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的见证-见证文集-雅博书库|基督教书库|基督教书籍|基督徒阅读|属灵书籍|主内书库

    得救之前，虽然在名义上我们是基督徒，也去做礼拜，但家中竟找不出一本圣经，更没有其他的属灵书刊，平时也不做祷告。得救以后，我们买了新旧约圣经，每天读经、祈祷、唱赞美诗。当唱到有关救恩的圣歌，往往受感而潸(shān)然泪下，并常去聚会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交通来往。

    尹师母为了在灵性上多得造就，得救还不到一个月，便带着两个孩子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岳父丁牧师家中小住，天天参加听课。来信中多有交通与勉励的话，如在10月23日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每天上四节课，……在灵性方面得着很大的帮助，这些圣经课给我极大的乐趣，是没有法子形容的。现在神已开了我属灵的眼耳，使我虚心地追求”。12月22日的信中写道：“我们要多与有灵命的朋友相交，不要贪恋世俗，务要追求灵命的长进。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这是我们第一个明白耶稣降生重大意义的圣诞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这个世界，他还要再来。让我们用基督的爱去爱人。”

    信主之后，我们也常将人生的道路放在祷告之中，求主引领。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离开山东去河南。1932年2月，我奉调到河南郑州任统税管理所主任，就任后的头一个月便向国库解交了三倍于前任的税款，以后增至四倍。同年7月又调往开封（当时的河南省会），兼任河南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图3）。在两年多任期内，蒙神祝福，诸事顺遂，成绩优良。尹师母和孩子们也随着迁来，这原本只是为了便于在生活上互相照顾。然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全家齐聚开封，有他美好的旨意。

    当时在开封主持各教堂事工的教牧人员，信仰纯正者居多，他们不囿(yòu)于门户之见，不仅互有来往，而且彼此帮助。我们在这融洽的属灵环境之中，受益良多，并开始传扬主的福音。正如经上所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3：20)”；“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2：13)”。

    我的同事中有不少人见我信耶稣以后，弃绝罪行，心清手洁，便乐意考察圣经。为满足他们心灵的需要，1933年2月5日星期日上午，邀集三十位同事来家中，听中国自立教会丁宝玺(xǐ)牧师宣讲福音，这是家中的首次聚会。从此每逢星期日，家中都有传福音聚会，两个月后，每周又增加一次查经聚会，这两个聚会皆由本地各教堂中神的仆人们主领。4月底迁入在市中心的新居，那里交通方便，房屋宽敞，可容纳更多的人聚会，聚会人数也有增无减，蒙恩得救者很多，在我们家中已工作多年的刘妈，也是其中之一。她认罪悔改后，主动偿还人所不知的亏欠，生活大有改变。并带领别人信主。尹师母等教她识字，渐渐能够阅读圣经。

    与此同时，我们还外出布道。1933年3月下旬，宋尚节先生来开封讲道一周，他不仅自己讲道，而且提倡信徒三、五个人组织小型布道团进行布道。当时共组成四十九个布道团，其中也包括我们夫妇所组的“大乐布道团”。此名称是从我们死去的头生孩子大卫和刚出生四个月的婴儿道乐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并怀抱道乐三人在“大乐布道团”的三角形旗帜下摄影留念。从我们孩子的名字中为布道团取名，除纪念亡儿大卫外，更要表明我们有约书亚那样的心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24：15)”。

    4月16日复活节，我们第一次上街布道，先向听众分送福音单张，然后传福音，有三十余名男子和二十余名妇女听道。4月24日，尹师母偕(xié)同别的信徒外出布道，听众中有四名男子和两名男孩接受邀请，晚上来我们家中参加聚会，都得救了。5月28日，我们首次去监狱向犯人传福音，尹师母在女监，我在男监，犯人都留心倾听。以后每周去两次，经常有人受感流泪、认罪悔改。也有人在出狱后自动去礼拜堂继续听道而信主。1935年10月9日，我们用厚帆布做成活动水池，在监狱内为二十余位已得救的犯人受浸。此外，我们还去救济院、反省院、工厂、学校、财政人员训练班等多处广传福音。

    我们得救以后，开始关心四个大龄孩子：德麟、公毅、德惠、道恪(kè)的灵魂，他们是我和赴美留学前亡故的前妻所生，年龄都已二十多岁。我们一面为他们祷告，一面进行劝勉并介绍他们去听道。感谢神，到1933年底，他们均先后蒙恩得救了。

    道恪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地位和待遇都很不错。他得救后，经过祷告，清楚神的呼召，愿意奉献自己为主作工，我们认为他有这样的心志，十分可贵。1934年夏天，他和姐姐德惠从南方同去河北省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参加一个灵修会，追求灵命的深造。那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从被其占领的我国东北伸向华北，经常滋事寻衅。七月一日，在他们乘火车自天津赴北戴河途中，座位下一颗日本人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突然爆炸，道恪当即失去知觉，德惠身受重伤，但神智尚清，她用流利的英语向一位前来抢救她的美籍马丁医生(Dr.Martin)说：“我负伤过重，请不必为我费心了，快去救别人吧！”这位医生见她在极端痛苦之时，能如此坚强忍耐，并关心别人，受感至深。事后他对新闻记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见过万余人受伤去世，但无一人能像这位女士有如此美丽的基督精神。”他们二人虽被迅速送往天津抢救，但均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我们一下子失去了两个儿女，内心的悲痛，难以言宣。所幸我们有主的生命，相信主所作的不会错，并知道他们是先于我们到主那里去了。心中得到主所赐的极大安慰。

    德惠和道恪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在校求学时，品行端正，成绩优秀。德惠读大学期间，因家中经济困难，自愿辍(chuò)学去工作，以帮补家用。道恪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上海一家银行供职，工作之余，或研究学问，或潜心灵修，对亲友相邀去舞厅或其他娱乐场所消遣，一概谢绝。他生前曾参加人寿保险，此次意外遇难，照章获得了三倍于保险金额的赔偿费。我们念他要为主传福音的遗愿，决定使用此款从外地请传道人来开封家中主领聚会，从而使家中的聚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1月下旬，邀请在江苏镇江传道的贾嘉美牧师(Rev.JamesGraham)来家中布道八天。这既是首次从外地请人，也是首次在家中举行连续数日的聚会。会前，我想他讲的内容是创世纪，听众恐怕不多。岂料听众不但与日俱增，而且有多人蒙恩得救。其中有几位至今还与我有来往。4月中旬从北平请王明道弟兄来布道十天。为了扩大聚会的场所，临时将客厅和卧室之间的板壁拆除。每晚到会者达一百余人，其中有省主席刘峙(zhì)夫妇，政界、学界和商界各方人士，盛况空前，得救者不少。

    9月中旬请成寄归牧师来讲道，讲题是“生命与生活”。他说，我们不仅要有基督的生命，而且要有基督的生活，信仰应该和日常生活相联系。建设厅长张静愚先生在此次聚会中蒙恩得救，以后成为圣光学校的发起人之一。12月上旬，请巴若兰姊妹(MissG.Fishbaker)来传福音七天，月中她又以“得胜的生命”为题，继续讲道九天，每天聚会的人数超过九十人。这年冬天，我们从各种赞美诗歌集中选出三百余首，铅印成册，取名“救恩歌颂”。从此家庭聚会时唱赞美诗就方便多了。

    1935年冬，我因公需赴上海。十余年前，尹师母曾在沪江大学任教，她也很想向上海的亲友们讲述自己得救的经过，和现在家中聚会的情形。经过祷告，清楚这是神的旨意，遂于11月8日一同起程，11日到达，在上海逗留了八天。每天外出探亲访友，向他们传福音作见证。在我们探访的人中，有领我信主的单大夫夫妇，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先生等。余日章先生是社会知名人士，也是一位新神学派的代表人物，重病卧床已不能讲话，我们所作的见证使他受感而流泪不止。

    特别值得叙述的，是老友胡宣明先生的信主经过。胡先生和他的夫人，着名作曲兼钢琴家周淑安女士，是我们婚姻的介绍人。他们住在上海郊区的真如镇，邀请我们留宿一晚，畅叙衷肠。11月14日，胡师母特地先来上海，胡先生则在真如车站迎候。他们的住所宽敞，环境幽雅，颇有田园风味。在饱享丰美的晚餐之后，我们开始讲述自己得救的经过及前后的变化：以前贪爱世事，现在不贪爱了；以前忽视属灵的事，现在珍视如生命；以前对圣经疑信参半，现在全部相信。得救之后，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内心有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因盼望别人也能像我们一样蒙恩，所以在家中举行聚会，接着又详谈了聚会蒙主赐福的情形。作为彼此相识十七、八年的老友，他们熟知我们往日的爱好与生活。如今见我们大有改变，深受感动，认真倾听我们的谈话，大家皆无睡意，直到凌晨两点，才互道晚安散去。

    次日早餐相见时，他们满面笑容。胡先生告诉我们，昨晚我讲“要相信，就必须相信新旧约圣经中的一切记载。如果疑信参半，便是怀疑神的信实，倒不如完全不信”。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回到自己房间之后，翻开罗马人书从第一章读起。以前他仅是挂名的基督徒，每逢读此卷圣经，总是只看一、两章就止住了。昨晚不仅没有中止，而且越读越有兴味，直到整卷十六章全部读完，便怀着感谢的心接受了书中“因信称义”的真理，清楚蒙恩得救了。胡师母的父亲是牧师，她已经得救，我们的见证更加激发了她爱主的心。

    四年之后，1940年4月14日，胡宣明先生夫妇来到重庆山洞，与我们互相交通，共同祈祷，决定创办圣光学校。两次相聚前后呼应，是何等奇妙！胡先生对中、英文均有高深的造诣。1949年，他将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先生(Mr.JamesHudsonTaylor)的英文传记首次节译成中文后，因译文流畅，选材精当，深受读者欢迎。不久又被翻译成英文和别种文字，多次再版，流传甚广。

    开封夏季炎热，尹师母数次带孩子们去江西庐山（又称牯gǔ岭）避暑。在那里和爱主的朋友们成功地组织了三届夏令会。1935年8月2日至11日举行的首届夏令会，由贾嘉美和赵君影两位牧师主领。会前曾发出不少请贴，但回函寥寥。哪知届时赴会者，竟达数百人之多，且有多人蒙恩得救。会后，尹师母等主办人即为来年预定会场，约请讲员，进行各项准备工作。8月14日，王明道弟兄在庐山清澈的溪流中为我们二人受浸，将近四年之前我们同一天蒙恩得救，如今又同一天受浸，在神、人并魔鬼的面前作见证。1936年8月13日至23日，举行了第二届夏令会，由成寄归牧师、王明道先生和柯夫先生(Mr.Cuff)等人主领。此届夏令会注重对信徒灵命的深造，会期最后一天，有多人起立，见证自己在夏令会中所得的造就。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时局日趋紧张，但第三届夏令会仍于7月31日至8月10日如期举行，每天座无虚席。神为每届夏令会所预备的捐款都十分充裕，足够开支。

    自1933年2月到1937年2月整整四年，我们家中的聚会从未间断，而且日渐兴旺，多人得救，多人复兴。1937年3月，我调往湖南工作，不久抗战爆发，尹师母携子女逃难去云南，后到重庆，住处多变，但一有机会仍举行家庭聚会，继续拯救了不少灵魂。

    得救之后，在工作中处处仰望神，依靠神，有不少值得述说的见证。1932年7月我就任“河南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时，不少分局长是权贵们的私人，和总局职员暗通内情，违法乱纪；奸商土豪更是行贿偷税，无所不为。如此腐败的官场，从人看来实难整饬(chì)。接任后第三天清晨，我为工作中的困难祈祷，得着神的话语：“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2：21)”。心中的重担顿时脱落，看到了光明前景。随即想到七条整顿歪风的禁规，用楷书大字书写了两张，分别贴在大门口和客厅中，要求局内职工人人遵守。这七条是：

    1、严禁总局人员与分局人员有分文授受。

    2、严禁总局人员泄漏未经发表之公事，以及与分局长互通消息。

    3、严禁总局人员向各分局长荐人，各分局长亦不得向总局人员有所请托。

    4、严禁总局传达、公役等向各分局长需索费用，各分局长亦不得徇情赏给。

    5、严禁总局与分局人员请客宴会。

    6、严禁总局与分局人员馈送礼物。

    7、严禁总分局人员赌博、吸食鸦片。

    禁规公布之前，我曾经收到过几位分局长的邀宴请贴（当然没去），公布之后，再未发生此类事情，对分局长的任用不徇私情，全凭工作成绩定其去留。每日工作时心中有主赐的平安喜乐，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均能迎刃而解。以前，每年税收仅有十五万元，我任职后，年税收达六十万元，受到上级的重视与好评。有不少同事羡慕主的真道，我委任的两位科长，都先后得救了。

    这时，魔鬼想用金钱来诱惑我们远离神转向世俗。1934年2月，我因公去上海时，遇见一位老友正在主持航空建设奖券的推销工作，他请我担任河南、安徽、山东三省奖券推销的经理人，照章程规定，经理人可得销售额的十分之一为手续费，每月可获纯利一万元，收入可观又完全合法，实为难得的美差。乍然一听，似乎也无可非议，但灵里总觉不通，遂决定找爱主的年长弟兄商谈。3月14日，经别人介绍，前往“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见到唐进贤总主任(Mr.Gibb)。他说：“航空建设是正当的，但用发售奖券的办法集资不妥，这是利用人们想侥(jiǎo)幸致富的赌博心理，使多数购券人吃亏。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便不可染指此事，否则在经济上或许有所获益，但灵性必蒙亏损。”

    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对，去信告诉尹师母，她也有同感，于是毅然辞谢了此事。这是和内地会的初次接触。以后与他们交往日增，获益也愈多，该会在山东烟台的子弟学校，属灵气氛浓厚，教学成绩优异，我们十分钦佩，从而促使我们萌生了要为中国学子创办同类学校的意愿。

    1934年夏季河南久旱无雨，粮价高涨，为了备荒，我受命到湖南去买米。湖南虽是我的家乡，又有许多亲友，但我要专一仰望神而不依靠人。只带了一名随员于8月26日抵达省会长沙，住在湖南圣经学院，不向当地任何亲友透露此行的目的。那时湖南也受到旱灾威胁，粮价上涨，省府禁止大米出省。8月31日河南方面来电，要我购米二十万担，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但我心中有主赐的平安。当天下午喜降甘霖，次日又下大雨，米价下跌。我立即买进了一万担米。9月2日，米价再落，同时河南的旱情也趋缓解，我回电建议减少购买的数量。9月8日收到回电，要我“停止再买”，阅毕如释重负，感谢赞美神。事后得知，湖南省府规定，凡与外省往来的密码电报，均须先经检查。但我与河南方面收发的所有电报，却从未受到检查，不然，恐怕连一万担米也买不到！因米商交齐货物需时一个月左右，所以还得暂时留在长沙。9月26日，我在湖南圣经学院作见证，讲述自己蒙恩得救的经过，根据陈崇桂牧师的记录整理后，以“我信救主耶稣基督之经过”为题，付印分送亲友（请见附录一〕。那位和我同去的随员，此时也得救了，并回家劝其母亲信主。

    返回河南不久，便升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图4）。当时政界有一种陋规，新官上任，总要带来一班亲信，将他们安插在重要的岗位上，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认为基督徒应该秉公办事，不可用人唯亲，决心加以改革。1934年10月22日，我独自一人去财政厅赴任。头一件事，便是宣布人事不作变更，全厅职工照常办公。厅中虽无一人是我亲友，但“**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河南是中原战略要地，民国以来，长期为袁世凯、吴佩孚等军阀头目所盘踞，横征暴敛，战乱不断；加之黄河失修，水患连绵，天灾人祸为害之烈全国罕见。在我上任之前，河南财政年年入不敷出，有时连公务人员的薪俸都不能按期发给，哪里还有经费用于建设和教育事业呢？为了弥(mí)补赤字，预征田赋，寅(yín)吃卯粮的事情，也司空见惯。黎民百姓深受苛捐杂税之害，叫苦不迭。又由于党政军界各方的干预，县级财政也同样紊乱不堪。我既非国民党员，又无背景和靠山，要对此千疮百孔的经济进行根本整治，谈何容易！然而我深信既然神让我担任此职，他就必定会赐给我力量来胜任此职。“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第一次全省财政会议于1935年5月23日召开。会前收到各县提案四百余件，多数都要求增加税收，与民众希冀减轻捐税以纾(shū)贫困的愿望大相径庭。5月25日，进行大会讨论，各方意见分歧甚大，彼此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我在主席台上，几乎无法维持会场秩序。只有举目远望会场外面的蓝天，心中默祷，求主眷顾。

    奇妙得很，争吵很快就停止了，大家都愿意平心静气地来共同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当天下午一致通过了各县紧缩标准案，据此标准，分组对各县的地方概算进行审查。5月28日，大会在一致通过各县地方概算后圆满结束。凡未列入概算的项目一律取消。同时实行公开招聘，统一考试，量才录用，张榜公布的用人制度（图5）。刷新人事，派遣考核合格的财务人员去各县工作，收到极好的成效。以后，又改进了税收办法并推行其他改革措施，使河南省的财政渐渐走上正轨。

    1935年6月财政会议结束后，头一个月的收支，非但没有出现赤字，而且金库中盈余了六十万元，这是我和全厅同人都意想不到的，也是河南财政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任期不到一年，便将财政厅以前所欠三百万元的债务全部偿清，在全国财政界中，引起轰动。并因此受到中央政府的明令嘉奖（图6）。1935年12月15日，“新闻报”在“国府明令嘉奖豫财厅长尹任先之擘(bò)画周详实事求是”的标题下，刊登嘉奖令的全文如下：

    【中央社十四日南京电】国府十四日令：查理财要政，端赖有司，恪遵法令，精研力行，方有裨益于国计民生。兹据行政院呈，据财政部呈报，河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尹任先，自就任以来，对于确定地方预算，废除苛捐杂税，改进征收，推行法币，均能擘画，实事求是，成绩昭着，足资楷模，应予特令嘉奖，用彰丕(pī)绩，而励来兹。此令。

    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得此殊荣，工作中能取得一些成绩，全是神的恩典，只有归荣耀于父神。“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18：27)”、“耶和华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番3：20)”。

    在财政厅长任内，我还对河南的金融作了治理。当时，具有省行职能的河南农工银行，有公股也有私股，经营不善，资金短缺，已经面临倒闭。省政府改组其董事会，要我兼任董事长，进行彻底的整顿。根据我的建议，首先收回私股，使银行完全受政府节制，并计划增资五十万元，以加强经济实力。

    1935年5月，有一幢属于银行的高级住房空出，行长请我去住。那屋的房间甚多，大厅又宽敞可以聚会，从人看来是个理想的住所。但当我们为此事祷告时，神赐给我们的话是“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书6：18)”。让我明白，自己身为银行董事长，对银行负有重要责任，一举一动影响重大，切不可贪图银行的好处而遭物议，便谢绝了。数日后，得知省主席刘峙将要迁入，并早有此意。更使我们感到，凡事都必须寻求神的旨意，才不会做错。因在住房的事上顺服神，他使我在银行的工作尽都顺利。增资数额突破五十万元的原订计划，实际达到了五十四万元，现金存款超过了两百万元。一个原已摇摇欲坠的银行，一变而为组织健全，信誉卓着的银行。行长李君及夫人并职员多人信主。

    在我任董事长前，银行中存有三万三千余两的鸦片烟土，是私商福记公司不能如期归还银行贷款的抵押品。我上任后，该公司的境遇每况愈下，显然已无力收回这批烟土，于是银行经理提请董事会核准将鸦片售出以清偿欠款。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同意出售毒品贻(yí)害民众，但有几位董事则认为欠款的数额甚大，舍此难以弥补损失，开会数次，均未取得一致意见。我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1935年12月6日，我们和正在主领家庭传福音聚会的巴若兰教士一同专为此事祷告，得到神清楚的启示：彻底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烟土完全销毁。当天夜晚，我即去向省主席刘峙请示，他认为要公家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是不可能的，坚决反对。看来，烟土是非出售不可的了。但我们仍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在神凡事都能”（太19：26），巴教士也赠给我们同样的勉励：“Arethereanyriversyoucannotgoover?Arethereanymountainsyoucannottunnelthrough?Godspecializesinthewhollyimpossible——doingthethingswhichmancannotdo.”（河阻尔难渡，山拦尔难穿，人力虽弗及，神手能成全）。大家继续为此祷告，并不灰心。

    仅仅过了九天，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来电，下令改组河南省政府。省主席刘峙调离，由商震继任。前面所提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对我发布的嘉奖令也同日见报。

    在当时，省主席调换之后，厅长通常也随之变动。我与商震先生素不相识，便想在省府改组之时主动辞职。12月25日，我乘火车赴南京，向财政部提出辞呈，得到财政部的同意后，12月28日回到开封，立即准备移交的事宜。

    12月31日，是1935年最后的一天，也是刘峙在河南主政的最后一天，我召集全厅职员话别，并以主的真道劝勉。次日的报纸以“财政厅长尹任先召职员训话”为题，刊登了我讲话的大意，抄录如下：

    河南社讯：省府财政厅长尹任先，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召集本厅全体职员训话留别，大意谓，此次省府改组，任先已辞去本兼各职，今趁此临别机会，与诸君见面，聊赠数言，以作纪念，任先来豫主持财政，已历年余，幸诸君奋勉从公，得使豫财日入正轨。此次谬膺中央明令嘉奖，在本人，自惟才力棉薄，并无良好成绩，受之实在有愧，惟此次得蒙奖掖原因，实由于诸君奉公守法，努力工作之所获，换言之，亦即奖本厅同仁，今后任先离豫，希诸君继续此精神，豫财前途，光明可期，溯自任先来厅以后，建树惟用人方面，自信已得到很好效果，实因中国政界之任用私人，为妨碍行政发展之一大原因，任先在豫，对于亲戚故旧，未用一人，遇有缺额，悉采考试方法，在最初自己亦恐办不通，而结果竟出余意料之外，如本厅职员及各县营业税征收主任，都有很好成绩，此可证用考试方法来作用人标准，绝对有效，而且可推进政治之发展，最后尚有一言，吾人作事最大之弱点，即不能打破私欲，一秉大公，任先作事，即本斯旨，此种道理，在古圣先贤名言中，以及宗教哲学里面，都讲究很透彻，诸君公暇，无妨一作研究，自能心领神会，得到光明之途径，来日方长，希诸君珍重，训话毕，全体摄影而散。

    商震先生于1936年元旦就任省府主席。他从中央的嘉奖令中得知我的工作成绩，故而不同意我辞职。我在九天中多次恳辞竟毫无效果，他一再殷切地请我留任。至此，我和尹师母均感到，如果坚辞，难免使他误会，神既拦阻我们此时离职，必定有他的美意，应该顺从。于是打消辞意，1月10日，重返财政厅办公。

    从上班的次日即1月11日开始，连续举行了十一天布道大会，这是早就筹备好的。我们家中最多可容纳二百来人，不敷所需，所以借用新生活俱乐部的大厅，每晚七时聚会，参加者多达四五百人，盛况空前，不少人信主得救。商震主席每晚前来听道，也信主得救了。他上任还不满一个月，便成了基督徒，是我们完全未曾想到的。

    商主席得救之后，对罪恶有了和我们相同的认识。当我将河南农工银行扣存鸦片之事向他报告并提议销毁时，他立即表示同意，认为国家损失事小，人民受害事大。他与省府委员们商讨并取得一致意见后，四月初，经第554次省府委员会议决定，悉数予以销毁，并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核示。

    行政院将此案交禁烟督察署办理，而该署于7月14日回电给河南省府，以“鸦片尚在分年禁绝时期，并无销毁此项存土的规定”为由，不同意省府的请毁报告。并限令三日内，将本案全部烟土，交给该署在河南的办事处来处置。实际就是交由他们去贩卖。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君见烟土销毁不成，反被禁烟督察处拿去赚外快，甚为懊丧。

    当时商主席正在南京向蒋介石先生述职，而期限又如此之紧，在人看来，事态已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我闻讯后，即跪下祷告，交托给神，相信三日之内，他必有办法，心中十分平安。7月17日是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清晨起床后，我独自唱诗赞美神，非常喜乐。午间，突接南京商主席来电，要我速去。我立即感到神所赐的良机来了，此次去南京，可请商主席再就此事向蒋先生陈述，力求转圜(huán)。便与省府秘书长刘君相商，代商主席备好一个呈折，随身带去。其中大意为：河南农工银行系属公营，此项扣货既无赎回可能，不啻(chì)已为公有，未便直接或间接再行发售，增加流毒，呈请行政院仍照前拟，由省府自行销毁。同时通知禁烟督察署，因去南京交涉，暂缓交出。7月18日晨又接电报催我尽快动身，遂于7月19日乘夜车离开开封。哪知在我匆匆赶赴南京时，商主席也启程从南京返回。7月20日清晨，我在车上读经时，火车驶进徐州附近一个车站。车刚停妥，忽见商主席的副官正由车厢门口向我走过来，说主席专车停在旁边，请我马上前去。在这意外相见的瞬间，我猛然记起那呈折，便迅速取出带上。商主席告诉我，在他述职时，蒋介石先生对我在河南理财的成绩很赞许，要单独召见我详行垂询，他已启程去庐山避暑。我赶紧将呈折递给他看，他完全同意，立即盖章。我急忙告辞返回，刚登上车，便开动了。

    坐定之后，刚才发生的一幕，仍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抑。我乘坐的火车虽然和商主席的专车逆向行驶，却不期而遇，如在途中彼此失之交臂，所带的呈折未经他过目与盖章，岂不成了废纸？更没有料到的是，本想请他向蒋先生递交呈折，如今竟会由我来递交。“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118：23)”。

    7月20日下午抵达南京，次日乘飞机到江西庐山。7月23日晋见蒋介石先生，谈完河南财政后，递上有商主席盖章的省府呈折，并对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扫除毒品是神喜悦的事，相信必蒙神赐福。”当时尹师母正带着孩子在那里避暑，我在家中住了几天，于7月26日离开庐山，7月29日晚回到开封，立即见商主席，报告了一切经过。他告诉我：“今天已收到行政院的批复，照准全数烟土由省府自行销毁”。速度之快，出人意料，我们满心感谢赞美神。

    8月7日，召开第572次省府委员会议。商主席提议将河南省农工银行所扣的全数烟土，在8月12日运往省禁烟督察处所在地郑州销毁。全体一致通过，并委派省府委员张静愚先生（建设厅长）、常志箴先生和我三人监督毁烟。

    1936年8月12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下午，在我等三人的监督下，全部烟土在郑州当众销毁（图7）。次日报纸以“省府在郑焚烟记”为题，对这次毁烟的前后经过，作了详尽报导。该文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尹氏等到郑后，将前项扣货眼同点验，计大小四百五十八包。毛重三万三千零七十四两，数目相符。于下午一时载至郑城西北隅(yú)，农行所有的田地内，以木柴、煤、食盐等物引火焚烧，拍照存证。一时火焰冲天，直至下午五时始完全灰烬。尹氏等当日即返汴(biàn)，此害人之毒物，同时付之一炬，农行牺牲款项在所不计，省府禁毒决心，殊值得吾人敬仰”。

    九个月前这件在人看来是无法办到的事，终于成了现实。

    我将报载的焚烟经过及照片寄给尹师母。8月23日，她回信说：“我收到你寄来的焚烟照相，我给这里的弟兄姊妹看，他们大家都赞美感谢主。的确，只要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之中，他是得胜的主，必定为他的荣耀帮助我们成就一切。”

    此事的全部经过，曲折而且奇妙，简直带有传奇的色彩。像河南省政府的突然改组，我因受到奖励而留任，商震得救信主，蒋先生对我的及时召见，赴南京途中巧遇商震呈折盖章等等，宛如一条五色斑斓的彩链，环环紧扣，缺一不可。当时蒋介石先生作为最高当局召见各省主席述职，是例行公事；然而单独召见一位厅长，实属罕见。另一方面，省府请求销毁烟土的呈文，已遭到中央禁烟督察署的否决，也惟有再向他申诉，才有收回成命之可能；因他当时既兼行政院院长，又兼中央禁烟督察署总监。而来电召我的时间不迟不早，恰好在指令交出烟土的三天限期之内，我会想到在动身前先代商主席准备好呈折并在途中相遇盖章，以致能够在晋见时将呈折面交蒋先生，获得批准，最终达到了销毁全部烟土的目的。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所信的是无所不能的真神吗？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赞扬他的大能，并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敬拜！

    1937年2月我调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到任以后，仍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依靠主的力量，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各方的反映很好，现抄录当时报章上的两段评论如下：

