样做是要学习全然信靠神，他父亲可能以为他已接受布道会的支持吧。

    戴德生订了从荷尔到伦敦的船票。妹妹戴贺美到来送行，和他一度过在荷尔的最后几天，还庆祝戴贺美的十七岁生日。

    1852年9月24日星期五下午四时，戴德生站在螺旋桨推动的「伦敦号」甲板上，大力挥手，向站在荷尔码头上的戴贺美道别。船慢慢驶动，戴着帽子，穿着圆圆宽裙，泪流满面的戴贺美，目送哥哥渐渐远去。

    第五章从面包与水到牛排和酒

    清晨醒来，戴德生已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上到舱面眺望，海水如一面磨镜，映照着满天的霞彩。中午，船泊于伦敦南畔码头。戴德生从码头步行到苏豪区教堂街（ChurchStreet）的鲁弗士宿舍（MrRuffles’BoardingHouse），那儿靠近沙特土伯里街（ShaftesburyAvenue），赫治文舅舅也住在那里。舅父在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人缘好，又聪明，而且最会讲故事，可借有点「俗气」。

    舅父在宿舍门口迎接他，并且安顿他住在隔邻的房间。他没有闲情去听戴德生「多祈祷求主引导」等话，只想着如何通过朋友的介绍，为戴德生找到一份医务所的工作。

    戴德生的表兄弟汤姆（即在赫迪医生处工作的约翰表弟的兄弟），住在离鲁弗士宿舍不远的甸恩街（DeanStteet）。为了减轻负担，汤姆愿意搬来与戴德生同住，戴德生当然欣然接纳。汤姆并非基督徒，看见戴德生读圣经和跪下祈祷，并且常常谈论宗教问题，颇感奇怪。

    安顿下来后，戴德生立刻到中国布道会去，他们需要他的母亲及赫迪医生为他写推荐信。

    戴德生对母亲说：「关于我得救与否，或有没有诚意到中国去传道，又或者是否适合作传教士，都请您坦白直言。请您不要从母亲的立场去写，任何人在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时，都需要坦率的意见。」

    两封推荐信都收到了。两星期后，中国传道会的干事柏德（CharlesBird）通知戴德生，从下周一开始，他可以在威乍浦（WhiteChapel）的伦敦医院学习，费用由中国传道会承担。

    由宿舍到医院，戴德生每天需要步行四哩之遥，由苏豪区开始，过何尔本（Holborn），经过晨早驱赶牛群到史密夫斐德（Smithfield）市集的人群，上勒盖德山（LudgateHill），从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Cathedral）的树荫影下走过，再沿齐赛街（Cheapside），过阿盖德路（AldgateRoad）’才到这位于威乍浦路（WhiteChapelRoad）的伦敦医院。他的四周是十九世纪中叶伦敦市的声色气息：石砌的街道上手推车辘辘的车声、扰攘的人声，街边叫卖着热腾腾的马铃薯，还有长着大胡子的犹太人叫卖着旧衣，以及穿着大红衣的街边女郎……。

    他在清晨的散步来到伦敦医院的牌楼下便结束了。伦敦医院相当大，可容纳三百名病人。但这时生病并不好受，在一般情况下，只用火酒作为麻醉剂。做手术时，病人要不是被缚在床上，就是由助理人员紧紧地按着，戴德生时常听到病人发出痛楚的呼叫。有时又听到震栗人心的警钟鸣声。（如果病人挣扎得厉害，就会鸣钟要求更多人来帮助。）

    「我喜欢听见病人的呼喊。」一位老医生说。病人可能觉得恐怖，但对于医生来说，病人的呼喊正表示他们仍然生存。

    戴德生的生活非常俭朴。每天晚上步行回家途中，他都买一大条面包，分成两半。一半作晚餐，留着另一半作早餐。每日清晨，他不用早餐便出门，走了一段路，需要停下来休息时，才吃面包。午餐通常是几个苹果。虽然吃得不多，但戴德生仍告诉母亲他身体很好，有时甚至说自己胖起来呢！当然，他也相信这样说是「靠着丰富的想象力」。

    在他搬来几星期之后，戴德生以前的房东太太芬冶夫人写信来请他帮助。她的丈夫芬治是个船长，以往曾请求戴德生每月替他到船务公司领薪，再把一部分薪金寄给住在荷尔的芬治夫人。现在芬治夫人写信请求戴德生尺速把薪金寄去，由于戴德生医院里的工作甚忙，晚上又得温习功课，准备考试，所以他把自己的钱先寄给荷尔的芬治太太，预算稍后才到船务公司去领取芬治的工钱。然而，当他后来到船务公司时，船公司的书记却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芬治船长丢下他的船走了。我们相信他去了采金。」

    「这便麻烦了。我已经把钱垫出来，我知道芬治太太是无力偿还的。」

    「我也为你难过，」书记说：「但我只能按章办事，恕我爱莫能助。」

    戴德生一再提醒自己凡事倚靠神，只要信，不要怕。

    当天晚上，他整理笔记，用针把一些活页缝在一起，但一不小心，针刺伤了手指。不过戴德生很快就把此事置于脑后。

    第二天，在医院中作解剖实习时，由于死者是患猩红热致死的，病菌会从伤口传染，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戴德生也参与解剖的工作，但他忘记昨天晚上他的手指刺伤了。

    早上还未过去，戴德生已经感到极其疲乏。在巡查病房时，他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立刻跑出病房。他觉得昏晕，喝了一杯冷水后，才稍觉好转。便继续学习。然而身体愈来愈不舒服，下午上课时连铅笔也拿不稳。到第二节课，他觉得整条右臂和右边身子都极为疼痛。

    他回到手术房，把自己在尸体上进行解剖的部分包扎好，放回仪器，对手术科的指导医生说：「我不知道身子出了什么毛病。」然后，他把各种症状告知医生。

    医生说：「事情明显不过。你一定在解剖时弄伤了，因而染上热毒。」

    「不可能的，我很小心。没有划破和割伤皮肤。」

    「但你一定是弄伤了。」

    医生仔细检查戴德生的手，但毫无发现。突然间，戴德生记起昨晚被针刺伤手指的事。

    他问：「昨天被针刺了一下，会不会有影响？」

    「那就是了，快叫车送你回家后，打点你的后事吧！」医生说：「你已经是个死人！」

    「除非我弄错了，我还要到中国工作哩！我不能死；但如果我真不能康复，我也欣然期望和我主在一起。」

    「说得很好。但现在你立刻叫一辆车，尽快回家去。你的时间所余无多，再过一阵你就不能处理你的事务了！」

    戴德生还想步行回家，但不久即感乏力，不得不叫了一部马车送自己回苏豪区。回到屋里，他吩咐仆人给地一点热开水，同时苦口婆心地劝他信主，真真正正是临死赠言了。之后，他用水洗头，又大力刺那受伤的手指，尝试把一些毒血榨出来。但痛楚愈来愈强烈，他终于昏倒不省人事。

    他醒转时，已身在床上，赫治文舅舅在他身旁，他已派人去请医生。

    戴德生说：「我想我已病入膏肓，非药物所能救的了，而且我也不愿花这么多的钱。」

    「别胡说。」舅舅说：「医药费由我来付！」

    赫治文舅舅的医生替戴德生检查后，说：「如果你平时没有暴饮暴食，或许可以熬过去。但若你多喝啤酒及那类东西，你就没有希望了。」

    「还好」。戴德生说：「如果清苦的生活对此有帮助，我生还的机会远胜他人。数月以来，我都只吃面包和喝清水，我觉得这有助我读书温习。」

    「但现在不同了，」医生说：「你现在需要体力，因为还有一场艰苦的搏斗。你应每天喝一瓶葡萄酒，尽量多吃牛排」

    当然，戴德生不可能有钱买这些酒和肉，但赫治文舅父听从医生的吩咐，替他买来，并且监督着这个外甥的饮食，毫不放松。

    有一天，医生来到，看见戴德生坐在沙发椅上。他发现戴德生竟然不用帮扶，就可以独自下楼，感到非常惊异。

    他对戴德生说：「现在如果你能够旅行的话，最好到郊外调养一下。尽量抛开事情，直至你恢复健康和体力。如果太早回复工作，后果会不堪设想。」

    医生离开之后，戴德生躺在沙发椅上，感到筋疲力竭。他开始祈祷：

    「亲爱的神，我一直刻意避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好使我的信心增长。现在叫我怎么办？我连回家的交通费也付不起。」

    他好象感到神的灵叫他到船公司去查询一下芬治船长的事。

    「但亲爱的父神，」他祷告说：「我连坐计程车或巴士的钱也没有，而且钱是多半拿不回来的了。这种冲动难道是出于我自己的乞求，而不是你的带引？」

    祷告完毕，他仍是感到神在催促他到船公司去。但怎样去呢？他只能自己下楼，走几步路而已，而船公司则在二哩之外。他记述道：「属灵的应许使我清楚知道，无论我借主的名向神求什么，就必得着，因为父要子得荣耀。我虽然要步行，但我知用信心求力量，就一定办得到。」

    「亲爱的天父，」他祷告说：「你若赐我力量，我乐意步行前往。奉主耶稣的名请求你现在就给我力量！」

    他朝着齐赛街走，每走两三步就停下来倚着店铺的橱窗休息一会，也顺便浏览店内陈设的物品，然后继续前行。他以前从来都不会对百货店的橱窗感到兴趣。最后，他终于来到齐赛街，转入船公司座落的街道，来到公司的楼下，已是筋疲力竭，只得坐在楼梯上休息。

    上落的人对于这个蜷伏在楼梯一角的青年，都投以好奇的眼光。休息过后，再经过一次祷告，戴德生终于上到船公司里。他很高兴再次见到那一位书记。看到戴德生满面病容，书记问：

    「先生，你身体怎么了！」

    「我得了重病，」戴德生回答说：「医生叫我到乡下疗养。我想到来看看那个弃船掘金的船长可有新消息。」

    「我真高兴见到你来，原来上次弃船而去的船长并非你的朋友，而是另外一个姓名相同的人。芬治船长仍在船上，他的船已经抵达贵利夫逊（Gravesend），不久就要来到这里。我乐意把他的薪金交给你，因为这样会更安全，芬治太太必定收到。不过，在我给你薪金之前，你可否和我一起用午膳？」

    戴德生欣然接受书记的邀请。饭后，他领取了钱，叫了一辆马车回苏豪区。

    戴德生要付钱给赫治文舅父的医生，但医生以他是医学院学生为理由，拒绝收费。

    「你可以让我大胆地说几句话吗？」他问医生。

    「请说吧！」

    「在神面前，」戴德生说：「我觉得我的性命是你救回来的。我真希望你能和我分享我对神的信仰，它是我所珍贵的。我在伦敦学医，目的是到中国事奉神，在我起行之前。我一直学习完全相信他，所以我拒绝了父亲及中国布道会对我的供给。但我所有的需要都得着供应，昨天神又赐给我力量，使我认苏豪步行到齐赛街。」

    「不可能的，我离开你时，你象鬼多过象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实实在在是步行的。因此我现在有足够的钱回约克郡去疗养了。」

    「很好。我真愿放弃世上所有，换取象你一般的信仰！」

    他们两人以后再没有见面。

    翌日，戴德生回到班上尼，回到母亲慈爱的怀抱里。他不但沐浴于母爱中，也时时刻刻听到母亲谆谆的告诫：不准再过那种荒唐的节俭生活。

    戴德生以后的生活的确没有那么清苦。

    第六章中国传来震动心弦的消息

    戴德生和韦玛莉订婚了。韦玛莉的父亲很不愿意女儿远赴重洋到中国去，但还是答允了这门婚事。

    可是订婚之后的戴德生并个快乐。他很怀念从前韦玛莉弹琴，他和戴贺美一齐唱歌的美好日子。但在订婚之后，这些日子却不可多得；每次他想约韦玛莉好好谈一会，她总是好象找借口拒绝他的约会。她也常对他说，她的朋友都不赞成他俩的婚事。他觉得她已不如以前一般地爱他了！

    1853年1月，戴德生回到伦敦。他的表弟汤姆其时正患热病，戴德生好几个晚上彻夜不眠地照顾他，弄得自己萎靡不振。（由于戴德生的影响，汤姆已经成为基督徒！）他的精神沮丧，祷告也好象达不到天上。在他写信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中，他表明地的孤单和失意，说道：我真愿你在我的身旁，好给我捏一下你的臂膀。又说：你真是我亲爱的妹妹！

    除了失意，还有更坏的事，就是囊中苦拙，钱差不多用光了。他祈祷，神的回答是：到伦敦市主教门（Bishopsgate）的白朗医生（Dr．Brown）处当他的助手。白朗医生是外科手术医生，当他的助理可免费享有住宿和膳食，同时早上还可以到伦敦医院上课，工作时间只在下午和晚上。从白朗医生处走到伦敦医院也较近，每天只用走两哩，省了一半的路程。所以，戴德生接受了这份工作。1853年3月底，他搬到白朗医生的医务所。

    现在，他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早上八时到下午三时在伦敦医院，然后回白朗医生处用饭、配药、巡视病人或者整理帐务；之后自修解剖学，以及做化学实验，然后或许再巡视一下病人。对任何人来说，这样的编排可忙煞人了。

    每个礼拜日，他都到托顿咸的布洛克街教堂，那里有一位以前是贵格会（Quaker）的老太大——史蒂丝（Stacey）小姐，很殷勤地招待他，以后成为他一生的挚友。教会里的年轻人常到史小姐的家去，史小姐看到戴德生苍白和疲乏的脸容，便对地关怀备至，由得他独自休息一会。夏天时，戴德生常探望史小姐，有时在她的花园里一坐就是数小时，有时甚至在史小姐的家留宿，星期一的大清早才打从她那儿往医院上课。

    戴德生这时正面对一个难题，使他犹豫不决，难以取舍。中国传道会向他建议，由会资助他完成医学学位，取得皇家外科手术医生的资格，然后到中国开办医院但戴德生觉得如果接受了资助，他以后就难以抛开中国传道会的医务工作，按着自己的心意去中国内地传教。因此，他不能取舍，便写信给双亲，恳求他们为他代祷。

    这当几，他回到罗弗土（Ruffles）去见韦玛莉。

    戴德生说：「你知道我深爱着你，可是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感情如何？」

    韦玛莉回答说：「我母亲，患着重病，父亲正在忧心如焚，怕她随时死去！他担心我会跟你远赴中国。虽然他允准了我们的订婚，但我知他极不高兴。我真是左右为难啊！」

    「那么，让我们写信给他问个清楚，」戴德生说：「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我们的婚约怎能维持下去呢？」

    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的都是扣人心弦的消息。中国传道会在其刊物上屡次呼吁火速派遣宣教士赴华，如再耽延。最令人振奋的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报导叫《伦敦时报》（TheTimes）称之为「世上从未有过的伟大革命」。许多信徒都认为这时正是对中国传播福音的大好时机。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人对满清皇朝（1644至19n年）不满的反应。满洲人入主中国，虽已有两百余年，但汉人还是把他们看作外族，而且到了十九世纪，满人多耽于安逸，又常欺凌汉人，引起普遍的不满。到处私自兴党结社，武装起义也增多了。

    太平天国的首领是洪秀全，他读过梁发所写的一些福音书及单张，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1843年，洪秀全和他的表兄弟互相为对方施洗，并且开始在其族人中传讲基督教的道理，稍后洪秀全遇到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士罗孝全（lssacharRoberts），便跟从他学道。

    后来，洪秀全在1849年成立拜上帝会，成为群众的领袖。他和罗孝全仍有来往，罗氏在他写给母会的报告中，对这个群众运动极之乐观。

    但是拜上帝会其他一些领袖却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他们比洪秀全较为好兵默武，而且和秘密结社的三合会暗通往来，目的是要反抗满清，重建明朝。

    反抗满清的运动于1850年在广西金田爆发，洪秀全的徒众推举他为太平天王，建立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有其成立之目的，也有其独特的一套宗教制度及行为规范。他们要**清朝、拆毁偶象，以及扫除吸食鸦片的陋习。在太平天国的早期，徒众皆尊重圣经，对十城尤其重视，常念主诗文，每天有崇拜的聚会，敬拜三一真神、背诵信条和聆听讲道。他们也为成人施洗。虽然他们容许娶妾，但道德戒律相当严谨，而且所到之处，必毁坏一切偶象。

    这所有事情，当然引起英国、欧洲各地和美国的基督徒极大的兴趣。一个扫除偶象和异教的基督王朝在中国出现，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而太平军对外国人的友善态度，也带给传教士极大的鼓舞。一位太平天国的领袖说：「真神上帝，是普天之下众人之父，中国亦在其治理与关怀之下，外洋各国也是一样。天下众生，皆为兄弟。」

    1853年3月，太平军抵达南京。在这个明朝的古代皇城，他们打败了满清的军队，占领了这个位于南北要冲及运河通道的一代名都。

    《海外布道杂志》对这一切报导甚详，在戴德生心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很想丢下医学课程，立刻动身到中国去。

    当时一般传教士都在动身之前结婚了，然后夫妇二人共同展开新的生活和事奉。因此，韦玛莉父亲的复信便是一个关键了。

    韦汉（Vaughan）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留在英国，我极其乐意见到你和韦玛莉两人快乐地结合。可是，我虽不阻止你俩来往，但我觉得很难把她完全舍弃，或者想到她会离乡去国……」

    因此，戴德生和韦玛莉的婚约就在「双方互相同意与尊重之下。（戴德生语）告吹了。

    戴德生与韦玛莉的恋爱，维持了三年又三个月。戴德生一直祈祷，希望未婚妻会追随自己到中国去。在他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中，他说：「我想韦汉先生真是不对，既然容许我俩订婚有这样一段长时间，后来又不答应……我不能不爱她，并且相信她也爱我。」

    对戴德生来说，这是一段伤心的日子。唯一伴着他的，是两只他养的小松鼠，但它们难以代替可爱的韦玛莉和她的音乐。有时当他抱着白朗医生夫妇的婴儿在芬士伯里广场（FinsburySquare）上散步，他会渴望家庭之乐，并且默默祷求他也有享受这乐趣的一天。

    与此同时，全地信徒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海外布道杂志》的编辑相信，北京不久也将落入太平军之手：「在中国，黎明即将到来……我们准备不久之后遣派一些具有基督爱心的医务人员赴华。」

    六月，事情变化得如斯急剧。柏德（CharlesBird）紧急的找到戴德生，对他说：「如果你认为不需完成医学课程，我们觉得你宜立刻到中国去。我们希望你成为本会的宣教士，最好在九月初起程，避免秋天的强风。」

    柏德又继续说：「如果神为你开路，差会对你在内地推行的传教工作并无限制叫尚若事情的演变使你无法再为本会工作，我们并不会认为你的离开是背信或非基督徒的行为。请你为此事考虑和祷告；如果决定要去，请立刻填妥申请表格」

    戴德生决定要去。

    申请表格包括一份长长的问卷和一份信仰表白书。他花了两个晚上，由凌晨一点到三点，才填好这份申请表。戴德生是完全诚实的，他甚至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他非正统的答案可能使他的申请被拒绝。根据中国传道会差派委员会的书记所记述，引起各审查委员尖锐讨论的，是下列的一段话：

    「我不相信教会中有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分，我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有权利去讲道。施洗和主理圣餐。……」

    众委员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大多数都是教牧人员，持不同的看法。

    三个星期过去了，戴德生还未接到通知。虽然他的双亲都同意他即时赴华，他的母亲却对于他还未收到委员会的回音便向白朗医生提出辞呈感到有点忧心。事实上，白朗医生很想戴德生留下来，他尽力劝他多耽一年，好完成外科手术的考试。但戴德生的意志已决：「如果我付出时间和代价去完成医学位或手术医生资格期间，我能为神所用，带领可怜的中国人来到耶稣跟前一一那在那永恒的世代里将更加可贵！」

    之后，他接到柏德的信。差会已经决定尽早派遣他去中国，他应立即收拾行装，准备上道。

    八月，戴德生回到班土尼的家中，和家人共同度过一段愉快的日子。全家一起分享，一起唱诗。戴德生把他两只心爱的小松鼠，分别送给大妹戴贺美和十三岁的小妹妹露意莎。

    月底，他又回到伦敦，赶着整理行装，购买一些医疗用具和药品，忙个不停。

    九月，布洛克教会为他安排了一个聚会，由他主讲。他记述这次的讲道：「我的思想有点散漫，心不在焉。」但会众的反应很热烈。史蒂丝小姐还叫他去做一件厚厚的大衣，由她付钱。中国传道会有遣送礼，他奉命立刻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

    由中国传道会的办公室出来，戴德生就径往伦敦的尤斯顿（Euston）火车站，搭夜车到利物浦。在利物浦，皮尔士（GeorgePearse）先生和他的母亲正等着他。他的父亲和姨母哈拿及其他家人随后也都赶到他住宿的欧文旅店。由于戴德生所带的药品和仪器寄失了，他在利物浦多逗留了几天父亲不能离开店铺太久，所以他四天后只得先行告别回班士尼去，全家都到火车站送他。离别依依，戴德生永不能忘记和父亲分手时心中的凄苦。汽笛长鸣，黑烟升起，火车慢慢地移动了，戴德生抓着窗沿，又随着火车向前奔跑。父亲和儿子彼此对望，心中苦痛，直至火车的速度渐渐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远了！

    戴德生乘搭的船，叫「敦费上」（Dumfries），定于9月19日启碇。最后数天，戴德生赶着写信给他心爱的妹妹戴贺美，还有在赫迪医生处做事的表弟康约翰：「相信耶稣吧！把你的罪带到他跟前来……我这样写是因为我爱你——然而神爱你更多。」康约翰在二十九岁时死了，但戴德生为他悔改归主的恳切代祷，已经得蒙应允！

    第七章重重险阻赴中华

    1853年9月19日，星期一，「敦费土号」准备起航了。她那一艘三桅货船。1837年建造，重量不超过五百吨。当船员把最后的货物送上舱时，有四个人正在船尾的小房间聚会。他们是戴德生和他的母亲、一位叫戴安生（ArthurTaylor）的传教士，以及一位在利物浦结识的老牧师。这个相当宽敞的舱房是戴德生的，还特别为这个远赴重洋的二十一岁青年粉髹一新呢？戴德生建议一齐来唱约翰牛顿的圣诗：

    「耶稣圣名，何等甜美，

    属主圣徒爱听；

    医治病伤，安慰悲苦，

    消除心中忧惊。」

    唱诗完毕，大家一起祈祷。戴德生的语气一直是坚强的，但在他把亲爱的家人交托给神时，有一刻他还是说不出话来。静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将祷告转向前面可以想到的种种困难，总结地说：「任何困难都不会左右我，我也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以致我能快乐地完成我主耶稣托付我的使命，宣讲神恩典的福音。」

    其他各人也轮流祷告，戴德生又念了一篇诗篇，然后戴母还为儿子整理一下床铺，二人都不知道有否机会再相见。

    当他们回到舱面时，船员已经把货物安置妥当，预备起缆启旋，其余三人赶忙离船。

    戴母坐在码头上，身子不停地颤抖。戴德生看见十分难过，便跳到码头上，把母亲紧紧抱着。

    「亲爱的母亲，不要再哭了，我们会再见面的。想想我所以要离开您去作的荣耀事情，不为名，也不为利，乃为使到中国人认识耶稣！」

    船已经慢慢驶离码头了，戴德生从码头跳上甲板，冲进舱房里，打开他那本小圣经，在前面的空白页上很快的写上：「神的爱超乎我们所想所知。」然后赶快回到甲板上，把圣经扔给他的母亲。

    这时，货船的大副才赶到码头，他握着戴母的手，说：「存着勇敢的心，我会把好消息带回来给您。」

    由于大副来迟了，所以船又再次泊回码头，好让他上船。因此。戴德生尚可以再一次握着母亲的手。

    「您珍重啊，神祝福您。」

    码头上的三个人都挥着手，扬着巾，戴德生爬上船杆，摇着帽子，不停挥舞，直至码头上的影子逐渐变得细小、模糊，终于消失在他的眼前。

    这当几，在伦敦的圣经公会正通过一项决议，拨款刊印一百万本中文圣经。

    在「敦费士号」船上，共有二十三名船员，包括摩利土（Moms）船长和他的两名副手、领班、厨子。木匠各一，还有水手，侍者和学徒等。除了一名来自澳门的中国小童外，戴德生便是唯一的乘客了。当然船上还有好些猪。鸡、鸭和狗，以及两只猫。

    在舱房中，戴德生把行李安顿好，又用绳子缚紧，然后拿起手风琴，边弹边唱。后来船因风浪颠簸得很厉害，他就吞了一粒「晕船丸」，倒头便睡。当他醒来时，发觉舱中的灯左摇右摆，好象满舱都是一片片的碎影。

    「敦费士号」进人爱尔兰海域时，微风已变成强劲的西风，三天来他们左颠右簸，船速极缓。

    到了星期六，风突然停了，但气压计的水银针整天往下跌。到了入黑时，风势又转强劲。

    他们如搏斗般南下威尔斯岛西岸时，摩利士船长把一贯的礼拜日祷文也放下了，星期日中午，风浪更大，每个船员都帮着扯帆。戴德生有时出来看望船员，并且给他们一些福音单张，供他们闲时阅读。

    风浪正大，戴德生感到胸口发闷，赶忙回到房间。气压计仍在下降，强风已经升级成为暴风。

    在下午两三点之间，戴德生又挣扎着回到舱面，他看到的景象是他毕生难忘的：整个海面象吐着白沫，浪头在船两边如高塔般压下来，好象要把她吞噬。

    「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海浪，」船长大声说。「除非有神帮助，否则我们这次一定大难临头。」

    强风把船一直吹向海岸边的防风堤。

    戴德生问：「我们离开威尔斯海岸有多远？」

    船长说：「大概有十五到十六哩吧！我们能够做的，是把所有帆扯起，否则随风漂流得更快。我们的生死就系于这些帆上，希望神使我们的桅杆承受得起风力。」

    「敦费土号」一会儿在高耸的海浪峰顶上，一会儿又象钻到海底的深处，船身倾侧得很，海水不断向舱面的两边涌入来。

    「吱哑」一声，前面大帆的支柱断裂了，幸好没有倒下来。

    戴德生望着眼前的落日，想道：「明天日头还是一样出来，但除非主在我们身上施行神迹，否则我们的船明天只怕剩下木块残桅了！」

    太阳下沉之后，戴德生更感孤单和无可倚靠。他下到舱间，唱两首诗歌，读几篇诗篇和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便上床睡觉。

    一个钟头后，他醒来看看气压计，水银针正在上升。他又回到舱面，船正向北驶，仍然离威尔斯海岸不远。

    戴德生问船长：「我们过得了圣头礁（Holyhrsd）吗？」

    「如果直航无阻，我们应该可以。但如果风大把船吹离航线，我们便要神帮忙了。」

    但船正在随凤漂流。

    圣头礁的灯塔本来是在前面的，现在却在船旁的方向。船正朝着海岸直驶。

    摩利士船长面容肃穆，但仍保持镇静，气压计还在上升，不过似乎太慢了。

    戴德生想到家人和朋友，不禁而泪。船上的领班也是基督徒，他对戴德生说：「我一无所有，但基督却是我一切。」

    戴德生想起诗篇五十篇的话：「在患难之日求造我，我必搭枚你。」所以，他便恳切祈祷，求主保守他们的性命。」

    明月出来了，海岸也隐隐可见。气压计仍在上升，但风却未稍停。戴德生回到舱间，拿起笔记簿，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家里的地址，以便死后可以通知家人。又把一些物品缚在一只会浮的柜子上，船沉时可以作为倚靠。然后再次祈祷，跟着回到甲板上。

    「在这样的狂风骇浪中，救生艇有用上？」

    「没有。」

    「我们可否把那些木条和桅杆扎成一些筏子？」

    「我们大概没有这个时间了。」船长说：「我们只有半小时。现在你还因看上帝的呼召到中国去么？」

    「我仍然别无所求，我仍然希望到中国去。如果我的愿望不能实现，至少主会对我说：『很好』，因为我遵行他的命令。」

    他们看到岸边的礁石愈来愈近，在月光下闪烁生光。

    「我们得把船调转方向，否则一切都完蛋了。」船长说。「船调头时虽有反侧的危险，但在只有拼命一试了。」

    摩利士船长于是下令把船头转向海那边。可惜屡试无效。

    他们又把船转向另外一边，但船却愈来愈接近岸边的礁石。

    正当这时，风向突然改变，在千钧一发之间，船没有碰上礁石，在惊险一刻船竟在乱礁中驶过。

    暴风逐渐平静下来，戴德生又看到早晨的曙光。

    在余下的旅程中，摩利士船长及其他船员忙于把船上的损毁修好，有些水手受了伤，所以戴德生也帮忙照顾。他还为那个瑞典籍木匠的眼角伤处缝了几针哩！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戴德生发现这个瑞典人，还有领班和船长，都是循道会的会友。船长特别允许戴德生在船上举行崇拜聚会，由领班负责安排。

    10月6日，戴德生和领班在房间中一起祷告。戴德生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平静的风浪，因称是主管风和浪的神。」

    正当他们祷告时，突然船面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原来因为风向突然转变，船员都在舱板上忙碌地调正帆桅。在这次航程里，戴德生多次经历到在他祷告之后，天气便显著的转变了。

    过了别士基海湾（BayofBiscay）的强风后，「敦费士号」在东北信风的带领下，朝着南美洲进发，然后由西风带着它绕过好望角，从南面向澳大利亚直航。

    旅程中戴德生有许多机会欣赏神创造的奇妙世界——斜阳夕照、黎明晨曦、海上飞鱼、桅上海鸥，他还爬上桅杆看落日，更是瑰丽迷人。当船上的动物死了——一只猫、一条海豚，两只信天翁——，他就把它们解剖，而且把一切详细地记录在笔记簿中。

    戴德生也忙于为船上的人作各项医疗服务。船长的眼皮肿胀，厨子的臂上和脚上，以及一个船员的背上也长了脓疮，戴德生为他们—一治理；又为另外一名水手割除扁桃腺，以及替领班拔掉最后一只大牙。风平浪静时，他就把各种药品分类和标签，又用蒸馏水和火酒来做化学分析及冲洗相片，他也自己制造摄影用的相纸，而且想用显微镜片去造一部照相机，可惜没有成功。闲时摩利上船长和他一起温习代数，他也教船长弹手风琴，又教二副吹笛子。

    在一个大热天，船员正在冲洗甲板，戴德生来到舱面，大家把五六桶的水向他倒头淋下去。戴德生不以为怪，反倒大乐，船员自此也就和他玩在一起了。又有一天，船长和他划了一只筏子，环绕「敦费上号」察看船身的情况，然后跳进大海畅泳，当然要提高警觉，留意鲨鱼的踪迹。有时他会帮助船上的工作，学习张帆和其它的技能。

    1853年的圣诞，大家为了庆祝，宰了船上一头猪来做晚餐。后来的日子，航程很慢，因为海风极微，到了年底，他们才离开澳洲不过五百哩，距离中国尚有五千哩之遥。

    1854年1月13日星期五。

    凌晨二时，戴德生倏地惊醒，好象有一个影子站在他的床前。

    「小戴，起来，跟我到甲板上去。」是船长的声音。

    戴德生爬起床，和船长来到舱面，站在一轮明月之下。船正在森巴（Sumba）群岛东南的沙富海（SavuSea）中。

    「你看到那些岛屿吗？」船长问，声音中夹杂着紧张与兴奋。「它们的位置和地图上的记录不符，如果从它们中间经过，将是极其危险的事。」

    但他们还是成功地穿过这些岛屿，向东北驶去，经过安吉海峡（OmbayStraits）。峡旁两岸满是树木和河流，景色很美。看见树木和田野，戴德生不禁渴望能重踏陆地。

    l月29日礼拜日。危险的威胁又迫近眉睫了。四周没有一丝风，但一个强烈的海流把他们的船带往新畿内亚的北岸，那是暗礁满布之处，岸上住的是涂着花脸的猎头族人。他们的船已经漂离航线四十余哩，离海岸愈来愈近，他们感到完全无助，只得一面预备救生艇，一面尽力把船头调转，迎向海流，以减轻撞击时的震动力。

    戴德生照平时一样有早晨崇拜，摩利土船长也参加，但不停踱到船边，焦虑地察看情势如何。

    崇拜完毕，船长对戴德生说：「我们已尽力而为，现在只有等结果了。」

    「不，我们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哪一件事？」船长问。

    戴德生说：「我们船上有四个基督徒，让我们各自退到自己的房间去，求主赐风给我们。他可以轻易办到。」

    于是，船长、领班、木匠和乘客，各归各室，恳切祈祷。戴德生形容他的祷告「简短而通畅」，并且感到祷告已蒙应允。因此，他又回到甲板上。

    大副正在负责指挥。戴德生发现由于没有风，而主帆有大半已收起。「把主帆张开，」他说。

    「那有什么用？」大副问。

    「我们已祈祷求神赐给我们风，它立刻就会来到。快把帆张开，我们的船已经接近礁石，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大副向戴德生投了一个不信与增厌的眼神，说：「我希望我可以见到风而非听到风。」

    就在他说话之际，戴德生在意到大副的眼睛望向最高的帆。帆正在鼓起；对了，风已在动了！

    「你看到风么？望那杆上的帆！」戴德生说。

    大副嗤道：「不过是微风罢了！」

    「是不是微风都不要紧，把帆放下，总是有利的。」戴德生大声说。

    大副如言张帆。数分钟后，船便以六到七海哩的时速，驶离岸边的乱石礁，也把那些涂花了脸的上人远远抛诸于后了。

    若顺风而行，还有一星期便抵达上海了。戴德生开始整理行李、器具和书籍。

    2月25日星期六。他们停泊在离上海十五哩外长江出口处的郭实措岛（GutzlarrIsland）。六个月的航程终于结束了，船员们都围着那个才上船的英籍领航员，问这问那，弄得他忙个不了。

    他说：「太平叛军已经占领上海四个月了，他们正在向北京进发。」

    1854年3月1日星期三，他们来到吴淞，戴德生转乘一艘领航船直上黄浦江，到达上海。他看到码头上停泊着不少欧洲式的轮船，也停泊着中国式的木船和英法的炮舰。岸上一排十数间外国洋行，还有一座堂璜华丽，象中国庙宇的建筑物，就是现时的海关大楼。沿江而上，他还可以看到一列古旧的城墙，那就是旧上海市了。城墙外竖着各种颜色的旗帜和清兵的营帐，他们正包围着占领城池的乱党。

    中国，在杂志中读到的中国，现在活生生的展现在戴德生眼前了！

    第八章追寻人生的意义

    夕阳斜照着光秃的山巅；

    奔雷惊起沃野上的草树；

    宁静的夜色伴着河上山峰的孤塔；

    古旧的城垣还保留着坚固的外廊；

    远处寺院的钟声在夜空中回荡；

    苦力在午后的暑热中歌唱。

    蜿蜒的长江，

    半掩在竹林内的寺院，

    剪裁有致的苏州庭园，

    还有帝王宫殿的金碧辉煌。

    中国——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她那迷人的眩惑。

    然而戴德生并非为了欣赏湖光山色的瑰丽和探索这片土地的幽秘而来。他离乡背井，经历艰险的风浪，走过半个地球，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人走迷了路，而且千千万万人正在毫无希望之中走向灭亡。据说中国有各种宗教，许多人士则喜谈人生哲学和政经理论；他希望为他们带来真理的信息。

    在芸芸的中国学者之中，最著名的是孔子（主前551至479年）。他生于旧约以斯拉时代的中国。

    孔子的时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大概有四个特色。首先是天和神的观念。孔子本人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上天赋予其使命，也会助他完成使命。中国古代典籍中也屡屡提及「上帝」，秉公义以治天下，也要求人重义轻利？

    第二个特色是多神主义，有社稷之神、上地之神、厨灶之神、仓廪之神，而山川、星辰亦皆有神灵。

    第三个特色是敬拜祖先，在中国人之中最为根深蒂固，几乎每户人家都有神位，象一个壁橱，上面放有刻着家中各代祖宗姓名的木牌。有钱人家的神位都镶着金边或各种的装饰。家人定时向着这些牌位跪拜，供奉香烛，和献上食品祭牲。家长去世，长子便代表家人献祭，在坟墓前跪下祷告说：「愿骨和肉回归尘土，愿魂魄寄于牌位，与我们同住！」

    中国人认为敬拜祖先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责任。他们相信借此可与灵界契合，而死去的先人能否享福，也端赖后代的祭祀。相反而言，祖宗的魂魄也有赐福和降祸的能力。此外，祭祖的礼仪亦有凝聚宗族和维系社会安定的功能。

    中国古代宗教制度的第四个特征，是由称为天子的皇帝代表人民献祭，即「封禅」之礼。天子在「皇天上帝」之神位前跪地叩首，代表国家人民向天答谢并示臣伏。

    孔子非常重视这些宗教传统。在他而言，神灵之事是理所当然，而人类的命运也由至高无上的神明所操纵和掌管。但他的兴趣却不在于宗教，他是一位伦理教师，具有政治理想。

    孔子的学说被称为一种「基于普通常识和家常品德的功利主义福音」。对他来说，学习是为了达到进德的目的，他的目标是以古代道德的标准来改革腐败的周朝。他推崇「君子」，眨抑「小人」。「君子」就是追求道德修养，遵守社会规范的人。

    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最高的品德。「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教训和基督教的伦理观也有相异之处。对于伤害别人或者残害公理者，孔子不主张怜悯与饶恕，而是「以直报怨」。

    孔子的学说主要是针对一部分来自统治阶层的听众，一般人还是以拜神祭祖为主。而普遍影响他们的是道教。

    道教源于道家，其创始人为老子，生于孔子时代，据说稍长于孔子。道家的哲学是探索自然，但后来的道教却变成民间的宗教，与符咒、驱鬼、风水、占卜等混为一谈，在以后的数世纪，与儒家争竟。有几个朝代，连皇帝及其它统治者都深受它的影响。

    汉朝（主前206至主后221年）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按贤才取土，设立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官学，又立科举，成为以后千百年来中国选拔人才的标准。

    汉朝之后四个世纪，才有第一位宣教士赴华传教。佛教在这时已由印度传人中国，并且传播甚速，很快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宗教。戴德生在中国时，常遇到那些穿着黄色僧衣、剃光了头的和尚。然而佛教虽然流行，并没有取代儒、道二教，中国的宗教往往是此三者的混合体。

    最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成为大部分中国士人踏上仕途及获得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途径。科举考试的范围，主要是儒家经典。当然，这种取人惟才的制度也有不少缺点，但大致上还算相当成功。儒家哲学在人伦关系上有极佳的理想和教训，使中国有着安定的社会秩序，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兴盛和繁荣。它推动各项文学活动，也极之推崇高雅的情操、举止，以及礼仪和诗词。

    在清朝（1644至1911年），中国文化开始影响及欧洲。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土把一部分儒家典籍翻译成欧州语文，他们所著关于中国的书籍，也受到普遍的欢迎。一般来说，传教士的著作流露了对中国文化的钦慕，甚至感染许多欧洲人，因而兴起了一降「中国热」。当时欧洲的洛可可式（Rococo）艺术就反映出中国的影响；有钱的欧洲人建造中国园林和庭台楼阁，在花园中种植各种中国花卉——壮丹、茶花、菊花、芍药等等；中国轿子也很流行，还有中国的漆器、香烛、茶具、中国绘画和中国式的墙纸等。

    由于清朝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两个世界的接触日益频密，中国的社会也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因为满清统治者愈来愈腐败无能，中国正面临自古至今从未遇过的危机及剧变。太平天国的动乱正是一个例子。在这样一个变动的大时代中，戴德生怀着兴奋和希望来到中国。

    第九章初抵上海

    踏入上海的码头，戴德生看到远处飘扬着英国旗。他朝着国旗走去，来到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他希望在领事馆内有他的家信，也盼望有差会给他的证明书。这样他可以到本地分会领取一些钱。

    「邮务处的办公时间已过，你明天再来吧！」领事馆的人员说。

    戴德生惟有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见麦都思教士（Dr，WalterMedhurst）。在英国向华传教的宣教士中，麦都思可说是年资最深的了，他在上海也充当英国领事的顾问和翻译。

    领事馆的职员把麦都思的住址告诉戴德生。他就沿着黄浦江的外滩走，然后往右转，走过泥泞满布的路，旁边是很深的臭水沟。约走了一哩，便来到麦都思的住宅。开门的是个中国人，一句英文也不懂，但戴德生很快便从他那里知道安都思夫妇不在家。

    然而戴德生找到另外一位年轻的英国传教土，名叫艾约瑟（JosePhEdkins）。他还把戴德生介绍给其他住在伦敦会宿舍的传教士，包括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医院的雒魏林医生（Dr．WilliamLockhart）。

    雒魏林说：「你不如暂时在我家住下来吧！」戴德生很感激，但也有点尴尬，因为身为中国传道会的宣教士，却需接受伦敦会的招待，实在说不过去。雒魏林也答应戴德生的要求，让他分担房子的支出。

    同样住在伦敦会宿舍里的，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约翰（JohnBurdon）夫妇。当天晚上，他们邀请戴德生到家中晚餐。这对年轻的夫妇健谈而好客，家中充满温謦，使戴德生有宾至如归之感。后来包约翰成为圣公会第一位到北京传教的教士，以后更成为香港圣公会的会督。

    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雒魏林医生家中。从他的房间往窗外望，可以见到城外清兵与城内小刀会对峙之局。右面是满清军队的营帐，左边是上海县城的城墙，上面挂着灯火，不时还可见到城上巡逻的守卒。虽然枪炮声不住地响，但戴德生还可勉强地睡着了。黎明时一阵隆隆的炮声，把窗户也震得格格作响，但炮声过后，却是一阵晨鸟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凭窗远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摇曳起舞，园中的草木吐着新芽，树丛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扑面而来，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早晨啊！

    早餐后，戴德生立刻前往领事馆查看邮件，但只有一封信，是家中五个月之前寄出的，还有一份《海外杂志》。至于中国传道会则什么消息都没有。没有钱，没有邮汇，没有指示，什么也没有。或许他们要等到他到达上海之后，才寄下指示和和经费吧！果真如此，差会真是不懂为人设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费士号」取回行李，在码头上找来一批苦力帮忙搬运，成群结队，行李在挑夫肩头的竹杠上摇摇摆摆地在闹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领着路，好不威风。

    戴德生也参观了伦敦会的医院，听麦都思教士用上海话对病人讲道。麦都思热烈地欢迎他，说：「你可以选择学习上海话或者官话（国语）。上海话只用在本地，官话虽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异，但全国通用。我劝你还是学官话好，我可以给你找个教师。」

    戴德生回答说：「我想你的话很对，就劳烦你给我找个教师吧！」

    接下来，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与中国传道会取得联络，并向它支取费用，学习语言以及生活上的习惯，免得总是倚靠伦敦会和圣公会的朋友。

    「没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写信给皮尔士先生，说：「但我盼望下次邮件到时，会收到差会的消息。上海现时十分不安宁，乱党和官军打个不停。……」很难租到屋子，连房间也不容易。空屋都给城中逃出来的商人住满了……城中的传教士也离开了，我现时暂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栖身。如果不是雒魏林医生的好意，我可能会一筹莫展。目前我真不知应做什么。……」

    第一个礼拜日下午，他和伦敦会的传教士伟烈（AlexanderWylie）进城察看。伟烈知道中国人素来重视读书人，所以他下过一番功夫研习中国经典，也写过不少中文文章，试图吸引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创造主。跟他学习，戴德生觉得很兴奋。

    伟烈带他去到县城，指给他看城外的一排排破屋，告诉他中国人的生活有多苦。他又和守城的兵士说话。他们穿着满是刺绣图案的帽子，领上围着红巾，身上穿着颜色鲜艳的织锦，还有绿色的裤子和长靴。

    他们进城后，伟烈有时会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谈，戴德生也帮忙分发单张，他们甚至走进寺庙跟和尚谈道。来到城内伦敦会的教堂，他们发觉里面竟挤满了人，原来麦都思正在内里讲道。之后，伦敦会的教士还分派白米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

    在县城北门外，他们看到一群人在欧斗，一个死人被抬着进城。另一个的胸膛被枪轰开了一个大洞。戴德生替第三个人察看伤口。他的手臂被炮火打中，子弹穿过臂膀，连臂骨也折断了。他痛苦地嚎叫，但除非把他带回医院去，否则戴德生也爱莫能助。

    麦都思说：「如果我们在此为他调理，只怕有人会把我们的衣服都剥个干净！」

    再行不远，他们又见到兵士抢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队兵士则掳获一批战俘，拖看他们的辫子走。俘虏大声地嚷着，向戴德生等求救，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上海的其它传教士多数来自圣公会或别的大差会，他们均受过高深的教育。只有戴德生的差会很小。它风闻太平之乱便仓猝地决定派遣教士来华，所以戴德生还来不及完成其医学课程就接受差遣了。中国布道会的乐观及策略，在许多有经验的传教士看来，实在有点荒谬，有些甚至公开指责中国传道会及其《海外布道杂志》。

    戴德生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传道会的种种缺点，他本人亦因为差会办事失效而受害。然而，他仍尊敬他的差会及其干事，他敬重他们的灵性、他们对神的爱心，以及他们布道和带人归主的热心。

    当时的上海还有不少欧洲人，他们发展工业和贸易，生活奢华。在戴德生眼中，部分传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他们常和租界的官员和炮舰的长官往来，并且权充翻译。这种社交应酬的风气，令到这个在保守和严谨的循道会环境中长大的戴德生，时常感到惊讶。

    虽然戴德生受过不少教育，人也聪明，但他并没有大学文凭，而且还没有拿到医学学位。他希望从事医疗服务的工作，但他并非正式的医生。他能讲道和牧会，但他没有受按立为牧师。虽然许多人硬要称他为「牧师」，他却一直拒绝接受这头衔。从中国传道会那里，他每年的薪金只不过八十元，非常微薄。圣公会的单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会还替他们付房屋租金、医药费用，另外还有语言教师及书籍津贴。在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显得颇有点寒酸。

    当他整理行李时，发觉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书籍和纸张都弄脏，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坏了。「敦费士号」在回航中，于澎湖群岛（Pescadores）附近触礁而沉没，船员则幸而获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师抵达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导戴德生官话，而戴德生则每天为他祷告，希望圣灵带领他归向耶稣。

    四天后，师生两人已经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对话。戴德生用中文与街上的士兵或店铺的商人谈话，他发觉自己已能勉强用中文跟人沟通。

    当时负责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将领是吉尔杭阿（Koerhanger）。他下令封锁城池，但城北接连租界，城内的人皆从租界的外国人那里得到军械和粮食的供应，所以封锁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有些外国商人更为城内叛党提供经济及各种援助，期望太平军能取清朝而代之。传教土则在城内分发白米和肉类，调济贫苦大众。

    1854年4月4日，是上海史上有名的「泥城之战」。戴德生早上就被枪声吵醒了，他走出屋外，头上飞过一枚炮弹，轰隆一声，竟落在慕维廉牧师（WilliamMuirhead）的屋墙上。慕维廉属于苏格兰长老会，是戴德生来到上海后认识及仰慕的一位教土。

    清晨六时半，戴德生和慕维廉一起走过租界，来到黄浦江畔。满清的兵

    船正在起碇，要沿江而下经过租界向南城进攻。英法兵舰齐起制止，但清朝水师并不理会，强要直驶苏州河，引起一艘英舰发炮攻击。

    岸上英法领事也和满清军队斡旋，要求他们的营寨和炮垒撤离租界。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并且派人送给吉尔杭阿一份最后通碟，说：「若果清兵在当日下午三时之前还不撤退，英国舰队即派兵上岸；若到四时不撤，英兵便开始进击，不再容情。」

    下午三时，清兵还是没有动静。英美军舰分别派兵土及水手上岸，摇旗擂鼓，并由阿礼国率领，一直操向清兵驻扎的跑马场。

    四时，戴德生听到美国士兵那边发出枪响，并且看到炮弹横飞。果然，英美军队开始向清军进攻。满清士兵到处逃窜，然后戴德生又看到一片红巾——原来城内的党羽也趁机出击，大杀清兵。

    在此一役，英法军队大获全胜，只损失了两个兵士。当清兵忽忙逃窜之际，乱党拥出城门，把清兵遗留下来的火药枪炮，来个混水摸鱼，抢掠一空。

    可是，传教士却要承受后果。经此役后，清军对外国人极表不满，一直到秋天还不让传教士到城郊的村镇传教，也不准外国人在租界之外居住。因此，戴德生也不得不寄人篱下，在租界内伦敦会的宿舍里继续居住。

    第十章危险中的歌唱

    正当戴德生执笔在信上向妹妹戴贺美倾吐时，他收到家中母亲寄来的信。读着，读着，眼泪不禁流下来了。他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加上自己身体不适，双眼红肿，而且常有头痛！人在异邦，真希望时时接到家书，但是父亲却从未给他片言只字！

    他又想：如果有个妻子，与自己分享人生，那会多么好！他给戴贺美的信上说：「不知父亲对史伊莉小姐的看法如何？……请代转达我的爱意。」史伊莉（ElizabethSissons）小姐是戴贺美及韦玛莉（戴德生从前的未婚妻）的朋友，在他姨母的一所学校教书。当戴德生探访韦玛莉时，她已对戴德生心动，常对朋友说暗恋着他。她也送给戴德生一些手绘的图画，彼此又互赠礼物。

    她对中国甚表兴趣。戴德生也曾盼望她有一天会嫁给他。他向她要了一束头发，并且小心地珍藏着。与此同时，他也向家人问及韦玛莉的近况。他信上这样说：「她也许会找到一个比我富有、比我英俊的丈夫，但能否如我一样死心塌地爱她，则难说了。」

    春天到了。上海的天气逐渐转暖，田野也脱下灰衣，换上绿裳。戴德生在日记写着：「从屋子往外望，看见花园、玉米田、城垣、房舍，以及江上的船只和帆桅，景致美极了！」数周过后，绿野上一片繁花，彩色缤纷，更是艳丽。

    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城内的小刀会徒众宣告：「他们会追随太平军，崇拜上帝，归信基督。但小刀会的首领却是吸食鸦片，而且不少领袖都是强横无道。任意鱼肉妇女，行为和基督教的教训大相径庭。他们响应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天国之声势正盛，谣传他们正在挥军北上，或者已经占领北京。

    许多年后，中国传道会的秘书长皮尔土也承认差会并不了解当时上海的情况，也不知道戴德生的经济窘境。戴德生总是把支出的项目详细列明，说明他花用每一文钱之必要。他写信给父母说：「差会应对传教士有更多的供应，现在是入不敷出。我第一年的总支出大概在二百镑之下。虽然如此，我相信在所有上海的传教士中，每人每年的支出都在这数目之上。」

    六月的上海，潮湿而炎热。日间气温常在华氏百度过外，晚上也在八十度以上。在这炎夏里，戴德生还是每天用五个小时来学习中文。他说：「我们都汗流如雨，象活在烤面包房里。……」

    有时，他会跟包约翰与伟烈两位牧师结伴到乡间派福音单张和传道。戴德生也带备药囊，在两位牧师讲道时，替人看病，甚至有时做一些轻微的手术。他在中国继续读他的医学和做实验，也念化学的书籍，又在医院观察病情，在旁留意医生如何动手术。他的努力和研究终没有白费，后来得到英国伦敦皇家外科手术学院（RoyalCollegeofSurgeons）承认，补发不足的学分。

    戴德生的中文也有很大的进步。现在他已经可以自己到市场买东西，从容和店员对答，甚至讨价还价。他见过中国的印刷工人怎样工作，认为中国人头脑灵活，做事简单利落。

    战事仍然持续，县城内的土气日渐低落。人们对以前信奉的偶象已失去信心，甚至把它们丢弃或送人。传教士则受到尊敬，教堂也挤满了人。看到这个情景，戴德生决意离开租界内雒魏林医生舒适的家，到两阵对垒之间的「无人地带」寻找往所，好作传教的工作。由于那个地区相当危险，而且受到战火蹂躏，租金也较低廉。最后，戴德生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每月租金八元。

    那是一栋双层的木屋，座落于上海的北门，共有十二个房间。戴德生打算住在二楼，把所有房间都洗刷一新，二楼用来做睡房、书房和饭厅，楼下则用作药房、学校和教堂。

    要把房子修葺、清洁和洗刷一新，真不是一件易事。他请了一些人来清洁，不过清洁工人来了，却不工作，只观看修理工人在砌墙。他把事情吩咐妥当，便离开一会，但回来只见他们有的在写字，有的在抽烟，其余的都在睡觉！最后，他决定搬来桌子和椅子，坐在房里监督他们工作。

    他对工人说：「把房子完完全全地清洗干净！」

    他听到一阵倒水声和洗刷声，跟着又静下来了，他便起来看个究竟。

    「为什么只清洗外墙？」

    「噢！原来你要内外全洗？」

    ［当然啦！」

    于是，泼水声、洗刷声又再响起，直至出现一些琐事，工作又停顿下来。如此这般，对戴德生来说，实在是学习忍耐的大好机会！

    在8月30日，他终于搬进了新居。第一天早餐之后，他收到雒魏林医生送来两罐美味可口的辣果酱，稍后他又送来两瓶甜酒。包约翰教他怎样应付厨子，不叫他每天买菜时中饱私囊。

    戴德生定了计划，每天有两次与佣人一起用中文祷告和读圣经，也邀请邻舍参加，而且人数愈来愈多。

    不久之后，戴德生又办了一所学校，开始时有十个男童和五个女童。初时主要由戴德生的中文老师负责教学；但数星期后，戴德生也参与督导学生的功课。每天他又替病人诊病，逐渐学会用中文来交谈，包括询问病情和指导病人如何服药。

    他住的地方就在城外，和租界隔着一道城河，每天都是风声鹤唳，相当危险。与租界相连的木桥，晚上总是拉起，不让行人通过。每晚，戴德生总不敢熄灯就寝，而且预备好一个浮水泡，随时准备跳水逃生。

    九月中旬，戴德生、艾约瑟和另一位美国长老会的年轻传教士郭达门（JohnQuarterman），一起沿黄浦江坐船南下。他们带了大袋的圣经及福音单张，发给码头和船上来往的旅客，希望这样可以把福音传至一些传教士去不到的地方。

    当天傍晚，他们三人乘坐原船返回上海。途中要经过清朝的水师舰队，难免有点担心，因为夜间水师怕有叛党偷渡，时常不问皂白，便向夜渡的开炮攻击。

    艾约瑟建议说：「我们经过舰队时，大声唱诗，他们就知我们是外国人了！」

    「好主意！」戴、郭二人同声应道。

    他们接近满清水师时，便大声高歌起来。经过了黑压压的一批船只，相安无事，大家正预备彼此道贺之际，船夫却催着他们继续大声唱诗。原来刚才经过的船队并非水师，现在才开始进入水师巡逻的水域。

    因此，他们继续放吭高歌，唱的是「广阔穹苍歌」。但唱完最后一节，他们的船还是在水师附近。

    「唱什么？」，艾约瑟大声喊着。「我们一秒钟也不能停下来啊！」

    说完，艾约瑟也来不及和二人商议，便独自大声高歌，是戴德生从未听过的调子；那边郭达门也大声唱出一首雄壮的美国歌，戴德生也惟有引吭高唱另外一首歌曲。三首不同的歌，加上船夫们大声喊叫，使戴德生禁不住笑起来。

    「来人是谁？」水师船上有人大声发问。

    船夫大声回答：「是白鬼！」

    「大英国人！」戴德生和艾约瑟同声应道。

    「花旗国人！」郭达门也大声喊着说。

    水师没有为难他们。艾约瑟和郭达门对于船夫以「白鬼」来称呼他们，甚表不满。船夫表示抱歉，说「非常对不起，我们在惶恐中说错了话。以后会小心一点，不再随便用这些不礼貌的话冒犯你们了！」

    第十一章你的话是真理

    中国传道会终于答应给戴德生加薪了，从原来的年薪八十镑，增加至每季六十镑。可是，差会给上海代办的指示极为含糊，所以戴德生写信向差会澄清一些问题，同时作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当然，书信往返，需时数月。要做一个开荒的传道者，没有约伯的忍耐是不成的。在此期间，他发现他的第二位中文教师江先生偷窃金钱，所以只有把他辞退。

    是年秋天，霍乱侵袭上海，包约翰师母病在床，包约翰本人也感不适，所以戴德生常上包家帮忙，好让包约翰多些休息。终于，包师母在9月26日去世，丧事也由戴德生料理。包约翰陷在痛苦和孤单之中，幸有戴德生时常陪他一起散步，尽量消解他的忧苦。

    十月底，包约翰决定迁居，把屋子转让，便问戴德生要不要买。由于北门的住所愈来愈危险，每天炮弹纷飞，不得安宁，再加上中国传道会另外一位传教士巴格尔医生（Dr.WilliamParker）及其家眷日内就要抵达上海，所以戴德生决定把房子买下来。

    十一月，他搬进新的居所，但仍然在北门的房子与佣人及邻舍定期举行晚间聚会；他也在那儿用早餐，并且为病人赠医施药。

    他不知道巴格尔医生夫妇什么时候才会抵达，但是只要居住问题解决了。就一切好办。他更多得一位朋友和同工。他知道巴格尔乘搭的船「史维苏里号」（Swiftsure）已在途中，但却毫无音讯。

    清兵和城内乱党的争战更加激烈，北门一带也愈来愈危险，别无选择之下，戴德生只好把学校关了，把家搬回租界的住宅。

    十一月底，他有一天回到北门探访旧邻时，收到雒魏林医生紧急的通知。便条说：「见字请即回租界来。」于是他立即打道往雒医生家，发觉雒魏林正和巴格尔医生一起午餐。巴格尔太太和孩子则尚在船上。

    巴格尔医生是苏格兰人，人挺精明。虽然他是由伦敦中国传道会差派的传教士，但他的薪俸完全由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支会承担。在这方面，可算完全独立而不受差会管辖。他为人沉静，却有主见，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会尽量想办法达成目的。当中国传道会听到太平天国的消息而大感兴奋，赶着派他赴华，他当时就拒绝了，认为自己准备不够。

    戴德生和巴格尔在英国时素未谋面，双方所知也不多，但两人明显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首先，巴格尔属长老会，戴德生则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派；其次，巴格尔是格拉斯高的执业医师，有合格的资历和文凭，而戴德生却还未完成他的医学训练。但由于同受一个差会差派，又共同本着领人归主的爱心而来到中国；因此他们纵然建立了同工的关系，但始终两人不能成为深交挚友。

    戴德生并没有接到差会派遣巴格尔赴华的正式通知，也没有收到差会寄来接待巴格尔一家的费用，巴格尔亦没有给他写信。正因如此，戴德生虽然预备了房间，却没有添置家具。由于巴格尔突然来到，房间还是空无一物，使他真有点不知所措。幸好麦都思夫妇乐意暂时让巴格尔一家在他们的屋子栖身，才解决了居住的问题。但在其他传教士看来，戴德生未为同工预备居所，显然有点那个。这些责备和非议，令戴德生闷闷不乐。他读到《海外布道杂志》中刊登伦敦会教士对他的批评时，愤然写信给中国传道会，说：「为了差会及《海外布道杂志》的声誉，请勿刊登那些毫不负责的言论。……你们不应该责怪那些尽心接纳和支持宣教士的人，却不想想差派他们的，有否为他们设想。……」

    圣诞节近了，戴德生寄给家人和朋友一大箱「礼物」其中包括一枚击中他房子的炮弹。扇子、象牙珠子串成的项链、象棋、佛家、中国拼图、挂锁、茶盘、筷子、中国书籍、药品、锅子和图画等等。当然，他没有忘记史伊莉小姐。他送给她一把折扇和一个象牙雕制的算盘，还有新翻译的书和圣经。礼物之外，当然更有款款深情，以及一纸充满中国术语和幽默的信。信上写道：「……汝化外之民，赖天子洪恩，在荒域、蕞尔之邦，得延残喘。皇天上帝，超乎穹苍，阔于海洋，助吾念汝，并献礼品，愿汝受之。……」戴德生日后纵在窘境之中，也从没有失去他的幽默感。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后的十数年间，在五个条约口岸中看到外国人已是习以为常的事，而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也渐渐建立了基础。然而中国内地各省对这一切仍感陌生。外国宣教士也很少敢到那些地方去。艾约瑟和戴德生则进入内陆一百哩，试试官吏士人有何反应，也看看那里的中国人和军队是否敌视他们。

    他们租了一只有篷的艇，又雇了三名船夫和一名侍役。英国圣经公会给他们准备了三千本新约圣经，他们把圣经搬到船上，也携带一些药物、医疗器具、食物、衣服和床单。

    1854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清晨，他们便启程出发，船上挂着英国的旗号。然而风向与水流使船寸步难行，所以他们吩咐船夫把船泊岸，然后二人提着装满圣经和单张的袋子，到沿江附近的小村落去传道及分派单张。当风势转向，他们的船又再启航。星期日早上，他们来到离上海三十哩的松江府下碇。

    松江是个古老的城南。戴德生和艾约瑟上岸后，来到一座佛教的寺庙，那是人来人往、公众聚集之地。由于来了两个样貌奇特的外国人，人们群起围观，兴奋地跟着他们来到庙里。艾约瑟用中文讲道，戴德生则分派单张，而身穿黄袍的光头和尚们则在旁观望。

    可是，当他们来到城中，有一群成人和男童开始挤迫并碰撞他们。艾约瑟带着戴德生转入一条横街，朝着江边的渡口走去，不料原来却是私人码头。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追来的人群看见两个「番鬼」狼狈样子，很是高兴。他们更把码头的闸关闭，以免二人逃脱。江上有几艘小船经过，戴、艾两人大声叫嚷，请求船夫载他们过江。可是无人理会，只逗得追来的人更大笑不已。但终于给戴德生跳上一只沿江而过的小船，并把它强拉近岸，好让艾约瑟上船。

    船过对岸，两人立刻沿江南下，赶回那泊在桥下的船去。但当他们走到桥畔，那些乱民已经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戴德生看到以前被他解雇的中文教师江先生，他是城中颇受人尊敬的儒生，似乎对他的前任雇主并没有怀恨在心。他看到这情形，就上前盘旋，一面使乱民冷静下来，一面带着二人离开险境。

    戴德生和艾约瑟却不因为这次经历而气馁。午饭之后，他们再次入城分发福音单张。

    第二天，他们继续行程，来到一个名叫嘉善的小镇。他们发觉各府之间的联络与合作相当紧密。一个请求与他们同船的搭客，原来是松江府的差役，分明是监视他们的行踪，同时他也要向嘉善县丞报信。因此，两位传教士赶忙下船，希望在官府还未派人拦截之前，尽速分派单张。跟着他们的人如影随形，用戴德生自己的话说：「一直在颈后喷气。」.