    “新任财厅长尹任先，其理财政策一秉硬干，不徇私，不肥己。是以在豫时成绩斐然，甚为各方所赞许。此次出长湘财厅，虽为桑梓(zǐ)所在，然所擘划纯以预算为转移，每月不得超支，其有余者，则完全解库，不得移入下月。向例凡财政机关，无论业务会计、皆系肥缺。而尹则限制庶务室中存洋不得超过三十元。辄发薪之日，再行领取。其对于全体职员，辄以努力做事，减少应酬相勉励。每日绝对遵守办公退公时间，置签到薄于厅长桌上。各职员依时到公退职，尹皆亲自查阅。有致函财厅职员者，谓在尹处服务，只需以“少说话，多做事”六字为座右铭，斯得之矣。”

    “湘财厅长尹任先为人富胆识，擅谋略。其理财政策，纯主张硬干实干，以遵守预决算为前提。其选用僚属亦纯主公开考试，以才识为主，无才无识者虽至亲密友不用也。尹自留美归国后，即服务国内各实业财政机关。年前复升调河南财政厅长，为国宣劳，足迹未尝至乡门。尹本诗书门第，家世富有，其料理家政各项事务，概归乃弟负责，分道扬镳，兄弟未谋，其弟欣喜逾恒，当日即至财厅晤兄。维时尹以公忙无暇面晤，且恐外人不察，疑尹有引用骨肉嫌疑，遂令秘书某君代见。当晚再至弟处乐聚天伦，实可谓公私分明者矣。又尹有至戚，函介一小职员，情辞恳切，尹阅函后，谓曰来人，先例不可开，君有真实本领，将来本厅举行用人考试时，可前来应试，恕不能因私而废公也，卒不纳。铁面无私，求之今日宦海中，不可多得焉。”

    工作中有神的祝福，也有魔鬼的攻击。我来湖南后，发现省银行被几个有权势的人所把持，他们营私自肥，致使银行非但对全省金融毫无裨益，反而亏累不堪，难以维持。为了彻底整顿，我向省府请准自兼银行行长。虽有老友劝我切勿涉足此是非之地，以免得罪他人。但神赐我信心，无所畏惧。经过几个月的整顿，银行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图8）。然而，1937年10月，银行发生了一起金库保管员卷款潜逃的严重事件，当时我正因公赴南京出差，行内少数不良分子乘机勾结起来，造谣中伤，迫我引咎辞职，以便他们重掌财权，为所欲为。这个阴谋得到省主席何键的暗中支持，而使我处境险恶。

    自蒙恩得救以后，世间名利已不再吸引我们，对政界的去留，我本不在意。但若因涉嫌此案而去职，则自身蒙不白之冤事小，主名受亏损事大，因为世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此时神藉着以下的话语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与力量：“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8：31)”、“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尼13：2)”。奇妙的是，案发以后仅十多天，中央改组湖南省政府，我未被撤职，想利用此案来打击我的省主席何键倒给调走了。新任省主席张治中虽然和我并不相识，却仍留我继任。他到任不久，金库盗案主犯便被缉获**，真相大白于天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入侵，步步向内地进逼。1938年10月下旬攻陷武汉，觊觎(jìyú)湖南，省会长沙顿呈战时景象。为了应变，省政府一面将各机关迁往沅陵，一面加紧疏散市民。同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全城发生大火，市区十之八九化为废墟，数千人葬身火海，数万人沦为灾民，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对此惨祸，举国震惊，群情激愤。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因失职而被处决，省主席张治中也因用人失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当时，善后救灾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本是民政部门的份内工作，责无旁贷。然而民政厅长陶履谦，深知此次救灾非同寻常，任务艰巨，风险极大，稍有失误，后果堪虞。竟不肯出来领导救灾工作。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刚受处分，处境困窘，对陶的渎职逃避行为，也无力管束。于是找我商量，恳请我来主持赈灾。我当即接受此任，并报告他说，省财政厅尚有数十万元现款，可用作救灾，使他大得宽慰。

    大火后十天，11月22日，成立了“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主持一切救济事宜。我是主任委员（图9）。着名剧作家田汉和长沙市长席楚霖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中有教育厅长朱经农（基督徒），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等人。下设总务、救济等八个组。救济总额五十万元，其中省府筹集三十万元，中央拨款二十万元。办公地点设在财政厅内。

    为使灾民能在隆冬季节尽快得到救济金，救济委员会决定直接发款给灾民。这种赈灾方式，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全无先例可资借鉴，工作的难度极大。但我深知有主同在，内心平静安稳。委员会还决定救济对象须先登记并领取长沙市发给的难民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每人领款五元，发款日期为12月1日。

    发款那天清早，成千上万的凄苦灾民，便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涌向指定地点。发款时间未到，场内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后因发现，不少原来已去外地投亲靠友的人，也闻讯赶回，却未领难民证。只好临时改变规定：另发救济金兑换券，捺上指印，凭券取款。这样，不仅实际人数将大大超过预计，而且也很难杜绝重复领款或并非难民之人前来冒领。由于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发款进度缓慢；一些迟到的灾民又继续不断入场，时至傍晚，待赈的灾民依然众多，使原定一天结束的工作欲罢不能。但若继续发放下去，又有谁敢担保靠这有限的救济款能圆满的收场呢？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工作人员均不知所措，纷纷前来请示。我是主任委员，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

    当时，尹师母已带着孩子们避难去云南了，眼下又无法去找爱主的弟兄姊妹相商，唯有独自祷告求主指引。祷告时，心中忽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野地里，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的动人画面，并清清楚楚记起当时主对门徒所说的话：“你们给他们吃吧(路9：13)”。我立刻明白主要我效法当年的门徒，凭信心继续向灾民发放赈款，“给他们吃”。

    遵照从主所得的启示，次日上午继续发款给待赈的灾民。开始时人群争领的情形一如昨日，然而奇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款的人数竟自然而然地减少下来。及至夜幕降临，所有灾民全都领款离去，再无一人滞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救灾活动，便这样平静顺利地宣告结束，工作人员个个如释重负额手称庆。

    赈灾结束的当晚，领款人数尚未统计完毕，中央社记者即根据原先登记的人数，以“长沙大火，灾民六万”为题，迅速作了如下的报道：

    【中央社长沙二日电】本市火灾灾民登记业结束。统计住所者二二五○名，不住所者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名，此外收容孤儿一○名，连同湘潭萍乡等处登记者，预计总数在六万左右。昨今两日发给灾民贷款证及疏散费，灾民已开始向选定之县份出发。

    事后点清按有指印的兑换券九万余张，发款总数四十余万元，两数相符。超出领取难民证的人数达三万之多，尽管如此，一切前来申请救济的人还是都领到了赈款，但又没有突破五十万元的总额，并略有结余。恰似主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以后，尚有十二篮零碎。张以藩先生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发放了九万人的救济费，把钱直接送到灾民手中，不出差错，简直是神迹！”的确如此，是神又一次彰显他的大能，成就了人力难及的事。当时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在实地视察后，也曾对这次救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此次长沙火灾临时救济工作中，虽尚未完全避免灾民之冒领、重领等事，而赈款均能用之于灾民，办事人员之不中饱，则予各方面以极良好之印象，而为过去赈济之所未有”（图10）。

    救灾结束了，灾民散去了，各方对省主席张治中的怨愤和指责也逐渐平息下去。张先生深为感激地对我说，这次赈灾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承担这风险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战争年代，日本大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地方财政非但没有赤字，而且还拿得出数十万元来赈灾。三是想不到赈灾工作进行得竟如此顺利。我说，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赈灾得以诸事顺遂，完全是神的恩典，决非自己有任何过人之处，并趁此机会向他传扬福音，劝他信主。他深受感动，与我一同跪下祷告，认罪悔改，主藉着我在赈灾工作中的见证拯救了他，“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6：9)”。过去我们之间仅是一般上下级关系，自此以后，彼此既是主内弟兄，也成了挚友。

    不久湖南省政府改组，1939年2月1日，薛岳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调任中央侍从室主任，我也奉调到财政部工作，都离开了湖南去重庆就任新职。到重庆后，张先生渴慕真道，常与我同去聚会，他特别爱听江守道弟兄证道，几乎每讲必到。某次因公短期去成都出差，星期天独自一人上街找寻礼拜堂。1946年任新疆省主席后，曾在首府迪化（现改乌鲁木齐市）为教会购置聚会所用的礼拜堂。圣光学校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校董会的董事长，不遗余力地支持学校工作，对确定重庆山洞和苏州四摆渡两地校址，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些是后话了。

    在工作中还有很多见证，不能一一细述，想必从以上这些见证中，读者已足以看见神的恩典与大能。

    现在我要述说主带领我们创办圣光学校的经过。圣光学校不同于当时受某一宗教组织资助的所谓“教会学校”，因为它在经济上和人事上均不从属任何国内外的宗教团体或其他组织，完全是一所由中国基督徒自办的私立学校。前面已经提到，我们有志办学是受到内地会子弟学校佳绩的启发，所以事情还须从我们在河南开封的时候说起。

    当时主持开封循理会的戴永冕牧师(Rev.JamesHudsonTayler)是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孙子，和我们常有来往。1933年10月13日晚，在我家主领家庭聚会，会毕，因时间过迟而留宿未归。次日共进早餐时，他谈及自己是在山东烟台内地会子弟学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回英国去进大学深造的。并向我们介绍了子弟学校的情况。

    他说该校在五十二年前从仅有三名儿童的私塾办起，现有中小学生有四百余人，毕业生累计已达到一千六百余人。凡属内地会传道人的子女，年满六岁即可送入此校，由小学一直读到中学毕业，然后返回各自的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一律住校。教职员皆是内地会的传道人，为事奉主而来执教，信仰纯正，有基督之爱，不仅在知识上对学生循循善诱，而且对学生的灵命、品德和健康各方面都备加关怀。所以学生也以校为家，虽逢假期亦绝少离校，受良好校风的长期熏陶，毕业生普遍品学兼优，百分之九十以上清楚得救，不少人还继承他们父母的事业，重返中国传道，他自己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听了很受感动。随后，细读了该校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册，知之更详。深感中国各地虽有不少“教会学校”，但往往名不符实，难以引领学生获得纯正的信仰。如能创办一所灵命与才学并重的学校来培育我中华学子，该多有意义啊！然而要将理想付诸实施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土地、房屋和经费；更需要有一班热心爱主并愿献身教育事业的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地工作，才能收效。因我不熟悉教育工作，所以从未想过自己能主办学校。几年过去，办学之举仍旧未现端倪(n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几乎完全沦入敌手，生灵涂炭，百业凋(diāo)敝。沦陷区内不少有名的学校，或被迫停办，或迁往内地，因陋就简勉强支撑。谁能想到一所在和平时期久为我们向往却并无眉目的学校，竟会诞生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里！整个办学的过程曲折而奇妙，处处可见神的带领。我现在就按时间的顺序来一一叙述。

    抗日的战火，激起全国局势的剧烈动荡。前几年，我们在各地结识的许多主内朋友，随着各自的工作单位陆续内迁，先后来到当时的陪都，四川省重庆市。他们一向积极赞同我们的办学理想，大家能同聚一地，群策群力，使办学具备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也愈来愈强烈。1940年4月，胡宣明先生和夫人来到重庆，在郊外山洞镇我们家中小住。14日晚，一同深入商谈办学之事。胡先生说，当戴德生先生清楚神呼召，要他去中国内地传福音以后，即用“中国内地会”的名字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存入十英镑，表明他愿顺从神的差遣。以后他创建的内地会，成了最蒙祝福的来华差会，拯救了许多灵魂。目前办学虽然尚无头绪，但不妨效法戴德生先生，以学校名义在银行开户存款，向主表明我们愿担此任的决心。并建议暂时定名为“笃信学校”。我们完全赞成他的意见，4月16日，两家共同拿出一百二十元作为“笃信学校基金”存入银行。

    此后，一连串令人振奋的消息接踵(zhǒng)而来。5月4日，收到湖南长沙圣经学院饶培德牧师(Rev.CharlesA.Roberts)来信，欢迎我们去他那里，使用圣经学院的房屋办学。6月5日，收到挚友贾嘉美牧师(Rev.JamesR.Graham)自美国来信，他极为赞成我们的办学计划，并愿亲自来华促成此事。我们有位亲戚陈玉箴女士，是基督徒，正在美国攻读教育学的学位，7月29日收到她的来信，表示学成归国之后，也愿参加办学。11月4日，在重庆经商的李锐弟兄，我们的一位老友，捐款一万六千元，准备买下我家附近一所竣工不久的新屋作为校舍。只是校长人选尚未确定，因为我们考虑聘请的两三位，都还没有肯定答复。

    同年9月底，我受任为财政部公债司长，主管公债事务，同时也经收国内外各界给中国政府的捐款。重庆偏隅西南，对外联络不便，所以前任公债司长，长驻香港办公，同时以港币计薪，不受国内法币贬值的影响。我继任后，认为基督徒应该体念时艰，为抗日战争节省国家的宝贵外汇，决定在重庆办公，以法币支薪，只有在公务需要时去港。11月初我因公去香港，由于工作劳累，当地天气炎热，住所环境不宁，患了神经衰弱症，失眠盗汗，只得暂停工作，迁往一所别墅调养。病中想到自己年方五十有余竟已如此虚弱，真应抓紧时间为主工作才是。办学之事萦系心头，常在夜间起床，读经祷告，为此切切寻求主的旨意。

    11月26日夜，读到马太福音廿(niàn)一章廿三至廿七节，主耶稣问道：“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像是在问我办学的思想从何而来，我肯定回答主说，是从天上来的。12月4日，先读到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耶稣用水变酒以后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使我看见，我们得救以后，生命发生了根本改变，犹如由水变酒，主就要把我们舀出来“为他所用”。随后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至九节，“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件不及人的”。这时，主使我想起知名人士张伯苓先生的事迹。他习武出身，不曾学过教育，但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他是一个教育外行，却能够担任校长并办好学校。自己若依靠主的力量，是“没有一件不及人的”，也必能胜任校长之职，使学校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得此亮光以后，心中大喜，信心倍增，畏难情绪一扫而空，当晚睡得格外香甜。

    12月5日晚，读到约翰福音廿一章，门徒遵照主的吩咐撒网，得鱼甚多；然后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又嘱咐彼得“喂养我的小羊”。使我明白，我如果爱主，就应遵照主的旨意创办学校，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年青的学生，使他们归向基督，得人将会如同得鱼一样众多。12月7日夜，先读到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至十九节，主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是主再次呼召我为了兴旺福音要担负起办学的重任，因此不可再有犹豫；后又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廿四节，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愿作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脱离政界，奉献自己，专心办学。

    12月8日晨，读到列王纪下廿章五至六节，神治好了希西家王的重病，增加他十五年寿数。12月9日，读到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罢，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我相信自己的疾病也同样会蒙神治愈。果然从这一天起病状全消，恢复工作，办完公事，于12月26日平安健康地回到重庆。

    尹师母对我从主所得的启示完全同意，我们都认为在港卧病是出于神，这样可以使我有安静的环境与充裕的时间与他亲近，明白他的旨意乃是要我亲任校长之职。“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119：71)”。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原先的一些机遇，在我从香港回来以后，竟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了。由于战火逼近长沙，去那里办学已不可能，而我家附近的那幢新屋，又被他人抢先一步买去。陈玉箴女士回国以后，因校址无着，不能久等，只好接受别处的聘请离去。看来好像希望正在化为泡影。但我们知道这并非神不可信，而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要藉着各种事态的变化来试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神要在他的时间，按他的方式，成就他的旨意。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随之而来的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最困难最黑暗的一段岁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凶焰肆虐于亚、欧和非洲。亿万民众惨遭侵略铁蹄的践踏和蹂躏(róulìn)。然而这也正是神一步步引领我们着手办学的一年。他所预定的日期，终于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

    12月1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天，中国内地会代理总主任董牧师(Rev.JohnR.Sinton)来公债司，代表内地会向中国政府捐款二十万五千元，并指定要用于教育事业。经过祷告，清楚此款是神为我们办学所预备的，但我身为公债司长，如果贸然自取，恐遭近水楼台之议，遂于12月16日走访董牧师，想请内地会协助我们获得此款。他对我们有意办学早有所知，如今又见我们明确表态，便立即同意，亲自去见财政部长，表示希望能将款交给我们办学。财政部尊重捐款人的意愿，1942年1月19日批准将捐款交给我们。这笔对办学起重要作用的巨款，从捐献到领取，前后不过四十天时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细想此事，实在奇妙：其一，这是内地会自百年前建立以来首次给中国政府的捐款。其二，公债司兼管捐款，而这笔捐款正巧在我任司长时收到，并指定用于教育。其三，我们办学的动机来自内地会，又是用内地会的捐款来实现办学。“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11：33)”。

    2月27日，学校七位董事中的六位：朱经农（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后不久任教育部次长），张静愚（时任财政部税务署长）、胡宣明（时任立法院委员）、梅贻琳（时任中央医院院长）、李锐（着名的桐油出口商）和我共聚一堂，开了第一次校董会，就建校的几个重大事项进行商议。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张治中先生因政务羁(jī)身，未能参加。议决的事项如下：一、拟定办学章程九条，其中首先明确办学的主要宗旨，是引领学生信主爱主，荣耀他的圣名。应尽可能聘请德才兼备,又得救信主的基督徒担任教职员。学生在校中信仰自由，但报考学生的家长须同意办学宗旨。二、推举我任校长。三、同意我的提议将校名定为“圣光”（HolyLight)。四、决定尽早建校开学。两天之后，我们将开会的情况报告张治中先生，他对大家议决的各项事宜均表赞成，不久又欣然接受校董们的一致推举，就任校董会董事长。他建议将我家附近的一片农地买下作为校址，但探问得知，邻近的海军部也正在洽购，于是张治中先生亲自找海军部长陈绍宽商谈解决，5月5日立契成交，购得土地，即日便开始动工兴建校舍（图11）。

    当时正进入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建房十分不易，幸蒙昔日留美同学建筑专家薛次莘先生热心赞助，方能顺利完工。他在重庆自办建筑公司，不仅为建校义务提供设计图纸，监督施工质量，将应得的六万元报酬全数捐赠学校，而且一再给予有力的支援，使我们度过了重重难关。

    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建筑商不肯包料，而我们又无经验，没有想到为避免货币贬值，应该及早将全部所需的建材购齐，致使建造费用严重失控。根据2月份匡算，校舍的造价不过十七万元，我们有一月份得自内地会的二十万元捐款，完全足以支付。然而8月底校舍建造至中途时复核，则非六十万元，不能竣工。当时手中的款项虽因陆续有人捐助累积已达五十万元，但仍有十万元的巨额逆差没有着落，施工面临即将停顿的困境。此时，我们别无他法，唯有读经祷告，求主施恩。9月3日晚读到使徒行传廿八章十一节：“过了三个月……往前行”，又读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相信这是主给我的应许，在“三天”和“三个月”后，将成全他的事，引领我们往前行。

    三天后，即9月6日，我去见薛次莘先生，告诉他目前手头拮据，难以为继。他听完后力劝我不可停工，一切不敷之款先由他来垫付，直至校舍竣工。他的体谅和宽厚，令人钦佩，唯有感谢主恩。

    三个月后，学校大楼已近尾声。12月1日，收到一笔十万元捐款，恰好弥补建筑方面的赤字。次日我携款去归还薛先生，哪知他又说还款可以从缓，应先用此款来造食堂，以便早日开学，这又出乎我们的意料。自读经之日算起，“三天后”和“三个月后”，建造校舍的困难，果然一一消除了。“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书21：45)。”

    圣光学校副校长王省三先生应邀来校的经过，也很值得一叙。自从专攻教育的陈玉箴女士离去之后，我们不断在祷告中求主再安排一位熟悉教育的同工来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因为我们没有办学的实际经验，而且我虽提出过辞呈，但未获准，一时还无法脱离政界，专心从事学校的工作。然而直到校舍动工兴建之时，仍未遇到合适的人选。

    1942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忽有一位陌生客人来到家中，他便是王省三先生，在贵阳受尹师母之妹丁宝筠女士所托，给我们捎来几个玻璃杯。经过交谈，得知他也是基督徒，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战前在江苏省江阴任辅实中学教员及校长职务多年，丁宝筠曾是该校学生。江阴沦陷之后，学校被毁，他只身离家辗转来到贵阳，改行经营汽车运输，业务颇为发达，拥有的汽车由一辆增加至八辆，每月收入甚丰。

    他离去后，我们觉得如果他能来任圣光学校的副校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转念学校创办伊始，又是以小学为主，工作繁多，薪俸微薄，不知他肯否前来俯就？于是一面为此事祷告，一面于6月30日去信相邀并附上“发起圣光学校之经过”一文。

    7月24日收到他的回信，决定应邀来校，信函文词恳切，感人至深。兹抄录其中的片段如下：“……日前接读手翰及附油印缘起一份，细读之下，其中有‘无依无靠，只可凭着信心向前走去’两句，顿触省之胸心。回念前事不觉十分同情，而使省之流泪者不止一次。今省决定应召至校服务，将此间事务结束。虽合股人徐某要求省继续，谓此后木炭车因成本轻，而运费与前相同，获利可二、三倍于昔。省亦毫无留意。但结束非数日之事，因结束已现损失，如人员薪水之多发，车价大被抑低，生财之折旧等，而徐某则大占便宜。凡此省亦不顾惜，省当尽量提早来渝……”。我们阅毕，欣喜之至，满心感谢主的奇妙安排。

    陈玉箴女士是我们的亲戚，专攻教育，早就有意来校，却未成功；王省三先生与我们素不相识，又无人介绍，只因受托带些小件物品给我们而相遇，竟会应邀而来。“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9：16)”。

    王先生办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校中事无巨细，均必亲自过问，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而且学识渊博，能胜任中学各科的教学。每遇教员因故缺席，便亲自代课，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深受同学爱戴。如无他来主持日常校务，绝难取得日后的成效。原先与他合伙经商的徐某，虽然从王先生停业中捞到不少好处，但独营后不久便告失败，资金亏蚀殆尽，生活甚苦。

    王省三先生到任后，迅即拟定了所需各科教员及职员的名额，并根据学校章程所订的原则陆续聘齐，其中大多数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想特别对其中两位外籍同工的情况，作些简要的说明。圣光虽是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学校，但是，对于国内外一切属灵团体或个人在主里面的真诚援助，均乐于接受。英语是一门主要课程，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发展和前途影响深远。根据我们赴美留学的亲身体会，要使学生学到地道的英语，最好请英美人士执教。于是想到使我们受益良多并热情支持我们办学的“中国内地会”，其传道人大都籍属英语国家，信仰纯正，平易近人，如有该会的教士来校，一面培植学生的灵性，一面教授英语，岂非两全其美？内地会华福兰会督(BishopHoughton)得知我们的想法之后，非常赞成。经过多方考虑，推荐英籍姚如云牧师(Rev.GordonAldis)和加拿大籍施素心教士(MissLilySnyder)长期来校工作，而他们的薪金仍由内地会支付，这无疑是对学校的巨大支援。

    姚牧师的父亲姚威廉，也是一位内地会的牧师，本世纪初来华在四川布道。中国着名的乡村教育家晏(yàn)阳初先生，少时曾在他主持的新学堂中就读四年之久，获益良多，对他推崇备至。姚牧师为其长子，1905年8月19日出生于四川阆(láng)中，六岁进烟台内地会子弟学校学习，十一岁回国，十八岁入牛津大学攻读法语获学士学位，后蒙主呼召，在神学院进修一年，参加内地会，于1931年回到四川阆中，继承父志，作主的圣工。能说地道的四川话，生性喜爱与青少年交往，真是理想的人选。施教士早年奉献自己来华传道，抗战以前在江西庐山参加夏季灵修会时，便与我们相识，待人亲切热诚，中国话说得也很流利。他们从圣光开办时起，便一直在校服务，与师生相处得极为融洽，对学校的帮助很大。

    按照政府规定，新办学校须先立案方可招生开学。当我们备好申请立案的呈文送交重庆市教育局时，已到了1942年底，离预定开学日期不满两个月，感谢神，立案申请迅速得到批准，招生和开学各项工作，均得以顺利完成。

    1942年12月中旬，两层的校舍主楼竣工，一楼中部是大礼堂，左右两侧为教室及办公室，二楼为师生宿舍。在一楼大门口的上方，悬挂着用木料制作的两个大字：“圣光”（图12）。大礼堂正面的墙壁上，端端正正地贴着用褐色厚纸剪成的十二个大字：“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这段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的经文，正是我们要在学校中宣扬的福音（图13）。

    学校董事会决定：12月24日举行校舍落成的感恩及奉献礼拜。那天早上，尹师母等布置环境，用贴着金色小星的柏树细枝条环绕在大门上方“圣光”二字和礼堂墙上那十二个大字的四周，非常美观，并在礼堂内张灯结彩。钢琴已及时运到，讲台、长椅、地毯等也都安放妥当。

    晚上八时，董事长张治中先生暨夫人、王省三副校长、其他教职员和我们共十一人，鱼贯进入礼堂。在祷告、唱诗和读经之后，张董事长讲话，他说本校创办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诸位教职员为事奉主，辞去原职来此共事，实属难得，殊堪敬佩，相信学校日后定有无限发展之前途。接着我报告了学校的成立经过，见证神的恩典与大能。最后全体跪下，轮流开口祷告。聚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烈虔诚的气氛，至十时圆满结束。

    次日是圣诞节，上午十时在礼堂内举行首次公开聚会，贾玉铭牧师讲道，题目为“光”，有一百七十余人到会，光景甚好。

    从此，家中一切聚会，均移至学校礼堂举行，开始了以办学来事奉神的新阶段。回想在不到三年时间里，蒙神的奇妙带领，从无到有，终于实现了办学的宿愿，除了在主面前满心感谢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有意办学，是受到内地会子弟学校佳绩的启发，认为很可借鉴。但是，一所外国差会的子弟学校，也有其特殊性。我们办学，招收的对象是中国学生，学校应有哪些特点？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如何？这些都是必须明确的重要问题。

    先知但以理是圣经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既有“美好的灵性(但6：3)”，信仰虔诚，坚守真道，又“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俱备(但1：4)”。在众多的青年人中脱颖而出，以其过人的济世之才，备受异邦君主的青睐，成为数朝之重臣，治国安邦，造福社会；并引领了两代君主——尼布甲尼撒和大利乌归依真神，使神的名大得荣耀。圣光的诸位校董在筹划创校时就一致认为，振兴中华正需要但以理式的青年，应将灵性美好，学识渊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英才，作为本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学生在中学时期，由少年成为青年，性格和智力走向定型，理想与世界观也在逐步形成，学习是为日后研究高深学问及从事各种职业做准备。这是人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此我们决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

    在了解国内外中学教育的现状时，英国的“公学”，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所谓公学(publicschool)，其实是私立学校，并非“公”立，为英国的模范中学。学生十三四岁入学，十八九岁离校，与我国中学生的年龄相仿。此类学校规模不大，班级人数也少，每班仅20人左右。师资力量强，师生比例约为1：10，高出一般学校甚多。学生一律住校，教学要求严格，重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生兴趣广泛，思路开阔。高低年级学生之间接触的机会甚多，以便在步入社会之后，彼此关照，相互提携。由于教学质量高，公学的毕业生，多数均能升入名牌大学深造。该国的上层人士，如首相、议员、将军、主教、部长以及**官等，大部分均出自公学。工商界中有三分之一的高级职员，科技界中有三分之二的专家学者也出自公学。为了保证生员的质量，英国还有一批专为公学育材的私立小学，即所谓的“预备学校”(PreparatorySchool)，是小学中的重点，规模不大，学生可住宿也可走读。公学历史悠久，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确是一种能培养优秀人才的教育制度，值得借鉴。

    反观当时中国的私立学校，学费是主要收入。为扩大财源，每班学生普遍达四五十人，同一年级中，还有多个平行班级。所以，一所六年制的中学，人数少则数百，多则两千，师生比例大大超过1：20。我们决定，参照英国“公学”的规模，将每班人数定在二十人左右，每一年级也只开设一班，尽量收住宿生。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加强集体观念，养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当初高中齐全时，全校六个班级，师生总数不超过两百人。规模如此之小的中学，实为国内所罕见。难怪有的朋友担心，按照当时的国情，我们既不可能像英国“公学”那样收取昂贵的学费，招生人数又少，收入有限，菲薄的薪金怎能吸引高水平的师资？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又怎能吸引优秀的学生前来报考？结果岂非事与愿违吗？。

    我们深信神既然能感动办学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王省三弟兄舍高薪而来校，也必定会为我们预备更多合格的教师。实行“小班化教育”的方针不可动摇，只有班级小，人数少，教师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教育每个学生，增强师生之间交流的密度，使学生从教师的言传身教之中，接受薰陶与感化，成为我们所期望的有为青年。

    师资是学校的灵魂。圣光中学聘请教师的条件是：有真才实学，具备大学毕业学历，能对学生循循善诱者。教师中要以清楚蒙恩得救，为事奉神而来教育学子的弟兄姊妹为主；少数教学有方，品行端正的非信徒，只要对基督教不持反对态度，又自愿来校服务的，我们也聘用。

    内地会子弟学校从三名孩童办起，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中学，从两个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他们的经验启示我们，创办一所高质量的学校，要稳步发展，循序渐进，所以我们决定中学部开始只设初一班，随着学生的升级，每年自然增加一个高班，直至高三。也就是说，准备用六年时间，把中学部发展成初高中俱全的完全中学，并培养出在本校读完全部中学课程的首届高中毕业生。与此同时，开办类似英国“预备学校”的小学部也非常必要。学生自小学毕业，不再考试，全班升入初一，以保证圣光的优良校风稳步形成。因此，在圣光开办之初，全校只有七个班级，一百二十九人。小学从一年级至六年级，六班齐全，一百二十人；中学部仅一个初一班，九名学生。

    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如此之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我国的学年，都是从秋季始业的。寒假中转校的学生本来不多，尤其是初一，有谁愿意刚进中学又立刻改校呢？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我们的主观方面。想到在今后的五年半中，这将是全校的最高班，该班学生的质量，对圣光校风的形成和校纪的维护，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招生宁缺毋滥。

    1942年岁末，盟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根本转机。人们怀着欣慰之情，步入前景光明的1943年。此时，我们比世人更觉快慰，因为校舍建成，立案批准。师资齐备，多年的办学宿愿，即将实现。抚今追昔，回顾神一步步的奇妙带领，怎能不深深向他献上感谢和赞美呢？

    新年一过，教师们就更加忙碌地为开学作准备了。中小学的寒假很短，仅两周左右，二月五日又是春节，时间紧迫，招生只能放在春节之前进行。一月底，同时在重庆市内和本校举行入学考试，小学一、二年级，只招收附近的走读生；三、四年级可申请住读；五、六年级和初一则以住读为主。考后迅速评卷发榜，一切顺利。

    1943年2月13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圣光学校诞生了！当日天气晴好，开学典礼庄严隆重。学生在大门口分班集合，随着悠扬的琴声列队步入礼堂。董事长张治中先生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临训话，勉励全校师生。我和王副校长也先后讲话，我简述了学校创立之奇妙经过，归荣耀给天上的父神。张先生还特地带来摄影人员，将典礼的主要情景摄成十五分钟左右的记录影片，在当时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真是难能可贵。

    开学以后，师生关系融洽。因实行小班教学，课堂秩序良好，无论课内课外，教师都有充裕的时间来辅导每位学生，学生的进步较快。住校生虽是初次离家，年纪又小，但在教**母般的关怀照料下，很快适应了集体生活，深得家长的赞许。第一学期结束，暑期招生时，报考者十分踊跃。不算市区，仅山洞镇来校投考的，就达一百七十余人。我们按照各班可以接收的名额，从中择优录取了六十九人。全校的最高班由初一升为初二，班级人数也由九人增至十七人。

    抗战期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不多。圣光教师的待遇又比不上其他私立学校，但自1943年开办到1946年迁离重庆，短短三年之中，具有大学或更高学历的弟兄姊妹，为事奉主的缘故，甘愿舍弃别处高薪来此执教初中或小学的，竟络绎不绝。神为我们这所初创的、小小的学校，预备了众多优秀师资，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如王副校长毕业于之江大学化学系；姚如云(Rev.GordonAldis)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彭励生(Rev.Benson)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沈葆德、陈玉箴和尹师母丁素筠均毕业于美国着名大学；陈观烈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陈勉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系；胡伯亮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系；丁宝筠、郭兆和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副修音乐；刘德馨肄(yì)业于杭州美专（浙江美术学院前身），毕业前一年应征，为驻华盟军担任翻译，服役期满放弃回校，志愿到圣光服务；朱嘉宾、黄端肄业于中央陆军大学；在中央卫生实验院任职的王岳博士和校董梅贻琳博士也曾短期在校兼课。此外，还聘请过毕业于中央大学农业机械系的曾德超先生；在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的赵汝祺先生和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的林廷宏先生等。其中陈观烈、陈勉，胡伯亮，曾德超，林廷宏诸位离校后，均赴美深造。圣光各学科师资力量之强，由此可知。英语概由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讲授，更是其他学校所难以比拟的。

    圣光对体育运动甚为重视。校园的范围不大，地势不平，山石嶙峋。我们因地制宜，修建了小型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板羽球场、五十公尺跑道、沙坑、秋千架及室内乒乓台等，经常开展各种比赛。1943年秋，规模空前的重庆市中学生运动会在青木关举行。当时圣光开办尚不满一年，中学部也只有初一、初二两班，合计不过三十余人，但也派出了四人参赛。在与数十所学校、数百名健儿的激烈竞争中，竟有一人荣获初中组女子百米季军，使圣光成为报上有名的少数学校之一。

    圣光的文娱活动也丰富多彩。经常举行学生画展、音乐会、演讲或书法比赛，还有爬山、远足、露营和野餐等活动。以增强体魄，陶冶(yě)情操。

    在日常生活中，师生的宿舍彼此相邻，在同一食堂中吃同样的饭菜，各项课外活动也多由老师带领进行。教师不仅授业，而且育人，与同学完全打成一片。学校犹如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充满了基督之爱。

    姚牧师的卧室是同学课后爱去的地方。房间不大，但总是挤满了人。他为低班同学准备了各种智力型的西洋玩具，件件引人入胜；高班同学，可以在那里下棋，听唱片，或听他讲故事。真是各有所好、各有所得、热闹非凡。他一听见有人敲门，便立刻大声地回应“Comein!”，笑脸相迎，从不拒绝。晚自修后，学生就寝，他便开始在楼下礼堂练琴，用优美的旋律，把一个个刚结束全天紧张学习的孩子，送入梦乡。

    抗战期间物资匮(kuì)乏，物价飞涨，办伙食总是令各校头痛的事。为了回避矛盾，通常都把学生的伙食包给校外的人去办，致使弊端丛生，反响强烈。我们有鉴于此，特选派一位主内的姊妹毛师母，专职负责食品采购及每日菜谱的安排。她工作尽职尽责，饭菜可口，富有营养，师生及家长均感满意。

    我们办学的主要宗旨是带领学生明白基督的救恩，内地会子弟学校的毕业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清楚得救。他们的宝贵经验，很值得借鉴。如该校每天有一次教职员祷告聚会，各人先念出自己代祷的那部分学生名单，然后同心祷告，求神不让一名学生尚未得救便毕业离校。课余时间，教师多方与学生接近，作个别带领的工作等。至于是否要开圣经课程，我们感到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内地会子弟学校的家长中，传道人占绝大多数，开圣经课自然符合他们的心意；但圣光是一所普通中学，不一定要效仿。何况当时国内一般所谓的“教会学校”，虽开设了圣经课，但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是对神话语的渴求，而只是为了分数，这无助于真正信仰的建立。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127：1-2)”。像内地会子弟学校那样，我们也把为学生灵魂的代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清晨起床以后，信主的教职员一同聚集，每天为一个班级代祷。祷告之前，级任教师先念出全班学生的姓名，简要介绍各人近况。早餐之后，全校学生齐聚礼堂举行半小时的朝会。先唱一首诗歌，随后由一位教师或来宾，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解圣经基本要道。最后祈祷散会。饭前起立，师生同唱谢饭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徒2：46)”。

    平时校中常有聚会。每周有两次晚间聚会，星期天有主日崇拜。聚会一般由在圣光工作的内地会同工姚如云牧师和彭励生牧师负责，也时常从校外邀请着名的中外传道人来证道。其中有赵君影、于力工、倪柝(tuò)声、江守道、计志文、王明道、贾玉铭、张怀德、陈崇桂、华北神学院院长何赓诗博士(Dr.W.W.Hopkins1945年1月28日)，内地会华福兰会督(BishopHoughton1945年6月6日)，循理会戴永冕牧师(JamesHudsonTaylor1944年及1945年夏季)，澳大利亚悉尼市的摩威尔大主教(Rev.H.W.K.Mowell，ArchbishopofSidney1945年11月15日)，袖珍圣经会的魏格纳牧师(GlennWagnerofThePocketNewTestamentLeagues1946年3月1日)等。各种聚会师生均自由参加，并向外界开放。“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3)”。

    学校自开办的1943年起，每年暑假期间，都举办夏季灵修会。聚会分为两个阶段：开始几天，以本校学生为对象，自由参加，教师主领。除属灵造就外，尚有适合青少年的一些活动，如背诵经文，制作出典于圣经的手工艺品比赛等。随后七至十天，以成人为对象，欢迎校内外各方人士参加。每天上午、下午及晚间聚会三次。感谢神，每年都及时预备他的忠仆前来领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创22：14)”。

    1943年首届夏令会中证道的，有贾玉铭老牧师及江守道弟兄等。江弟兄每晚一题，传扬福音，并佐以动人的见证和故事，深入浅出，收效甚着。最后一夜以“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耶8：20）”为题，一语双关，犹如旷野的人声，铿锵(kēngqiāng)有力，发人深省。学校董事长、政治部长张治中先生，校董、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先生等政要均与会，并合影留念（图14）。

    1944年夏天来领会的，有陈崇桂牧师和戴永冕牧师等。陈牧师早已与我相识，1934年9月赴长沙公干期间，在湖南圣经学院作蒙恩见证，便是由他记录并整理成文的（附录一）。1941年新加坡教会请他去主领布道聚会，12月4日抵达，不料4天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而被羁(jī)留。在日寇的统治下，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然而蒙神保守与带领，于1943年12月4日平安回国，历时两年整。1944年1月15日到重庆后不久，便在圣光学校的聚会中，详述他在海外蒙难与脱险的见证，令人深受感动。后用英文写出，并由内地会出版发行。

    戴牧师是我们在河南开封时的密友，1940年离开了沦陷的开封，举家西行，在陕西省凤翔县主持与内地会合办的西北圣经学院。他放弃暑期的休息，偕(xié)家人从西北辗转来到重庆，主领校中的夏令会，实属不易。当初他的一席话，引发出我们办学之念，如今见已成真，自然令他倍感欣慰。他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8）”为主题，逐日阐明信徒成圣的真理，并教唱三段经文：（出15：11），（诗1：3）和（赛58：11）。给与会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1945年7月，戴永冕牧师又偕西北圣经学院的同工马可牧师和霍冠英牧师来渝，一同主领圣光学校的夏令会，更是难能可贵。

    1946年因准备迁校，提前放暑假，夏令会在4月底至5月初举行。王明道弟兄应邀从北平千里迢迢(tiáo)来到重庆主领聚会。他着重勉励信徒在世人面前应有好的行为，作光作盐。还讲述了自己在古城沦陷期间，坚守主道，置生死于度外，不向日军妥协的感人见证，身教与言教并举。他为众多圣光同学的题词：“处世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同向日葵”，诚为至理名言。抗战以前，王弟兄就曾来开封在我们家中主领聚会，如今久别重逢，互叙离衷，同数主恩，心中满了喜乐与感谢。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师长的代祷和各种聚会的感动呼召，使主的真道渐渐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开始生根发芽。来校就读一段时期之后，接受耶稣作自己救主的学生与日俱增，这自然是我们高兴的事。但对尚未信主的，也照样关怀爱护，绝不歧视，并继续为他们代祷。

    信主的同学成立了团契，每周定期聚会，彼此交通勉励。有的同学在班级中自发地编写墙报，为主作见证。以下是一份墙报的“缘起”：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

    我们就凭着这一节宝贵的教训，而担起一件自知不能胜任的工作来，在这里就是我们工作的表现——这份小小的壁报，

    文句是幼稚的，编排是杂乱的，内容当然也不充实；但我们并不企图用锦绣的文句，缜密的说理，求劝同学们信主。

    我们知道少年人的心地比较单纯洁白而富有热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敢于献出我们赤热的心，向同学们呼召，来一同归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虽然我们的呼声渺小微弱，但我们把“它”当作是在高山深谷中的一声呼叫，所以我们希望着，也深深地相信着，这一微弱的声浪，将能换得更宏亮的山谷的回音。

    1945年11月6日下午，赵君影牧师以“奉献”为题，在圣光主领学生团契。讲道结束后，到会的八十人中竟有六十余人踊跃举手，愿将自己奉献给主，学生中属灵的光景可见一斑。

    多加，是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一位女信徒，“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徒9：26)”，深受众人的喜爱。她患病而死，后因使徒彼得的祈祷复活。为效法其懿行，欧美学校中，常有名为“多加社”的学生慈善组织。自愿参加者将课余劳动所得的钱财，用于各项捐助。在姚牧师、施教士的倡导之下，从1943年学校初创时起，就成立了“圣光多加社”，社务全部由入社的同学自行管理，这是一项培育青少年乐善好施高尚品格的有益的活动。

    当年夏季，河南大旱，灾民颠沛(pèi)流离，处境悲惨。在得悉政府号召救灾之后，多加社出面组织了一次赈灾义卖活动。许多同学捐出自己心爱的玩物，并在刘德馨老师的指导之下，用石蜡制作了许多形态逼真的小手工艺品，义卖之日，同学纷纷将父母长辈请来，参加义购，展品被销售一空。一笔数目虽小，却包含着众多圣光同学爱心的捐款，送往灾区，带给灾民们一丝温暖。

    校中传扬福音的圣工，既使同学和附近的居民受益，也使家长和教师蒙恩。如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刘攻芸先生，信主以后热心圣光工作，对学校帮助甚大。教师范尔锐先生虽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却并未重生。他在圣光进一步明白了真道，离校不久便清楚得救，改名范保罗，立意效法保罗，为主做工。刘德馨先生在校期间，灵命进深，清楚神的呼召，去读神学，从神学院毕业后，又重返圣光任教。

    神还为我们敞开了外出证道之门。1945年3月11日，尹师母应邀去广播电台用英语证道；同年夏季，赵君影牧师等发起组织“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同时召开首届夏令灵修会，计有三十六所大专院校，二百零五人参加。7月17日，我和尹师母到会证道，光景甚好。后来圣光聘请教师，得到该会不少的帮助。

    1944年秋季，初中的三个年级均已齐备，但原有校舍的利用率业达到了极限，要办高中需扩建校舍，否则一年之后，首届初中毕业生便将离校。扩建的费用相当可观，按当时物价估计，非五百万元不可，我们为此事切切祷告，并得到内地会董普华牧师（Rev.RobertErnestThompson)的热心帮助。自珍珠港事变后，中、美、英、苏结成同盟国，并肩作战，英国成立了一个援华会，以加强对中国的支援。董牧师是英国人，与该会有往来，1944年11月初，他主动写信给英国援华会，代我们申请二百万元援款，用以扩建校舍。熟料此时湘桂战线突然吃紧，为了领我们到“丰富之地”，神先让我们“经过水火”（诗66：12）。

    1944年11月11日传来恶讯，在35万侵华日军猛攻之下，广西省的两座主要城市桂林、柳州同时失守。此后，日军以平均每日十七、八公里的速度沿铁路线西侵。11月27日，占领南丹，离贵州边境仅三十公里。12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黔(qián)桂边境防线，侵入贵州，开始北犯。12月3日占领独山。同时第三师团攻陷荔波，都匀告急，如果得逞，敌军离贵阳将不足一百五十公里。日益恶化的战局震撼着整个大后方，重庆已经有人在准备逃难。就连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任蒋介石先生军事顾问的美国魏德迈中将，也提出迁都昆明的建议，但被蒋先生拒绝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我们只有和校内的弟兄姊妹一同为国家祈祷，切切求神施恩拯救。姚牧师以敦克尔克撤退的事例勉励大家要仰望主。1940年5月底，以英军为主的数十万盟国部队，被德军驱赶到比利时的滨海小镇敦克尔克附近，眼看将被全歼，情况岌(jí)岌可危。在此紧急关头，对岸英伦三岛信徒的恳切祈祷蒙神垂听，英吉利海峡上空竟连续数日出现浓雾，强大的德国空军无法出动轰炸扫射，一向波涛汹涌的海面，也变得格外平静，致使三十三万盟军得以在一周之内安全撤回英国本土，这是二战中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撤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内地会子弟学校类似的经历，也使我们很得帮助。当年日军在山东威海登陆以后，便向数十公里之外的烟台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败退，学校前景堪虞，英国领事通知校方“准备撤离，随时待命”。但全校同工信靠主的应许，心中平安，认为不需逃难，照常上课。一天夜间，离校不远的阵地上枪声大作，持续近一小时，附近村民纷纷骑上驴骡奔逃，但学校蒙神保守看顾，安然无恙，直到战争结束。

    战争期间，该校的多思怀特医生(Dr.Douthwaite)因有基督之爱，曾热心救护中国伤兵数百人，各界人士感佩不已。战后学校兴建新楼，中国军队的司令官及时赠给石料一千六百担作为回报；一家船运公司帮助学校将定购的大量木板由上海运抵烟台，又送到工地，使工程顺利进行。在战乱笼罩的阴影中，他们荣耀了神的名，也得到了神的赐福。

    以上的见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往日主向信靠他的人如何施行拯救，今**也必行同样的事。“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9：33)”。日本的侵略是非正义的，无疑也为神所憎恶，此次进攻来势虽猛，然而主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路21：18)”。所以当世人惶惶不安时，我们的心却平静安稳，校中一切工作均照常进行。果然，日军在占领独山以后即被我军遏止。12月8日，收复独山，乘胜追击，很快便把日军逐出贵州，退至广西河池，时局转危为安。雨过天晴了，感谢赞美主！

    这时内地会华福兰会督正在澳大利亚各地访问教会。他从报上看到日军攻入贵州，便迫切地为中国祈祷。他得到了主的话：“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伯38：11)”。深信日军再不能向前推进，事实果然如此。这是他在一年之后，1945年11月18日，来校讲道时所作的见证。可见神是听了他众儿女的祷告，经上记着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

    1945年元旦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危难已经过去，胜利即将来临。随着局势的逐步稳定，我们又将扩建校舍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月22日下午，内地会代理会督董守义牧师(Rev.JohnR.Sinton)，卫理公会的理斯牧师(Rev.Rees)和莫滕森先生(Mr.Mortensen)由尹师母陪同参观学校，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董牧师愿意代我们再向英国援华会申请赞助。次日我和尹师母又去内地会，请董牧师陪同有关人士正式来校视察。1月24日下午，英国大使馆派卡赛尔先生(Mr.Cassels)先生，红十字会派布朗特先生(Mr.Blant)先生与董牧师三人同来，初中女生在操场上表演集体舞剑以示欢迎，获得好评。2月9日，董牧师在电话中转告：英国援华会已同意我们的申请，拨款二百万元，资助扩建校舍，开设高中班。2月16日，重庆各报均报导了此事。另外三百万元经费，神也及时地为我们备足。暑假来临之前，一排崭新的平房，在离主楼不远的地方，顺利竣工。这与当年内地会子弟学校未遭日军骚扰，翌(yì)年又建成新楼的经历何其相似！全校师生为此向神献上了感谢赞美。初中毕业班的同学更是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可以在母校继续升学了。6月29日，圣光举行第一届初中毕业典礼，共有毕业生十七人。9月8日开学，高一年级增至二十四人，其中有十五人是本校原初三班的同学。圣光朝着完全中学的方向，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开学之前，还有一件值得叙述的喜事：师生们所久盼的校歌诞生了。词作者是中国教会着名的老前辈贾玉铭牧师，曲作者是我国早期着名音乐家胡周淑安女士。歌词灵意深远，旋律优美激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极富感染力。歌词共分三节及副歌一段，全文如下：

    圣光校歌

    一、美哉圣哉，万世真光，旭然东升极辉煌；

    普照中华，文化发扬，首沾教泽远且长；

    有教无类，天恩浩荡，欣看桃李满门墙。

    二、英才济济，惜阴如金，春风化雨气象新；

    四育并进，业精于勤，日就月将培天真；

    诚朴无私，光明真纯，无愧堂堂大国民。

    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爱中培栽化育深；

    真理灌溉，励行敦品，富有爱国之精神；

    道学兼优，福利人群，不负万众希望心！

    副歌美哉圣光，荣哉圣光，旭日东升极辉煌；

    信心工作，爱心劳苦，忍耐盼望恩无量！

    高质量的教学水平，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特别是师生之间充满的基督之爱，竟使创办不久，规模很小的圣光学校声誉鹊起，好评如潮。上层社会人士纷纷送子女前来入学。据今回忆，当时知名度较高的家长或亲属计有：国府委员冯玉祥，立法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外交部长王世杰，军政部长陈诚，政治部长张治中，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fú)，两位宪兵司令贺国光及张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政治部副部长粱寒操，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教育部次长朱经农，财政部税务署长张静愚，重庆市社会局长包华国，中央医院院长梅贻琳，前南京市长刘纪文，前天津市长萧振瀛(yíng)，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mào)，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高大经，着名乡村教育家晏阳初等。其中半数家庭有子女两三人在校。此外还有不少家长是着名律师、工程师、医生、学者、工商业家和高级职员。难怪有人把圣光喻为中国的“伊顿公学”（一所着名的英国贵族学校）。其实，圣光一贯以公开登报的方式，面向全社会招生，录取与否全凭成绩决定。如考试不及格却执意入学，只能试读，待考试合格后，方可转为正式生。虽然与他校相比，上层社会子弟的比例较高；但大多数学生仍来自普通家庭。如果家境清寒而品学兼优，或为传道人的子女，还能获得减免费的照顾。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既写进校歌，也付诸实施。

    学生入学以后，在教学、住宿和膳食等各方面，均一视同仁。期终的成绩报告单上，不仅有单科的成绩，而且还有按总成绩排定的名次和品德评语。国文、英文和数学三门主科中，有一门不及格可补考，若两门不及格，必定留级，决不通融。所以学生在校，均能孜孜不倦，勤奋好学，以在班级中名列前茅为荣，鲜有人自诩(xǔ)门第。一些曾在家中养尊处优、过惯“小贵族”生活的学生，住校以后，生活学会自理，并崇尚俭朴，从服饰举止上，很难看出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因此圣光非但不能算“贵族学校”，反倒真是一所平民化的学校，它全新的校风与学风，给前来参观视察的中外人士，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富家巨室的优秀子女，愿来圣光就读，我们是欢迎的，这不仅表明上层社会对我们办学成绩的肯定，并且很盼望神的福音能进入他们的家中，使一些对国家和社会较有影响的人士，归向基督。

    1946年3月19日，重庆“大公报”等均刊出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如下（图15）：

    “本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六十五所，经教育部渝区中等教育视察团视察结果，成绩优良者有南开、复兴、广益、树人、巴蜀、青年会、恣(zì)训、圣光、复旦等九中学，教部特予嘉奖。”

    全校师生都为获此殊荣而欣喜万分。我忆起1940年11月26日夜晚，当我读神的话“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件不及人的(林前1：5-7)”时，由于联想到张伯苓先生原来习武，却能办好南开中学的事例，而明白了神要我亲任校长之职。如今建校不过三年，中学部仅四个班级，百余名学生，果真与久负盛名的南开中学并驾齐驱，一同受到我国最高教育部门的明令嘉奖，神的话语是何等真实可信！感谢他的大恩，赞美他的大能！他使我们这一班无用的仆人，为他作了美好的见证，圣光学校名符其实地为主在世上发出了圣洁之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6)”。“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4：18)”。

    蒙恩信主以后，我和尹师母一直想早日脱离政界，专心事奉主。当我清楚神要我办学并亲任校长，辞意更加坚决。曾数次口头或书面向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提出辞职申请，均未获准。政府为保障抗战期间大后方军民穿衣的基本需求，1943年圣光学校创立后不久，由财政部筹建了一个新机构——花纱布管制局，来统管全国的棉花、棉纱和棉布。因为它的实权很大，不少人为之眼热，孔部长未征求我本人的意见，便任命我为该局局长，他对人说：“尹某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信任他”。

    刚得知这新的任命时，真不明白主为何使我辞职不成，反倒被委以更加重要的职务，心想这难道不会影响我办学的事工吗？不免有求饼反得石(路11：11)之虑。但主藉着他的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2：4)”，使我明白，神带领我脱离政界的时候尚未来到，应耐心等候。于是，接受了新职。

    到任以后，公务比以前繁忙，平时均在局里生活，只有周末才有暇回山洞镇家中休息，并去学校看望师生，商谈校务。前已述及，虽然我在校中的时间不多，但学校的日常工作在王副校长的主持和教职员工大家的努力下，开展得有条不紊，并未因我在政府任职而受影响。任局长后，可享用政府配备的专车，凡应邀由重庆市区去圣光学校领主日聚会的传道人，可在周末与我同车而去，领会以后同车返回重庆。因为来往比较方便，所以当时重庆知名的传道人，几乎都到过圣光学校（图16）。使学校师生及当地信徒在灵命上获益匪浅，感谢赞美主。

    抗战期间，棉纺厂的原料供应，须受花纱布管制局的制约和调节，为此，厂主都希望能多得一些政府限价的原料，降低成本，牟取厚利。有些显要人物也为其亲友的企业向我说项，请求给予“照顾”。本着基督徒应秉公办事的原则，凡属徇私的要求，不论出自何人，我概不考虑，这样便开罪了某些权贵。本局某副局长是位颇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他也对我深怀不满，因为我的刚直不阿(ē)，使他失去了不少“得好处”的机会。

    1945年春，多雨潮湿的川北地区，少数设备差，又管理欠佳的仓库，发生了布匹霉烂事件。事发后，我迅即采取了补救措施。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了解实情后也认为，尽管我国战时棉布的储藏条件很差，但全国布匹库存的总损耗率，仍未超出美国容许的限度，从整体看来，霉布事件只是局部性问题。

    不料，那位副局长却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将霉布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我，又与某些权贵沆瀣(hàngxiè)一气，向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将我免职。财政部长表示：此乃个别基层单位中，个别人员的工作失误，不应由局长承担主要责任，致使他们的计谋未能得逞。

    但那班与我作对的人，并不甘休，又转到监察院去活动，取得了一位主要人物的支持。该院所属的中央惩戒委员会，仅凭片面不实之词，也未与我核实，便以所谓“霉布案”，做出将我“免职并停止任用十年”的决定（图17），于1945年8月6日在报端披露。

    由于事先我不知情，思想毫无准备，突然从报上看到此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按理，处分既经公布，便应立即生效，我必须尽快办理移交手续，离开花纱布管制局。但财政部却指示我在未接到部里调令之前，要照常工作。这既是对我的信任，也表明他们对于监察院的处分，持有异议。

    当晚，天气格外闷热，我和尹师母的心情都十分沉重。脱离政界本为我们的宿愿，但对不公正的处分感到委曲，为报纸的公开披露感到难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起床，两人一起祷告、读经和交通，为要从神“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4：16)”。

    开始祷告时，彷佛在外受欺，回家扑进慈母怀抱的孩子，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们向神倾诉，向神求问，为何竟蒙此不白之冤；然而，他未赐我们什么安慰的话，却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一幕，展现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想到，主虽圣洁无罪，却被钉死，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冤屈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挂在十字架上，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辱吗？与主相比，我们现在所受的，何及他的万一？为拯救我们不至灭亡，主甘心忍受了惨绝人寰(huán)的苦难。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弗3：18-19)”。多年来，我们常常读，也常常讲主的十架大爱，但在心灵之中，却已很久不曾如此深切地被主爱所感动了。滚滚热泪又一次夺眶而出，但这不再是伤心之泪，是被主爱激励而流的泪。他的爱如同奔腾倾泻的瀑布，自天而降，涤(dí)尽我们心中的愁烦和痛苦，平息了震撼心灵的风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是象断过奶的孩子(诗131：2)”。进而在圣灵的光照中，看到自己的软弱与失败。回顾蒙恩得救以后的十几年中，在宦(huàn)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其间，虽不乏美好的见证，但也渐渐滋长了骄傲的情绪。特别自任花纱布管制局长以来，工作比过去忙，亲近神的时间少，依靠主的心也不如先前。常常凭己意来处理事务，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工作干得不错。所以当处分临到时，才会感到不公和委屈，不象约伯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虽在一日之内连遭四祸，财富与儿女丧尽，仍能不发怨言，并称颂主名。“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但5：27)”。为此，我们向神认罪，恳求赦免，而后心中更加光明。

    接着，主又让我们看见，我若未被调到“花纱布管制局”，便不会遇上霉布之案；如果不受到监察院的停职处分，财政部也不会让我离职，原来神早在一步步带领我脱离政界，我们为何竟不明白他奇妙的安排呢？主啊！责备我们吧！“无知的人哪，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24：25)”。

    这一难忘之夜，我们如同前往以马忤(wǔ)斯的两门徒，有主来到我们中间，安慰我们悲伤的心灵，并让我们明白了许多属灵的事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

    我们在读经中，得着不少神的宝贵话语。如“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该2：19)”。“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耶46：27)”等。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安慰和很大的力量。但格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主应许他门徒的那句话：“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13：7)”。预示我们受此挫折，有主的美意。目前虽然尚不知道，但日后必会明白。我们对此笃信不疑，我当即打开日记，写下“得知此事必有神的意思，愿主的旨意成全”。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30：5)”。这是古时大卫王的经历，如今也成了我们的经历。此后一段日子，前来慰问我们的亲友不少，大家见我们泰然自若，并不沮丧，深为诧(chà)异。我们讲述了属灵的感受，闻者都得益处。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是下面这首赞美诗：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不遇试探、懊恼和忧虑、不幸悲叹，