    在嘉善镇上，刚巧有一列人经过，他们看到两个洋人迎面走来，便停下步伐。前面两人拿着大铜锣，后面跟着的人头戴红帽，手挥大旗。然后有人扛着一乘大轿，上面打着一顶大圆伞。

    戴德生和艾约瑟来到轿前，轿上昂昂然坐着的竟是县官大老爷。

    「请问你们来此有问贵干？」

    他们把此行目的告知县官。县官说：「你们的东西我已读过。但我想告知你们：要到嘉兴府去实在是不智之举。」

    「但我们正是要到嘉兴府去。」

    「那么，我会派人作你们的向导。」

    嘉兴是他们所到过最古老的城市，有近四千年历史。他们的船来到太湖畔古时皇帝的一座行宫前停泊下来。戴德生替人诊病，艾约瑟则宣讲福音。人们乘船来看热闹，为船夫带来不少生意。也有不少人，色括一些官吏、士人，也来和他们谈论单张或书籍的内容，其中一人的帽于顶上有一颗晶莹的珠子，看来是个高官。他压低声音说：「你门的书说得真对，里面都是真理。」

    两天之内，他们返抵上海。虽然来回二百哩，但一切平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由于条约所限，他们所到之处，最远也只是离开上海三十哩。他们决定以后会更深入内地传教。为此缘故，戴德中甚至用十二镑买了一条连家具的旧木船。

    前路看来充满了希望！

    第十二章县大老爷的款待

    戴德生和巴格尔一家住在以前包约翰牧师的房子里。晚上两人常常剪烛夜谈，直到深夜，商量中国传道会在华事工的发展。两人终于把计划拟好，并寄给伦敦差会。他们的讨划很庞大，包括：一座医院、一间学校、中国传道会在华总部的办公大楼、三四所乡村学堂并附设诊所、两名中国传道人，帮助戴德生巡回布道等。计划书呈上后，循例是慢慢的等，然后英国总会多方辩论，再把结果邮寄到中国。

    戴德生焦急地等着英国总会的音讯，也等待史伊莉小姐的回音。他从母亲那里得知她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有共同的心志，所以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史伊莉，另一封给她的父亲，征询可否让史伊莉前来中国与他一同事奉。他恳求她的父亲允准，因为中国的妇女需要福音，戴德生自己也需要一个妻子。

    1855年1月，中国传道会的代表在伦敦会见了英国的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Clarendon）。他们说南京条约及其它条约虽保护英国商人，但并没有给予传教士同等的权利。然而1844年法国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则明言中国政府对传教士和教民有保护之责；纵然英国政府通过最后的「最惠国条款」，取得其它中国给予别国的特权和利益，但在中英两国互相签订之条约中，有关教士及教民的权益并未明载。中国传道会要求英国政府与中国修约时，需将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所有权利清楚列入条文之中，其他差会也对外交部作出同样的要求。

    卡灵顿爵士答应从详考虑。他果然言出如山。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他特别提出外国人可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以及容许基督教传播的要求，同时教土和教民皆得到官府的保护。

    可是，在1855年之际，一般中国政府官员仍是依据南京条约，禁止或拘捕那些离开五口，进入内地的外国人。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洋商私运商品进入内地，也有传教士到内地传教。戴德生和巴格尔及其余教士作过多次尝试，发觉地方官吏和居民虽不表欢迎，但通常都相当容忍。不过有一件事仍然拦阻人们接受福音，那就是中国人常把英国人和鸦片贩子混为一谈。

    现在上海县城已被清兵及法国军队重重围困。城内的小刀会徒众议论纷纷，焦急如焚，大概不能再支撑一个月之久。其余各地的情势也相当不稳，太平军频传败绩，但乘机起义的民众还是很多，满清腐败无能，也无改革奋起之象。这时，戴德生对太平天国也改观了。他给母亲的信上说：「我恐怕他们（太平军）得胜，会遗祸更大。他们错谬得很，欺诈哄骗之事层出不穷。」

    戴德生、伟烈和包约翰取得一个早期的准许证，又结伴到内地传教。他们往西南而行。在1855年2月的一个星期日早上，来到一个山坡上，坐在一座残破的塔前一边休息，一边唱诗和读经。但当他们回头一望，只见远远上海城那边升起一阵浓烟，原来上海城已经失守，小刀会党徒到处记忆亡命逃窜。

    三人立即起程回去，到了南城，发现城门已被攻破，城内一片烟火和败瓦残垣。戴德生尝试点数那些无头尸体，但怎也算不清楚。平时熟悉的地方现在已面目全非，难再辨认。妇孺遭害前都被剥光了衣服，死后赤条条的躺个满地。有些民众也趁机向小刀会党羽及他们的家人展开报复，大开杀戒。现在上海一片寂静——死亡的寂静！

    当上海人在灰烬与瓦砾中重建他们的家园之际，外国传教士也重新整顿一切。虽然还未收到总会的回音，戴德生与巴格尔已着手物色地方，准备建筑医院和办公大楼。中国传道会管理不善，行政全无效率。有人对戴德生说：「年轻的差会总是把工人摔在工场内，便不理他们的死活。」或许因为这样，住在英国赫格莱（Hackney）的布迦先生（WTBerger）捐了十镑给中国传道会，但指定要寄给戴德生和巴格尔使用。他们用这些钱来帮助一名贫苦的中国学童，并希望由此开始，日后在上海开办一所学校。

    1855年4月，戴德生又和包约翰雇了两艘船沿长江而上。他门进入长江水域后，就嘱咐船夫靠岸，好让他们到北岸山岭的乡村传教。

    村野非常肥沃，春风吹过，豆田上盛开的花朵随风起舞，摇曳生姿。他们看见五座连绵起伏的山峦，最高的巅上有座粉饰一新的塔，在山麓处有座宏伟的佛教寺院，房舍庭楼，婉蜒而上，颇有气势。

    山坡上岩石嶙峋，中间有花木和野草点缀。在攀山的时候，戴德生发现树色缤纷，深沉郁郁的柏树和轻盈有致的杨柳，掺杂于橘树、腊松之中。山径的每个转角处，则有寺院飞檐，或者庭台楼阁。

    来到一所寺庙，他们看到一群工人正忙着替菩萨粉刷和镀金，有过千穿戴整齐的信徒正在聚集献祭。戴德生和包约翰看到几百个粉饰一新的偶象，还有香火弥漫，白烟缭绕。街道上到处是人，铜钱丢进罐子发出咚咚的响声。人们的谈话声，还有几百双足踏在地上的哒哒声，交织成一片。

    最后，他们来到山巅的塔上，从塔顶俯视，风景美极了，戴德生想：「大自然正在崇拜那位造物主，但人们却拒绝他。」

    山顶上天朗气清，他们在望远镜里也十分清楚看见其它四个山峰的景物。山岚下一片春雨后的青绿，一行行的桃树、杏树、梅子、苹果及樱桃树，被一列列的麦田围绕着，麦子已长出了嫩芽。每块田之间种着垂柳。农舍也用柳枝作篱芭，而柏荫深处却是几处坟丘。村野之外，则是蜿蜒流过的长江，宽约十五至二十哩；长江对岸是佛教的圣山，布满了寺庙和僧舍，至于西北远处就是通州。

    从山顶下来，途中遇到一个和尚，他请戴德生到他庙中一行，并叫戴德生在菩萨前的圃团上跪下焚香和捐献。戴德生立刻站在圃团上，用官话大声指出拜偶象的愚拙。他也向围着的人群述说神的大爱，然后包约翰则用上海话讲道。两人从和尚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大概明白二人所讲的道理。

    「如果我们所言有违真理，请不妨直告！」包约翰说。但无人上前发言。

    他们于是回到船上，决定明天往通州去。通州是有名的「魔鬼之城」，城内居住着各种不法之徒，对洋人尤其不友善。

    翌晨，天气闷热而潮湿。两位中国教师极力劝阻戴、包二人前往通州。

    「你们留在船上吧，」两人对惶恐不安的中国教师说：「如果晚上还不见我们回来，尽速调查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尽快把一条船开回上海，留下另一艘船在这里。假如我们今晚不能回来，我们会稍后跟着你们回上海的。」

    于是，戴德生和包约翰带着一个仆人和许多的书册，直奔通州。由于路极难走，他们便租了两辆由苦力推动的单轮人力车。

    走了不远，仆人便央求他们放他回到船上去，因为他也听到通州乱民的消息。两人答应了他的恳求。就在这时，来了一个衣冠整整、道貌岸然的人，对他们说：

    「请你们不要到城里去，倘若不听劝说，你们便会发现通州的人是怎样，到时只怕后悔莫及。」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已决定要去，你的好意只好心领了。」

    过了不久，戴德生的车夫又说他不敢再向前走了，戴德生只好另亡命雇一人，多付了一笔不菲的费用。

    当他们来到城外不远，他们吩咐车夫暂停稍等，二人先步行进城看过究竟。人们看到他俩皆议论纷纷。由于他们一身黑衣服，人们背地里都叫他们做「黑鬼子」，而非「白鬼子」。想来倒觉有趣！

    他们来到西门时，一个彪形大汉迎面而来，他酒气喷人，看来是喝醉了。他抓着包约翰的双肩，使他挣也挣不开。这时围拢了十余人，个个横眉怒目，把他们推推拉拉的拥进城里。

    「我们要见知县大！」两人大声说。

    「我们自然知道要带你们到那儿去，并怎样发落。」他们说。可能以为他们是「长毛」（即太平军）吧。

    那个刚才抓着包约翰的大汉，现在已经放开他，却来对付戴德生，几次把戴德生打跌在地，又拉他的头发，而且抓住他的衣领，几乎使戴德生透不过气来。他的手臂和肩膊，也给抓到又青又黑，煞是疼痛。

    包约翰并不因此稍感气馁，他还向前进，并试图分发单张及小册。这使那个为首的彪形大汉更为恼怒，喝令拿手铐来，幸好不曾带备。但包约翰也只得暂时不再分派单张。

    稍后，这些人又争论起来了。

    「带他们去知县老爷的衙门吧！」较为温和的人说。

    「宰了他们！」有人激动地大声嚷着说。

    当他们把两人围在一起时，戴德生对包约翰说：「我们要记得使徒因配为基督受苦而欢喜快乐。」

    他把手伸进袋里，拿出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他的中文名字。这些人看见了，对他们的态度便稍为恭敬一些。

    戴德生说：「把这份名帖送到本地的长官那里，立刻带我们去见他。」

    他们被带到一座官邸时，戴德生和包约翰都已身疲力竭，汗湿全身，上气不接下气了。戴德生倚着一堵墙，说：「请给我们两张椅子吧！」

    「等一等！」那些人说。

    「那么，请给我们拿点茶来！」

    「等一等！」

    围拢的人愈来愈多，包约翰经过一阵子的休息，又再提起精神向他们讲道。

    他们的名帖及书册都送到一位官员里。这位官员让他们等了好久后，才说要把这案子送交城内另一位长官办理。

    当戴德生及包尔腾听到这消息，不禁板着脸说：「我们不会再多走一步了！给我们拿轿子来！」

    经过商量，他们果然拿来两乘轿子，并抬着他们走过市。

    人们议论纷纷。戴德生听到有人说：「他们不象是坏人哩！」戴德生在日记里写着：「他们好象相当同情我们。」

    最后，他们来到本地县官的衙门。穿过两重大门，便看到一块大匾，上面写着「为民父母」四个大字。

    他们再次把名帖送进去。之后，就被带到一位叫做「陈大老爷」的面前。他穿着官服，头上戴了朝帽，顶上镶着一颗深蓝色的珠子。侍从见到他，立刻双膝下跪叩头，并且示意两名洋人跟着他们行礼。但戴德生和包约翰没有照看做。幸而这位陈大老爷以前在上海做过官，知道条约和外交礼仪，所以对他们相当客气。他和他们谈话，又把他们带进内厅，其它官员、侍从也鱼贯跟进。

    戴德生的官话说得比包约翰好，所以主要由他应对。他向各官吏解释此行的目的，并请求容许他们分发书籍和单张。他也把一些书册送给官员。陈大老爷接过一本新约圣经和一些单张，并向戴德生道谢。戴德生尝试把基督教的道理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他也耐心而有礼貌地聆听。之后，陈大老爷吩咐人准备点心，又和他们共席。

    他们在陈大人的官邸逗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他们请求进城观光，并分派剩下来的册和单张。陈大人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戴德生望着这位中国官员的双眼，坚定而有礼的说：「我们进城时，受到无礼的对待，但我们也不追究，因为那些人不知所以。不过，我们并不希望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请你传令下去，免致我等再受凌辱。」

    「自应如此。」陈大人答。

    他亲自把他们送到衙门的大门，并下令走卒替两人开路。于是，戴德生和包约翰很快就把书册分派完了。他们看见衙卒走在前面，当人们集拢，把路堵住的时候，他们就拿起挂在头后的长辫去驱赶人群，如同鞭子一样，煞是有趣！其中一位官员更伴着他们来到河边他们的船上，才告辞离去。进城前后，他们受到的待遇，简直有天壤之别，身价也自是不同！

    第十三章在中国的遭遇

    不久之后，戴德生又再计划另一次内地旅行。英国圣经公会极为支持，不单愿意提供大量的圣经，而且答应资助大部分的旅费。

    这次旅程仍是乘船沿长江而上。船到了长江口张家市——它是从没有外人到过的地方，戴德生便下船上岸。人们看到这个能讲官话的洋人，很是震惊。当他拿出怀表来看时间之际，大家便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

    「我从未看过这样的眼镜！」一个人说。

    「废话！」另一人说。「那不是眼镜，其实是个千里镜。洋人最擅长造这些东西。」

    「不是的。」第三人说：「那是一个时钟。每到一个钟点，它就会响。这个洋鬼子鼻上架着的才是千里镜，不是眼镜！你们是多么无知！」

    但当戴德生来到市内一座旧官邸参观时，他也觉得有许多可以学习之处。他看到客厅进口的地方，悬着一幅中国书法，写着：「道德为快乐之进阶」，想着颇有道理。

    当戴德生把一些书册送给一位老人时，他说：「我也有一些书回赠给你。」他送给戴德生一套包装精美，共有十册的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天文、历算、舆地等项目，可称中华文化及智慧的宝藏。

    老人坐在椅子上，倚着身向戴德生说：

    「我有一个极妙的见解，很乐意告诉你。现在世界上的三个强国——英、俄、中。皆不知有此发现。所有哲人，包括孔夫子，也都不知。这项真理世上只有一人知道，那就是我。现在我已八十高龄，就让我告诉你吧！」

    戴德生等待着，渴望知道这位老人的智慧。

    老人严肃地说：「太阳是不动的，地球则环绕着它转动。」

    戴德生忍唆不禁，但仍极力保持礼貌的笑容。

    「我相信你是对的，」他说。二人因此成为好友。

    翌日，戴德生又回到这位老者的家里。

    老人对戴德生说：「耶稣是你的圣人，孔夫子则是我们的圣人。」

    戴德生说：「耶稣并非英国人，他生于一个名为犹太的民族中；但他不单是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所合为一的。」老人听得有点愕然。

    戴德生继续用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复活的事情，说明耶稣的神性。老人也耐心地听。

    「数周后，我会到上海探望你，」他说：「现在这段时间，我会阅读你送给我的书册，请你也一定要读我送你的书！」

    1855年5月21日，戴德生在长江入口西面一个名叫青岛沙（音译）的小岛上度过他的二十三岁生日。那里的人讲官话，所以戴德生在讲道上无碍，而且他已经习惯用筷子吃饭，其他的西洋习惯也逐渐减除了。他的艇夫对于他能适应中国的一切，很觉高兴。

    他们说：「你应该把前额的头发剃掉，换上中国的衣服。」

    但你却不能改变眼睛和鼻子。」一个人沉吟地说。

    到了傍晚，有人请他开方医病。悄息传开了，他还来不及上船，已有百多人聚集等候，过半的人都得着诊治。

    在这次旅途中，戴德生买了一只母猫及两只小猫。因为上海的老鼠实在厉害。偷吃他的蜡烛，又在夜间跳到他睡的床上来。有了这三只描，既可对付倡狂的老鼠，也可作个伴儿。

    戴德生看见一些本地妇女，令他不禁时常想起妹妹戴贺美，也想念史伊莉。他想：差会的供应既如此不可靠，我怎可以结婚呢？我真希望能在伦敦修完医学课程，如果拿到文凭，我便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份年薪三百镑的工作，同时兼任传教士。

    1855年6月，戴德生、包约翰和巴格尔三人又结伴到宁波去。宁波是五口之一也是个传教重镇。这是戴德生首次访问宁波，但他并不知道该地对他日后有着很大的影响。

    宁波是个美丽的城市，有美轮美奂的寺庙和花园，又有宏伟的大宅，城的中心还有一个象月亮般的湖。的街道清洁而宽敞，沿着海岸是蜿蜒有致的河流，从北到南，绕城而过，活象天然的护城河。城建在一个盘地上，外面群山环抱。城中还有一堵内墙，是用花岗石头建的，作防卫之用，1841年英国的军队用炮火攻击，也没有把它损毁。城中的居民多数受过很好的教育，待人彬彬有礼。在这里的传教士，许多后来都成为戴德生的好友。

    最早在宁波传教的外国教土是美国浸信会和长老会差派来的马高云医生（Dr．DanielMacgowan）和麦嘉谛医生（Dr．DavidMcCartee）。另外还有一位个性极强的英国妇人欧德丝女士（MaryAnnAldersey），在1843年来到城中，建立了一所学校。她有两位年轻可爱的女教师帮助她，就是戴雅姊妹，姐姐名宝丽娜（BurellaDyer），妹妹名玛莉亚（Maria）。这两姊妹的父亲就是1827年到槟榔屿传教的戴雅牧师（SamuelDyer），后人推崇他是「其中一应最有果效的宣教士……是神的人！」

    宁波城中还有英行教会（ChurchMissionarySociety）差派的陆赐牧师（WilliamA．Rusell）（后来升任为首任的华北区主教），以及两位翻译圣经的能手：郭保德（R．HCobbold）和高富（FrederlckGough）。至于另外一位著名的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WilliamA．PMartin），则在1850年抵达宁波。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七年。

    马高云对戴德生、巴格尔和包约翰极表欢迎。翌日则由高富带领他们到城中各处参观游览。但数天之后，他问突然接到上海寄来的急情，说包约翰的儿子患了重病，戴德生便陪着他的老朋友，不分昼夜地赶回上海。然而过了两三个星期包约翰的儿子终于不幸去世，戴德生再一次成了包约翰困苦中的安慰。

    宁波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正式邀请巴格尔到该地作他们的医生。巴格尔和戴德生对于那里的外国传教士印象极深。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差会，但相处得非常融洽。戴德生写信给家里说：「我当然希望有一位可以商量、可以倾诉，又可以彼此功勉的良伴。」然而巴格尔并非这样的一位挚友。他虽然和其他人相处得不错，但惯于我行我素，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接受了宁波的邀请，在第二个月就南下，留下戴德生一个人在上海。

    在七、八月间，戴德主每天都和三十至四十个教师、仆人和其他人一起用上海话聚会，但自从一位邻居因霍乱去世之后，他就特别注重宣讲悔改和救恩的道理。

    「耶稣为你们死了，叫你们的罪得赎。你们中间谁曾经向神祈祷，要他赦免你的罪？」他停了一刻，没有想到有人会回答他。

    「我有，」贵华悦。贵华是厨子，很年轻，就是那位接受布迦先生资助，得以继续学业之学童的兄弟。

    在戴德生日后的信里，提到贵华时，说道：「他虽然有不少缺点，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贵华成为戴德生在华的第一个果子，由戴德生施洗人教。戴德生写信给母亲说：「如果一个灵魂胜于世界，我已得到了丰富的报酬，您不是也同样受惠么？」

    麦都思向戴德生建议，他到内地和乡间传教时，最好改穿中国式的服装。他在1845年到种茶的山区时，就换了中国式的衣服。许多天主教的教士也时常换上唐装。

    自从长江游历回来之后，戴德生也常常这样想。他不是有意要隐瞒身分，他之所以想改穿中国服饰、说中国话及象中国人一样地生活，是出于对中国人的敬重。但他知道外国商人会嘲笑这样的服装，认为那是「降格」，甚至不少传教土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7月27日，戴德生毅然作了一项重大决定。他要到乡间租一座房子，开始他的医疗及传教工作，并且穿中国式的服装，还留了一条辫子。如果这个尝试失败，他会到宁波去和巴格尔会合。所以，他先定造一套中国衣服。

    九月，戴德生和巴格尔终于收到中国传道会有关在上海建办事处的回音。这时，两人都已猜到结果。差会的信说：「我们的目的并非在条约口岸工作，而是进入内地，……我们不拟花这么多钱在上海。」虽然差会的行政效率是如此差劲，但坚持这样的政策是否对呢？许多在上海的人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但戴德生愿意尝试一下。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巴格尔从上海写信给差会的秘书长皮尔士，说：「差会的原意虽然很好，但似乎不明白一点：在这个时候到内地去传教是不可能的事。」这位严峻的苏格兰人并没有抨击差会，但他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怎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当前的状况，又或者知道那条才是最好的路径？」

    当巴格尔写信向差会报告情况之际，戴德生正在楼下调混一些化学药品，作染发之用。他想待头发长了，便扎成辫子。他把一大瓶阿摩尼亚从壁橱上拿下来，由于天气很热，室内气温很高，故此他小心地弄开瓶塞，但仍然稍一不慎，瓶子内的压力实在太大，把瓶塞弹开了，瓶内的阿摩尼亚液体和气体便喷出来。戴德生在忙乱中只有用手塞着瓶口，但阿摩尼亚液仍从他的指缝中喷出来，射得他满头满脸，连眼睛、鼻孔、嘴巴、头发和衣服都

    是，那些泡沫几乎叫他窒息。

    他乱跑乱撞，眼睛不能看见，但终于跑到厨房里，把头伸进一大缸清水中，水淹盖了他的头，甚至双肩和臂膀。这样才救了他的性命，他继续把头伸进水中，感到全身发烫。当他透过一口气后，赶忙呼唤仆人。

    「快叫巴格尔医生来！」他大声说。初时由于头脑不清，他说的是英语，跟着镇定下来，又用中文重复这句话。

    然而，巴格尔已经听到乱嘈嘈的，赶着跑下楼来。当他看见满脸发肿的戴德生，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立刻用葸麻油涂在戴德生眼上和脸上的患处，然后给戴德生一剂鸦片，作为麻醉药。但戴德生感到甚难下咽。之后，他把戴德生双脚浸在热水之中，又用冰敷在他脸上。最后，他又吩咐那些在旁焦急不安的仆人帮忙他，把戴德生移到床上躺下。第二天，巴格尔还是不断地替戴德生敷用冰块。戴德生痊愈之后，对此事印象极深，多次提起它。

    第十四章打破藩篱

    阿摩尼亚意外事件发生后五天，戴德生又重新投入工作。可是他和巴格尔一家这时却接到伦敦会的通知书，请他们早日迁出，因为伦敦会的一个新传教土及其家人快将抵达。

    巴格尔已经准备南下宁波，他也请戴德生同行至少一段路。戴德生亦想趁机试试他的中国式装扮：他留了一个月的头发，已经可以结辫子，同时定造的中国衣服也已送来。他想知道中国人及欧洲人对他这样的大胆行为会有何反应。

    首先，他去租船。当他听到上海县城南门附近有一所中国式的四房大宅出租，便先付了六个月的租金，并获准在十天之内迁进去。

    那天晚上，他召来一个中国理发师，而且雇用他随船南下，每天好替他梳理那条不容易结的新辫子。

    第一次剃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大热天皮肤都出了痱子。再加上五、六个小时的染发，更加难受；最后由理发师把后面的长发结成辫子，这个痛苦的大工程才算完成了。

    翌日，戴德生换上新装。首先穿上厚底的粗棉布袜，毫无弹性。然后穿着那宽阔的裤子，大概比他的腰要宽两尺多，但他把它折起，用坚韧的腰带束在腰前；裤腿儿宽大，象两个涨起来的大圆筒。他把裤角儿放进袜口内，然后用有色的袜带扎好。之后，他穿上一件棉纱的衫，在外再加上一件相当重而鲜艳的丝袍，袖子宽而长，手指外还有十二至十五时的布，戴德生好不容易才习惯把袖子折起来，好运用双手。最后他穿上棉布鞋子，鞋尖上跷，但总算够大。

    巴格尔上下打量着他，最后眼睛停在裤子上，微笑着说：「你可以把两个星期的干粮贮藏在裤腿儿内。」

    两人一齐来到码头。巴格尔象往常一样地自信，戴德生则好象有点不自然，极力尝试习惯这一身的打扮。舟子、理发师和仆人都已经在船上等候，巴格尔一家的行李也已搬到船上。一个信差递给巴格尔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今代合信牧师（JHobson）送给开办宁波医院使用。这笔款本是为了开办上海医院用的。——你们的一位朋友」其实，这位朋友就是合信本人，他是上海英行教会的牧师，他的赠款有一百大元。

    他们启碇，向南进发。经过四天，才抵达杭州湾，在沿岸的城镇停了一会，派发圣经和福音单张；巴格尔则在船上诊治病人。

    到了甘浦（音译），戴德生要在此和巴格尔一家告别。巴格尔想租另一艘船南下，船夫要先收租钱，大家争持不下。戴德生怕船夫会欺骗巴格尔，故此大力争论。

    「我怎知道你们过海之后会否付钱给我？」船夫说。

    巴格尔的仆人答：「我们三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绝不欺骗和说谎。那位医生说过就必定做到。」

    巴格尔和戴德生不禁大乐，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仆人对耶稣的信心。价钱讲定后，巴格尔便乘船而去。

    现在剩下戴德生孤身一人了。他还是穿着中国装束，乘船返回上海。沿途他的船会经过几个市镇，戴德生到了第一个镇时，便下船往城里一逛。没有人注意到他，直至他开始派发书册和替人诊病，人们才知道有一个洋人在他们中间。他们问他从何处来，消息很快传开了。开始时有些人对他很不礼貌，但他的医术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由于他的装束，连妇孺也乐意前来接受他的诊治。所以，他觉得如果要到内地传教，穿上中国服装绝对会有帮助。

    回到上海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上说到他内心的一点感想：「我一定要等候神，相信他，那便凡事顺利。我想我比以前更加爱他，并希望按他旨意更多的服事他。虽然我是那么不配，但最近我的灵性有多次更新而奇妙的经历。」又在写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上说：「神的爱真是奇妙难测……巴格尔医生已经到了宁波，但我却不孤单。我确实感觉到神的同在，是我以前未曾经历过的。这种祈祷和儆醒真是蒙福，也是必须的。」

    当然，他的脑海中还有别的想法。邮差带来文伊莉及她父亲从英国寄来的信。史伊莉给戴德生的信已经不存，但据戴德生自己说：「一切令人满意。」然而她的父亲，就象韦玛莉的父亲一样，首先支支吾吾的讲了一大段废话，戴德生记述说：「然后他说，如果我在英国或附近工作，他就不会反对我和他的女儿来往。」可怜的戴德生！他只能把浓浓的感情向妹妹戴贺美倾诉：「你是我最亲爱的妹妹！……实在没有言语可以描写这份浓厚的深情……」

    他在南门租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楼上两个房间，楼下也有两个房间，天井外是厨房。地板是硬泥和碎砖，有点儿潮湿；墙则用木板打成，有不少裂缝，风吹进来时会嗖嗖地响；天花板是薄薄的瓦片，毫无装潢。但房子还好。以中国传道会给他这样的薪金来说，他最多也只能负担这样的房子吧了！

    现在他每天都穿上中国服装，而且留了一条长长的辫子。上海的洋人对他的反应，可以在伍喀克（GeorgeWoodcock）所著《远东的英国人》（TheBritishintheFarEast）一书中看出端倪，书上说：「有些人相信人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跟着字面的意思，便产生一些大英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为。大班及其它人都相信：白人的尊严跟他们的服饰和习惯是不可分割的。故此戴德生的举动令人十分震惊，他竟然变成本地人，丢了英国人的脸，打破了白人的团结精神，把他称为『卖国贼』也绝不为过。」

    戴德生认为改换服饰是尊重华人和本地文化。虽然历代以来也有不少前例，但一般洋人还是觉得此举有点过分。

    可是，戴德生也得着一点报偿。英国的布迦先生寄来一封信，内中附了两份礼物：其中一样是十镑的银票，用来资助戴德生所收养的那位学童，而且答应每隔六个月定期寄来相同的款项；另外是四十镑，任戴德生随意使用。布迦先生时常地把钱汇给戴德生，这种习惯表明他及其他的人似乎对中国传道会已经失去信心。

    每天，戴德生都抽一段时间来教导三位慕道友。他们是贵华、小徐和阿钱。他也在屋内讲道，有时到上海的街上布道，小徐偶尔亦帮忙他传讲信息，而贵华和阿钱则请人受洗人教。然而，戴德生只是把上海看作立脚的基地，若有可能的话，他总想快点到内地植根。

    十月，戴德生带着贵华和阿钱到长江口的崇明岛去传教。他们在那里租了店铺楼上的两层楼，来开始工作，里面共有六个房间。他们先租一个月，房子看来很理想，可作宣教及诊所之用。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上说：「我真希望您来此看看，我在这些人中有多舒服！」

    当他们回到上海购买物品及增补药物时，他们接到有好有坏的消息。好消息是布迦先生又再寄来五十镑，坏消息是崇明县衙门送来一份公文，控告戴德生及同人在岛上租用民宅的。后来，英国领事阿礼国还因为这件事召见他们，想查明此事。

    阿礼国说：「恐怕我要下令禁止你在崇明岛上居住。如果你不听从，则需罚款五百镑。」

    戴德生知道如果他不放弃租用的地方，一定会为他的中国友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他只有依着领事的话去做，但是他觉得阿礼国的处事并不公平，因为法国的传教士已经在岛上建有一所天主教堂。依照南京条约及后来所附加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他也应该享有法国人一样的待遇。

    六个星期后，他不得已只得离开崇明岛，邻居都依依不舍，并说：「请再来，再来呀！愈早回来愈好，我们真舍不得这样一位好医生和天上的信息！」

    戴德生回忆道：「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希望在那里建立良好的工作。种籽都已撒出了，书籍也已送到人们的手里。现在只有求主作工，愿他看顾他们！」

    不如意事常发生。戴德生从崇明岛回来，就接到史伊莉的信。她说她担心自己不是真的爱他。戴德生回了一封长信，尝试去证明她的忧虑是多余的。他内心交战，与自己分辩说：「如果她不爱我，她就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我了。」

    后来，戴德生又收到托顿咸的老朋友史蒂丝女士的信。她听到戴德生被上海英国领事逐出崇明岛的消息，很为戴德生抱不平。她认为他应该学象使徒一样，不怕威胁，拼命坚持。但史蒂丝很支持戴德生的做法，她说：「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城中有人逼迫你们，就逃到另一城去。所以你做得很对。」布鲁街教会的这位老臣子也给戴德生带来一些令他极为安慰和鼓励的话：「亲爱的弟兄，神叫你在托顿咸教会做一个特别的位置，使我们不会忘记为你祷告。我们在代诗中最常提起你……在主里与我们共享荣耀的弟兄……在他有极丰富的应许，可以胜过一切！」句句都是戴德生需要的说话！

    在伦敦方面，中国传道会也代戴德生向政府提出交涉。在《海外布道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力责英国领事「违反法律，因为戴德生住在崇明，并不属于英国领事所管；如果戴氏自己愿意冒险，领事实在无权干涉……根据条约每个英国人应该有权象法国天主教士一样。此事非同小可，英国政府应该有个明确的交待。」

    虽然中国传道会的办事效率差，又不可靠，但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董事会的座上有卡繁侯爵（EarlofCavan）和两位国会议员，还有一位男爵及一位日后成为立本（Ripen）主教的，他们的名字都为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Clarendon）所素识。所以对中国传道会的抗议，外交部不能置之不理。

    第十五章快乐的日子

    「他是一位难得遇到的圣徒，全心全意寻求神的荣耀。他的秘诀是人所共知的：恒切祷告，再加上铁般的身子和坚强的心志，使他朝着目标，毫不动摇。」戴德生在给母亲的信里说。

    戴德生终于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是英国长老会差派赴华的首位传教士宾惠廉（WilliamBums）。他比戴德生年长十七岁，基督徒对他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1839年苏格兰的奋兴运动，也是他充满力量的讲道所带来的结果。他曾经在爱尔兰和加拿大宣教，用他的幽默和智慧，在露天广场中对许多人讲道。

    他在1847年来到中国，学会了一般老百姓所用的语言，并且编了一本通用的圣诗，也翻译了《天路历程》（Pilgrim-sProgress）。在替英国长老会做了几年开荒工作之后，他想到南京在太平军当中传道，但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显著的成果。

    1855年他来到上海后，就住在一只船上。虽然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但还象年轻人一样精神饱满，充满传道的热情。他和戴德生一见如故，十分投契。戴德生时常到他的艇上探望他，他也经常到南门戴德生的住所讲道。

    从宾惠廉那里，戴德生学到三样功课。这些功课好象思想的种籽，对于他将来建立内地会极有帮助。第一，宾惠廉时时指出神给我们的试炼，是有其目的，为了使我们看见生命「新的一面和新的价值。」其次就是宾氏认为宣教是教会的大使命；最后是平信徒传道的重要性。

    两人的友谊日渐增长，也开始一齐事奉。1855年12月，他们雇了两条船作旅行布道，带同一位姓宋的中文教师。仆人和船夫等，贵华和阿钱后来也随行。

    戴德生的船相当宽敞舒适，他还可以住在一个相当大的舱房里。房间有一个象是蚝壳造成的窗户，容许光线透进来，但外面却望不进去。舱内有一张小桌供戴德生书写和吃饭之用；还有一个大木箱，晚上可把铺盖放在上面当作床用。又放有两张椅子，以备客人到访。另外一间舱房则由宋先生和另一仆人合用；船夫的舱房则用来置放书册和兼做厨房。

    到了太湖南面的南浔，他们听到城外的禾场正在上演淫戏。当他们抵达时，只见千多人聚集在一个大帐棚中，鼓乐喧天。许多穿得妖艳的**在那里招摇，对台附近还有不少临时搭建的赌档和妓寮。戴德生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撒但之地」和「浮华世界。」

    宾惠廉毫不犹疑地跳上戏台，喝停正在上演的淫戏。

    他对那些戏子说：「你们所做的极之不对，这般的行为会令你们下到地狱。」

    人们只把他和戴德生抓着带走，也没有用暴力对付他们。但第二天宾、戴两人又回到广场上来，这次他们没有尝试中止淫戏，不过他们带来一架梯子，站在上面讲道。初时有不少人围观，后来又把他们带走了。戴德生述说：「这些中国人虽然行为败坏，但我从心底里爱着他们。啊，求神向他们显明！无论如何，我真不忍离弃他们。」

    在南浔一些名望之士也请求他们帮助遏止那些有伤风化的淫戏。二人祷告之后，决定由戴德生再试一次。戴德生穿着中国式的衣服，在无人发觉之下走过群众，来到戏台上。他命令戏子停止演出，并请观众听他说话。在他发言时，宾惠廉已来到观众之中；当观众要涌上前阻止戴德生时，宾氏喝令他们坐下来。

    戴德生大声对戏子说：「可怜你们的灵魂吧！不要引诱别人进入永受咒诅之地。」

    人们终干把他拖下台来。他们松开手后，他又来到另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有一个**正坐在中央的一把高凳上。当她站起时，戴德生立即坐在她的凳子上，大声说：「你们周围这一切都是伤风败德的事。我说的话对吗？」

    许多人同意戴德生的话，但戴德生还是被拖走了。

    「难道你们愿意见到你们的女儿落在这些女人一般的田地上？」宾惠廉也大声喊着问。他听到好些人重复他的话，不少人都说他们绝对不会让女儿干此贱业。

    「那么，你们何以花钱帮助别人的女儿操此贱业呢？」宾氏又问。

    最后，两人回到船上，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二人又对沿河花艇上的**传道。在戴德生的船上，两人祷告说：「谢谢天父，当我们在这些人当中作此危险的工作时，你保护我们一毛不损。」

    许多南浔的居民似乎都同意他们的行动。有一个人整天地跟着他们，又请他们到茶馆去。他说：「你们所传讲的是真理，让我请你们喝茶。」

    宾惠廉从英国带来一盏三面是镜的大光灯。把灯点亮后，因为反射的缘故，分外光明。这种灯在英国很是普遍，但在中国则很少见，所以引起茶馆中不少人围观。

    「是不是所有偶象都是假的？」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如果耶稣在天上，我们在这里如何敬拜他？」

    「你带我去见神和耶稣，我才可以相信他们。」

    这个人一面替他俩倒茶，一边发问，店小二在旁也放下手里的热水壶，交着双臂，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们的对话。

    「你相信不相信这些洋鬼子的道理？」戴德生听到有人轻声问他旁边的朋友。

    「我相信。」他答。

    有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听不懂上海话。他对戴德生说：「我想我们非常相似，都是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朋友，又不通语言。你会觉得孤单吗？或者你的神可使你不感孤单吧？」

    戴德生答：「有些时候，我也有些感觉，尤其是在身体不适之时。我时常想着亲爱的父母及家人。但当我跪下为他们祈祷时，神总会给我一点安慰。虽然我仍会想家，但已有足够的力量，去等待与他们再次相会。」

    「噢，那真好！」

    又有其他的人对宾惠廉说：「你应该把头发剃掉，戴上中国帽子，象你的朋友一样。那使你看来帅多了！」

    宾惠廉点头称是，并且决定学习戴德生的样式。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上，他说：「在过去数星期中，我一直和一位来自中国传道会的年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先生一起。他住在他的船上，我则住在自己的船上，我们一齐经历神的怜悯。有好几次，我们的工作也得着他很大的帮助……接着他又说：「四个星期前，即12月29日那天，我开始换上中国服饰。戴德生先生早在数月前便改换装束了，而找……认为追随他是我的责任。」

    戴德生的船仍泊在南浔。

    他的船舱来了几位客人。

    「崇拜偶象是愚蠢的，」戴德生说：「美好的礼物皆来自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说的有点儿过于武断了吧？有些偶象是毫无用处，但有些却是很好的呢？」

    「那么请你告诉我哪些是好的偶象？」戴德生问。

    「它们就在这里。」那个说话的人一边回答，一边指向附近的一所庙宇。「许多年前，有两个人带着一船白米来到本市售卖。那时刚巧碰着饥荒，耕种失收，百姓都挨饥忍饿。那两个人看到这个情景，就把白米周济穷人。但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回返本乡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白米白白的送完了。」

    「那些米不是他们自己的？」

    「正是如此。白米是他们的主人所有，他们怕无法交待，就一起在此投河自尽。人们说他们是神，而且造了偶象代表他们，又在这里为他们立庙，至今香火不绝。」

    「这样说来，你们的偶象不过是人罢了！他们偷了主人的白米，而且也不该投河自尽。」于是，戴德生把真神如何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世界上，使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道理，一一告知他的客人。

    在他写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中，提及南浔的经历，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主还没有叫圣灵浇灌下来，但在这里，许多人已经听到救恩之道，而且有些人还跪下和我们一起祷告，承认并相信真理的教训。」

    论到他的同工宾惠廉，戴德生说：「那段快乐的日子使我毕生难忘。他热爱圣经，他的圣洁生活及对神一直的信靠，使那些与他交往的人，由心底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

    回到上海之后，宾惠廉和戴德生照往常的习惯，参加麦都恩教士每周一晚，在家中举行的祈祷会。在一次聚会中，他们遇到一位名叫鲍华斯（Bowers）的船长，刚从汕头回来，并请上海的教士为汕头祈祷，因为汕头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宣教工场。他说：「那儿各国商旅云集，为什么独少传教士？然而那里的传教士需要很好的准备，因为当地有着中国社会中种种的流弊。」

    汕头离上海南面八百哩，并非条约口岸，所以按法津是不容外国人居住的；但是许多外国商人都在汕头对开的鼓浪屿住下来，中国政府也没有干涉。这里的道德风气很差，最大的贸易是鸦片烟及买卖人口，包括苦力和妇女，动辄成千上万的转送出洋。

    戴德生对鲍华斯船长所说的一番话，印象甚深，并且觉得神要呼召他到汕头去。但要离开宾惠廉，对他来说是很大的牺牲。「我从来没有一位象宾先生那样的属灵父亲，我从未有过如此快乐的团契，我对神说：『要我们分离总不会是你的旨意吧！』」

    以后数天，他一直郁郁不乐。有一天，他和宾惠廉一起到楼乐宾（ReubenLowrie）牧师的家去，吃过晚饭后，他们围着钢琴听楼师母弹琴唱诗。楼师母唱的一首诗是戴德生以前从未听过的，称为《传道人的呼召》：

    「我决定前往，

    不再舍不下朋友和妄想，

    以及缠着心灵的种种捆缚……

    从此以后，不论

    风雨或晴天，

    甜杯或苦杯，

    我只祈求，

    啊，神！使我身体圣洁，

    使我灵魂儆醒，

    准备迎接生命中艰难的考验。」

    戴德生大受感动。楼师母唱完时，他几乎泣不成声。当天晚上，他请宾惠廉来到南城他的家里，流着泪向他说：

    「神呼召我到汕头为他作工，但我一直抗拒，不愿前往，因为我不能忍受与您分手，也不愿见到我们共同工作的日于就此终结。」

    宾惠廉一听之下，露出既诧异又惊喜的表情，说道：「我也听到主的呼召，要我到汕头去，并且也正在为着将要失去快乐的团契生活而难过呢！」

    鲍华斯船长听见两人要到汕头传教的消息，非常高兴，愿意免费载送他们。1856年3月6日，他们离开上海，直赴汕头。

    第十六章汕头及长安的艰苦旅途

    船程六天，到了汕头。

    汕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座落在群山环抱的谷中，梯田处处，林荫郁郁。这里有不少热带树木，包括棕榈、仙人掌和香蕉树。但是这里的居民与美丽的风景很不相配。

    戴德生写道：「这里的人都很贫穷，既可怜又可惜。他们都横蛮、放肆，文化水平远比我所见过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为低。」

    戴德生和宾惠廉都不懂潮州话，但真惠廉可以说广东话。他们遇到一个广府人，恰巧是当地一位大官的亲戚；他见到这位洋人竟然能用广东话和他交谈，非常高兴，就运用他的影响力，帮助他们租到一间香烛店的阁楼，作为居所。

    他们需要攀登一度梯子，钻进阁楼楼板的洞口，才可以进人新居。他们又用布和木板，把地方隔分成三个房，戴德生的房间在南，宾惠廉的房间在北，还有另一个房间用作书房。业主答应在楼板洞上装上可以起盖的门。他们的床不过是几块硬木板，所谓书桌也只是把一个木箱盖子平放在两大袋书之上而已。

    当鲍华斯船长到来探望他们时，不禁皱眉说：「宾先生，难道你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居住地方吗？」

    宾惠廉笑着回答：「我宁愿住在中国人当中，而不愿置身于舒适安逸的家里。」

    「他们每月收多少租金呢？」船长问。

    「每月十元。」

    「每月才十元！」船长情不自禁地大声说：「我每月抽烟的钱还比它多呢！」

    有一晚，戴德生听到不远传来妇女的尖叫声，他就追问原委。

    有人告诉他说：「一定是那些被迫为娼的妇女发出的，就在不远有一所妓院，时常用种酷刑去迫妇女顺从命令。这些事在这里很普遍！」

    惊心动魄的尖叫持续了两个小时，戴德生心想：汕头是多么需要基督！

    三月底，他们雇用了一位老农夫，他能读书写字，不同于一般人。他主要的工作是教戴德生讲潮州话和读书，每天数小时。戴德生进步神速，到了四月中，可以自己练习了。

    有一次，他带着仆人来到山中的一个小村落。戴德生问：「村子里可有教师和学校？」有一个刚从田里工作回来的老农夫说：「没有。去年还有一位，如今离开了。我们的村子很穷，连衣服也不足以蔽体呢！」他指着自己身上破烂的裤子说。

    戴德生很少嘲讽别人，但他说：「如果你不吸鸦片烟，以及把金钱花在拜祭死人、天后和其他偶象上的话，你的生活绝对不会弄得如此倒霉。你拜神拜鬼，不过求平安富贵，但却失意如此，试问你的偶蒙如果有眼，它们看到什么？如果有耳，它们听到你的求告吗？如果有口，又说过什么话？它们能保佑你免去被劫、争吵、疾病和灾难么？」

    这时，大概有三四十人及一些孩童围拢过来，在大榕树荫下聚精会神地听戴德生讲话。

    有些人应道：「说得对，说得对！我们的偶象真的不管用！」

    「但是，有一位是你们应该拜的。」戴德生说：「他就是创造天地、男女和万物的父神。如果你们归向他，他就会因耶稣的缘故赦免你们的罪。相信这位宝贵的救主吧，不论生死，你们都会得着平安和真正的满足。」

    戴德生最难忘的，就是炎夏的日子。在香烛店的阁楼里，真是暑气蒸人，连天花板上的瓦面也烫手。幸而戴德生想出一个妙法，把一面大扇吊在椽上，无论睡在床上或坐在椅上，只要把垂着的绳子拉动，扇子就会摇动，掀起阵阵凉风。

    家里的来信也可以稍减孤寂。老朋友海恩波（BelljaminBroomhall）寄来好消息：他和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将要订婚，并且计划前来中国作传教士！戴德生非常高兴，连忙回信道喜，而且建议海恩波最好先见按为牧师，不然事事不便。这个看法和他原先申请作传教士时，明显地有了改变，现在英行教会也是他愿意服务的机构。他说：「崇拜的形式并不重要，能力才是关键。我相信在英行教会中，比在那些反对它的组织中有更多自由。」

    经过进一步的反省后，他在另一信中又建议海恩波接受伦敦会的遣派。伦敦会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藏书，会更加适合学者型的海恩波，同时也不受主教的管辖。

    戴贺美和史伊莉来信都不赞成他改换中国服式，令他有点失望。他回答说：「如果你们认为中国服装是野蛮人穿的，中国人看英国的服装也不遑多让……如果没有这身衣服，我们在这里，连一天也呆不下去。」

    史伊莉又寄来第二封令他失意的信。她的母亲仍然反对他们的婚事，而她父亲和她本人则左右为难。这段爱情煞是叫人费解！

    差会有半年没有给他汇钱了，大概知道布迦先生偶尔寄钱给他吧！差会的财政状况其实也很差，以前的捐献尚丰，现在却入不敷支。戴德生给皮尔士的私人信中，也曾暗示他可能会辞职。这时，布迦又再寄给他五十镑。

    多年后，有一位在汕头的外国基督徒医生，回忆当日和戴德生相会的情形，说：「他整天在外工作，回到家里，双腿酸痛，身体疲乏，炎阳把他的脸烫伤，长出满面水泡。他坐下来，好象筋疲力竭似的。数小时后，又起来迎接另一天的劳苦和熬炼。我知道他很受中国人的尊敬，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的影响就好比一朵花，在他们当中散发着基督的香气。」

    有一位官员病了，本地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他听闻戴德生能治病，便请人来召这位年轻的英国大夫。戴德生记述道：「神使用那些药物，令那位官员康复过来，他甚为感激，提议我们租用一座房子作为医院及药房。由于他的批准，我们才能够把全座房子租下来。以前我们只能租用里面的一个房间。」

    戴德生的药品和手术器材，大部分还留在上海。幸好有另外一位基督徒船长，愿意免费送他回去收拾和整理，于是戴德生便在7月5日乘搭「野花号」离开汕头。宾惠廉送他到码头，扬巾作别，大家都对前面的工作抱着极大的希望。

    「野花号」北上的航程需时十日，让戴德生有机会稍作休息，对脸上热疮的调理也有帮助。回到上海，他直接返回伦敦会租下的房子。但一看之下，令他大为震惊，原来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了。他所有的药品和仪器，以及三万本新约圣经都烧光了。他想：如果要筹措药物和器具，只能到宁波走一趟，请求巴格尔医生帮助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戴德生更收到史伊莉寄来的一封信，决定拒绝他的求婚。

    戴德生计划沿运河上杭洲，然后到宁波去。他带了两只表，并用一个大竹篓装了他的照相机、相片、昆虫标本、仅余的手术仪器、手风琴、一些贵重的书，以及不能缺少的铺盖。

    他和仆人友西一起上路。走了十四日，来到一个叫石门湾的大镇。河运到此为止，他惟有雇用挑夫把行李运到十八哩外的海宁。但走了六哩后，他发现挑夫全是吸食鸦片，一点气力都没有。友西说他要到石门湾镇上探望一个朋友，但戴德生不赞成。他吩咐友西另雇数名挑夫，说完便先行上路。他预算在长安等他们，但苦候很久也不见他们来到。戴德生只有在一间肮脏的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前往海宁，看看行李是否直接运到那里，但海宁也全无桃夫及行李的踪影。他找不到客店，晚上只得在一间寺庙门外的露天石阶上度过一宵，差一点被劫。

    翌日，还是全无消息，不得已只有折返。中午到了长安，到处打听，仍是全无结果。在茶馆吃过饭后，他洗了一个澡，用热水浸一下酸痛不堪的双脚，然后又睡了一会。休息过后，他回到两天前和仆人及挑夫分手的石门县。一路上，他省察自己，发觉昨晚忘记求神为他预备住宿之所，一直就为失去行李而耿耿于怀，没有关怀周围还未信主的灵魂；为此他感到愧疚不已。

    「亲爱的天父，我以罪人的身分来到你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一边行一边祈祷。「啊，主的爱何等伟大！」他记述说：「我为自己祈祷，为英国的朋友祈祷，也为同工祈祷。欢乐和忧伤混和在泪水之中，如泉涌出，使我忘记路途的辛苦，不知不觉间，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来到石门县的南门，他停下来喝一碗茶，并四处打听，还是没有结果。不过他仍把握一些机会，向人传道。当他正预算再走六哩到石门湾时，便遇上原先的一名挑夫，知道友西带着行李往杭州去了。现在他所能做的，只有是乘船回上海而已。

    船行不久，就搁浅不能再动，戴德生只得在船上度过一晚。翌日黎明，他重新把一天交托给神，说：「若为了我的好处和你的荣耀，我知道你会助我找回行李；但若非如此，总有你美好的旨意。」

    但不如意事正等着他，石门湾的船主说由于水浅，轮渡在一两天内不能通航。

    「那么驿船呢？」

    「它们已经离开了！」

    就在此时，戴德生看到运河远远一哩外有一条驿船，可能因事阻延了，还未启航，他立刻跑上前去，喘着气说：「你们是到嘉兴去的吗？」

    「不是的。」

    「是否朝那个方向去？」

    「不是。」

    「你们能否免费载我一程？」

    「不行。」

    戴德生十分疲乏和失望，故不支晕倒在草地上。当他醒过来时，听到人

    声说：「他可以说纯粹的上海话呢！」那是朝相反方向走的一艘大船上一位乘客说的。他们看见戴德生晕倒，也听到他讲上海话。由于他们是来自上海，便叫人摇了小艇过来把戴德生接上大船。

    大船是从上海往南驶去，但暂时搁浅在浅水中。船上的人请他喝茶和用点心，又拿热水给他洗脚，听到他的遭遇，各人均表同情；凡遇到北上的船，他们便扬声发问，但都不是往上海去的。

    「我想我没有力量行路到嘉兴去。」戴德生对他们说：「也没有钱乘搭驿船。我不知神如何帮助我，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当他这样做，你们便知道我及其他上海教士所宣讲的宗教，是何等真确而实在的。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随时随地的事奉他！」

    随后，他和船长一起上岸，预算到附近的一问庙去传教。当他们朝着镇走之际，船长突然说：「看，那边有只驿船，或许是往上海的！」

    「也许是吧，」戴德生应道：「不过，正如我先前所说，我没有足够的钱。」

    船长还是把驿船叫停，它果然是前往上海附近的一个镇。

    「这位洋人是住在上海。」他大声嚷着：「他被抢了，没有钱回去，请你把他戴到上海附近的镇，然后雇一顶轿子送他回去，他会给你钱的。万一他不给，回头我会替他付。你看我的船在此搁浅，总会耽上好几天。」

    「好吧，我答应你的条件！」驿船的人回答，并请戴德生上船。

    驿船的船身长而窄，由两个人操纵，行驶甚速。由于舱内地方浅窄，而且恐怕翻船，船行时不能坐起，只能躺卧。但戴德生并不介意，他很高兴能够躺下静静休息，而且平安地回到上海。

    第十七章见死不救

    明显地，戴德生的仆人友西把他的行李拿走了，他应该怎样处理这事情？首先，戴德生派了一个人去石门县打听，那人回来告诉他，友西原来是早有预谋的。

    最令戴德生痛心的，是丢掉一些心爱的纪念品——戴贺美的相片、他的手风琴和圣诗、母亲送的圣经，还有许多他收集的地图和心爱的衣服。

    如果要报告官府，追讨失物，应该是不难的事；而且许多人也催促戴德生报官。但经过反复思想和祈祷，他觉得这样做并不恰当。他一直以来都为友西信主的事祈祷，如果现在报官，友西一定会下狱，那么他更不能接受基督教的道理了。

    他决定写一封信给友西，坦白地告诉他，说自己已知悉事倩的真相，本想把他送官治罪，但记起基督以善报恶的教训，便没有这样做。他还在信中写道：「你才是真正蒙受损失的，我完全宽恕你，并希望你逃过将来的愤怒。」他继续说他并不求友西把所有的物件归还，但那些对他毫无用处的外文书籍，却希望可以送还给他。

    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以及戴德生后来的行动，有部分刊登在中国传道会出版的《海外布道杂志》之中。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Muller）读了，觉得这个青年真是难能可贵，身体力行地实践登山宝训中的道理。所以他不但为戴德生祈祷，还写了一封信给他，内中附了四十镑，相等于戴德生行李的损失。自此以后，穆勒还不时寄来礼物。