    神确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工作得息，

    试炼得恩勖(xù)，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诗中的一词一句，都引起我们内心强烈的共鸣。

    报上公布我受处分后，仅过了八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全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我们自然也不例外，但更使我们庆幸的，是从此再无办学与从政的矛盾缠身了。战时，政府与学校同在一地，我尚可兼顾学校；如今战争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若仍在财政部任职，势必同往南京，而不能再顾及学校，即便学校也迁往南京，但那里毫无基础，我作为一校之长，若不全力以赴，又怎能胜任？神让处分恰好在胜利前夕公布，是使我不致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路10：21)”。

    胜利前后，我们还看到神的另一些奇妙的安排。

    花纱布管制局长，在战时是握有实权的简任官员。我受监察院停止任用公职十年的处分已见诸报端，而财政部却继续留我工作，我们担心这将会成为新闻界议论的话题。然而奇妙的是，8月6日也正是美国向日本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的日子。这一震惊世界之举与战争的前景，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中心。8月9日，又发生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东北；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等事件。接着是11日日本乞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这一连串爆炸性的特大新闻，天天占满了各报的篇幅。我仔细阅读重庆大小报纸，竟未发现一篇与我有关的文章。

    抗战胜利之日，也是花纱布管制局完成其历史使命之时，财政部迅即决定由我负责结束工作。为避免与监察院公开对立，便不再委我以新职，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总之，监察院给我的处分，既未引发社会舆论不公的指摘，也未使我含冤蒙羞地离开花纱布管制局，我仍旧堂堂正正地在原岗位上工作，直到机构撤消的任务圆满完成为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珥2：27)”。

    对我的不公处分，也曾激起一些上层政界人士的义愤。事发之后，张治中先生向监察院提出质问，当查明纯属挟嫌报复后，非常不满，当即告诉了军政部长陈诚先生，因他们在重庆山洞镇的寓所相邻，子女都在圣光求学。陈诚先生说，自尹某任职以来，军队所需的棉花棉布，长年供应无缺，是对抗战有功之臣，怎能如此对待？两人商谈后，决定联名上书蒋介石先生，请他以战时最高统帅的身份，了解此事并作出最后裁决。

    考试院副院长、国民党元老钮(niǔ)永建先生，是我们的好友，并已信主，也表示要面见蒋先生替我申诉。

    然而，不久日本便投降了，国家随即转入了和平时期，当然不能再指望蒋先生以战时最高统帅的身份，出来过问此事。据报载，处分是七月做出的，若立时公布，有这几位要人主持公道以及财政部的反对，或许处分会被蒋先生撤销或搁置；反之，若再推迟几天，抗战结束，花纱布管制局自动撤销，任免问题不复存在，处分也未必见报，那我又怎能既顺利又明确地脱离政界呢？可见神所命定的时间，永远不会有错。“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3：1)”。

    1951年春，政务院发布“惩治**条例”，声势浩大的****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被定为**分子的人，非杀即捕。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以及前政府的军职文职官员，莫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我虽非国民党员，但属政府高级官吏，自然也受到注意。所幸抗战期间，为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高层人士，如周恩来先生，也曾在国民政府中任职，所以免究抗战期间的前政府官员，时限至1945年9月2日为止。对我“停止任用十年”的处分，恰好在免究的时限之内做出，又多亏1945年8月6日由报纸披露，成了易于查找、确凿无疑的物证。因此，至今十多年来，政治运动虽接连不断，但我从未因过去在政界工作而受到公开的冲击，一直享有公民权利，得以安度晚年。

    我花费较多的笔墨来追忆这段往事，为要见证“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一位圣徒曾说：“苦难是神化装的祝福”，确是至理明言。因为“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12：11)”。当处分临到时，神对我们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岁月流逝，环境变迁，主宝贵的应许，终于完全成就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普世欢腾！抗战八年来，那东逃西散，颠沛流离的苦难日子，现在总算熬到了头。然而，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沉寂下来之后，我们却陷入深深的困惑与迷惘(wǎng)之中。

    圣光校董及大部分师生均系客籍，山河重光，理当衣锦还乡，迁校势在必行；然而，这所创建于战时陪都重庆的学校，应该迁往何处？如何搬迁？又如何筹集经费等一连串因胜利而引发的难题，也接踵(zhǒng)而来，头绪纷纭，不知所措。当时我们犹如飘浮在汪洋中的一叶孤舟，既无罗盘，又无浆舵，不辨方向，也乏力前行。

    8月27日清晨，神借着他的话给我以安慰和力量。那天我读到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使我明白神不要我们为圣光的前途挂虑，也不要我们凭自己的肉体行事，而是要我们安居在指望中，享受他所赐的欢喜和快乐。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与联合国方面签署无条件投降协定，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日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该日为胜利日；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书也在南京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至此正式结束。9月29日，圣光董事会在张治中董事长的家中召开，专门研讨学校的长期发展问题。会上一致认为，既然日后多数校董将定居南京，则以择南京作永久校址为宜。并应着手准备迁校工作。会后，又由我分别向全体教职员、全体高中和初中学生，转达了校董会的决定，并举行座谈，听取意见，大家也都表同意。

    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先生，一向关怀学校工作，他介绍我们去找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洽租该会所属的南京所后巷八号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以解燃眉之急。钮老原籍江苏，北伐以后，曾任第二届江苏省政府主席，在国民政府中，也历任要职。照人看来，以他的崇高声望和社会影响，帮助我们暂租一所普通的公房，应该不成问题。12月10日，王副校长带着介绍信件，以及董事会和全校师生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乘机飞往南京，开始筹划迁校事宜。

    岂料远虑尚未稍减，近忧已迫在眉睫。正当王副校长在南京奔走洽商之际，学校连寒假后还能否如期开学，都成了问题。由于胜利来得突然，四川当时的外运能力又很有限，所以秋季始业后，跟随父母离校出川的学生还不多，但临近学期终了时，情况已大有变化。从百名学生未来动向的调查中得知，下学期已肯定不来的有十二人，可能不来的六十二人，肯定会来的仅二十六人。寒假后春季若照常开学，即便能请到数位义务教员，以撙(zǔn)节工薪开支，估计仍将出现约一百五十万元的巨额赤字。因此，有人建议停办一个学期，既可避免经费危机，又能集中力量做好迁校工作，岂非两全之策？严峻的形势，又一次将我们引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1945年12月13日清晨，尹师母和我为下学期应否照常开学，一同读经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奇妙的是，那天我们按平时读经的顺序，恰好读到诗篇一百零二篇，篇首有小体字写明这篇诗是“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正切合我们的需要。通篇就像一个金刻玉雕的精品，每句每词都熠(yì)熠闪光。十三节说：“你必起来怜恤锡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使我们相信现在也已经到了神怜恤圣光学校困境的时候；十六节说：“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向我们表明圣光是神所建造的，已蒙福三年，并彰显了他的荣耀；十七节说：“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晓示我们虽然现在经费困难，但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开出路；二十一节说：“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启示我们下学期应继续开学，在学校中传扬他的名，不可中止停顿；二十八节说：“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应许我们圣光信主蒙恩的师生，将有坚固的信心，在神面前站立得稳。于是，毅然决定下学期照常开学，相信主必能引领我们度过难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119：105)”。

    四天之后，奇妙的事发生了。12月17日，尹师母和我应邀去内地会，参加该会同工为华福兰会督离渝返沪，重建内地会总部而举行的饯(jiàn)行晚宴。席间，该会会计顾弟兄(Mr.Gould)告诉我们：学校尚有二百八十万元现款在他那里。我们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我曾在9月29日那天，将学校的一笔捐款，暂存在他那里，共计美金4518元，并委托他兑换法币后偿还债务。那知，他直到12月17日当天才去兑换偿债。在此期间，法币贬值，美金与法币的兑换率已从1：700升至1：1318。所以，还清了全部欠账之后，还剩此巨款，用以弥补下学期的收支逆差乃绰(chāo)绰有余。“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创22：14)”，感谢赞美神！

    神在学校经济问题上试炼我们之后，又在家庭经济问题上试炼我们。过去我在政府供职，有政府的薪俸，虽不领学校工资而生活无虞；如今，花纱布管制局已明令撤销，一俟(sì)善后工作结束，我们家庭的经济来源，就只能依靠学校了。当时六个子女均在求学，学校菲薄的工资，怎能解决八口之家的生活需求呢？正当我们面临这个实际问题时，一次诱人的机遇也随之而来。

    1946年4月，张治中先生出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后不久，便打长途电话给我，邀请我前去协助工作。他是我的至交，又是信主的弟兄，本应在他需要我的时候，尽力相助。此外，重任政府官职，也是对我在数月之前，受到不公平处分一事的平反，且对家庭经济大有好处；再说西北虽远，但有班机往返，我可根据需要及时回校处理事务。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似乎都应该接受他的邀请。但尹师母和我，在多次读经祷告之后，清楚知道是神不要我再回政界，而要我学习过信心的生活，专心办学，“单单事奉他（撒上7：3）”，以荣耀他的圣名。校董胡宣明夫妇及在成都读大学的女儿德仪，均有同感。于是去信，婉然谢绝，也取得了张先生的谅解。

    为适应复员进程逐步加快的形势，第一学期于年底结束，自1946年元旦起放寒假一周，1月8日第二学期开学。学生人数虽减少了三分之一，但神的恩典并不减少，校中书声朗朗，弦歌不辍，满有属天的安宁与温馨。3月19日，重庆“大公报”上传来喜讯：全市九所中学，因办学成绩优异，受到教育部的奖励，圣光榜上有名。感谢赞美神！4月27日，学期结束。从次日起，直到5月5日，举行夏季灵修会七天。主的忠仆王明道弟兄，远道从北平赶来，讲述了他在沦陷时期，如何持守真道，毫不畏惧日本人威吓(hè)**的感人见证，使听众受益匪浅。然而，王副校长此时在南京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五月上旬，仍未能寻得合适的校舍。钮老先生所介绍的地方，商洽多次均不成功；另一处原赫德女中的房屋，索取月租二百美金，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要价，可当我们回信表示同意时，却又被他人抢先租用了。继而又去洽租原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房屋，也迟迟没有明确的答复。我们感到前途茫然，无所适从。夏季灵修会后，圣光的同工们，又于5月7日至9日举行三天退修会，同心合意为学校的前途，恳切祷告祈求。

    5月13日清晨，我特别为校址问题，切切地求告神，看他究竟要我们把圣光迁往何处。随后打开圣经，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其中第五节，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该节经文是这样的：“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外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我顿时领悟：这正是神给我的启示，他要在京外的城邑中为圣光预备校址，我们又何必一定要迁校到首都南京呢？仅仅四小时后，便收到胡宣明校董5月10日发自南京的信，内称：“金陵女子神学院的房屋，不租给任何人”。至此，南京方面的最后希望，也已经化为泡影。从而更使我们认清：迁校南京并非神的旨意。

    四天之后，即5月17日，收到王副校长5月14日来信，告知在南京各地商洽租房虽均不成功，但在苏州齐门外，名叫洋泾塘的地方，倒有几幢被日本人严重破坏的房屋，系战前长老会的“福音医院”，可资借用，不过需由我们自己出资修缮。我马上征求了所有在渝校董的意见，大家均表赞成。于是，当天函复王副校长：请他立即进行此事。若非数日之前已从圣经中得着神的启示，放弃了原先的打算，何能如此快速地做出决策呢？

    此后的进展，便一帆风顺。6月8日，内地会华会督及施素心教士自上海来信，报告两则佳音：施教士已随王副校长去苏州察看了未来的校址，该处的房屋用作校舍甚为合宜；6月2日，又召集先期返沪的圣光学生十七人在内地会相聚，大家同为学校决定迁往苏州而欢呼雀跃，纷纷表示要重返母校修业。6月14日，华会督和董守义牧师代表内地会赠款法币一百万元，作为迁校之用。6月19日，王副校长来信，称借房谈判已获成功，共借得三幢(zhuàng)楼房，借用期为三年，正式借约不日即可签署。信件到达之时，阖家正在聚会，于是全体跪下，一同向神感恩。“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箴25：25)”。

    选定新校址的曲折经过，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遇事举棋不定时，固然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在那些似乎已知应该如何去行的事上，也不可自行其是。迁校南京，虽为校董及师生的一致意见，但却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奔走忙碌了五六个月，竟毫无所获；而当我们放弃了人的主张，存心顺服神的带领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大功告成，成败利钝，何等鲜明！“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127：1)”。

    神不但为我们预备了合适的校舍，同时也为我们预备了合适的师资。迁校以后，圣光将陆续开办高中二、三年级，成为完全中学。着名中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毕业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聘请高水平的师资来执教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主科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英语有外籍教师授课，化学课有专攻化学的王副校长任教，均为上佳的师资；但数理两科，尚无良师。我们一面求主预备，一面多方寻觅，许多热心的弟兄姊妹，也在为我们代祷并引荐。例如，1946年2月1日，华福兰会督自上海来信说：“IamprayingthattheLordmaypreparewellqualifiedChinese，whowillhaveadefinitecalltotheworkoftheschoolandjointhestaffwiththeintentionofgivingtheirlivestothespecialministry”（我求主为你校预备优秀的本国师资，使来任教者清楚这是神特意的选召，并愿毕生在此属灵的团体中事奉他。）

    经重庆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中央大学机械系的刘庚麟、王承舜两位弟兄。刘弟兄毕业后，已任该系助教数年，前途无量；王弟兄虽甫自大学毕业，但叔父也为他觅就了待遇优厚的工作。经我恳切相邀，6月15日得到他们两人肯定的答复。数理两科的教师，就这样一并获得了解决。其他科目，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合适的师资。由于班级增加，内地会又应我们的请求，增派了一位年青的美藉女士韩教士(MissHembury)，来校义务教授英语，令人感佩。

    神赐福给圣光学校，也赐福给我们的家。6月9日，女儿德仪与钮永建老先生之子钮长德，在学校礼堂订婚，仪式由彭励生牧师主持。亲友五十余人到场祝贺，气氛热烈。钮长德毕业于金陵大学，热心爱主。他们彼此钟情，并清楚是神的配合。愿日后其余几个孩子的婚事与家庭，也都蒙神赐福。十几年前，尹师母和我在河南开封组成“大乐布道团”时，便立下了约书亚那样的心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24：15)”。

    在那段日子里，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神对我们的造就也多。6月11日，内地会会计顾弟兄(Mr.Gould)应邀来校证道。会后向我们谈及该会同工的待遇方式：凡决志加入的人，既要清楚神的呼召，也要甘愿过信心生活。个人生活费用，是按三个月中收到的捐款总额，平均分配的，职务有别而待遇相同。创会迄今八、九十年，一贯如此，从不缺乏，全会如同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充满属天的平安喜乐。我们听了很受启发。6月19日，他再次来校证道，又进一步介绍了内地会的财务制度。

    7月16日，我们读到内地会的出版物“OURSEAL”（我们的印证)，书中阐述该会数十年间的经济状况，为信实可靠的神作了详尽有力的见证。该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在制定守则时曾说：“God-sworkisdoneinGod-swaywithGod-ssupplies.”（照神的旨意作神的事工，就必有神的供应）。他那伟大的信心，及在日后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我们深受感动。联想圣光虽是一所学校，但同样是神所兴起的工作，在待遇问题上，效法内地会的榜样，又有何不可？经过认真考虑，尹师母和我拟出了教职员守则六条，7月18日，寄请王副校长过目，他表示完全同意。此后，圣光的教职员工，我们均求神亲自选召；一切费用，也凭信心，靠神供给，不再沿用世俗聘用的办法，不再自挑重担。凡蒙神选召来校服务的弟兄姊妹，都要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没有聘书，也不定薪金，完全按照每个学期的实际收入，平均分给大家。所以，自圣光迁校苏州以后，教职员工之间更加同心；校中属灵的气氛，也更为浓厚了。“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太6：20-21)”。

    前已述及，抗战胜利前夕，神已经带领我脱离了政界。但原机构的撤销事宜，却仍交我处理。因此，迁校工作，只能请王副校长先去南京奔波筹划。花纱布管制局，是战时统管全国棉花、棉纱和棉布的重要机构，编制庞大，撤销工作的头绪繁多。受处分后，我已非政府官员，人微言轻，指挥失灵，善后工作旷日持久，荆棘丛生。七个月过去了，依然问题成堆；看不出这差事何时方能了结。迁校在即，而我却迟迟不能脱身，心中万分焦虑。

    1946年3月28日清晨，我特别为善后工作中所遇到的麻烦恳切祷告，求主施恩。随即读到弥迦书第六和第七章，顿时大得安慰。尤其使我受益的，是第七章的七至八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深信这是神赐给我的应许，他必应允我的祷告，在当前我所处的黑暗环境里，作我的光，导我前行。说也奇怪，此后，久拖不决的那些难题，竟一一迎刃而解。待到7月22日，王副校长从苏州来信，盼我即去共商学校大计时，撤销工作已近尾声，不再成为我的羁绊。我要高唱颂歌，称谢我主我神：“他不误事，因他是神！他不误事，他乐施恩！他不误事，他已许过！我们有神，还怕谁何？”

    此时正值复员高潮，空运繁忙，机票十分紧张。但在7月27日，我却仅凭一纸圣光学校证明，便购得机票实属不易。8月15日我登机飞往上海，从此告别了重庆和难忘的重庆时代。那天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周年纪念日，在万米高空的座舱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心潮起伏难平！古时，“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11：8)”。一年前，当胜利来临时，我们也不知以后该往哪里去，同样因着信而蒙神带领，如今正飞往那“要得为业”之地。古时，“耶和华嘱咐嫩(nèn)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申31：23)”。眼下，迁校工作虽尚有不少困难；但我也当刚强壮胆。只要有神同在，我也必定能将圣光的师生领到苏州，神所应许的地方去。飞机傍晚在龙华机场降落，承蒙华福兰会督接待，夜宿新闸路内地会总部。

    翌(yì)日上午，即乘火车前往苏州，午后一时许到达。出站之后，雇一人力车去学校。当时，王副校长正坐在一方桌旁办理招生事宜。见我来了，立即上前和我紧紧握手，畅叙离衷，深感快慰！然而当他领我进内察看时，心中便凉了一大截。只见院中处处皆是没膝(xī)的野草，根本无路可寻；幢幢楼舍，无不门窗残缺、地板破损、瓦砾(lì)成堆。真是千疮百孔，满目凄凉。当天下午又一同进城，到木器店定做了桌椅床柜。晚间，借宿“福音医院”陈富文医生家中。

    次日清晨，我独自在校门附近祷告读经。眼前的破败景象，令我十分沮丧。心想学校现有的资金，远远不敷修缮工程之需；即便今后募集到了更多的钱，也难保证在四十天内能修缮完毕而如期开学。此时，又是从神的话语中得着了力量，那天正好读到哈巴谷书，其中的第三章第十七至十九节尤为宝贵：“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先知哈巴谷和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何当年他能在那样的绝境之中，“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而我如今已在神所预备的校园中，反倒愁眉不展，疑虑重重呢？啊！神允许种种难处临到，无非是要我多倚靠他，并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帖前5：16、18)”的功课。一想到此，心中便豁然开朗，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因知“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深信必能克服重重困难而如期开学。神已“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弗1：18)”。随即与王副校长交流了灵修心得，共同勉励。两人又就当务之急，作了分工；我回上海，负责筹集资金和上海方面的招生工作；他在苏州监工修缮，兼顾苏州方面的招生事宜。

    8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了圣光招生广告：“重庆市教育局立案，教育部备案，私立圣光中学迁校暨招生：‘本校原拟迁京，因房屋困难，暂迁苏州齐门外洋泾塘，福音医院对面。定于九月二十七日开学，自即日起，旧生办理入学登记；并于八月二十四日招考初、高中一年级新生，初中二三，高中二插班生，男女兼收，备有住宿，报名日期自二十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地点西藏路跑马厅东慕尔堂，招生简章向报名处索取”。苏州方面，早在8月11日的《明报》上，即已刊出同样的招生广告指出：“考试地点齐门外崇道小学，十六日起报名。京沪两地另日招考，招生简章函附邮票即寄，校址苏州齐门外洋泾塘福音医院对面”。

    苏沪两地如期举行了招生考试。上海应试生五十四人，原圣光教师胡伯亮、范尔锐先生，以及尹德仪、钮长德等，均来相助，一切顺利。评卷后录取新生三十三人，后来，两地又再次招生。全部工作均一如既往，严格把关，保证新生质量。已复员回到京沪的旧生数十人，得知圣光即将在苏州复校后，也纷纷前来办理了返校登记手续。

    在决定借用苏州的破损楼房为校舍时，原打算以出售重庆校产之款，作为主要的修缮费用。哪知胜利以后全面复员，大批机构纷纷离川，市内房地产交易，尚且疲软，圣光校址远在郊区，自然更难脱手。登报多日，竟无人问津。原定九月初，学校员工离渝完毕。如届时仍不能售出，不仅苏州方面的修缮工作难以为继；而且重庆方面还需雇人看守空房。8月17日我由苏州回上海以后，一直为此迫切祷告。真是奇妙，就在尹师母预定离开重庆的前两天——8月26日，突然得悉重庆淑德女子中学有意购买圣光校产，她迅即与该校商妥：售价为法币壹仟伍佰万元，在上海交割。尽管正式协议还需等到九月中旬才能签署，但可委托刘德馨先生为圣光代表，前往办理移交手续，那时他正就读于重庆神学院。两天后，尹师母带着五个孩子，乘机飞抵上海。先向一位挚友借到两千元美金，以应急需。这样，售房与修房两件棘手的事，都圆满解决了。藉此，神再次让我们认识他的信实可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诗25：3)”。

    当时，江阴辅实中学已经复校，曾来函恳请王副校长回校主事。但他清楚来圣光是神的旨意，不仅辞谢不就，并且还将师母陈文绮女士和子女从外地接到上海，不日同去苏州。8月29日，尹师母和我在沪登门拜访了王副校长夫妇，那是我们与王师母的初次见面。她的温柔娴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师母爱神爱人的心都很真诚，既是王副校长的贤内助，也是我们的好同工。两家关系，从此更为密切。

    九月上旬，圣光的教师五人，学生三人，家属五人，分乘江轮两艘，由重庆启程东还。那时，直达南京的船班甚少，虽经多方努力，也只购到散舱船票三张；其余十张，为另一艘重庆至宜昌的船票。商量结果，刘庚麟先生、姚如云牧师和一名男生，持重庆至南京的散舱船票先行。三人上船后，因舱内甚为拥挤，只好在顶层甲板上，打地铺安身，并张挂油布以遮阳防雨，每日粗茶淡饭，备尝“风餐露宿”之艰辛。姚如云是一位英籍牧师，却甘愿与圣光师生风雨同舟，若非有基督之爱，何能如此？另外十人，其中妇孺八名，则由王承舜和朱宏拭先生带领，到宜昌后，滞留一周，方才弄到船票，继续东下。全部旅程长达半月之久，也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最后全都平安到达苏州。“风平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诗107：30)”。

    9月19日，我们全家也从上海到达苏州。经过突击整修，校园面貌已大为改观。此时，离开学尚有十天，我们又做了最后的努力。当新添置的校俱一一运到并安放停当后，礼堂、课室、宿舍、操场……处处焕然一新。谁能想象，仅仅四十天前，这里还是难以插足的荒园与颓屋呢?“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118：22)”。

    1946年9月28日，圣光学校完成了全部迁校工作，在苏州市齐门外洋泾塘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是日，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校园及四周的田野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显得格外绚丽多彩。值此良辰，见此美景，更倍感神创造之奇妙，恩典之浩大！清晨，全体教职员十七人，同心祈祷。八时正，全校学生在操场上分班集合整队，升旗合影；随即在尹师母的钢琴伴奏声中，鱼贯步入教室楼顶层的礼堂，依次就坐。开学典礼始由姚如云牧师带领祷告，范保罗（尔锐）先生读经；接着由我报告迁校经过，校董及教师们也相继训话勉励。最后，全体起立，高唱校歌，十二时礼成，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圣光告别了重庆，她进入了崭新的苏州时代！

    1946年春夏之交，神为我们拨开前进道路上的重重迷雾，引领我们顺利地将圣光学校由四川重庆迁到千里之外的江苏苏州。但在此期间，国内政局正急剧地恶化。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未能实施；同年12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又告失败。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终于在1946年6月下旬全面爆发，此后三年内战带来的苦难，比八年抗战更加深重；但主的恩典一直够我们所用，因他曾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

    圣光的规模不大，又无雄厚的基金，要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时局中维持下去，很不容易。所幸全体教职员工，都甘于清贫，不计待遇，愿意靠神过信心生活；神也实在顾念我们，始终使我们衣食无缺。而更为棘手的，是如何使纯真友爱的校风，免受社会动荡的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一致对外，全体国民自然能够同仇敌忾(kài)，共赴(fù)国难。但如今，两党**，同室操戈，致使一些学校，因学生政见不一而纷扰迭起。如果圣光也出现类似情况，不仅会妨碍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以造就学生灵性为主的办学宗旨更难以实现。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校方只有对内战持超然的立场，才可望置身于政治纠纷之外。因此我们未开设政治课程，不开展军训活动，校内也没有政治性的学生组织。这样，校园中竟未掀起过任何波澜，真可谓“校外烽火遍地，校内世外桃源”。“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133：1)”。

    如按我们最初所想，迁校到政治中心——首都南京，将难免政治风暴的影响。而今学校在苏州且位于郊区，远离闹市，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由此更加明白神领我们来苏州的美意，神“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16：6)”。

    来苏州后，造就学生的灵性，仍是我们优先注重的事情。每日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师生照例一同举行朝会；晚自修后，有自由参加的唱诗与晚祷；周末之夜有一场以唱圣诗为主的音乐崇拜，最为师生所喜爱，住宿生几乎全都参加。星期日下午学生到校进行主日崇拜。平时经常从外地邀请主的忠仆如赵君影及师母、计志文、杨绍唐、李常受、赵世光、林道亮等多人来校，以奋兴会、夏令营等各种形式，对学生的灵命作栽培的工作。海外的教牧人员，也时有来校访问的。部分教师和高班同学还定期走出校门，去附近农村或城中监狱布道，为主作见证。邻近礼拜堂——“崇道堂”的儿童主日学，也由三位高中同学主领。

    在重庆时成立的学生课余慈善团体多加社，社员人数更多，规模更大，分为贩卖、缝纫和制作三组。贩卖组每天上午课间操时向同学出售大饼油条，并代售练习簿、信封、毛巾邮票等小件物品。缝纫组代人缝补衣袜，做工精细，取费低廉，颇受欢迎。制造组自制信封等出售，1947年底，在刘德馨、王承舜等老师的设计和指导下，印制了小型月历两千五百份，漏夜剪裁装订，由学生分组带往苏城各处销售。该月历大不及掌，携带方便，玲珑可爱，以红、黄、白、绿诸色厚纸作底，印有圣经金句，系以彩色丝带，既精致美观，置于案间又兼具警世之功，因此销路奇佳，不久即全数卖完。多加社每月开会一次，讨论社务，安排捐款计划，除定期给校内社办的图书馆及“圣光通讯”刊物一些经费外，还捐助校外各样属灵的事工，如学校附近崇道堂的主日学，上海伯大尼孤儿院，重庆沙坪坝大学团契会堂的修建，属灵的文字工作，主仆人的生活费用等，这是同学爱主爱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随着年龄的增加和灵性的长进，学生团契比以前更具活力。在重庆时，学生团契由教师负责，迁苏之后，完全由学生自己负责，分为男女两个团契，教师仅在各方面给予协助。每周一般聚会两次，或请人讲道，或彼此劝勉。放假期间，南京上海两地仍定期有学生团契聚会。

    为使已经离校的同学们能及时得到属灵的帮助，并了解母校的近况，团契于1947年秋季创办了一份名为“圣光通讯”的不定期刊物，迄1949年4月苏州解放时止，先后共出刊六期，成为记录当时学生属灵光景的翔实资料。那封代替发刊词的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同学们：

    屡次接到各地同学的来信，让我们知道了你们在灵程上的许多试炼和困难。可是我们除了曾负起代祷的责任之外，一直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你们。从人这方面说来，我们确实没有这个力量，因为和你们一样，很多真理我们不能透彻了解，许多软弱我们不能胜过，但感谢主，他非但没有因为我们软弱而闲置我们，反倒藉着一封来信，更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住在流奶与蜜的迦南福地的人，应顾念在沙漠中弟兄们的缺乏和需要，劝我们用文字工作来帮助他们，使主的恩典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身上显得完全。经过同学们恳切的祷告，主替我们开了这一个门，让我们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担负起这项我们自己力有未逮的通讯工作。

    我们愿藉着这小小的刊物，将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一切属灵的福气，和所经历的恩典见证写出来，也希望你们把各自的心得写出来寄给我们，以便刊在这通讯上彼此勉励。我们也要用此刊，将一些圣光的消息报导给关心母校的同学们。我们更愿意藉此刊与你们加强联系，汇集各地同学的动态，相互传递。

    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着彼得曾经在圣殿门口，遇见一个不能站立的瘸子，他指望彼得能有施舍给他，彼得却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huái)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徒3：6-8)”。今天我们的工作态度也是如此，“金银”之类属世的东西，我们都没有，但是“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林后6：10)”，因为有了主便有了一切，所以我们敢负起这轭，将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你们分享。他既然把这工作摆在我们这些无用的孩子身上，我们深信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这全是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一定会负责的。我们深知自己的语文水准不高，神却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林前4：20)”，我们担心不能将主的圣道阐明清楚；但耶稣基督的话安慰我们：“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10：19-20)”。我们也想到学校里的功课很忙，这份通讯的工作很重，不知是否挑得起这么沉重的担子，又是主的慈声使我们放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28-30)”。我们还深知撒旦总是敌视神的工作，一定会在这事上阻碍我们，然而“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8：31)”，主为我们开的这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启3：8)”。让我们将这工作完全交在主的手里，求圣灵自己作工。因为“……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9：16)”。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2：14)”。阿们！

    圣光通讯全体编委

    “圣光通讯”的发刊，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支持，大家向“通讯”踊跃投稿，有得救的见证，有灵修的心得，有属灵的劝勉，有隽(juàn)永的译文，也有校事的报导。以下两篇得救的见证，分别为高二和初一的同学所写，写作水平虽不相同，但他们个人都清楚明白并诚心接受了主的救恩。

    主打碎了我

    我首先要高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全能的神，因为他没有依照我的罪过责罚我，相反用他慈爱全能的手，将我托起，安置在他的怀中，使我在他里面，享有永生的福分。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妈妈虽都听过神的福音，但他们不以此为意，所以在我家里，没有宗教的气味，更见不到与神交通的踪影。我在这样的气氛中渐渐成长，按人的标准衡量，爸爸是位严肃、公平、良善、实际肯干的服务人群者。我钦佩他这种严肃、公平、良善、肯干的精神。它们占据了我的心灵，成为我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我不反对宗教，但我自己拒绝接受宗教信仰，因为我认为这完全是迷信，是一种自我麻醉，精神寄托。我骄傲的自信——我不需要这种麻醉、寄托，这骄傲也正是我的愚昧。第一次参加聚会是在圣光，什么讲道、读经、祈祷，我只感到滑稽无聊。二十世纪的今天，却还玩这套神呀、魔鬼呀的把戏，我不信神，鄙视祈祷，我可怜信教之人的软弱，因他们成了“适应环境的寄生虫”，我暗自庆幸我的背脊骨是直的，是硬的，并以此自豪；我却不知在神的面前，我正是一个可怜而愚拙的罪人。

    感谢主，在很多事情上，渐渐地使我反省。我看见自己空虚得一无所有，软弱得一无所恃，深深感到自己被魔鬼紧捏着，透不出一口气来，我应该洁净自己的内心，我需要主的宝血和主的新生命；但我仍凭着自己的倔强作最后的挣扎，想出很多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替自己诡辩，这是魔鬼在我身上施展的最后诡计。

    全能的神以他的慈爱打碎了我，怜悯了我，更看顾了我，使我不得不谦卑在他面前，俯伏在他的脚前。求主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主赐我新的生命，求主领我进入他的羊圈，我承认主是我的救主，是我心灵的主宰。

    感谢主，我从前鄙弃的、逃避的，正是我现在渴慕的、企求的。在主的爱中，我得到永久的生命，永久的喜乐，永久的能力。我要高声赞美感谢我主的恩慈，我要将我白白得来的福分，与那些尚未得着的人分享。

    同学们，我向你们见证，我所信的确是又真又活、慈爱、信实、公义、全能的神。宇宙万物的奇妙，人体的精微，圣经的珍贵及信徒们属灵的见证，都一一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若谦卑一点，肯仔细地思想，我们必能看到神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必能得到从未得过的平安喜乐和诸般的恩惠，不要因着环境，因害怕人而忽略这恩惠，这是你与神的关系，不是别人能影响得了的。在你没有完全恢复与神的关系之前，你当不断思想这事，神必施怜悯使你明白，愿主帮助你。

    我到底得救了没有？

    “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盘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诗40：2)”。

    我生长在半基督化的家庭里，我母亲是一位基督徒；至于父亲，他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只信他是一位圣人，可以学他的榜样，作个好人罢了。我渐渐长大，等我稍能懂事的时候，看见母亲的言行、举动等，都很使我佩服，因为她信主，所以我也开始信主。我信主的目的，并不是要求主赦免我的罪，完全是为了母亲，为了要作个好人的缘故。所以我还没有得救，没有生命。

    在我十岁的那年，因为搬家，不能再在原来学校继续下去。感谢主的恩典，他带领我来圣光读书。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好，尤其是同学间和睦的空气，是我在别处所未见的。同学们信主的很多，学校中到处都充满了主的爱。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点也不渴慕主的道，对于牧师讲道，除了见证以外，别的一概不感兴趣。平时别人问我时，我总说我是基督徒，我想我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里，在教会学校念书，所接触的都是牧师、教士和爱主的同学，我怎么会不是基督徒呢？其实我从没有认过罪，心中也没有得救的快乐。来圣光后一年半的时间，做一个挂名信徒，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敬虔的内心。

    但感谢主，在我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而有了指望。终于在一个晚上，蒙圣灵光照，感动，清楚地得到主的救恩。这是圣光已搬到苏州来以后，那时住读的女生很少，只有十人，老师和我们个别接近的机会也较多，更有圣灵在我们中间作了那奇妙的工作。因为看见从前冷淡的，不清楚救恩的同学，一一的蒙了恩，得了救。我心中便产生一个问题：“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呢”？但是当我思想这问题的时候，魔鬼就说：“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于是我就把这问题搁了下来。可是到后来我实在不能忍受圣灵的感动，心中不安极了，所以在一天晚上，我毅然决然地去见施教士。首先我向她提出了许多疑问，感谢主，都得到了清楚的解答。当时我的心便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化，我在主面前认清我的罪，接受了主给我的新生命。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主的爱，得到了我灵魂的寄托，并且享受主所赐给我得救的快乐。直到今日。

    虽然在这通往永生的路上奔跑，时常会跌跤，但主总是以他的慈爱来管教我，扶持我，主的恩典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实在不能明白主为什么要爱我，我就是献上一切，也不能报答这大爱。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作的，我只能凭着一颗被主的爱所激励的心，站在父神、魔鬼和众人面前为主作见证。愿一切尊贵和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

    另一位出身于非基督徒家庭，仅在圣光读了一年的学生，不但信了主，而且离校以后还能不顾别人的讥讽而持守真道，请看他写给圣光旧友的那封感人的信：

    校友来信

    “……到常熟后第一个礼拜，是在附近的景伦堂里做的。真奇怪，在星期日的前一天写信告诉你，明天将不知到哪里去做礼拜，但是我的心很定，我相信这是神的事，神会给我安排的。果然当天早餐后有一个同学听到我要想去做礼拜，他马上告诉我教堂的所在地，并且他很情愿伴我去，虽然他是不信主的。试想刚到校三天，在生疏的人群中，竟会有人肯伴我去做礼拜，你说是不是一个奇迹？除了主以外，谁能使事情这样凑巧？

    ……那礼拜堂布置得异常精美，来的人很多，大约在三百人左右，……到会的人虽多，但妇女们多是涂脂抹粉，打扮的太美观了一点，男的听道时轻声谈笑，仿佛以做礼拜为出风头，表示“洋化”时髦的玩艺儿，真正默祷听福音的人，依我看真是太少了，而且少得可怜。当然外国牧师不会说国语，是一个原因。这样回校后，感到了少有的痛苦和寒栗(lì)，这一个礼拜并没有给我力量，却反而使我感到空虚的难受，我委实毫无所得。虽然在形式上，我已经做了礼拜，但我所需要的，却并不仅仅是这一些啊！我那天听道所得到的，远不及一次在圣光团契聚会所得到的，甚至不及一次晚祷，你想我能不痛苦吗？我懊悔以前在这样好的环境里，为什么不肯上进？连做晚祷也想溜走，以后漫长的日子，我是否会为了得不到灵性上的滋养，而在为主名作战的时候失足，甚至屈服于魔鬼？虽然现在我是这样倔强地站在主的圣旗下，但在时光长期冲洗和魔鬼的引诱下，是否会在一年、二年后失败？或五年、十年后我开始感到彷徨和无依？我开始深深地羡慕着你们依然在主的堡垒中，生活不受魔鬼触须的打搅。我开始感到圣光的圣洁和和平，以及尹校长创办圣光的苦心和急需。世上有的教堂很腐败，有一些没有得救，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混迹其间，使我们感到了末世的临近。

    上星期四我在晚自修上，认识了一位同道，他是无锡人，在圣公会受过洗。于是我就跟他到圣公会的教堂里做礼拜，礼拜后的查经班很好，是专为知识青年而设的。由一个常熟的信徒主讲，词意很中肯，虽然讲得总不够透彻，但我已经很满足了。你要知道在一个没有爱主气氛的环境中的信徒，要听到一句爱主的话，是多么难得而感到亲切啊！

    初到常熟时，我曾跌倒过，在进餐时，人群的攒(cuán)聚和嘈杂，使我连谢饭也忘了；但是不久我又靠着主的力量爬了起来。虽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为了谢饭而受他们讥笑及恶意的模仿，但是我站了起来是决不肯再倒下的。在越是艰苦的环境里，我越是要为主的名作艰苦的奋斗。

    你警告我，在我的周围充满灵性上的仇敌。不错，我何尝不知道？他们在我唱赞美诗的时候说：“恭听洗耳”。那是与成语“洗耳恭听”的意思恰恰相反，是说那种歌有毒素，听后必须用水去洗耳以免受害，所以叫“恭听洗耳”。当时我心头抑制不住猛烈的愤怒，但是转瞬我想到了主爱是伟大的，在以前我曾比他们更激烈的侮辱过圣名，但主仍凭慈爱救了我，我为了主的大爱不能恨人。因此，我仅仅告诉他们，这不是歌，是赞美诗，更不是唱着悦人的，而是信徒表达爱的诚意。

    就为了这些，为了我的周围充满着敌意，所以随处谨慎，我要以行为来表现出主的荣光，给世俗的罪人看，为主打美好的仗。我同情这些没有尝过主恩的人，将来有机会，当慢慢给他们讲解一些。但是仍愿你能将我的苦处告诉同学们，不要忘了为一个远征在外的主的“孤军”祷告。我们要在主的爱中合而为一。试想，我得在这样愁苦的环境中苦撑下去，你们能为我祷告，就能使我增加勇气和力量，这是对主很大的贡献……”。

    以下两篇刊载于“圣光通讯”的文章，是两位年仅十七岁的同学所写；从理解真道，层次安排或文辞表达各方面衡量，恐怕都堪与神学生的文章媲美。

    空前绝后的一日

    一日，那一日，关系着全人类的那一日，震憾了全宇宙的一日，全能神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受难的一日，救赎计划完成的一日，空前绝后的一日。

    当人类还沉睡在梦乡里的绝早，人子——世人的救主，神的羔羊，本是审判世人的，现在却已站在人的面前，为人受人的审判。出现在公堂里的是：破衣败絮、披头散发、形容憔(qiáo)悴的耶稣。三年多来的奔波、呐喊、宣扬，和一夜非人酷刑的拷问，赶走了平时慈爱的笑容，绷紧的脸上只剩下怜悯，和死的坚决。法利赛人无耻的诡证，群众盲目的喧嚷，和彼拉多昏昧的审判，他没有一言抗辩，如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地代替巴拿巴和所有的世人，接受了对他的判决——最羞辱、最残酷地“钉十字架”，安静顺服地退下了。命定了的死囚是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他已经丧尽了一切法律的保障，在罗马兵的眼目中，他的生命贱得像草芥，只当作他们发作兽性的玩具。讥笑、辱骂、侮弄、鞭打、……接连着加给他，温柔的主，最能体会天父的主，清楚自己使命的主，仍是毫无抱怨，安静顺服的接受。

    三月的太阳底下，一列漫长的队伍在往各各他的路上蠕动着，这是万王之王受死的仪仗队。触目惊心的十字架象征着死的残酷。它高高露出了一角，在阳光下辉耀着，好像是告诉人说，底下这个可咒诅的死囚，将要在它的上面，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喧嚷、嘈杂之中，安静的主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拖着艰难的步子，接近着那可怕的刑场——各各他。几个尚有人性的妇女，伤心地为他洒下了同情之泪，虽然是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仍压不了都为别人着想的天性，十字架下投出了怜悯，感谢的眼光，慈声地安慰她们，“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自己哀哭”。

    无情的钉子钉进了手和脚，迸出了鲜红的宝血，他照样咬紧了牙关，无言地忍受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温柔的代祷，针对着这种残暴的行为，爱与恨在这里表现得是何等清楚啊！赎罪祭终于献上了，荣耀的圣子，取了最羞辱的形象被挂在十字架上，爱的标记，公义的象征，从巳初到申初，整整五、六个钟头的悬挂，主只是微微地呻吟着、默祷着，为的是支取天上来的力量，撑持着不可想像的疼痛。“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惨绝人寰(huán)的悲号，突然从十字架上发出。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天父，此刻也因着世人的罪，不得不暂时离开他了。整个的天都黑了，太阳也敛住了平时的光辉，在整个黑暗之中。

    只听得微微的一声：“成了”。伟大艰巨的赎罪工程，创世以来的大计，就这样完成了。大地震动着，圣殿的幔子从中裂为两半，人们惊惧地懊悔着自己的罪孽，可是神所命定的，谁能更改呢？

    一日，这一日，关系着全人类的一日，震憾了全宇宙的一日，全能神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受难的一日，救赎大计完成的一日，空前绝后的一日。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天还未亮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中，已经有几个妇女聚集在一起，当她们将一些殡葬需用的香膏收拾妥当之后，便慢慢地向城外进发了。昏暗的天空，沉寂的街衢(qú)，更加重了她们悲伤的心情，因为不久以前，一位她们最敬爱，最钦佩的人，离别她们死了。她们此行正是要去在他的身上表示最后的友谊，对他的遗体再投下最后的一瞥。这个人是谁？他正是当时一位最感人的传道者，最爱人的扶助者，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因为他公正无私、言行不苟，遭到罪人的嫉恨，无罪无过地被钉上了十字架，尝受了最羞辱的死刑。这样的事件怎能不使曾蒙受他恩典的人心碎呢？往日这般妇女从他所得的欣喜、安慰和一切的友谊，都仿佛是一场梦，当她们踏上归途的时候，这整个的梦便将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悲哀和虚空而已。不仅如此，她们还担心途中会有不测和阻挡，封堵墓门的石头是那样巨大，更有许多凶悍的罗马兵丁把守在墓的四周，就是这最后的愿望，恐怕也将成泡影。

    随着朝阳的升起，她们渐渐接近墓地，铅石般的忧惧，在心版上压得更加沉重了！但当她们望见坟墓的时候，感到极大的惊异，墓石仿佛移开，而且不见罗马的兵丁。这出乎意外的遭遇，使她们悲伤的心绪被搅得更乱，可是进入墓穴，一切都明白了。裹尸的细麻布仍在，但耶稣的身体却不翼而飞，这对一个破碎伤痛的心，是何等猛烈的打击！她们感到茫然，一股股热泪好像泉水涌出眼眶，簌簌地落了下来；但就在她们悲痛欲绝的时候，主的使者身穿白衣在墓石上向她们显现，问道：“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句话像一把两刃的利剑，深深地刺入她们的内心，砍断了捆绑她们精神的枷锁，她们马上记起了主生前的一切预言。这时她们对自己的小信和疑虑感到惭愧，但同时无边的喜乐充满心中，驱尽所有的悲伤与失望。她们立刻进城去，将这空前的佳音传给那仍在忧伤中的十一个使徒，和一切关心主耶稣的人。

    如今这事已过去近两千年了，这佳音不但带给了当时的信徒，更传遍了整个世界，也达到了你我的耳中。可惜许多人虽然已经听见这佳音，却不能像那些妇女一样来诚心接受，每年复活节，均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进教堂做礼拜，然而有的人仅在怀念耶稣伟大的人格而已。认为他只是精神复活，想从他的精神中得到生活的动力；试问一位死人生前的精神，怎能使活人摆脱今日心灵的苦闷与空虚呢？这不也是在死人中找活人吗？

    有些称作教友的人，只在外表上附和着牧师或教士的行动，受洗、做礼拜、领圣餐等等，内心并未与主复活的生命发生联系。还有一些人虽已悔改信主，却又受名利诱惑，被世事缠绕，不再仰望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有多少基督徒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纪念主的复活呢？

    主从死里复活已经为世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通往永生的道路，但无数迷失的灵魂还踌躇在灭亡的危途上，我们要肩负起这传扬福音的使命，用迫切的呼声，向黑暗的世界，向有罪的人们呼喊：“墓穴空了，主复活了，快信耶稣，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作于复活节）

    “圣光通讯”上还有许多得救的见证，福音的阐扬和灵修的心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刊出，下面再摘录几封离校同学的来信。从中可以看出，神确实使用这份小小的刊物，坚固了外地同学的信心。

    ▲“前天晚上看见你们寄来的“圣光通讯”，我真是如获至宝，从头到尾细细地看了一遍，连书也不读了（因为明天要月考）。实在给了我不少灵粮，而且我看了之后，仿佛又和你们在一起了，当我看了那“芦白枫红，江南秋深”的一段时，我心里实在激动得很，使我回忆起不少以前的往事，我确实“怀念那琴韵悠扬、笑语盈耳的家”。我把这刊物拿给我的同学看，她们也很受感动。”

    ▲“刊物已收到了，我真高兴。我能知道一些关于“家”的近讯，而且还能看见许多同学的见证，我知道主没有忘记我们，无论在何事上都会帮助、赐恩给我们。”

    ▲“你们寄给我的“圣光通讯”，给我这个在病床上的人带来了不少温暖和友情……，我觉得我的病是神在管教我，因为我现在的确离神太远了，请你们在祈祷中纪念我。”

    ▲“收到你们给我的“圣光通讯”，使我欣喜莫名，因为这正是我这在沙漠中干渴的人的需要。”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我接到了圣光第三期通讯。这块主内弟兄姊妹们所辛勤耕耘的园地，带给我们的是基督的爱，是母校温馨的情谊。温暖了千里外游子们消沉暗淡的心。离别母校三年了，这在整个人生中，也是不太短的途程。这期间，我们曾热心追求神的道，也曾为俗事盲目地奔波。我们曾驯服地做主的羔羊，也曾徘徊歧途，作一个怀疑的泛神论者。我们在灵程上虽时常跌倒，但是慈爱的神饶恕了我们，藉着“圣光通讯”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拯救了出来。它（指“圣光通讯”）软化了我们倔强的心，它指引我们光明的路。弟兄们，你们不知道远离了神的儿女是如何希望它的来临，它的来临，又给予我们何等的欢欣和鼓舞。它使我们沉浸在过去温馨的回忆中，它启示出基督的大爱和母校同学殷殷的友谊，我们实在无法表达对神和你们的感激。我们只有负起一份代祷的责任来。希望今后在神的带领下，你们将它编得更加充实，能放出更多的光彩。”

    由于内地会的弟兄姊妹、循理会的戴永冕牧师、佩带圣经会的刘令璧牧师等许多人士的宣传介绍，国外关心圣光学校，替我们代祷的属灵友人，愈来愈多。为了让他们及时了解圣光的近况，和需要代祷的事项，在“圣光通讯”创刊前后，也开始定期用英文写出“PrayerLetter”（代祷信）。“圣光通讯”面向国内校友，而“PrayerLetter”则针对国外圣徒，两者同时将圣光美好的见证寄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弗2：17)”。

    “PrayerLetter”扩大了圣光在国外的影响。加拿大多伦多城的BranksomeHall女校，以前和我们并无交往，竟愿将该校为联络国际感情的两个免费名额赠给圣光。我们从高中一年级选派了两位信主而品学兼优的女生，于1948年暑期随施素心教士赴加，这是圣光的殊荣，也首开圣光与海外学校交流的先河。她们去后，果然不负众望，备受赞扬。该校一教师曾致函在圣光工作的万教士(MissWarran)谓：“余因睹该二生向学之勤，执礼之恭，信道之笃，乃深信贵校必为最优良之学校无疑……”。

    圣光的师资力量强，对学生要求严格，是重庆市中学中的佼佼者，曾受教育部嘉奖。迁到苏州之后，也并不比江南的名校逊色，所以许多已在南京上海等地定居的同学，愿意离家重返母校就读，甚至还有家在四川却只身随校来苏的。1947年秋，新开高中三年级，从此圣光成为名符其实的完全中学，当时还附设一个小学混合班。全校教师十七人，中小学生共一百五十六人，半数住校。三分之一以上为重庆入学的旧生，他们与苏州、上海等地招收的新生，方言不同，学历各异，但经基督之爱的磨合，彼此亲密无间。

    学校一贯提倡启发式教学，反对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并充分信任教师，由他们自选教材，自定授课进度。课堂讲授的内容少而精，课外布置的作业不过量，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年级的教师还采用一些内容较深的教材或课外读物，来提高学生的水平，开拓他们的视野。如英语除课堂内完全用英语授课及问答外，还介绍“天路历程”、“双城记”等名着，和大诗人如Tennyson等的名作，数学采用美国大学教材“范氏大代数”等。爱好理科的学生中，有人在课外自修微积分，或阅读介绍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书刊；爱好文科的学生，则经常浏览各种文史哲的名着。因此学生的学业水平普遍较高，知识面广，校中的学习气氛相当浓厚。

    学校对学生的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很重视，迁到苏州以后，仿效一些英国学校，实行全校师生混合编组竞赛的办法。根据学业成绩、运动水平及个人特长等条件，将全校学生分为人数相近、实力相当的三个组，以“信义”、“仁爱”和“喜乐”命名。组间的竞赛，不仅在一些文体的项目上，而且还包括组内每人的学习成绩，藉以打破班级的界限，密切各班之间的交往与协作。每学年结束后，公布全年总分，“仁爱”组连续两年分别以76.7和79.9的总成绩居三组之首。

    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为课外活动时间，三组经常开展球类、演讲、歌咏、辩论等多种文体竞赛。学生们还在此刻出壁报，演戏剧，借图书，练钢琴……，校园内生机勃勃，热闹非常。有句西洋格言：“Studywhenyoustudy，Playwhenyouplay.”（学时用心，玩时痛快），正是圣光校园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圣光既是一所管理严格、井然有序的学校；也是一处琴韵悠扬、笑声盈耳的家园。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是全校师生联欢的黄金时刻，1947年的圣诞节，为首届高中毕业班在校度过的最后一次圣诞节，庆祝活动安排得隆重热烈，妙趣横生，当年“圣光通讯”曾作过详尽又生动的报导。

    圣诞庆祝情况热烈

    【本报讯】此次本校庆祝圣诞节之筹备工作，早于十一月中旬即开始进行，由校方代表王恩庆、王家勋、施素心、刘德馨四位先生，暨同学代表十人组成圣诞庆祝筹备会，全权负责筹备事宜。内分游艺、音乐、布置、采买四组，分别负责演出剧务，圣诗颂赞，会场布置、采购茶点及杂务等事项。合作有方，工作极为顺利云。

    【又讯】圣诞庆祝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六时半在本校礼堂开始举行。会场布置庄严肃穆，四壁饰以绿色彩纸精制之圣诞树及各式图案，简朴之中不失美观。白幕上则高悬“以马内利”四红色大字，中置银色十字架一座，令人肃然起神圣之感。钟声甫(fǔ)毕，主席王副校长起立致开会词，继之全体起立唱诗一首，游艺节目即告开始。主要节目为两幕剧（就主羔羊），老师之四人合唱（膏新生王），韩牧师之独唱，口琴独奏等。其中初三之影子戏尤为新颖别致，剧情为财主及拉撒路之故事，演来逼真动人，而剧中意义，尤足发人深省(xǐng)也。

    【又讯】本届圣诞庆祝晚会，有“长老会苏州乡村宣道义工训练班”全体师生惠临参加，宾主欢叙，济济一堂，空气融洽，情况热烈。至十时许始告散会。

    圣诞花絮

    ▲圣诞同乐会所备之茶点中，香脆之带壳花生，最为同学所爱好，故甫发下时，噼啪之声已大作矣。虽至节目最精彩之处，亦未稍敛，台上表演人员，面露“苦恼”之色，虽经主席一再劝告，同学仍“爱不释口”。

    ▲初一之表演，系颇有属灵教训之歌剧，某小同学扮演瞽(gǔ)者，为求逼真起见，乃紧闭双目，且行且唱，行至台边，若再进一步，势将假戏真做，演成“惨剧”！台上台下皆大惊失色，有大声警告者，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该同学转行至台中，转危为安，而始终未启目一视也。

    ▲诸节目中，刘德馨（女高音），王家勋（女低音），刘庚麟（男高音），钮金鼎（男低音），四位男先生之四部合唱，尤为精彩，或因女高音及男高音声部过高之故，二位刘先生面部紧张，红若关公，全场捧腹，颇受意外效果。

    ▲此次最精彩的节目之一，为初三之“影子戏”——以白幕张于台前，其后以强光电灯照射，而人物动作于二者之间，观众则可见极清晰之黑影于幕上，而尤为难能可贵者，该节目全为学生自编自导，既新颖又含深意，惟于最后最紧张之一幕，表演财主在地狱之火湖中，痛苦万般，惨呼不已时，起初数声尚能逼真，但不知适可而止，结果引起反效果，实美中不足焉。

    ▲本校每逢圣诞节于同乐会中出现之圣诞老人，多由同学充任，而事先保守秘密极严，此次亦不例外。当节目完毕时，一状态臃肿之圣诞老人即蹒(pán)跚步出台前，衣大红袍、戴高尖小帽、蒙假面罩，颇堪发噱(xué)，一时“是谁”之声，遍于全场，继而老人口中怪腔百出，某同学在旁权充翻译，每出一语，全场皆笑不可抑。

    ▲同乐会后虽为时已晚，而同学余兴未尽，纷纷组织“报佳音团”，有全班组织者，有数人组织者，纷纷往诸先生之居室大唱其赞美诗，一时美妙之歌声此起彼落，洋溢校内，每唱毕后，先生即饷(xiǎng)以糖果，同学本“却之不恭”之精神，坦然受之。“报佳音团”遂如雨后春笋，如火如荼(tú)，先生之糖果大有不敷之势。

    学校有了高三毕业班，使我们既为他们的成长高兴，又为他们行将离去而依依。想到张伯苓先生继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之后，1919年又创办南开大学，使中学毕业生可继续在本校升学深造的事实；又得知美国有一所属灵光景很好的高校WheatonCollege，于是便萌生了创办圣光大学的心愿。我们一面为此祷告，一面与校董们、朋友们以及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们商议，还和陈观烈先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他以前曾在圣光任教，后来考取公费，赴美深造，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一直很关心圣光学校的发展。

    我们深知创办大学之艰难远非中学可比，只能先从一两专业入手，再逐步扩充。经过考虑，认为先办医学院较好，一是因为校董中有梅贻琳和胡宣明两位资深的留美医生可作指导；二是因为医生在解除病人肉身痛苦的同时，传扬福音，效果甚佳。主在世时，便是如此行的。“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需医的人(路9：11)”。当时上海为远东最大的都市，工业发达，科技先进，大学林立，与海外交往便捷，创办大学的条件远比苏州有利，所以我们希望能在上海市郊觅得合适的地方，作为永久校址。

    此时我们又多了一位热心的赞助者，就是过养默先生。我与他是留美同学，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土木工程，我在哈佛研习经济。学校不同，专业各异，相识却并无深交。归国以后又各奔前程，往来甚少。谁知时隔三十余年，竟再度邂逅(xièhòu)上海，他见我容光焕发，神态安详，与以前判若两人，便羡慕不已。原来他虽已事业有成，而且家道殷实，子女成行，但内心却缺少平安和喜乐。我向他作见证传福音后，他深受感动，便很快接受了主，得享主所赐的安息。从此，他以我为挚友，全力支持圣光的工作，常关心我们家庭的困难，并将五个子女全都送到圣光就读。

    过先生是沪上有名的营造商，社交面广。听说我们有在沪创办大学之意，深表赞同，并亲自出马相助。不久在虹桥物色到一块地皮，是“沪西俱乐部”旧址，总面积达二百余亩，产权为英国人所有。若得此地，修建大学校舍便不成问题了。各位校董都觉满意，我又函告远在新疆的张治中董事长。他也很欣喜，表示要抽空亲往察看，促成此事。