    戴德生启程到宁波去，找巴格尔医生帮助补添大火烧掉的药品和用具；这次旅程平安，一路无事。来到宁波后，他结识了祝恩赐牧师夫妇（JohnandMaryJones），他们是中国传道会派往宁波的。在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时，他们不计较任何条件，只完全地交托予神，依赖他的供给。戴德生和祝牧师谈得十分投契，很快便成为好朋友，一同到宁波附近的乡郊传教。

    两个月来，戴德生一直在巴格尔医生的诊所中帮忙。每周巴格尔一家都会和欧德丝女及与她同工的两位戴雅（Dyers）小姐，一同进餐。许多中国人把欧女士当作宁波英国人的领袖，就如维多利亚女皇是英国的领袖样。他们甚至认为连英领事也听命于她。

    当该地发生地震时，人们皆认为是欧女士弄的魔术，因为有人当天早上看到她爬到城墙上，并且打开一个瓶子的瓶塞，放出恶鬼来，震动了地的支柱。他们说的是实话，因为欧女士每天黎明五点都会到城墙上去散步，甚至冬天也不例外，不过有佣人打着灯笼走在前面而已。她也时常拿着一个瓶子，内里其实是她用来消除头痛和解除臭味的香精。我们当然知道这并不能引起地震。

    她设立的学校，是第一所基督教在华兴办的女子学校。两位戴雅姑娘——宝丽娜（Burella）和玛莉亚（Maria）——均是她的助手。这两位姑娘是宁波传教士中唯一未婚的女性，为宁波的洋人带来一点生气。她们姊妹俩从小就学中文，并且能操宁波话。没有资料清楚显示戴德生对这两位姑娘最初的印象如何，但我们知道十九岁的玛莉亚一见戴德生，就被他吸引往，立刻把「事情放在祷告之中。」

    1856年9月15日，戴德生又收到布迦先生寄来二十镑，让他可以向巴格尔医生购置所需的药物和仪器。三天之后，他又再收到布迦寄来四十镑。戴德生感谢主恩，并拿出五十元奉献给巴格尔作扩建医院之用。

    九月下旬，戴德生和祝恩赐父子离开宁波，联袂返回上海。祝恩赐的儿子汤姆正患痢疾，需要回沪调养。戴德生离开后，玛莉亚竟觉得惘然若有所失。

    返抵上海后，戴德生竟又收到布迦汇来的款项。在这一年中，布迦一共寄来三百镑，但差会寄来的钱，则远比原先答允的要少得多。

    在戴德生正准备乘船回汕头之际，他收到宾惠廉的信，不是在汕头，而是由广州寄出的。宾惠廉说他和汕头的两名中国同工已经被捕下狱。他们被关了六个星期，然后解送到广州。在这种情形下，宾惠廉劝告戴德生不要此时回仙头，说那是不智之举。多年之后，戴德生记述说：「回汕头的事就此阻延了，我还不知道这是神的手在为我的事情开路哩！」

    事实上，戴德生是有许多理由可以在宁波长住下来的。首先，中国传道会在宁波有工作，巴格尔医生已打好基础，预备建筑一间医院；而另外一位牧师祝恩赐也刚学会了宁波话，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同工和良伴。或许还有其他理由吧，比如宝丽娜和玛莉亚两姊妹的出现。但无论如何，戴德生和祝恩赐父子还是决定回到宁波。

    他们乘坐中国帆船出发，同行还有一个叫彼得的中国人。他尚未成为基督徒时，已在英国认识巴格尔医生，和巳格尔同船返回中国，在船上教导巴格尔医生学习中文和兼司杂役。（他的名字就是在英国居住时取的。）彼得在上海写信给巴格尔，请求到宁波为他工作，巴格尔答应了，他便随着戴德生和祝恩赐南下。

    一天早上，戴德生在船舱里整理福音单张和小册，突然听得「哗啦」一声，原来彼得掉在运河里。彼得最喜欢在船舱两旁窄窄的木板上来回走动，虽然多番警告，他还是听不进去。这次一头掉进水里，双脚朝天，没有浮上来，好象水中有什么东西绊着他，不能动弹，加上一阵大风把船吹向前，岸上又没有任问指标，大家都不知道彼得在什么地方堕海。船夫们只有对望，看是无能为力了！

    戴德生很快把帆放下，然后跳入水中，游来游去，拼命搜索。之后，他看到一艘有拖网和鱼钩的捕鱼艇。

    「快来，」他大声喊着。「在这个地方打捞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这不大方便哪！」渔夫应道。

    「不要说方便与否，人快淹死了」

    「我们忙着打鱼，不能来。」

    「不要只想着打鱼！我给你一天的鱼钱，立刻过来救人吧！」

    「你给我们多少钱？」

    戴德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快过来，不然太迟了。我给你们五块钱。」

    「我们才不捞哩。你给我们二十块吧！」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快来吧，我将身上所有都给你们。」

    「那究竟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大概十四元左右吧！」

    最后，渔夫才慢慢摇橹过来，把网撒下。一分钟后，彼得才捞了上来。在这阵讨价还价中，彼得一直在水底下。如今捞上来，已全无气息了。戴德生立即施行人工呼吸，但渔夫还在旁边大声责备，嚷着要立刻付钱。

    经过戴德生一番努力抢救，彼得还是返魂乏术。

    戴德生知道中国人对死人的忌讳，以及对亡魂的恐惧，他亦知道事情并非就此完结。他带着彼得的尸体乘船回上海，在炎热的天气下，尸体愈来愈臭。好不容易才抵达上海，他立刻寻找彼得的亲属。但彼得的寡母拒绝领取尸体，硬想向戴德生诈索金钱。经过一番争吵，他们终于把尸体领走了。戴德生给他们五块钱作殓葬费。

    戴德生后来追述这事说：「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是否应该为这人的死负责呢？他们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当然他们都是难辞其咎。然而，在我们定他们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单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若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了吗？凡象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第十八章祷告的果效

    「从城东的盐门进入宁波，沿着大街走，两旁都是古老的塔，过了一座石桥，便来到运河的对岸。循着一条小径往前走，便是日月潭，再过是一座宏伟巍峨的孔庙。」戴德生写信给英国的友人，报导宁波的景况：「继续沿着砌石的大街走，约有半哩之遥，便可以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敲着一口大铜钟。当你走近，你会听到他正在邀请行人入内听道。走过天井，进入大客厅内，你便看见我们的聚会快要开始了。」

    和祝恩赐父子回到宁波之后数周，戴德生搬到桥头街巴格尔所办的学校居住，学校下课后，礼堂便作教堂之用。

    那年的冬天虽然不算极冷，但戴德生永不忘记他早上醒来，竟可在被褥上面的一层冰霜写上自己的名字。他记述说：「中国屋子顶上的瓦片，用来防雨还可以（如果瓦片还好的话），但用来挡雪则没有什么用了。冰霜从瓦缝和洞隙中钻进来。」

    这个象裂仓般的顶楼，用木板间成四、五个小房间。戴德生把墙粉刷一新，又用纸张把所有的缝口尽可能遮盖起来。

    巴格尔医生和外国商船签了合约，替商人和船员诊病，收入很不错。他也在盐门之外的河畔附近开始动士兴建医院。城里城外的人都听闻他的医术，许多病人慕名来求他医治。

    戴德生帮助巴格尔医生发展医疗工作，而祝恩赐与英行教会的传教士高富（FrederickGough译者按：用宁波话称作「岳牧师」）一起’常常在路旁的露天茶档向人布道，祝夫人和高夫人则时常一同探访当地的中国妇女。有时戴德生会参与祝、高两人的工作，同时学习宁波话。

    祝恩赐一家在东门旺区租了一所房子，是美国长老会的物业。离开他的家往西走几条街，就是欧德丝女士的学校和住所。

    欧德丝女士邀请祝恩赐夫妇和戴德生，在她的家作客晚膳。对于戴德生这个没有大差会支持，又有点自傲的青年，她实在不敢苟同，尤其令她震惊的，是他的一身中国服装和打扮，他甚至把头发留长，结成一条长辫子。但她不知道她其中一位助手戴雅二姑娘，竟然被这「荒唐」的青年吸引住，暗中希望得到他的青睐。

    戴德生的朋友，就是那位丧妻的包尔腾，则和戴雅大姑娘宝丽娜谈得投契，不久之后宣告订婚。另一位传教土——四十岁的艾约瑟曾向玛莉亚求婚，但只逗得她吃笑不已，令到艾约瑟羞惭无地，再也不敢向她示爱了。有些人认为包尔腾追求成功，或可鼓励艾约瑟卷土重来。

    在欧德丝女士的晚宴中，戴德生见到玛莉亚，他对她的描述如下：「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虽然眸子过于浅色！」他也注意到她的中国话在宁波的洋人中，可算是数一数二了〔最好的可能是当地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夏罗拔（RobertHart）〕；她在父亲临死前，把自己奉献到中国传道，为人诚恳。热心，其他人也认为她是个活泼。爽朗和聪慧的姑娘，有一头淡棕色的长发，身裁苗条。她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亲年轻时，曾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念法津，1827年献身宣教，到马来亚的槟榔屿当传教士。

    有一天，玛莉亚正在祝恩赐夫妇家中作客，戴德生也恰巧登门拜访。他刚刚把桥头街的房子清理、洗刷，身上的衣服肮脏不堪。

    「你要预备迎见一位贵宾！」祝夫人一边说着，一边向她打了个眼色。

    十九岁的玛莉亚感到很难为情。哪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不是如此呢？

    祝夫人如真想要「做媒」，可还有很多工作做哩！

    戴德生有点丧气。纵使大多数在上海的传教士对他相当热情，但他发现由于自己未受按立为牧师，又未取得医学学位，故总受到不同的对待。受封的牧师常被洋人及华人教会请去讲道，但自己虽然打破了语言的隔膜，却很少受到邀请。欧德丝女士的轻视和厌恶，更是明显可见。有时他不禁想到：不如回英国念完医学课程，结婚后才再来中国吧！有时甚至想连宣教工作也完全放下。史伊莉的父亲不是说过吗？如果他在英国居往，他不会反对女儿和他的婚事。

    在圣诞节里，他似乎忘记了这些烦恼。高富牧师夫妇举行了一个晚会，邀请宁波市的十五位英国传教士参加。晚餐有烧牛肉，餐后有梅子布丁蛋糕，真是美味极了。高富家中有一座很好的钢琴，他邀请宝丽娜和玛莉亚姊妹高歌娱宾。她俩歌声悦耳，令戴德生听得如痴如醉。但也令他想起那个被偷掉的手风琴！

    「美国的传教士都有风琴……它是很美妙的乐器。」在戴德生第二天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请她打听一下是否可以在英国觅得一具价钱在十二至十五镑左右的，买下来寄给他。或许他想到将来可以和妻于共谱琴瑟之章吧！当天，祝恩赐夫人带着玛莉亚探访不同的中国家庭，回家用茶时，戴德生也在坐。然后，由他送玛莉亚回学校，玛莉亚心下暗喜。

    对戴德生来说，祝恩赐夫妇好比他的兄嫂，感情甚笃。所以，戴德生把回国的念头告知他们，令他们大感诧异。

    祝夫人说：「我知道什么可以使你安顿下来——就是一位好妻子！我会促成你和玛莉亚的好事！」

    「那真好，」戴德生应道：「不过中国传道会所发的薪金，我一个人用也捉襟见肘，入不敷支！」

    「你的需要主必会供给，」祝夫人提高嗓子道：「你的需要愈大，你的供应也就愈多！」

    从这时起，戴德生为玛莉亚祷告，求主引导两人的感情发展。

    此时，他和祝恩赐听到伦敦中国传道会的经济陷入困境，靠赖借贷维持，两人都感到很沮丧。戴德生记述道：「对我来说，神的教训是清楚不过：『不要欠人的债。』借贷是和圣经的话相矛盾，好象承认神保留了一些好东西不给我们，所以要自己去争取他没有赐给我们的东西。」

    宝丽娜和玛莉亚的母亲是在1846年去世，她死后姊妹两人便离开槟城。她们的后父包森（Bausum）后来续弦，但过了数年也相继去世。包森夫人在槟城继续亡夫的工作，直至宁波的欧德丝女士来信，邀请包森夫人到宁波帮她料理学校事务。欧德丝女士的本意，是希望包森夫人以后能接替校长之职。她在1856年10月抵达宁波。

    玛莉亚觉得包森夫人慈祥而聪慧。1857年1月，玛莉亚把艾约瑟向她求婚的事告知包森夫人。包夫人板着脸对她说：「淑女是不会令君子难堪。他不该因为爱你而遭受嘲弄，或因仰慕你而受到轻视。你不应该没有经过祷告，便轻率地决定要拒绝他或接受他」

    「我从未想过接受他，」玛莉亚答道。她向包森夫人诉说自己对戴德生的感情。

    但包森夫人说：「我一点也看不出戴先生对你有意思。」

    玛莉亚的石榴裙下，不乏追求者。宁波英国领事馆新来的翻译官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是夏罗拔（RobertHart），是位年轻有力的单身汉。

    夏罗拔的工作极为忙碌，但他还是抽空约会这位能讲流利中国话的英国姑娘。他终于在1857年初向玛莉亚求婚，但玛莉亚照样拒绝了他，因她的心已早有所属。

    这个时候，战火弥漫，中英两国又要爆发另一场战争。冲突的起因不过是一件胡涂事——在1856年10月发生的亚罗事件。

    「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在香港注册。凡香港注册的船都可悬挂英国旗，避免海关人员及中国禁烟官吏的检查。但广洲的中国官员竟在10月8日登上「亚罗号」，搜出走私的鸦片烟，官吏于是把船上悬挂的英国旗扯下，并带走船上人员。

    英国领事向两国总督提出抗议，要求立刻释放船员和重新挂上英国旗帜，但为总督所拒绝。英国驻香港的总督包宁爵土（JohnBowring）宣布，如果中国政府不在二十四小时内释放所扣押的人，并且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情，英国炮舰将炮轰广洲。由于中国政府全无动静，英舰到了时间便真的发动攻击。

    事实上，英国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亚罗号」的注册牌照已经过期，按理是无权悬挂英国旗号的。中国官员的行动，以及总督拒绝道歉，都是依法办事。

    可是，整个事件由法理冲突变成体面之争。英国人更希望借此使中国进一步开放门户，让他们在北京设立使馆。

    英国海军舰队在薛摩上将（AdmiralSeynour）率领之下，攻破广州，占领总督衙门，导致仇英反外的情绪更加高涨。两国总督贴出告示，悬赏捉拿和杀害洋人。一时间，在华洋人均风声鹤喉，性命受到很大的威胁。

    本来宁波一地的中国人，跟外国人关系颇佳。但来自外省的官员，很少和洋人来往，遑论保护他们了；而宁波的广东人也为数不少，当广东的消息传来，气氛便顿形紧张。虽然外国传教士（包括戴德生）大多斥责英国政府用武的行为，但在华人眼中，又怎能分辨外国商人、军队和教士之间的关系？

    1857年1月初，宁波的广东人密谋歼灭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他们探悉许多洋人——包括领事、商人和教土——每个礼拜日晚都会在英行教会陆赐牧师（Rev．WilliamRussell）的家里聚会和崇拜。

    这些广东人计划包围陆赐牧师的住宅，然后屠杀所有洋鬼子。在同一时间内，他们也攻击城内其他洋人。他们把这个计划呈报道台（即城中最高的长官），征求他的同意。

    幸而同谋之中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在一位传教士家中为仆，为了朋友的安全，他极力劝他辞职，并把计划向他泄露了。这个仆人立刻通知他的雇主，然后赶紧通知其他传教士。他们立即齐集祈祷，寻求主的带领和保护在他们祈祷的时候，一位官位较低的官员正和道台商议。

    他说：「大人，任由他们杀戮宁波的洋人，是极其愚蠢的事，万一他们成功了，其他口岸的洋人定会引军报复，把整个城市铲为平地。」

    「如果他们真的为此引军，」道台答道：「我会否认一切，说自己全不知情。这样，他们只会怀恨广东人，向他们进行报复，歼灭他们。此所谓一石二鸟之计，可以消灭洋人和老广。」

    「否认知情和推卸责任是没有用的。」那官员说：「事实上，我有理由相信洋人已经知道这个计划和其中详情，他们可能已早有准备。」

    道台答应收回承命，并派人阻止广东帮发动攻击。

    在不远处，传教士结束祈祷会后，各自回家，并不知道他们的祷告已蒙应允，得以逃过一场灾难。

    在仇外情绪高涨下，宁波的洋人还是时刻生活在危机中，有些外国商人和教士在他们的住宅四围设置武装警卫，也有计划让妇孺先行撤退到上海。欧德丝女士建议戴雅两姊妹和其他妇女先走，自己则和包森夫人留下来。但宝丽娜和玛莉亚都决定追随她们。至于祝恩赐和戴德生，因为没有不能抽身的理由，所以他们两人便负责带领妇孺到上海去，而且安顿他们，看来他俩会离开宁波一段颇长的日子。

    玛莉亚往码头送行。两艘轮船泊在岸边。「浪花号」船上是两个美国家庭的成员，而「日本号」船上则有丁韪良夫妇、祝恩赐夫妇和他们的孩子、高富夫人和孩子，以及戴德生。那时，戴德生抱着高富家的婴儿，坐在甲板一张椅子上。

    玛莉亚站在码头上挥手，目送「日本号」渐渐远去。戴德生手抱着婴儿，也凝望着她的情影渐渐迷糊。他在笔记中说：「照顾那个小宝贝，可助我掩藏与玛莉亚分手时心中的惆怅。」

    玛莉亚在写给她英国一位兄长的信中说：「戴德生先生本想留下来，但因为朋友托付他照顾家小，便去了上海。在他临行之前，我有一点理由相信他可能对我有意，不过我还是不要那么乐观……」这次分手之后，两人都不知何时再见。

    十九章爱情道上

    戴德生和祝恩赐在上海继续他们的宣教工作。他们在城内及乡郊四处布道，派发福音单张。过了数周，他们仍不知道何时才可以返回宁波，又或者需要跟随大队离开中国，总得视战局而定。他们听闻中国传道会又差遣了三名传教士前来上海，但不知道差会何来足够的经济支持。

    到了二月底，宁波的局势似乎平静下来了，巴格尔来信说官吏和居民都很友善。所以大部分家眷都返回宁波，只有戴德生、祝恩赐夫妇及高富夫人还留在上海。他记述道：「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还没有叫我们回去，所以我们只好留下，等候他的带领。」

    戴德生发觉自己愈来愈想念玛莉亚。他写道：「我真渴望与自己所爱、所信任的人毫拦阻地互相沟通。」得到祝恩赐夫妇的鼓励，他终于鼓起勇气，在3月２1日写了一封信给玛莉亚。这封信已经不存，但他在信中向玛莉亚表露了爱意，请求玛莉亚让他有更多机会认识她，同时盼望日后可以与她成婚。他也恳求她不要立即拒绝，因这会使他难受和痛苦。最后他说如果她不能接受他的爱意，就请她把信烧掉。依照当时英国的社会习惯，戴德生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长辈高富牧师，表白他对玛莉亚的感情，并说他已向玛莉亚求婚。

    4月8日清晨，玛莉亚正在宁波的学校里忙碌工作，高富夫人推门而进，手上拿着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很陌生，她猜不出是谁寄来的。她没有立刻把信打开，预算稍后才读。当她回到房中，拆开信封，才知是戴德生的来信。

    她一边读，一边有着不能置信的感觉，好象她的祷告已蒙应允。跟着，她立刻跑去告知姊姊宝丽娜。

    姊姊说：「那真好极了，恭喜你！」

    玛莉亚又告诉欧德丝女土。

    「我想你不会接受他的爱意吧？」欧女士板着脸说。

    当玛莉亚暗示这可能性时，欧女士说：「我们最好先写信给谭恩（Tarn）先生，请他查查戴先生的为人怎样。」

    住在伦敦的谭恩先生是玛莉亚的姨父，也是她合法的监护人。

    欧德丝女士继续说道：「你一定要回信给戴德生，拒绝他的求婚，并且叫他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你自己也要完全忘掉它。」

    玛莉亚实在左右为难。在法律上，她无需听从欧德丝女士的意见，但她显然也不愿拂逆这位长者。虽然欧女士性格专横，什么事都要管，但她多年来照顾玛莉亚，所以很受玛莉亚的尊敬和爱戴。高富夫人十分同情她，不过仍是劝她服从欧女士。

    「我觉得欧德丝女士待你如母亲一般，虽然你有自己的想法，但你不能完全背逆她，否则你心里总不是味儿。」

    欧德丝女士还径自写信给谭恩先生，对戴德生极尽低毁。玛莉亚也写了一封信给姨父姨母，表白她对戴德生的感情，并希望他们同意她俩的婚事。但信还没有寄出，欧女士已托宝丽娜转达她的不满，要她不要把信寄出。

    玛莉亚反复思想和祈祷，不知如何回复戴德生。按她本人的心意，当然希望说些鼓励的话，但看来欧女士定会先把信过目。为了尊重她，她的复信便得直截了当的拒绝他。

    最后的定稿实在是一篇杰作。无论用字遣辞或说明立场和意向，都小心翼翼，字里行间暗示了多重意思。

    发信日期是1857年4月16日，内文如下：

    亲爱的戴先生：

    高富夫人上周4月8日交来3月21日大礼。信中充满基督的爱心，很是感谢。

    你在信中提出之事，我恳切地放在祷告之中，诚挚地求询主的旨意，并凭他意行。我绝不愿意给你带来痛苦，但我只能按着神的带领复信予你。我清楚觉得我有责任拒绝你的求婚。然而，请你不要以为我轻率从事，或者不体会你对我的爱意。其实我极之尊重你的一番好意（但责任所在，只能敬谢不敏），绝不想令你难堪。

    我想我应该把此事告知欧德丝女士及妹姊，还有送信给我的高富夫人，除此之外，无人知情。我希望除了我的亲人，以及你想告知的人外，不再向人提及此事。在我复信后，我会按照尊意，把来信烧掉。

    戴先生，我向来待你如主内的弟兄，门徒怎样彼此相待，我希望也能照样待你，但可不能要求更多。我请求你以后不要再提此事，因为我的回复仍是一样。你可从信内的字里行间，晓得我没有轻率地拒绝你。对于其他非主内的人，我会干脆回绝，不会这般委婉。愿救主耶稣赐你丰富的恩惠，也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又愿你作他荣耀的器皿，引领众多灵魂得救，在基督再来之日得着快乐的冠冕。

    主内

    玛莉亚·戴雅上

    这样的信能否通过检查呢？信中说「门徒彼此相待」，意即彼此相爱。她是请求他不要再提此事，而非不准他提起，为戴德生留了余地，让他日后可以旧事重提。戴德生能明白这些暗示吗？能否知道她是「责任所在」，必须服从欧德兰女士呢？

    这封信果然通过了欧女士的检查，顺利来到身在上海的戴德生手中。信寄出后，玛莉亚的心情，如她所述：「我觉得我不能想望什么，惟有把事情全交在神的手里，求他按着他的心意而行。」

    戴德生在五月初收到玛莉亚的复信。他反复阅读，看出玛莉亚模棱两可的立场。不过从字面看，信中至少表明了不要再提此事，可见目前并不适宜。「他怀疑信中的隐晦及含糊，可能与欧德丝女士有关。

    这个曲折的爱情故事还未有何进展之前，有一件事尚待解决。1857年5月29日，就在戴德生二十五岁生日过后一星期，他向中国传道会请辞。他以前已多次暗示，因为差会常常不能如期发薪，而且时有短缺。最使戴德生不满的，是差会以借贷来维持会务，有违圣经的教训。此外，差会也禁止属下的传教士在外工作来帮补收入，使戴德生更添一重障碍。

    他在荷尔和伦敦时，已证验了神必回答他的祷告，供应他一切所需，而且每以穆勒为榜样，借此激励自己。现在，他会再次根据这些原则过活。他对差会说：「若主赐福你们，带领你们给我任何指引、金钱或其他东西，我盼望是从他那里领受，使我向他感恩，并向你们致谢。」数天后，祝恩赐也向中国传道会请辞。他们的辞职是在双方协议和相当友好的气氛下达成。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省与祷告，戴德生和祝恩赐决定留在条约口岸一起工作。他们想先组织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团契，训练有才干的华人基督徒，鼓励他们向同胞传道。于是他们把资源集合起来，住在一起，共用金钱，就象一个家庭一样。他们预备回到宁波去，一方面和巴格尔医生同工，一方面建立华人教会，训练工人。

    6月7日，他们接到消息：三位中国传道会的传教土——侯尔（Char1esHall）。侯尔太太和麦丽芙（Magrath）小姐——经过了六个月的航程，现已抵达黄浦江口。戴德生和祝恩赐立刻赶到码头迎接他们。经过一周的准备，一行人便齐赴宁波。到达目的地后，候尔夫妇和麦丽芙小姐暂时住在巴格尔医生座落于租界旁的家中，而祝恩赐全家和戴德生则搬进陆赐牧师在盐门附近的旧房子。

    由于玛莉亚信上的话印象犹新，戴德生尽量避免和她见面。而玛莉亚也尽量不去探望她的老朋友祝恩赐夫人，恐怕会碰到和祝家同住的那位青年。戴德生和祝恩赐跟随神的呼召，埋首于布道工作中，预备离开宁波数天，到附近的乡村传教。

    一切尚算平静，但当双恩赐夫人请玛莉亚在戴德生和她丈夫离家期间，搬去帮助她做探访工作，而且陪伴她时，麻烦便产生了。玛莉亚一定在欧德丝女士面前提到戴德生和祝家同住，所以欧德丝听见祝夫人的邀请，便怒不可遏，立刻跑去跟她理论。

    「我不想玛莉亚陪你探访。」她蛮不讲理地说道：「而且，让我告诉你，我知道戴德生先生曾向她示爱，我却强烈反对。我请你不要为这两个青年人制造机会。最后，请你答应不把我今天说的话告知戴德生。」

    好一个祝恩赐夫人。她虽然勉为其难地答应不去蓄意撮合两人，因为恐怕欧德丝女士会完全禁止玛莉亚和她来往；但鼓起勇气向这位强横的女士说：「你说的话，我不能不告知戴先生。同时，我也要告诉你，你这样干涉两个年轻人的恋爱，实在太过分了。」

    之后，祝夫人把事情的始末—一告诉戴德生。他才确实知道玛莉亚拒绝他，并非她的本意。

    欧德丝小姐更探望高富太太，要求她答允不为他们两人撮合。

    戴德生决定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亲自拜访欧德丝小姐，跟她倾谈一下。

    第二十章好事多磨

    欧德丝女土近来把学校交给包森夫人管理，自己则搬到宁波北门附近与陆赐牧师一家同住。1857年7月7日那天，她听到戴德生想要见她。或许由于她颇佩服这位青年单刀直入的勇气，她很有礼貌地接待他。

    「我来是想问问我在什么地方开罪了你？」戴德生说：「是否因为我写信给戴雅姑娘时，只附寄一信给高富先生，而没有给你写信？」

    「不是的，问题在于你事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给戴雅姑娘写信。」

    「噢！我很抱歉，但你还是戴雅姑娘的监护人吗？」

    「不，严格来说，我不是她的监护人，但至少她的家人委托我照顾她。我认为你和玛莉亚的订婚，不会得到她的合法监护人谭恩先生和夫人的同意，我已经把此事通知他们。我不想受人责怪，所以我不能批准你们来往。」

    「我明白你处境的困难，你已尽力而为了。但既然你把戴雅姑娘交托包森夫人照顾，我不明白你为何还大力反对此事呢？」

    「按礼貌你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

    「但我觉得至少应先了解戴雅姑娘对我的感情怎样。当她表明态度后，仍有很多时间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你还有别的反对理由吗？」

    「我想我无需告诉你！」

    「但我极想知道，相信你应该告诉我。」

    「那我便略提两点。首先，你是否普利茅茨弟兄会（PlymouthBrethren）的成员？」她说到弟兄会时，声音哽塞，充满了不屑。「还有，你是否在礼拜日赶路到宁波，不守安息日？」

    「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你说的普利茅茨弟兄会是指达比牧师（J、N．Darby）的信徒的话，那么我从未是他们的成员。我自小便属循道会。我在荷尔及托顿咸参加的都是独立教会，皆以新约道理为准则。至于安息日，我喜欢称为主日，我对这一日当尽的义务都很珍视和尊重。是的，去年十月，我和祝恩赐父子的确在主日赶路回宁波，因为那时祝氏父子极需赶回城里求医诊治。你大概被谣言误导，所以才会这样反对我向戴雅姑娘求婚。你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说的话到此为止。」欧德丝女士和戴德生的谈话便到此结束。

    戴德生反复思想，并用了很长时间为此事祈祷。一个垦期后，他有了决定，想先见玛莉亚，征求她的允许，让他可以写信给她在伦敦的监护人。

    7月15日，他乘坐一顶轿子来到玛莉亚的学校，在天井等候她。那儿全是妇女。包森夫人、宝丽娜和玛莉亚正要离开。一个机灵的佣人把戴德生带到熨衣房里，戴德生交给佣人一张纸条，是他花了一整天去写给玛莉亚的信。听见戴德生的声音，玛莉亚立即躲开，但佣人仍是把便条递给她。

    「那位外国先生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在等待回音。」

    玛莉亚捧着信读，双手不住颤抖。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玛莉亚小姐：

    上周我和欧德丝女士会谈，得悉她曾去信给你在英国的监护人，提及我在上海写信给你之事，在未得到回复之前，她仍会反对我们来往（理由她不愿说）。经过祷告后，我觉得应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在有所行动之前，我希望能先和你面谈。我诚恳地请求你抽几分钟时间，与我见面。——让我附带地说：那些为我祈祷，给我意见的人，都认为与你面谈是重要而必须的。

    玛莉亚把字条拿给包森夫人及姊姊看。

    「你不该见他。」宝丽娜说：「欧德兰女士不会批准的。」

    包森夫人也同意。于是，戴雅姊妹两人便溜出门，到高富牧师的家去了。由包森夫人接待戴德生。

    「上楼来，到客厅坐坐。」她说。

    包森夫人是个聪明人，又有经验。虽然她由欧德丝女士那里接管了学校，但她不至于凡事都要看欧德丝女士的脸色。戴德生把上周和欧德丝女士会面的情况——告诉她。

    「在我写信给玛莉亚的监护人之前，」戴德生总结地说：「我想知道玛莉亚对我的感情是否一样？」

    包森夫人犹疑一下，然后说：「是的。」

    第二天，即是7月16日，玛莉亚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的姨父母，告诉他们她于四月写了一信，但欧德兰女士不准寄出。在信中她又告知她的监护人，她对戴德生已萌爱意一年多了，也时常为他祷告。当她接到戴德生求爱的信时，她感到自己的祷告蒙主答允，同时觉得欧德丝女士的反对有点不近人情。她说：「我觉得戴德生先生在整件事情中，表现出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她继续说：「自从两周前戴德生回来宁波后，我们未曾交换过片言只字……虽然我有时觉得世上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爱他，和他在属灵上及其它方面有亲蜜的交通，但我并不期望他成为我的至爱，因为万人中只有耶稣是我的至宝，是完全可爱的。……」

    在七月的一个酷暑天里，玛莉亚和包森夫人谈起戴德生。她们一起读着诗篇六十九篇的话：「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之后，玛莉亚祈祷说：「亲爱的天父，如果没有不对之处，求你准许我和戴德生见面。」她记述道：「安排大家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希望是主的旨意，而非出于自己的意思。」

    那天下午。妇女祈祷会在祝恩赐夫妇及戴德生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玛莉亚也随着包森夫人赴会。戴德生觉得那天晚上不宜留在家里，所以打算到城外探望一位经商的朋友，并且看看几箱刚从上海运来给他的新约圣经。但黄昏前下了一阵大雨，不宜拿着书走来走去。

    所以，他只得留在家里。他拿了笔和纸跑到顶楼，准备呆在楼上，直至晚饭的时间。突然间，一个意念涌上心头：我一直祈祷能与玛莉亚面谈，难道这是主安排的及时雨，使我不能外出吗？

    「亲爱的主，」他求告说：「请给我一个清楚的启示，使我知道应否在玛莉亚离开之前下楼去！」

    就在祷告之后不久，他听到敲门声。仆人进来说：「有一个传教士来访，请戴先生下楼和他见面。」于是他下楼去，和访客谈了没有几分钟，他便告辞了。这时包森夫人和玛莉亚还未离开，可能因为下雨的缘故，她们的轿子来迟了。

    戴德生相信这是神的引导。他对祝恩赐说：「可否请你转告玛莉亚，我想和她谈一谈。」

    祝恩赐进入房问时，玛莉亚正在低头祷告。她抬头一看，祝牧师正向她招手。

    「戴德生先生请求与你一见。」他说。

    「正是求之不得，」玛莉亚说：「不知是否只有我们两人，或是容许有第三者同在？」

    「听凭尊意。」

    「那么，我希望包森夫人也在场。」

    祝恩赐领两位女士到楼上的书房，数分钟后，戴德生便推门进来。这是回到宁波之后，戴德生和玛莉亚第一次面对面相见。

    戴德生看到玛莉亚面庞上的苍白和焦虑。

    他说：「我很抱歉，带给你这许多的烦恼。我之所以想见你，是要征求你的同意，使我可以写信给谭恩先生夫人。」

    「我同意，」玛莉亚说：「我已经写信给他们，并打算再次去信。我要告诉你，我拒绝你的求婚，是受欧丝小姐所迫。自此之后，我一直痛苦难过。现在我想大家最好一起为此祷告。」

    对于这一个提议，戴德生囊衷心赞成。于是，三人便一齐跪下祈祷。

    第二十一章额上的玉手

    戴德生立刻提笔给谭恩夫妇写信。他在信未写道：「因此我愉快地把这件事交托给带领一切的主，并且求他引导你们作出止确的决定……希望你们批准我俩的结合，或是由得戴雅小姐跟随主的带领而自行作出决定……」他也把一些朋友的姓名列在信中，作为他的咨询人，包括中国传道会在内。他把信的副本寄给玛莉亚，并附有一张便条，上款称呼是「最亲爱的玛莉亚。」也许没有人知道包森夫人也写了一封信给谭恩夫妇，帮助两人说好话。

    信寄出后，需等待回音，在这之前，一切如常。戴德生又在桥头街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他和祝恩赐共用的布道所，也兼作诊疗所，帮助一些抽鸦片烟的瘾君子戒烟。

    在与玛莉亚会面之后约一星期，戴德生收到欧德丝女士寄来的一封信。她听闻二人会面，不禁雷霆大怒。她在信上说：

    先生：当你来见我时，你说过……不晓得戴雅小姐还未足法定年龄……但当你从我那里知悉戴雅小姐的情况后，竟然趁机利用她年少无知，引诱她做出越轨的事……在我和她姊妹均不在场的时候，出现在一个纯粹宗教聚会中，向戴雅小姐提出那禁忌的问题。我对你这种无礼的行为极其错愕，使我不得不清楚地表明态度。我得告诉你：如果你不等候戴雅小姐的姨父母同意，仍继续跟她往来的话，我将被迫采取一些严厉的行动，你得好自为之。……一个自称传教士的人，却如此热心地「引领」已故宣教士的女儿，那真不是一件名誉的事。那位宣教士死而有知，一定极之不悦！

    戴德生把信给祝恩赐夫妇看。祝夫人读后，觉得信上的言辞和态度都非基督徒所为，令人恶心。戴德生也把信给玛莉亚看，好让她有心理准备。可怜的玛莉亚！多年后，包森夫人的孩子还记得：那时的玛莉亚常常生活在愁苦之中，每日以泪洗面。

    这时，欧德丝女士到处对人说戴德生配不上玛莉亚，因为他「没有学位，没有地位」。玛莉亚写信给弟弟，为戴德生辩护，指出欧女士这种势利的指责是不尽不实的：「戴先生受过五年的医学训练，还差六个月就可以取得文凭，但差会认为中国的呼召更加紧急和重要……我们的父亲也不是还差一个学期便取得奖学金吗？但他认为传道更为重要，所以放弃他的法津学位……我觉得戴先生就好象我们亲爱的父亲，如果他还在生，他一定会同意我们。………」

    那年夏天真是酷热难当；但戴德生觉得稍比过去两年容易忍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时不时喝一口淡酒」。

    消息传来，以前曾和戴德生一起到内地传教的郭达门（JohnQuarterman）患了重病。据巴格尔医生的诊断，他是染上天花症。戴德生听到消息，便自告奋勇要去帮忙照顾他。他说自己并无家小，而且最近种过牛痘，可以预防传染。

    郭达门已经病入膏肓，戴德生只能尽量减轻他的痛苦，帮助他去准备「迎接前面的喜乐。」

    「这终能朽坏的，一定会被那不能朽坏的取代。」他作这样劝慰说。

    「这取死的身体一定会换上那水恒的身体，」郭达门同样回答。

    四天之后，郭达门终于与世长辞。戴德生写给妹妹戴贺美说：「他有甜蜜的结局。」

    过了不久，戴德生却发起高热来。可能是他过于辛勤照顾病人，也可能是感染了病毒。总之，他发起高热，卧病在床。１O月20日晚及２１日凌晨，他有一个奇怪的经历。他自己却相信那是在神智不清下的一种幻觉。

    凌晨三点钟时，他好象听到外边街道上传来一些声音。他正发高热，连放在房内另一边的表发出的「的嗒」声也忍受不了，所以用布把表包起来。街上的声音更使他不能入睡，于是起来读圣经，好一会才再躺下来。但他心还是心绪不宁，如他自己所记：「心跳得象惊弓之鸟」，精神「兴奋得难以入睡」。

    突然间，「我好象感到玛莉亚无声无息，就如空气般来到我面前。平安与宁静好象悄然临到，我确知她就在那里。有好一阵子，我好象被魔术定住，我闭着眼睛伸出手来，她用她柔软的手轻轻握着我的手，我不禁睁开眼来，感激地望看她。

    「她示意我不要作声，又将另一只手放在我的额上。我觉得头痛正在消减，热也退去，好象沉到枕头下。

    『不要害怕，不用不安。我是你的玛莉亚，你是我的戴郎。保持平静，好好安睡吧。』她微声地说。

    「就这样，我便睡着了。」戴德生记述说。

    翌晨八时醒来，热已全退，但身子仍然软弱无力。戴德生忆述道：「那是个甜蜜的梦（但我当时和现在一般清醒，我亲眼看见她，又触摸到她，就如我现在看见桌上的纸、摸着手中的铅笔一样。）……如果不是神保守，使我事先种了牛瘟，那一场天花病，可真不堪设想。」

    不知甚么原因，玛莉亚的姊姊宝丽娜现在却反过来反对戴德生和妹妹的婚事。她本人在不久之后将要下嫁包尔腾，并且计划把妹妹接到上海和他们同往。可能她想两地相隔，交通不便，或许会令妹妹渐渐冷却对戴德生的爱。戴德生很担心，决定请包森夫人劝玛莉亚不要到上海去。他知道玛莉亚正在陆赐牧师夫妇家里帮忙姊姊筹备婚礼，不会住在包森夫人家中，所以他放心拜包色森女人，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

    但当他抵达包森夫人府上时，却有意外的惊喜。

    「我想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和你谈谈吧？」他对包森夫人说。

    「并不如此，玛莉亚小姐正在屋里。今天早上欧德丝女士把她带回家来。不过，你还是可以进来坐坐。」

    她把戴德生引进客厅。

    「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叫玛莉亚不要下楼。」

    对于戴德生而言，这就如祷告蒙允一样，是一个最佳的良机，可以告诉玛莉亚不要跟姊姊到上海去。

    「啊，请让我跟她谈谈吧！」他恳求说。

    「不，恐怕这又惹争端。」包森夫人说。

    但当她刚离开，玛莉亚却从另一扇门进到客厅来。她看见戴德生，很是惊讶；当然他的反应也是一样。然后，包森夫人回来了，在她面前，戴德生把他的疑虑—一告知玛莉亚。

    玛莉亚说：「我知道姊姊的计划，我已经决定不随她到上海。」

    包森夫人说：「我想为了避免麻烦，最好还是把今天戴德生到访的事报告欧德丝女士吧。我们都不希望不尽不实的消息传到她耳中。我会告诉她今天的见面完全是巧合的。」

    原来宝丽娜希望妹妹和美国传教士艾志信（WilliamAitchison）来往。戴德生听闻这位他在主里尊敬和爱戴的艾志信，为了玛莉亚而茶饭不思，心神恍惚。

    他想：如果我可以公开和玛莉亚来往，可怜的艾志信便不会自作多情了，因为他注定是失望的。他决定把情况解释清楚：

    「事实上，我们正在等待玛莉亚监护人的回音。在这期间，我们认为我俩已经订婚了。」

    这时候的玛莉亚一定是充满魅力，叫人神魂颠倒。是否她苗条的身裁？还是她淡棕色的头发？又或者是她淡淡的眼神，倍增她的妩媚？

    有一个叫姬勒德（Galllard）的荷兰人来到宁波，戴德生邀请他在桥头街的布道所暂住。一天晚上，两人正在闲谈之际，姬勒德侧过头来，轻声地耳语戴德生，好家是关于一件重要的秘密似的。

    「我写了两封信，分别向德国和荷兰的两位女士求婚。但我现在却被可爱的玛莉亚深深吸引了，我愿选择追求她！」

    戴德生心内「极其愤怒」。

    他冷冷地说：「如果她们三人都答应你的求婚，你怎么办？」

    戴德生听到玛莉亚还是要跟着姊姊宝丽娜前往上海。他想：我真盼望早日收到谭恩先生和夫人的信！于是他决定再与玛莉亚会谈。

    11月14日，他探望美国浸信会的一对传教士——劳尔敦（Knowlton）夫妇。他们的住所离玛莉亚家不远。劳氏夫妇也将要到上海去，劳夫人答应替戴德生写信给玛莉亚：

    亲爱的玛莉亚小姐：

    我知道你可能会到上海去，我们也准备于下周一赴沪。我想请你来舍下一叙，跟你商谈一件小事情。如果方便，见字请即前来——

    劳尔敦夫人敬启

    又：如果现在没空，请通知何时前来！

    玛莉亚看到字条，立即往劳尔敦夫妇的家里去。劳夫人把她带进戴德生的房间内，便先行走开了。这次是这对爱侣第一次两人单独相会，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戴德生用手轻抱玛莉亚的纤腰，另一只手紧握着她的玉手。他事后记述说：「她给我一个香吻……比数瓶奎宁水、钵酒或其他补药更为有效。我从未感到如此雀跃和健康……她是那么可爱、尊贵、纯洁和虔诚的一位女孩子。现在我知道她所经历的一切，我比从前更爱她，更仰慕她。」

    他们共度了六个小时，并且毅然决定：无论谭恩夫妇是否批准，他们也必订婚。

    从戴德生给他妹妹戴贺美的信看来，玛莉亚可能不止给他一个「香吻」而已，信上说：「我尽可能让她补偿我过去数月来应得的吻！」

    第二十二章她是我的珍宝

    为了对欧德丝女士表示敬意，戴德生和玛莉打算第一个通知她有关他俩订婚的消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戴德生拜访欧女士，告知她发生的事情。欧女士沉默不语，戴德生心想她可能已对她自己的影响力失去信心。

    但第二天，玛莉亚却收到欧女士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吩咐你立刻前来见我，不得迟延。」

    玛莉亚也回字说：

    「我不能视你为我的监护人，但作为一个尊重你的朋友，我乐意随时上门拜候。」

    之后，玛莉亚又接到欧女士另一张字条，指出玛莉亚是「沉迷了」，而且她很高兴地引用陆赐牧师的意见，认为戴德生「应受处罚」，陆赐又说如果是他主领圣餐，他不会容许戴德生一同领受。

    然而，终于也有好的消息！

    玛莉亚接到等待已久的信，是姨母谭恩夫人写来的。当她打开一看，不禁雀跃万分，赶忙写信通知戴德生：

    我亲爱的：

    我接到姨母的信，说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任何应该反对我俩来往的理由。见字请即前来。

    你所爱的玛莉亚

    在伦敦的谭恩夫妇，得到皮尔士（GeorgePearse）一再保证戴德生是个有为的青年。皮尔士是谭家的老朋友，他对戴德生请辞离开中国传道会，并没有怀恨在心；而且他认为欧德丝女士之所以反对玛莉亚与戴德生的婚事，原因是不愿意她离开她的学校。皮尔士也分别去见戴德生和玛莉亚，向他们问好及祝贺。

    谭恩夫妇对玛莉亚说：「我们完全赞同你的选择。」又在另外一封写给戴德生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提亲。」

    现在，戴德生和玛莉亚正式宣布订婚了。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但欧德丝女士出奇的沉默。谭恩夫妇唯一的意见是玛莉亚应该等到成年才可结婚。那就是说１８58年1月16日，即是再过一个月罢了！

    那年的圣诞节，是戴德生平生最愉快的一个圣诞。他俩参加了不少聚会。其中一个是在美国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Nevius）家里举行的，邀请宁波的年轻西教士参加。戴德生和玛莉亚一起赴会，会中还遇上夏罗拔先生（后来是夏罗拔爵士（SirRobertHart），他曾经追求玛莉亚。

    他们围着桌子玩游戏，大家把手放在桌底。玛莉亚心里想着风度翩翩的未婚夫婿，忍不住在桌底下用力紧握他的手，表示自己的心意。但她不知所握的手，却是倪维思的。倪维思有点意外，但随即猜想是有人弄错了，他握着那只手，开玩笑地用力回敬一下。玛莉亚这时才知道自己弄错了，想立即缩手，却被倪维思紧紧握在。她满面通红，眼眶含泪，羞得不敢抬头。倪维思怕玩笑开得过分，立即松手放人。

    从英国寄来一封信，是写给戴德生的。

    发信地点是布里斯托（Bristol），日期是1857年12月9日。内文如下：

    亲爱的弟兄：

    我很高兴可以奉上四十镑，那完全是主垂听祷告，为你预备的，希望使你更得激励，知道主时刻听我们的祈求。你若有需要，切要求告他。

    我听到你专心一意地仰赖主供应你生活所需，很感快慰。我自己在过去二十七年多，也证验了他的信实，每次我把我的需要交托他，他都供应……我真想多写，不过还有千万信件和其他工作需要处理，谨此搁笔。

    主内爱你的弟兄

    穆勒

    穆勒虽然忙碌，但还是时常给戴德生写信，并在信内附有一些金钱。每次都使戴德生得着很大的鼓舞。

    戴德生和玛莉亚开始筹备婚礼。玛莉亚希望他穿上英国式的礼服，所以戴德生开始把前额的头发留长，同时打算剪掉辫子。但玛莉亚随后又改变主意，因为戴德生前额的头发来不及留长，而且她已经不习惯看见他穿上英国服装。他们请高富牧师主持婚礼。

    在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中，他如此描述他的准新娘：「我真希望您认识我可爱的玛莉亚。她是我的珍宝，是我渴望的一切……愿神赐下他丰富的福分，并使我们不致以彼此为偶象。」

    1858年1月20日清晨，阳光普照，一个大喜日子来临了。

    刚满二十一岁的玛莉亚，身穿灰色丝裙，头上披着婚纱，极美丽动人；戴德生穿着一件中国式的长袍，背上挂着长长的辫子。高富牧师主持婚礼，会众齐唱「远离偶象」。可借欧德丝女士和陆阳夫妇都没有出席。连「媒人」祝恩赐夫人也不能参加婚礼，因为她刚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

    之后，他俩还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结婚仪式。美国领事借出私人的轿子——那是宁波市内最宽敞、最漂亮的轿子——供他们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参加婚礼，包括英舰上的一些官员。结婚证书由副领事麦道时（ThomasMeadows）签署，他的助理夏罗拔则负责把证书交予新人。夏罗拔因而获得新娘子的一个香吻——可算是给他的一点安慰吧！

    随后他们回去参加郭达门的妹妹为他俩预备的茶会。婚礼过后，戴德生要把结婚的手续费付子英国领事馆，但麦道时坚决不收，说：「你时常替我翻译，也是分文不收啊！」

    他们在宁波郊外一所寺院度过三星期的蜜月，远离闹市的繁嚣和夏天的酷热。他们带着厨子、仆人和挑行李的苦力，先从运河乘船出发，然后坐轿进入山中。但这只能算是一边工作，一边度蜜月，因为祝恩赐患病，他门每个周末还得回到宁波主领聚会。

    在深山寺院中，戴德生这样写道：「我们真快乐！……他答允了我们所有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碍和反对，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

    「啊，得与你深爱的人共谐连理，真是好得无比，这份福气非笔墨所能形容，也非想象力所能意会！这里没有失望。每一天对你的爱人多一点认识，就令你多一分骄傲，多一点快乐，也多一点向赐福者谦卑和感谢。她是主赐给我的珍宝，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在离宁波九哩外东湖边的一个村落中，戴德生和玛莉亚租了一间房子。蜜月结束前，他们邀请朋友来作「家庭会议」，商量平时在此进行布道，周末则回宁波工作。

    但不如意事不久便临到。玛莉亚感染了肠热病（伤寒）。戴德生把她带回宁波，和祝恩赐夫人一起悉心照料她，但数周后仍全无起色。到了她稍为好转时，戴德生却病倒了。直到四月，两人才逐渐痊愈，在包森夫人家中调养，享受家居的宁静和她花园中的玫瑰。在同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戴德生除了报告他身体康复的消息外，也给母亲带来另一喜讯：她快要升祖母了！他当然请求母亲为他们代祷，他说：「我不知如何告诉您，我多么爱我的妻子！我对她极其满意……她的完美超过我所想所求……。」

    他们把桥头街的学校和教堂（就是戴德生婚前住的地方）大事装修，把顶楼扩建，加建了几个房间，并添置一些中国式的家具。祝恩赐夫人开玩笑地说戴德生已作好准备，招待来访的客人。

    戴德生的药房又再开业，他也恢复医治那些「瘾君子」。他发现病人信主后可靠着信仰戒鸦片烟，效果远比药物治疗好得多。玛莉亚也办了一所女校，共有九至十名女童，由她以前一位学生帮助打理。虽然捐款数目不大，却足够开支。玛莉亚自己的薪金勉强够她个人衣食开销。

    在桥头街听戴德生讲道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倪永发，他是宁波的棉花商人，也是一派改革佛教的领袖，他那一派佛**只追求真理，不拜偶象。在听完戴德生讲道后，他站出来对会众说：「我父亲和我多年来不断追寻真理，并四处游历，仍无法获致。在儒家、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却找到了！从此以后，我要相信耶稣。」

    倪水发把戴德生带到他的佛**当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转变。他说话清楚有力，使戴德生印象难忘。另有一位佛**也悔改归主，和倪永发同时接受洗礼。

    倪永发问：「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

    「大概几百年吧！」戴德生缅碘地回答。

    「甚么？」倪永发大声叹道：「为何你直到现在才把它告诉我们。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筹而身先；为何君不早来？」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1858年6月，英法联军与中国的战争宣告结束。英、俄、美、法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增加十个条约口岸，开放长江内河的通航权，容许各国公使驻于北京，外国人可以在条约口岸之外旅行和贸易，基督教也得到政府的明文保护，不论外国传教士或是华人信徒，其宗教信仰皆在条约保护之列。当然，执行时的宽严程度，则全凭当事的官员了。

    基督教团体的热烈反应，可以中国传道会为代表《海外布道杂志》报导说：「感谢神！诚心的感谢他！全中国都开放了！半个世纪的祷告已应验!……中国的布道工作进入一个新纪元。新的疆土、新的省分，地大人众，有些省的人口比欧洲国家还要多……」

    现在，欧德丝女士和陆赐牧师夫妇的态度已经比较友善；宝丽娜在上海也常来信，再无怨言。从英国寄来的手风琴虽然在途中弄湿，并损坏了，但戴德生终于把它修理妥当，夫妇二人闲时互相弹琴唱和。

    不过，不幸的事在是年秋天接踵而来。八月底，他们收到上海包尔腾的短束，传来宝丽娜死亡的噩耗。她是患霍乱死的，才二十三岁。三十二岁的包尔腾，已经历过一次丧妻之痛，现在又再遭受打击。他以后还是回到布道的岗位，与艾志信一同工作，但今年后提起他深爱的宝丽娜，还是满眶泪水。

    此外，玛莉亚的胎儿在十月日早产了，怀胎只有七个月，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玛莉亚写信给戴德生的母亲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肚子里的胎儿奉献给神，我想他一定接纳我们的心意。」

    十二月下旬，宁波的外国基督促及中国基督徒均庆祝另一个婴孩的生辰，他是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诞生的。在1858年，戴德生的教会增加了五位中国信徒。庆祝圣诞那天，有许多节目和游戏，也有唱诗，并由戴德生、祝恩赐两人短讲，充满一片欢愉。加上有一位中国信徒奉献成为传道人，使这一季的联祷会分外与别不同。

    那里有死亡，那里也有生命！

    戴德生还是用很多时间帮助那些「瘾君子」，在他治理下，不少人能够成功地戒除此恶习，他的声名也日渐响亮。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有人把一个吞鸦片烟的病人带到戴德生面前，这人企图寻死，所以吞食了过量的鸦片。虽然经过一天的讲道及其他忙碌的工作，戴德生还是尽力替病人诊治。他尝试令那病人呕吐，但他三番四次地挣脱众人的束缚，到处乱跑，却每次都被捉回来。这样一直扰攘到凌晨二时，戴德生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戴德生记述说：「他今晨前来多谢我救回他的性命。」

    1859年7月31日，礼拜日的清晨。寒暑表上的温度是一百零四度。

    早晨的主日崇拜只有祝恩赐一人负责。戴德生和玛莉亚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还有权充医生及「接生」的祝恩赐太太。玛莉亚顺利产下一个女婴，取名戴恩惠（GraceDyerTaylor）。戴德生写信报告荣升祖父母的双亲说：「我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小玛莉亚！」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或许是因为酷热，使人的性子变得暴躁，宁波城中又煽起一股仇外的情绪，巴格尔劝玛莉亚暂时离开城市，到城外河畔的医院住，以策安全。玛莉亚到了医院后，寄信给戴德生，上面写道：

    我最亲爱的良人：

    巴格尔医生及夫人已经亲切地收容你飘泊的妻子……我在途中所见的群众并不怎么激动，不过盐门却关了。在我来到城门之前，我遇到祝恩赐先生。他转头看我时，闸门已开了，让我通过，没受到任何拦阻……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够吻你，感觉你有力的臂膀环抱着我？我亲爱的德生、亲爱的丈夫，愿神赐福你，保守你不受任何的伤害……

    八月时，巴格尔夫人患上霍乱，戴德生便负起管理医院及诊所之责。三十六小时之后，巴格尔夫人去世，留下巴格尔医生及五个孩子。对巴格尔来说，这是极大的打击。

    自从1807年马礼逊（Morrison）来华始，已有二百多位传教士步其后尘。其中四十人丧失了性命，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赐却如此

    说：「如果让我们重新选择，我们还是选上这个地方做同样的工作！」他的态度可说是传教土的表表者。

    目前，巴格尔别无选择，他决定带着五个孩于回到苏格兰的故乡去。很多人心想：这岂不意味着不能再靠他一流的医术赚钱，支持医院的工作，医院甚至可能因此结束。

    戴德生可不同意。他说：「一座刚走上轨道的医院怎能空置不用。如果神容许它继续开办，他定会有足够的供应。」

    九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了巴格尔的工作。他和玛莉亚搬进医院隔邻巴格尔的房子里。「为了应付这项工作的庞大开支，」他说：「我必须仰望主。以后数星期，到来医院求诊的病人减少了，直至戴德生建立自己的声誉后，他们才逐渐回来。然而这些新的责任和繁重的工作，也带来沉重的压力，令到他的健康受损。玛莉亚说戴德生这时的脸孔「又瘦又长」。

    终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厨子来对他说：「我们只有最后一袋米了。」

    戴德生回答说：「那么主的供应也必然近了。」

    说得对。就在此时，他收到布迦（William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亲的遗产，」信上写着：「但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信中附上五十镑，请随意使用。倘有需要，也请来信告知……」

    戴德生和玛莉亚把他门的中国助手召集一起，把信译成中文读给他们听。

    [哈利路亚！]连平日不太表露感情的中国人都同声喊出赞美主的话，然后跑到各个病房，把这好消息告诉所有病人。

    到了1860年3月，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除了那位棉花商人倪永发外，还有一位姓丘的教师和他的母亲，一位姓冯的织篮工人，一位姓王的农夫和另一位姓王的画师。戴德生按着卫斯理·约翰的模式，委任两位中国信徒负责查经班，让他们从责任中得着经验。来医院就诊的人也逐渐增加，戴德生说：「我的工作超过了我的时间与能力所能承担。」

    他写信给母亲道：「……我应该告诉您，我最近的健康情况不佳，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所谓『能医不自医』，……我对自己的诊断结果应有几分的保留。不过，我想……我可能感染了肺病……疟疾又或多或少损及我的肝和脾……或许我可能会被遣回家休养一些时日。」

    到了四月，他的病情使他不得不怀疑自己能否活过这个夏季。另一方面，他写信给父亲说：「回英国一趟，或许能使我的身体康复，又或者可以激励其它人来华，负起我无法继续的工作。……」

    另外一位医生的意见也是一样：戴德生早该离开中国了。因此，他们在六月终于决定返回英国。据戴德生和玛莉亚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第二十三章取得资格

    戴德生邀请了一位中国信徒跟他一起回国，这个人的名字是王立群。他会帮助戴德生把圣诗和书籍翻译成宁波话，也帮忙修改宁波语版本的新约圣经，以及教导准传教士学习中文。当然戴德生盼望留英的经验对王立群会有助益。

    他们订购了「银禧号」的船票。「银禧号」是一条新的三桅杆帆船，船长名叫钟斯（Jones）。他给戴德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看来航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

    在还未启程之前，戴德生收到英国的妹妹露薏莎的信，带来一个大好消息：她已经悔改归主。戴家的人相当独立自主，虽然家里向她施压力，但她等到二十年后的今日才作出决定，相信她会持守所信的。

    「效忠于主，」戴德生立刻回信道：「我亲爱的妹妹（现在也是亲爱的主内姊妹），凭着心里真正的相信，你一定会得到满足的喜乐。」

    1860年7月18日，他们的船从上海来到长江口下泊，预备明早起航。戴德生来华已有六年，玛莉亚则有七年半。他二十八岁，而她则二十三岁。两人向中国挥手道别，在19日的黎明，船就启碇，扬帆直出中国海。