    1947年秋，张董事长因公自迪化（现称乌鲁木齐市）返回南京，在百忙之中，请假专程来校看望师生，但我事先一无所知。9月27日下午四时，他搭乘火车抵苏，出站后，自雇人力车到校，等我闻讯赶来，他已在客厅休息十分钟了。岁月匆匆，去年四月初，我在重庆机场，送别张先生赴迪化出长西北行辕，迄今有一年半了。此番重逢，倍感欢乐。他上楼稍事休息之后，便到饭厅与师生相见，共进晚餐。当晚，我们二人详谈了学校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次日上午，全校**，欢迎张董事长。他对师生的灵性、学业及健康诸方面，多有勖(xù)勉。会后我又陪他乘汽车游览了灵岩山，还特地去留园盘桓(huán)忆旧。1936年，张先生兼任京沪国防区长官，曾长期驻扎留园。翌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他调任上海警备司令，于“八一三”淞沪战役前夕，离开留园，奔赴上海前线。十一年后，旧地重游，感慨何深！下午四时返校，与全体师生合影于教学楼前（图18）。晚餐为师生加菜以示关怀，饭后作临别讲话。八时离校，乘九时的火车去上海。

    9月30日我也前往上海，并于10月2日与过养默先生及内地会华会督，一同陪张董事长去察看虹桥沪西俱乐部旧址。次日下午五时，假上海美国商会召开首次圣光学校财务委员会，公推张治中先生为名誉主任委员，过养默先生为秘书。张先生致词如下：

    鄙人此次到南京后，请假数日略事休息。先到苏州圣光学校停留一天半，然后来沪。久仰各位先生对于圣光学校热心赞助，今日得聚首一堂，商讨圣光学校的前途如何发展，实属快慰之至。在苏州时，我曾与学校的先生们及同学们一同聚餐，并与尹校长详谈学校一切情形，看见校内师生之精神。为师者专心任课，而有基督之爱，其中有三位外国朋友尽义务而牺牲；为学生者，其乐融融，有秩序，有纪律，实比一般学校为佳。惟苏州目前校址，只借用三年，无法扩充，急待解决永久校址之问题。最近承过养默先生介绍虹桥沪西俱乐部旧址，又承几位先生已向地主英人Mr.Moller去函洽购，或希望伊能慷慨捐给圣光。昨日同过先生、华会督、尹先生至该地察看，据云有地二百余亩，离沪市中心不远，交通便利，亦有自来水、电灯，作本校校址，诚属优美，有发展至大学之希望。昨日看见上海弄堂学校，学生排列马路上，此种教育，有害后辈的身体精神，何堪设想？如圣光能得此处为校址，迁来上海，好好建设扩充，于上海市民大有益处，亦是建设国家一大事业。尚望诸位先生多多指教，尽力协助，以观厥(jué)成，是为至幸。

    后来此事虽未成功，但校董会及财务委员会诸同仁，在对开办圣光医学院的议论中受到启发，愿先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当前教会医院集中在城市及沿海的畸(jī)形现象。在内地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圣光乡村医务社”（HolyLightRuralMedicalService)，以开展乡村医务事工，广传福音为宗旨。首先在上海新闸路1517号开设了“圣光诊所”，由校董梅贻琳医师和胡宣明先生二人主持，内地会派保罗-阿道夫医师(Dr.PaulAdolph)负责业务；费希(Dr.Fish)、梅晋良和杨德芳三位医师入所服务。1948年2月1日正式开诊，2月13日举行奉献礼拜，到中外来宾二百余人，随后举行了招待茶会，还放映医学影片助兴。有位同学曾在参观后作了如下的记述：

    圣光诊所参观记

    寒假中我和一位同学冒着风雪，去参观我们关怀已久的“圣光诊所”。诊所开设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隔壁，原先是内地会的一个临时的福音堂。门口有一块很小的布告牌，写着“免费应诊”的字样。因为当时尚未正式开诊，设备尚不周全，所以不敢大事声张，以免来者众多，应付不及。

    一进门就有一股药味扑鼻而来，这使我更感觉已来到了诊所，里面有几个护士忙忙碌碌地在工作着。因为没有人作向导，不敢擅自瞎闯，仅仅东走西逛，走马看花似的转了一圈，看了个大概，心中不免有些失望。可是当我们转身正走到门口时，恰巧碰上了梅师母，她得知我们是特地来参观的，就热情地引导我们，这才把内部设施及工作情况看清楚了。

    大门进去，有左右两个小房间，一是挂号处，一是配药室。从白色的窗格子中望进去，配药室里的药品还不大充足，柜架上空出不少地方，但我相信那名为耶和华以勒的神，不久会将这些空处补满的。病人可以免费得到药品，我真是感谢主，他为那些贫苦的同胞也开了一条路。两间屋子各有一小阁楼，没有固定的楼梯，只有活动的木梯，可以上下，上面贮藏着纱布和棉花，中间有张小桌子，和几把椅子，是专为护士们工作时用的。我特别爱这地方，它并不大，也不堂皇，但却显得小巧玲珑，逗人喜欢。虽然除了纱布、棉花和桌椅之外，一无所有，但你一定会因着它的朴实而觉得特别可亲。

    两室之间有扇门，通进去便是候诊室，这就是原来的礼拜堂。讲台和椅子排列得很整齐，还有一个挂着赞美诗的架子，正厅中间上方挂着一方横匾，是张治中先生的题字“泽被病胞”。四周墙上贴了许多画片，右边是普及卫生知识的，左边则是圣经故事。我们去的时候，只有几个病人在候诊，有位姊妹正在向他们传福音，好使他们不但肉体上得医治，灵魂亦能得拯救。是的，诊所的工作并不仅是治病，更重要的是救人出死入生，进入天堂得到永远的生命。

    讲台两旁各有一门，右门里面是外科和妇科，左门里面是内科和小儿科。外科医生为一位西国人士，还有两名青年助手，我们开门看时，有一位患脚病的人正在换药，他的伤口很大，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什么感想？是否为这种恩典想到天上的父神？室内全部漆成白色，叫我看了真愉快，它象征着温柔、洁净、及普遍的爱心，象野地里的百合花。在这黑暗、唯利是图的社会中，竟也有凭爱心而为大众服务的工作，真不能不叫我们发出赞美来。

    外科的楼上是妇科，据梅师母说，这位女医生和她的护士是从某地避难而来的，正好这儿缺少一位医生，便将她留了下来。我们充分地看见神的安排和预备，他不会使他的工作感到缺乏和不足的。这里有一位妇人带了她的婴儿在看病。

    左边两科的布局与右边一样，诊室中的设备虽然没有一般医院那样完备，但是这里面却充满了一样其他各处所缺少的真诚爱心——从基督那里浇灌下来的爱心。末了，梅师母告诉我们，他们每日工作之前，都要先在一起作简短的祷告，这样，神一定会更多的赐福。他们既以同心祷告，来做同心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一定会顺利的。护士的制服是蓝布衫，但当时尚未做好，所以没有上身。到现在他们还缺少一位爱主而有执照的药剂师，我深信主不久就会为他们预备，我们应当支持这工作，让我们大家一同负起代祷的责任吧！

    “圣光诊所”在上海开诊以后，又在甘肃张掖、云南保山及四川南川三地，积极筹备开设分所，首批医护人员亦已启程前往，并分别就近和兰州、大理及阆(láng)中的内地会医院取得联系，凡暂缺的器材药品，均可向医院借用，以利工作的开展。因时局发生变化，“圣光乡村医务社”开展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将医药和福音一并带往贫困的乡村和边远地带，完全切合我国的实际需要，深信到了时候，神必定会再次感动人起来推进这一善工。

    尹师母一向体健少病，然而自从查出糖尿病以后，日渐消瘦，1947年又染上了肺结核病。受糖尿病的影响，肺结核病得不到控制，到1948年初，持续发烧，咳嗽不止，病势已相当沉重。那时第一代抗结核病特效药——链霉素，在国外刚刚问世，轰动一时，但进口有限，价格昂贵，一般病家，难以问津。承过养默先生的热忱关怀，将尹师母送进驰名上海的广济医院，用链霉素治疗。由他负担一切费用，如此爱心真令人感动！我们深知这爱是从神而来的，是主内肢体之间的爱。用链霉素后，病情迅速稳定下来，又经过数月的悉心调养，到1948年夏季，便基本康复了，感谢赞美主！“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箴17：17)。“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23：4)。

    1947年夏，姚如云牧师休假离华。他于7月6日自上海龙华机场乘中国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机赴港，再转乘英国航空公司飞机经加尔各答、亚丁、开罗等地，历时八日抵达英伦故里省(xǐng)亲，一年休假期满仍将返华，并继续在圣光牧养主之羊群。他回国不久，便出席了着名的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Convention)，向数千人宣讲主道。会后又四处奔走，到各大中学校介绍圣光概况，见证主在中国的恩典。在英国休假期间，姚牧师与圣光同学的通信不断。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如果几天没有接到同学的信，就似乎离你们远了；一接到你们的信，就好像与你们谈话一样……”。假期将满时，其父姚威廉老牧师突然被主接去，享年七十八岁，全校闻讯立刻去电慰问。姚老牧师也是内地会的同工，本世纪初在四川传道。退休回国后，仍继续为主工作。姚牧师将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毕之后，回到中国，重返圣光，并用中文写了一封热情的公开信，刊在“圣光通讯”上，内容如下：

    亲爱的同学们：

    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次从英国回来，看见很多老朋友。感谢神带领我一路平安。

    在上学期放假的时候，因为家父去世，有许多事需要料理，而且家母也需要我帮助，以至未能照我原来的计划，按时回来参加毕业典礼。同时收到同学的电报，使我得了最大的安慰，我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关怀。

    现在在英国有五十多个团体或个人，决定接受由学校寄去的代祷信(PrayerLetter)，相信他们的代祷对学校前途有很大的帮助。我看见他们这样关心圣光，使我非常感动。

    感谢主，在这一年中，我得到很好的休息，希望我能用主所赐我的新力量，在圣光忠心的事奉他。

    很可惜，有很多同学都没有见着，可是我非常希望和欢迎同学给我来信，我的地址想必各位都知道。

    最后，祝你们“依赖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

    WithlovefromyouroldfriendGordonAldis

    在姚牧师休假的这一年中，内地会又派遣韩戈登牧师(Rev.Harman)来校教授英语及负责属灵的工作。韩牧师毕业于剑桥大学，身高六英尺有奇，举止诙谐，平易近人，教学认真，甚受同学欢迎。一年后离校，去成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英语教授及学联会成都区主任等职，临行时不胜依依，频频与送行的师生挥手作别。

    1948年夏季，施素心教士的假期也到来了。她乘船回加拿大休假一年，在家与姐妹相聚，共享天伦之乐，本拟度假后仍返圣光，后因时局变化，终止来华。施教士也是创办圣光的同工之一，在英语教学，造就学生灵性，管理住校女生生活和卫生保健等许多方面都有出色的工作，她将永远留在师生的美好记忆之中。

    同年暑期，圣光有三个班级毕业，即高中第一届：十九名；初中第四届：二十六名：小学第六届五名，共五十人。“圣光通讯”对毕业典礼作了如下的报导：

    黯然魂消唯别而已矣毕业典礼简单隆重

    学业结束举行休业式

    【本报讯】六月二十六日为本学期结束之日，是日上午举行高初中及小学三班之毕业典礼，并休业式。典礼于十时开始，首行升旗礼，然后列队，鱼贯步入礼堂。嘉宾云集，喜气洋溢，礼堂高悬国旗及校旗，布置简朴而庄严。由尹校长任主席，领唱赞美诗后，即作简略之训词，并展颂本校董事长张治中将军及校董朱经农先生之来谕。张氏远镇兰州，公务羁身，未能如往年亲自莅(lì)校主持毕业盛典，然渠对本校之爱护关切则无时或释于怀，此次特亲书“行百里者半九十，愿诸生以在母校求学信道之精神，发扬圣光，蔚为国用”等语勖(xù)勉本届毕业同学。朱经农氏亦于来函中谓“我希望诸君毕业以后，无论往何处去，不要忘记了主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嗣(sì)后有内地会的董牧师代表华会督致词，赵君影牧师、张静愚董事均各有训词。末由董师母授凭，授凭仪式毕后，有毕业班同学致答谢词。会后摄影留念，典礼历时二小时许，始告结束。

    当晚举行了全校性的欢送晚会。虽然名为欢送，然而没有一个行将离去的人，愿意告别这温馨甘美的家——圣光；也没有一个留下的人，愿意他们离去。在晚会上，人们真正体验了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请看报导：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记离别前夕的欢送晚会

    钟声响过之后，当我们踏进了礼堂，每个人都用好奇的眼光去欣赏打量着眼前的布置摆设，一切都和平常差不多，演剧用的黑幕又再一次挂上了，椅子仍然是静静地又整齐地排列着，……是的，这是一个平凡的聚会，但每个人却又怀着异样的心情，室内的暮色浓重，气氛抑郁而揉合着深远的伤感。这是全体在校同学欢送本届高初中暨小学的毕业同学，以及施教士返国，韩牧师赴蓉，和张建君、刘广琴两同学出国远行的一个晚会。

    主席说明了这几重欢送的意义之后，晚会就在复杂的心情和柔和的气氛交织下开始了。“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的歌声，打动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勾引起多少真挚的感情，激发起师生互助互勉的爱心，使整个会场充满依依惜别之感。

    施教士在致词里，追忆在重庆的生活，更留恋着在苏州的我们，末了，以“愿主作我等之主之王，常与我等同住”相勉。毕业班的谢词诚恳有力，饶有风趣，收到了慰藉人们复杂心情的效果。韩牧师的叮咛及尹校长的送别词，都使与会者刻骨铭心。

    初一小弟弟妹妹们以诗朗诵“送别”和歌舞“前面就是迦南地”作为开始的节目，舞蹈的动作由级任刘德馨先生自编自导，意义深远，表演也很熟练，博得掌声不少。接着有独唱、口琴等节目，其中有柔和优美的旋律，也有热情奔放的浪潮。大家边吃茶点，边看表演，压轴好戏是高二的独幕喜剧“冒牌秘书”，角色都很称职，尤以剧中两位胖瘦搭档的主角，最为精彩，令人捧腹。

    会后，被欢送者所作的余兴表演，也是那样的精彩动人，韩牧师一马当先，单口表演英国相声“三只瞎鼠”(ThreeBlindMice)，噱头百出，全场哄然，但他本人仍能从容表演而毫无笑意。继而毕业同学们的歌声伴着琴声在夜空中飘荡，以表答他们对母校的衷心感谢。

    夜已深了，会也散了，然而它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以灵相通，以爱相系——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在十九名首届高中毕业生中，十一名是重庆时代的旧生，其中四人是建校时入学的。他们对圣光感情之深，难以言喻。以下便是一位同学在“圣光通讯”上留下的怀念之作。

    今天……别了

    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是我们在圣光几乎六年生活结束的一天。我们不能不首先将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那爱我们的主，不是我们先爱他，乃是他爱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他，乃是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本是不认识他的，但由于他奇妙的安排，我们得以进入他的园子——圣光受造就，使我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了一些属世的知识，更使我们在这里认识了他。第一次知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并且也永远地相信，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以往将近六年的岁月中，虽然我们屡次向他怀疑、顶撞，但他既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虽然我们屡次跌倒、软弱，但他那足够我们用的恩典，却一直在护卫着我们。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也可以说是神和我们算账的一天，要我们在今天数算在过去的六年中，他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深厚恩典。

    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是我们在圣光长期受教结束的一天，我们也不能不向我们敬爱的师长们，从心底里致以无限的谢忱和敬意。他们不仅在白天不倦的谆(zhūn)谆训诲我们，就是在夜间，也常为着我们这一班孩子的灵魂在主前代求。不但如此，他们那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也将那脱了衣服、束上带子服事人的人子，活灵活现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这些昏昧愚顽的心，受到无穷的启示和感动。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好像是一个雕刻家，在经过漫长岁月的劳作之后，揭开罩布让众人观赏他心血结晶的一天，但愿我们的“尊容”，不致使那曾经殚精竭虑教诲训导我们的师长们感到失望。虽然事实上我们是如此的幼稚和无知，但请各师长放心，因为你们在主里的劳苦，将不是徒然的。

    今天是我们毕业的一天，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我们便要离开这温馨的“家”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临别的前一刻，我们免不了要如“子在川上”时发出那“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但在这惘(wǎng)然若失的心中，我们仍仿佛听见人子刚毅之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我们也免不了要随同那徘徊于云梦泽畔的屈原，漫声低吟道“悲莫悲兮生别离”。但在这千重离情，万转别绪的心中，依然深信，我们彼此心灵在主内的团契，是永远不会因时空的转移而改变的。愿我们的师长，在主爱的激励下，能更好的完成主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愿我们的同学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齐增长。

    毕业典礼之后，赵君影牧师留了下来，主领从二十八日（星期一）到月底为期三天的学生夏令会。他既作培灵讲道，又解答各种问题，使同学受益匪浅。二十九日，他还为两位高三毕业生及四位初中同学施了浸礼。

    当时国内的大学不多，又是分散招生，学生为保险起见，常常同时报考数校，竞争十分激烈。从七月份起，入学考试便在南京、上海等地陆续展开。这不仅是考生之间的较量，也是对各校教学水平的检验。所以我们的心情和考生一样紧张，切切为他们的前途祷告。感谢主，到发榜的时候，喜报频频传来，十九名毕业生中，报考国内大学的十四人全部录取，入国立大学及私立大学的人数各半，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而创校时即入学的四人中，又有三人同时被两所着名的公立大学录取；两人因考试成绩优异，荣获学校奖学金。一位毕业生赴美升学，成绩也列全班之首。事实证明：圣光无愧于教育部的明令嘉奖，是中国的一流中学。我们实现了办学的初衷，使学生像但以理那样既“有美好的灵性”，又“通达各种学问，知识聪明俱备”。此时，神又在“四摆渡”给我们预备了新的校址。真是双喜临门，令我们感恩不置。“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2)”。

    步入大学的同学，没有忘记主的爱，也没有淡漠对母校的情。感人的信函，纷至沓(tà)来，现择其中之一刊载如下：

    尹校长赐鉴：

    生于九月一日启行，三日中午安抵天津，是晚宿于燕京校友会，四日中午乘车来平（现称北京），六时许安抵燕园暂住。今已迁入清华，本当早日函禀，唯行装甫卸，旅途困顿，身体略有不适；而首次来平，人地生疏，杂事纷陈，均须躬自料理，故延迟至今，始得函禀今况，尚乞鉴谅。

    生此次定意入清华之原因有二，清华经济系在国内颇负盛誉，教授阵容较强；此外生于清华有奖学金可领得，免膳宿等全部费用，私人所需仅平日零用及购书之款足矣。际此乱世，得能减轻父母负担，为人子者，于心也可稍安。

    抵此已届一周，孑(jié)然一身，独处异地，遥念天涯故人，不无黯然之情。对母校情况更时系念不已。窃思母校缔(dì)创五年于兹，生负笈(jí)于创校之始，由渝而苏，未尝远离。复员以来，生家赴居沪上，市尘喧嚣，不宜就读。是以每逢假期，生辄留校而绝少返沪，盖生实已视学校与家庭无异矣。食于斯，居于斯，攻错究读于斯，如是者忽忽又已二易寒暑矣。今日一旦远行，衷心驰恋，莫能言宣，孤处他乡，既无一熟识之人，师生相处之情，更迥非母校之深。砚席岑(cén)寂，切磋乏人，加以远离绛(jiàng)帐，未能续承训诲，此尤感嗒丧者也。是唯伏乞吾师悯其向学之诚，不遗在远，时颁书教，则生服赝(yàn)明训千里一堂，是仍不殊亲灸也。

    此间环境虽较复杂，生嗣后唯有谨守主道，笃信真理，益加勤奋，勉求进步，以期无负神恩，不背师训而已。道途间隔，削牍将忱，依依之情，未伸万一，引领南望，神魄俱驰，肃泐(lè)，敬颂

    主内平安

    受业某某谨禀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位甫自高中毕业的学生，竟信手写出有如此文采的书札，圣光的教学水平也就可见一斑了。

    根据圣光学校与长老会的协议，借用洋泾塘房产的期限为三年，所以学校迁到洋泾塘以后，我们必须考虑另择长期校址的事。1947年秋季，试图在上海市郊觅地未成，由此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继续留在苏州等候他的带领。“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诗37：7)。”

    伫(zhù)立在齐门外的崇道堂，离学校甚近，圣光的师生多去该堂聚会。194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五上元节，该堂的刘道生牧师邀请我和王师母等人去午餐叙谈，没想到那次新春期间的普通交往，竟会成为我们获得新校址的契机。当天饭后刘牧师偶然说起，多年以前曾有一位美籍医生名魏更生(Dr．Wilkinson)，为传扬福音来到苏州，在阊(chāng)门外四摆渡那里购地建房，创办了一所“更生医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占据，战后由国军进驻。此番话语顿时引起我的深切关注，从他家告辞回来，便偕(xié)王师母等径直去四摆渡，在护城河畔找到了“更生医院”的旧址。虽有门卫把守不能进内，但在外面仍可看清概貌，房舍众多，空地甚大，环境幽静，很适宜用作圣光的校址，于是开始为争取该地而努力。

    三月份先托Dr．Torry去函给魏更生之子，当前的房主Mr．LouisWilkinson取得联系，4月28日我又去苏州萃英中学走访了房主在华的代理人，美国人白本立先生（Mr．White)，他也是圣光王副校长的老朋友，对我们的请求非常支持。5月29日白本立先生来函告知，更生医院的房主已同意将其房地产无偿交给圣光使用，这喜讯令我们振奋不已。下一步便要去和驻军交涉。促其尽早撤离。

    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可见人们一向认为与军人打交道总是颇费周折；何况当时驻扎在更生医院旧址内的军队，为担负苏州城防任务的青年军202师，想要他们撤出更谈何容易。巧在该师师长姚秉勋是圣光学校董事长张治中先生的旧部，经张先生出面关照，6月23日我们前去会见姚师长时，他态度和悦，满口答应尽快撤离，使我们喜不自胜；可是在巡视各处之后，却发现房屋的损坏程度，比我们原先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非耗巨资难以修复使用，经费问题的突然出现，好似一座大山横亘(gèn)在我们迁校的道路上。

    然而就在六天之后，6月27日内地会会计顾弟兄通知我，他收到1610英镑指名给圣光的捐款，是一位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主内弟兄Mr．Batkin自澳大利亚寄来的。这笔建校以来数额最大的捐款，恰好此刻来到；分明是神为修复校舍所预备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54：10）。”7月5日校方与军方签署了房产交接的文件，到7月10日驻军已全部撤出，前后耗时仅半个多月。得新校址的过程，真可谓径情直遂，显明了神的大能。“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伯5：9）。”

    7月11日两位教师和一位学生三人住进了新校址，监督修葺(qì)工程。他们自愿放弃暑假的休息，在炎炎夏季中义务辛劳，崇高的爱校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过养默先生在上海也十分关注新校舍的修复工作，为确保施工质量，加快施工进度，于8月1日特派自己企业中的一名优秀施工员王绍唐，专程来苏州义务帮忙。凡经他勘察，认为需要修理之处，不估价便立即找人动工，一切费用均由过先生垫付，因此修复的进度快，质量高。在此期间捐款源源而来，总计折合美金达一万三千余元，足够整修工程的一切开支。

    九月中旬，一排崭新的楼房出现在苏州四摆渡的护城河畔，这是神为圣光学校预备的第三个校址，它也将成为我们事奉神的新起点（图19）。新学期原定9月10日开学，后因部分校舍尚未竣工而延期一周。9月17日注册，次日上课。10月8日，尹师母等最后一批人员离开洋泾塘，圣光学校开始了它在四摆渡的新时期。

    新校址的礼堂在校园外约二百米处，讲台后方的墙壁上，依然挂着从洋泾塘带来的那十二个大字：“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讲台一侧安放着一架钢琴，学校乔迁新址的感恩礼拜定于10月24日（星期日）举行。不料10月23日晚八时许，突然下雨，并且越下越大，想到礼堂在校园之外，雨天会给明日参加礼拜的人带来不便，就为此事祷告。淅沥的夜雨，绵延到次日清晨，但我们仍不急不躁，继续为天气祷告，七时半雨渐渐止住，十时礼拜开始的时候，乌云散尽，金色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礼堂，顿时“蓬荜生辉”，更添会众谢恩之忱。

    礼拜开始，全体起立唱赞美诗。接着由我领祷，并详述新校址的接收及修理经过，见证神奇妙的带领与丰盛的恩典。随后姚牧师以申命记八章的经训相勉，略谓我们开始一段新历程的时候，要“纪念”神(2-3节），“称颂”神（10节），并要谨慎，不可“忘记”神和神的诫命（11节）。礼拜在虔敬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与会师生及来宾共二百余人，房主的在华代理人白本立（Mr．White）先生亦到会并深感快慰。他说去年返回苏州，目睹更生医院房屋破败，又被占据，内心非常难受。他认为一项事业的兴衰不仅是物质上的盈亏，更在于生命力之有无，如今圣光学校既修复了魏更生先生的房产，也继承了他传扬福音的使命，深信此校必蒙神赐福，能造就出许多优秀的人才。

    到四摆渡以后不久，神感动我们在钱财上有更多的奉献。我们战前在开封时所结识的一位挚友张香亭弟兄，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华的特约经销商，他为我们办理过一笔购车保值的储蓄，最近我们从他那里领回数额相当于一辆普通新轿车售价的存款，这也是我们的全部积蓄。10月17日夜间二时，忽然醒来，受圣灵感动，觉得应将此款奉献给神，用在圣光的发展上，于是起床祷告读经，看到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遂决心全数奉献。天亮以后，将此心愿告诉尹师母，她完全同意，便立即取出钱款，签字捐给学校，随后又同作奉献祷告，心中充满喜乐。“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林后9：7）。

    在四摆渡各项属灵事工，大致与洋泾塘时期相同，每天早餐后，学生整队去礼堂参加朝会，雨天外出不便，就在男生饭厅举行；晚祷在女生饭厅举行。每星期日上午八时半，在礼堂举行主日崇拜，自由参加；该日下午四时半，在校内有主日学，由姚牧师等带领。男女学生团契每周仍聚会两次，其中一次为两团契合并聚会。多加社仍分贩卖、缝纫、制造、文教四组为同学服务，监狱的布道工作也照旧进行。

    文体活动依然是丰富多彩的，原有的三个全校性分组经过了调整与补充之后，陆续开展篮排球、国语辩论、英语背诵、歌咏等多项竞赛，男生篮球校队两次校外出战，连连告捷。除钢琴外，风琴、小提琴、口琴等多种乐器，均逐渐成为同学们的业余爱好。图书馆更加充实，两位教师专程去上海购置了各类名着数百册，过养默先生也捐赠了许多珍贵的图书，报章杂志扩订达二十余种，还新添四张大阅览桌。为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又托友人在英国购得一台小型电影放映机。尹师母的挚友倪征琮(cóng)医生，来校义务为全体学生体检，证实学生的健康状况良好。

    校董胡宣明先生很关心学校今后的发展，开学以后曾来校小住。回想1940年4月我们和胡先生夫妇在重庆山洞镇相聚时，发起创办圣光学校，如今甫迁新址，又共襄(xiāng)校事，神的带领何等奇妙。更想不到在此期间，他向我借阅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英文传记后，深受感动，并着手将两本厚厚的原着，节译成精练的中文出版，使千万华人知其感人事迹。十年之后，此节译本竟又返译成英文出版，足见其影响之大。“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诗92：5）。”现将胡先生为译本所写的序言转载如下，从中可以看见戴德生的博大信心和爱心。

    “戴德生传”译者序

    去年秋天，译者往苏州圣光中学小住，得细读戴德生先生英文传，看见戴先生远涉重洋，十次来华，为中国历尽千辛万苦，屡经危险疾病，倍受地痞流氓的欺凌，废清官府之驱逐，欧美侨民之讥笑，而不但毫无灰心怨言，爱中国之心日益加深，不禁心悦诚服、肃然起敬。他从中国给妹妹和妹夫的信有下面几句话：“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长女恩惠八岁夭殇(yāoshāng)，戴先生至为悲痛，写信给柏迦先生说：“明知中国气候与环境的危险，我仍将我的爱妻、子女、和自己放在祭坛上。这决不是因为愚昧和虚妄的缘故。”我看到戴先生这样爱中国，大受感动，自觉惭愧，因为我爱中国远不如这位英国人。