    戴德生对钟斯船长的第一个印象不大好，以后更证明他的看法不错。钟斯船长不但脾气暴躁，而且不可理喻。戴德生的小女几恩惠才满周岁，由于出牙的关系，整天在啼哭。

    「我不准许你们的婴儿这样哭。」船长说。世界上恐怕很少看见这样无理的要求！

    戴德生的反应如何，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7月22日，他却鼓起勇气请求船长让他在船上举行崇拜聚会。船长的回复令他感到很高兴：他竟然答应了，可能是希望唱诗的声音盖过小恩惠的哭声吧！总之，此后每个星期日戴德生都在船上讲道。

    航程并非风平浪静。船上许多搭客，包括戴德生在内，都患上了痢疾，玛莉亚又染上肠胃炎，他们舱房的床铺更满是跳螽。戴德生因为拒绝在星期日替船长做翻译和帮助他跟商人讨价，使船长极之不满。

    幸好旅程不长，只花了四个月零三天，比一般旧船需六个月要快得多了。11月20**们清晨醒来，船已经抵达贵利夫逊（Gravesend）。

    当他们仍在行程中，中国传道会经过十年的不善经营，并缺乏对远东国家的知识，终于宣告解散。

    上岸之后，一行四人乘火车到伦敦。王立群从未见过火车，更谈不上乘车旅行了，所以感到极为新奇有趣。戴德生还是穿着中国服装，玛莉亚则打扮得非常漂亮，但衣服的款式就显得不合潮流，十六个月大的小恩惠穿着白色内裤，腿儿长至脚跟。

    他们来到伦敦庇士威特区（Bayswarer）伟士本丛林街（WesrbourneGrove）63号，那是戴德生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恩波的住宅，他们在数月前才结婚。令他惊喜的是，小妹妹露薏莎也在那里。姊妹两人正议论着玛莉亚「过时」的服装。露薏莎于是帮玛莉亚换过一件合时的黑色丝裙，配上衬色的外套，也劝戴德生改变装扮，重新穿上英国服装。他们在庇士威特住了五个月，在伟士本丛林街的浸信会聚会，跟该会的牧师劳易土（W．G．LewiS）结成好友。

    劳易士对戴德生说：「你应该让人称呼你为『牧师』。

    以前也有许多人作此建议，但戴德生都不以为然，此次他却同意了。

    12月8日，戴德生全家和王立群向妹妹及妹夫道别，回到阔别多年的班土尼老家。那一年，每个人都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戴贺美和海恩波从伦敦回来，戴德生亲爱的姨母哈拿及姨丈理察也从荷尔（Hllll）回来。大家一同欢聚，戴德生觉得他的精神和体力都恢复过来。

    可是，他在新年时到伦敦医院，从前的一位老师吉拉克医生（Dr．AndrewClarke）处检查，结果是不如人意。医生说：「几年之内，你不要再出国远行，连想也不要想，否则你性命难保。你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严重受损了！」

    戴德生还是在忙碌，不让坏消息使他意志消沉。他有许多翻译工作，以及推动中国布道的计划要去肩担，就算不能再返中国，也够他忙一辈子了。他把一本宁波话的圣诗付样，其他书籍也准备出版。他又在各种杂志撰写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劝说下，英国圣经公会答应重印罗马拼音的宁波话新约圣经，由他自己负责编辑和修正，高富则协助他。

    他还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家搬到伦敦医院附近，继续其未完成的医学课程。由于没有拿到学位，使地碰上不少困难。他被推荐到皇家外科学院（RoyalCollegeofSurgeons）就读，大概需时一年至三年便可取得文凭。

    4月3日，玛莉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戴赫拔（HerbertHudsonTaylor）。4月9日，戴氏一家和王立群从庇士威特区搬到保蒙街（BeaumontStreet）一号，那儿邻近伦敦医院，步行只需数分钟便可到达。戴德生现在把时间平均分配，一半用在医学课程上，另一半则用来修改宁波话的圣经。

    还在中国的时候，戴德生曾经写信给父母，请他们代祷，寻找五位年轻的传教士前来宁波工作。他父亲告诉他诺福克（Norfolk）有一位很好的年轻基督徒，名叫宓道生（JamesMeadows）。十月，戴德生请宓道生来伦敦保蒙街的家中小往，看看这位青年对传道的心志和能力，以及有否学习中文的悟性。他们一起祷告，寻求神在宓道生及其未婚妻玛花（Maria）身上的旨意。经过数星期，戴德生极其满意。宓道生将是五位传教士的先锋，要尽早赴华。在这之前，宓道生先回家过圣诞，并与玛花共谐连理。

    元旦前夕，戴德生听到一艘头等快船「挑战号」正准备远赴中国，他便立刻和船长取得连络，安排宓道生夫妇的航程。布迦先生送来一百镑，作为这对年轻夫妇的旅费。1862年1月8日清晨，宓道生和玛花便沿泰晤士河缓缓出海，向着中国进发。四天以前，另一艘船也载着巴格尔医生（Dr.WilliamParker）夫妇，从格拉斯高（Glasgow）朝着同一目的地出发。

    1862年7月，戴德生顺利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MRCS，England）。现在他可以集中投入修订圣经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宓道生夫妇和巴格尔医生夫妇都平安抵达中国。

    是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在富有的布迦先生府上作客一星期。布迦是一家面粉厂的东主，住在东格兰士特（EastGrinstead）的圣山（SaintHill）上。房子华丽，绿草如茵，座落在一湖碧水与塞萨斯（Sussex）起伏的山峦中。布迦先生精明的生意头脑，配合戴德生高贵的属灵品质，真是天生一对——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长处。

    1861年，戴德生参加了在巴纳（Barnet）基督教会举行的一连串聚会，主任牧师宾法特（WilliamPennefather），是位著名的布道家，著有「耶稣带着复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JesusStandamongUsinThyRisenPower）一诗，人称他为「英国教会的穆勒，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来听宾牧师讲道的，还有著名的圣诗作家般纳（HoratiusBonar）、前中国传道会秘书长皮尔士，以及托顿咸（Tottenham）弟兄会的会友，其中包括戴德生的老朋友史蒂丝小姐。1862年7月，戴德生和玛莉亚再次参加基督教会举办的聚会。这是称为迈德美大会（MildmayConference）的前身。1864年戴德生也参加了第一次的迈德美大会。

    迈德美大会继续发展成为「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Convention），以「在耶稣基督里合一」为口号。戴德生非常欣赏这种超越宗派的开明态度。在这段期间，他高兴地接受邀请，到不同教会里讲道，包括圣公会、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弟兄会及其他的教会。他也以同样的态度跟许多不同的宣教团体一同工作。

    1862年秋天，他又成功地考取皇家外科学院的助产资格证书，成为皇家医学院产科会员。所以，当玛莉亚在11月23日诞下第二个男婴存义（Frederick）时，她便有一位合格的产科医生随侍在侧了。

    不幸的消息从远在重洋之外的中国接踵而来。一向颇为成功的医生传教士巴格尔由于过桥堕马，跌下河中受伤致死；数月后宓道生的年轻太太又因霍乱而丧生，宓道生写信给玛花的母亲说：「早死早得冠冕，您的孩子已经在天国里了！」接着是祝恩赐因为健康欠佳，被迫和家人乘船回国，在途中亦不治逝世，葬在圣海伦那岛（St．Helena）。这一连串的消息，使戴德生盼望及早重回中国，支援当地的同工。

    1863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和王立群在布里斯托的穆勒家中作客，度过难忘的一周。穆勒现在是三间大型孤儿院的总裁，也是本地极其兴旺的伯赛大教堂（BethesdaChapel）牧师。戴德生被邀在教会中讲道，也到孤儿院中向儿童训勉。

    1864年5月，玛莉亚和王立群到新建的大都会基督会堂（MetroPolitanTabernacle），去听当时伦敦最受欢迎的司布真牧师（CharlesH．Spurgeon）讲道。他们一见如故，司布真牧师也请戴德生领会。他们互相仰慕，成为莫逆之交。戴德生在伦敦的中国内地会办公室中，墙上多年来都挂着司牧师的画象。

    王立群准备回中国，因他实在离开妻儿太久了！为了感谢他协助翻译及修订宁波话圣经，戴德生希望王立群在英国的最后数周能过得愉快，便带他参观盖氏医院博物馆、皇家地理学会、国会大楼，以及西敏寺的崇拜。王立群在不同的聚会上发言和道别，然后大家送他到贵利夫逊上船。在同一艘船上，还有两名传教士和他门的家人。他们是侵信会的金敦（Edwin

    Kingdon）和循道会的富勒（WR．Fuller）’两人都曾受过戴德生的训练，到中国传道。

    六月，戴氏一家在约克郡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他们或悠闲地垂钓、或是在沙滩上戏耍。6月24日，他们第三个儿子森姆（Samue1）出生了。

    这时，英国将领戈登将军（CharlesGeorgeGordon）率领着「常胜军」，帮助清朝政府剿灭太平军。在1８６4年夏天，清兵终于攻克了南京，结束了十六年太平天国的统冶。许多基督徒原本对太平军运动充满希望，现在已经变为互相仇杀的政治斗争，且给基督教带来误解和丑誉。约有二千万人因战争、饥荒。疾病而丧生。

    在宁波工作的宓道生，逐渐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包森夫人［当时已嫁给美国浸信会牧师罗尔梯（E.C.Lord）写信给玛莉亚说：「年轻的宓道生愈来愈聪明了，他已经可以在翻译及布道计划上作出改善的建议，连工场上的资深教士也自愧不如。……他给罗尔梯提供了许多资料，对中国的风俗和习惯言之甚详。罗尔梯在旁倾听，就如小孩子一样，……我相信他是一个绝佳的传教士，配受大家的称赞。」

    保蒙街一号的房子细小，现在已经不大够用。于是戴德生一家便搬到柯本街（CobornStreet）三十号，离开原来的住址东面不到一哩。这里是住宅区，房子甚大。此时戴德生一家本来还不需要一所偌大的房子，但高富愿意替他们负担其余的租金，所以他们便在1864年10月6日搬进去。在这时候，戴德生正在作出一个决定，一个使他名留后世的重要决定。

    第二十四章伯莱墩的奇事

    「中国人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基督促——他们用心钻研圣经，象他们研读古代经书一样。」

    戴德生听过这样的话，但他知道如果没有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中国人又怎能成为基督徒呢？

    他尽力向各差会进行游说，鼓励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还没有福音传到的十一个省去。他写信给英国各大教会，又拜访他们。他们每次都细心听他讲述，并且表示同情，但答案总是：「我们的经费不多，连目前的工作也应付不来，讨论增加新的负担！最好还是等候神把中国完全开放再说吧！」

    然而，戴德生这样想：「如果使徒等到情况转好的时候才传福音，哪里还有欧洲的基督教？如果现存的布道组织和教会团体不能传福音，或者不愿承担此责，那么谁会去做呢？」

    当他和高富一起修订宁波话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举目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大地图，想起未曾听过福音的千万生灵。戴德生想：「今日，又有三万三千个中国人在没有神、没有希望之中死去。」

    1864年底，戴德生开始计划重返中国，但时机还未来到。他拣选的五位传教士中，第二位已在12月20日离英赴华。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小姐，名叫金乐曼（JeanNotman）。戴德生送她到南安普敦（Southamptofl）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的支持者捐助的，包括布迦、穆勒和托顿咸的朋友们。戴德生对金小姐的衣物行李，都有详细的记录：一件冬天大衣、二条裙子、一袭伞型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条内衬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十二条长筒睡裤、九件衬衫、一条丝质围裙、两打（二十四条）手帕、九对袜子。记录中还有许多杂项，包括由牙刷到书桌，以及一切零星物件。

    1865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册，书名是《中国——属灵的需要与要求》（China:ItsSpirirualNeesClaims），引起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本书是戴氏夫妇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在书房中来回踱着方步，把意思说出来，由玛莉亚手录成书，就如多年前他的父亲口述讲章，由母亲笔录时的情况一样。他为书的每一段祈祷，最后写成一本很好的书。例如他描述中国地大人众，用了一个传神的比喻：「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哩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地走，日复日，年复年，也需要走上十七年又三个月，这条人龙才走得完！」

    但书中的话并不叫人读着会感到心安理得：「英国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视不救，眼见这千万人走向灭亡？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知道福音。但英国却充充足足的得到这个知识；使英国有今日，也使我们有今天，全赖这福音。我们的主怎样教训我们？是否一百只羊之中不见一只，也要放下九十九只去寻找失掉的那一只？现今的比例几乎可说是相反的，我们在家守着那一只羊，却不理会那九十九只正走向灭亡！基督里的弟兄们，想一想我们伟大的救主和领袖赐给我们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想一想贫穷愚昧的中国里有千千万万人，竟没有一个主的门徒愿意带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

    这部小书或许使很多读者难过不已，且它的销路极佳，多次重印，到1887年已经印了七版。戴德生写成这部书，似乎也经历不少痛苦。在研究和思想中，戴德生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当然他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但应该采用怎样的体制？会不会引起其他宣教团体的不满？会否象中国传道会一般，遭遇同样的不幸和危机？

    虽然有这种种顾虑，但他还是清楚知道设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必须的。它将会是一个海外布道团体，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织而成。他们需要借着祈祷，单单信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人中国内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传道。这个组织至少需要二十二名传教士。

    他反复地想：是否应该立刻按照计划去做，还是开始时不要动用太多的资源？他和玛莉亚、布迦、皮尔士及托顿咸的友人们多次恳切的讨论和祈祷，又坦诚地切实商量各种策略和可行性。由于不停思想和考虑，以致他数月来不能好好安睡，每次只睡得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入眠。他是否愿意跟随主的呼召呢？他相信在他思考的当儿，每月就有一百万中国人走向灭亡。

    「我想我不该再用理智考虑了，」他写道：「但我不愿降服！最后我病倒了。玛莉亚对我的心事略知一二，但我不能对任何人倾吐一切；我不愿把这样一个重担压在她的头上。」

    看到戴德生这个情形，皮尔士认为他应该稍作休息。他邀请戴德生在6月24至26日到伯莱墩度周末。星期日早上聚会时，他听到长老会的牧师邓尼顿（JM．Denniston）讲道，很受感动。之后，据他自己说：「看见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地聚会，千万人却因不知道福音而失丧，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灵里极其痛苦；这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献上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给他，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他的仆人，服从他，跟随他——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带领。

    「不用说，平安立刻涌进我烦恼的心里。在此时此处，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上两人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的页边上。回家时满心喜悦和平安，是多月来没有尝过的，同时还有主的应许：他会赐福他的工作，我也必分享他的赐福。我以前曾经祈祷，也恳求别人代祷，求主兴起工人到那十一个福音未传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们奋勇向前，靠赖他的供应，却从不肯屈服下来，叫自己成为他们的领袖。」

    戴德生提字在旁的那本圣经，至今尚存；数天前；我还把它捧在手里。打开圣经，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上面，有戴德生亲笔写下的一行字：「为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伯莱墩，1865年6月25日」。再往后看，又见几行字：「争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皮尔士先生的家飞去……那晚睡得真香甜！戴太太以为神在伯莱墩行了奇事！但确是如此。」

    他把握时机，立即和皮尔士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它是「十镑另加神所有的应许。」

    接着下来是一段极为忙碌的日子，主要向着两个目标努力：一是鼓励他的家人和朋友为这二十四名传教士祈祷；另外是马不停蹄地到英国各处讲道。在这些聚会中，戴德生无意强调新成立的内地会，也没有恳求捐助，而是论述中国的情况，以及神如何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有一位听过戴德生讲道的商人，如此描述戴氏：他说话的声音很轻，用字谨慎。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戴德生谈到中国时，他声音充满深情，对各差会正在进行的宣教工作报导得很详尽，但也指出内地还有许多需要。他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呼吁捐献，他的讲道只专注在属灵的影响和能力上。

    戴德生在挑选二十四位传教士的标准上，似乎和一般宣教团体不一样。英行教会（CMS）及伦敦会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为牧师，最好是大学毕业。所以戴德生不在这些教会里寻找人选。他要找聪明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论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属灵质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还是有机会被选上的。戴德生认为最重要的属灵质素是——对神的信实绝不疑惑，加上有能力地和甘愿地去相信他。

    其它差会很少差遣女传教士，而少数被差的妇女多半是在学校当教师的。从内地会创立始，大门即向适合的妇女开放，愈是年轻愈合适，因为她们会很快学懂当地的语言。内地会的女传道在中国妇女当中工作，扮演着不可缺的角色。

    新加入的人都得接纳戴德生和玛莉亚为领袖：因为只有他们具备在华生活及传教的经验。相对而言，戴德生会提供他们基本的训练，以及为他们预备制服。

    戴德生原定中国内地会有六样特色：第一，它的传教士并非来自一个宗派，而是从许多教会来的——只要他们签署一份简单的信仰宣言即可。事实上，当内地会不断发展，它的传教士还会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

    第二，内地会的传教士并无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应；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贷。

    第三，内地会不会进行募捐，也不设收捐站；捐献者的名单亦不公布。但捐献者将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编号的收据，可与列出之奉献数目参照比较，然后再对照每年印行之收支报告表。

    第四，由于避免重蹈中国传道会的复辙，戴德生决定国外的传道工作不得由国内的委员会管理，应由在中国工场里工作的人自行负责，将来也应由在中国的传教士继续领导。

    第五，内地会的活动必须有系统，并切合实际。要福音传遍中国，需要有详尽的计划，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据点，目的并非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谁是收害的人，只是次要的问题而已。

    第六，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内地会的传教士均穿着中国服装，在中国式的房子内崇拜——而非象宁波一样的西式教室。

    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春天时，他在英国西岸巡回访问，分别到过依萨他（Exeter）、托尔庇（Torbay）。普利茅茨（Plymouth）及干沃尔（Cornwall）的柯灵顿（Callington）。他在托尔庇收到弟兄会一位虔诚而备受尊敬的牧者翟文（RobertChapman）寄来的信，恳求他到班士得堡（Barnstaple）教会讲道。他依约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后告诉他：「自从你到了中国，我每天都探望你。」意思是每天为他祷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杰上校（ColonelJohnPuget）的邀请，到巴纳附近的托特烈治（Totteridge）讲道。象往常一样，他预先声明会中不收捐献。但普杰上校提出抗议，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会中，戴德生挂起中国的大地图，告诉会众关于中国的地理。人口，以及属灵的需要。普杰上校看到会众深受感动，因此在戴德生讲道后起来发言：「戴德生先生请求我们宣布在聚会中不收捐献，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你们一个机会，为中国的传道工作尽一点力的话，你们必定耿耿于怀。我现在所作的提议，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我相信也代表了会众中多人的心愿。我希望戴先生不会反、对我们在会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来，说：「主席先生，我请求你还是遵守先前的诺言。虽然我听过不少赞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无可推搪。但我不想会众现在因为受到情感的影响而进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会友在回家之后，心里对中国有负担。并求神指示他们当作的事。

    「反省及祷告后，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捐献金钱，那么他们大可捐给任何差派传道人往中国去的宣教团体，或者寄给我们内地会的伦敦办事处。

    「但很多时，神所要的并非金钱的奉献，而是摆上自己为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把儿女献上，为主事奉。这种奉献更胜于金与银。我认为收捐予人的印象是金钱最重要，但其实没有一个金额可以叫一个人悔改归主。我们需要的，就是受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献身为主工作。我们绝不会缺少金钱去支持他们。」

    当天晚饭时，普杰上校对戴德生说：「我想你可能犯了错误。纵使有少数人把些微捐献交给我，但我仍是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第二天甲早餐时，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戴德生的。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艘叫「兰茂尔号」的船正在伦敦下碇，将于5月20日启航赴华。整个船舱已经包下来，载送内地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请戴德生立即到船上视察，看看是否合用。

    普杰上校这时才从楼上下来，看来昨晚没睡得好。他说：「我整晚没有好睡。」早餐之后，他请戴德生到书房中，说：「这里是昨晚收到的奉献，用来支持你的工作。我昨晚以为你不收捐是错误的，现在才知道你说得对。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国人一队队的走向黑暗，禁不住流起泪来。我问主说：你要我做些什么？我想我已经得着他的引导，这是我的奉献。」说着，普杰上校便递给戴德生一张五百镑的支票。他说：「如果昨晚收捐，我大概只会拿出几榜而已！」

    当时的五百镑，价值高于现在的一万镑，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

    第二十五章稳渡风浪

    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样做是近乎疯狂，但戴德生还是毅然订了「兰茂尔号」的所有船，载着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他们甚至把柯本街的风琴也运上船，放在底舱里。

    1866年5月26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内地会的男女教士和他们的亲朋戚友，从各方而来送行，齐集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码头。他们是从跳板踏进这艘两年船龄的快船上，除了戴德生夫妇和他们四个孩子外，还有十六名年轻传教士。这包括从苏格兰来的铁匠倪义来（LewisNichol）和他的妻子伊莉莎（Eliza）、木匠卫养生（JamesWilliamson）、石匠童跟福（GeorgeDuncan）和「女传道」麦克莲（JaneMcLean），她是宾法特牧师的查经班栽培出来的。来自伦敦的，有两位大学毕业的姑娘，一位是当书秘的白安美（EmilyBlatchley），另一位是福珍妮（JennieFaulding）。还有女教师包玛莉（MaryBowyer），她曾就读宾法特所办的圣经学院；另外是木匠蔡文才（JosiahJackson）和史洪道（JohnSel］）。此外，尚有爱尔兰籍的女教师班苏珊（SusanBarnes）、铁匠和机器修理师路惠理（WilliamRudland），包森夫人的女儿玛丽，戴德生孩子的保姆贝玛丽（MaryBell）和瑞土籍家庭教师伙乐义（LouiseDesgraz）。最后是一位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是极其聪慧的劳莉莎（ElizabethRose）小姐，她是传教士宓生的未婚妻。

    其时，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有宓道生（JamesMeadows）、巴克敌（StephenBarchet）、来自鸭巴甸的农夫甘比治（GeorgeCrombie）、苏格兰地主的儿子范约翰（JohnStevenson），以及金乐曼（JeanNotman）姑娘。神垂听祷告，多赐给内地会五个工人！

    在「兰茂尔号」船上的人，只有戴德生和玛莉亚曾经去过中国。他们是没有得到经济的支持而到中国传教。这批教土中有九名未婚妇女，都是预备进人内地传教的。当时除了条约口岸之外，其他地方均没有外国妇女踏足。

    「兰茂尔号」是一艘新型的三桅杆帆船，船的外壳是铁制的。船长贝尔（CaptainBell）在两年前信主，所以对这批乘客非常爱护。来送船的人有布迦先生夫妇、托顿咸的侯活夫妇、福珍妮的父母、戴德生的母亲、以及戴贺美和赫治文。这些人与宣教士齐集在船的餐厅祈祷。之后，「兰茂尔号」被拖出船坞，大家便开始唱：

    「是的，我们分离；

    但不是永不聚首。」

    「噢，有得瞧的了！」船上的大副白兰顿（MrBrunton）先生埋怨说：「我们整船的人都是传教士，他们整天不停地唱诗，我真希望不在船上！」

    许多送行的人随船到了贵利夫逊，就在那儿挥手作别，互道珍重，始行返回伦敦。

    布迦先生离船前，还引用圣经劝勉他们：「不要偏离真道！」

    从玛莉亚的记载中，知道戴德生这时非常兴历奋。他希望每个人能很快地担起多样的工作，所以上船不久，他就开始教授中文和很多其他的事情。他草草做了一个书架，并鼓励每个人把舱房弄得象家一样，又把风琴移到船尾舱。闲暇时，他就阅读威拿氏（Winer）的《新约希腊文法》（GreekGram。maroftheNcwTestament）及华沃夫主教（BishopWordsworth）的《利未记注释》。路惠理描述戴德生说：「他年轻而活跃，和团里的青年很合得来。」他又描写玛莉亚说：「她很安静，比较成熟，能作出很好的判断；她的容貌秀美，予人一种安详的感觉……她把许多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

    贝尔船长的下属，包括海员和见习生，共有三十四人。除了船长外，至少还有两人是虔诚的基督徒。船上有大群猪、羊、犬、鹅。鸡。鸭。船长给予这批传教士很大的自由，任由他们在船上走动。但当船长发号施令吩咐船员工作时，传教土都知所自律，不到处乱逛。有时还帮忙呢！例如船上需要烧焊，铁匠倪义来就有用武之地；当船上的水喉出了毛病，机械工路惠理。倪义来和木匠卫养生，便能帮忙把它修好。

    船上的膳食很丰富，戴德生真怕他们会被宠坏。初时，晚餐的第一道菜是兔肉汤或鸡汤，然后是羊肉、兔肉松、鸡、火腿、加上马铃薯和甘薯。再来的是甜品，可以选择梅子布甸蛋糕。苹果馅饼、李子馅饼、黑提子馅饼或大黄馅饼；之后还有干酪（芝土）。饼干、干果、杏仁、葡萄干和无花果等。吃一顿晚餐需要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

    护土贝玛丽没有把所有时间用来照顾孩子，她时常和船上的水手一起，成为他们最仰慕的人物。她为他们开设一个圣经班，水手们争先恐后要来参加。她在六月的报告里说：「有一两个人在耶稣里寻得喜乐。」

    船到了赤道附近。「我们差不多都睡在甲板上。」福珍妮记述道：「啊，今天真愉快！海洋真可爱，空气清新极了……船长待孩子象宠物一般。黄昏的景致真迷人，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皎洁的月亮。在月光下我可以引线穿针和阅读蝇头小字……我从未想过船上生活竟是这么愉快。我不能努力工作，我花太多时间去观看海浪……船上没有一个难以相处的人……那些年轻男士绝不来麻烦我……我和安美时常一起漫步、并肩谈天……戴德生先生有一个锡制的浴盆和吊桶，可以从舱房抛出窗外取水，所以我有时可以享受一下海水浴……」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有的。七月，蔡文才请戴德生到船尾舱去和童跟福、倪义来倾谈。

    「我们的衣物都预备好了吗？」蔡文才问。

    「据我所知都准备好了，」戴德生答：「还差袜子。我怕他们把数目弄错了。」

    由于伦敦方面的出错，准备的袜子和原定的数目不符。

    「我们的物资供应不如布迦夫妇原先所说的一样，」童跟福说。

    戴德生说：「你们最好每人给我一张清单，把不足的物件列出来。」

    三人点头答应。

    「我看过一份长老会给传教士的行李清单，他们和我们很不同呢？」蔡文才说。

    「我们从未打算跟他们一样，」戴德生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在中国所穿戴的和我们也不一样。我已尽力使你们穿得舒适一点，但我很抱歉不能为你们预备其他的衣物，至于袜子的事也很对不起。但你们的衣服都很实用和称身，为此你们应该存感谢的心。」

    在旅途中，戴德生和同工时常聚集开会。他们发现船上水手的态度有所改变，以前喜欢玩扑克的，现在却读圣经；以前口中唱的是靡靡之音，现在却唱圣诗。有一次，他们在船头的水手舱中聚会，乘客和船员都坐在木板上、箱子上、椅子上，以及船上各处，只有几个缅碘地躲在统盘后或站在门槛上。

    水手都有点害怕白兰顿大副，他脾气暴躁、口出粗言，又时常欺负别人。路惠理有时甚至认为他是魔鬼附身的。但是在七月，他突然地改变过来，整个人象温纯了。他恳求史洪道和他一起祷告，又听戴德生向他读罗马书开首数章的经文。他好象明白其中道理，但却无法应用于自己身上。

    八月初，船遇到强风，白兰顿只是咒诅，而传教士和悔改归主的船员却一起为他代祷。然后，在一个八月的清晨，白兰顿请戴德生给他读圣经。戴德生读到出埃及记逾越节的故事时，就向他解释神信息的意义——「当我看到血，我就越过这门。」

    突然之间，白兰顿大声喊叫：「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以前为什么瞎了眼？」

    他的改变相当戏剧化。戴德生很高兴，他记下道：「他开始感谢神，不单为自己祈祷，也为其他船员和贝尔船长祈祷，为他的妻子、孩子和这个宣教团体代祷。」

    第二天，白兰顿的面容似乎也改变了。路惠理记述说：「他把他的下属都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承认以前的不是和无理，同时在基督面前悔改认罪。」

    白兰顿并不孤单。由于在船上举行聚会和崇拜，以及贝玛莉和其他人所开设的查经班，水手当中成为基督徒的已经有二十四人了。

    9月10日星期一，他们还有几天就将抵达上海。天色渐暗，好象暴风雨快要来临。但水手正忙着清洗甲板，希望船泊码头时会洁净如新。但此时，气压计不断下降，海面也愈来愈不平静。

    星期二，狂风已经来到。风势极强，所有的帆都扯下来了；甲板上满是水，海浪和大雨把鸡、犬、猪、羊、鹅、鸭都打湿了；海水涌上尾舱甲板，直涌进餐厅。船上的人已有两晚不能入眠，而救生艇也给大浪冲走了。

    星期三，风势减弱，他们可以望到台湾海岸。

    然而到了下个周末，他们知道有另一个狂风会吹来。更糟的是，贝尔船长又患上重病，半边脸孔都瘫痪了。

    他们永不会忘记9月21日星期五这一夜。「兰茂尔号」甲板四周的船舷都冲走了，大浪毫无拦阻地涌上舱板，声势惊人。

    星期六凌晨，船上的三角帆和前帆都折断了。由于波涛汹涌，无人敢采取什么行动。但是，还在病中的贝尔船长和大副白兰顿却不顾一切地走到船头的水手舱。白兰顿从那里爬到前面的帆楼，其他人也跟着攀上去。但船开始猛烈地上下颠簸，不得已只好爬下来。

    接着船后的上舷也跟着塌下，海水从侧面涌进；两条桅杆也跟着松掉，之后三面大帆（包括了主帆）都松开了，挂在几条绳索之间，随着船身的颠簸而猛烈摆动，随时都可能掉在舱板上。甲板上满是水，上面飘着木块、盆子、罐、桶，到处碰撞，有伤人的危险。

    生存看起来象是不可能的事了。水手都惊栗非常，放弃了救船的打算。传教士则同心祷告。戴德生把每个孩子都亲吻一遍，路惠理在旁看着，发觉戴德生非常镇静。

    船长走进餐厅，大声喊说：「穿上救生衣，船大概不能再维持多过两个钟点了。」

    传教士齐唱「万古磐石歌」（RockofAges）。

    贝尔船长摸索着回到船头水手舱中，船员都觉得很绝望，只是蹲着不动。船长拿着他的棒，神情冷酷，驱赶他们回到岗位上去。

    戴德生跑到他的跟前。

    「不要用暴力对待他们，我们还没有用尽一切的方法。」说着，他钻进水手舱中，和船员冷静地谈话。

    「我现在还是相信神会平安带领我们经过这场风浪，但也需要你们小心驾驶，我们才可保存性命——这就要靠你们了。我们会尽力协助，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性命危在旦夕哩！」

    水手还是观望不动，但戴德生和其他男教土已经动员起来，把一些飘浮的东西紧紧扎稳。他们工作时，常有大浪打在他们身上，而水则往往浸到膝上，但他们还是在那里弄绳索、搬木板、用泵抽水。终于有些水手也被劝服上前帮忙。他们艰辛地把摇摆不定的帆桅固定。大浪澎湃的响声、铁链的碰撞声、船桅打裂船帆的声音、风吹着破裂的帆帏声，种种声响夹杂在狂风怒嚎之中，使大家无法遵着指示工作。

    储水桶已经冲走了，再也不能煮食。他们只有拿着一些饼干，夹着干酪或牛油来充饥。

    狂风最猛烈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气压计再次回升。但风浪依然很大，数小时后才慢慢平伏下来。

    9月25日星期五，耀目的太阳终于出来了，海面回复平静。水手尽力把帆桅及其它松散或破裂的地方修补，重新张起新帆，向前迈进。他们又修理水泵，把船上的积水抽掉。在明亮的月色下，「兰茂尔号」朝着上海航进。

    星期三的黄昏，船上来了一个领航员，引导「兰茂尔号」入港。星期日，一只拖船把「兰茂尔号」拖进上海。这艘满身伤痕、破口处处的船顿成为大众的话题，引起谈论的兴趣。

    戴德生一伙人感谢神的保守，虽然许多乘客和船员都满身瘀伤，但没有丧失一条生命，或者折断一根骨头。

    在写给布边夫人的信中，玛莉亚这样写着：「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一班人在船上的话，『兰茂尔号』绝不可能平安抵达上海。」在极端的困境中，戴德生能够保持清醒和镇静，而周围比他有经验的人却惶恐不知所措。

    第二十六章杭州工作的开展

    「在这外国地方，竟然有浓厚的英国风味！」这是福珍妮初到上海所得的印象。但她觉得中国的住屋很家监狱，四面是高墙，围着天井和房子。店铺还好，内里宽敞，但街道却狭窄得很。

    童跟福则对中国人的礼貌印象深刻。他说：「他们都很文静，对我们极有礼貌，态度远比我们任何一个英国人对他们为佳。」狄乐义姑娘观察中国人的丧礼，说他们用「爆竹驱逐邪魔恶鬼」，又烧纸钱给死人在冥界使用，而点灯笼则让他可以照明道路。「当时声音嘈杂，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兴能够溜开。」她觉得这样一个情景，正是中国人受着撒但奴役的明显写照。

    「兰茂尔号」的同人带来了印刷机器和零件，也带来大批药物和仪器，准备设立一所医院和药房。然而，在还未建立内地的基地前，这些东西如何放置？旅途中，他们不住为这事情祈祷，在他们抵达上海当晚，就看到神应允他们的祷告。

    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的美华书馆（AmericanPresbvterianMissionPress）的负责人姜保（WilliamGamble）前来接船，并提供美华书馆的大货仓给他们寄存物品，又供给所有人在上海居留期间的食宿。戴德生跟着姜保察看货仓和宿舍，一切都很理想。

    一个月后，福珍妮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真高兴我们要离开上海了！这里的中国人都贪钱……而英国人则很俗气和爱打扮，每个人都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我想他们一定常在背地里议论我们。」当然，福珍妮说的确是实情，尤其令人蝶蝶不休、议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衣着。男士把前额的头发剃掉。后头则装上一条假辫子，穿得完全象个中国人。但女士当中只有玛莉亚穿着中国式衣裙，其他妇女的衣装还未齐备。上海报章拿他们作笑柄，说这是个「猪尾布道团」（PigtailMission）。

    路惠理后来回忆旧事，说：「初时我不喜欢那些中国式衣服，但我现在喜欢多了！」蔡文才说：「对我们来说，那试炼可不算小呢！尤其是剃发……初时我想不透为何要穿着这些衣服，但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本想早一点离开上海，不过英领事认为他们不宜到杭州去，所以令他们犹豫不决，加上征求中国官员签证时，也发生一点困难，以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十一月才一切就绪，预备起程。

    美丽的杭州伫立在西子湖畔已有两千多年了。城墙之外，南门不远，就是钱塘江与杭州湾的汇合处，流水经过宽约二三哩的江口，再流入杭州湾，景致壮丽。西湖被绿树群山环抱着，树丛之中点缀了许多寺庙、宝塔和古墓。湖上躺着许多小岛，水面有成千上万的水鸭和天鹅，叫得嘎嘎地响。漫山都是木兰、杜鹃和山茶花，还有密密麻麻的桑林，几世纪以来靠着它们支撑兴盛的丝业。杭州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口，包括全国有名的诗人和画家，以及往在巍峨大院里的富商巨贾。

    戴德生一行人最初来到杭州城中时，太平天国之乱的残余痕迹还到处可见。西门仍然有清兵驻守，巡抚和其它大官住在刚重新修复的官邸中。虽然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数位传教士来到这里，但杭州是个比宁波还要大的城市，当中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更多的传道人去承担。

    戴德生和丘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处地方，用作中国内地会的基址。（丘先生是戴德生早年在宁波传教时带领信主的。）那是新技一号，座落在住宅区的边沿。那儿是一些旧房子，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损毁不堪，大官富贾部迁出，很多房子便空置了。新巷一号是一间大屋，外面围着粉墙。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钱官员的物业。屋内约有三十个房间，都很宽敞，如有必要，每个房间又可间开，一分为二。

    第一次来到新巷的房子，戴德生和丘先生已发觉这个地方可作多种用途，心中不往地盘算。进到大门，便是一幢大楼，最适宜改成教堂；在宽敞的半蔽式天井四周，是一排十数间的房间；接近教堂的房间，可以用作诊所及药房，那么，病人在候诊时可以听福音。他们更想到用什么地方作会客室，什么地方作饭厅、办公室、印刷房，什么地方作仆役的居所及储物室。楼上分作两个部分，分别认不同的楼梯而上，最宜用作单身男女宿舍。后面

    是个幽静的苏州庭园，充满平静安详的感觉。

    当然，这所大宅还需要装修和清理，当白安美第一次进到这房子，她高兴地说：「这里地方极之宽敞，使门窗看来显得不足。」

    戴德生用合理的价钱把房子租下，整队人便搬进去，开始修理和各样改装的工作。他们买了木条、铁钉和大量的粗草纸后，木匠和泥水匠便打木造墙，又用草纸张贴内墙和天花板。戴德生的房间里，有一个九尺高六尺宽大洞，他用一块布把它盖往。他们把带来的相架挂在墙上作装饰，地上则铺上草席；有些家具是买来的，也有些是自己动手制造。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烧着火发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还不算大冷。

    过年的时候，他门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来取代墙上的草纸和遮盖破洞的布。

    杭州城这一区的居民，这一批外国人已见怪不怪了。路惠理记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中国装扮，我们常到外面去，但很少引人注意。」

    1866年底，当宁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来杭州的时候，他们路经萧山。那是离开杭州十哩的一个重要城镇，距绍兴约五十哩。绍兴城也有两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他们是范约翰大妇。宓道生和甘比治两人争论是否应在萧山设立据点，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们往萧山察看。在街头布道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一所合适的小房子作布道所。房东答应把屋租给他们，条件是这些外国人要穿着中国服装。他们决定萧山的开荒工作由倪义来夫妇负责。

    其时已经在杭州传教的有慕稼裂牧师（GeorgeMoule）。他是英行教会（CMS）的传教士，1858年来华，先在宁波工作，1864年才来到杭州。慕氏一家在教会史上颇负盛名。在伦敦时，戴德生曾经和慕稼裂的父亲慕亨利牧师（RevHenryMoule）有书信往来，讨论罗马拼音版之宁波话新约圣经的翻译及出版事宜。慕亨利的三个儿子都毕业于剑侨大学，而且三人都追随父亲成为圣公会的牧师。除了大儿子慕稼裂外，二儿子慕雅德（ArrhurMoule）也在华传教。（译者按：慕雅德于1861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76年调杭州。）幼儿慕仅理（HandleyMoule）是位圣诗作者，后来成为杜林区（Durham）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众初抵杭州时，慕稼裂很热情欢迎他们，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却闹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两人传教的风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宁波的英行教会有欧洲歌德式建筑的教堂，衣着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样；到了杭州之后，慕稼裂夫妇还是维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于内地会的年轻传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招摇过市，很是不满。

    慕氏夫妇时常邀请一些内地会教士到他们家中用膳，倪义来便是其中的一个常客。他常发怨言，认为新巷一号里有许多不当之事。他不满戴德生处事的办法，甚至有时歪曲事实，随意捏造，慕稼裂夫妇则在旁倾听。当倪义来、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访，慕稼裂向他们发表意见，反对洋人穿着华服。他还表示两种顾虑：第一这样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当危险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轻妇女表现得大过熟识和亲蜜。他觉得有责任去维护传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议和损害。

    1月2日，倪义来和巴克敌从杭州前往萧山办妥租房子的手续。不久，倪义来师母（ElizaNicol）和一位中国同伴也离开杭州到萧山去。得到卫养生的帮忙，倪义来把萧山房子的楼下改装成礼拜堂及会宾厅。1月25日，倪义来赶回杭州，请求丘先生同往萧山，并为新堂揭幕。

    倪义来返抵杭州时，大家都很惊异，因为他没有穿看中国服装。他改穿西装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虽然内地会曾经答应萧山房子的业主，房客都会穿着中式服装，但倪义来却不肯依从；他这样做，也违反当初在伦敦时和戴德生的协议。然而戴德生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不愿被情绪左右，而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第二天，倪义来和丘先生就离开杭州，前在萧山去了。

    礼拜日，有很多人前来萧山的礼拜堂听道。星期一，倪义来和丘先生又到街头布道。倪义来一直穿着英国服装。当天傍晚八时三十分，倪氏夫妇和卫养生则在楼上写作，而丘先生和一个中国仆人正在楼下。丘先生突然看见外面灯火通红，来了很多的人，还有县官大老爷的轿子。丘先生立即上楼通知倪义来。当倪义来来到楼梯，县大老爷已在楼下了，另有五十多名官差侍立在礼拜堂中。倪氏向县官鞠躬，但这位官员却执着他的双肩，很粗鲁地对待他。

    过了一会，他似乎气平了，态度较为有礼。他坐下来，也示意倪义来坐下。倪氏听到有人细声说县官的古怪行径是因为喝醉了酒，倪义来于是吩咐仆人倒茶。

    「我不要喝」，县官说：「你以为我会喝洋鬼子的茶么？把另外那个英国人抓来！」

    卫养生把他和倪义来的英国护照拿出来，但县官看也不看，眼睛却不怀好意在倪太太伊莉莎的身上瞟来瞟去，口中说着风言风语。然后他要亲自检查屋内每一个房间，走动时还得靠人两边扶搀。到了楼上，他又坐下来问了一连串关于英国的问题，又大声说基督教是邪教，为官方所禁止。

    这时，房东慌张地来到，并把一张字条是给县官，可是县官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最后，县官下到楼下，指着丘先生，不由分说便吩咐衙卒：「给我打！」

    两名官差把丘先生按着，一个抓着他的辫子，另一个则抓着他的双脚。其他两个人则拿着藤鞭，猛力向丘先生的双腿抽打。倪义来夫妇和卫养生在旁看着，惊惶无措。官差打了六百藤，把丘先生双腿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跟着在他两边脸上再打一百藤。

    然后，县官对倪义来和卫养生说：「你们是否明天便搬出这房子？」

    倪义来点头答应。戴德生曾经指示他：遇到麻烦时，千万不可跟官府争论，应呈递当地英国领事处理。

    县官临走时，对倪义来夫妇、卫养生、丘先生等人说：「如果你们明天还留在这里，一概斩头。」

    黎明之前，丘先生与仆人匆匆离开萧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经过向戴德生说个明白。然后倪义来抵达，留下卫养生和伊莉莎在码头船中看守行李。

    倪义来复述时，气氛有点紧张。倪氏的语气，好象这件事与别人无关，应由他自行处理。但他最后还是问：「我应否到宁波去把事情报告领事？」

    戴德生说：「当然应该立刻通知领事，但报告书由我来写，因为我是内地会的监督。不过，在我还未以中国内地会的领袖身分参与这事之前，我得问你几句话：你是否承认我是你的领袖和主管？你是否是内地会的一员？内地会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否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一切由我作主？你为什么未跟我商量，便丢掉中国服装？为什么不遵守租约上的规定？

    「这宗事件对于本会实在有很重大的影响，虽然我此刻应该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须得到你的答复，才报告领事。谁是这宗事件的受害者——个人或是整个差会？」

    「我承认你有权领导本会，。倪义来回答说：「但我想到很多事情，并在这事件中运用我的判断力。如果我的中国话讲得流利，我会改穿中国服装。但此刻我觉得穿着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无安全感，外国服装却使我得到保护和尊敬。」

    萧山事件清楚地显示出：外国服装并无保护作用。

    他们去到码头，把伊莉莎及行李带回新巷大宅。戴德生也不催迫倪义来，只等着他那「舒服感觉」引导他改换装束。

    当戴德生感到倪义来已经完全明白过来后，他就写信给宁波的英国领事，把这事件作一个详细的报告。他在信上说：「为了恢复我们国家的声誉，为了保障天津条约给予我们的权利，我极希望钧座发出公报，使我们的国人及护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们合理服务的本地人也回复信心。」

    戴德生在信里提到挽救国家声誉等等。但在一些通情达理的领事官员与中国官吏斡旋之后，他的经验告诉他，为了传教的好处，还是少用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为佳。因此，他以后再没有重提挽救国家声誉的事了。

    第二十七章新巷回复生气

    丘先生被中国官员鞭打的消息传到英国，内地会的基督徒纷纷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丘先生的回信中，他谈到被拷打时的感受：「这不是一种羞辱，虽然非常痛楚，但苦中有喜乐。当你的小兄弟被打，他就想起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又说：『看哪，神管教的人满有喜乐。所以，不要藐视全能者的责罚，因为受压的，他必包裹；受伤的，他的手必使他完全。』

    1867年2月初，戴德生请倪义来（Nicol）改换中国服装，但他却没有把留在萧山的卫养生因为穿成中国人的样子而被孤立的事说出来。

    「你在萧山穿着英国服装的理由，在杭州可用不上。」戴德生说。

    「不，我不要穿中国服装，」倪义来回答说：「我不要自颈至脚受着束缚。」

    「如果你坚持要穿着英国服装，那很可能会对差会造成影响，甚至带来危险。」

    「这样，我想我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到自由港去好了！」

    「我不知道哪样做对你才是最好的，」戴德生说。但倪义来还是穿着英国服装，继续在杭州到处走动。

    二月中，内地会有一批新来的传教士抵达杭州。第一眼看见新巷，麦卡悌（JohnMcCarthy）便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是农历新年，聚集在内地会诊所外的群众比平时还多。当麦卡悌一家来到屋前，便看见戴德生正在向群众讲道。他向安卡悌挥手示意，简单地说了句欢迎话，便继续讲道。

    新巷充满生气。戴德生每天替超过两百名的病人诊病。在中国人看来，成功的眼角膜手术，就好比神迹一样。一乘乘的轿子把病人抬到门口，又排列等待需要乘轿回去的人雇用。摆卖食物和饮品的贩子都桃着担子来到新巷，生意也很不错。丘先生负责向这些等候的人传讲福音。戴德生有时会让他休息一下，由自己讲道和唱诗；他也时常弹手风琴，令群众很觉有趣。

    有一天，玛莉亚对一个中国助手说：「这么多的人来求诊，我想他们不再相信外国人挖他们的眼睛了！」

    「是的，但有一个妇人看见倪义来先生时，还是惊惶万分，不待医生诊断便跑掉了！」助手回答说。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史洪道竟也以倪义来为榜样，穿起英国服装。而女教士麦克莲亦很同情地们。

    从布迦先生的来信中，戴德生获悉倪义来写了不少信批评和攻击他。布迦向戴德生建议：「是否要把他遣返英国？你可自行决定。」

    在这些压力之中，也发生了一件快乐的事：2月3日，戴德生生了一个小女儿，名叫小玛莉亚（MariaHudsonTaylor），母女平安。

    麦卡悌和新巷各人相处融洽，毫无龈隔膜。他已经三十岁了，年龄比其他人稍长，所以也较成熟。一开始他就高高兴兴地穿上中国衣服，中文也进步得很快。倪义来多次想灌输一些反面的思想给地，他都置之不理。戴德生开始感到没有那么孤立了。他把所有的教士召集一起，提醒他们在伦敦时定下的原则和策略，以及他们加入内地会时的承诺。然后，他逐一问他们：「你明白当初对布迦先生和我作出的承诺吗？」

    「我认为在未学懂中文之前，我们为安全起见，应穿着英国服装。倪义来回答说。

    「我不同意，」卫养生说：「我明白你所说的是关于开支和衣着等问题。」

    「我同意卫养生所说的，」路惠理插嘴道：「我们承认你是本会的主管，有权处理一切财务。」

    童跟福也说：「我心中一直被此困扰，但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在许多事情上，应由你来带领。」

    会议结束时，大家都表示支持戴德生，只有倪义来和史洪道例外。

    三月，慕稼裂（GeofgeMoule）来到新巷，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信上说：「我之所以反对你，主要理由是……你把这么多的未婚姑娘留在自己家中，这种行为就是在英国也会惹人怀疑和令人不满；现在更给中国人作话柄，使欧洲基督徒的道德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由于你的居处是较隐蔽，作为女士们的医生，你和她们的关系自然少受社会礼仪所限制；又作为她们属灵的牧者，她们对你是相当信赖；又因为她们远离其它差会，所以你就是她们可依靠的朋友和长者了。除非你是个圣人，否则总不免受到一些引诱。……

    「你应该知道自己并非圣人，所以我以过来人的身分——二十多年来常是心猿意马——，并且知道许多基督徒也曾站立不稳，加上我的年纪比你长，传道经验也比你丰富。所以我想严正地劝你……不要过于自信，要和那些值得你信赖的传教士商议，以他们的虔诚和智慧，谋求一个最佳的办法，尽快结束你现时的教会，兔致产生危机。……」

    慕稼谷又称内地会的新技大宅为「流言和丑闻」的中心，比「天主教修道院更为差劲」。一年后，慕稼谷对新巷内地会的批评更多，也更尖刻。他指责宅里的人常有亲吻的行为，甚至男女「夜半过访」。

    从当时所拍摄的内地会照片看来，戴德生身旁的人有时的确会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膊上。例如在一张公开刊登的照片中，白安美把她的手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而福珍妮则似乎是挽着他的手臂。如果她们在晚上道晚安时给戴德生一吻，那也是极平常的事，不足称怪。而对白安美表示特别的关怀，更是必要，因为她是个孤儿，她所有的亲人都去世了。

    戴德生读完慕稼谷的信后，就想和慕牧师见面，澄清事实。他请卫养生陪他一同前往，而新巷宅内每一位姑娘，都被要求写一封信，说明戴德生对她们的态度怎样，交给卫养生一起带去。

    他们来到慕稼谷的家。慕氏问：「你来是否有事要办？」

    戴德生回答说：「是的，我来要和你讨论一下你写给我的信。」

    慕稼谷说：「我在信中已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但我却要得到一个解释，」戴德生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指摘我的道德品格？」

    「我没有指摘你的道德品格！」

    「我从未听过象你这样的行为，这实在是假道学，自以为是！」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情绪激动地争论，但得不到什么结果。

    二月底，倪义来写了一张字条给戴德生，申辩他是误会了。戴德生给他回信，一开始便以「我亲爱的弟兄」称呼他，然后说他极愿意跟他重修旧好，但这样做是需要双方坦诚相对。他建议倪义来再写信给他，把不满的事情实实在在地说个明白。倪氏的回信足足有三页纸，所讲的都是关于衣着的问题。

    所有妇女（除了倪义来的妻子和麦克莲姑娘外）都联合草拟了一份声明，说道：「（杭州新巷）家庭纪律非常严谨，也严格遵守『社会礼仪的规定」，比在英国的老家尤佳；所有内地会的妇女时常都得到一个人的关心和辅导，那就是戴德生夫人（但好象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似的！）……我们绝不认同那些搬弄是非。攻击戴德生先生品格的人；在我们与戴先生的接触中，他一直是一个君子、一个基督徒：他尤其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传教士。……」

    三月间，倪义来又写了一封信投诉他的妻子每月所领的薪金，比其他妇女少五元，并问戴德生对他有什么不满。

    戴德生回答道：「这是我极不乐意去做的事……我所不满的，是你要求我待你真诚，然而我发现在我坦白地纠正你以后，你还是（我相信是无意的）不够坦诚。我也不满你的所谓忠实、开放和爽直——你的嫉妒、骄傲和自信不但给你自己带来痛苦，也令你身边的人感到痛苦。我不满你不断挑剔别人，并埋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最后，就是你不服从，坚持要走自己的路。……你的问题是在于你自己，而不是周围的环境。你无论在何处——苏格兰也好，英格兰也好，『兰茂尔号』船上也好，这里也好——，这种性格总给你和别人带来麻烦。……我在布迦先生面前曾清楚地向你表示过，……如果你顺服我的引导，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如果你仍然希望我给你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请你写一份声明书，表明你承认神赋予我主管内地会之权力，愿意服从我对会中事务的引导……」

    到了五月，戴德生仍未收到倪氏的回信，当被问及时，他答说：「回信需时，我没有多余的时间……」他请戴德生到萧山面谈。

    戴德生和玛莉亚认为这事最好趁大家齐集时，开会解决。他们把此事告诉新巷各人，大家都同意在翌日早上为此事禁食祈祷。就在这时，倪义来出乎意料之外的从萧山回来。戴德生知道这是神应允祷告的明证。倪氏把最近的不满，并好些不尽不实的指控说出来。最后经过大家辩明事实的真相后，他就在大家劝说下签了一份对事实的同意书。

    六月，倪义来再从萧山回来，带来太太患病的消息。戴德生于是和他同往萧山，检查及照顾怀孕的伊莉莎（Eliza）。以后他多次为着倪义来而来回奔走，仿佛他们两人之间从来没有隔膜和分歧。接着，倪氏夫妇需要搬家，戴德生又替他们找房子。因他认为这是信徒应有的表现，也希望借此令倪义来改变他的态度。

    这时，倪义来对戴德生的批评和指控，以及慕稼谷的质疑，已传到伦敦。在还未收到详细的事实报告之前，布迦先生夫妇只有凭着信心支持戴德生和玛莉亚。此外，还有高富夫妇、宾法特牧师、穆勒。侯活夫妇，以及拿土托爵士和他的家人等，均对戴德生和新巷内地会的同工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心。但是圣公会的总干事范亨利（HenryVenn）则受到那些报告的影响，使布迦先生极为不安。

    为了谨慎起见，布迦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信上说：「我相信你会格外小心，不让慕稼谷牧师有指责你不够谨慎，并与女士们过分亲蜜的口实。」

    布迦又写信给倪义来，劝他改变他的态度。他写道：「我相信神把荣耀给予亲爱的戴德生先生，如同他把荣耀给予布里斯托的穆勒先生一样。」

    第二十八章撷取了的玫瑰

    1867年6月，戴德生带着麦卡悌。童跟福、丘先生和两名仆役到杭州的西南面布道，他们乘船沿钱塘江而下。船是平底，中间是半圆形用竹片织成的篷盖，这种有蓬的船在中国很普遍。竹蓬看似简陋，但用来避雨却相当有效。

    麦卡悌环顾船上其他乘客，看见有些躺着，有些坐着，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抽烟——差不多所有人都在闲聊，谈论着这些跟他们服饰一样的外国人。他们第一个晚上就在船上度过，清风明月，又没有蚊子，令人倍觉舒畅。

    他们醒来时，风已静止，船由五、六个人用绳缆拉着前进。他们赏了拿热水给他们洗脸的船夫几个铜钱，然后举行一个短短的崇拜聚会。戴德生读圣经和讲道时，船上的人均专注地听。

    傍晚时分，船就在一个小镇的渡头停泊，离杭州大概有四十哩。他们上岸后，沿着一条弯曲的石径向镇上走去，铺在路上的石块本来是一垛旧城墙。

    麦卡对第二晚船上的情景，有很细腻的描写：「躺在童跟福旁边的可怜虫，双脚锁看铁炼……好象是个杀人的重犯，他本来是要杀头的，现在改为缓刑。在他对面的则是一对瘾君子，当所有人就寝后，他们就拿出烟灯，侧身躺着，开始猛吸鸦片。另外一边有五、六个衙差，几个兵丁及其他的人挤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几个，整条船都载满了！」

    第二天，船驶至东篱，戴德生等人上岸，到河边山丘上参观一座寺庙和宝塔。其中一个和尚对他们所讲的道理，特别是关于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大感兴趣和信服。

    他说：「如果我们离弃假神，我们就没有钱修理寺庙了。」

    翌日，他们来到一个村子，那里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践踏，村里还可住人的房屋只剩下三间。村民都很好客，拿李子给他们吃，又请他们吃茶，都不取分文。他们把基督的道理解释给村民听，又送给他们一本中文圣经。

    他们继续往山上走，在一条村子里买了一些粮食便回去。在返回船上的路程中，麦卡悌真希望英国的亲友能够看见他们现在的情况：童跟福在前面领路，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一只手拿着葵扇，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只不停叫嚷的大公鸡。无论怎样，它都逃不过变成晚餐的命运。戴德生象童跟福一样，头上也戴着一顶巨帽，手里拿着从村中买来的货粮；跟着的是麦卡悌，颈上挂着一串一元的铜钱（合共一千铜板）。他们的衣服本来是白色的，但经过一个星期的船上生活，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回到船上，他们尽情地喝着热茶，又用热水洗脸。

    然后，戴德生、童跟福和丘先生带着老厨子一起前往兰溪，而麦卡悌和另一个仆人则留下来。他们在兰溪住的地方极其简陋，屋顶漏水，地板肮脏；地上只有几块卷着的草席，下雨时可以钉在墙上，挡着从夹缝吹进来的风雨。屋子没有烟囱，所以在房内煮食时，大家都薰得满眼泪水。床是用竹子和木板造的，他们在上面铺了一张毡子，使坐卧舒服些；然后再在上面放一张席子，使睡时凉快一点；最后就是挂上蚊帐。房子里还有一张桌子、一张凳、一块由两个支架托看的木板，以及一个烧饭用的活动火炉。童跟福为了「自我享受」，花了六角钱买了一张椅子！

    他们为童跟福雇了一应很好的中文老师，使童跟福很快掌握到一些本地话的基本用语。戴德生回杭州后，童跟福每天下午都到寺庙及茶馆去卖圣经和单张，并向人传道。

    回杭州时，戴德生发觉他所乘坐的船是被另外一艘船拖着前进，晚上停泊时也用绳索系在一起。这是绝好良机，不容错过，于是戴德生便起来向两条船上的乘客讲道；当他讲到疲倦时他想，听的人大概也很累了，便以一个简短的祷告作结；去没有人愿意离开，大家都想多听一些道理，所以戴德生继续讲了一段颇长的时间。但他讲完后，大家仍没有去意。他们开始提出问题，戴德生也详细地逐一回答，直至声嘶力竭及感到寒冷。「原来已经是凌晨一时，」他述道：「在劝告他们归向救主之后，我提醒他们时又已夜深，应该就寝休息了。」

    翌晨，他专程到萧山探望倪义来夫妇，然后才返回杭州

    麦卡悌对这次钱塘江之旅，有下面一段的记述：「整个旅程中，无论是在船上或在陆上，无论是在茶馆或在寺庙里，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他们都听到神救赎之爱。……主的仆人生命中的真正动力，显然来自他心内所充满神的爱；并且他对中国人有一份真正的爱，能够欣赏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些美德，使他们和其它外邦人完全不一样。……」

    象她当律师的爸爸一样，玛莉亚有着一副很精密的头脑。她仔细地分析穿着中国服装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女性在内地会中能发挥的作用，然后把这些想法写信告诉迦达夫人，信表达得既清楚具体，文笔又优雅典丽。她说：「我肯定我们穿中国服装对工作有利。在未离开英国之前，我也不赞成我们改穿中国服装，因为中国人尊敬外国妇女，去轻视自己的同胞。初时我担心改装后，他们会否同样尊敬我们？地位会否不一样？然而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后之，只有道德、品格、教育和基督教原则，才使我们在中国人中受到尊敬。所以，穿着西式服装不一定多一分尊敬，而穿着中国衣服也不一定叫我们少受一分的尊重。就我而言，穿着中国服装会更得到他们的敬重。而喜欢穿西服的人认为这样才会受人尊敬的看法，我是绝不能同意……

    「我从没有听到有中国人诽谤我们当中的姊妹，虽然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都非常奇怪。我们远道而来已是怪事，更奇怪的是当中有这么多未婚的成年妇女，因为在中国要找一个年到二十而仍未出嫁的女子可谓绝无仅有……福姑娘今天下午对说：她真希望可以变成很多个人，但依然是一个『我』。这样就可换来许多时间了。」

    至于戴德生穿着中国衣服，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敬重，以及他对传教士担当的角色具有敏锐的透视，这种看法在当时而言是很前卫的。

    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对千百年来的风俗和习惯有特别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无因的，因为谁都会对所认识的人和事有更多的认同，并且认定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必须的，这都是气候、物产及社会形态的产品。」

    「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容忍宗教了；平民百姓或皇孙贵族反对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是外来的，它可能会使信徒崇洋。」

    「有人认为（或许在某程度上受了他们的信徒或学生的影响）：传教士的洋服、洋车、教堂的欧式建筑，或者种种与基督教有关的外国事物，对于在华人当中传播真理产生很大的拦阻，我并不尽然同意这样的见解。但为什么基督徒给予人洋教的感觉呢？神的话其实没有中外之分，我不明白为何会有这样的分界。我们不是要中国信徒除去他们的国家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盼望见到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国人。我们盼望看到中国人担当教牧，管理中国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乡士的中国式建筑物内，穿着本土的衣服，又用本地的言语，敬拜真神上帝。

    「在不违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让我们把自己中国化，尽我们所能去拯救灵魂。我门换上他们的服装，学习他们的语言，效法他们的习惯，甚至在健康及体质许可的情形下吃用他们的饮食。我们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不需改换房子的外观；除非是为了健康及工作效能的需要，屋内的陈设也保持下来。

    「现在的经验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利的，正在影响着周围的中国人，而这种影响不是别的方法可以达致。我们每天和他们接触，不住在一处，而是在多处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圣灵的引领，并因着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人虔诚和恳切的态度，而受到感染。当然难免引起不便和麻烦，例如在饮食习惯上，便要不用刀叉、杯碟，而改用筷于、汤匙和大碗。……

    「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虽然还是被人认出来，但至少不会到处被人群围观；在街头讲道时，虽然衣服不吸引，但话语却吸引了很多的人；他又可以随处购买衣服，清洗补熨毫无困难，花费也极微。」

    就是这种想法和异象，鼓舞戴德生和玛莉亚以此方式工作。在内地会，戴德生尽可能避免拟定规章和条文。但他相信若要使中国人归主。西教士一定要了解和尊重他们悠久的文化。在工作时，他盼望同工能愉快地合作。这是他们当初许下的诺言，包括倪义来在内。如果他们都靠着主耶稣的爱去遵行，他们必会得到很大的赏赐。

    付出的当然也大。

    戴德生一直都想有一个「小玛莉亚」，所以1859年他的女儿戴恩惠在宁波出生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后来戴氏夫妇乘「兰茂尔号」回华时恩惠已懂得单纯地信靠耶稣。现在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孩，而是八岁的女孩了。在新巷的宅子里，她最喜欢在屋后的花园玩耍。那儿有一丛矮树和一个水池，还有两三株枝叶繁茂成荫的大树。

    八月初，小恩惠食欲不振，体重减轻，而且常说头痛。到了8月8日，她开始发高热。第二天，她躺在路惠理的露营折床上，想呼吸些新鲜空气，却开始神智不清。戴德生刚巧不在家，因此童跟福把她抱进屋内，放在玛莉亚的床上。福珍妮记载了这件事，她写道：「我永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安详地躺在他（童跟福）的臂弯里，美丽的长发不经意地散落在肩上。真是漂亮极了！」

    接到消息，戴德生立即赶回新巷。他很快检查出她是染上脑膜炎！

    「把她的头发剪掉，然后敷上冰袋！」

    玛莉亚小心地跟着指示做。

    「希望她平安度过危险，然后让头发慢慢再长出来，」她说。

    贝玛丽帮忙护理，她记述戴德生那时是「心碎至极，整天哭泣。」

    戴德生想和玛莉亚单独谈话，他带她来到僻静的小溪旁，对她说：「小恩惠没有康复的希望了。」

    他们把她交托给神，请他按着他的美意引领他们。

    回到家里，戴德生对女儿说：「我想耶稣会来接你到他那里去的，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不会害怕吧？」

    「不会的，爸爸！」她微声回答。

    第二天，戴德生写信给布迦先生：

    亲爱的弟兄：

    我不知道怎样下笔，也不知怎样控制自己。我好象是从那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这是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长椅旁边，竭力想给你写几句话，而椅上躺着我亲爱的小恩惠，她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动。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人事和气候，我还是把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和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作工。

    四天后，小恩惠有肺炎的迹象。

    8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戴德生全家及好友齐集在小恩惠的床前。戴德生不停地唱着圣诗，虽然有时呜咽、泣不成声。而玛莉亚却坐着，俯身静静地望着已经昏迷的女儿。晚上八时四十分，小恩惠的呼吸终于停止了。

    包玛莉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象小恩惠刚去世时那样美丽的脸庞，世上绝难看到如此甜蜜可爱的神情。」

    戴德生也如此写道：「我们亲爱的小恩惠，我多么想念她清晨时悦耳的声音，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她的呼唤——在白天、在聚会时，总少不了这个甜美的声音。我每天散步，总记起她蹦蹦跳跳地跟在我旁边。每次想起她，心里就非常难过。是不是我永远无法再感到她那只小手紧握住我？是不是从此不再看见她那闪烁明亮的眼神？她不能再回来了。但又不是真的『失去』她！……只是园主来，把玫瑰拾取了。」

    第二十九章谁言要安息

    1867年的圣诞节早晨，新巷大宅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典——路惠理和贝玛丽共谐连理，结成夫妇。他们乘船在河上度蜜月后，就回到工场。路惠理负责监督印刷部门的工人，贝玛丽则继续帮忙照顾戴德生的孩子。

    1867年底，中国内地会把新巷一号旁边的房子也租过来。原先的大宅留给已婚的传教士和未婚的姑娘，麦卡悌一家和未婚的男士则搬进新租来的二号。这样安排，叫外人看来才算合体统。

    现在的戴德生年近四十，体重也略有增加，更能担负长期的体力劳动。1868年初，他攀山越岭的徒步前往蔡文才（JosiahJackson）正在工作的泰州。在路途中，他不断地想：每隔两三哩就有一个乡村或市镇，许多还是相当大的城镇呢！千万人在这些乡镇里出生、长大、老死，从来没有离开家乡半步。令人一想到这里，就感到非常痛苦。由此乡到彼乡，从此镇到彼镇，每次回头遥望，都教人心情沉重不已。这些可怜的灵魂何时及怎样才可听到

    福音呢？

    虽然戴德生的身体较以前强壮，但压力却令他透不过气来。他的神经性头痛愈来愈厉害，一切日常事务皆交由玛莉亚处理。福珍妮认为戴氏的头痛完全是由于焦虑与劳累过度所致。现时的内地会在组织和人数上，已经接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差会——伦敦会。

    在英国方面，布迦先生也百务缠身，终日为内地会晤以及挑选传教士。戴德生给他写信，说：「我们与其他差会不同。当我们的教土来到这里，差不多都会问：『为什么美国的传教士可以这样做，圣公会的传教土可以那样做，而我们就不可以？』……其他差会的教土都有较好的房子，好的家具，住在欧洲式建筑物里。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在内地定居，住在民

    众当中。除非有人愿意特立独行——和其地差会的人分别出来——，否则他们就不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应该事先给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忠心的内地会会员，他们将会受到嘲笑和讥讽，甚至敬神的人也起来反对他们。」

    他在信中继续对布迦清楚地说：「我所需要的是那些充分准备好进入内地的人，他们须穿着本地的服装，尽可能连生活也象本地人一样。那些不愿意如此工作的人，我不会再辅助他们。中国是开放给任何人的，但我的时间和力量有限，工作却极多，所以我不再尝试和那些不能同心合意，而且不赞成我工作方针的人一起工作。……

    「要中华归主，我们不能靠那些安静、温柔和可爱的男女，……我们需要的是在任问时间，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首位的人——他们甚至认为生命也是次要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尽管差来，愈多愈好，他们比宝石还要珍贵！」

    现在是继续向内地发展的时候了。戴德生打算减少杭州内地会的人手，向内地开展新工作。目前浙江南部地区的大小城镇中，已有一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工作，圣公会、长老会及浸信会也都认宁波向外发展。戴氏以为最佳策略是让麦卡悌夫妇和福珍妮留在杭州，因为他们和本地信徒感情最好。其余的将继续向内地发展。童跟福已经开始在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进行开荒工作，现在是其它人支持他，步他后尘的时候了。

    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策略。布迦先生请求戴德生先在现时的工场上加强训练，稳固基础。但是大部分在华的传教士都支持戴氏的异象，赞成他主张的扩展工作。戴德生把他的想法写成一首诗：

    谁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地上无安息，只因工作多。

    天父差我来，时日不我待。

    惟有勤工作，未敢有轻疏。

    不论忙或苦，恩典必够用。

    勿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其它事情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关于衣着的问题，仍然存在。另外一两位女教士也支持倪义来。布迦写信给戴德生，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容许倪义来留在会中，因为倪氏说他已不能信任戴、布两人。戴氏反复思想，为了排除倪义来可能引致的困扰，他还是希望倪氏能改变初衷。

    1868年6月1日是内地会扩展事工的一个大日子。一艘大船从杭州沿着运河北上，经过三哩宽的长江，入运河再向北驶十二哩，来到江北的大城市杨州。船上载着戴德生夫妇和四个孩于、戴氏的秘书白安美、孩子的看护路惠理太太，以及四个来自杭州的中国基督徒。此外，还有十一年前为戴德生所收养的年轻人天喜，以及内地会印刷主管李兰丰的未婚妻安馨。

    在十三世纪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时，马可勃罗曾经在扬州当过官。运河婉蜒自城的东南穿过架在上面的许多美丽拱桥。扬州除了以富饶和美女著名外，还有一座人所皆知的八角宝塔，以及许多大古雅的寺庙和美丽的花园。但是，扬州也有些人以好斗而恶名昭著。

    扬州城很少有路经的外国传教士，这里只有一间天主教教会办的孤儿院，而主管是一位中国人。

    由于听过扬州流氓的恶名，所以戴德生在初来时特别小心从事。他们留在船上，避免引人往意，只吩咐同来的中国基督促到市内找房子。但数天之后，下起大雨来，船篷不住地漏水，再也不能久住，他们惟有入扬州城里，寻找玛莉亚所誉为扬州「第一流旅店」。

    到了7月20日，他们才能够搬进一间破落不堪的房子里住，这就是他们以后在扬州的家了。这间房子和几家邻舍共用一个约有一百码长的进口通道，在通道的北边有两个闸门，接连着天井、花园、岩石、假山和一些规格不一的房屋。每间屋子不大，只有几个房间，但对于他们大伙儿来说，却是相当理想了。主屋有一间客厅通往天井，楼梯的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尽头有一扇门，把上下两层楼完全分开。戴德生叫来了木匠，为新屋装修，改装至适合大伙儿居住，整整忙了一个月。

    当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传教士离开海岸，进入外国人罕至的地方时，他们遇到更多的麻烦。人们之所以反对他们，往往是受到村镇的士绅煽动。

    这些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其中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真诚地遵行儒家的法则，寻求明白中国历史文化的精萃。他们也欣赏及爱护中国艺术和雕饰，对于无价的陶瓷、丝、漆和雕刻，极之珍爱。一位真正的儒者往往是有高雅、自律的君子，对人（即使是从荒郊海域远道而来的蛮夷）总有体恤之心。

    然而这个阶级之中有不少高官大吏，以维持中国传统制度为己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有维持社会安定的作用。虽然有些人认识并接受西方的知识和文化，但大多数士绅都抱着拒绝和敌对的态度。

    基督教强调个人，跟中国伦理把家庭放在个人之上，显然有所不同。一个人的信主和改变会否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对中国士绅而言，讲道常被视为一种羞辱，因为讲道者的地位如同教师；谁有资格为土绅之师呢？此外，基督教的传道人会否批评中国人拜祭祖先的习俗？会否认为儒、释、道没有真理，毫不可信？

    在内地会全不知悉的情况下，扬州城内的土坤和一些军土将领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鼓动民众，散播有关传教士的谣言，希望把他们逐出扬州。

    从那时开始，常常有人用石子投掷戴德生屋子的窗户，又在街道上张贴了许多匿名海报，指控他们许多荒谬的罪名。他们称传教士为「耶稣教之匪众」，借行医为名把人挖眼取心，以童为食，又音剖开孕妇肚腹，制炼丹药等等。

    不久之后，就有一大群愤怒的民众结集在内地会的房子外面。传教士和他们理论了一整天，否认那些硬加诸他们身上的罪名。戴德生于是致函当地的知府孙大人，并附上一份攻击他们的海报，请他制止这种行为。但孙知府的答复只是含糊其辞，不置可否。

    8月15日星期六，内地会听到谣言，说民众要发起暴动，所以他们在房子出入口要搭防御围障，以防万一。不久，即有一二百名群众聚集屋外。当天晚上，童跟福恰巧由别的地方回来，他好不容易才挤过群众，得以进人宅门。本来他只打算停留一会，就赶返自己的工场。但见到这种情况，便决定留下来帮忙。所以，屋内有四名男教土〔戴德生、童跟福。路惠理和李德（Reid）〕、五名妇女、四个孩子和十九名华人。

    戴德生为安全起见，想先把妇孺遣走，但众妇女都请求留下。星期日，暴民有好几次想破门而入，可是都没有成功。他们传发一张可怕的海报，说要放火烧屋，把屋内众人烧死。

    星期一，情况稍为平静下来，教士也分发一些**，说其中的指责乃属无稽之谈，又说房子修理完竣后，将会邀请民众入内参观，让他们亲自看个究竟。这样才暂时将事情缓和下来。

    星期三，戴德生再次修函给孙知府，提醒他条约内写明「英国人民可以在内地买地建屋，而且任其随处走动，不得拘留、侮辱或拦阻。如有需要，可随时请求保护和帮助。」

    孙知府回函说：「那些煽动群众和书写匿名海报的人都是在暗中行事，既没有名，也没有姓，短期内是很难把他们捉拿归案的。」

    8月22日星期六，一名美国政府派驻浙江的官员辛德士上校（CaptainSands）和另一位外国人刚巧来到扬州，参观此地的寺院和古刹。他们都穿着洋服，发觉全城寂静。有人开始在茶馆和街道中散布谣言，说有更多的洋人到扬州，拐走了二十四名小童。群众又结集在内地会的房子外，并且冲破两度闸门，来到天井和花园中。戴德生把守着通道的进口处，同时叫木匠立即修补那破坏了的闸门。可是，群情汹涌，情势愈来愈危急了。

    第三十章扬州教案

    8月22日星期六，傍晚时分，扬州内地会外结集的群众已有八千至一万人。有些人拿着刀、茅和木棒，同时不断投掷砖块。站在最前的则用力捶着大门，试图闯入。

    「那些洋鬼子已经吃掉了二十四个小孩！」他们大声喊着。

    童跟福和戴德生派人送信给知府，但他总不答复。所以他们决定留下其他人，由他俩去见知府。未动身前，他们先用木板把一扇被砖块掷破的窗牢封住。

    ［亲爱的神，」他们祷告说：「保护留在这里的人，又在我们面对那些暴徒时，与我们同在。」

    他们从隔邻的房子出去，果然避开了那些暴徒，但很快被他们发现了。

    「洋鬼子正逃走呢！」有人大声喊着。跟着展开追逐。

    幸而戴德生认得一条田间的小径，而且当时天色已晚。不过，他们要到知府衙门去，所以不得不回到大街中。人们又向他俩投掷砖头和石块。他们来到知府衙门的时候，门丁正要把闸门关上，但还没有下锁。这时尾随的人众已经追上戴德生和童跟福，把他们两人抓着，推开闸门，进到衙门的大堂里。他们把两人推倒在地，但两人赶忙爬起，冲进会审的公堂中，不断大喊：「救命，救命！」

    不论白天或黑夜，这两个字总可以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

    他们被带进文版处，在那里等候。戴德生依稀可以听到一哩外包围着他家的暴徒仍在叫喊。他们是否正捣毁他的家一一抑或是伤害他的家人？

    直等了四十五分钟，知府才召见他们。

    「你究竟把那些婴孩拿去干什么？」知府问道：「你们是否真的把他们买去了？这次暴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会告诉你这次暴动的主要原因，」戴德生暴跳如雷，大声地答：「这是你的疏忽！情况还可控制的时候，你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现在我请你立刻**这些暴徒，尽速拯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他们可能还是活着的。之后，你可以任意盘问。否则，一切后果我概不负责。」

    「噢，说得对，说得对！」知府说：「先行安抚百姓，然后追查盘问。请坐下，我去看看事情该怎么办。务请你留在这里，如果他们看到你，那么我就毫无办法了。」

    戴德生和童跟福于是留在衙门，等了两个小时，知府才回来。

    「现在一切已经平静下来，城内的都统和部将，以及两位县丞均亲到现场，把数名抢劫的人逮捕，依法惩办。现在让我吩咐轿子把你们送回去吧。」

    戴德生和童跟福在回家途中，听到有人说：「所有留在房子里的外国人都被杀了！」不禁惊惶万分，忧心如焚。他们只有求神支持他们，在绝境中仍希望那个消息是言过其实的，但当他们将近家门，一股烧焦的味道又似乎确证传闻无误。

    那儿有一堆烧了一半的苇草，证明有人企图放火烧屋。一垛墙已经倒塌，破烂的家具和箱子散落一地，到处都是纸张、信件、损毁的工具箱、书桌、衣柜、医药器材和熏坏了的书本残页。但戴德生的家人和其他传教士则全无踪影。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听到的消息或许确实吧！

    当戴德生和童跟福离开后，剩下的两个男人路惠理和李德便竭力守着通道入口和大门，但暴徒仍破门而人，冲进屋内。所有女士和小孩都把自己关在玛莉亚的房间里，恳求神施恩保护他们。

    终于，路惠理走进房来，全身乏力，几乎不能站起，衣服都沾满了泥土。他们知道暴徒随时会冲上楼来，进入房间。此时，他们又听到天井传来李德的叫声，声音空洞而嘶哑。

    「戴夫人，请尽速下楼，他们正在放火烧房子，我不能救你们了！」

    他们只有窗的一条生路。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先把床垫和枕头抛出窗外，减轻跌在地上时受伤的机会。路惠理先爬到窗外的檐篷，帮助他的妻子从窗口爬下来，跟着便是安馨。

    本来跟着是存义，但当他们把他扶出窗棂时，他说：「让哥哥赫拔先下去吧，他怕得发抖呢！」

    所以，他们让赫拔先行，然后才是存义。

    李德赶紧把他们藏在水井旁的小屋里。这时候，暴徒已来到楼上。一个赤着胸膛的彪形大汉走进玛莉亚的房中。当他打开房门，他们可以看到好几个人抬着箱杠，从别的房间搬出去。玛莉亚首先开口说话：

    「我们都是妇孺，你们如此欺负我们，不感到羞耻吗？」

    那大汉一言不答。

    玛莉亚继续说了数分钟。那大汉子开始搜查各人身上的财物，在他们薄薄的夏裳上乱摸。白安美的裙子内系着一个小钱袋，内中约有七、八块钱。那汉子发现了，一下子就抢了过去。

    「还有钱吗？」他咬牙切齿地说：「快快交出来，否则割下你的头！」

    之后，他又撕破狄乐义姑娘的衣袋，拿走她头发上的饰针。当他看见玛莉亚手上的结婚戒指在烛光下闪闪生辉，他就从她指上强夺下来。然后，他开始搜查所有抽屉和箱子。布安妮（AnnieBohannan）趁这机会抱着小玛莉亚跑下楼去，一名扛着一个大箱的汉子紧跟在后面。这样，婴儿可免被到处乱飞的石块掷伤。她抱着小玛莉亚冲过了火场，安全地来到井旁的小屋。

    李德护送小孩到达安全之地后，回来帮助其它人逃生。浓烟已经呛得他们透不过气来，墙壁也倒塌了，暴徒大声乱叫。狄乐义姑娘沿着用床单缚成的绳子从窗口爬下来，但她一逃出，暴徒便把火炭堆在窗下，叫楼上的人再也不能循此路径逃生。

    还留在楼上的，只有玛莉亚、路惠理和白安美。那个彪形大汉一把抓着路惠理的头发，把他拖到屋脊上，企图解下他的手表。路惠理把表丢到黑暗处，希望那汉子放过他，转去寻找手表，怎料那汉子老羞成怒，想把路惠理从屋顶摔下去，幸好玛莉亚和白安美把他拖回来。那汉子又在墙上拿了一块大砖头，朝着路惠理的头顶直砸下来。玛莉亚立刻伸手架住，那人便想向玛莉亚下手。

    「你会向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吗？」玛莉亚问。

    那汉子呆了一会，放下手中的砖块，爬出屋顶，大声向下面的人说：「上来，上来吧！」

    此时，李德已经把窗下的火炭移走了。他朝上面大声嚷：「不要再耽延了，快跳下来，我会把你接着。」

    玛莉亚来到屋脊边沿，离地面大约有十二至十五尺高。她已有六个月身孕，虽然跳下去会有很大的危险，但除此别无他法。于是她迫不得已便往下跳。李德无法把她接住，只把她的跌势阻缓了一点。玛莉亚侧着身跌下，扭伤了右腿，但还能勉强站起来。

    当白安美准备跳下去之际，李德在下面也预备去接，但一块砖头飞过来，打在李德的一边脸上。这一击弄得李德两眼昏花，失去知觉。由于没有人帮助缓和她的跌势，白安美背先着地，重重的摔下来，跌得她头昏背痛，幸好头上梳了一个中国髦，保护脑部不致受到猛烈的震荡。

    路惠理也从屋顶爬到地下，没有任何损伤，便赶忙过来扶起玛莉亚。有人拿着大木棒打他，幸而躲避得快，只受了一点瘀伤，不过后来成了疝。白安美扶着半昏迷的李德，而玛莉亚的伤口正汨汨地流着血，但她扭伤的腿更痛楚难当。

    路惠理集合所有人，带着他们经过一道门，来到隔邻的房子。他们很快被引进屋内一间小室，一边坐着等候，一边担心戴德生和童跟福的安危。李德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玛莉亚则因为失血过多而差点晕厥；白安美发现她的左臂淌着血，不能动弹——后来才知道左臂骨有多处折断了。

    「妈妈，他们把我们的床烧了，今天晚上我们睡在那里？」其中一个孩子问。

    「神会为我们预备睡觉的地方。」

    一个中国教师来报告最新的消息：「知府和他的兵了来了，正在把暴徒驱散。县官亲自守卫房子，保护我们；但不曾听到戴先生和童先生的消息。」

    终于，房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门开了，进来的是戴德生，他唯一的伤处是在膝盖上，是往衙门时被石块掷伤的，以致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但现在他们都幸保性命，平安相聚，为此他们再次感谢神。戴德生又叫县官进来察看李德的伤势。

    他们回到屋里时，已是午夜过后了。屋子没有烧毁，邻居及时把火扑灭了。戴德生和玛莉亚发觉暴徒搜掠后，他们的房间一片零乱，衣服和杂物满地都是。玛莉亚的圣经一页页地散落在全屋之中，把它们拾回来后，竟然一页也没有遗失。

    暴徒把所有房间搜刮一空，奇怪的是他们竟没有碰白安美的房间。而最重要的文件和大量金钱，都存放在这个房间里。

    当天晚上，传教士在屋内睡觉时，屋外有兵丁和一些官员巡逻看守。暴徒又逐渐结集起来，李德的情况仍未稳定，而每个人的身子均又僵又痛。他们只有同心祷告。群众愈聚愈多。戴德生派了一个中国仆人赶往镇江，把有关事情报告英国领事。他又和木匠一起把门上和墙上的破洞用木板封起来。

    一大清早，戴德生又到知府那里请求援助。这次途中没有受到袭击。

    「知府大人已经传令县老爷，跟你一起回去。」

    于是，戴德生。县官和一些兵丁一同回去，兵丁把集结的人群驱散。

    县官告诉戴德生说：「为着安全，你们现在任何人都不要离开本城。我想请你立刻修函知府，但措辞小心，不要把此事说成『暴乱』，应说是『骚动』而已，否则人民会火上加油，更难收拾。你要求知府惩罚那些被捕的人，同时发出公告安抚百姓。这样，入夜前就可以恢复平静，你们也不必离开本城。」

    戴德生便写信给知府，语气尽量温和。但那封信还是被人截住打开了。县官把它还给戴德生，说是不能送去。

    「一定要说明白事情的真相，」戴德生道。

    「如果你坚持把这封信送给知府，」县官说：「那么我就离开，撒手不管此事。你可以尽力保护自己，但我警告你，你们所有人的性命可能就此丢掉哩！」

    县官似乎极想取得一封信件，证明此地没有暴乱发生。戴德生不得已只有坐下来再写一封，差不多是照着县官的口示，完全没有提到放火和抢劫的事情。

    信写好后，县官说：「为了安全，目前最好把你们送到镇江去。」

    当天下午，县官雇来轿子和苦力，把传教土护送出扬州城的南门。在同一天，即1868年8月23日星期日，孙知府和县官联名发布了一份公告：

    禁令公告

    扬州府县接到英国教士戴德生送来照会如下：「民众谣传传教士私藏小孩，暗地烹而食之，此因群众不明真相，事实并非如此。昨晚有无数群众集结我家四周，引起骚动。谨此恳求大人严惩滋事分子，并出示文告安抚百姓。」知府及县官认为在教士住所外滋事的群众，过于无礼，行为失检，特此出示禁令晓谕民众，以后务得再在戴宅引起骚动，违者重治不饶，不得有违。所出告示得张贴所有街巷中。

    在赴镇江途中，戴德生一行人一直得到兵丁的保护。他们途中碰上前往扬州查察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副领事，他们所看到的，其实只是暴徒留下的颓垣败瓦，暴徒早已四散一空。

    在镇江，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受到热烈的接待．

    第三十一章炮舰下的基督教

    英国政府决定针对扬州事件，作出强烈的抗议，并采取适当的行动。领事麦华达（WalterMedhurst，译者注：是麦都思牧师的儿子）决定亲自到扬州去，请孙知府往南京向两江总督解释他何故没有从速处理此事。

    9月8日星期二，麦华达在海军保护下，乘船直赴扬州。同行还有英国副领事阿伦（Alien）及法国领事。一艘法国军舰停在大运河的人口，等待他们回航。戴德生因为伤口发炎，不能够与麦华达共往，便由童跟福和蔡文才（Joslahjackson）代表前去。

    孙知府已经事先得知麦华达领事到访的消息，他带了自己的随从在城的侧门候骂，希望把洋人从后街引到衙门去，免致惹人注意。但麦领事一行人众却从大门进城，浩浩荡荡地经过最繁盛的街道，尽量引人注目，他们来到衙门，把地方占用，又派人守着各处门口，要求与孙知府会谈。

    当孙知府返抵衙门，发现英国兵士在门口驻守，不由大惊。他极力争辩，说8月22日晚发生的事只是小小的骚动而已。麦华达没有接受他的解释，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要求。但孙知府说那是他权力范围以外，不能答应。麦华达坚持要孙知府和他同往南京，使他能在两江总督面前提出以上的要求。孙知府答应同去，但要乘搭自己的船，不愿象犯人般被英舰押解。

    之后，麦华达和他的随员跟着孙知府到劫后的内地会会址视察。虽然一些狡猾的官员曾作了紧急的修补工作，但那些残垣败瓦仍可以显示出暴徒的破坏。

    麦华达和戴德生会面，详细了解各传教士所受的伤害，之后径往南京。在那里，他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盛情的接待，但对于麦华达的投诉，却没有认真处理。在接到详细的报告前，曾氏一直拖延。

    孙知府到达后，麦华达继续提出他的要求，但曾氏还是拖延下去。

    后来，护卫麦华达的海军将领因患痢疾而先行把船驶回上海医治，留下麦华达和一艘小船。由于没有枪炮作后盾，中国官员开始对麦华达冷言冷语，曾国藩的口吻也改变了，不再考虑他的各样要求，只命令孙知府就那件事情发表公告而已。

    麦华达对于这样的反应大为不满，要求公告发出前，先由他审核，并且声明所有关于扬州事件的文件，必须送交北京的英国公使。

    1868年9月，戴德生撤除倪义来在内地会的职务。在给倪义来的信中，他提到这是几经考虑，并与会内所有成员开会商议后的结果。他继续说：「我撤除你的职务，并不是由于宗派上的不同意见……或是由于你对英国服装的偏爱，或是其他理由，而是因为你习惯和蓄意去颠倒是非。」倪义来一直以来都对内地会的成员及其它差会散播有关内地会的谎言。

    戴德生把信写好，请麦卡悌过目和修饰文辞，然后送交倪义来。麦卡悌对戴德生说：「在未发生这次暴乱之前，我们不大知道我们是多么爱戴你。希望为主的缘故，也为着这片需要福音的土地，……我们更紧密地互相扶持。亲爱的弟兄，愿神赐给你刚强的勇气，因为我相信你在写这封信给倪义来时，心里一定极其难过。」麦卡悌也写了一封信给布迦先生，称赞戴德生的高尚品格，并且为他极力辩护。他认为戴德生唯一的「过失」，就是尝试一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

    布迦寄了十镑给倪义来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又愿意提供倪氏夫妇从华近英的船票。可是，倪义来选择留在萧山。稍后他在宁波的一间医院工作了一段很短的日子，此后再没有他的音讯了。

    十月，三位同情倪义来的女教士——斑苏珊（SusanBarnes）及安氏姊妹（MargaretandJaneMcLean）联袂向内地会辞职。而麦克莲以后和戴德生仍有往来，玛嘉烈（MargaretMcLean）和班苏珊则有一阵子参加了伦敦会的工作。

    这些事对戴德生的健康打击很大，玛莉亚极之盼望他能够有几天休息的时间。

    自从扬州教案后，内地会不断受到英国报章的批评，甚至基督徒也非议他们，奉献显著减少了。许多人误会戴德生，认为他寻找英国领事帮助，利用坚船利炮来对抗中国官府。事实上，在事发之初戴德生是向中国官吏求助的，只是事后才把事情发生的经过通知英国领事。英国领事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

    1868年11月18日，戴德生和他的家人再次回到扬州故居。在搬进去之前，有一个天主教神甫这样记述说：「人们恭敬地领着麦华达和戴德生经过大街，来到一座可容四百人的宝塔中。穿着整齐的士绅走在官吏前面，鱼贯进入，那两名罪魁祸首已经被捕，其他人为了满足洋人的要求，都来参加**。两名官差在**队伍前面开路，向人大声宣告说：传谕百姓：务得伤害洋人，或称之『洋鬼子』，要尊称其为『大人』。戴德生被送回原来的住所，该宅已由官方斥资重修，完美如新。就在这所扬州大屋里，玛莉亚在1868年11月29日再生下一名男孩，取名戴查理（CharlesEdwardTaylor）。

    1869年3月，英国上议院对扬州教案及其影响展开辩论。明显地，反对中国内地会的有森马锡公爵（DubeofSomerset）。他说在听见中国内地会的名称后，他对以后发生的种种麻烦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现在，我想问一问：我们有什么权利派遣人到中国内地传教？我们有什么权利到中国内地去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我绝对不赞成支持传教士进人中国内地……事实上，我们只是靠着坚船利炮来传扬基督。当地官员清楚知道，如果他们给传教士麻烦的话，炮舰便跟着来到……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召回内地的这些传教士。……诚然，传教士一定是个宗教狂，否则就可能是个无赖。如果不是宗教狂的话，他们不会沿江而上，进到内地传播基督教；但若然是宗教狂，便更加危险。……」

    可是，外相向他的贵族朋友指出：「在削减传教士人数方面，可不是政府的责任。传教士选择或去或留，我们都无权过问，要把他们逐出中国，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了。」但他也建议传教士跟在商人后面，因为人们看到贸易带来的利益后，自然会开放更多地方，为传教工作提供更多机会。

    新上任的彼得堡（Peterborough）主教麦基博士（Dr．Magee）听了这番话后，实在按奈不住了。在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演说中，他极力为传教土辩护。他的辞锋犀利，辩才横溢，是个极出色的辩论家。首先他答复森马锡公爵，认为他的意见没有任何传教士会接纳——那就是留下一些地方不去传教或不准传教，因为恐怕传教工作可能影响英国和这些地方的贸易。连最年轻最不热心的传教士都会认为：「英国的贸易利益虽然很重要，但有一些事情是比神圣的鸦片贸易更要神圣。英国为着神圣的鸦片，不惜发动了战争；但有一些事情比这更加神圣——就是服从主的诫命，到世界的地极去，不论安危，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如果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大力保护其国人从事不道德的贸易；但传教士若得罪中国人，令到他们不快，便需听天由命，甚至几为暴徒所害，国家也袖手旁观，她还配称为基督教国家么？」

    麦基博士继续指出公爵对传教士的要求过于苛亥。他又说若不是有人把福音广传，他本人和公爵也不会有机会成为基督徒。再者，他说：「外相提议传教士最直跟随贸易商人的脚步，不知他是指何种贸易？那种商人？……是否追随鸦片商？……或者应等到英国商人把他们各种各样的罪恶灌输给华人后，才开始传播福音？传教士不会等待，因为他神圣的职责是上主托付他的，那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上议院为这事作了意味深长而又激烈的辩论，森马锡公爵提出召回中国内地传教士的要求，终于没有通过。

    在内地会受到严厉批评的时候，穆勒（GeorgeMuller）是为内地会辩护的主要中坚分子之一。他一直都直接汇钱给个别的内地会传教士，但把金钱平均分配，实在是很困难。布迦把此事提出来与穆勒商量，他立刻接受了布迦的建议。在扬州教案发生后不久，外面的传闻和诽谤还未稍减之时，戴德生收到布迦先生的一封信。

    穆勒先主经过情重考虑后，希望有一份内地会全体弟兄姊妹的名单。除非有什么障碍，否则他想尽力帮助每位成员……当然，主知道我们的基金减少，所以感动他尊贵的仆人予以援手。

    穆勒把支票寄给每一位传教上，而一封致全体内地会同工的信也同时收到了。信上说：

    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你们：我在主里挂念你们。我对主在中国的工作极有兴趣，并且每日为你们祷告。当你们在困难、试炼、痛苦和失望之中，知道有人在主里记念你们、支持你们，或许会带给你们一点鼓励……

    1870年代，穆勒大概每年给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寄上二千镑，在当时来说，已是很大的数目。

    宾法特（WilliamPennefather）也是内地会的支持者，他在伦敦举行的迈德美大会（MildmayConference）中为戴德生及内地会辩护。在内地会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对内地会仍信心不移者计有韦士托伯爵（LordRadstock）、汤姆爵士（SirThomas）、宝参夫人（LadyBeauchamP），以及高富牧师夫妇等。

    1869年5月底至6月初期间，戴德生一家终于获得期待已久的假期。他们和白安美一起到杭州附近一个叫普陀的小岛度假，那里风景怡人，杜鹃盛放，有长长的白沙湾和宁静肃穆的庙宇，是宁波及上海市民常到的度假胜地。

    假期很快结束了，戴德生又恢复繁忙的工作。他现在要负责十八位传教士并其家人，以及六位中国同工。他记述此时的景况：

    「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收到同工的信，要我指示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发展工作非常困难，是应该离开工作岗位，还是留下来呢？我也不知如何决定。只有象希西家一样，把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展露在上主面前，相信他会指教我怎样回答他们。」

    第三十二章喜乐能力之路

    1869年整个夏天，戴德生的情绪非常低落，脾气暴躁是他「每天每时的失败」。有时，他甚至怀疑这么一个容易失败的人，到底是否真的基督徒。长久和玛莉亚分离，更加重他内心的压力。终于他在八月病倒了，可能是肺炎。

    这一切使他产生疲乏和渴求的感觉。他看见自己和内地会都需要更多的圣洁、生命和能力。他看到自己的需要愈来愈大：「当我不与神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充满危机和罪恶，而且忘恩负义。」

    他祷告、禁食，痛苦地挣扎，尝试努力做得更好，而且下决心仔细研读圣经。他强迫自己拨出更多时间来休息和默想；但这一切都好象没有果效！「每一天，每一小时，罪的重担都紧紧地**着我。我知道我若住在基督里，一切便迎刃而解，然而我却不能。每天早上，我以祈祷开始，尽力把精神集中在主身上；但工作压力使我精疲力竭，以致常常忘记他。再加上难受的气候，更使人脾气容易暴躁，刚硬的思想，不善的言语更是难以控制。我每天都在罪和失败的辖制下，缺乏力量。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戴德生问自己一连串的问题：是否无药可救了？难道就这样长此下去一一不断挣扎，失败代替了得胜吗？我怎能向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诚恳地传讲「他就给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就是象神一样），而自己却一点也不象他呢？

    他的灵性不但没有愈来愈刚强，反而愈来愈软弱，更容易犯罪。他讨厌自己，恨恶自己所犯的罪。「我觉得我实在是神的儿子，神的灵在我心中呼唤，但我不知道怎样享受儿子的权利，我完全没有能力……我想神或者不让我感到在地若天，因此天堂才显得更为美好。我不靠自己的力量追求成圣，因我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力量，我也这样求主给我帮助和能力。有时我想主是保守我，支持我的。但每当我晚上回想和省察的时候，啊！又是失败和罪过，只好在主前认罪，求他赦免。」

    当然，戴德生的灵性光景并非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如此。但在整个夏天里，正如他所说，「灵性时常落于这样的境况，一切挣扎往往以失望告终。但基督却从没有象现在那么宝贵——一位能够和愿意拯救这样一个罪人的救主！……有时他也会享受到主里的喜乐和平安，不过都是短暂的，大部分时间却感到软弱无力。」

    在那段时期里，他回忆说：「我非常肯定我只需要基督，但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向他支取。」他的脑海中展现了一幅基督是葡萄树（约十五）的图画，他这样写道：「他是富足、信实的，我却贫穷；他是刚强的，我却软弱。我完全明白那树根和树干都有充分的养料；但问题是如何把它吸取到我这瘦弱的枝子里。」

    在这段日子中，他渐渐得到一些亮光。首先，他明白信心是他获得一切的先决条件——那是「伸出手来握着他全备的供应，以丰富自己的生命。」但他没有这信心，他为此挣扎、力求，却得不着。他尝试应用，却是徒然；「愈看主耶稣丰盛的恩典，愈觉得自己的无能和罪过。若将我所犯的罪，与不信的罪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不信主的话，就是把他当作说谎者。因此，我觉得『不信』是世上最大的罪，而我却屡犯这罪；我求信心，却得不到。我该怎么办呢？」

    第二个亮光来自麦卡悌的来信。戴德生常和麦卡悌讲到他的困扰，他们也常论及如何追求圣洁的生活。麦卡悌的信来到时，戴德生正在镇江。麦卡悌的挣扎和戴德生的窘境正好互相对照。

    我真希望能与你见面详谈关于如何追求圣洁的问题。你向我说及这事时，我脑海中正想着同一件事——不是因读书，或是看了弟兄的信而想起，乃是从失败而产生的感觉；我不断渴望追求灵里与主合一，有时那种契合好象很真实，但很多时却象幻觉一样，是那么的遥远！……

    亲爱的弟兄，我想这种种挣扎、努力、渴求，希望能更好的过基督促生活，都不是真正得到快乐、圣洁的途径，也不是为主所用的人应持的态度。当然，这比满足于现况好得多，但绝不是最佳的态度。我读到你留在这里的一本书，书名是（基督就是一切）（ChristisAll），里面有这样的话：

    「为主耶稣接受，就是圣洁的开始；为主耶稣所爱，就是迈向圣洁；为主耶稣所信赖，就能达致圣洁。

    「这（信心的恩典）是把我们的灵魂与基督，把救主和罪人系在一起的锁链……又好象一条流通的管子，从基督的丰富里满满地流下来。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变得结果累累……一个生命管理着所有部分。

    「那些深感到与基督同死，在他里面付上了罪的代价的人，将达到敬虔生活的最高层次。谁愈多在基督里，谁就愈圣洁，可享受大工告成后的喜乐。而有瑕疵的信心，则会绊倒许多人。

    我非常赞同最后一句话。让爱我的主凭他的旨意在我里面作工，借着他的恩典使我过成圣的生活。与主同行，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只仰望他，信靠他加给我力量克制内里的私欲；在大能的救主里得到安息，在完全的救思中得到赦罪的喜乐（这是主的应许）；更愿意以他的旨意居首位——这些都不是新鲜的话，但对我来说，却是新鲜的经验。我觉得好象处身在第一个荣耀的早晨中，不禁带着颤抖，也带着信心地发出欢呼。我好象来到无垠无际的大海边沿，但只啜饮一日，就得到完全的满足。现在，基督就是我的力量，是我唯一的工作动力，是喜乐的根基。愿他带领我们进入他那深不可测的丰富里！

    怎样增加我们的信心呢？只要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作的一切：他的生命、他的死、他的工作。）他向我们显明了他就是道，是我们常常思想的主题。不是挣扎去得着信心，或增加信心。我们只需要仰望那位信实的主，安息在爱我们的主里，从今直至永永远远。

    戴德生放下麦卡悌的信，说道：「我一面读信，一面恍然大悟，全都明白了！『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仰望耶稣，看见他说：『我永不离开你。』喜乐便如泉涌流在心里。啊！安息就在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努力挣扎，要安息在主里面，却是徒然！他岂不已经应许要住在我里面，永不离开我，永不撇下我吗？」

    当日，戴德生将麦卡悌的来信与镇江内地会的其他弟兄姊妹分享。白安美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现在他也得到灵里的安息，象主耶稣前些日子赐给我的一样。」

    在以后几天里，戴德生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神又给他新的亮光，使他对属灵的进深又有进一步的了解。他记述说：「当我想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时候，灵魂如同得着圣灵的光照！我一直想从树根吸取汁液，向他支取丰富，那真是大错特错！现在我才知道主耶稣不但永不离开我，我更是他的肢体，他的骨肉。现在我才明白到葡萄树不只是根，而是整棵树——树根、树干。枝子、嫩枝、树叶、花和果子。耶稣不仅是这些，他也是土壤、阳光、空气和雨露，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所需的千倍万倍。啊！能明白这真理是何等喜乐！

    「……能够与复活并被高举的主成为一体，是基督身体的一员，真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试想这里面所包涵的一切……事，因为我知道他必能成就他的旨意，而他的心意也是我的心意。

    「……我不能说自从我看见那亮光后，再没有犯罪；但我已不再需要靠自己挣扎来成圣。而且在光明中行，使我的良知更敏锐；连微小的罪也能立刻察觉出来，连忙认罪，得蒙主赦免；平安和喜乐也随即临到。」

    「现在我明白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影儿。它不是难以看见，而是超乎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只看得见事物的外表；信心却能透视事物的本质。你只可在本质中得到安息，得到饱足。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他应许的话语得到应验），那就是能力，就是生命。基督和罪不能并存；我们也不能既爱他，又爱世界，或者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

    戴德生来到扬州时，先探访祝名扬（CharlesJudd）。祝氏是去年由巴纳道博士（Dr．Barnardo）推荐加入中国内地会。他患了病，现正在康复中。

    「啊！祝先生，」戴德生一边说，一边在房间踱来踱去，双手放在背后。「神已经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了！我没有令自己成为枝子，是主耶稣告诉我，我就是枝子。我是他的一部分，我只需要相信他。假如我到我在上海的银行户口支取五十块钱，出纳员不能拒绝我伸出来的手，说那些金钱是属于戴先生的。他所有东西，我的手都可以拿取，因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也可认他丰盛的恩典中支取我所需要的一切。以前我只是从圣经中知道这些事，现在我相信它是真实无比的。」

    「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祝名扬记述说：「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他以前是劳苦担重担，灵里得不着安息的人。现今他在耶稣里找到安息，由他作工——这个分别实在太大了。无论他在任何聚会中讲话，总好象有股新的力量从他里面涌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充满新的平安，烦恼一点也不能获从前那样困扰他。」

    自从1868年起，在英国出版的一份称为《复兴》（Revival）的杂志里，发表了史密夫（PearsallSmith）牧师一连串关于圣洁的文章。由于他的影响，后来创办了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Convention）。1869年，中国内地会各人都收到这份杂志。白安美对戴氏的评语，以及戴氏时常提到「新造的人」和「与主合一」等观念都可能受这几篇文章的影响。

    布迦夫妇也非常熟悉《复兴》的文章，但他们认为其中所说的追求圣洁，是过于被动。布迦强调积极抵挡罪恶和努力服从神的重要。后来赖尔主教（BIShOPRyle）在其著作中，也尝试为凯锡克培灵会的不平衡教义作出修正。可是，没有迹象显示在中国内地的戴德生及其同工在积极工作和努力事奉上有任何不足之处

    第三十三章在天家相聚

    从1869年3月起，戴德生的儿子戴森姆（SamuelTaylor）感染了肠结核，无论戴德生和玛莉亚到那里去，都带着他，把赫拔、存义、小玛莉亚和查理留下给白安美和看护照顾。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使孩子生活不调，感染各种的疾病。

    虽然心里是舍不得，但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祷告后，戴德生与玛莉亚终于决定把年纪较大的四个小孩子送回英国，只留下一岁的查理在身边。白安美也患上肺病，这时病情日渐加深，实在经不起江浙地区夏季潮湿炎热的气候与环境，便答应护送孩子返英。戴德生形容自己快要跟孩子分离时的心情，说：「我们的前路是黑云满布。」但森姆却没有机会离开中国，因他的病情恶化，在187O年2月便去世了，离世时才不到六岁。

    玛莉亚也从森姆身上感染了同样的病。当时，她已怀孕。婴孩子1870年7月7日在镇江出生。玛莉亚为他取名诺尔（Noel），意即「平安」诺尔出生后不久，戴德生为玛莉亚诊脉，察觉有些不大对劲。当路惠理夫人（MaryRudland）拿着蜡烛进来，照在玛莉亚苍白的唇和脸上时，戴德生断定她是严重内出血。他彻夜不眠地陪着玛莉亚和诺尔。过了一个星期，玛莉亚愈来愈虚弱，而诺尔的情况好象还不错；可是不久之后，他口部发炎，加上腹泻，在7月20日便夭折了，只得十三天的寿命。玛莉亚为他选了两首诗歌。

    不久收到白安美的信，知道小孩安全抵英。玛莉亚想到小孩和祖父母相处的融治情景，心里便得着一点安慰。在一个凄冷的黄昏，戴德生把诺尔葬在他哥哥森姆旁边，那是位于镇江河畔，四面有墙垣围住的一处墓地。但玛莉亚因病不能参加葬礼。

    「我相信以后不会再麻烦你了。」葬礼过后，戴德生对那掘墓的人说。

    「我想在主的工作上，我们极需要她（玛莉亚）。」他对去年才加入内地会工作的费查理（CharlesFisher）这样说：「我对她的病情还抱有希望，可使我感到舒服一点。」

    葬礼完毕，大概是晚上八时，戴德生回家对玛莉亚说：「我们不如搬到近郊高地的房子住，因那里比较凉快。」

    「我在那里可不可以舒舒服服地洗澡呢？」

    戴德生点头，跟着很快就睡着了。

    玛莉亚叫狄乐义姑娘来为他盖上被子，以免着凉。

    一个小时后，戴氏醒来问玛莉亚：「你有什么需要没有？」

    「没有，你去用点茶吧，路惠理太太泡了茶在等着你。」

    戴德生便到邻房与路惠理夫妇闲谈。突然听到一个微声的呼唤：「德生！」戴德生赶快走到玛莉亚那里，发现她站在床边，非常虚弱，不能说话，也不能行动。他把她抱回床上，在四周放上枕头和垫枕，给她注射了一些兴奋剂，心里却担心着最坏的事情将会临到。

    「求神使我冷静，引导我作适当的判断。」他对路惠理说。

    玛莉亚心跳加速，戴德生恐怕她的肺部已不能正常运作。他给她喂吃一点食物和药。到了午夜十二时三十分，他劝路氏夫妇和李德（HenryReid）先行休息。

    「我的头烫得很，」玛莉亚稍为恢复气力后说道。

    「让我把你的头发剪薄一些。」

    戴德生发现玛莉亚的头发已打了结，所以他索性把她所有头发都剪掉。

    他剪完后，玛莉亚摸着她光秃的头，微笑道：「这就是你所谓剪薄一点吗？好了，我现在舒服多了，但观瞻则由你负责！」

    她伸出那瘦弱的手抱着他亲吻。

    之后，她睡着了。戴德生让狄乐义姑娘陪伴她，自己则到隔壁的房间和路惠理夫妇一齐祈祷。他们都尽上心力祈求玛莉亚能康复。

    凌晨二时，他再给玛莉亚吃了些食物和药，陪伴她至三时。狄乐人不肯离去，所以他吩咐她到了四时便唤醒他。曙光初露，玛莉亚已到了弥留之间。那天是7月23日。

    「亲爱的，」戴德生说：「你快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

    「要离开你？」她回答说：「你这样想吗？什么令你这样想呢？」

    「是我看出来的，亲爱的。你已不能支持了。」

    「是吗？我不觉得痛苦，只感到疲倦。」

    「是的，你要回天家了，你很快便可与主耶稣在一起。」

    「亲爱的，我很难过。」

    说到这里，玛莉亚顿了一下，似乎想要控制难过的情绪。

    「亲爱的，你与耶稣同在，不会感到难过吧？」戴德生问。

    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回答时的眼神，她说：「啊，不，不是的。亲爱的，你知道在过去十年中，主与我的灵没有隔阂。我决不会因往他那里去而难过；只是在这时候离开你，留下你孑然一身，我才觉得难过。然而，他会与你同在，供给你一切的需要。」

    每一个人都聚在玛莉亚的床前，包括从镇江另一间内地会布道所赶来的夏维（ThomasHarvey）和韦特（RobertWhite）。

    有些对玛莉亚十分敬重的中国仆人和中文教师都来到房间里。她跟每个人说了几句话。

    「信靠主耶稣，我们日后便可在天堂相会了。」她对还未信主的仆人说。

    她给戴德生几个亲吻，要他分给在英国的儿子和女儿，也给他们每人留下几句话。之后，她再不能说话了。她将一只手抱着戴德生的颈，另一只手则摸他的头，示意他要仰望天家。他看到她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爱和信靠」。她的唇在动，但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之后，她便睡着了。大家看着她的呼吸愈来愈微弱，但都不敢肯定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因她没有一丝痛苦的神色。

    戴德生跪在床边祷告，说：「亲爱的神，谢谢你将玛莉亚赐给我；谢谢你给了我们十二年半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谢谢你把她接到你的身边。我在此重新将自己献上，为你工作。阿们。」

    他给杭州的美国长老会写了一封短函（这份函件到现在还存留下来），上面写道：

    可否麻烦杜德（Dodd）先生把这消息告诉福小姐和麦卡悌夫妇？……戴德生夫人因感染肠结核去世；婴孩也死于腹泻。他们都是蒙福的！我也是一样。为了他们能亲近主，获得难以言喻的福乐，我心充满喜乐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主内

    戴德生上

    他把玛莉亚一绺柔软而浅棕色，几近乎金色的头发寄给他的父母，也给每个孩子一绺。他在信封上写着：「这里只是一半。我不敢冒险把全部一次都寄上。小心保存它。戴德生字。」

    7月28日星期四，费查理和夏维穿着中国传统的白色丧服，走在玛莉亚灵柩前面，灵柩是由八个中国人抬着。戴德生和其他传教土穿着白色丧服走在后面。他们之后还有英国和美国的领事、海关的外国官员，以及差不多所有居住在本省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些人想为她立一个墓碑，但给戴德生婉拒了，因为他想由自己来办。

    戴德生亲自在墓旁主理葬礼。他宣述玛莉亚的家庭背景、得救经过、在宁波的生活，以及扬州暴乱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三天后，他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英国的三个孩子。他写道：「诺尔有一对柔和、美丽的小眼睛、长而闪亮的睫毛，一张小嘴，象极了恩。」他并且复述玛莉亚临终时留给他们的话。之后，他说：「或许神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把你们亲爱的爸爸接去。但神永远是你们的天父。」其时他已患上疟疾。这种病在当时是随时可夺去人的性命，所以他才写了这样一封令孩子看得心急的信。

    关于玛莉亚的去世，布迦有这样的描述：「她的人生真是宝贵而有意义。对于我们、对于她亲爱的丈夫、对于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工作，是何等需要她的生命延长下去，但神自有他不同的心意。她对中国的知识、风俗习惯、言语和思想模式，皆有深厚的认识。即使在最后生病的日子当中，她还从事写作和修改等文字工作。她现已离开了，在劳苦中得到安息，睡在主的怀里。她在光辉璀灿的时候，倏然消逝，以致这地上的人不再认识她。但对我们来说，她是一个荣耀的见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韦特的家在镇江一座山丘上，可以看到长江壮丽的景色。戴德生独坐那里，思潮起伏。他写道：「几个月前，我的房子是多么热闹，所有人都在我身边。但现在何其孤寂——森姆、诺尔和我宝贝的玛莉亚都回到主耶稣那里；年纪较大的孩子又离我这么远，连小查理也在扬州。从前，我也曾离家出外工作；但每次回家时，总受到热烈的欢迎。但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难道这次没有归程了，也没有回家团聚的盼望？我亲爱的躺在冰冷的草地下。这是噩梦还是事实呢？啊！这是真的。但我还有回家团聚的盼望，而这次团聚后，便再也不分离……『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天家有没有一处地方，是预备我和亲爱的家人团聚呢？」

    他写信给福珍妮，感谢她来信安慰，他写道：「当我为她哀伤的时候，我就感到无助无用。但当我以她的喜乐为乐时，往往可稍减愁苦。不过，我有时不禁感到困乏……若不是我懂得倚靠主的全备和同在，我心早已碎了……我离开我所爱的并不遥远，她与我也相近。不久，我们将可相会。……晚安。」之后，他忽然记起珍妮还是独身的，所以他又写道：「耶稣是你的福分，你的良人。……主内，戴德生上。」

    玛莉亚去世后十天，戴德生写信给他的母亲说：「在我灵的深处，我深切知道神准许所有事情发生，自有他的美意，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他——亦只有他——知道我的爱妻对我是何等重要。他知道我眼里的光彩和心中的喜乐，都在乎他。但他认为把她召回是好的；我也相信这对她确是好的……她在神的慈爱中安然离去，没有痛苦；对于独自劳苦的我来说，亦未尝不好——我与神比从前更加亲近，所以也不觉孤单。

    第三十四章爱是不嫉妒

    内地会的工作进展甚佳。杭州新巷的教会有十五名华人受洗，现在，教会人数已达到六十七人。王立群在四周的乡镇开设了四间布道所，有定期的聚会，也有七位全时间的中国传道人和圣经分发者，都归他监督。麦卡悌则不断开办查经班和布道训练班，帮助培训中国工人。这些中国同工常到华人家中探访，或在茶馆里与人谈道，传讲福音，有时是麦卡悌陪着他们，有时只有他们自己。

    杭州的福珍妮（JennieFaulding）在办学方面别出心裁，也很成功。戴德生到来访问时，福姑娘便带他参观学生宿舍。一间长长的房间，有七个窗户，一边排着一行六张的床，供学生躺卧，另一角则是老师的床。每个学生有两个小柜子和一颗墙钉用来挂物。

    「这些孩子自己清理房间，」福姑娘告诉戴德生说：「也自己洗衣服。我特别雇了个老妈子替他们修补衣服，有时也帮忙洗熨。她为人很好，叫做杨妈。我每天给她四角钱和半个铜板，食物自己负责，由早上工作至下午五时。昨晚一个学童要求受洗，其它几个也希望成为基督徒。」

    据王立群估计，杭州教会的会友中，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是受了福姑娘的影响而信主。除了繁忙的校务，珍妮也常常到城中各处做探访的工作。

    在1871年初，戴德生认真地考虑回英国一行。布迦夫妇不断写信催促他回去会谈差会的各样问题，并与支持的人会面，顺道看看在英国「三个强壮活泼的孩子」。

    其它内地会同工也到了休假的时候。福珍妮的父母不断写信提醒她在起初的时候，只是答应到中国工作五年。所以戴德生和她打算联袂返英，同行还有宓道生夫妇；因为宓道生健康甚差，恐怕受不住炎热潮湿的夏季气候。（后来宓道生康复了，四十年后才在华去世。）

    由于要负责接生，戴德生迟迟不能动身。他在五月替美国领事夫人接生后，到了七月又要为祝名扬夫妇的初生婴孩祝康宁（FrederickJudd）接生。祝康宁长大后，成为内地会的领袖之一。

    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孩子说：「我已经把风琴卖掉，钱用来完成建校的工作，以纪念你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弹这风琴，我弹了一些你妈妈喜欢的调子。」

    麦卡悌和福珍妮从杭州到镇江，和戴德生商定计划。麦卡悌将负起福珍妮在杭州的工作，而福姑娘则会到上海和密道生一家会合，与他们同船回国。中国内地会的干事则由费查理（CharlesFisher）担任。原定是戴德生随时能够抽身，便随时先行返国，但最后却是一起同行，还加上负责印刷工作的中国基督徒李兰丰。

    戴德生和两岁半的儿子小查理一起乘船沿长江往上海，同船还有天主教神甫石清格（PereSechinger），他是在扬州教案之后认识的。戴德生对石神甫的印象是「诚恳而虔敬」，又说：「他对中国信徒的观感正合我心。」天主教在华的工作比基督教开始得早，他们的方法和戴德生一样，深入中国内地，与商人团体完全划分，而且穿着中国服饰。