    还有一点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戴先生伟大的信心。他深信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句句可以兑现而且屡经实验，万无一失。所以无论处境怎样危险，经费如何困难，局势何等窘迫，他必藉着祷告祈求，向神直接呼吁，决不开口求人。他认为神是绝对信实，充满智慧与爱心，人若奉主耶稣的名，在神的旨意内求，就必得着。他只求照神的旨意行事，决不强求神照他的私意，因为知道，自己的知识与爱心有限，神的智慧和仁爱无穷。倘若神不照他所求的时候与方法，将所求的赐给他，必有比他所求的更大更好的恩典给他。他求恩赐，神给他更大的恩赐，这是神的爱。他误求似吉而凶的后果，神不准他所求的，这也是出乎神的爱。所以戴先生信主的心，始终不能动摇。庚子年，内地会的教士和信徒多人被拳匪惨杀，戴先生之悲痛，可想而知。他怎么说呢？“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他。”大哉，深哉，戴先生的信心。

    戴先生的传记既能感动我，也必能感动其他的中国人。因此，我有意把它节译出来，以饷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大学生。所以就在去年年底，就把这志愿告诉内地会的华福兰总主任。他经过祷告并和同仁商量之后，表示同意，让我翻译，但因种种关系，篇幅必须缩小。所以就从今年一月开始工作。因着内地会许多朋友的代祷，得蒙主的恩助，终于五月十八日译完四十一章交与内地会校正，并请华总主任另外请人编着第四十二章及编后略述戴先生去世后内地会工作的进展。愿主藉戴先生的传，呼召许多中国青年，深入内地为基督为中国尽忠，并请国内外同道，为此祷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十一日

    胡宣明识于上海

    然而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一向平静安谧(mì)的圣光校园，入秋以后，也频频受到时局动荡的冲击而波涛迭起。

    1948年8月政府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同时严厉禁止物价上涨。我曾长期从事财经工作，深知通货膨胀决非一纸禁令所遏止得了的。果然到十月初，发生了抢购的风潮，各处粮店均无米应市。凭神所赐的智慧，在开学伊始，市场未起风波之前，便请刘德馨先生速去浙江嘉兴，在他老家采购到不少大米，分装两只木船，及时运抵学校，使师生无断炊之虞。“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路11：3）。”

    十一月初政府撤消限价禁令，商品又重现于商店的货架之上，但物价则如脱缰之马，猛涨不已。为保证师生必需的营养，只得再增收膳费，并由师生代表共同组成膳委会，以加强膳食的管理工作，克服种种困难。

    不过时局逆转而引起的人心浮动，比物价波动或物质匮(kuì)乏对学校的冲击更大。十一月上旬，国共双方在江苏省的徐州地带拉开了大决战的帷(wéi)幕，随后战线南移，临近长江，依稀可闻的枪炮声，使南京上海一带人心惶惶，继“抢购潮”之后，又掀起了“逃难潮”。圣光有部分家在外地的同学，也被来信或来人召回。临行之前，各班相继召开简短的话别会，在“天父必看顾你……”的圣歌声中，将离去的同学送至校门，甚至送上火车。苏州的公私立学校，均是一片混乱，有的提前放假，有的索性解散。圣光何去何从？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每位同学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综观国内战局，共军取胜的态势已趋明朗，今后的私营企事业将难以为继，乃意料中的事。即便暂时容许私立学校存在，圣光校内的福音工作，恐也会受阻。我本人还很可能因曾在政界任职，而遭整肃。总之，照人看来，若继续在苏州办学，前途定有坎坷，所以曾有人劝我考虑去台湾发展。当时的台北市长游弥坚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财政部所属的花纱布管制局与我共事（我任局长，他任总务处长），私交也不错，他任台北市长后，曾专程来苏州看望我，并赠以名贵的台湾草席，我如有意去他那里，自然不成问题。

    然而我想到国家政权的更迭，不仅会改变个人及学校的命运；而且对中国各地的教会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上记着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13：1）。”既然重大的时代变迁是神所许可的，个人就不必设法回避，众位教师的看法也一致。11月19日我又从所读的以下经文中得着安慰和力量。“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拉7：28）。”“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拉8：22-23）。”展望今后的处境虽不容乐观，但有神施恩和帮助的手，我们也同样得以坚强。正如一首圣诗所云：“遇祸遇福，两般皆可，因有耶稣亲手领我。”

    于是向学生明确宣告，学校不会搬迁，也不会解散，一切工作照常进行。11月25日董事长张治中先生因公赴上海途中，特地下车来校视察，次日对全校师生讲话，阐明当前形势，勉励师生要安心授受学业，切勿自相惊扰。他的这番讲话，对稳定师生的情绪大有帮助，自此以后离校的学生便少得多了。后来，“圣光通讯”曾就这段风云突变的历程作如下报导：“去冬徐淮战事吃紧，威胁京沪，一时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本校同学亦有随家长他迁离校者。惟校方态度仍极镇静，深信父神既为我等预备如此完美之新校舍，比必有其美好之旨意。故并未作迁校之准备，即提前结束之议，亦未予以考虑，时局虽紧，弦歌却无时或辍。与京沪其他各校紧张惊惶之状大相径庭，见者莫不归荣我主”，“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诗112：7）。”

    圣诞佳节仍象往年一样，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度过，“圣光通讯”作了如下报导：

    （本报讯）流光易逝，圣诞又临，本届圣诞因时局晦黯(huìàn)，同学离散，加以适逢月考，故一切布置预备均较为简朴，然全体师生内心兴奋欢喜之情，并未因之稍减。圣诞庆祝晚会于廿四日晚七时在修葺甫毕之大客厅举行，幕布上缀有“以马内利”及“圣诞快乐”几个大红字。会众入座后，担任主席之同学起立宣布开会，大众低头默祷后，同唱圣诗“齐来崇拜歌”，继由刘庚麟先生读路加福音第二章，救主当年诞生景象，宛在目前。末由尹校长致辞，略谓此次圣诞为迁来四摆渡新校址后第一次，缅想昔时在山洞及洋泾塘时之情景，实感主恩深宏，并勉励同学值此乱世当多有儆发云云。祷告后，游艺节目开始，会场气氛顿现轻松，晚会在热烈之情绪中进行至十一时许，始告结束。

    （本报讯）因肺疾卧床经年之尹师母，现已完全痊愈。庆祝晚会中，坐于特制的藤椅上与同学见面，状至愉快。并起立献诗“要归家”，以见证父神深厚恩典。尹师母唱诗时，由尹妹妹钢琴伴奏，尹氏昆仲在旁和声轻吟，歌词由王家勋先生事先制成幻灯片，映于布幕上，情景至为动人。

    （本报讯）庆祝晚会虽然迟至午夜始散，然廿五日全校师生黎明即起，晨八时半，全体同学于霏霏细雨之中，前往礼堂，入座后圣诞礼拜开始，祷告、唱诗及读经后，姚牧师以路加福音第二章“客店里没有地方”一句经文为题，追述救主诞生情景，生在马槽之中，实见主爱之宏深。讲毕，祷告及祝福后散会。

    1949年1月20日，学校按原定的日程放寒假，一个动荡纷扰的学期，终于在神的带领下顺利地结束了。数日后在南京刚上任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提出与中共重开和谈，战场上的枪声便渐趋沉寂；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和谈前景暗淡，眼下的片刻宁静，不过是另一场风暴的前奏而已。当世人因前途渺茫而忧心忡忡(chōng)的时候，我们靠主得以心里坚定，处变不惊。寒假中上海与南京两地，照例有定期的团契聚会。上海的团契，1月25日下午，在内地会的客厅第一次聚会，有三十余人参加，我和姚牧师、陈观烈先生等到会，顾主恩牧师主领。南京的团契聚会在汉中堂举行。

    短短的三周寒假转眼即过，学校按原定计划自2月11日起，开始办理注册，2月14日下午举行了开学典礼，我向学生叙述校史，数算神的恩典，并对学生的生活加以训勉，次日正式上课。由于在寒假中曾发函给学生的家长，重申办学的决心，所以至二月底，在校人数已达一百二十九人，以后陆续又有所增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

    以往每个学期，都从外地邀请神的仆人来校，宣讲真道；惟有上学期，因时局动荡，未曾举行特别聚会。春季开学以后，时局尚靖(jìng)，便在三月上旬和下旬，分别邀请学联会的孙馨岩姊妹，和上海的扬绍唐牧师，来校主领奋兴布道会，聚会的光景甚好。“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腓3：16）。”

    1949年4月1日，学校董事长张治中先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率和平商谈代表团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先生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双方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4月20日谈判彻底破裂，次日百万共军强渡长江，发起全线进攻。4月23日南京、镇江等地解放之后，军队沿沪宁铁路向苏州推进。此时苏州全市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但校内仍平静安谧，每日灵修及上课如常。4月24日我向全校同学谈了几点意见：1.苏州目前已处于真空状态，相信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要格外镇静。2.粮食足够，但要注意节约。3.不得随意外出。4.万一迫于形势而暂时停课，校方会安排一切康乐活动，同学要听从指挥，严守校规，保持秩序。5.同学的贵重物品要妥为收藏。6.加紧祷告，多依靠神。当晚将女生全部迁入教学大楼，与男生及教师同在一起，便于照顾。

    4月26日清晨，我和尹师母同心为全校师生的安全祈祷，随后翻阅圣经，读到耶利米书五章一节：“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想到校中因信称义的远远不止一人，深信主必保守我们脱离战祸的危险。下午五时开始，听到炮声，七时以后，枪炮声更密更近，彻夜未停，并有两发炮弹落在学校附近，但未造成伤害。夜间曾有一群人，前来叩门，请求进内躲避炮火，当告以无处可避之后，便默然离去。次日清晨六时，战斗停止，苏州解放，学校安然度过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乱。当晚女生迁回原来的宿舍，一切恢复正常。应变期间，没有一天停课。“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作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赛26：12）。”

    解放之后，各项属灵的事工照常进行。只是将每日的朝会改为自由参加，但不参加的同学寥寥无几，1949年暑期，仍照例于7月3日至7月8日举办学生夏季灵修会，请杨绍唐牧师和陆璇姊妹主领，杨牧师除证道外，还给两位学生受洗。

    8月6日是我和尹师母的银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全家整日相聚感谢主恩。我和尹师母分别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侧重信主之后的各种遭遇，以见证神的信实慈爱，劝勉当时尚在家中的五个孩子在新时期中，务要铭记主恩，持守真道。

    临近年终时，难处来临了。12月1日文教局通知校方要停止朝会及其他由校方主持的宗教活动，12月3日（星期六）举行了最后一次朝会。那天的朝会由我主领，全校一百一十三人中有一百零四人自愿参加，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缓缓步入礼堂，坐定之后，先同唱着名圣诗“坚固保障歌”，接着我按原定的进度，讲论使徒行传末章末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我追述当1942年9月3日兴建校舍发生困难时，正是此节圣经安慰了我，并靠神度过了重重难关而如期开学。自1943年2月13日开学迄(qì)今，天天举行朝会宣讲真道，从未间断。今天用此节经文同时结束使徒行传和多年例行的朝会，深信这决非偶然的巧合，乃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朝会虽然停止了，但神的工作仍旧会继续下去，是没有禁止的。随后我又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至二十节，进行劝勉。讲毕祷告时，我和许多师生都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朝会最后在“信心基础歌”的歌声中结束。

    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朝会停止以后，信主的同学不仅没有冷淡，反而比以前更加追求，更加热心。不少同学清晨自发去会议室读经祷告，晚自修以后，在图书馆内祷告并背诵圣经金句。学生的团契更有活力，除每周照常聚会外，还主动去请主的仆人来校讲道，作了我们所不便作的圣工。

    1950年1月2至4日，趁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的徐复生弟兄在苏州灵粮堂和东吴大学团契领会之机，请他来校主领福音及造就聚会四次，同学们踊跃参加，会毕有十位同学信主。五月上旬，又趁上海沪江大学的李明馨先生来东吴大学团契领会之便，请他来校讲道两次，以“圣经与科学”为主题，阐明神的存在、罪的问题、地球及人类来源、圣经的真实性及其中的道德标准等要义，全校师生有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并有二十余人听道以后愿意信主。

    学生团契所负责的儿童主日学工作，有新的进展，由开始的阊门穿珠巷一处，发展至三处，参加事奉的同学有十三人，每周在三处聚会的儿童多达三百余人。这十三位同学每周四午后，聚会一次，讨论下次主日课的课程。

    团契还油印了数期文字刊物“信望爱”，内容均出自同学之手，有见证、读经心得及校内团契的动态等。

    6月29日为欢送毕业的弟兄姊妹，团契举行了一次临别见证会，气氛诚恳热烈，高三一位信主不久的姊妹在作见证时说：“我恨我信主太迟。”使与会者深受感动。

    在重庆时，学生年幼，团契由教师负责，到苏州后，团契完全由学生负责，而如今团契更担负起校中一切属灵的事工，神的工作这样步步向前推进，的确是“没有禁止”的。

    解放后来自基督徒家庭的学生人数剧增，并且有不少家长专以祈祷传道为事。1950年秋天，神带领上海与南京两地的信主家长，成立“圣光家长会”，定期聚会以了解学校的近况，襄(xiāng)助学校的工作。上海方面，9月25日在内地会的彭子材弟兄家举行第一次聚会，有二十人到会。我报告学校近况后，大家发言，并决定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晚上家长聚会，10月27日和11月27日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聚会，情况都很好。南京方面，11月24日在汉中堂鲍（bào）忠牧师家中聚会，有十人到会，先唱诗，接着我报告学校近况，随后大家漫谈，都说自己的子女入圣光就读以后，大有改变，对学校的工作很满意，最后以祷告结束。

    解放以后，我们继续定期寄发PrayerLetter（代祷信）给海外关心圣光学校的弟兄姊妹。在信中报导学校近况，见证神的恩典。最后一封prayerletter写于1950年秋季，讲述在政府禁止校方主持灵修活动以后，师生们的灵修光景，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将该函的中文译词刊在下面：

    代祷信

    圣光学校，苏州市

    江苏省，中国

    1950年10月28日

    亲爱的为圣光代祷的朋友们：

    上次与你们通信至今已半年多了，相信此信将使你们在继续为我们代祷时，确知我们的近况并为之欣慰。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感谢你们在祷告上的支持。神为他自己的荣耀，使我们彼此同心如一人。本学期开学的前一天，举行了退修会，大家一同将新学期交托给神，求他保守并引领。神祝福了这次聚会，并听了我们的祷告，阻止了要从校外派来政治教师的计划，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信心使我们得了胜”。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今年7月15日，高中部有十七位男女学生毕业，除一位虔诚的女生回南京自己的家乡教会去事奉以外，全都考进了大学，内中一位女生信主尚不满两个月，暑期便在上海的FreeChristian教堂里，由一位中国籍的牧师为她施了洗，此教堂是内地会多数同工聚会的地方，如今她正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医学院。与她同时受洗的还有另外七名圣光的学生，其中四名高中生，一名初中生和两名刚被我们录取的新生。他们作此受洗的见证，完全是出于自愿，这当然要比我们安排此事，更令人欣慰。

    在本学期的开学典礼上，师生们有幸聆听了创始校董胡宣明博士感人的一席话。南京市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妻子，来校参加她长子的初中毕业典礼之后表示，圣光学校属灵的气氛浓厚，信主的教师众多，是其他学校所不及的。因此不仅留其长子继续在圣光升学，而且还要把次子送到初中部来，这是学校深得家长信任的明证。我想你们很乐意知道，许多学生彼此是兄弟或姐妹，据统计，五个子女在校的一家，四个子女和三个子女在校的各有两家，两个子女在校的竟然多达三十家，赞美主！

    本学期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六人，比上学期增加了21.8%，七十人为新生，内中十四人是随其兄姐来此就读的，这再一次表明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在与日俱增。许多学生不但来自基督徒家庭，而且本人也是基督徒，这对在学校中推进神的工作大有帮助。有位姓时的医生，举家刚从重庆迁到上海，便立刻将四位信主的孩子都送来读书。

    如今我们招收新生的原则是，通过朋友或家长的推荐再考核，我们不愿接受无人介绍而不知底细的学生，请特别为招生的工作代祷，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挑选神赐给我们的学生。你们也一定乐意知道，有十九位学生的家长是浸信会、长老会、监理会等各派别的牧师，请你们和我们一同为这些牧师的子女祷告，求神在他们心中做更深的工作，像呼召他们的父辈一样呼召他们起来事奉主。

    今年高中毕业班的人数达二十九人，打破了往年十九人的最高记录。感谢主，他们大多数为基督徒，在担负校内属灵的工作中，起重要的作用。

    学生团契聚会每周一次，每晚有共聚一堂的晚祷，每晨有三三两两的晨更。学校往日的朝会虽被停止，但学生能自己来负责属灵的事工，岂不更好吗？过去学生按规定参加朝会，并非人人都专心致志，如今每个自愿参加灵修活动的人，都是真心实意地来敬拜神或互相勉励。学生在学习事奉神的同时，也更确知神的信实可靠，最近几位负责团契的同学，在祷告中感知神要为下一次聚会专门预备一位讲员，而他们并未自己去请人。到了聚会的那天，还不见有讲员来，难道出错了吗？他们凭着信心继续祷告，不久一位曾在圣光执教的信徒突然来校，事先无人知晓，他正是神为聚会预备的讲员。他到校的时间是下午二时半，而开始聚会的时间是下午四时半。主赐给我们向他祈求的权利是何等宝贵！

    全校每位同工和信主的学生都知道“基督之爱”是我们不成文的校训。我们要继续求主，使每位信主的师生都能默默地用实际的好行为将“基督之爱”表明出来，并传扬出去。请为我们代祷，让我们得以长久地“彼此同心”，为主作有力的“见证”。

    愿主赐福给你们——籍代祷与我们一同事奉主的同工们。

    你们在主里的弟兄尹任先（ErnestR.Yin）

    信中诸多美好的见证，令人想起经上的话：“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1：17）。”

    解放以后，神的怜悯与恩典也显明在学校的各项日常事务之中。例如每学期均能及时收足学杂费，便是其他私立学校难以办到的事。因按规定，每学期收费的标准需在开学之初由校方与师生代表协商确定，再报经文教局核准，方可收取。如果学生欠费不交，校方无权令其停学，只能加以劝导或进行催促。这样，不仅学校的收费时间滞后，而且欠费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圣光的学生人数比他校少，学生的家境也不比他校好，往日各种赞助的渠道都已断绝，按说，经济上的困难是不小的；然而教师因体谅校方和学生，每月自愿领取相当于一百公斤米价的低薪，学生也能体谅校方和教师，开学之后，不等文教局批复，便按初议确定的标准主动缴纳，欠费现象极少。对减免费的申请，由师生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加以研究，每逢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时，总有人自动放弃申请，以缓解矛盾，校方也尽量为经济困难的同学提供一些半工半读的机会，所以每次减免费的审议工作，均能在礼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此外，校方还请教师和学生选派代表，共同组成经费委员会，来审核预算，平衡开支。因私立学校普遍为欠费所困扰，1950年5月23日，市文教局曾专就此事召集各校校长及师生代表进行座谈。会上马局长表扬了圣光收费的佳绩，同时指示其他学校要发动教师，进行家庭访问，多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催缴欠款，克服困难。

    解放以后，政府在各学校成立了工会和学生会，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工作；而私立学校校长，则被看作是需要认真改造思想和转变立场的私方人员，不得参加工会，且要受工会和学生会的制约。所以私校校长，常有动辄得咎之感，工作相当被动。而圣光因有基督之爱，校方与师生之间，互相体谅，感情融洽，除收费顺利以外，还有其他值得叙述的动人事迹。

    1950年初，膳食委员会存放在私营大华面粉厂的一百四十二袋面粉，因工厂倒闭而化为乌有，膳委会本为师生自主的组织，与校方并无干系；但为了弥补亏空，减轻损失，校方主动出售库存的木料，有的教师还变卖自己的衣物，以款相助。

    1950年5月下旬，苏州市郊稻田螟虫为害严重。当时农药奇缺，苏州市成立了治螟委员会，号召中学生下乡十天，用人工帮助农民突击治螟。圣光的师生闻风而动，迅即组成“圣光治螟大队”，由王副校长任大队长，初三至高三，每班为一个中队，级任教师和学生班长分任正副中队长。6月1日清晨，我亲率全体治螟师生，奔赴指定地点，并协助后勤工作。由于校长、教师和学生齐心协力，成绩突出，在每日发行的“治螟快报”中，多次受表扬。如第六期报道：“慧灵、圣光两校校长，都很积极领导同学工作，关心照顾同学生活”。第九期报道：“圣光中学今日参加同学七十四人，教师六人，全日捉螟蛾13,785只，卵块220块，团体及个人总数，均列全市最高记录，工作热情值得表扬”（图20）。根据市治螟委员会的准确统计，圣光师生在十天中，共捕螟蛾74，310只，摘除卵块1,038个，成绩居全市中学之首。当时苏南行署的宣传资料称，除去螟蛾一只或卵块一个，可增收稻谷十五斤，若据此推算，圣光作出的贡献，实在非常之大；然而最终却并未受到应有的奖励，原因在于上级部门认为：“该校的宗教气氛太浓”。对此我们毫无遗憾，而且欢喜快乐，因世人认为我们取得的佳绩与宗教信仰有关，这正是我们想要为主所作的见证。“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

    解放以后，圣光教师的待遇虽很菲薄，专业人才在社会上的就业机会又与日俱增；但每学期所需的合格师资，神都为我们预备，并且新老教师能够彼此同心。1949和1950年暑假都照旧在上海、南京和苏州三地招生，报考者众多，在校人数持续上升。1949年秋入学一百一十三人，1950年春入学一百二十八人，1950年秋入学达一百五十六人，创建校以来的最高记录，缓解了学校经费的困难，与解放后不少私校生源不足的窘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解放后，全校学生仍按原先所分的三个大组开展课外活动，有作文、演讲、英语讲故事，及各种球类等多种竞赛，学生还自发组织了不少社团，切磋琢磨并编写各色壁报。1950年5月在全市演讲比赛中获得初中组冠军；一位高中同学足球技艺超众，不仅入选苏州市队，而且又成为市队中唯一入选华东足球队的队员。每届高中毕业班的升学率都很高，1949年夏，第二届毕业生，全部考入高等院校。其中一位考入上海医学院的女生来信说：“本届毕业生十五人，都已考取学校，实在是一件令人欢欣的事；但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在校时，校长对我们时刻的关心，及诸位老师热诚的教导，所得来的效果。也感谢神，祝福我们的学校，亲自带领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1950年夏，第三届毕业生十七人中，有十六人升入高等学校。每年高考的捷报，都给在校同学以巨大的鼓舞，鞭策他们勤奋学习，企盼日后也同样为母校争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上爆发了南北之战，起初北方占优；但不久风云突变，美中两国先后介入，兵戎相见，相互处于敌对状态，国内的政局，也随之紧张起来。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有关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在华存款的命令》，圣光的校址为美国人魏更生的财产，属此令管制的范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会议，又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包括内地会在内的一切外籍基督教传教士，均须于近期撤离大陆，官方报纸公开指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圣光虽然不是接受美国津贴的教育机构，但在如此形势之下，校中福音的工作，显然已难以为继，异国战场的硝烟，成了笼罩圣光前途的戾(lì)气。“山雨欲来风满楼”，没有想到严酷的处境，竟这样突如其来。

    1951年元旦带给我们的，不是展望，而是深思。既然日后传扬基督福音为主的办学宗旨已不能实现，那我为何还要继续担任校长呢？应否在即将来临的寒假里辞职呢？我将这些疑团，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他求告。深信如果神要我此刻离开圣光，必定会赐我明显的证据，并能取得师生们的谅解，因为圣经记着说：“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14：26）”。

    1951年1月19日，当紧张的期终考试即将开始之际，校内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几张显眼的标语，写着“反对尹校长强迫×教员辞职”，“反对×教员离开圣光”等内容。解放以后，其他私立学校的学生，以此种方式向校长提意见早已屡见不鲜；但在师生关系历来融洽的圣光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自然引起了师生们的普遍关注。原来这位教师，在校外做出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我知悉后，找她个别谈话，耐心进行规劝和开导；不料她的抵触情绪很强烈，愤而辞职，并向我递交了辞呈。但随后便后悔，又不想辞职了，并且在部分学生中散布流言，说她的辞职是被我所迫，致使少数同学发生误会。经过解释，师生明白了事实真相，张贴标语的同学，当天便自动将标语撕去。

    这小小的风波虽已平息，但从中可以看出，受外界影响，少数教师已失去互信互爱的美德，难以继续同心共事。读圣经时，又得着神的话：“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赛52：12）”。使我明白，现在是该从圣光“出来”的时候了。我的辞职首先得到王副校长的理解和支持，在此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他愿代替我，肩负起校长的重任，令我十分感佩。通过数日的对话，也取得了师生们的广泛理解。在2月2日开始放寒假的当天下午，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的辞职申请，并立即拟就呈文，由两位教师和一位学生，于2月3日带到市文教局。呈文如下：

    为呈报事。我校校长尹任先因年已六十四岁，深觉体力衰弱，每感力不从心，向本校务委员会提出辞职书，转请钧局核示等情。本会于第四十七次会议。对该辞职事详加讨论，认为尹校长主持本校开办至今，全心全力已八年之久，现身体日衰，不堪辛劳，是属实情，至所提继续人选，亦尚合理，谨推本会代表刘庚麟先生，张诚立同学及教职员代表刘德馨先生，携尹校长辞职原函，面陈详情，敬祈核示为感。谨呈

    苏州市文教局

    苏州市私立圣光中学校务委员会

    （七人签名盖章）

    2月16日上午，市文教局打电话通知学校，已批准我的辞呈，自即日起，由王副校长接任校长之职。我辞职之事，在短短两周之内，便顺利地办成了。学校开办八年以来，神恩丰足，有多人在校中悔改信主。“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65：11）”。

    寒假过完，新学期开学不久，内地会的姚如云牧师（Rev.G．Aldis）也离别圣光，回国去了。学校创办伊始，他便来校并一直在此服务，仅于1947年夏，回国休假了一年。不仅忠心传扬真道，认真教授英语，而且对青少年有特别深挚的爱，在学生中极具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他们的良师，也是他们的益友。1948年夏，在英国休假将毕之际，其父突患急病离世归天，他从简治丧，匆匆赶回。1950年11月17日，独居英国的老母，又因外出寄信时，不慎摔倒以致身亡，每周必来的慈母手翰，也从此断绝。然而他强忍着内心的极大悲痛，仍矢志不渝地继续留在圣光。已逾不惑之年，而尚未成婚，他真是为圣光倾注了全部心血！但是，国际风云的变幻，使他不得不永远离开圣光。他将从英国带来的玩具及唱机唱片全都留下，物轻意重，他留下的不仅是一点物质，更是他对圣光的那颗纯真无私的爱心！动身去上海的那天下午，师生纷纷与他洒泪作别，更有一二十位同学，依依不舍，送他上站，直到火车启动。他是当时最后离开苏州的一名外侨，又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何以会有众多的学生，到车站为他送行？这曾一度引起当局的关注，经过调查了解，确知纯系学生自发的行动之后，也就不了了之。同学与他之间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姚牧师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去台湾传福音两年，1954年与Margaret女士结婚。

    1951年3月初，中国内地会从大陆撤离的工作已基本完毕。总主任华福兰会督也将离开上海，乘火车北上，取道天津回国。因为火车经过苏州，所以行前他来信，约我去苏州火车站见面。可惜我迟到了数分钟，以致失去最后相见的机会，只能在站台的入口外面，目送他所乘的列车辚(lín)辚驶去，心中无限的惆怅！

    内地会的弟兄姊妹们离去了，但我和他们“是面目的别离，心里却不别离（帖前2：17）”。从他们所得的帮助，令我永远难忘。是内地会前总主任Mr．Gibb使我明白不应染指航空奖券销售的事;是内地会子弟学校的见证，使我们萌生了创办圣光学校的意愿。内地会的二十万元捐款，是圣光开办的主要经费。照内地会的做法，教师一律同酬。内地会还义务为圣光代收海外捐款，代寄prayerletter等等。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多年以来，派遣了多名爱主的弟兄姊妹：Mr．Aldis，Mr．Benson，MissSnyder，MissWarran，MissHembury和Mr.Harman等，来学校义务工作。他们信仰纯正、生活简朴，与师生打成一片，不论是栽培学生灵命，还是传授文化知识，都同样的尽心竭力。该会创始人戴德生的风范，展现在每一位内地会的同工身上。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戴德生为中国的福音工作，竭尽了毕生精力，百年之中，他的感人事迹曾激励过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到中国来，循着他佳美的脚踪，将福音传往内地。如今，依人看来，内地会在中国大陆的事工结束了；但我深信他们“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帖前1：3）”，就象落在地里的麦子一样，终将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日后中国的教会必定会复兴。

    1949年4月，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自南京飞北平与共产党方面举行和谈，谈判破裂以后，便留了下来，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工作，成为知名的民主人士。解放初期，他的名声令文教局在处理圣光的事务时，持较审慎的态度。想不到张先生任学校的董事长，在解放前后都作了重要的贡献，真是神奇妙的安排。