    在航程中，宓道生的身体不适，而宓太太则需照顾孩于，不能分神。结果戴德生和福珍妮有很多时间共对。他们一起谈话，一起祷告，不再苦于中国事工的压力，一起享受轻松愉快的旅程。戴德生发现自己爱上了珍妮，并且向她求婚。这时玛莉亚死后已逾一年，在当时而言，这样的感情发展不算过于急促，困为那时的死亡率甚高，配偶死后及早再婚是极普遍的事，尤其是有小孩需要照顾者。当时戴德生三十九岁，福珍妮二十八岁。

    船经过红海时，戴德生写信给珍妮的父母：「我不是……请您们舍弃女儿，而是请您们……从心底里也接纳我。」他又说他很快乐，因为他的爱得到「完全的回报。」

    戴德生和福珍妮无拘无束地谈到玛莉亚，戴德生永不能忘记她。珍妮也敬爱玛莉亚。两人以后常常谈起她，一点也不感到尴尬。

    「玛莉亚向我表示她最后的愿望，」戴德生写着：「就是如果她被神接去，我应及早再婚……我知道我对她的爱不会改变和减少，我是绝不能在三五年间忘记她的。你不知我爱她有多深，很多时候，她的影子萦绕在我脑际……亲爱的珍妮也不会要我把她忘掉。她在我心里有她的地位，因为她的爱没有嫉妒。」

    1871年9月21H，船抵达法国马赛。他们先乘火车到巴黎，四天之后便到达伦敦。

    福珍妮的父母对戴德生说：「我们可以答允你俩的婚事，但得在珍妮回家一年之后才成婚。」

    当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他们要遵从这样的吩咐。但他们不愿违逆双亲，珍妮流泪央求，戴德生也希望能说服他们。

    福太太说：「我之所以反对你们过早结婚，是因为你们两人现在的健康都不甚佳。」

    终于福太太不再坚持两人要一年后才结婚，福先生原本也不是强烈反对，所以婚礼便顺利于11月28日在丽晶教堂（Regent’sParkChaPel）举行。婚后他们没有度蜜月，就回到伦敦迈德美公园路（MildmayPark）64号和孩子们同住。

    布迦夫妇的健康都不大好，而且布迦先生受到别的困扰。他接受了一种神学见解已有一段日子，认为有些非基督徒死后不至于受永远的刑罚。圣公会、浸信会及弟兄会都把传扬这种观念的人驱逐出会，如果大家知道布迦是赞同这种见解，那么支持内地会的正统派信徒一定表示不满，甚至以后不再援助内地会。

    布迦为内地会鞠躬尽瘁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他在公共关系方面一直做得不好。他编辑《不定期报》（tjccasJ’onal），刊登内地会传教土的消息，寄给内地会的支持者。他的编排有序，但风格呆板乏味。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才，所以请戴德生找人接替他的工作。

    1872年1月初，戴德生在培兰路（PyrlandRoad）六号租了一座新房子，离开纽惠敦格林（NewingtonGreen）不远，旁边是田野和一个鸭子池塘。他们全家在1月15日搬进新居，此后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戴德生带着李兰丰到处参加聚会，也和他参观伦敦的名胜；此外，戴氏又接见和指导准传教士，而且尽可能亲自向捐献者回信道谢。

    他又到西部一趟，在班士德堡（Barnstaple）见过翟文（RobertChapman）牧师，又在布里斯托的伯赛大教会（BethesdaChaPel）中讲道，晚上在穆勒家里度宿。

    回到伦敦后，戴德生被邀在迈德美大会中讲道，而另一位讲员是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D.L.Moody）。赴会的人数极多，他们大声唱着「飘送，飘送，福音随风飘送」这首诗歌，然后坐下来听戴德生讲道。戴氏站起来，眨一眨眼睛，但相当严肃地说话。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风永不能将这个爱的故事飘送到地极的黑暗之处，一定要有象我们一样，……希望遵行宣教大使命的人把它带去。」

    会议期间，一对来自德文郡（Devonshire）的小姐住在培兰路六号戴家。她们是苏尔陶（Soltau）津师的千金：汉莉达（Henrietta）和露丝（LllCy）姊妹。一天午餐后，戴德生、珍妮、自安美和苏尔陶姊妹一起来到客厅，站在一张中国大地图之前，上面注明了九个还没有内地会工人去到的省分。

    戴德生问她们：「现在你们有没有信心和我一起向神呼求，请他给我们十八个人，一对对进入这九个未有福音传到的中国省分去？」

    汉莉达和露丝向戴德生承诺，每天为此事祈祷，直到实现；然后所有人手牵着手，由戴德生带领，为那十八位生力军祈祷。

    在戴德生的生日那天，五岁的女儿小玛莉亚送给他一份礼物，是她自己制造的。他把她抱在膝上，看看她究竟送他什么。那是一块小木板，上面插着一只夹子，夹上挂着半个贝壳。戴德生不明所以，便想试问女儿那是什么。女儿说：「我想这是你最喜欢的船，可以带你回中国去。」

    戴德生十分快乐。他记述说：「我从来没有收到一份礼物使我这么高兴，或是如此值得我珍惜和怀念的。」

    小玛莉亚说得对。戴德生和珍妮准备行装，重回中国去的时候到了。这次他们留下一个全面的小队，在英国负责「内务」：由安美接替布迦先生的工作，苏亨利（HenrySoltau，即汉达和露丝的兄弟）和另一位建筑及土木工程师何理察（RichardHill）同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管理委员会[即后来简称为伦敦委员会（LondonCouncil）〕的义务秘书。其它委员包括司库查约翰（JohnChallice），他是一家公司的总裁；贺威廉（WilliamHall），他是白兰斯顿教会（BryanstonHall）的执事；还有侯尔道（TheodoreHoward）、韦约瑟（JosephWeatherley）和苏乔冶（GeorgeSoltau，亨利的兄弟）。苏乔治负责训练准传教士。

    戴德生也说服了一大批人出任中国内地会的顾问，包括巴纳道先生（ThomasBarnardo）、班主德堡的翟文先生（RobertChapman）、金尼斯先生（GrattanGumness）、穆勒先生（GeoTgeMuller）、宾法特牧师（WilliamPennefather）和韦士托爵土（LordRadstock）o

    1872年１O月，戴德生夫妇回到中国。他们先在杭州停留，珍妮接替麦卡悌监督教会，而戴德生则计划在圣诞节过后，到杭州以南各城镇探访。

    1873年4月，珍妮流产，一对婴儿胎死腹中。她很快恢复过来，在她给母亲的信中说道：「这段日子是戴德生最焦虑的时刻。」现在她盼望五月中搬到扬州，以那里为根据地。

    戴德生向来希望杭州的中国信徒能够负起教会大部分工作。这一直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主要策略。他希望内地会的工作能够本土化和内地化，尽可能减少外国同工。他的最终目的是每一省只设一位监督和两位助理，由外国教士担任；而每个重要城南皆有中国同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则设专人分发圣经，也由华人担任。同时，他希望在1873年底之前，能够开办一所圣经学院，训练中国工人。

    看到中国信徒增多，而且在传道及植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感高兴。他相信中国教会的将来是寄望在这批中国同工上。他写道：「我看我们外国传教士如建屋时搭的台架，屋子建成后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搬到别的地方愈好，以便在别处做同样的工作。愈旱建立，愈快迁拆，愈对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有更多好处。」这种策略一直是内地会发展传道工作的方针。

    杭州及浙江一带等地，工作发展甚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单内地会在此地区工作，其它差会也陆续而至。自1864年太平军败北之后，浙江省的中国传道人数目，在十年来已由十五或二十人增至一百人，信徒人数也由四百增至一千四百人，其中有百人以上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中国教会逐渐壮大，开始装备自己，为将福音传遍全国而努力。

    第三十五章百般的试炼

    戴德生一直渴望中国内地会能有一位监督，负责行政的工作，而他自己则致力于开荒、传教和植堂的事情。1873年5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苏亨利。

    如果这里有一位能干的同工，完全可信赖，能感染他们，而且对神满有信心，又晓得如何与其它传教士相处，那么，我们的工作三年内将会加倍发展，提高果效。不过，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位无论在学问上、智能上和灵性上，都可以胜任的人。

    我亲爱的弟兄，你现在能否和我一起同工呢？……

    难道这是没有价值的事情，不值得你去牺牲，使它实现吗？难道我们的主不值得我们全时间、全心、全意、全力去事奉吗？……

    我不是一时冲动才写这一封信。我知道要达到我所提出的，实在很困难。我也知道你若踏上这一步，要作多大的牺牲。但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该如何衡量呢？这里一个省分，已象欧洲的国家一样大。当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每个省分有一千五百万、二千万、二千五百万人口的时候，我们能忍心看着他们走向灭亡之路吗？

    戴德生又写信给白安美说：「我盼望苏亨利先生有信心将自己交托给神，我也希望你有时间与他商谈此事，并为他祷告。」但戴德生不知道白安美此时已因患肺痨而奄奄一息。从伦敦发出的信形容她的情形是「危在旦夕」，「准备回天家」。

    苏亨利还在考虑的时候，戴德生仍要面对各样难题。当泰州工作进行顺利，路惠理夫妇就开始有点自满。他们在《不定期报》（OccasionalPapers）中发表报告，述说成功的经过，语气显出骄傲和自负。之后，泰州掀起了反洋和反基督教的情绪。路惠理立即换回外国服装，表示他有领事和战舰作后盾。此外，路惠理夫人说她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教士亲吻另一个中国信徒的妻子。她把这事宣扬出去后，两个男人都怒气冲冲地撇下工作，离开泰州。路惠理也向中国内地会提出辞职。

    在宁海内地会的中国同工又开始嚷着要加薪。「啊，只有圣灵的洗礼……是唯一解决些问题的方法。」戴德生在写给珍妮的一封短函中说道。

    1873年11月，祝名扬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从英国返回中国。跟他们一起的，有包玛莉、戴亨利（HenryTaylor）（与戴德生没有亲属关系）和一位活力充沛的内地会新任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Baller）。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观察力极强，他不知道戴德生要面对那么多问题，第一次见戴德生，便觉得他是「我所见的人中最古怪的一个」。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戴德生除了圣洁严肃的一面，还有令人轻松愉快的幽默感。

    11月7日，戴德生把戴亨利和鲍康宁带到南京。用整整十天的时间训练他们，向他们介绍既复杂却又有趣的中国习俗。有一件事令鲍康宁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戴德生讨价还价的能耐。中国人时常在戴德生租赁船只、签约买地或房子时提高价钱。于是，戴德生不慌不忙地与他们讨价还价，他从容的态度是他议价时的最大力量。他深知道中国人喜欢绕圈子——慢慢斟酌和集中讨论细节。

    鲍康宁相信戴德生这种做生意的技巧，毫无疑问为内地会节省了不少金钱。他说：「他如果从商，他的才干是以使他成为商界奇才。」

    1873年10月，戴德生长途跋涉到各分会探访后，便返抵泰州，渴望与珍妮相见。珍妮因有好几天没有听到戴德生的消息，很是挂念。心想他也许在途中生病。所以在路惠理的陪同下，出发找他。

    「戴夫人今天早上离开这里往宁海去了。」戴德生返抵泰州时，他们告诉他。

    「回来发现你今早已离开了，试想我是多么失望，」他写信给珍妮道：「昨晚我一直想念你，今天大部分时间也是这样。」最后，他们在宁海相聚了，接着的十二月，他们留在泰州过圣诞节。

    1874年头几个月，中国内地会的经济出现拮据。戴德生写信给英国内地会的义务秘书何理察说：「虽然经费不足，但我从没有象现今这样快乐，这样的无忧无虑。……请不要为经费一事作出任何呼吁。」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不久之后，穆勒寄来了一封信，里面附着有三百镑（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啊！我亲爱的弟兄，」戴德生写信给英国内地会的司库查约翰说：「能确知神是活着，我们可将忧虑卸给他，实在是何等喜乐的事！……我只是他的代理人；是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从他自己丰富的恩典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你们可以做的，就是祷告，并靠着信心和爱心作工。」

    虽然有这么大笔捐款，但也不能维持很久。内地会大概需要一百镑来维持每周的工作。它有超过五十间建筑物，包括房屋、教堂和学校等，需要维修，其中五分之四要付房租。内地会的工作已伸展到五省以上，旅费自然也跟着上升。

    虽然内地会的行政工作占了戴氏大部分时间，但他还是喜欢出外走动，探访各处的中国人。在往太平的船上，他就主动与一位七十二岁的老者搭讪。

    「请问贵姓？」

    「我姓陈，有一件事常常困扰我：世界万物皆虚浮，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常犯的过错呢？」

    「是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群传教士才特地来到中国。」

    「我们的学者说人是没有来生的，人死后，灵魂也消灭了——但我不相信是这样。」

    他那中国式的怀疑论很自然地把他带到真理去。

    在戴德生婚后的第一个生日，珍妮送他一本新出版的巴斯达串珠圣经（BaxrerPolyglotBible）。把书看完一遍后’他惯常记下日期。在最后的空白页上，他用铅笔写着：

    1874年1月27日。为了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未有福音传到之地，求神加派五十或一百名中国传道人及一些外国监督到这里来；也求神派人打开那九省的福音之门。

    五月下旬，戴德生和祝名扬计划从长江出发到武汉去，打开华西布道之门。他们在6月1日乘坐小汽船「汉阳号」出发。

    三天后便到达武汉。下船时，戴德生不慎从梯子第二、三级摔下去，脚跟最先着地，脊骨和脚踝都非常疼痛。那一瞬间，他感到呼吸困难，不能动弹。他被抬到旅店的一张床上，几小时后，呼吸才稍觉畅顺。

    武汉一位卫斯理会传教士郭修理（JosiahCox），坚持要戴德生搬到他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戴德生的背痛减轻了，但还得用拐杖走路。他认为这次的受伤并不严重。

    戴德生和珍妮计划回国探望小孩，同时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他们在八月底出发。船到了法国的马赛（Marseilles），就传来噩耗：白安美因肺病已在七月离世。旅途中，戴德生的背伤开始恶化。抵达伦敦时，他甚至扶着拐杖也寸步难移。

    1874年12月，戴德生躺在培兰路六号的床上，背脊和两腿差不多完全瘫痪。床头上面垂着一条绳子，给他抓着来左右转动。在内地会这个历史时刻，他只能在床上指挥一切工作。他的睡房变成差会的总办事处。范约翰和其他义工常到戴德生的床边，花数小时做笔录的工作。伦敦内地会的委员会也在那里开会。珍妮致函在烈定（Reading）卧病中的路惠理，信上说：「看来我们和你们一样，很难重返中国了！」它不象是珍妮的语气——由此可见戴德生当时的病情应该是很严重的。

    后来，戴氏又染上严重痢疾。他立了一份新的遗嘱，将一切留给珍妮。当时，珍妮正怀孕。所以孩子都暂时由侯尔道（Howard）、金尼斯（Gumness）和戴贸美三个家庭分别照顾。戴德生的妹妹阿美妮已有九个小孩，其时将有第十个哩！

    到了圣诞节，戴德生开始康复。他在床的末端挂着一幅中国地图，这样，便可以看到那九个省分，并更迫切地为那「十八位」传教士祈祷。他口述了一篇题为「请为超过一亿五千万中国人代祷」的文章，同时在几份刊物上发表。那篇文章的结语是：「可否请各位基督徒读者把你们的心交给神，然后用一分钟时间迫切地向神祷求，求他今年差派十八位适合的工人到中国去，专心为主工作。无论是热心的青年、商人、文员或是店务员，凡有与公众接触的经验，知道怎样符合买卖双方要求的，都适合做这份工作。他们要有很大的信心、虔诚的奉献和火般的热心；同时要有乐意为主生活、作工和受苦的心志，甚至在有必要时，为主而死。」

    1875年1月7日早餐后，除了珍妮外，每一个在培兰路住的人都围在戴德生床边，为他祷告。珍妮在另外一个房间待产，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正在分娩。一个小孩探头看见她，便连忙将情形告诉祈祷会中的人。

    「请问狄乐义姑娘可立刻来吗？」

    狄乐义来到时，珍妮的婴孩已经出世了。她赶紧跑到戴德生的房间，推一张沙发椅到他床边，让他滚卧上去。然后把这临时制造的手推车推至珍妮的房间。他很困难地坐起来，进行产后必需的手术。当一切完毕，他已筋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他们为孩子取名安纳（Ernest），将来也是到中国去的一位传教士。

    1875年3月，苏亨利终于答应戴德生的邀请，到中国出任内地会的监督。他和范约翰在三月底同往中国，并设法从缅甸找通道进入中国的西部。

    还有更多好消息。经过广泛的宣传后，有二十位青年人对「十八名传道者」的呼召作出回应，其中有几位颇适合。戴德生给他们回信时，都附上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你要作苦工，而不求人的记念；要讨神的喜悦，而不害怕得罪人；并有充分的准备，甚至在有需要时，愿意为主流血作见证；很多时候，又乐于接受财物的损失；……但在救人灵魂的事工上，你肯定可以得到极大的收获，有不朽坏的冠冕为你存留，还会得到主人的赞赏。」

    扬州教案之后七年，有损内地会名声的传言已经不胜而走。到了1875年，一般人都很支持内地会。对戴德生来说，好消息和高声望犹如一服滋补的药品，使他的健康日渐好转。到了四月，他已经能够自己上下楼梯，而且在花园散步。然而，他能否回到他挚爱的土地上呢？

    第三十六章没有缺乏

    中国内地会出版的《不定期报》是一份袖珍册于，每本由十页至三十页不等。戴德生希望这份出版物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也打算改变它的形式。珍妮建议用「中国亿兆和我们的工作」为题。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内地会工作的重心，一直沿用到1875年底。之后，再简称为（中国亿兆）（China’sMIllionS）。到了现在，这份刊物还是一本受人注目、内容丰富的宣教杂志，不过名称已改为《东亚亿兆》（EastAsl’aMIllionS）。

    1875年5月，戴德生计算那个月的奉献，只有六十八镑，还差二百三十五镑才可供给中国内地会三个星期的开销。培兰路六号每天都定下时间为中国代诗，戴德生把经济情况告诉他们，说：「让我们在祷告中提醒主。」

    那天傍晚，邮差带来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张支票，数额刚超过二百三十五镑。由此可知神悦纳戴氏所作的工。

    六月，戴德生把拐杖换了手柄，他在伯莱墩（Brighton）举行培灵会，主题是「信靠神」。当要乘火车离开伯莱墩时，在车站碰到俄国贵族卜林基伯爵（CountBobrlnsky）。

    卜林基是前俄国政府的大臣，也有参加这次大会。

    「我们一起坐吧。」伯爵说。

    「但我持的是三等票，」戴德生回答说。

    「我的票可以坐三等，不成问题。」

    在路途中，卜林基从袋箧里拿出一张银行汇票给戴德生，数额是五十镑，相等于现在的一千五百镑至二千镑左右。

    「你有没有弄错呢？」戴德生问。

    「我本意是只给你五镑，但看来神定意给你五十镑了。」

    回到培兰路，戴德生发现全家正为中国事工所需的费用举行祈祷会。他们所欠的款项是四十九镑。卜林基的捐献来得正合时，他们欢喜地领受了。诸如此类的事件，令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

    一位神学讲师穆亚（C．G.Moore），时常到培兰路探访戴德生，他形容戴德生的书房满盒子，四壁却是粗糙的书架。离窗口不远的书桌上则堆满信件和纸张。火炉前面，有一张小地毯，上面放着一张又低又窄的铁架床，把地毯差点完全遮盖了。

    戴德生就躺在那张铁架床上，和穆亚谈话。穆亚形容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间」。戴德生不象他想象中的伟人。他一点「傲气」也没有——就象基督所说那种要承受地土的人一样。

    另一位到过培兰路的访客，则记得六岁半的戴查理，一直问他父亲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而赫拔和存义则在桌子下角力。

    列夫人（MrsRich）常常捐助内地会。她写信给戴德生，说她听闻内地会传教士很多时候因经济困难而放弃圣工，转去从事世俗的工作。

    戴德生立即回信，要求她指出消息的来源。「这完全是误传，……虽然供应常在需要关头才突然临到，但我不相信有任何传教士的儿女，或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会出现缺乏食物和衣服的情形。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因欠缺金钱而工作受阻；没有一个人因这原因而健康受损；也没有一个人因这缘故而离开工场，或是因此而忿忿不平。……」他承认「有些时候，银根很紧」，但这正好鼓励中国信徒尽力奉献资助传福音的工作，而不会认为宣教只是富裕的社会和国家应该全力负责的。他又解释有些会员离开或被解雇，是完全与经济无关的。列夫人接受了戴氏的解释，继续支持内地会。

    现在，戴德生认为自己已完全康复，可以回中国去工作。但谁来负责选新教士？谁来负责《中国亿兆》的出版工作？又谁来安排和寄发所收的献金呢？他以前曾经尝试说服他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恩波（BeniaminBroomhall）参加内地会或其他宣教团体，前往中国工作。他到高达明（Godalming）探访他们。

    「你们可否来培兰路一住，协助我的工作？就把它当作试验吧！我需要人手帮忙出版和发行《中国亿兆》，并且接待候选的教士。」他愿意从珍妮在澳洲的叔叔留给她的遗产中，拿钱出来，给他们买一间房子，而且支付他们的薪金。

    戴贺美和海恩波终于答应八月搬到培兰路二号。他们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年——那座房子在中国内地会中，颇负盛名。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六号，而中间四号的房子，就充作办公室和接待候选教士之用。

    自从发出「十八位传教士」的呼吁后，应征信件象潮水般涌至。六位在传教事工上已素有经验的同工，也自愿请缨。八月，在司布真牧师的大都会基督会堂（MetropoliranTabermacle）里，举行了一次聚会，与会者达一千五百人，再次欢送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去。而另外九位则在1876年2月加入宣教行列。珍妮写道：「这便组成了十八位传教士。」她没有把他们的姓名—一列出。但一计之下，那时候好象已有二十位传教士了，而且更有陆续而来的。在1876年，至少有六名女教士也被差派赴华。

    戴德生很想离英近华，因为这些传教「新丁」需要人指导，认识有关中国生活的良风及恶习。但他首先要委任一位全职的干事，负责在英事务，以代替辞职的问理察（RichardHill）。何理察举荐苏威廉（WilliamSoltau）代替他。戴德生一面开始训练苏威廉，一面把更多责任交托他的妹夫海恩波。

    戴德生的挚友史蒂丝（MissStacey）小姐，在1876年5月去世，这个打击使他病了一个星期，不能工作。但他很快从忧伤中回复过来，九月便乘船到中国去。预算这次只离开十个月，所以珍妮留在家里照顾六个孩子（包括她自己生的两个），并全时间的参与培兰路的行政工作。

    船到巴黎后，戴氏把文件箱遗在岸上。箱中有很多他预备在旅途上要做的工作，因此，他除了在旅途中勤于写信外（他给珍妮写了很多信，也写得很亲蜜），差不多是被迫在船上度过一个长长的假期。

    戴德生于十月底到达上海后，又在前往镇江的途中患上痢疾——这个病是他一生中常常复发的。1876年9月14日，就是他离开英国后的一个星期，中、英两国签署了烟台条约。消息传来，使他对前途感到十分兴奋。现在，持有护照的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旅行，并明文规定受到安全的保障。在条约签订后的四个月里，内地会的传教士已先后进入六个新的省分，来到那些从未有洋人踏足的中国内地。这些年轻的传教士受到各种不同的对待；有些人很友善，但也有些人很凶恶。戴德生把他往湖南途中的遭遇记下来，他提到湖南的妇女时，说道：「她们全心全意崇拜偶象，但都得不到满足，她们的心灵仍是一片迷惘。」

    约一个月后，戴德生遗落在巴黎的文件箱竟然寄到镇江。他的工作计划才可完全展开。「我的工作量是我所能承担的四倍，」他诉苦说。书记费查理已回国休假，又找不到人接替他的工作，只有由戴德生偏劳了，另外，还有《中国亿兆》的编辑工作。

    每日工作至凌晨二、三时，戴德生便坐在他的簧风琴旁边，弹他心爱的诗歌。以下一首就是他时常弹奏的：

    耶稣，我在安息，

    安息在你的喜乐中。

    你的爱是何等伟大。

    记得有一次他和倪义来一起读各地传教士寄来的信件，有些报导他们遇到的各种危险和困难。戴德生倚着书桌，一边读信，一边哼着「耶稣，我在安息」这首诗歌。

    倪义来问：「我们的朋友正遭遇危难，你还能哼着歌吗？」

    「就算我生在这里，为这些事情忧虑，也是无济于事，而且使我不能做我所当做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将一切重担交卸给主。」

    1877年5月，在中国的各差会于上海召开一个联合会议。这个会议看来会惹起不少争论。自从七十年前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始，中国的传教工作已有多倍的增长。来自不同宗派的五百多位传教士，对于宣教工作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差会（例如内地会）着重直接布道和植堂的工作；有些则着重教育和培训方面。会议中有些人批评内地会，说他们派遣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传教士，长途跋涉到中国内地去。「名词问题」也是一个引起激辩的焦点。所谓「名词之争」，就是用哪一个中国词语来翻译经文中的「上帝」。

    戴德生担心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纷争。除非会议中有圣灵的充满，否则难免出现分歧。所以他先邀约了大约三十位来自四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在武汉会面，一起祈祷，作属灵的装备。在这个会议结束时，伦敦会的杨格非（GriffithJohn）说：「我为戴德生感谢神；我为中国内地会感谢神；我为我的年轻弟兄感谢神。」

    三个星期后，大约一百四十多位来自十八个差会和三间圣经公会的男女牧师、教士和传道，举行会议。引起争论的「名词问题」，虽然在一次演讲中提了出来，掀起一场争辩，但没有列在议程内。戴德生为内地会到偏远地方传福音的宗旨辩护，认为这是建立教会的必备工作。有两位讲员认为西方的世俗文学和科学知识，比宗教更能有效地驱除迷信，但他们不为大多数人所支持。大部分人接纳戴德生和杨格非的路线，就是传道的主要目的是宣扬神，指出罪恶和救恩，但也不抹煞文学和科学的价值。

    总而言之，在此次会议中，协议多于争辩，而内地会也普受人接纳。戴德生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传教事工最重要的一步。

    上海会议之后，戴德生的坐骨神经痛又告复发。之后，戴德生出发到浙江的布道所去，与他同行的有韦里信（ElizabethWilson）女士。韦里信女士从小就想献身宣教，终于在踏入中年后，才能实现她多年的梦想。她中年白发，在中国人当中很受敬重。途中他们不只一次被华人请到庙宇里聚会。而庙宇中的偶象已被清除，改作基督徒崇拜的地方。

    韦里信女士永远不能忘记戴德生的白色文件箱，以及他每天为内地会祷告三次，并逐一为他的同工提名代祷的习惯。

    戴德生留在中国的时间，已超出他预期的十个月。但他想在回英之前，再做一件大事，就是在宁波召开一个与英、美差会有关的全浙中国牧师及传道人大会。会中他极力赞扬他们所作的贡献，而且希望以后中国每省都能举行同样的会议。

    之后，是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珍妮所生的两个孩子，尚在学步阶段，对于在圣诞归家的父亲，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但戴德生却很欢喜看到他们。同时还有十六岁的赫拔、十五岁的存义、十岁的小玛莉亚和九岁的查理，再加上和他们同住的童美莉（MillieDuncan），她是童跟福遗下的孤女。这真是一个热闹的圣诞节！

    第三十七章梦想成真

    华北各省，特别是山西省，正发生最严重的饥荒。由于长期干旱，小麦等粮食欠收，武汉和宁波两处的内地会区会，都遵照戴德生的建议，捐钱援灾。

    戴德生回到英国，在许多聚会中报告灾情，并在报章上发表。结果，收到的援灾捐款，比布道捐献还多。因此，他传令在灾区和难民当中工作的传教士收容二百名贫苦儿童，并优先照顾孤儿。但他还想做更多的事，所以他和珍妮长期分离后，虽然只短暂地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但他不得不再作一个使人伤感的决定。

    「你知道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英国。你是否可以先跟一班新选的传教士前往中国，督导收容孤儿的工作？待我能抽身时，再来中国跟你一起生活吧。」

    珍妮那时三十五岁，除了照顾亲生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另一个三岁；还要照顾玛莉亚留下的四个孩子。她把戴德生的提议放在祷告中。两周后，她决定先去中国。

    戴贺美这时已有十个孩子，当知道嫂子的决定，就说：「如果珍妮蒙召到中国，那么我就蒙召照顾她的孩子。」

    一位朋友听到这消息，便对珍妮说：「你离开你的孩子和丈夫到中国去，虽然是难能可贵，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珍妮走进卧房，心里明白是要付出代价的。

    她祷告说：「亲爱的神哪！请你给我一点证明，使我知道去中国是对的。现在对我来说，五十镑比任何东西更为宝贵。这保证我其他需要都可得着供应。」

    为了坚固自己的信心和给其他人一个有力的答复。她也象基甸一样拿出「两堆羊毛」来。她第一个祷告是祈求足够的旅费；另一个祷告则是求五十镑，以供她和戴德生的生活需用。在当时来说，这算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如果神应允她的祷告，就是给她一个应许：她的离开会比留下更令亲人蒙福而且知道神与她同在，常帮助她。

    第二天早晨，她在家庭祈祷会中对孩子说：「我要你们替我为两件事祷告。是什么事我现在不能让你们知道，等祷告蒙应允后，我一定告诉你们。」

    那天下午，有一位夏里士先生（MrHarris）来到培兰路。他问：

    「闻说你要到中国去，是真的吗？」

    「是的，我正在准备行装！」

    夏里士先生交给她一张十镑的支票——这数目刚好是内地会规定的传教士治装费数额。

    四天以后，戴德生的父母写信给珍妮，信里附了五十镑。她正想拿这张钞票给戴德生看，但因为他在会客，所以把钞票放下，就走开了。

    她回来时，戴德生说：「我正在考虑，主要我如何使用这笔钱哩！」

    「哦！这钱是我的。」珍妮说：「你知道吗？这笔钱我有权使用！」

    十天后，珍妮带着七名年轻的教士到中国去。一位伦敦内地会的新任委员见到戴德生夫妻分离，便对戴德生说：「看到你们分离，我感到象是自己与妻子分离一样难受。……然而，如果真是神要我们分离的话，他一定也会使我们象你俩昨天分别时般平静。」

    珍妮到达上海后，便与两位年轻的女传道一起赶赴正闹饥荒的山西，陪行的有英国语言学家鲍康宁。她们是第一批深入中国内地的外国妇女。抵步后，珍妮展开救助孤儿的工作。在回到上海时，工作则由一队内地会人员继续下去。

    戴德生感到孤寂时，就把十七岁的赫拔带到他的书房或卧房，跟他倾谈。后来，他又携同三岁的安纳到住在巴纳（Barnet）的岳父母家里，让安纳的百日咳得以调理。戴德生回忆当时的生活，说：「孩子生活得极快活。我很爱那里的宁静和干草堆。晚上，看着孩子睡觉；早晨，跟他一起祷告，帮他穿衣服。这孩子乖巧地依偎着我。」

    珍妮离开后，戴德生便致力重组布迦先生辞职后英国的内地会工作。他探访伦敦内地会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整年下来，许多问题日益严重。苏乔治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辞职。委员会建议由戴德生的妹夫海恩波及苏威廉共同担任副总干事之职。戴德生认为这提议不太恰当，因为苏威廉并没有专心于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恩波的办事效率不大理想，而且不擅于精打细算。此外，《中国忆兆》仍未找到合适的编者。

    1878年夏天，戴德生的疟疾痊愈后，有人邀请他往瑞士度假。庞翠辛（Pontresina）的冰河引起他的兴趣，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山脉探险，衣袋里只带几块饼干、圣经和太阳伞。他认为那里的空气对身体的康复会很有帮助。

    他写信告诉珍妮说：「亲爱的，我一直在想：我身体的康复及我所受的一切思待，都是神听了你的祷告而赐给我的。我一想到这里，便乐上加乐。」戴德生回到英国后，感到「精神百倍」，但是内地会的问题仍待解决。

    增加海恩波的工作量，只解决了编辑《中国亿兆）一书的部分问题，但仍需有人去全职负责。在新的一年里，戴德生开始跟侯尔道（TheodoreHoward）接触。侯氏是托顿咸一家化学药品制造商，一直是内地会的老朋友和资助者。侯尔道答应戴德生，如果一旦戴氏去世，他愿意承担内地会监督的职务；又当戴德生出国，他也愿意担任英国内地会委员会主席。海恩波则受派担任内地会总部的总干事，请麦卡悌和苏威廉充任他的副手。

    1878年12月31日，培兰路的办事处举行内地会的祷告日。那时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小孩都死于「喉头痉挛」。那天晚上，当大家一起祷告，有一位护士抱着一个女孩进来，她以为女孩已经死了。他们赶忙把戴德生叫来。戴德生立刻跑过来，有一个妇人建议他该先为这孩子祷告。他回答说：「是的，要祷告，我要边抢救边祷告。」

    戴德生发现这小女孩的脸发青，全无血色。他用几种方法叫她苏醒，都不成功。后来，他就作口对口人工呼吸。几分钟后，女孩的脸色改变了，而且开始呼吸。当天夜里，她虽然还偶有抽搐，但已经活过来，并且没有任何损伤。这女孩后来长大，成为内地会一位女传教士。几年后，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义（Howard）对此事有以下记述：「他为所有的事祈祷，好象每一件事都得倚靠祷告；……但另一方面，他也作工，好象每一件事都得拼命去做。」

    1879年2月，戴德生离英返华，又跟妻子团聚。半路上，他到满塘（Mentone）拜访穆勒和司布真。穆勒正在作巡回布道，司布真却应伦敦大都会基督会堂（LondonMetroPolitanTabernacle）要求，暂作休息。司布真的记录中说：「戴德生完全不象是一位大规模组织的领导人，因他又跛又矮。在司布真看来，戴德生是一个刚柔兼具的人。一方面，他不会坚持己见；但另一方面，他却坚定地信靠神。凡事依照计划去做，不畏困难，因他坚信只要有神同在和帮助，没有难成的事。戴德生离开后，司布真说在戴德生的谈话中、常提到中国、中国、中国。这两个字象音乐般在他耳中回荡着。司布真还发现，戴德生已经让头发长起来，束成一条辫子。

    在行至印度洋时，戴德生病得很厉害，船上一位新加坡医生甚至怀疑他能否到得香港。船到达新加坡时，已有一大堆信在等着他，其中一封是珍妮写的。信上说：「我已经在祷告中记念你要面对的困难，想到这些，我有时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些困难可让神有机会作工和得胜。现在已很清楚，我们即将看到他的手施行奇事。……有主人同在，仆人的责任只是顺服，而这亦是他最大的喜乐。我们的信心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胜利。」

    戴德生终于抵达上海，珍妮看到他时，他是那么疲惫、虚弱。还没来得及处理信件，他又再次染上痢疾。一位伦敦会的朋友劝他们在炎夏来到之前，先到北面的烟台避暑。在那里，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包纳德（FrederickBallsrd）家中。他是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娶了一位女传道人。他们的房子座落在群山环抱的海湾旁。戴德生在那里调养时，常坐在露台呼吸海边新鲜的空气，看着海上的帆船和汽船，愉快地嗅闻海草的气味。他们隔邻的房子里，住着祝名扬夫妇及其家人，他俩也因为健康问题前来这里休养。

    因此，一个梦想便在戴德生脑海中浮现——在这理想的海岸边建立内地会的休养所。戴德生和祝名扬并肩在海湾旁的山丘上漫步，来到一块种豆的田，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潺潺流下，是盖房子的理想地方！但他们买得起吗？旁边一个农夫，问他们说：「你们想买地吗？」

    戴德生和祝名扬了解中国人若知道你有兴趣，便会立刻把土地的价钱提高，因此，他们只向农夫表示略有一点兴趣。

    「你们要买我的地吗？」

    农夫指着这块豆田，并且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其他农夫方争相表示他们想卖地。戴德生于是定出计划，打算建造一座有十个房间，还有露台的大房子。两人雇了一队建筑工人、砖瓦工人、石匠和木匠，让他们支搭帐篷住在工地上。在建筑过程中，有些工人信了基督。许多材料是从两只因触礁而漂到岸边的船上取来的——栎本横梁。挪威松木，以及铺地板用的柚木。

    房子建好后，祝名扬报告说：「这房子虽然造得不太好，但以我们这样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已经很好了。建筑费实在便宜。而建屋速度之快，使租界里的欧洲人大感惊奇。峻工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事实上，这房子还相当耐用，直到1915年才重建成一所较现代化的医院。

    这是内地会的第一处休养所，有一段时期称为「祝名扬之家」。后来，内地会又在此建了一所老人疗养院、一间为内地会教士子女而设的学校，还有一所医院和一间药房。它们都建造得比以前的好，既舒适又方便。

    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是英国威尔斯浸信会的传教士，年轻有为，极具影响力。他原想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但后来被人劝说加入侵信会，成为该会的传教士。他于1870年抵达中国，当时二十五岁。李提摩太一开始就强调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并尽力保护贫穷受欺压的人。他住在山东省的北部，看见山西发生大饥荒，心里难过不已。他希望中国因接触西方的优良文化和技术而有重大的改变，避免重历这样的自然灾害。李提摩太认为神也会透过别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指出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处，它们的信众就会很容易接受基督，整个中国社会因而完全改变过来，变成基督教国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精萃，于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国经典和宗教作品。他又专去接近学识之土，后来更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学，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

    戴德生认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里」，因为李提摩太不讲道，只喜欢派**理道德的小册，内中也提到神，却不传扬基督，他还以为这种温和的态度可以为福音铺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一些内地会的成员，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区的，开始被他说服了。所谓「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失去传福音的热诚。有一位内地会教士团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则离开了内地会，到一个有固定薪金的团体中工作；有三、四位传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响而向内地会辞职，但后来又回转，并恢复当初的信心。至于李提摩太本人，当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他也向浸信会请辞，但他仍继续在中国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并不认为一些人退出内地会，是归咎于李提摩大，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强大外力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开始就强调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并尽力保护贫穷受欺压的人。他住在山东省的北部，看见山西发生大饥荒。心里难过不已。他希望中国因接触西方的优良文化和技术而有重大的改变，避免重历这样的自然灾害。李提摩太认为神也会透过别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指出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处，它们的信众就会很容易接受基督，整个中国社会困而完全改变过来，变成基督教国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精萃，于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国经典和宗教作品。他又专去接近学识之土，后来更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学，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

    戴德生认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里」，因为李提摩太不讲道，只喜欢派**理道德的小册，内中也提到神，却不传扬基督，他还以为这种温和的态度可以为福音铺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一些内地会的成员，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区的，开始被他说服了。所谓「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失去传福音的热诚。有一位内地会教士因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则离开了内地会，到一个有固定薪金的团体中工作；有三、四位传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响而向内地会辞职，但后来又回转，并恢复当初的信心。至于李提摩太本人，当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他也向浸信会请辞，但他仍继续在中国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并不认为一些人退出内地会，是归咎于李提摩太，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强大外力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第三十八章已是家传户晓

    戴德生认为，中国妇女在道德上及宗教态度上对下一代的影响，远胜于中国的男人。而把福音带给中国妇女的最佳人选，应该是和她们性别相同的基督徒。1879年，他在《中国亿兆》里写着：「主在中国加添了十倍女同工」同年，珍妮成为首批深入华北的外国妇女之一把基督的爱带给山西遭受饥荒的人。

    武汉座落在汉江和长江汇合之处。多年来，戴德生计划以这地区为基地，向中国深入的内地进军。１880年2月，他在那里组织了一批外国妇女，包括一些未婚妇女，作为先锋，向西部各省挺进。其它差会都不赞成用未婚妇女来做开荒布道的工作，认为这是极不明智。所以在戴氏实行这个计划的初期，是相当保密的。

    其中有两位未婚的妇女，看来好象特别符合他的要求：第一位是祈德姑娘（JaneKidd）。用戴德生的话来形容，她象「小猫一样顽皮。」她在中国只有一年，但中国话已能讲得很流利。他们决定派她和守寡的麦卡悌太太（EllenMcCarthy）一起前往贵州，加入在贵阳工作的盖拉克（GeorgeClarke）夫妇行列。她俩由鲍康宁陪同前往。第二位是傅斯德（Fausset）小姐。她要上汉江，与汉中的甘乔治夫妇（GeofgeandEmilyKing）一起工作。戴德生花了一周，和这些女教土一起查经，一起祷告，告诉她们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一些常识，好让她们准备应付前面的道路。

    临别前，他告诉她们：「以后你们惟有靠着至高的神亲自眷顾你们了。」

    祈德、麦卡悌夫人和鲍康宁同乘一艘住家船出发，船主是一位中国基督徒。他们在洞庭湖口停泊时，许多人涌上船来观看。有一个中国妇女摸着两位外国女教士的双手和面颊，说：「你们长得真漂亮！」

    船主和他的妻子就向他们传讲耶稣的救恩。

    船行了八个星期。1880年4月，她们到了贵阳。祈德几乎可说是历史上进人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位单身外国女士。

    在武汉的戴德生这时正考虑：傅斯德小姐应由谁来护送呢？韦里信女土是一位已在中国住了四年的五十岁妇人，而她灰白的头发，还意味着她会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她有意要与傅小姐作伴。可是戴德生认为最好由一位弟兄护送。当时所有外国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正忙于分内的事，只有患麻疯病的黄克中可担此任，他是祝名扬所结的果子。

    黄克中和戴德生一起去租船，当夜他俩就睡在同一船舱中。早晨，戴德生正在整理路上的食品，两位女教土来到，傅姑娘并指出她两件不满的事情。

    她说：「第一，老黄的被褥有一股气味；其次，菜油变了质，鲜肉的味道也给弄坏了。」

    戴德生替黄克中换了新的铺盖，便跟着他们一起乘船而下约数小时，然后上岸去了一会。

    他回到船上时，带回一篮子蕃薯、鸡蛋一一还有猪油，替换那变了味的菜油。当他们正在一起祷告时，戴德生悄悄地溜到自己的小船上，回武汉去了。

    傅斯德小姐、韦里信女士和黄克中弟兄沿汉江口上游航行了一千哩，经过急流，历时近三个月，终于到达汉中。路上黄克中表现得很好，确是最佳的护送员。同时，他还召来许多妇女和女孩，让她们听这两位女教士传讲福音。黄弟兄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

    除了遇到几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情外，这几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土——祈德、麦卡悌太太、傅斯德、韦里信——在这次深入中国内地作开荒布道工作中，完全没有遇到伤害。

    她们勇往直前的胆量当然可嘉，但她们的经历也在说明了中国人的性格。事实上，正如一些人所声称的，妇女在中国要比在纽约或伦敦安全得多。

    1881年7月，戴德生的母亲去世。八月，珍妮的母亲也去世了。珍妮得赶回英国照料后事。在她回国途中，戴德生的父亲也相继过世。戴德生夫妇又开始悠长而痛苦的分离，只得靠着情意绵绵的书信联系了。

    十一月，戴德生参加武汉一群内地会传教士举办的祷告和查经聚会，同时讨论关于中国布道工作的进展问题。他和不久之后成为他秘书的巴洛德（A．G.Parrott）一起往市镇外的山上散步，商谈有关扩大布道工作的需要。这时内地会已经有九十六位传教士（包括传教士的妻子在内），以及约一百位中国同工，在七十个布道所工作；内地会办的学校也收养了一百多名中国儿童。戴德生认为扩大工作仍是必要的。

    戴德生和巴洛德当时考虑内地会究竟需要加添多少人？五十么？六十么？若把流失的也计算在内，肯定不够。就在这时，路加福音十章1节的话在戴德生的脑海中浮现：「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七十人！七十人肯定是太多了，不能这样求，因今年所收的献金并不多。他俩正在散步时，巴洛德一脚踩着了草地上的甚么东西。

    「瞧，」他说，同时捡起一串一百个的铜，「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到这山上祷告，神必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星期日，他们跟另外两位传教土提及此事，四个人答应要不断祷告，直至有七十人来到中国为止。星期一晚上，所有会集在武汉的传教士有一个集体祷告会，戴德生特别为这七十人祷告。巴洛德记述说：「我完全相信他今夜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其中流露出一股非常强烈的期望。」戴德生把计划写在纸上，为四十二男二十八女详细地拟好了所分配的各个省市。

    会中有人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再举行一次大会，当这七十人全到达中国时，我们来一个联合感恩大会吧！」

    「那时我们一定是分散各处，不如现在就举行感恩大会，提前为这七十人献上感谢。」

    感恩会结束，传教士都赶回自己的布道所，把差遣七十人的信息传遍了整个内地会。在十二月初的联合大会里，所有到会的成员都一致赞成天天为这七十人祈祷。戴德生向他们答应，如果在中国的同工都恒切为这事祈祷，他就拍电报回英国培兰路，要他们接纳并派遣六十位新的传教士。

    1882年1月，戴德生草拟了一份呼吁信，寄给英国各教会。这份呼吁信由七十七名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联名签署。上面写着：「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因不认识救恩而灭亡，每小时有超过一千多人进入死亡和黑暗……我们如果仍置之不理，岂不与流人血者同罪吗？」

    这份呼吁信首先提到各个海外宣教团体的需要，然后详述内地会的需要。它请求各基督徒把神的国放在首位，不要担心经费的来源。但呼吁信还加了一句，特别提醒那些想要成为传教士的人：「单是浪漫热情，会很快因辛勤的劳苦、长年的困境和内地工作的诸多试炼而冷却。特别当你患上严重的疾病，身边的钱又用光了，那股浪漫热情更显得毫无价值。只有全然信靠神，才能在种种境况中得到喜乐和安息。」接着是勉励的话：「在我们身上已经见证神是信实的，依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他供应我们，仍不断供给我们一切所需……他又使我们在他的事奉中充满喜乐。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如果你的子女蒙召作同样的事工，得同样的喜乐，那真是最美好的事了。」

    1882年快过去了，「差遣七十人」的祷告尚未蒙允，捐款也没有增加，到中国来的只有十一位传道人，八女三男。这年间内地会也有同工退休，好几处布道所的工作不但没有兴旺，反而走下坡。在年初的数个月，戴德生感到很失意和沮丧。到了夏天，他告诉珍妮他的身体好得多了，要她跟他同心祷告，求神在内地会中兴起有属灵能力，又有领袖才干的人来侍奉。

    六月，戴德生在长江北岸安庆的内地会区会会议上讲道，内容是雅歌。在二十五年前，当他尚未跟玛莉亚结婚时，已在困苦的处境中爱上这卷旧约圣经中的诗歌。凡参加这次安庆会议的人，都难忘他这次的讲道。它带来圣灵的充满，有些代表连续数晚不断地祷告，所有人也用一整天时间禁食祈祷。戴德生记述说：「今早圣灵大大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当中有些人感到好象承受不了！」

    到了1882年12月，他和珍妮分隔两地已有十四个月。他写信对珍妮说，希望很快可与她重聚，不再经受这种长期的分离。他又从上海写信告诉她，很多人因他那次在安庆会议上的讲道而得着益处——但他怀疑他们究竟是否知道，他和她已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又问：「在事奉基督上，那有代价多少之分呢？」

    1882年的最后数月，内地会出现经济拮据，几乎不够应付庞大的开支。1883年2月1日在烟台的一个祈祷会中，有人作出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晓得你喜欢叫你的儿子女欢喜，求你引导国内一位富裕的管家，慷慨捐款，以激励国内其它小信的人。」

    几天后，戴德生乘船回国。船到达也门的亚丁（Aden）时，他就得悉那个祷告也蒙应允了２月2日，在培兰路负责内地会内务工作的海恩波，收到一笔为中国事工而奉献的三千镑捐款！

    戴德生夫妇已分别了十七个月。1883年的复活节，珍妮急不可待地赶到巴黎迎接她的丈夫。在春景满园的巴黎里，戴德生记述说：「我们并肩坐在马车里。尽管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是紧握着她的手，静默良久，因为心中那深深的喜乐是难以言喻的。」

    在英国，戴德生发现内地会的工作现颇受人关注。部分原因是由于海恩波擅于建立公共关系；而内地会事工的成就，也是美好的见证——英勇的开荒工人，包括女传教士，如今已差不多遍布中国内地各个省分里。很明显地，他们都信靠神，不倚赖金钱。麦卡悌曾经徒步横过中国，东从武汉出发，西至缅甸为终点。范约翰和苏亨利则走相反的路，徒步从缅甸到达武汉，然后又步行至上海在八十六天内行完一千九百哩，成为第一对自西向东横贯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令人敬佩的长途跋涉，标志着内地会对中国展开的普查。随着日子的过去，内地会传教士有系统地探访了中国每个重要的城镇，同时收集和记录将来事工发展所必需的资料。一路上，他们分发圣经和音单张，并随时向聚集的听众传讲福音。

    戴德生收到英国各地寄来的邀请信，请他报告内地会的情况及其成员开荒传教的经过。从这时候开始，戴德生的名字在英国已是家传户晓了。

    一个小孩写信给他说：「如果你现在还活着，我想把所有储蓄用来帮助中国的孩子去爱耶稣。」

    有一位在南安普敦的信徒卫伯科（CanonWilberforce）写信给他说：「有六十人在我家聚会，是否可以请你惠临，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晚上也请你留宿一宵。请你为主的名准允所请是荷！」

    司布真也写信给他：「请你来我们教会证道。」

    布迦先生则从法国南部写信给他，信内附了一张五百镑的支票，说：「我的心依然专注在荣耀的事工上。我由衷地愿意与你们同心，为增添七十名工人祷告。但希望不只是七十人而已。」

    1883年6月，一个炎热的傍晚，告罗斯特（Gloucester）一间教室里，有十二位年轻人围集在戴德生旁边。他就开始概括地告诉他们自己学医的经过，以及他到中国之前的各样准备。后来其中一位记述说：「那时我感到，我至今似乎还没有为基督撇下什么，至今也还没有学过怎样信靠主。……我极之感动，甚至叫戴德生先生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的心都碎了。」这十二个人中，有三个决定前往中国。

    筹办聚会人的妻子，因为职责所在，也来听戴德生的见证，她以为这一定是沉闷的聚会，后来她这样记载：「戴德生先生开始讲话时，我的心就感到平静安详，一个从神而来的新启示临到，满足人的需要。我里面的活泉开启了……我也开始对奉献的真谛领会一点，当我开始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时，新的希望、亮光和喜乐便进到我的生命之中。」

    从戴德生的分享里，大家都注意到他不但从来不暗示要求资助，而且很喜欢表扬其它宣教差会的长处。在沙里土伯里（Salisbury）的一个聚会上，杜维德（Thwaites）牧师发现戴德生的讲道有一个特色，就是结合了谦卑和能力，使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戴德生说：「圣灵的能力很大，甚至令人敬畏。」这次聚会以感恩会作结束。在感恩会上，尽管没有提到内地会，却有很多人愿意为中国事工献身；尽管没有募捐，却有许多人慷慨解囊，「拿出珠宝、手表、项链和戒指等贵重物品」。

    戴德生除了应付频繁紧密的讲道聚会外，也忙于写信。在1883年至1884年间的十个月内，他至少处理了两千八百封信。他有两本笔记簿，上面列明何时收信、何时回信，以及信的内容提要。有些不重要的信件便不会记录下来。他后来聘任一位私人秘书，但他很快感到工作不胜负荷了。

    中国内地会的行政管理问题，也极需他去关顾。所以戴德生全心全意地为此祷告，同时跟伦敦委员会的成员讨论可行的方案。终于在1883年8月，他给内地会每个成员发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中国内地会的组织，应该象英国一样。在英国，布伦敦委员会协助监督，所以在中国也应成立一个委员会，辅助那位监督或将来继任他作监督。中国内地会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各地区的监督，他们得到地区教士组成的理事会协助工作。戴德生认为这样的组织可使当地的事情得以及时处理，也能使他和地区里有经验的传教士可定期接触和联络；并确保更有效地督导和扩展福音事工。在信的结尾他这样说：「对于这个建议，你们有何感受和回应？你们觉得这意见能否接纳？我很希望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1883年，又有二十位新传教士前往中国。1884年赴华的新传教士人数是四十六名。为差遣七十人所作的祷告，不但蒙允，而且超过所求的数目。

    第三十九章比板球更好的事

    戴德生和珍妮面临另一次离别之苦，1885年1月，戴德生需要回到中国去。戴德生跟珍妮和孩子道别后，就乘计程车离开培兰路的家。戴贺美回到家中，安慰珍妮一会后，又重新投入工作。她要为一群很有恩赐、蒙神选召的年轻人，作最后的准备，以便前往中国。

    「剑桥七杰」已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主领了一连串的聚会。2月2日，他们要到剑桥领会。学生和市民拥挤在校友会礼堂（Guildhall）中。首先起来分享见证的’是英俊的剑桥毕业生，前圣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划艇队队长司安仁（StanleySmith）。

    他说：「基督的爱催迫我们，要向普世宣扬。我们要往海外传扬真光，否则，黑暗的权势将会在英国向我们夸胜。」

    接着是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章必成（MontagueBeauchamP）起来分享。随后是两位士兵，一位是出身皇家军事学院（RoyalMilitaryAcademy），将军之子何斯德（DixonHoste）。另一位是毕业于伊顿书院（EtonCollege），隶属第二骑兵卫队的宝耀庭（CecilPolhill-Turner）中尉。跟着又是一位伊顿书院的毕业生施达德（C．T．Studd），他是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英国最好的全能板球员，1883年跟随雅殊土队（Ashes）从澳洲回来。

    施达德说：「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主。在过去的年日中，我有过很多欢乐时光，也尝过世上诸般乐趣，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切都不能与我现今经历的喜乐相比。从前我比任何人更热爱板球，但自从主耶稣进人我的心后，我找到一件比它宝贵得多的事，我的心不再迷于球赛：我要去抢救灵魂，事奉他，讨他喜悦。」

    宝耀庭的兄弟阿瑟（Arthur）早已悔改，他和施达德的父亲一样，是听了英国的布道家慕迪讲道后归主的。早在1882年，阿瑟已是七杰中第一位倡议要去中国的。第七位是盖全利（WilliamCassels），他本已按立，计划参加英行教会（CMS）。但他发现英行教会并无进人中国内地的计划，于是转而参加中国内地会。那时，他的母亲曾试图阻止他。

    她对戴德生说：「他六个兄弟都到海外去了，请你不要再带走他。」

    戴德生回答：「我十分尊重父母亲的意愿。既然你不同意，我一定不会鼓励他这样做的。」

    但这位母亲后来回心转意，写信给戴德生，告诉他不想成为一个好儿子的「坏母亲」。

    七杰之中，除了何斯德外，都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一位报刊（TheRecord）的记者报导了中国内地会为何能吸引这批杰出人士，愿意放弃一切。他说：「这宣教计划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属灵精神和超越世俗的原则，得到一群真正奉献一切在主脚前的人回应。」

    此外，还有一连串为剑桥七杰安排的送别会，其中一次是在伦敦举行，人数众多，使中国内地会的名声也响起来了。当时他们崇高的地位，与扬州暴乱后一落千丈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

    七杰于1885年2月5日离开伦敦，在3月18日到达上海。有一位酷肖中国人的绅士前来迎接，他们当时还认不出他就是戴德生哩！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努力学好中文；不久，他们就要穿上中国服饰，往内陆进发。他们慢慢沿汉江而上，要往位于陕西省西南隅的汉中去。

    施达德和宝耀庭兄弟都觉得学习中文是十分困难和沉闷。所以，他们求神赐给他们说中国话的恩赐。他们到达汉中以后，也鼓励两位年轻的女宣教士跟他们一起祈求。戴德生并不同意这样做，他写道：「撒但十分狡猾，会用尽方法使中国人无法认识福音。他对这批新来的传教士说：「即使我一挥手，就可以使你们脑子里载满中文，我也不会这样做。」结果，他们跟随一位中国学者学习，并且观察和聆听其它资深传教士的一言一行，慢慢的除了学习中文外，也学习他们在工作上的智慧。

    1885年底，戴德生希望回英国一行，因为有很多事务等着他处理。不过，他先要尽快成立中国内地会的委员会，委任各区的监督和一位副主任。他还要设立一些学习中文的训练中心。他更加希望看见福音工作在内地的成果，特别是在山西省。

    但困难接踵而至，他认为这是撒但的攻击，使他明显看见在那时候返回英国是不可能的。他建议在组织上作出改变，但反应不够理想。早期是各宣教士直接与戴德生联系，大家有一种身处于大家庭的感受。而戴德生的计划是分立各区监督，分区管理，结果引起不少反对和误解。

    不过，戴德生的计划也有一点进展。他委派了顾正道（WilliamCooper）担任安庆的监督，并牧养当地教会。他也委派很有语言恩赐的鲍康宁，负责安庆的传教土语言训练中心。此外，戴德生在二十三年前招募的第一位宣教士宓道生（JamesMeadows），担任上海以南浙江省的监督。最重要的，他委任范约翰为副总主任，作他的副手。

    范约翰是云飞郡（Renfrewshire）快活林（Thriepwood）地主之子，他在「兰茂尔号」的一批传教土来到中国前，已于18８６年2月到达宁波。范约翰是苏格兰人，仪表出众，身裁高大。初加入差会时，显得有点羞怯，他的信念是「努力工作，不可浪费光阴」。他曾在宁波、绍兴和缅甸辛勤工作。在１８８0年，他更徒步横过全中国。戴德生写信给差会的每一位成员，告诉他们范约翰会协助他探访一些他不能亲自去的地方，并且在他离开中国时，代表他处理各区监督提出的迫切问题。范约翰担任副主任之职，直到1916年。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一直都想在上海购置中国内地会的新基址，他们在吴淞路看到一个适合的地方。在1886年夏天的一个午祷会上，戴德生求神及时踢下他们需要的金钱，使他们可以购下那个地方。就在同一个下午，一位二十八岁的商人伊荣（ArchibaldEwing）从英国格拉斯高来到，他是范约翰的朋友，奉献了一千五百镑予中国内地会，作为购置房产的费用。戴德生签了合约，用大约二千五百镑购下差不多两亩的土地。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使伊莱大受感动，也正式加入内地会，并且结束了他在苏格兰的生意，他不仅付清了地价，也支付了日后建筑搂宇的一切费用。

    虽然珍妮在山西北部地区开展了中国内地会的救助孤儿工作，戴德生却从未有机会探访灾区。那个省分在1876年的大饥荒中，惨遭蹂躏。山西省的面积，几乎相等于英格兰和威尔斯。尽管遭受饥荒，估计仍有九百万人口。在那里事奉神的人当中，有剑桥七杰的盖士利戴德生也希望在中国西南面的四川设立内地会的教区。

    在1886年6月的酷热天气下，戴德生开始出发往山西去。随行还有他二十五岁的长子赫拔，以及叶华德（DrEdwards）医生。食物十分难寻，那些年轻人都习惯接受戴德生兴致勃勃的邀请，在晚上筋疲力尽地睡熟以后，跟他一起品尝「午夜滑鸡」。山西省大部分传教士，包括剑桥七杰中的五位，都聚集在首府太原，迎接戴德生。他们举行了一个星期的聚会，章必成把戴德生的信息编集成书，称为《檬福的日子》（DaysofBlessing）。

    「神的恩典在我生命里得胜时，」戴德生在山西的聚会中说：「我可以望着一个中国人的脸，说：『无论你是怎样，神可以拯救你。』否则，你怎能帮助一个上了鸦片烟瘾的人？只想追求成功，常使我们没有全心倚靠神的恩典。我们若专心倚靠他，便一定可以看到成果……

    「我们应相信一切人为的事，以及一切在基督丰盛恩典以外的事，必须能帮助我们领人归主，才有益处。如果我们的医疗工作可以吸引人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把他们呈献在基督面前，那么，这医疗工作就有益处。但医疗工作若取代了传讲福音，便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若以学校或教育代替了改变人心的属灵能力，也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以为人可以借着教育过程，而不用经过重生，就能悔改归正，更是大错特错。我们不要本末倒置，那些途径只是辅助而已，让人能够接触基督，如此，我们才可以真的为这些途径感谢神……我们的心应高举荣耀的福音，相信它是神的能力，使人得救。让我们把其他一切都放在福音之下……如果我们确知基督是我们的倚靠，我们就永不灰心。」

    戴德生下一站是洪洞，主领一个较大型的聚会，有近三百位中国基督徒及宣教士参加。范约翰比戴德生较早到达，有机会跟一位著名的中国基督徒见面。这位基督徒在中国内地会的历史中，十分著名。

    席胜魔从前是一位儒家学者，他在1879年，因为听见英国循道会（WesleyanMethodistMissionarySociety）传教士李修善（DavidHill）的见证而归主。从前他是吸鸦片的，信主后就靠着主戒掉了。他也设立了一些戒烟馆（天招局），使吸鸦片的人可以借着信心和祷告，也靠着药物，戒掉毒瘾。

    范约翰用了五、六个星期，跟席胜魔一起到各处探访他的家和戒烟馆，聆听他的讲道，也看他怎样牧养中国的基督徒。「我受到极大的感动，」范约翰忆述说：「他的灵性和热心，他的祷告和禁食，他专心致志地工作，还有他的领导能力，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从没有见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他十分坚强，似乎没有人能抗拒他，但他又是那么谦卑。我看见别人到他那里求教，尤使我感动不已；他承担每一个人的重担，随时指引他们，并为需要帮助的人祈祷。」

    「他对圣经的认识和应用，也使我印象难忘。他传讲一篇关于基督受试探的信息，十分震撼人心。熟悉的经文经过他仔细分析，又加上属灵经历的印证，似乎带出了新的意义。对于他来说，神是极之真实，他经常与神交往。同样，撒但对他来说，也是十分真实。他常与那恶者争战，有时一连数日禁食和祷告。即使在旅途中，我也知道他曾整天禁食，安静等候神带领他解决一些难题。禁食和祷告常是他得力之源。」

    终于，戴德生也到了洪洞，他也和范约翰一样，对席胜魔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席氏特殊的恩赐，戴德生计划特别委任他负责山西南部地区的牧养工作，主理该区的教会。席胜魔最初不愿意接受。后来终于答允，并禁食祷告三天，完全没有进食，直至完成按立社。戴德生邀请那地区所有传教士一同参与按手，并祈求神分派他看顾和喂养他的羊。

    章必成跟随戴德生远赴西边的汉中，距四川省的边境很近。戴德生骑了一匹骡子，另一匹则驮着他们的行李；章必成却宁愿步行。由于天气炎热，便利用晚上大部分时间赶路，因此他们常在黑暗中迷路。有时，章必成由于太过疲倦，竟在行走时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戴德生为他弄了一个蚊帐，使苍蝇不能骚扰他。

    有好多次，高大健壮的章必成，把戴德生背在肩上，渡过深及腰际的急湍河流，一些中国人则在两旁帮助戴德生着下地来。在经过一条河流时，他们发觉河边的一些居民，靠着把人驮过河而发了大财。

    「这条河今天是过不了的，」他们对戴德生和章必成说。但他们有一套古怪的逻辑：「如果你们肯付一千块钱，我们就可以带你们过去。」

    「岂有此理！」章必成说着，就涉足过去。由于暴雨的缘故，河水迅速上涨。那些人看见这两个外国人没有受到吓阻，就走过来帮忙，希望得到一点好处。河水涨得很快，两位传教士发觉再过半小时，就真的没法渡河了。

    河的另一边是一条小村子，村内没有客店。他们没法在暴雨中前行，只好找到一处猪舍歇宿。他们没有其它选择，惟有把原来的一位住客赶走，借了一些长凳，又把门板拆下来放在凳上作床，用毛毡包着自己，尽可能使自己睡得舒服。但过了不久，那些猪怒气冲冲地奔进来，冲破篱笆，然后躺在地上，与一位庞大差会的会长，以及一位日后承继父亲爵位的绅士，一同分享那简陋的猪舍。

    有一次，章必成听见戴德生唱歌，部分的歌词是：「主啊！感谢你赐食物。」

    「食物在哪里呢？」章必成问。

    「不远了，」戴德生微笑着回答：「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饥饿，不久会送早餐来。不过，你要等食物到了，才谢恩用饭；我却马上开始谢恩了。」

    真的，一两分钟后，他们就遇见一个售饭食的人。

    章必成记得每天清早喂骡子的时候，总看见戴德生在烛光下读圣经。在漫长的旅途中，戴德生惯常躺着祈祷。他已经五十多岁，跪着祈祷实在太疲累了。有时，在灵修祷告之后，他会再睡一会。

    经过了二十四天的旅程，他们终于抵达汉中。戴德生看到魏医生（DrWIlson）四年前在此开展的医疗工作。又视察了由六位独身的女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商讨进人四川的策略，好使盖士利和其它中国内地会中有圣公会背景的传教士，可以在那里成立英国教会的一个教区。他们禁食祷告了一天，年底前，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就开始在川东工作。

    戴德生在汉中最后的一个聚会，是仲夏的一个晚上，在魏医生家中的后院举行。灯光从大厅的屋檐下透出，上面是辽阔的天空和无数的星星。

    「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第三章，」戴德生开始读着。他读这章经文的时候，似乎特别着重第七节和和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困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为基督所丢弃的，就是我们所得着的，」戴德生说：「但我们若不肯舍弃，就真的失落了……」

    「我到这里来时，」他说：「一路上经过无数城镇，但竟然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当中！」

    「我们似乎看不见讲员，」魏医生忆述说：「只听见圣灵的声音。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谦卑认罪，每个人都粉碎自我……我们在那里安然居住，自以为已经遵行主耶稣的使命，忘记了汉中并不代表全世界，忘记我们附近的村落，也可能从未听闻福音，除非我们到他们中间去。」

    第四十章作美好的工

    戴德生作出成立中国内地会委员会的建议，已有三年。在1886年11月中，中国委员会第一次在安庆召开会议。戴德生、范约翰和各区区监督一同聚集，详细检讨已孕育多年的内地会《原则与实践》（PrinciplesandPractice），使各传教士和日后加入的人获益不浅。他们在开会以前，先一同禁食祷告了一个星期。

    委员会事后把他们的决议刊印成一本小灰皮书，称为《协议书》（BOOkOIArrangements）。戴德生后来把这本小册寄给内地会各布道所的传教士。书上说明中国委员会在有关中国事务上与戴德生的关系，就如伦敦委员会在有关英国事务上与他的关系一样。书中也列明对试用期中传教士、司库、干事、各区监督、资深和新来的传教土、女教士等的具体指示，并提到服装。中国习俗、怎样避免与中国人发生冲突，以及怎样与满清政府争取权利等等。书中也选录了由范约翰和鲍康宁编辑，曾在安庆训练学院中使用的一套中文课程。

    戴德生在书中谈到领袖时，说道：「敬虔的原则最重要，它对我们每个人都同样要紧。这原则就是：设法帮助人，不是管治人；领人离开歧途，走上正路；为神的荣耀，以及被带领者的好处而作工，不是为了讨领袖的喜悦。这原则经常指引作领袖的来到十字架前，使被带领的人因领袖所付上的代价而得着帮助……心灵正直的必喜爱敬虔的原则，在顺服中找到自由。」

    范约翰忆述说：「当时我们都看见异象，那些日子真是在地若天，似乎什么困难都没有了。」另一个中国内地会历史上的重要发展，也在中国委员会第一次的会议中萌芽了。这意见好象是范约翰提出来的。在1886年9月，他写了一封信给珍妮，说：「我们满心期望至少有一百位新同工，于1887年往中国去」起初，戴德生跟委员会其他成员商议，他们都认为范约翰的提议太急进了。但在离开安庆以前，他带领其他委员一同向神祈祷，求他在1887年预备一百位新传教士。

    会议结束后，戴德生和范约翰花了数天时间，把《协议书》的初稿整理成书。戴德生习惯性地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向他的秘书读着信函。在写给珍妮的信中，他有这样一句话：「1887年需要一百位新传教士。」他的秘书看着他，眼中充满疑惑。范约翰永不会忘记那位秘书脸上的表情。戴德生也发现了，就接着说：「或许你可以把这一百人在中国拍的照片寄给我看，但我现在已经确信了。」

    范约翰寄了一封短简给中国内地会每一位成员，说：「你是否愿意签署，为这一百位传教士祈祷？」他又发电报到伦敦，说：「为1887年的一百位新传教士祈祷。」

    戴德生对珍妮说：「接纳和差遣这一百位传教士，要花极大的工夫，但主必定赐下力量；这工作也需要极大的智慧，但主必定引导。在主里有足够的恩典，不是吗？」

    每天饭前，戴德生都和他的朋友一起唱出下列的诗文：

    主啊！求你赐下一百位工人，

    都合乎你心意，是你拣选的，

    把你的爱传扬到远方——

    使我们喜乐地赞美你：

    主必记念这事惰，

    我的耶稣必成就万事。

    有一位退休的传教士在上海对戴德生说：「我很欢喜听见你们正为着更多的生力军祈祷。当然，在一年之内，你们不会得到一百人，但祈祷之后，你们必定得着更多的同工。」

    戴德生回答：「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已满有喜乐，也确知我们的祈祷已蒙垂听。我十分肯定，如有机会的话，你将与我们一起分享迎接一百位新传教士的喜乐。」

    戴德生在1887年1月6日乘船离开上海，甲板上都盖着雪。他在2月18日抵达伦敦。中国内地会的朋友知道他的计划，于是邀请他到英格兰和爱尔兰各处讲道的信函，如雪片般寄到培兰路来。

    这一次巡回讲道，除了祷告之外，还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就和往常一样，祈祷和苦干是相辅相成的。戴德生付上极大的穷苦，在整整一年中，他周游了整个英国的所有地方，在各处的大城镇中，在不同的聚会和会议里，分享异象。他也写了数以万计的信函，有时每天要写三十至四十封。他也接见了无数的申请人，他们都热切地回应他的呼吁，要往中国去。他还要处理伦敦委员会对《协议书》的异议，并且常常与中国的范约翰联络，商讨各项行政问题的细则。

    「我的精力已耗尽了，」他对范约翰说：「有时真希望我的时候已到，但主赐能力给软弱的人。」

    在戴德生和珍妮的长期分隔里，经常互通鱼雁。「亲爱的，我的心为你担忧颤抖，请尽量多休息，」她用恳求的语调说：「如果你把身子弄垮了，即使得到那一百人，也是得不偿失。」

    「在我们的聚会中，数以百计的人蒙神赐福，」他告诉她说：「我们并非无故分离。昨天我这样想：下星期这个时候，我将会在返家途中。我将与珍妮一起。你看我所想念的只有这几件事。」

    戴德生于1887年5月21日庆祝他的五十五岁生辰；而26日则是「兰茂尔号」出发往中国去，以及中国内地会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在周年纪念聚会里，他们收到很多奉献，其中很多是大数额的，有一位奉献了一千镑，都是用作支持差派一百位传教士。

    戴德生在周年纪念聚会中讲道，他引述一位黑人布道家的话作开始，说：「神无论作任何事情，都是最美好的。」

    「主永远是信实的，」他对会众说：「有人对主说：『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吧！』我们的主不是斥责如此祈求的门徒吗？他说：你们需要的并非伟大的信心，而是信靠一位伟大的真神。即使你们的信心小如芥菜种，也足以移山。我们需要的，是凭信心倚靠这位伟大的真神，仰望他，遵行他的话，并实践他所应许的。」

    「我们在本年内一直祈求神赐给我们一百位新同工。我们也有主确切的应许：『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基于这个应许，我们的信心大大加增；当我们在十一月开始为此事祈求时，我亲爱的妹夫海恩波寄给我一百位已被接纳的传教土名单。在我们产生这个意念以先，用了数天时间一起禁食祈祷。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与神一起，我们也肯定要与神一起，达成这个心意。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百位传教士中，有三十一位已经到了中国，但我更感到快乐的，就是知道中国内地会有超过一万位同工，他们每天同心的求神把他一百工人全部差派出去。」

    「这一百位都是神『美好』的工！……我不知道神是否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超过一百位同工，或是感动其它教会团体，可以差派比一百位更多的传教士，或是在教会中掀起宣教的热潮，借此赐福予全世界。我只希望他在这些方面都答允我的祈求，我知道他所作的一定『美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也认识这个与神同工，以及向他祈求的原则。如果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命令，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向他祈求工人。神赐下工人时，我们可以向他求供应。无论我们有没有经费，我们一定接纳合适的工人。我们会对那人说：『亲爱的弟兄，现今你第一件工作，就是跟我们一起祈求神赐下金钱，好差你到中国。』

    「有了足够的金钱，在时间及各方面环境都是合适的时候，那人就前赴工场了。我们不会等到手上有足够金钱。可以在他到达时交给他，才差派他去。主会按时供应，我们会把金钱汇到中国，供应他的需要……我们要把神摆在眼前，我们要走在他的道路中，在大小事情上都讨他喜悦，并且荣耀他。你们要倚靠神，作神的工，若行在神的道路中，就永不缺乏神的供应……

    「如果这个向神祈求，从神收纳的原则是对的话，我认为中国内地会的经历已经可以证明，它是千真万确，那么，我们岂不应在每日的生活中，更多应用它吗？主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没有重担，满有供应，而且刚强，健康和愉快……我们岂不应立意不忧虑任何事，只充满感恩地祈求，把一切重担、挂虑，带到主面前，活在他完全的平安中吗？

    「……自从主教导我这是他的工作，我就不知道忧虑。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讨神喜悦。与他行在光中，我便永不会有重担。」

    一位在爱尔兰的弟兄写信给戴德生，说：「我和三位基督徒谈过，他们在你的聚会中得着一个新的意念，就是神必照他的应许而行。」每一天，戴德生都在宁静的清晨里读经。然后，当他巡回全国讲道时，他就在聚会中分享神给他的启示。他有时讲解整段经文，有时只讲一节，或一句。

    戴德生在格拉斯为一个有一千五百人出席的聚会中讲道，他的秘书记述，说：「昨晚的信息十分有力，很多人都痛哭流涕，得着神的建立。戴德生解释了西番雅书第三章后，便简单、直接的说话，宣讲信靠神的信息。他一直讲到九时，但全场肃穆，你可以听见时钟滴答地响着。」

    戴德生简单直接地讲述神的作为，以及地上广大而迫切的需要，并且向愿意委身，信靠神的信徒作出呼召，引起极大的反应。在爱丁堡的一次聚会中，有一百二十人奉献自己作海外宣教工作。到了１８８7年10月中，已接纳了八十九位候选人的申请，并准备出发。在十一月初，戴德生宣布共有一百零二位申请人被接纳，参与中国内地会的事工；也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差派他们到中国去。直到年底，一百零二人已全部出发了。这个人数包括两位助理传教士。因此，神不单听了多人的祈求，而且十分准确地照他们所求的数目赐给他们。

    在那一年内，英国内地会收到六百位男女申请献身到海外传教。伦敦的委员会拒绝降低标准，结果，有六分五人的申请被婉拒了。

    「你必须继续恳切祈求，」戴德生对范约翰说：「也要请我们的朋友代祷，求神彰显他的名，赐下足够的经费。我清楚知道今年增加了一百位同工，总共有二百位。要差遣和供应他们，便需多付一万镑的开支。我们现在每年的经费只有二万至四万镑，这加增的开支无疑很庞大。我很欢喜听见神这样问道：『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呢？』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为经费祈祷，我们不久就会为着经费而受试探。」

    「每一天，」他在信中继续说：「我愈来愈为着神把你赐给我们，并且为众人接纳这事而献上感恩。人的意见或智慧都不足以承担你的责任。但只要你凡事寻求他的引导，并且在工作压力中，仍然追求圣洁，为同工祈福，主必继续使用你，赐福子你。」

    1888年1月，内地会已然大大扩展了。戴德生在他的新年信息中说：「我们永不要忘记，我们既不求于人，就必须继续仰望神。我们收到的每一笔奉献，都是神所赐予和引导的，给我们带来属灵的鼓舞。这正是使我们的工作特别蒙福的原因了，也使我们更多的倚靠他。我们即使满身是口，也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他的赞美。」

    戴德生确实感到当一百人中最后的一位到达中国时，应举行一个盛大的感恩赞美会。「神为我们成就的事，正是我们所想所求的，也实在是非常蒙福的事；无论大小事情都可以看见他的确垂听祈祷。那些凭信祈求的人，必可坚定多人的信心。」

    在迎接第一百位传教士到达中国的人当中，有一位年长的宣教土，他曾经肯定地说：内地会的祈求是不会完全蒙神应允的。

    第四十一章**慕迪的原意

    1887年11月，一百位传教士终于齐集。此外，一位霍亨利（HenryFrost）先生也来到培兰路。他大约三十岁，来自一个显赫的美国家庭，他的家族是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的创办人之一。他仔细的研读圣经之后，确信那些异**是失落的一群，只有借着信靠基督才可以得救。所以，教会有责任尽其所能，把福音传给他们。他看见剑桥七杰穿起中国服装的照片，又读到有关中国内地会的资料，使他很受感动，要献身向中国传福音。因此，他来到英国，建议戴德生在北美设立中国内地会的支部。在他们见面之前，他已把他的建议书寄给戴德生。

    霍亨利到达时，戴德先还在苏格兰，他在培兰路住了几天，第一个印象就是每天的祈祷会，他忆述说：「这祈祷会深深的感动了我，它简单、恳切，所包含的范围和属灵的感受，都超过我所认识的。」

    在他们见面以前，霍亨利脑海中的戴德生是个高大、魁伟、黑发黑胡子。声音沉厚的人。当他被引到戴德生的房间时，戴德生从后桌站起，向他走来。他忆述说：「他的个子比我想象中矮，金发蓝眼，声音柔和悦耳。」

    「欢迎来到英国，并光临本会和舍下。」戴德生伸出双手，拉着霍亨利的手说：「我对你的计划很感兴趣，并已为此祈祷多时。」

    当时，霍亨利感到他似乎得到启迪，他忆述说：「起初是从那人而来，然后觉得是从他的神而来。我从没有见过象他那样谦和，又是那么尊贵的人。从那时开始，我的心全属于他……同时对他的主有更新而深刻的感受。」

    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今天晚上再来见我吧，」戴德生说：「我的妹夫海恩波到时会跟我们一起商讨此事。」

    霍亨利满心欢喜地回到住所，感到戴德生的反应很积极，相信中国内地会大可伸展至北美。但到了下午，他再和戴德生与海恩波见面时，海恩波却反对他的建议。

    「美国的宣教团体不会欢迎一个英国组织转移到美国去的。」这是海恩波的论点。

    晚上大家再相会时，霍亨利觉得戴德生仍如早上一样，十分友善。他们一起祷告。但讨论开始后，他逐渐察觉他有点改变了。

    戴德生这样说：「种植和移植一棵树是有分别的。若是移植，树苗可能枯萎；但若是种植，例如橡树等，它们多半会生长繁茂，扎根深广，可以抵受最厉害的风雨。所以，我想我不能接受你的提议。我们希望北美也兴起一个纯属北美的中国内地会，在各方面都是本色化。」

    这个似乎是最后的决定，霍亨利也没有多说。然后他记起戴德生说过，明年春天他便要回中国去。

    「如果你被邀请在尼亚加拉（Niagara）湖边大会，以及在慕迪先生的大会中讲道，你会考虑在往中国的途中，顺道探望美国吗？」

    「可以的，我会接受这个邀请，」戴德生回答。

    回到住所，霍亨利感到身体和心灵都十分疲乏。他本来确信他英国之行是神的旨意，但现今他不断自问：「我怎可以再确知神的带领呢？」

    1888年夏天，戴德生首次到访美国，随行有他的二十五岁次子存义，他现在是位医生，以及他的私人秘书卫侯斯（S，F．Whitehouse），还有利物浦的布道家华列夫（ReginaldRadcliffe）及他的妻子。从英国到美国需时一周。当船抵达纽约码头，霍亨利已在那里迎候了。

    尼亚加拉湖边大会被形容为灵命湛深的基督徒大会。戴德生负责两次讲道。他却不多提中国，只集中分享基督的荣美。

    「我们好象被提升到众天之上，」霍亨利忆述说：「进到神的面前。」他记得戴德生只谦称自己为「伟大的主微小的仆人」。

    戴德生和存义在大会结束前便离开了，因为要赶赴芝加哥参加慕迪的大会。其余的两位讲员华列夫和韦达（RobertWilder）继续在大会中，强调服从基督的命令，到普世传扬福音是十分重要的。韦达的信息和影响，引发了美国学生立志布道团（AmericanStudentVolunteerMovement），后来发展成为校园团契（Inter－VarsityFellowship）。

    「支持一位中国内地会传教士的费用需要多少呢？」有人询问华列夫。

    「五十镑吧！」华列夫回答。然后由那美国人自行折算为美元。

    大会委办决定把全部奉献（在戴德生离开之后，才收集的）送给中国内地会。献金数目超过五百美元，足够支持两位传教土在中国一年的费用。这款项交由霍亨利转交戴德生，但附带一个要求：

    「请把这笔钱交给戴德生先生，希望可以用来支持中国内地会中的美国同工。」

    大会结束前，私下的奉献使这笔献金增至二千美元。霍亨利负责保管这笔款项，他的钱袋几乎装不下。

    霍亨利决定立即前往爱迪加（Attica）他父亲家中，戴德生正在在那里。他在猜测想这位中国内地会的领袖，听见这样一笔可观的奉献，不知有何反应。由于赶不上火车，他在半夜才抵达，使他十分失望，因为要等到早上才可以带给戴德生这个好消息。谁知他下车时，戴德生已在车站等候他。

    「亲爱的弟兄，你好吗？」愈德生说。

    霍亨利没有多说，直至他们回到戴德生的房间里。

    「戴德生先生，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尼亚加拉大会要我转交一笔钱给你，足够支持中国内地会八位传教土。」

    戴德生脸色一沉，好一阵子没有说话。然后说：「我想我们最好先祈祷。」

    于是，二人跪在戴德生的床边，戴德生就求问神的心意。

    他们起来后，戴德生仍是一脸严肃，问霍亨利说：「奉献的人有没有说明这笔钱要用在北美的同工身上呢？」

    「有，他们正是如此。」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戴德生似在自言自语。

    「我们差不多到了凌晨一时才分手，」霍亨利忆述说：「我们都很欢喜；不过，这位属灵的长者与他的神有特殊的相交；对他来说，在那种情况下，他的「隐密处」就是肃穆的心灵。」

    霍亨利和戴存义两人对戴德生在慕迪主持的聚会中讲道时的情形有清楚的描述。有一个聚会是在芝加哥的青年会大礼堂举行，那时是1888年9月。个子不高的戴德生，正预备把众多与会者带到神的面前。慕迪坐在他后面。霍亨利忆述他坐在「讲台中间的一张椅子上，挺直而高大」，旁边坐着许多讲员。戴德生站着默祷一会，先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然后领着会众祈祷。跟着，他开始讲道，「好象小孩般说话，也好象先知般宣讲，也好象看见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上有一群濒临死亡的人般，大声呼吁。」他讲了一个小时，霍亨利形容当时的听众「有极大的反应」，然后静默了一会儿。

    慕迪站前来说：「现在请司事人员收奉献。」

    戴德生赶快起来，静静的对慕迪说：

    「我不是已告诉你，中国内地会从不在聚会中收取奉献吗？」

    「不错，但我们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慕迪说，仍请司事继续上前。于是，戴德生请准向会众解释他的立场。

    「我十分感激各位和主席的慷慨。不过我代表的差会是从不在聚会中收取奉献的，以免有些原来用作支持一些固有宣教团体的金钱，因此转变了用途，我们渴望能协助，而非阻碍各宗派的工作。这些差会一向都靠这些奉献来维持下去，如果有人想在他们固定的奉献以外，参与中国内地会的事奉，你们可以写信跟我们联络。」

    慕迪说：「咦，你是我所遇见第一位拒收奉献的人。」

    结果没有收取奉献。有一个基督徒商人离开会场时，心里很高兴，因为他本来预备奉献的二十元仍在袋中。但经过一夜良心不安，不能入睡后，他寄出了一张五百元的支票，以支持中国内地的福音工作。

    霍亨利由于父亲病重，只好留在家中，有数周之久，戴德生自己则到处讲道。这段时间带给霍亨利更多机会去思想和祈祷，并看清楚事情的方向。现在已收到奉献，支持北美基督徒参与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似乎起初否决设立北美支部的决定不能不改改变了。「我不想影响你的决定，」霍亨利在爱迪加家中写信给戴德生说：「但我诚恳的请求你考虑一下，在这边设立支部不是有好处吗？关于这一点，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我以为我们必须成立内地会美国支部，」戴德生写信给在中国的范约翰说：「如果我带一些生力军回来，请不要大感惊讶。决定要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差会，并不是一蹴即成的事。「我一生从没有感到那么懦怯。」他后来说。但他决定以后，就开始有力地呼吁美国的年轻人到中国去。

    「我绝不会因为有了传教士却没有金钱而忧虑，」戴德生有一次对会众说：「因为主必定看顾属他的人，他不要我代他担负责任。但有了金钱，可惜没有传教士，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我认为你们美国的弟兄姊妹只把这责任推给我们，却没有在你们中间差遣人去，运用这些金钱，实在不好。我们已有金钱，但人在那里呢？」

    「在那段日子，我想偷偷观察戴德生，」霍亨利忆述说：「事实上，他对我而言，真是有点神秘……并不是说他不正常，我实在从没有见过象他那么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属灵狂热，他是我所相处过最清醒的人。可是，他有一种属灵的气质，每一次总使我惊讶，并促使我去寻求他那新奇的经验。」

    霍亨利记得有一次，戴德生住在爱迪加他的家中，他们正计划一连串的聚会。霍亨利很好奇，要看看一个敬虔的人怎样从主那里得着引导。当时戴德生坐在霍亨利的桌子旁边。

    「在我们商讨之前，好不好先祈祷呢？」

    霍亨利当然同意。戴德生就合起手，垂下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两个小子，不敢决定我们的脚步。主啊！你知道万事，求你赐下智慧。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然后他转向霍亨利，问他说：「你有时间表吗？」

    时间表！霍亨利想。时间表！这是多么平凡啊！我一生常与时间表为伍，但从没有把它们与神的带领混为一谈。这位神人竟要求时间表！真是希奇。

    霍亨利从桌子抽屉内拿出一些时间表。

    「这些时间表上有没有地图呢？」戴德生问。

    于是，霍亨利找出一张地图。

    「好，」戴德生说：「这里是爱迪加，而我到中国去，必须从多伦多（Toronto）往西走。中间有什么地方呢？

    终于，两人订出了一份行程表，日期和城市都计划周详，以致可以准时到达多伦多。霍亨利因此学会了关于引导的一个功课。首先是祈祷，然后用普通常识，当中还要有小孩子般的信心。

    与戴德生一起乘火车到蒙特利尔（Montreal）途中，霍亨利看见一份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戴德生在多伦多」。文章的内容使他大感愤怒，担心戴德生可能会看见，就把杂志藏在一堆纸下面。但戴德生已经听闻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就捡起来阅读。

    「戴德生颇令人失望，」文章说：「我心目中的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理应有出众的仪容……据说他是现代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便应象他们一样。但事实不然………不认识他的人，在街上绝不会认出他来……也许可称他为一个和蔼的英国人。他的声音并不洪亮……他的演辞并非雄辩滔滔……他讲道时很少人拍掌……他没有大声疾呼……即使我们加拿大的宣教士古约翰（JonathanGoforth）为中国千万人发出呼吁时，也比他更有力，更有果效……如果戴德生用别的名字申请在我们安大略省（Ontario）的教会作工，恐怕有人连试用的机会也不给他。」

    戴德生放下杂志，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微笑着对霍亨利说：

    「这是十分中肯的评论，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我常这样想，神使我微小，好让他彰见他的伟大。

    他们两人躺在火车的卧铺上，霍亨利睡在上铺，戴德生坐在下面。火车向着蒙特利尔急驰，霍亨利在黑暗中躺着，一路想着躺在他下面那位杰出的人物。」

    小人物尝试装作伟人并不为怪，但一位伟人却表现得卑微，实在不容易。戴德生是学效昔日那位谦卑的拿撒勒人。

    戴德生无论在那里讲道，都有年轻人和学生愿意献身到中国传福音，奉献亦源源而来。霍亨利描述戴德生脸上的「严肃表情」已不复见。神的旨意已很清晰，他不用担忧了。到了九月中旬，已经有超过四十位男女申请参加中国内地会的工作。最后，大批群众在多伦多欢送八位女士和六位男士，他们被选中作传教士，与戴德生一同到中国去。在欢送会上，有一位父亲分享他与女儿离别的感受，他说：「我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以献给我的主耶稣。她要求我把最好的献上，我就全心把我最好的献给他。」后来，戴德生常忆述：「没有东西是太过宝贵，以致不可以献给耶稣」这句话，作为他首次北美之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约有五百至一千人去到多伦多车站，欢送十四位勇敢的北美基督徒。然后，送行的人排列成四行，走到街上，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

    第四十二章基督命令的再思

    戴德生和第一批北美同工由加拿大多伦多乘搭火车，穿过洛矾山脉，到达温哥华；然后乘船往中国去，那时是1888年10月。他们还未抵达中国以前，戴德生已经接到两位中国内地会同工逝世的噩耗。其中一位是摩里士（HerbertMoms），是内地会烟台学校的校长，他由于保护他的学生而被疯狗咬伤，死于狂犬病。他们到达上海时，听到更多坏消息。另一位中国内地会、同工死于伤寒，而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到了上海后，由于受到惊吓，竟失了常性。戴德生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经常要照顾玛丽和其他病人。玛丽住在他的房间隔壁，常大声狂叫并撕扯衣服床单。她发狂得最厉害时，需要几个人才能制服她。玛姬（MaggieMcKee）也不幸死于鼠疫。在安庆劳苦工作的顾正道（WilliamCooper）则染上肺炎，但后来康复了。

    「我们经过多重的试炼，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戴德生记述说：「每天都充满考验。神似乎每天都问我们：「你是否可以对这些困难说：『父啊，即使如此又怎样？』尽管肉体可能软弱，但他一直扶持我们。我们的家成了一所医院，现今又成了避难所。这一切只有主知道……日与夜的压力几乎是不能承受……但我知主的道路不会错，我不会另作选择。」

    除此之外，伦敦委员会有些成员，以及在英国的一些友好，都不赞成他在北美所作的事。戴德生为了回答这些批评，写了一封信给伦敦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他很欢喜知道他对于北美问题的意见，但指出如果没有去过北美，是很难完全了解这问题的。「如果我没有到过北美，我也跟你一样惶恐……我只会暂定一切安排，待我回到英国，才有机会跟大家详细商讨，然后作出确实的决定。」他又写信对珍妮说：「撒但十分凶猛，主的王国到处受到它的攻击，我们每天的争战十分厉害。但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我必不软弱。虽然我们从前曾受过一些试炼，却不象现今那样。」

    他和珍妮已分别了许多个月。他写信给她说：「亲爱的，跟你长久分离，使我感到生命似乎顿失光采，就连生活的力量也好象没有了……盼望迟迟未得实现，使我倍觉愁烦……而我却不能摆脱它的困扰。渴望使人失去思想的能力……十字架不会叫人觉得舒服，不是吗？但它可结出美好的果子。」

    他心中想的果子也许是差会属灵的果子。他称它为「更胜从前」，各地区都有人悔改归向基督。

    内地会面临种种考验，范约翰的女儿又变疯狂起来了，使他忍受很大的试炼。他说：「我从未试过这么愁苦，似乎一切可怕的事都发生在那几个月之内。如果没有戴德生，我真不知道我们应怎样做。只要看见他的脸容，心中就感到安慰。禁食和祈祷更带来极大的帮助，从不令我们失望。无论是在困难当中，或在扩展事工的时候，又或者在需要经费或属灵的福分时，我们都经常从禁食和祈祷中支取能力，而且每一次都很快得到回应。」

    他又提到戴德生，说：「他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探索。只要有象戴德生这样的人，随时都可以成立一个宣教组织。他的生命实在奇妙。我从未认识过任何人象他一样贯彻始终。我年复年地观察他，也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他。他与神同行，他的生命能发出光辉，无论人们是在疾病或任何困难中，他都能随时帮助。他能自我牺牲，切实地献上自己，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

    后来，戴德生感到伦敦正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候，不能靠信函把问题解决。他这次到中国，心中想作的事连一半也没有完成。尽管如此，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已逐渐康复，而上海吴淞路中国内地会新大楼的建筑计划已定好了，并找到建筑商承办。他们预备盖建一座大楼，里面包括祈祷室、会议室、资深同工宿舍等。戴德生花了无数时间，研究建筑计划，甚至每一道门窗的尺寸，他也了如指掌。

    1889年5月，他回到英国，终于可以疏解伦敦委员会对成立美国支部的异议，使他松一口气。到了七月，他向范约翰报告说：「我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是这么顺利，实在有很多事项需要感恩和赞美。」不过，伦敦和中国两地委员之间存着的张力，以及对戴德生的领导方式表示不满的，仍不绝于耳。

    1889年10月6日，戴德生和珍妮在海斯汀（Hastings）珍妮父亲的家中，庆祝珍妮四十六岁生辰。就在二十四年前另一个星期日，戴德生奉献他的一生，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现今他再想起马可福音十六章15节里耶稣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直至如今，他从未问过自己：「主所指的万民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多年来努力地把福音传到远方，也制订了传福音到中国内地各省的一些策略，但他从没有认真思想基督的话有何直接意思。

    「我们应怎样回应主耶稣这个命令呢？」他在海斯汀的那个星期日写下他的感想：「我们是否要把『主』的名除去，只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否只承认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刑，却不理会我们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故不愿意接受他的托付，不肯绝对的顺服他吗？我们是否自己作主，尽管他用血买赎我们，我们却不愿意把所有归给地？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财产，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他的。我们只奉献我们认为合适的，在无需作大牺牲时，才去服从他的要求！我们愿意耶稣基督领我们到天堂去，却不愿意他掌管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心中必定不会接受这种想法，但每一代的基督徒中，不是有无数人以此为正确的原则去生活吗？实在太少人真正认识到基督若非掌管一切，他便完全不是我们的主了！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神的话，而不是由神来判断我们的话；如果我们可以随意向神奉献或多或少，那么，我们就是自己作主，他却成了亏负我们的，要感激我们所施舍的，也要感激我们顺着他的旨意而行。」

    因此，戴德生下定决心。他要确实而有系统地努力把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这是基督的命令，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千个传福音的人，每人每天向二百五十人宣讲福音；到了一千日，即三年之后，就有二亿五千万人可以听到福音。

    他知道必定有人提出反对。有些人会说传福音的人不可能每天接触到二百五十人。但在多年以前，他和宾惠廉曾经试过一些方法，使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知道在他的计算中，还没有包括早已在中国传教的一千名外国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也没有把中国基督徒所作的贡献算进去，他知道中国信徒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很有果效。

    此外，可能有人会引证马太福音末段的经文来反对他，认为大使命不仅是传，也要施洗和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很多传教士忙于办学和建立中国教会。戴德生也承认这一点，也以此为中国内地会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所建议的，是除了正在进行中的各种事工外，还加上一项新的工作。

    所以，戴德生在十二月份出版的《中国亿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万民听》。这篇文章就是他在海斯汀从神那里得着的创见和异象。他不仅是写给中国内地会的同工和支持者，更是整个基督教会。他发出呼吁，要信徒参与四个紧急的行动：（一）祈求神为中国预备一千位传福音的人；（二）基督徒联合一致地行动；（三）有智慧地合作，免致忽略某些地区，或是重复某一地区的工作；（四）教会或个人慷慨奉献，支持差传事。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戴德生及他的儿子存义访问瑞典和丹麦两地。他是接受邀请，盼望使瑞典中国布道会（SwedishMissioninChina）与中国内地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戴德生在瑞典的聚会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人数众多，支持中国事工的奉献也十分踊跃。有一位女士把一只美丽的手表塞在戴德生手中，说：「这是献给亲爱的主耶稣的。」

    瑞典女皇苏菲亚（Sophia）也邀请戴德生会面。她派了一位宫廷侍女去到他的旅馆，用皇家马车把他接到首都城外五哩的皇宫去。女皇与戴德生谈论中国，又请他读一段圣经。戴德生选读了列王纪上十章1至13节：「示巴女皇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据我们所知，女皇的问题没有难倒戴德生。他向她展示中国内地会的中国地图，以及有关差会事工的图表。喝过咖啡并尝过三文治后，女皇才热情地和戴德生握手道别。

    「到处都有人要见戴德生，」邀请戴德生到瑞典去的何约瑟(JosefHolmgren）忆述说：「他对人充满爱心，别人也同样待他。我们探访一些家庭，尽管孩子不明白他说什么，但总是围绕着他，情景实在叫人欢欣。他友善地对他们说话，拍拍他们的头，告诉他们一些故事。」

    戴德生接到邀请，要他在上海的传教士联合大会开幕礼中讲道。于是，他在1990年春天，第八次到中国去。这次旅程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反省基督的命令：传福音给万民，并为此祈祷。这聚会也给他机会，可发出一千位传道者的呼吁。

    不过，跟珍妮再次分别，使他甚感痛苦。「亲爱的，」他在旅途中写信给她说：「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自我牺牲的真义，因我不愿意跟你分离。这就是我愁云满布的原因。一方面，神和他的工作是居首位的；但另一方面，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不想忽略工作，但我也不愿与你分别……我真的希望可以全心全意为神工作。求他在我心里动工。」

    戴德生在船上，准备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的讲章，主题是「耶稣的心和他够用的恩典」。他会讲到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太十五29至39），而且说：「我很高兴看见当时有一大群人，人数多得很，门徒认为不可能有足够食物供应他们。群众的需要是很实在的，这需要也是即时的。非立时解决不可……我们要注意，在那种情况底下，只靠门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可能会说：『真是可怜，他们也许懊悔当初没有预备更多的食物；若靠赖他们，群众只会挨饿。不过，耶稣也在那里。他的同在确实地体现了他怜悯世人的心。所有人都吃得饱，所有人都得到满足、得着力量。众门徒不仅受责备，也受到教导；更得到丰盛的生命。」

    终于，戴德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上致辞，这大群听众来自中国所有基督教团体。他讲了一个小时后，不再按着讲章，把讲题转为着重圣灵的能力。这题目是他后期最注重的题目之一。

    「如果我们筹办这次会议，是为了完全服从主的命令，我们就应有圣灵的浇灌，是自认圣灵在耶路撒冷浇灌众人以来，这世界从未经验过的。神不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渴望被充满的人，但他却把圣灵赐给那些服从他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服从神，决意在中国一个地区的每个城镇、每条村落传扬福音，便要快快的传，并马上付诸行动，深信圣灵将大大降临，使我们得着连我们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供应。我们将会发现福音的火炬从传教士传到信徒，传到本地的同工，以致神的整个教会都蒙福。神把圣灵赐给顺服他的人。我们要真正明白他赐给我们的命令，现在就是时候了，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开放，我们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神也赐给我们蒸汽轮船和电讯，可以迅速实践他的计划……

    「只要每一个团体派出二十五名传教士，我们就多得一千位传教士了。」

    大会结束时，决议在五年内招募一千位传教士，参与中国各项宣教事工，包括与教育和医疗有关的布道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呼吁，得到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差会联合赞助。戴德生被选为招募委员会的主席，向大会报告此事的结果。

    那一年四月，中国内地会在上海正式启用它在中国的新总部。举行启用礼那一天，有二百人来到吴淞路，其中有三位是戴德生早年在中国认识的好友：慕维廉（WilliamMuirhead）、艾约瑟（JosephEdkins）和倪维思（JohnNevius）。他们看见门口有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句话：「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他的国度而建」，上面没有提到中国内地会的名字。数日之后，大力奉献，使这座新大楼得以落成的伊荣（ArchilraldOrrEwing），跟内地会一名女教士在祈祷室中举行结婚典礼。

    有四位墨尔本（Melbourne）的牧师，各有一个异象，就是澳洲的基督徒也应该参与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因此，他们邀请戴德生到这个英国殖民地去。戴氏在八月到达，所到之处都有一大群人聚集听他讲道。

    在墨尔本一间很大的长老会中，主席介绍戴德生时，称他为「我们著名的朋友」。

    戴德生静静地站立了一两秒钟，在场的人都感到他「脸上带着神的荣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开始说：「我只是一位有名的主人其中一个小的仆人。」

    招待戴德生在墨尔本住了两周的麦卡尼牧师（H．B．Macartney）性情紧张，他说繁忙的生活使他整天战栗。当他有任何事情要做时，他就紧张万分。

    「我在书房中，」他对戴德生说：「你在客房中。你要照顾的人有一百万，我只需要照顾数十人。你的信函都十分紧迫和重要，我的信函相比之下实在无关痛痒。可是，我充满忧虑和不安，你却水远是那么冷静。请告诉我，怎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我亲爱的麦卡尼，」戴德生回答说：「你所说在我里面的平安，不单是一项值得高兴的特权，更是一种需要。如果没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思，我决不可能完成我要做的工作。」

    「他年约六十岁，」麦卡尼记述说：「肩上背负着十分沉重的担子，但能处之泰然，毫不焦躁。他的信件堆积如山，任何一封都可能提到某人死亡，或是经费不足，或有关暴乱和种种严重的困难。但他读完每一封信后，便冷静地逐一回复。基督是他平安之源，安静是他得力的秘诀。」

    在墨尔本麦卡尼的家后面，有一大片公用地，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麦卡尼记得当戴德生处理完他的信件后，总是走到那块地，站在那里，观赏周围美丽的景色，象孩童般欢天喜地。

    事实上，麦卡尼没有察觉戴德生心中的一些伤痛。再次与珍妮和孩子长期分离，几乎使他受不了。而且，从英国传来的消息，说戴德生之二十一岁、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儿子戴查理（CharlesEdward）远离了神，带给家中很坏的影响。即使这样，戴德生在往澳洲途中，仍写信给珍妮说：「亲爱的，你可以在我返回中国时，前来跟我会面吗？」

    在昆士兰（Queensland），邵约翰牧师（JohnSoutney）和他的妻子邀请戴德生在布里斯本（Brisbane）附近叶士城（Ipswich）他们的家中作客。邵牧师三十四岁，是英国人，有三十儿女。他到澳洲来，是因为患病痊愈后，听从医生的劝告，在澳洲宜人的天气下养病。邵牧师到火车站迎接戴德生，他预料会看见一个仪容出众的人，但见面时，他大感失望。回家后，他向妻子透露他对这位客人的观感。

    「不过，」他补充说：「我确信他是一个好人。」

    跟戴德生略为交谈后，邵约翰太太静静对她的丈夫说：「看看他脸上的光采。」

    邵约翰同意他太太的观察，并思想其中原因，「他经常仰望神，他与神的沟通是那么深入，使他脸上也似乎泛出神的荣光。他来到这里不过数小时，我初次见他时，十分失望，但现已转为极度的敬仰和爱戴。我认识到神的恩典所作成的事，是我从不知道的……他在我家作客，表现极为温文有礼，又有体恤和恩慈。他很快便适应我们家中的习惯，准时用膳，尽量少麻烦别人，而且敏锐地察觉到别人为他作的每件事情，并—一道谢。我们也发现他从不高举自己，处处表现出真正的谦卑。」

    由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发出招募一千位传教士的消息，邵约翰夫妇也听到了。他们便与戴德生商量他们应作何回应。虽然他们感到戴德生也体会他们的回应是出于神的感动，但他们亦庄意到，戴德生仍很慎重地把他们在中国可能面对的境况，跟他们交待清楚。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天气、艰苦的生活、医疗服务的缺乏、跟孩子分离的苦痛。……他喜欢在邵家的花园漫步，并对邵约翰大大说：「在中国，你不会有这样的花园。」

    邵约翰终于成为中国内地会驻澳洲和纽西兰办事处的监督。

    1890年11月底，戴德生带领首批澳洲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一同到中国去。他们是四男八女。在圣诞节前不久，他们抵达上海。戴德生发现最使他喜悦的事，是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有和他分离已久的珍妮，她在九年之后，终于重回中国。亲友和培兰路的同工为她安排一切，分担她的家务，使她可以抽身往中国去。自始以后，戴德生和珍妮再不用尝受长久分离之苦。

    1891年1月至4月之间，从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共有七队人到达上海，澳洲的一队包括了邵约翰在内，使中国内地会增加了七十八名传教士。到了二月，认北欧来的两队人也先后在同一周内到达，他们是五十位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AllianceMission）的成员，这个差会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的附属组织。这些北欧人喜爱音乐和歌唱。他们用带来的结他，教导住在吴淞路的各个同工学唱很多瑞典圣诗。这些生力军都是那一千名新传教士的部分成员。

    第四十三章渴求圣灵的能力

    「传教土是西方各国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他们使用法术败坏中国人；他们把胎儿从母亲腹中取出，把死人的眼睛挖来制银子；耶稣更诱惑犹大的妇女，由于侵犯了皇帝的妃嫔，被判死刑；基督徒敬拜『猪』『主』的谐音字），不肯拜天、地、日、月、星宿、祖先和先贤。」

    上述的指控记载于长沙出版的一系列小册子之中，长沙是排外情绪激烈的湖南省首府。这些仇外书册的刊印，还得到一位官员的鼓励及协助。结果在1891年，长江沿岸一带都爆发了暴乱。甚至在上海，也是扰攘不安，政府也要**抢掠和暴力之事。有一位循道会的传教士，他不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在等候长江的渡轮时，被人杀死了；有一位欧洲海关人员试图上前救助，一同惨遭杀害。天主教的传教士也同样遭害。但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却没有一个丧生，他们的布道所尽管受到不少威吓，仍没有为暴徒袭击。

    西方各国政府派遣军舰保护他们的侨民，并要求中国政府命令各省官员，协助保护宣教士。北京政府不大乐意担此重任，但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应允行事。

    「我认为近日的暴乱是撒但对联合大会决定招募一千位传教士而作出的反应，」戴德生记述说：「不过，神也有他的工作；仇敌虽然凶猛，但只有神是全能的。」他发了一封通函给中国内地会所有传教士，指示他们在这危险时期应如何行动。他说：「我们不断鼓励信徒勇敢面对逼迫，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牺牲。他们会认为我们说得容易，因为依他们来看，我们生活安逸，不用面对危难或损失。所以，在我们危急的时刻，他们会留心我们的行为，并且判断我们对于『惟独倚靠他的膀臂，使我们有稳妥的保障』这句话究竟信心如何……我们在此时的行为表现，比我们多年的教导来得更有果效。」

    到了十月，暴乱终于平息了。一方面是由于不停的下雨（中国内地会的同工一直为此祈求），一方面也由于北京向各省官员施加压力。

    范约翰担任了五年副主任的沉重职务后，终于不得不回到英国休息，剩下戴德生独力主持大局，不能离开上海。「亲爱的侯尔道，」戴德生写信给伦敦内地会内务主任说：「你很难了解这边的情况，我要了解和爱护我们亲爱的同工，聆听他们的愁苦和困难，他们的失意和挣扎；而且知道有人患病，有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收到在急难中要求指示的电讯，或是报告有人去世时，给子恰当的指引；收到屠杀、纵火的报告，还有各种不同的事故作出适切的行动；再加上日常的职责，以及应付一个将近五百人的差会在经费上的需求，真使我疲惫不堪。只有一个方法使我不至于倒垮了，就是把各样事情带到我们的主面前。他必定帮助，他必能了解。」

    中国委员会修改内地会的《原则与实践》和《协议书》之事，使伦敦委员会某些成员不满。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1890年，引致近三十位传教士辞职。戴德生也指出：「撒但确实十分忙碌。」戴德生不在伦敦时，伦敦委员会有些事情没有通知他。海恩波因为参与反鸦片运动而分心，似乎不能专心作中国内地会的行政工作，但海恩波认为这样的指摘对他非常不公平。

    也许伦敦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之间的对峙是无可避免的。戴德生本来希望中国委员会有执行的权力，运用各区监督的经验去处理每日碰到的实际问题。可是，伦敦委员会自视为中国内地会的总会，其余各地的委员会不过是辅助性质。沙威廉（WilliamSharp）提出由伦敦委员会掌握最高权力。他认为伦敦委员会要向中国内地会在华工作的支持者和捐献者负责及交待。沙威廉说话尖刻；他对戴德生说：「你的委员会不应徒具虚名，它应有实际的

    行政权力，当它跟你的观点不一致时，你总试图强逼委员会接受你的观点。我希望你可以容许差会自行运作，而你自己可以集中精神去阐释圣经，以及激励教会。」

    让伦敦委员会掌握大权，有违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的基本原则——以中国作指标。当伦敦委员会干涉一些传教士反对《协议书》中某些方面时，戴德生的反应是：这是工场的事，不是母会的事。

    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张是：在中国的事情该由在中国的人处理。基于中国内地会至今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机构，他们说：「把全体同工联合，成为一体，是当前急务。所有使人感到有所区别和分离的事情，都要一概避免。『没有人可以事奉两个主。』以伦敦委员会为最高权力的建议，不仅使很多人心中不服，并感到：『我们是来自某某团体，我们是隶属它们，不是你们。』……这个本已十分困难的工作，将因此难上加难。」

    伦敦委员会仍坚称英国教会不会喜欢戴德生把行政权力给予中国委员会。他自己必须作出罢免的决定，伦敦委员会必须对内地会的《原则与实践》和《协议书》有最后之决定权。他们也要求有派代表出席中国委员会的权利。

    当伦敦委员会的信在1891年11月寄到上海，陈述他们的要求时，戴德生觉得差会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危机。他对伦敦委员会说：「你们没有经费支持五百位传教土，你们不能保障他们在暴乱中的安全；你们不能到这里来管理差会的事务；我们必须行在神的面前。他按着他们信中各点逐一回复。珍妮感到他那时实在太辛苦了，差点要了他的命。

    不过，这个组织面临的危机并没有完全占据了他的时间。他也可以抽出时间细心料埋他从洛机山脉收集得来的植物标本，并清理他放在吴淞路房子的阳台上、从多利士海峡（TorresStrait）一个岛上所采得的标本。

    戴德生也没有因制度问题引起的争论，而忽略了差会的属灵需要。1892年3月，戴德生发了一封重要的通函给中国内地会每一位成员。他在信中报导了他最近与一些海员、中国仆役、居民和到上海的旅客谈道之经过，他说：「现今人们对差会的需求，是圣灵同在的明证。分发了数以千百的单张和圣经册子，福音信息传讲了数以千次；宣教路程也不知走了多少万哩；但在使人归主上，这一切又是多么微小。作为一个差会，我们务需在神面前谦卑。我们也蒙受神的赐福，可领一些灵魂得救，但那些追赶千人，或是二人使万人逃跑的在哪里呢？那些曾经干渴，现今得着满足，从他里面涌流活水江河的，又在哪里呢？

    「也许我们很少人会对我们工作的结果感到满意，有些人或许想道：如果我们有更多、更贵的机器，我们必会做得更好。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属天的能力，不是机器。如果我们现令每天接触到千百人，却不能使他们归向基督，那么，即使有机器可以帮助我们，接触到双倍数目的人，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倒不如暂停现今的工作，在神面前谦卑、祷告，只求圣灵的充满，使他无可抗拒的能力可以透过我们流通开去……

    「现在无数灵魂正走向沉沦，因我们缺乏这能力……神赐福那些凭信心，向他追求这恩福的人。万事都预备好了，只待我们作好准备。让我们求他查明我们，除去一切拦阻，以致他可以更大使用我们。我们中间任何人，若曾论断同工，或曾轻率及开玩笑地说『不方便』；或如果我们容许次要的事占去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代替了神的工作；又或如果忽略了读经和祈祷，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认罪，祈求他的宽恕，避免将来重蹈复辙。当除去一切拦阻，重新把自己奉献之后，我们就要凭信心接受圣灵的充满，让他占据和管治这洁净了的殿。」

    1892年4月16日，内地会的中国委员会会议暂停。会议记录这样记着：「中国委员会暂停举行会议，与上海布道所的成员同心祈祷，恳求圣灵充满他们，充满在中国的整个差会，以及充满伦敦的委员会。」

    他们的祷告蒙神垂听。

    珍妮在同一个月里记述说：「神在我们中间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倒空、谦卑，被圣灵充满。我们经常聚会，充满自由和能力。」

    1892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一同乘船赴加拿大。一方面是出于霍亨利的建议，也为了与北美委员会的成员会面。霍亨利劝他留下来，完全休息。回到英国后，戴德生首先跟委员会个别成员会谈，然后才和全体委员开会。尽管仍有不同意见和少许不满，他们的要求已经软化。有人以为海恩波会引退，戴德生希望化解这个危机，就建议举行为期一天的禁食祈祷。

    当时，差会面对的不仅是制度问题。1892年也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1887年，就是发动招募一百位传教士的那一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三万镑捐款，1888年的奉献则接近三万三千镑；1889年有近四万九千镑；1890年约有三万镑；1891年的献金刚超过三万六千镑。但在1892年，每月的收入只有二千镑左右。捐献的降低，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差会管理出现问题，以及长期为制度争持不下，以致谣言四起。

    1892年7月3日，戴德生从苏格兰回来，发觉九月份的奉献数字特别低，通常他们在每月发给上海的电报里，报告了每月的拨款，现在却仍未发出。司库费查理正等待与戴德生商讨应付之策。

    「我想我们应多等候一天，才发电报到上海，」戴德生说：「目前，我们应把平常的事务放下，来到神面前，为经费祈求。」

    「但我们不能把祈祷后收到的奉献，加入九月份的拨款中，。费查理提醒他。经费通常是按月寄发的。

    他们二人同意把九月的奉献数字发电报给上海知道。在中午时，培兰路的同工特别为着这几个月来不理想的奉献收人和经济危机，一起祷告。

    到了下午，有一封信寄到培兰路，内中有一张五百镑的支票，并指明是要「立即转往中国」的。

    当时，内地会的中国委员会正举行秋季会议，他们收到第一封电报，提到九月份很少奉献。委员会成员便一同为神过去曾解救他们脱离危机而感谢神，并祈求更多的奉献会接着寄来。果然，二十四小时后，他们接到那五百镑奉献的消息，范约翰也宣布他收到另外五百镑的奉献。会议记录这样记着说：「各委员一同起立，颂唱赞美诗。」

    1893年1月，霍亨利从加拿大来到伦敦，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仅使差会的制度问题的争论得以调停，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他门选举了一位商人史洛恩（Sloan）为差会干事，负责伦敦办事处的日常工作，并参与委员会，使总干事海恩波有更多时间参与反鸦片运动，以及公关工作。到了三月，那个几乎使差会陷于**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大家同意伦敦、中国和北美的委员会只有给各区监督提出建议，而无执行的权力。引起争议的《协议书》则分成数段，分别用来指示不同等级的传教士。霍亨利被选为北美办事处的内务主任，范约翰则被接纳为内地会的副总主任。

    第四十四章一次家庭旅行

    1894年2月，戴德生和珍妮一同离开英国，第九次前往中国。他们途经北美，四月抵达上海。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存义（Ｈoward），在上海与戴氏夫妇同行的金乐婷小姐（GeraldineGuinness）结婚，他们二人后来写了一本人人爱读的《戴德生传》

    他们在中国逗留数周后，戴德生和珍妮便商议要回国参与和推进「前进应动」（ForwardMovement），这是招募一千位传教士的跟进运动。但当时北部省分发生了问题，戴德生决定亲往家看一下。虽然这次旅程需时三至四个月，而且部分地区尚没有铁路，戴德生和珍妮还是在最炎热的季节出发。

    戴存义夫妇蜜月后，回到上海，发现父母已离去。戴存义医生恐怕这次旅程会影响他父亲的健康，因此，这对新婚夫妇便出发追赶，最后在汉口赶上了戴德生夫妇。

    「父亲，这次旅程可能会对你的生命有损。」戴存义说。

    「是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话。」（约壹三16）

    他们一行五人，包括戴德生夫妇、戴存义夫妇，还有郭豁达（JoeCoulthard），他在1879年参加中国内地会，两年前跟戴德生的女儿玛莉亚结婚，他们在五月离开汉口。除了礼拜日，他们每天都走十四小时的路程。戴存义夫妇对于本地人的友善和开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重视家庭关系的中国人，对于这外国家庭的关系也很感兴趣，他们觉得他们一家五口一起旅行是很自然的事。

    「看他们都对着我们微笑。」金乐婷说。

    「也许是因为我们向他们微笑吧。」戴存义说。

    这对新婚夫妇并不太喜欢送中的旅店，他们认为它们连英国的牛房也不如。他们对于那些单轮手推车更不习惯，那是当时河南一带的主要交通工具。这种手推车是用坚硬的木头制造，中间有一个大轮子，两边有手柄。上面有竹帘的篷来遮荫。乘客可把粮食包和轻便的行李放在前面，用自己的被褥当作垫子。戴存义夫妇稍感安慰的，就是这单轮手推车是为「两个受害者（乘客）而设计。他们坐在轮子的各一边，面向后面并排而坐。

    「我们坐上去后，」金乐婷记述说：「一个强壮的年轻车夫穿上一条帆布肩带，拉起车子，跟着稍作平衡——把我们摔向后面，使我们斜斜的坐着。然后，他便喊前面的另一个人拉车。车上叽嘎一声，颠簸了一下，经过用力的牵扯，这部笨拙的车子便慢慢前行了。尘土开始在我们周围，从两个车夫的脚下，以及车轮下面扬起。我们喘着气，拼命地抓紧车身。车子辗过凹凸不平的石子路时，隆隆作响。轮子没有涂上润滑油，慢慢转动时发出不规则的隆隆声。车夫额头流着豆大般的汗珠，距离我们不足一码。他弯身努力的拉车。那些友善的群众消失在远处，我们的旅程便告开始了。」

    经过十日，他们抵达了河南省北部一个热闹的南镇周家口。这里有郭豁达的布道所，一间成长中的教会里的共有七十位会众，他们热情的欢迎这批疲倦的旅客。他们中间有一位以前曾经当过满清官员的陈先生，穿着一件浅色的丝质袍子，向戴德生鞠躬。

    「敬爱的先生，没有你们，我们永不会知道耶稣的爱。」

    陈先生把一幅大红纸递给戴德生，他在上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本人净手，敬谨恭候。

    可敬的戴德生先生，以及众位可佩的领袖、长老和牧者，从开始就创立了中国内地会。

    先生，您经常在中国和外地旅游，忍受很多疲累、穷苦……在我们当中；您显明了您作为使徒的印记（林后十二11下、12节上）。救主荣耀的救恩临到我们，是由于阁下光临我们中间，领我们走在真道上；否则，我们绝不能找到进入正路之门……。

    我们敬爱的长者，愿神赐给您在有生之年，可见到我们的主降临，耶稣基督将要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十八14）。先生，我们确信在千禧年国度中，您将享高位，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千禧年结束时，主耶稣升天之际，您将永远伴着他。

    在我们家中，我们整间微小的教会，以致周家口所有人，无不对先生致以万分的敬意。

    端此，并祝

    平安

    主内不配

    陈珠浪

    顿首敬启

    「我实在不配邀请可敬的大牧师到寒舍，」陈先生说。于是，他预备一整桌的中国筵席，送到郭豁达家里，给戴德生一家享用。他用了祭祖时才用的肉食，分别煮了六个大盘。他听见戴德生不能吃辣椒，就特别为他们预备了一些食物，给他们在路上吃。在这些包装精美的中国食物上面，还附有一张短笺。

    可敬及尊贵的戴德生先生：

    陈珠浪顿首

    本人谨以尊敬的心，呈献一点旅途用品——油泡肉饼、杏仁、腌西瓜。敬请笑纳。那些没有加上辣椒的肉饼，是特别为牧师您烹制。那些有辣椒的肉饼，是给郭豁达先生和您二公子享用的。

    谨此，敬祝平安

    仲夏首日

    他们带着陈先生慷慨的馈赠，再次坐骡车出发，走了几个星期。长期的豪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河水高涨，有些地方更见泛滥。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河口，预备过河。由于车夫的犹疑，另一部车子抢先驶进河中，在他们前面过去。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大的侮辱，除非别人让路，否则是不可越过别人。

    「但这可以给我们机会，看看他们过河的情况。」有人象预言般的说。

    那些传教士和车夫看着前面那部车子愈走愈深，至走到河中一处沙堆上才歇下来。之后，观看的人都膛目结舌地看着骡于、车和乘客滑下河中。河水很决淹没了车子。戴德生一家和他们的车夫在河边大叫：「不成！不成！完了！完了！」

    急流把车子冲翻了，它在水中团团转。旁观的人无能为力的眼睛瞪看着车子被河水淹没。骡子看不见了，乘客似乎也没有希望。最后，那车子搁在对岸一个转弯处。令人难以置信的，那车夫和乘客竟然生还。戴德生各人不想跟他们一样，所以选择走另一条长而蜿蜒的路，找到渡轮后，才把骡子。车和乘客安全送到彼岸。

    数星期后，将近黄昏，他们来到西安。往西望去，在夕阳斜照的天空下，他们可以模糊看见距他们约十哩处的城墙、城门和城楼。西安是陕西省的首府，陕西共有二十二个城，六十个镇，无数的村落，面积有一万二千平方哩，是一个广大的平原。八年以来，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先锋在包汉（ThomasBotham）的领导下，克服了激烈的反对，在这地开设了多个布道所。正当包汉的宣教队伍结出果效，来自北美瑞挪会的五十位宣教士也抵达中国。他们带着他们的结他，在这个以排外著名的府城，开始了福音的事工。

    戴德生此行目的，是要作好安排，使这批北欧同工可以与包汉及其它的内地会同工一起工作，彼此相辅相成。

    伊士顿（Easton）和韩德信（Hendrickson）两位北欧同工，穿上中国服装，戴上大草帽，出来欢迎戴德生一行人众，并带领他们进城。他们所往的每一所房子，都已预备了清洁的凉水。

    「经过了漫长而干渴的旅程，」戴德生在一次圣餐聚会中对那些年轻的北欧教士说：「能够在同工的住处随时享用清凉的水，真令人身心一振。我们来到西安，再不会感到干渴。主耶稣也赐给我一口井，就是我心中的活水泉源。他时常与我同在。我们怎样使用我们的井呢？我们去到井旁取水，尽情大喝，不再感到干渴了。所以，有耶稣在心中，喝用他赐给我们的活水，就永不再渴。」

    北欧的同工受到批评，困为上海一份德文报纸报导说：「有二十位未婚妇女，竟然没有男教土保护。中国人能了解他们的心意吗？不会以为他们别有所图？」戴德生同意管理女教士行为的守则，但对于这些北欧的单身女同工，他撤回中国内地会教士在中国事奉未满两年不可结婚的条例。他为北欧同工安排了西安平原作为工场，还包括首府太原，他们可以在那里传福音和建立教会。韩德信被立为高级宣教士，跟包汉共事。

    他们继续上路，往东北方向去，到了七月下旬，便来到山西省南部。戴德生和珍妮接受席胜魔的邀请，在那里逗留数天。席胜魔领他们穿过一连串的院落，来到一个广场，那里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筵席。十数根柱子支撑着一个褐色的大布篷屋顶，下面就是一列房间。桌上有灯，地上铺了新的草席，门上也挂了新的竹帘和彩色的装饰物。席氏夫妇在床上铺了新的白床褥。桌子铺上红布，中间有一块四方形的绿色丝质布垫。亮晶晶的铜盘承托在支架上，上面放着洁白的毛巾，并有一块新的肥皂，是上好的梨牌肥皂！

    席牧师夫妇站着伺候，满面笑容。

    「没有什么，全不值钱的，我们应为我们尊敬的大牧师及各人预备得更好。」

    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席牧师亲自招呼各人吃饭，还有一班人在旁帮忙。每次戴德生向他道谢时，他总是这样回答：「老师，若不是您受苦和忍、耐，我们又怎会得着福音哩！这实在是我的喜乐和荣幸。我怎可以不好好款待您们呢？」

    1894年6月，中国和日本的军队都开进朝鲜半岛。戴德生一家正在享受席胜魔的招待时，中日两国已开始交战。戴德生回到上海时，中国的情势已很危急。由于恐怕中国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戴德主决定暂时放弃返回英国的计划，因为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

    第四十五章面对不同的质疑

    中国和日本两国为了争取朝鲜的控制权，经过多年敌对，终于爆发了战争。

    日本军队攻击山东的威海卫时，约有两百名中国士兵受了重伤，但还是沿着海岸，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撤退了四十哩，到达烟台。他们的衣服都染满了血，有一个士兵膝盖碎了，仍蹒跚地走着；另一个士兵的肺部中了子弹。还有一些用手代脚爬行，到达时，双脚都冻坏了；另有一些则在途中死去。

    在烟台，有一位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的外科医生窦伟德（ArthurDouthwaite），开办了一所中国内地会的医院，每年都有超过二万人来求医，施过数以百计的手术。当时，他马上召集了一批未受医学训练的传教士，帮助他进行紧急的手术。他们从一个士兵身上取出七粒子弹。中国内地会的医院接收了一百六十三人，照顾他们；在他们极需关怀时，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们，令他们以往对传教士的憎厌一扫而空。

    甲午战争后，一名中国将领来到烟台的医院，同行正有一个铜乐队和一队士兵。他在医院里竖立了一块银金字的牌匾，以表达中国军队的感谢。他听见烟台一所新学校需要石块来建筑校舍，便立即吩咐一个军用的石矿场供应所需的石块，并由军队帮助运送。

    历代以来，中国人都十分鄙视日本人。所以，这次被日本军队击至溃不成军，实在是对国体的一次重大打击。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但也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并赔偿了大笔金钱，而台湾和其他一些地区也割让给日本。

    这场战争结束时，刚好已届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招募一千位宣教士的五年期限。戴德生是招募委员会的负责人，要向大会报告结果。他的报告指出在这五年期中，共有1，153位新同工加入中国的宣教行列。他一方面为神奇妙地垂听他们的祷告而献上感谢，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一千多位传教士中，只有480位是男性。而且大多数是在沿海省分工作，要把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还需努力。

    「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了，」他代表委员会这样说：「战争虽然结束，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中国将会更开放，并有很多新的发展。如果基督的教会不设法从这些新开的门进入去，其他宗教便乘势涌人，以后这些门也许又会再次关闭……时间很快过去，如果五年前需要一千人的话，现在的需要就更大了。……」

    中国内地会现有621位成员，分配在122个主要的布道所中，其中九十个设于从前未有人传福音的省分内。1895年5月２１日戴德生六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发了一张通告，邀请每一位中国内地会的成员，跟他一起祈求有更多圣灵充满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戴德生知道自己日渐衰老，就想把内地会的组织结构巩固起来，使他这样的创办人不能管理时，仍有合适的人来领导。他选了顾正道（MilliamCooper）作为中国的助理副总主任。顾氏三十四岁，在中国工作已有十二年。他负责处理一切行政上的书信往来。除了是寄给范约翰和戴德生的信，或者标明「私函」字样的信外，其它皆由他负责。他外型健硕，有坚强的信念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不过，他说话时十分有礼，甚至显得有缅碘。

    不想时常都反对你的意见，」他早年在中国委员会时，有一次这样对戴德生说：「我想最好还是辞职。」

    「不要这样，」戴德生回答说：「我珍惜这些反对的意见，这可以使我少犯错误。

    自1886年5月起，包兰顿（JamesBroumton）出任差会的司库和统计员。「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错，」他说：「戴德生先生对于细节特别留意。」

    吴淞路的大楼启用后，包兰顿加入了上海总部同工的行列，献身作会计和统计的工作达十一年之久，得到戴德生高度的赞誉。费查理十七年来作宣教士和行政人员，之后，他也迁到上海。范约翰、顾正道、费查理、包兰顿四人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当中国委员会的其它成员分散各省时，就由他们代替委员会。

    自1886年，「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在四川开展宣教工作。在1895年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Convention）中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宣教会议上，主席宣布盖士利将被委任为中国西部的会督。英行教会将会负担他的薪金，把他看为是他们的传教士；但他仍然继续其在中国内地会的工作。盖士利于1895年10月18日在伦敦正式接受按立。「我认为这样对中国有好处，」戴德生评论说：「盖士利无论在灵性方面或是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绩斐然。」

    1896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国。当时，范约翰也想留在英国，因为戴德生有信心相信顾正道可以承担在中国的事务。

    有好几年，由于有人要求由英国方面管理整个内地会，所以，在培兰路的办事处便不敷应用了。回溯1893年5月，伦敦委员会曾考虑另购一个新的总办事处，就是在纽恩登林荫路（NewingtonGreen），距培兰路不过一石之遥。新址设有办事处、会议厅、三十个厅房、公用厅，并有一个接待宣教士学生的地方。

    1896年夏天，戴德生和珍妮回到伦敦，他们离开已有两年，新的总办事处已经启用了。尽管纽恩登林荫路的同工都知道他们正在回程中，但他们故意不通知众人火车抵达伦敦的时间。

    星期六晚上的祈祷会座无虚席。当时，戴德生和珍妮乘坐计程车抵达在纽恩登林荫路的新总部。他们步向会议厅的大门时，好奇地望着那狭长的三层建筑物，在人字形的屋顶上还加盖了房间。戴德生在1893年详细构想的计划，现已成为事实。门上的石碑，刻有一行字：「要信靠神」。他们进去后，安静的坐在后面。直至祷告会完毕，戴德生的朋友和拥戴者才惊讶地看着他们，围着二人互相问安。戴德生和珍妮现今就以此地为家了。

    戴德生夫妇还在中国时，海恩波已经退休，但他仍住在培兰路二号。史洛恩（Sloan）接替海氏担任干事。戴德生当时记载说：「我的目的是使每一部分的工作达到一个地步：即使没有我，仍然可以继续下去。我存着这个意念，去探访各个不同的部门。」他在英国各地一连串的聚会中讲道。他常讲的一个题目是「前进运动」——把福音传给万民的异象。

    1897年春天，戴德生访问德国，遇上一些对中国内地会存有敌意的人。信义宗国家教会（LutheranStateChurch）的领袖并不同意中国内地会超宗派的立场，也有些人怀疑他们凭信心筹款的主张。但很多教牧领袖和宣教团体的总干事，聚集在柏林（Berlin）德根男爵夫人（BaronessvonDungern）的会客室里，要一起评价六十五岁的戴德生，但气氛似乎并不十分友善。

    「来到我们这里的戴德生先生，」男爵夫人说：「并没有出众仪表，但那金色的卷发使他看起来比较年轻。」

    「你是一位循道会牧师的儿子，」第一个开始发问的人说：「也跟浸信会有联系。你最近接纳了一批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圣公会的会友。试问他们怎么可以跟循道会、浸信会或其它宗派的人同工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戴德生回答说：「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再者，中国幅员广大，有足够的地方让传教土分布不同的省分中，保持每一宗派特有的教会制度。最近，我们欢迎了一位英国主教，他是中国内地会的会员，去到中国西部工作。因此，我们中间来自圣公会的同工，便不会欠缺属灵的领导和指引。庞大的宣教工作，向我们所有人呼召，要我们抛开神学上的歧见。而我们的口号是：『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

    「这样混合不同的教派的情况，在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葛士那差会（Gossner）的主任轻声说。

    「主怎样拣选他的器皿是很令人叹服的，」戴德生继续说：「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在他手中仍可以彰显他的荣美。这就如创造一样，有壮实、美丽的橡树，也有生于草地上细小的花朵；两者都是神手所栽植的。又以我为例吧？既没有特殊的恩赐，性格害羞；但那充满恩慈的父神垂顾我。我年轻时，信心不足，他就使我刚强。他教导我在无助中投靠他。为各样小事祈求，虽然这些事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他知道我心中的欲望，所以我只需象孩童一样，单纯的信靠他，在祷告中把各样事情带到他面前。因此，我很早就经历到他是何等愿意扶助、坚立和满足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我祈求，金钱就来到了。」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有人问：「你曾经感动过一群会众对宣教工作的需要作出奉献，而当有人起来收集献金，你却拒绝呢？」

    「我曾多次这样作，」戴德生回答说：「这不是我们收取献金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想挪用其他差会的奉献。我们接受自由奉献，却从不想加给别人的压力，聚会之后，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可以很容易找到机会，把奉献寄给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沿用自由奉献的。」

    「我们听说，」一位路德会教士说：「由于这个做法，带来了巨额的献金。但我们的目的，是要训练会众有定期奉献的习惯。」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戴德生回答道：「不过，各人有不同的带领。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所领受的亮光行事。正如我同才才所说，由于我的软弱，主指示我作工和祈祷的方式，但我从没有要求别人仿效我。你们训练各人，以及全教会定期奉献，也是很好的……」

    经过了超过一小时的问话，德根男爵夫人发言：

    「戴德生先生今晚要参加另一个聚会，我们应该让他休息一会。他要求站着讲话，而我们却舒适的坐在他周围。」

    「刚才，」男爵夫人后来记述道：「有一线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看来充满喜乐和平安，这似乎是从上面而来的光采。我顿时想起司提及，他看见天开了，耶稣坐在神右边的情景。」

    「在这个人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有人低声说。

    「是的，」葛士那差会的主任说：「你说得不错。我们不会再麻烦我们的朋友了。」说着，便起来，走过去拥抱戴德生，并亲吻他。

    女主人最后说：「这位有属天智慧的人，存着谦卑的心，征服所有反对他及其工作的人，这真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那年夏天回到伦敦，戴德生发觉差会的经常奉献数目十分少。于是他祈祷，努力工作，并安排了很多聚会，终于把身体拖垮了。由于严重的神经痛和头痛，迫使他接受医生的劝告。

    「要完全休息，让别人代管差会几个月吧！」

    戴德生和珍妮便前往瑞士的达浮斯（Davos）旅行。最好的药物，就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这远胜山中清新的空气。原来有一位伦敦的批发商莫东（J、T.orton），奉献了一万镑给差会，作为经常费用。

    莫东慷慨奉献了这笔金钱之后，过了数日就去世了。戴德生夫妇回到英国，知道莫东先生的遗嘱，是把他产业的四分之一送赠中国内地会，价值约为十万镑！这笔遗产指定用作传福音和教育基金，每年分期给予一万至一万二千镑，以十年为期。

    这笔奉献大大扭转了中国内地会的经济情况，特别是当时英镑的价值高，在中国的购买力强。大概我们要把当时的数目乘以五十倍，才相等于现今的数值。

    戴德生认为这笔奉献并不纯粹将是一个祝福，它也可以带来坏的影响。它可能使差会减少倚靠神的心，并且到十年期满后，过去由这笔钱发展开来的工作可能会出现困难。他肯定相信这笔奉献是神垂听祷告的结果，但若不是同时有属灵能力、信心的增长和祷告的支持，这就毫无用处。他把此事与他八年来一直祈求的事连起来祷告——就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起来，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

    1897年11月，戴德生夫妇再度经北美到中国去，计划尽他们所能，在中国各省为传福音而努力。

    第四十六章少种少收

    中日战争之后，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开始一连串野心勃勃的行动，欲对付军力薄弱、士气不振的中国，迫使中国向西方国家就范。他们要求租借港口使中国大部分土地列入他们的势力范围，铁路的建造权也给予外国公司。

    这些充满扩张性的行动，挑起了中国妇排外的情绪。有些中国人到处攻击外国人，甚至扬言要把他们逐出中国。有些人则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才属明智之举。因此，部分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发起了改革运动，推动一些颇激进的改革。不过，许多人对满清政府已失去信心，当中国在甲午之战败于日本，而且接连在西方列强手下受辱，他们都极其愤慨；秘密组织纷纷成立，鼓动民众。1895年，四川爆发了暴乱但感谢主，中国内地会同工无人丧生，部分原因是得到当地官员的保护，但差会的财物则受到很大的破坏。

    1895年8月1日，在沿海的福建省，施德华牧师（RobertStewart）夫妇、他们的孩子和八应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被一个秘密组织的党徒杀害了。戴德生和其它人都认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由于某些原因，神似乎收回了他保护传教士及其家庭的手，以致他们惨死于中国。

    不过，在1898年夏天，中国的改革派，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光绪阅读过不少激进的刊物，不单是中国人所写，也有李提太大的著作。他推动了后来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从1898年6月到9月，颁下一度度的谕旨，修改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及一所大学，学习西方思想，并鼓励在中国建造铁路。

    改革派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对立的保守派向顽固的慈禧太后要求支持。在九月，她掌握了朝政，软禁光绪皇帝，剥夺了他一切权力，只保留他的称号。她还拘捕并杀害很多改革派的官员，并停止一切新政。

    各地经常发生暴乱，戴德生提到当时的政治情势，指出全面的倾复似乎已无可避免；慈禧太后的行动鼓励了全国的排洋情绪。由于留在内陆各省的洋人大多是宣教士，因此，敌对行动的矛头，便指向他们。

    自从「兰茂尔号」的一伙人在1866年到达中国，三十二年以来，不论是由于意外、暴力或是旅游，中国内地会都没有遭受人命的丧失。戴德生为此很感谢神。财物虽有损失，传教士（包括戴德生本人）也有受伤，但从未有人丧生。他的儿子和媳妇相信「在戴德生心中，已对神有安稳的信靠，知道他必保守差会众仆人，尤其是在布道所中独自工作的娇弱女同工，她们工作的地点和其他传教士相距甚远」。

    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国，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由于另一次病痛发作，所以只好留在屋内。有一次他出外探访皮尔逊博士（DrA．T．Pierson），他是美国人，是位圣经教师，亦是一位作者和诗歌作家，他当时也罹患重病。「啊！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们倒空自己，认识到没有我们，他的工作仍可成就。」戴德生在四月时，从上海写了一封信给皮尔逊。在这段期间，他也找机会和差会中超过二百位传教士交谈。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为好转，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庆去，那里有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第一间布道所，建于1877年。他们是要参加华西传教士会议。这次旅程走了数百哩，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开始时他们乘搭汽轮，后来改乘较原始的船只，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进。

    他们途经汉口，听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国内地会第一位殉道者。博朗明死于西南部的贵州，同时遇难的有一位归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这消息真使人忧伤，」戴德生写信给范约翰说：「为道者是蒙福的，但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他们的朋友，却是悲伤的事。不仅悲伤，也是一个予兆。似乎神要用另一种试炼来考验我们，所以我们确要重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无疑透过更深刻的苦难，会带来更满溢的福杯。我们要紧靠大能的主，从他得着力量……这些试验不会拦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这些真是先见之言。

    这次宣教会议让戴德生有机会与盖士利，并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其它宗教领袖交谈。但却要放弃探访西部别的布道所，一方面是由于那些地区爆发暴乱，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年届六十六岁的戴德生心脏病发，几乎丧命。珍妮日夜照顾他，信靠神必会使他康复。她独自在一个房间中，跪在神面前安静祷告。

    「主啊，我们不能作什么。请按他的旨意行事，为我们承担一切。」

    戴德生不知道珍妮的祷告，但当她返回他的房间时，他看着她，低声说：「亲爱的，我感到好得多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重新得力。

    虽然戴德生的健康在返回上海途中稍为好转，但他们仍决定到位于烟台海边的内地会健康疗养院去，度过1899年的夏天。这一次，他们有机会认识那里三所著名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很高兴地看着小孩子们嬉戏。在奠基纪念日，他们举行划艇、板球和网球等比赛。戴德生在当中致词。那是一个温暖的黄昏，他们在大学的院内举行晚会。珍妮记得从音乐室中透出来的灯光，跟月色溶液合，美丽极了。有一位教师演奏小夜曲，他是位出色的音乐

    家。

    那年夏天，戴德生花了很长时间为「前进运动」祈祷，在祷告之余，他和珍妮也用一些时间，去计划他们将来隐居之所。戴德生买了一块地，就在离上海两天航程的一个山上。他们希望在那里筑一所房子，可以远离上海总部繁忙的工作。房子上层有一个三面的阳台，可以观看茂林郁郁的群山和伸延出去的广阔平原。

    虽然有病在身，戴德生仍参加中国委员会在1899年1月和9月之间召开的八次会议，其中只缺席了一次。然后，他和珍妮，以及儿媳戴存义夫妇，从上海坐船往美国去。途中折往澳洲和纽西兰，因为答应了到那里讲道。之后，他们横渡太平洋，到达加里福尼亚州，再乘火车到纽约去。

    纽约的卡内基礼堂（CarnegieHall）坐满了三千五百人’正举行1900年4月的联合宣教大会。会场外也有大型聚会，给公众和超过一百个宣教组织近1，900位的代表会面。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也到场欢迎参加者。

    戴德生讲道的主题为「宣教工作的得力之源」。其时，距他六十八岁生日尚有一月。他坐在讲台上，与一群在宣教工场上的杰出人士并肩而坐。他等候讲道时，环顾那宏伟的演讲厅——有两层包厢和三个圆形的看台。他踏前一步，首先如常的默祷，然后拾起头微笑。「能力是属乎神的」，他以这句话开始了讲道。

    霍亨利永不会忘记那情景。「他开始讲道时声音温柔，充满感情。全场肃穆。台上经验丰富的宣教领袖，都伸直腰，聆听他说的每一句话。」

    戴德生继续说：「……我们都尝试去做，也有很多人按着自己容易做或方便做的，尽力去做，但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时，就有一种奇妙的能力，使我们跟保罗一样愿意受苦。我们愿意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意味着「己」的死亡），并与他一同受苦，以至受死。有一句话是永远真实的，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

    霍亨利忆述说：「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会众的心都向主开放，心灵迫切地要成为合主心意的人，作合主心意的事。决志奉献自己，为主而去。」三十年过去了，霍亨利仍听到有人对他说，戴德生那天早上的信息，使他们的生命有了很大改变。

    五月，戴德生从纽约到波士顿，负责主持一些聚会，同行还有皮尔逊博土，他已病愈康复。在一次聚会中，戴德生的思路似乎突然断了，重复着两句话：「你只会信得太少，绝不会信得太多。既使我们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会背乎自己。」

    皮尔逊走出来帮忙，接续戴德生主领那次聚会。他后来思想这事，说：「这事令人感到悲哀，但也富有诗意。这次重复说话，是戴德生崩溃的第一个征兆；这句话反映出他对自己一再的提醒。也是他多年来的宣教工作中，对同工的提醒。这实在是一句祝福的话，也是他一生分别为圣事奉的确据。」

    戴德生的医生儿子戴存义，形容他是「相当严重的崩溃」。在海恩波的自传中，他说：「这次崩溃是由于他身体的耗尽，以致损害了他的记忆和精神。」美国的行程因此要缩短，戴德生和珍妮在1900年6月回到伦敦。

    戴德生太衰弱了，无法再主领聚会，甚至写信也不行。珍妮安排了与他一起到瑞士的达浮斯（Davos）去，希望可以帮助他慢慢的复原。

    戴德生和珍妮于1899年9月离开中国后，政治局势变得更坏；中国被日本打败，又被欧洲列强侵占港口，外国公司开始建造铁路，整个中国近于被瓜分的局面。仇外情绪高涨，加上连年饥荒，局势更不稳定。中国人对传教土的仇视愈来愈甚，谣言满天飞，说他们有许多残忍和不道德的行为，破坏中国的风俗。

    慈禧太后命令各地的武装部队作好准备，保卫国家。由于这些部队时常练习拳术，所以被称作「拳民」。这些拳民以「灭洋」为口号；渐渐有许多不法之徒加入，跟秘密组织勾结起来，迷信邪术，认为这些邪术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敌人子弹枪炮的伤害。

    到了1899年底，拳民开始杀害基督徒，各省官员也没有加以阻止。到了那年的大除夕，一个隶属于海外宣扬福音差会的英国传教士被杀。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结果有几个人受罚。然而，到了1900年6月，慈禧太后不理会大臣的劝阻，违反她侄儿光绪皇帝的意愿，发出了一道谕旨，下令杀死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因此，中国便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公敌。

    第四十七章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尽管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是反基督教，兼且仇洋排外，但主要受害者仍是传教士和基督徒，困传教土散布在中国各地，而其它人则集中在各口岸地区居住。义和团称中国基督徒为「二毛子」，认为他们是中国国家和文化的叛徒。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东北地区最盛，因为其它地区很多中国官员对外国人或多或少都会提供一些保护，因为他们明白中国要与西方列强较量，是非常不智的。事实上，中国政府中的温和派都想多方设法改变朝廷发给各省的谕旨；据说他们把「遇见洋人格杀不论」的电报改成「遇见洋人一律保护」的字样。

    在义和团之乱中，天主**受害最重。单在北京地区死亡的天主**，人数已在一万五千至二万之间。利玛窦（MatteoRicci）的坟墓和十七、十八世纪时耶稣会士的墓家，都被挖开，遭受凌辱。山西天主**被杀的，约有二千人，其中包括两位主教和多名神甫。

    甘肃省的情况，却相当平静，尽管官方下令传教士离开，但他们仍然留守岗位。1900年9月，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有一位旅客遇到在那里工作的一位神甫。他连义和团暴乱的事都没有听闻。当他得知法国领事呼吁所有法国公民离开该区时，他拒绝撤离，说要等他的主教下令才会离开，因为他不愿撇下他的群羊。

    华北的暴动最厉害。那里的基督教会只有四十多年历史，所以受**的人数也较少。中国基督徒死难的人数比天主**要少；但基督教传教士的死亡人数却较多。

    当北京地区处于千钧一发时，基督教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信徒，都跟大多数外国人一起，跑到英国公使的官邸中躲避。大约有七百多基督徒被困在那里八星期之久。他们得着几百名外国士兵的帮助，这些士兵是海岸交通未被切断之前就来到北京的。最后，一支由西方国家和日本组成的强大部队，从天津攻进北京，并占领了京城。所以，被围困的那些基督徒中，伤亡很少

    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中国基督徒在河北及其它地区遇难。其中保定的残杀最凶。6月30日和7月１日两天，有十五位来自内地会和两名美国差会的传教士被害。一些目击者见到殉道者临死时的镇静安详，都深受感动。

    山西有许多浸信会的信徒被杀。在萧义，内地会有两名女教士韦爱美（EmilyWhitchurch）和史伊蒂（EdithSearell）正在祷告时被杀。八月间，汾州府有七位美国美部会（AmericanBoardMission）及三位中国内地会的成员被害。

    东北地区以外，伤亡最惨重的是上海南面的浙江省。消灭洋人的电报下达至浙江时，一字未易，仍是「格杀勿论」巡抚虽然略有犹豫，但还是公开发布了，稍后又立即收回。在曲县有一名县长，因为保护外国人而被暴民所杀。这些暴徒又继续残杀，共有十一位内地会成员受害。

    其他省则没有基督教传教士遇难。他们大都听从领事的劝告，先行到通商口岸去了。许多教会和教堂被大肆破坏，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惨遭虐待，但相比而言，流血事件并不多。

    总的来说，在中国境内被屠杀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而他们被害的子女，就有五十多名。内地会的伤亡数字，是损失了五十八位传教士，还有二十一名传教士子女丧生。被杀害的中国基督徒总数将近二千人。

    当初，大家尽量不让戴德生知道义和团在中国大肆残杀的事，因他身体十分虚弱，还在瑞士的达浮斯养病。但隐瞒不了多时，他从中国发出的一系列电报中，获悉这惨痛的消息。自从在美国出现精神崩溃以来，他的精神和体力一直不好。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七月时，珍妮写了一封信到中国，信上这样说：『我们日日夜夜想着你们，我的丈夫说：『我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我们满有权能的天父，必按他的智慧和慈爱，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月间，传来更多的噩耗，戴德生一再受到打击，身体衰弱之极，连在房间里行走也得人搀扶，脉搏的跳动一分钟只有四十次。

    然而，到了十月，他已略为好转，开始阅读中国事件的详细报告。一天早晨，外面下过一片大雪，满山白皑皑的，他的媳妇乐婷跟他一起阅读。戴德生正读到来自山西南部的报告，获知席胜魔在那里为主作工，直至1896年去世。他含着眼泪告诉媳妇，他读到韦姑娘和史姑娘的信，是她们被害前一天才写的。

    「哦，想一想，」他说：「若把这些残害人命的暴徒，换成他的同在、他的怀抱和他的笑容，这就带来喜悦了！」

    他停了停，抑住声音，说：「现在，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他想到启示录三章4节的话。

    戴德生继续谈到一批由危险地区逃出来，汇集在上海内地会的「难民」。他说要赶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一起。

    「虽然我去了也不能做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爱我，如果他们能与我分尝他们的忧伤，我只能跟他们一起哭泣；也许这样会使一些人得点安慰。」

    金乐婷对他说：「父亲，没有人能象你一样，如此献出怜悯之情。但您现在却不宜长途跋涉哩！」

    内地会的助理副总主任顾正道，在这次义和团屠杀事件中牺牲了。在当地指导内地会的事工，以及慰问死难者家属的担子，除了由副总主任范约翰承担外，还来了一位好帮手，他就是「剑桥七杰」之一的何斯德（DixonHoSte）。他从河南来上海，准备在此度过夏天，刚碰上范约翰正需要帮助，所以便投入服务。这对于戴德生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多年来戴德生一直觉得何斯德是神安排来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戴德生认为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就发了电报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内地会的署理总主任。

    义和团事件过去后，西方国家同意中国政府赔偿给各宣教差会和中国基督徒合共四亿五千万两银子。最初，戴德生觉得应拒绝接受以金钱来赔偿性命，但可接纳为房屋和财产损失的赔偿。然而跟伦敦及中国的内地会委员会协商后，决定不要求也不收受任何赔偿，因为他们要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内地会的方针，即使内地会所受的损失比任何团体更多，但仍坚持不变。不过，个人若想接受个人损失上的赔偿，内地会也不禁止。有人抨击内地会这项决定，但英国外交部却批准了，而且英国驻北京的大使还私自赠给内地会一百镑的捐款，以表赞赏和同情。

    其他基督教宣教团体，很少采纳内地会的方针和路线，大多赞成接受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尼尔主教（StephenNeill）评论说：「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戴德生比其它人更有智慧。」尼尔也提到中国付给美国的第一期赔款，被退还作为华人教育基金，以后各期的赔款也豁免了。

    在中国义和团暴乱期间，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坚毅不屈，都值得我们致敬。在死亡面前，没有一位传教士是有意放弃信仰或信心动摇的。那时，内地会成员所写的信件中，没有一封流露过对暴民抱怨，或要向暴民报仇的思想。

    有时，只要稍微妥协，就可救回自己的性命，但大多数中国信徒也都守住他们的信仰。一些非基督徒的中国官员，亦敢于违背朝廷意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护其属下地区的外国人，帮助他们逃离险境。

    1900年底，戴德生说：「我一直写信给受难者的家属，安慰他们。但希奇的是，他们竟因为同情我，而忘记了自己丧失亲人的痛苦。」事实上，有三百个内地会成员因听到他生病了，从上海写信慰问他。他在1900年12月回信说：

    「当我们把你们签署的姓名逐个逐个读完后，我们都感谢神，因为他还把你们留下。这是为了我们，也为了中国。我们所经受的悲惨遭遇是神所容许的，是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他考验了我们和中国的弟兄姊妹后，肯定要重新打开福音的门。以后的工作环境一定会比从前更加有利。

    「我们感谢神，因他踢恩给受苦的人。他信赖我们这个宣教组织，让我们经受如此沉重的考验。在我们内地会当中，有许多人还配得那殉道者的冠冕。在存留的人中，有些人所受的苦比一些被主接去的人还要多哩！他决不忘记我们为他受的苦。在那试炼临到的时刻，我竟离开你们那么远，实在愧对你们。但施恩座离中国那么近，照样，离我们也是那么近。

    「当我们在内地的福音工作有可能再次恢复时，我们会发现环境改变了。可是，我们所验证的原则，因为是建立在他永不改变的道中，故此仍旧可沿用。神要作教导，愿我们一起学习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他要借圣灵装备我们。进一步的事奉，就是我们等候主来时，他要召我们作的工。

    第四十八章回天家的路

    1901年夏天，戴德生的身体稍为好转，有足够体力往白朗峰（MontBlanc）山脚的沙木尼谷（ChamonixValley）一行。但他散步于丛林中时，不幸在松叶上滑了一跤，引起脊椎旧病复发，不得不又有好几个月关在房间里。病愈后，他回到英国住了几个月，并参加纽恩登林荫路内地会各项的活动。

    1902年5月，在他的七十大寿之前，他又回到瑞士。他和珍妮住在日内瓦湖的北边。在翠华岭（Chevalleyres）的小村庄里’即维薇镇（Vevey）以北二哩的草地和果园中间，他们租了一栋房子，内有会客室和一个卧房，并且有露台和阳台，朝着东面升起的太阳。租金包括每天送来的膳食。他们每天四处漫步，很快结识了许多朋友，上至住在白朗尼（Blonay）的中世纪城堡里的伯爵和伯爵夫人，下至当地的小地主，以及住在木屋中的居民。不久，正如戴德生的儿子和媳妇所描写的，翠华岭就成了群山之间的「内地会中心」了。

    韦达（RobertWilder）是美国的学生领袖，他来此地居住了六个月。他告诉戴存义夫妇说：「与你父亲交谈倒不觉什么’但你父亲本人却真不简单。遇见他真是我毕生大幸。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他那坚固的信心，泰然自若的神态和永远不懈的勤奋，即使在身体十分衰弱的时候，还是一样。这都深深感动了我。他曾是那么热心，现在年老体弱，不得不过退休的生活。每次祷告都不能超过十五分钟。但他仍然头脑清晰，充满喜乐，实在使我印象难忘，我记得他说过：『如果是神容许我离开事奉的岗位，我肯定不表异议。』他的口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整天都那么喜乐——白天陶醉在芬芳的花群中，夜间则欣赏闪烁的繁星。」

    戴德生和珍妮多么愿意享受长相厮守之乐。他们在婚后多次不得不因为工作而长时间分离，现在日夜相对为伴是多么的快乐。戴存义夫妇回想这对身体衰弱的夫妻一起乘火车或船出外时，说：「虽然结婚已久，他们依旧是一对情侣。J他俩手挽着手缓步走向山上风景优美之处，一同欣赏大湖美景和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戴德生再次重拾旧日摄影的嗜好，而且花很多小时禾自己冲晒底片；他又用许多时间观赏花木，这股热情还是六十五年前从他父亲那里感染过来哩！

    自从他的健康崩溃后，他的精神不能集中，只可读点消闲刊物、信件以及那本天天为伴的书；他读圣经，四十年读了四十遍，同时对照法文译本，得着新的亮光。

    尽管他已经委任何斯德为内地会的署理总主任，但他自己仍保留着总主任的头衔，并且定期收到何斯德和范约翰寄来的汇报。但当1902年11月何斯德到瑞士访问他时，戴德生决定将内地会总主任一职完全移交给他，这安排已经取得其它主任及委员们的同意。委员之一的伊荣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你挑选了一位很可能是我们当中最懂祷告的人。」

    1903年7月，戴德生发现六十岁的珍妮体内长了一个肿瘤。由于她母亲是患癌症去世的，故此戴德生有点担心，就给儿子拍了电报。戴存义夫妇于是赶到翠华岭，并请了一位国际有名的癌病专家，对珍妮作彻底检查。

    这位名医对戴存义说：「不错这是癌症。而且病情已经扩散，我担心手术也救不了。」戴德生和珍妮都没有详细追问检查后的结果。因为不必动手术，所以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普通的肿瘤而已。由于他俩不追问，所以也没有人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他们。

    这年冬天，戴德生夫妇在洛桑度过，那儿附近有一位著名的医生，也有一间英国人的教会。到了1904年春天，珍妮的身体更虚弱，他俩回到翠华岭，在那里欣然听到中国得救的人数增加了。珍妮愈来愈瘦，戴德生自己也很虚弱。但他俩很高兴地一起**在阳台观看草地上长着水仙花和琉璃子，以及盛开的樱花，也欣赏林中鸟儿的啼叫。

    六月，戴存义又到了翠华岭；几天后，珍妮的二十八岁女儿艾美（Amy）也来了。六月以后，珍妮衰弱到连穿衣服的力量也没有。但因为房间的窗户是法国式的，向着阳台敞开，她在室内也能享受优美的景色和新鲜的空气。

    她告诉一位朋友：「我所受的照顾是最好的，我也快乐得很。我马上要回家了。不知家里的情景怎样！主正慢慢地、温柔地接我回去！」

    在写给媳妇的便条中，她说：「你该知道存义是我极大的安慰，艾美和爸爸也是。他们都是那么可爱，在各样事情上宠爱着我。我们的主待我们是那么温柔和慈祥，所以我别无所求，只有赞美！」

    7月29日晚上，珍妮感到呼吸困难，戴德生坐在她旁边。

    她一直在说：「不痛，不痛。」

    次日黎明前，她对戴德生低声说：「求主快点把我接去吧！」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祷告说：「亲爱的父啊！求称释放她那等候的灵。」

    五分钟后，祷告得蒙应允。

    他们把珍妮葬在赖采塞斯（LaChiesaz）教堂后的墓地，让她安息在红叶攀藤的灰色古塔荫下。戴德生常常两手捧着献给珍妮的鲜花，走过白朗尼城堡，来到这座教堂，坐在杉树下观看湖光山色，有时含着满眶泪水。

    珍妮死后数星期，戴德生从家中会客厅墙上挂的一句法文金句中得到安慰：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Celuiquiafaitlespromessesestfidele）

    当1905年春天来临时，戴德生感到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可以应付往中国作第十一次探访了。他的儿子存义和媳妇跟他一起去，途经美国，至4月17日在上海泊岸，然后在扬州过复活节。三十七年前，戴德生和玛莉亚在这里经历暴乱，得神保守逃过大劫。

    在镇江，戴德生独自在河边的墓地漫步，那儿埋葬了玛莉亚和他的四个孩子。

    在一批年轻的宣教士出发到内地的布道所之前，戴德生对他们说：「我很荣幸能在此跟你们见面。在过去的年日中，我在此会见过许多人。我的爱妻也在此地去世。在灵里面，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极其亲近，远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他也在灵里与我们极其亲近，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的主耶稣从不离弃或撇下我们。就让我们依靠他、享受他、住在他里面。亲爱的朋友，务要向他和他的道尽忠。他永不叫你的盼望落空。」

    1905年4月29日，汉口有三位在中国传道多年的「老兵」一起在伦敦会的杨格非（GriffithJohn）家里聚会。幸而有人想到拍照留念。三位长者都蓄着长长的胡子和穿着厚厚的大衣。丁题良（W．A.P.Martin）博士，年七十八岁，是美国长老会牧师，也是神学博士，他坐在一盆棕树的旁边。他在五十五年前已来到中国。杨格非博士，年七十三岁。他在中国也经历了半个世纪。而年纪最幼的戴德生，七十二岁，坐在一张帆布椅上。杨格非年纪虽老，但还是充满威尔斯人的气魄和热情，和戴德生一起唱着赞美诗。

    然后，戴德生跟儿子和媳妇一起乘火车北上河南，只花几小时就到达了。回想十一年前，他们乘独轮车，要花上两个星期才到达哩！他们一行三人，探望了河南七个内地会的布道所。在其中一间教会里，中国基督徒为他庆祝七十三岁生辰，送他一面鲜红色的软缎旗，上面写着：「人所爱戴」。他们回到汉口时，是5月26日，正是「兰茂尔号」启航中国的三十九周年。

    5月29日星期一，戴德生和儿子、媳妇，还有金伟飞（WhitfieldGuinness）和沙德宝姑娘（Sandebefg，她来自瑞典，她的家曾经接待戴德生）乘汽轮到湖南省的首府长沙。戴德生以往从没有到过长沙。但他听闻湖南是排外情绪最厉害的省分，在前八、九年内，从未有一个传教士获准留下传道，但现在却有来自十三个宣教差会的一百多名传教土，他们和中国信徒一同合作，在那里开展工作。

    他们的汽轮向西南而行，横过洞庭湖，一直下到湘江。船上只有他们是外国人。当时十分炎热，他们常在甲板上纳凉。最令人兴奋的是数天之后，金伟飞和沙德宝姑娘宣布订婚。

    在长沙，戴德生爬到城墙最高处的一座楼台上，了望湖南群山、湘江流域及其下游各城市。他们也视察了巡抚拨给内地会兴办医院的地点。

    6月3日星期六，来自长沙六个不同宣教团体的传教士，齐集于内地会的会所，参加戴德生的欢迎会。他们都要来见这位拥有八百名传教士的内地会总主任。会客室的门通往一块大草地，四周遍植各种花木。他们在这里举行茶会。戴德生穿着一身山东的丝绸衣服，跟来宾会谈了一个小时。海勒医生（Dr．FrankKeller）特别注意到戴德生脸上那种单纯和喜乐的神态。

    最后一位客人告别之后，戴存义劝他父亲上楼休息一会。住在这屋内的一位内地会传教士巴利医生（DrBarrie）陪着他上楼。他们谈了一会，戴德生站起来伸手拿了两把扇子，一把递给巴利。

    「哦！你为何不叫我拿来给你？」巴利问。

    「我是想拿一把给你。」戴德生回答。

    他们的话题转到祷告上去了。

    「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托给神，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巴利说：「但我有时犹豫，感到有些事情实在太微小，不必祷告。」

    「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事与小事之分。只有神才是伟大，我们应当完全信靠他。」

    后来，戴德生在他房间里用晚餐。他的媳妇乐婷独自站在屋顶天台上，观看夜幕低垂后，长沙城中闪闪的灯光。之后，她下去看看房里的戴德生。

    戴德生躺在床上，侧身挨着一张椅子，椅上点着一盏油灯，放着一堆信。他显然正在读信。乐婷调整一下他的枕头，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没说什么，所以她开始谈到摊开在床上的《宣教评论》（MissionaryReView）里刊载的一些图片。忽然间，戴德生转过头来，抽搐一下，就不省人事了。乐婷看到这个情景，立刻奔到门口大声喊叫。

    「存义，海勒医生！快来呀！」

    海勒医生先到，及时看见戴德生颓然倒在他的枕头上，他的呼吸已经停止，他的脸色也变了。在乐婷看来，这位中国人的挚友就象小孩子般安详地睡着了。

    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和他十八岁的新娘子，正在读戴德生所著（回忆录）（Retrospect）的中译本。他俩很想见见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来到长沙的内地会，便听闻这个噩耗。但他们特别获准围在戴德生的床边。

    那位年轻的传道人问：「我可以摸摸他的手吗？」

    他就握在戴德生的手，说：

    「我所敬爱的牧长，我们真真实实爱戴你。今天我们来看你，渴望见到你的慈颜。我们都是你的子女，你为我们开拓了天家之路。多少年来，你爱我们，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来看你的慈容。你是那么快乐，那么安详。你正含笑，你的神情安静而喜悦。今晚你不能对我们说话。我们并不求你回到世间来，但我们会追随你，到你那里去。你将在那里迎接我们。」

    当地的中国信徒坚持要买最好的棺木。他们把他抬到湘江边停泊着的一艘船上。船长下令扯下半旗，使船朝东北驶人宽广的长江。每当船停泊下来，就有许多人把鲜花和花圈送上船。所以，当范约翰在镇江迎接这船时，只见满船花簇，灵柩已埋在大堆七彩的鲜花中了。主持葬礼的是何斯德。遗体就埋在玛莉亚和四个孩子旁边。

    1988年，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JimTaylor）在镇江昔日英国领事馆遗址发现记念戴德生的碑石，该址现已改成一所博物馆了。碑文还是完整无缺，写着：「恭敬纪念令人尊敬的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生于1832年5月２１日，死干1905年6月3日。他一生常在基督里。」

    后记

    戴德生死于中国，距今已有八十五年了，由他一手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一，也有一百二十五年历史。《戴德生——挚爱中华》的出版。正适逢中国内地会的周年纪念。内地会承接戴德生的热诚，要把靠主得救的福音传遍中国。戴德生所持的宗旨，也一直成为内地会的特色：倚靠神的信实；把福音带给从未听过的人，并与他们认同；教导信徒及训练他们的领袖。

    戴德生离世后，「中国的属灵需要和呼求」，成为不断的挑战，在西方国家里深深震撼一些热心事主的年轻人。他们熟知爱主的代价。耶鲁大学的布顿（Borden）为了对抗回教在中国西北部的扩展，不惜远赴内地，但仍未踏足神州，已客死埃及了。与此同时，身兼工程师和音乐家的费沙（J.OFraser），为着在中国西南边境的黎族当中推展福音，不断祷告，为当地教会的增长奠下基石。1934年，年轻的史丹(JohnandBettyStam)夫妇在**东长征初期，壮烈殉道，揭开中国教会日后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受火般试炼的壮烈序幕。

    中国教会的增长和发展，真叫人惊叹。1900年，中国共有十万名信徒，短短五十年间，人数竟有七倍增长（总数超过七十万人）。伟大的属灵领袖如宋尚节、王明道、杨绍唐，倪柝声和计志文纷纷冒起。学生起来参与福音事工，中国人民也组织自己的宣教队伍。日本侵华及二次大战期间，很多传教士都遭受打击，中国内地会的总部也被迫暂时由上海迁往远离长江的重庆。烟台学校的所有师生，也全送进集中营里。老师却引领我们高唱：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备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四十六1、7）与父母分隔五年，我们更加领受神是可信的。

    然而更大的考验尚未来临。四十年代末期，共军大举南下，并取得节节胜利。正如汤菲莉（PhyllisThompson）在她所著的《不愿撤退的中国》（China：TheReluctantExodus）中，悲痛地描写道：1949年至1952年间，内地会每位成员均被迫离开中国，正如八十六年前戴德生在伯莱墩（Brighton）海滩一样，中国内地会各领袖聚集在英国的邦茂夫（Boumemonth），一起恳求神的引领。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以无比的信心，再次作出重大的决定。

    内地会决定重新部署每位宣教士的岗位，更招纳新血，向东亚一带进发。从星加坡的新总部开始，目标包括日本、台湾、香港、菲津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本士及印度，日后更扩展至越南、老挞、柬埔寨及朝鲜，因为在这些国家，庄稼已熟，作工的时间却少。

    中国门户紧闭政策，令很多东南亚国家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严加防范，经历无数岁月的中国内地会，也改称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MissionaryFellowship）。

    海外基督使团的策略，是在最短时间内，把福音传给东亚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就是在每个地方建立教会，然后透过这些教会，把福音带给当地居民。倘若当地已有教会，它便尝试设立公堂，否则仍然是集中为福音开荒，建立地方教会。

    海外基督使团采用双管齐下的方法。商业发达的亚洲大城市，固然是出击的据点，因为这些城市聚集了很多的政府官员、学生及工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关顾一些备受忽略及人迹罕至的部族，深入东亚不毛之地。文字工作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圣经被译成当地文字。基本神学教育、出版及派发基督徒刊物，成为每个工场的首要工作。「使团J在泰国郊区，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先后建立三间医院及推行预防麻疯的计划，后来更积极参与难民工作。此外，「使团」亦在菲律宾推行社区发展计划。在日本则致力酒徒康复，而在台北及曼谷，工作对象就是**。

    1965年是海外基督使团的百周年纪念，也为他们迈进二十一世纪定下方位。「使团」发现东亚一带的地方教会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为此欣喜万分。然而「使团」并不就此满足，他们更希望借着联络各教会，建立主内真正的合一。多个东亚国家都有宣教界象，纷纷成立委员会，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去。今天，已经成立了八个这类的国家委员会。此外，海外基督使团又和印度福音宣教组织建立了美好的联系，该组织已差派数位宣教士到泰国，与「使团」携手事主。

    海外基督使团的发展相当稳定，逐渐成为东西两地信徒的交汇处，一同并肩为主作工，顺服神的呼召。虽然这个属灵团契只在萌芽阶段，但我们晓得在神的引领下，万事皆可成。

    戴德生立志与中国人民同享基督，这亦成为中国内地会八十五年来的异象，热情丝毫未减。可是庄稼的主看见时机到了，在五十年代初期，把整个内地会连根拔起，却把福音种子散播到东亚每个角落。二十一世纪快将来临，神再呼召海外基督使团为福音开拓新疆界，将福音传到东亚地区。千万离乡别井的人，渴望在回到他们的家乡时，那些听过福音的人已成为基督徒了。另一方面，虽然很多国家都限制传教士入境，却仍然欢迎「专业人士」。海外基督使团也看准这个机会，作出应变。

    与此同时，海外基督使团仍不忘中国人民。我们还牢牢记着我们的前身就是中国内地会。打从「不得不撤退」起，我们已向举世教会呼吁，请他们为中国的弟兄姊妹祷告，透过广播和供应圣经及各种基督教刊物，传扬福音，并栽培千千万万初信的信徒。然而海外基督使团，无意沿用当年中国内地会的模式，在中国重建福音基地，只是盼望向中国的弟兄妹妹学习，服事中国教会，各方协助他们，竭力事主。事实上，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人民，包括少数民族，仍然未闻福音。

    戴德生八十五年来，经历神的信实，为他一生记下了叫人赞叹的见证。海外基督使团同样经历神的信实，在革命期间、大战时期及无数动荡的日子中，「使团」得与神同在，屹立不倒，继续经历神的权能、供应及保守。神没有改变。

    《戴德生——挚爱中华》里所述有关作门徒的功课，并非单单适用于个人或个别组织。它们都是万古常新，每位信主的人，无论学生、在职的、受雇的或雇主，都同样可以学习。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行出来。

    戴绍曾

    海外基督使团总主任

    一九八九年夏

    星加坡

    附录：认识海外基督使团

    海外基督使团是由世界各地福音派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国际性团体。他们有同一异象，要在东亚这土地上传扬神福音，训练门徒。

    「使团」的前身名为「中国内地会」，而其成员多年来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且属于不同的教会及宗派。在圣灵的引导下，「使团」现已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籍）的宣教士。今日，「使团」仍沿用百多年前戴德生医生（Dr．JamesHudsonTaylor）所使用的喧教事工原则与实践」的守则。

    「使团」的特色

    「使团」的成员有着同一抱负：服从主耶稣的嘱咐，到世界各地宣扬福音。为了达到这目标，「使团」派遣宣教士到有最大需要的地区工作，深入社会各阶层，接触从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又在没有教会的地方，拓植教会，并负起训练门徒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他们要建立新宗派，相反地，他们极愿意与当地的福音派教会彼此配搭事奉。事实上，「使团」的成员是来自不同宗派，但却群策群力，和洽共处。宗派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们在主里的合一，因为每个「使团」的成员，不论男女，在被接纳前，都须表明他们对基督教信仰有健全的观点。

    「使团」的成员是没有固定薪酬，每天只是依赖天父对他们的供应。他们不容许公开募捐或筹款。个人或教会的奉献是彼此共享。集合所有款项后，除了支付工作的日常开支和宣教士的基本食宿费用，余款则按各地生活水平，平均分配。

    在亚洲和西方国家等地，均设立了委员会，负责招募新成员。申请人必须曾受神学训练或为专业人士。他们一经取录，便被派往国际总部接受「宣教土职前训练课程J，使其对「使团」的工作及组织有更深入了解。

    「使团」的总部，一向设在宣教工场附近，以便更清楚掌握宣教事工，以及保持与宣教土有较密切之联系。宣教士初到工场时，必须与当地人士认同，学习他们的语言，依循当地的习惯。同时，他们亦须参照当地同工的意见去计划工作目标和方向。而他们的工作年期是终身的。

    「使团」的目的

    「使团」的目的是在东亚一带宣扬基督，训练门徒及建立基督的教会。要达到这目的，便需透过不同的媒介。例如：宣教士会到各家作个人布道或举办福音性研经小组。同时也尽可能找机会向群众布道。

    查经班亦按不同的程度，在家中或教会举行。同时，亦有为大专学生所举办的神学思想研讨会。「使团」亦极为重视基督教文字的出版及发行工作；并鼓励当地信徒能自行负起出版的责任。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城市、工业区），宣教士会特别顾及工人和学生的需要。而在泰国南部及中部，「使团」则较为著重医疗宣教工作。

    东亚的需要

    东亚是一处拥有庞大人口的地方，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大多分布在广大地区或密集于发展中的城市。预计到了2000年时，人口将再增加三亿，而基督徒约占百分之三；但现时在此工作的宣教士比世界任何地方为少。目前「使团」在十个不同的国家工作，包括香港、印尼、日本、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巴基斯坦、台湾和泰国。

    毫无疑问，由于乡村居民大量涌进，人口日益膨胀的城南，是东亚教会重大的挑战。加上基督徒增长数字远逊于人口增长率，故教会在福音广传上要不断努力，以应急需。印尼有众多的回**；在日本，基督徒少于人口百分之一；加上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劳工不断增加的台湾及韩国，许多菲律宾部落亦未闻福音；还有中国内陆亿万人口；都构成极大的福音禾场，向亚洲教会发出挑战，等待他们的收割。

    「使团」的存在价值

    从教会呼求宣教士的帮助，便可知道现今极需宣教士。其次，东亚青年基督徒也渐渐开始对他们周围人群的需要有新的异象一一遵行主的嘱咐，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过去，他们受惠不少。今日，透过「使团」，他们可在母会支持下，达到往海外传福音的目的。正如马太福音所记：「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使团」极欢迎那些重生得救、蒙神呼召、有教会印证、愿意一生委身于大使命的信徒，加入宣教行列。他们还需要有强健的体魄、克苦耐劳。有适应环境的能力、愿意谦卑服事人，甚至愿遭逼迫至死、善于教导、学识上能满足一般社会的要求、有牧会经验及学习新语言的能力。同时他们要通晓英文，因为英文是「使团」内部的共通语言。

    每一个「使团」成员在加人前，都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祈祷，以清楚神对他们的带领。当他们确证神指引的路向时，便需顺服地接受。虽然要走的路可能是十分艰难，但主曾对昔日、今日的门徒说，他的路不是容易走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使团」与华人教会

    你或许会问：「一个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差会，究竟能在港、台的华人教会中做些什么呢？（使团只有八十多位或百分之八的亚洲籍成员。）」答案是现有的华人教会虽然健全，所作的宣教工作若与人口比较，仍是有限的，他们只能接触到极小部分的人口。这是因为有很多牧者除了牧养两至三间教会外，还需要兼顾教会的行政工作。即使牧者有心拓展宣教事工，也往往感到有心无力。

    在港、台教会纷纷响应主耶稣的「大使命」，努力差传工作之际，我们是否一定坚持要经由纯华人的差会进行？答案是：若主在环境上有如此安排，那当然是件好事，但不可坚持这样作。取决点应该在乎如何有效率地，将华人教会的人力、物力、组织、经验等等妥善运用，使普世教会能在急需的地区，迅速而有效地将福音广传开去。

    海外基督使团是一个历史悠久。信誉良好、经验丰富，又与华人有深切关系的「团体」，在圣灵引导下，成为东西方信徒合作的差会，接受各种族的基督徒为成员。华人教会是否应该在主面前认真考虑如何献上自己一分力量，使主的旨意成就？

    一个愿意与任何纯正信仰配搭事奉的差会，是否可以对现今正处于发展初阶的华人差传工作，提供许多机会？或者成为华人教会从事差传事工的有效工具，好让我们汇同不同种族的宣教士，一同事奉主？

    我们需要你的答案。

    范明（DonaldC．Fleming）

    翻译：丘惠祥

    （作者曾是「使团」港台区地区主任，加入宣教士行列逾三十年，曾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事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