    我辞去校长职务以后，经过祷告，清楚神要我去北京一次。一是向学校的董事长张先生陈述校长职务的更迭情况，也借此机会叙旧并作些属灵的劝慰。二是会见主的忠仆王明道弟兄，在主里彼此交通。三是看望在大学就读的儿子道乐。

    我于三月中旬启程，抵北京后住史家胡同王明道弟兄处。首都的早春天气，寒风瑟瑟，冬意未尽，政治空气也显得比南方紧张。****的群众运动，已率先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基督教内部也在推进政府所倡导的革新运动。凡过去来华传道的外国人，除个别的以外，均视为助纣为虐参与侵略中国行径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加以口诛笔伐，不少中国的教牧人士也受株连，原本庄严肃穆的礼拜堂，一时间竟成了喧嚣(xiāo)怒斥、声讨控诉的会场。王明道弟兄历来主张中国信徒应肩负起本国传道的使命，并身体力行。自创建基督徒会堂以来，没有外国人参与治理，从未向外国差会领过一分钱，牧养教会的圣工也一直由他亲任，是一个真正自治，自养和自传的教会，在风口浪尖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丝毫未受外界的影响。我和王弟兄在主内的交往，已近二十年，久闻他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此次前来，亲眼目睹了教会的兴旺景象，实在是令人欣慰。“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15-16）”。

    张治中先生在寓所亲切地接见了我，盛赞我八年来主持圣光校务的业绩，对我辞去校长的缘由表示理解，并认为我决定辞职是适时的，因中央的决策已定，各类私立学校均将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单位。当我谈及刚从1951年3月20日的报上，看到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在京开幕的消息，内中有“对私立中等学校采取积极扶植，加强领导的方针，并鼓励私人兴资办学”这一段报道时，张先生说那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一年多之后，当教育部于1952年8月召开中学教育行政会议时，果然如他所说，宣布1953年要完成接办私立中学的工作，1954年完成接办私立小学的工作，可见神的带领决不会错。他还很关心我家日后的生活问题，表示要向当地政府举荐我担任财经顾问，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实在已不愿再为世事去操劳了。

    刚辞去校长职务的时候，真不知应该如何走前面的路。一些有关****运动的传闻，令人发怵(chù)。当时的光景，恰如保罗所说：“外有争战，内有惧怕（林后7：5）”。到北京后，个人有充裕的时间灵修，又多与王明道弟兄交通，灵命获益匪浅。我将未来的年日完全交托在神手中，深信不论遇何艰辛，都有神的同在。“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的引路的，直到死时（诗48：14）”。以后的经历表明，这次赴京所得的属灵造就，是非常及时和非常重要的。

    四月中离京南返，回到家中，见尹师母卧病在床，大吃一惊。原来她在我出门后，因感冒引起肺病复发，为免我牵挂未及时相告。望着她那消瘦许多的面庞，心中一阵酸楚；然而靠主赐的安慰，情绪逐渐平静下来，相信神既容许此事临到，定有他的美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经过治疗，病情虽有缓解，但已不可能再执教鞭了。这样，我家的住房便成了问题，因我和尹师母现已不在学校工作，而尹师母又正患传染性肺结核病，继续留住校内，显然很不相宜；但一时难觅合适的居所，只有藉着祷告，求神预备。

    暑假临近，学生们正在复习迎考，校方突然于6月18日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通知，政府已决定没收美国人魏更生的更生医院原址，改建为康复医院，以收容朝鲜战场上的伤病员，要求学校务必在五天之内，全部撤出，迁往阊门外的萃英中学校内。面对如此苛刻的时限，全体圣光师生保持冷静和团结，立即行动起来，争分夺秒又有条不紊地进行搬迁的工作，硬是如期完成了任务。与此同时，神也奇妙地为我家预备了美好的住所。

    6月18日上午，当我听到学校要立即撤离四摆渡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但旋即明白神要借此机会使我们离开学校。本打算午饭后出外去寻房，不料身体突感不适，发冷发热，下午二时半时，体温高达40.2度，速请常为尹师母化验的刘恩申弟兄前来，在验血后得知患了疟疾。我顺便问他，可有出租房屋的信息，他介绍我去阊门内永安里一处看看。次日上午我去那里，见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房主谢氏二兄弟因经济困难，腾出一楼及三楼出租，当时尚剩下一楼的正厅及侧厅两大间待租。房前一亩多地的庭园中，遍植树木花草，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对尹师母养病最为适宜。房主也很和蔼友善，虽告以家中有结核病患者，但他们仍愿意将一楼的两间租给我，我当即付了定金，满怀感恩与喜乐之情而归。6月23日全家与学校同时告别了四摆渡，这个生活和工作近三年的地方，来到永安里，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居。房东告诉我们，我付定金走后不久，便有人来求租，若迟半天，房屋就被别人租去了。

    半年来的遭遇，极不寻常，若没有1月19日校内出现的几张大幅标语，我决不会想到应立即辞职，那么寒假之后的处境，便不堪设想了。不仅尹师母旧病复发将乏人照料；而且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我昔日从政的经历必定会受批判，而威信扫地。我平生只患过一次疟疾，又恰好是在得知迁校消息的当天，若早一天发病，便想不到向为我验血的刘君打听房屋；若迟一天发病，刘君所介绍的房屋，就已被他人租去。由于校内无端生事，神在最合适的时候带领我辞去校长之职，又由于身体偶感微恙，神在最合适的时候为我们全家预备了美好的居所。回想年初神藉圣经赐我的应许：“你出来必不至匆忙，也不至奔逃”，是何等信实可靠！

    我在圣光的事工结束了，圣光在四摆渡的时期也结束了。圣光迁到萃英中学校内一年之后，两校奉命合并，由政府接办，改为市立第五中学。但我深信，基督福音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

    挚友过养默先生，解放之前去了英国，将留在圣光就读的五个子女，托我照管，彼此常通音信。当得知我辞去校长职务，尹师母也患病卧床，便不断汇款来接济我们。我家搬离学校后开支增加，三个在圣光读书的孩子道声、道先和德馨，都很理解家中的困境。他们因不能继续享受教工子女免收学费的优惠，便于1951年秋，主动提出休学，在家自修。道声除了学习高三课程，还辅导弟妹，并领得一张摊贩证，定期去街边摆摊，变卖家中的旧物。这对补贴家用，虽不过是杯水车薪，但一份顾家的爱心，却给我们父母以极大的慰藉。

    从1952年4月10日起，道先患上伤寒症，发热不退，全身毒血症状日趋严重，于4月22日住院治疗。并接到病危通知。在人看来，平日手头拮据，如今又添巨额的医药费用，不啻(chì)雪上加霜。然而就在处境最为困窘之际，4月29日收到过养默先生自英国寄来的信，信中言辞恳切，称我们的困难就是他的困难，愿意负担我们一家的生活费用，直到子女们自立为止。阅毕该信，只有满心感谢赞美神，“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72：18）”。古时神怎样吩咐乌鸦叼饼和肉，养活隐藏在基立溪旁孤立无援的先知以利亚，今天神也照样感动远在异国他乡的过养默弟兄，来关心帮助我们。经过阖家的人切切祷告，道先终于转危为安，逐渐康复。他在病中灵性大得造就，肉身虽极度痛苦，但心里满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经常面带笑容，并向护士传讲福音，令护士感到惊奇。在那段困难的岁月里，除过先生之外，上海有几位主内的挚友，如胡宣明夫妇、张香亭夫妇、李锐先生等，都常有馈(kuì)送，“叫他们没有缺乏（多3：13）”。已经辍学的三个子女均返校修完学业，并先后考入着名的大学深造。“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约14：18）”、“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5：9）”。

    当初萃英中学腾出部分校舍接纳圣光中学的师生迁入，不过是奉命行事，出于无奈，所以不久便以校舍紧张为由，要求圣光的教师搬到校外居住。恰好此时在我家附近有私房出租。因质量尚佳，离学校也不算远，便被王校长和王承舜、刘德馨、马雄伟等教师租赁，大家又成了邻居。每逢周末晚上，他们就来我家一同唱诗祷告、交通勉励。以后连住处较远的朱宏拭先生、工友顾弟兄和戴弟兄，也常来参加聚会。尹师母抱病外出不便，每周能在家中与昔日圣光的同工相见，并聚会敬拜神，更倍感欣慰。“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前5：11）”。

    于此同时，神也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为了向房东的家人、邻居及友人们传扬福音，主日晚上在家中又增添一次福音聚会，由刘德馨先生主持。聚会人数逐渐增加。如1954年5月9日晚，聚会人数十九人，6月6日晚，灵粮堂包牧师的师母来传福音，聚会人数达二十人，其中应邀来听福音的朋友十三人。

    房东谢氏两兄弟的家人，均常参加聚会，其中有位十七八岁的瞿(qú)姓女子，原籍江苏兴化，家庭在内战中破碎，迫于生计，南下苏州投奔远亲——长房的谢太太。坎坷的身世、渺茫的前途，使她悲观厌世，常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年青的生命。信主得救之后，心中充满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欲寻短见的阴霾(mái)一扫而空。她渴慕真道，常去灵粮堂聚会，并在该处受浸，不再涉足戏院等娱乐场所。后来在一家工厂里，神为她预备了合适的工作，并成了该厂的技术能手。谢太太的老母年事已高，自外地来探亲小住，听道之后，毅然信靠基督，弃绝已奉行多年的迷信活动，期满回家后不久，平安地离世归天。

    二房的谢太太身体不佳，心灵空虚，信主以后，每天读经祷告，心中得到平安，并写信给已有信仰但冷淡退后的妹妹，进行劝勉。他家一位姓陆的女仆，年近四十仍单身一人，吃斋拜佛，心情抑郁；信主之后，容光焕发，看上去好似另一个人，常去灵粮堂聚会，并在该处受浸。

    有位毛师母，住我家对门，丈夫在上海工作，一年前，其独子在临近高中毕业时查出肺结核病，被迫回家休养，心绪不佳，睡眠很差。她见尹师母虽有肺病与糖尿病缠身，但神态安详，笑容可掬，毫无痛苦悲哀的表情，深感诧异。1954年3月15日特来登门拜访，尹师母向她作了见证，次日又偕其子同来，并将其留下聆听尹师母的谈话，自己回去做饭。这位青年听得入神，直到母亲再来叫他，方才告辞。21日晚间应邀到我家来听道，半个月内母子二人都得救了。此青年因心中有神所赐的平安，不再失眠，肺病也渐渐痊愈。当年夏天获准参加高考，被一所着名的农业大学录取。毛师母喜不自胜，信仰更加坚定，带领丈夫也信了主，常去聚会，满有平安。

    我们得救以后，是从家中聚会开始学习事奉神，没想到圣光学校虽被合并，神却又将数位圣光的同工聚拢，在我们家中再度兴起聚会，然而客观形势已今非昔比。1954年5月，原圣光学校工友顾弟兄之妻从苏北老家来，说起当地的情况，那里的信徒已有六七年不能聚会了，甚至连圣经都被没收。此等噩耗着实令人难受，但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家中聚会的良机，忠心为神作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来3：13）”。

    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先生，不仅自己一生被神所用，而且戴家“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后代辈出，象神恩待大卫一样，“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王下8：19）”，令人羡慕，值得效法。尹师母生在爱主的家庭中，自幼明白真道，但赴美留学期间，竟一度失去纯正的信仰。所以对劝勉子女持守真道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她日常除了灵修与疗养，还花费许多时间给外地的儿子们写信，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并不时附抄一些精到的属灵文字，一封信往往长达千字以上，“用许多话劝勉门徒（徒20：2）”。现摘录数段，从中亦可窥见她的信心与爱心。

    “我亲生的儿啊，神藉着我给了你们肉体，这算不了什么，最要紧的，是神放在我们肉体里的‘灵’，可惜这个灵，我们的始祖已出卖给撒旦了。现在若不藉着爱我们的主，就没有人能再回到父那里去。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亲爱的儿啊，神现在存留我的肉体，就是为你们的灵性，所以你们千万不可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不要作一个近视的人，好像非洲的一种鸵鸟，人追它，它把头往沙堆里一埋，自己看不见人，就以为人不见它，现在不信神的人也是如此。自己凭物质不能领会灵界的事，就说没有神，人若要到死后再去领会灵界的实际，那就太可怜了，也太严重了。你们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不能不尽量劝勉你们，若能把我的心拿出来给你们看，那不更好么？可惜不能，望你们不离开神”。

    “你们不要光注重物质，若是有灵（当然是有的），那么，哪一样该在先呢？我想重复主耶稣所说的：“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认识神的人，不是不为物质工作，乃是知道在追求物质以先，必须先求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我们认识了这位创造万物、赐生命给人的神，并与他同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会减少什么，只有‘加上’，哦，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实在是我们这微小的人不配得的。我得救以前所有的享受（我是指那些正当的，如朋友间的感情或温暖等），若比起现在从主所得的，那就没法说了。可以这么说，世人所给的是一盘好菜，而主所给的是一桌大筵席。因此诗篇34篇8节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如果离开神，不但不‘加上’，反而要‘减去’，你们务必要多安静，思想人生的归宿”。

    “今年夏天雨水太多，对于同学考书是很舒服，室内温度最高没超过34度，但对于乡民是一大不幸，没有法子栽秧，秧田也被淹了。上星期六交通聚会，王师母自虎丘来，说一个12岁的男孩，放学回家，一路走，一路跳绳，掉进路旁沟中（因路面也有水，看不清楚），便不知去向。另有一位女佣去河边倒马桶，失足跌到河里，被水冲走，没有救起，后来在数里以外才找到尸体，主人花一百多元买了个棺材给葬了。啊！不认识神的人，一口好棺材算是最后的归宿，这是何等可怜，也何等凄惨！儿啊，你听了作何感想？人生就是这样么？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15：19－20）’。又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林前15：22）’。你看，死对我们信基督耶稣的人来说是‘睡’，这是受欢迎的一个字，我们天天劳动忙碌，到了该睡的时候，我们不都是欢迎睡觉么？所以死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儿啊，死对你是一个朋友，还是一个仇敌？你务必要思想永生的问题”。

    1954年8月6日是我和尹师母结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孩子中有三人在家。清晨同作感恩祷告，晚上又举行了家庭礼拜并合影留念（图21）。尹师母事后写信给外地孩子的信中说：“回想这三十年，起首的七年不认识神，其中没有可纪念的；在以后的二十三年内，实在是满了神的恩典与慈爱，就是遭遇病痛、死亡与逆境，想起来还是恩典，真是在主里无不满足。主所赐的一切，都是使我们得益处与造就，我们当如何感谢他，更当在余下的光阴，忠心地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行完神的旨意”。爹爹那晚看的是诗篇78篇92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自从我们得救以后，神实在是这样带领了我们，想到在许多场合，若非神手中的奇妙，我们不知会落到何等悲惨的地步。我看的是诗篇71篇18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感谢神照他的话存留了我，今后我更当为主忠心。

    1954年11月，市政府决定收购我们里弄中的一些房屋，王校长、王承舜先生和刘德馨先生等租住的蔡宅，首当其冲，房东房客均限二十天之内迁出；对我们租住的谢宅，稍宽一些，要求在翌年一月底前迁出。房东谢先生是在职人员，四处奔走尚难觅佳处，我和尹师母一老一病蛰居家中，自然更茫无头绪。但我们藉着祷告，将所要的告诉神，心中平安，深信上次神如何奇妙地带领我们迁到此地，这次也必为我们预备住所。临近年终，谢先生在西白塔子巷物色到一幢二层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三间居室，他们只租楼上，甚愿我们能租楼下，彼此继续为邻。12月28日我去察看，该屋独门独户，既安全又安静，十分理想。1955年1月19日，在几位原圣光教师的帮助下，平平当当地迁入新居。

    住在永安里的三年半，恰好是解放后政局相对平静宽松，没有重大政治运动的一段时期。1951年6月底，震撼全国的****运动刚刚过去，神便奇妙地带领我们和王校长、王先生、刘先生等先后迁到永安里来，在我家中开始聚会，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1955年初，肃清**运动的风暴来临之前，神又藉着公家收购房屋，迫使我们众人迁出永安里，分散居住，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家中聚会。“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诗91：11）”、“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太6：13）”。

    1951年尹师母肺病复发，糖尿病随之加重，每日需要注射胰岛素；同时，糖尿病又影响了抗结核药物的疗效，肺部出现空洞。她虽明知病情严重，预后较差，但从不哀声叹气。反倒认为自己心直口快，若继续任教，难免会说出不合时宜的话而招惹麻烦，所以神藉疾病将她隐藏在家。她也将疾病看作神加在身上的一根刺，俾能从神支取更加丰盛的恩典，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功课。

    1954年5月拍X光胸片的结果表明，肺中空洞关闭，已经纤维化或钙化了，这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受糖尿病困扰，孱(chán)弱的体质，并无明显起色。同年7月肠胃不适，导致持续发烧腹泻，卧床达三个月之久，由此元气更伤，益见消瘦。

    1955年7月6日，尹师母象平常一样起床、早餐，上午还痛痛快快地洗了头发，直到午餐以后，并无任何不适之感。下午二时一刻，上床准备躺下休息时，忽然咳出一口鲜血，随即血涌不止，仅数分钟，便脉停气绝，看着相濡以沫三十一载的老伴离我而去，怎能不忧伤悲痛？然而我们基督徒在悲哀中得安慰、当丧偶时有盼望，爱妻离开了我，天父却不离开我；我们今生虽已永别于地，但来世必将重逢于天。尹师母生前的最后几年，常勉励我在逆境中要“凡事谢恩”，她久病之躯能快速而安详的离世，不也是神的恩典吗？我油然忆起那首感人的圣诗：“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添。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11：26）”。

    在1955年8月5日我们结婚卅一周年的前一天，向海内外亲友寄去了讣(fù)闻，原文如下：

    尹师母丁素筠(jūn)女士于主后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下午二时二十分在苏州寓所平安离世，时年五十六岁。自一九三一年悔改重生后，至今二十四年来，常以主的事工为念，信靠主耶稣的救赎和应许，她今已归天家永享安息了。“圣灵说；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遗体于次日运往城北殡仪馆入殓(liàn)，棺柩(jiù)定于八月十日安葬在葑(fèng)门外安乐园公墓，等候基督再来时复活见主。谨此讣闻

    尹任先谨启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尹师母逝世后不久，所住的房屋又被公路局收购。11月17日迁往东白塔子巷，与刘德馨先生的双亲为邻，彼此可互相照顾。灵粮堂近在咫(zhǐ)尺，聚会时也常见到圣光的老师，及住永安里时到我家听道信主的朋友们，搬家之前那种触景生情的惆怅也减轻了许多，感谢赞美主。

    1955年11月25日，是尹师母的生日，我独自到她墓前凭吊许久，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真是感慨万端。我想古时的雅各在葬了爱妻拉结，并为她立墓碑时，定会有相仿的感受。从结婚的那天起，我们成了恩爱夫妻；从得救的那天起，我们又成了灵程伴侣。她心地纯洁，富有舍己为人的精神，学识高深而谦卑，思想高尚而务实，急公好义，热心行善，淡泊(bó)名利，不爱装饰，勤劳俭朴，宽宏大量，在女界中实不多见。更可贵的是她有一颗单纯爱主的心，生前她常对我说：“你的心要向着神”，此话对我的影响极深。我担任政府的财界高层工作十余年，能始终将为主作见证当作首要的事，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固然是神的保守，但与贤内助的理解和支持也密不可分。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安慰，我心中的哀思真是难以排遣。现在她虽已被主接去，但她的话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将时刻“向基督存纯一清洁的心（林后11：3）”，这既讨神的喜悦，也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1956年暑期，小女德馨考入北京医学院，至此所有的子女均离开了苏州。1946年夏天，我们一家八口自四川随圣光学校迁到苏州，十年之后，只剩我一人在此了。长女德麟和女婿张恩溥(pǔ)将我接到上海与他们同住，户籍也一并迁入，既得以享天伦之乐，又能常听贾玉铭牧师、杨绍唐牧师等神的忠仆证道，还可与胡宣明夫妇、张香亭夫妇、李锐先生等许多在沪的主内老友交往。秉承尹师母的遗愿，我也常在信中以真道勉励子女。感谢神，移居上海以后，肉身受到照顾，社交增添友情，灵性也得着益处。

    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诗90：10）”。我年满七十尚未度尽一生的年日，难道还有什么当作的圣事吗？我常为此向神求问。1956年10月，在翻阅往昔的日记时，看到两年前我和尹师母结婚卅周年纪念日晚间，她在家庭礼拜中所念的一段经文：“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诗71：18）”。“下代”和“后世”这四个字似乎特别突出，引起我的深思。对“下代”的子女可以通信相勉，但如何能指示后世的人呢？于是想到“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来3：2）”，年逾八旬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写了“出埃及记”，流传后世，我倘若将蒙恩以后的经历与见证写出来，不是也能将神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且更完满地实现尹师母的遗愿吗？这闪光的意念，照明了心中的眼睛，如同保罗，我也看到一扇“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林前16：9）”。从此以后，便着手整理数十年的日记，开始撰(zhuàn)写属灵的回忆录，每日乐此不疲，感到生活充实，桑榆晚景光辉灿烂。

    1957年暑假期间，道乐、道先和德馨一道从北京南下，伴我同去杭州与道明相见，离别数载能和四个儿女聚首一堂，欣喜之情难以言宣。他们看了我写的部分手稿，很得益处，认为这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从而更增强我的写作信念。

    1958年11月，道明结婚成家，同年12月底接我到杭州定居。由于上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形势严峻，基督徒的处境日益艰难，个人行动受注意，家庭聚会遭禁止，连早已参加“三自爱国”组织的教堂也大都查封。在杭州仅有两处教堂开放，准许信徒聚会，但因讲员证道乏力，有名无实，而会众寥寥。可是我不仅能在家中用写作的方式来事奉神（图22），并且从整理资料和回顾往事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他的奇妙作为。再者，我和尹师母同时蒙恩得救，所写的内容多为我俩共同的见证，在写作时，我仿佛追回了往日美好的时光，与她相伴，重踏这滴下脂油的路径，缅怀之情升华为亲切之感。以前的日记信函等，皆如古时约瑟在丰年中聚敛的粮食，养我灵命免受当今的“荒年之饥”。

    最近几年，生活资料严重匮乏，政府称为困难时期（按：指1959-1961年间），有限的粮食定量难以果腹，象是回到了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自感体力下降，远不如前。所幸海外的子女公毅、德仪，内地会友人彭子才弟兄和亲家庞永信弟兄等，对我都很关怀，及时汇款寄物，营养状况大有改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诗33：18-19）”。

    人生的晚年对世人而言，是衰败的日子，往往也是毫无喜乐的年日；但对我们基督徒则不然，“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林后4：16）”、“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14：7-8）”。

    经上记着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诗90：10）”。如今我年逾古稀，并且体弱多病，日趋衰退，自忖(cǔn)在世寄居的岁月恐已屈指可数。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在回顾一生时，称颂神为“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创48：15）”。为外邦人作使徒的保罗在回顾一生时，坦然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后4：7)”。我回顾自己得救迄今三十年的灵程，也有几点深刻的体会，谨以此为全部见证的尾声与读者共勉。

    一、信心的重要：神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不仅使我们“不致灭亡”；而且“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林前6：20）”。主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约11：40）”；又对门徒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太21：22）”。可见荣耀神不是靠人自己的行为，只有用信心领受神的恩典，支取神的能力，才能使神的荣耀在我们这“无用的仆人”身上彰显出来。我在河南禁毒、在湖南赈灾，以及在重庆和苏州办学，曾多次陷入束手无策、山穷水尽的困境，而每次均因凭信心祈求神，依靠神，便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得以绝处逢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11：1）”，这节经文实实在在的成了我灵程中的宝贵经历。

    二、苦难的益处：慕福祉(zhǐ)，怯(qiè)苦难，乃人之常情；然而基督徒不仅“从神手中得福”，有时也“从神手中受祸（伯2：10）”。祸既来自神手，就必有神的美意。大卫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119：71）”，我们在天上的父绝不会无故地苦待他的儿女。

    人生最大的痛苦与悲哀，莫过于亲人的死亡，回顾三十年来，三次亲人的故世，都有神的美意。1931年爱子大卫溺水而死，成为我和尹师母得救重生、同奔天路的起点。1934年爱子道恪、爱女德惠，乘火车赴北戴河培灵会途中，被炸双双身亡，我们秉承道恪有志奉献为主传道的遗愿，用他的寿险赔偿金请外地许多神的忠仆如王明道弟兄、倪柝声弟兄等来家讲道，使我们自己得着更多的造就，家中聚会的光景也更见美好。1955年尹师母被主接去，老年丧妻令我形单影只、孤独伤感。然而时至今日，“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诗145：21）”。几年之前，谁都不曾想到，1959年开始至今，全国竟会连续三年处于严重的饥荒之中。健康的人尚且普遍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百病丛生，何况尹师母久病卧床，又怎能支撑得住呢？她当年安然离世，不仅自己免受日后饥馑(jǐn)之苦，而且使我有暇(xiá)，在身体尚健的数年中，专心整理和撰写这本蒙恩三十年的见证。如今我的体力已大大下降，若现在方才着手写作，必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完成此圣工了。

    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意志被召的人（罗8：28）”，一个人如果爱神，就没有不叫他受益的事，虽然苦难能暂时令人忧伤，但终将明白：那乃是神化妆的祝福。因为“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创41：52）”。

    三、信徒合一的蒙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中，曾四次祈求父神使众信徒合而为一；使徒保罗也勉励门徒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3）”。我和尹师母一贯遵此教训，不介入宗派，乐于和一切蒙主宝血救赎的信徒交往，因此结识了许多知名的中国传道人和外籍弟兄姊妹，在与他们交通或邀请他们来家中、校中证道时，得到了诸多属灵的造就。消弭(mǐ)门户之见，还使我们能多方罗致既有美好灵性、又志在教育的英才来圣光执教，共同为兴旺福音，栽培学子而尽心竭力。

    宾路易师母（Mrs.Penn-Lewis）曾说过：“每位信徒在重生的时刻，神就为他预定了一段‘路程’，别人无法判断那段路程是什么？只有神知道，他能启示给人，引导人进入这段路程”。蒙恩至今，神为我所定的三十年“路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先头的十年，神把我放在政界高层人士之中，曾引领两位省主席和另一些官员信主，并且忠心办事，政绩斐(fěi)然，在理财、禁毒、赈灾等举国瞩目的大事上，荣耀了神的名。第二个十年，神带领我邀集一班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摒弃当时“教会学校”的模式，筹建了一所以传扬真道为主旨，由国人自办且不依附任何宗教团体的私立学校，使众多的青年学生归向了主。最后这十年，退休在家，作个别布道的工作，整理并写出蒙恩以来的见证，留给后世的人。

    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成为国内政治的主流，不少为主作工的人，身陷囹圄(língyǔ)，其余多数也被迫改行，去从事各项劳动，解放初期政府向基督教界提出的“自立、自养、自传”成了空中楼阁。中国教会的前途如何？基督福音的出路何在？是我的忧思，恐怕也是众多信徒的忧思。

    最近，神藉着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赐我宝贵的亮光和深切的安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10：17）”，固然不错；然而使徒约翰却告诉我们，生命之道不仅听得见，并且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当年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城传道被囚，他们夜间祷告，唱诗赞美神，使众犯人听见了生命之道；地震以后，他们和众囚心绪平静，无一外逃，则使狱卒看见了生命之道；狱卒受感，主动向保罗和西拉求问得救之法，以至全家信神，都很喜乐，是因为摸着了生命之道。当前，想要公开“把生命之道，都讲给百姓听（徒5：20）”，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信徒可用自己圣洁公义的生活，“显明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15-16）”。生命的道永远为人类所需要，生命的道也永远不会被死亡所吞灭。

    1961年5月里，经过反复思想，几度修改，写成“‘永生之道’与基督徒的每日生活”一文（图23），就让它作为本章的结束吧！

    “永生之道”与基督徒的每日生活

    回顾我自从一九三一年得救之后，至今已二十九年多了。在这二十九年之间，我时常软弱、失败、灰心、疑惑、忧愁，缺乏走前面道路的信心。当我处在这种光景之中时，越看环境、看自己、看他人，便越感到惧怕和绝望；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金句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9：33）”等，能在我心里发出力量，使我立刻刚强起来。

    主耶稣还藉着我所遭遇的大小事情，让我确实知道他的一切应许，都是真实和可以兑现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我的牧者；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他常与我同在，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不尽，我要祷告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约6：68）”。

    这本新旧约圣经，流传了几千年，其中记载的言论和事实，从人看来，已经过去不合时宜了；但圣经与其他书籍不同，它是神的话，是圣灵感动人所写成的，其中记载的不仅是往日的言论和事实，更重要的在于圣经是生命之道。也就是说，其中的一切话，均具有生命力，不受时间的限制，一直是新鲜的。

    无论哪个时代，人只要凭信心去支取神的话，均可兑现。圣经的话进入人心，就如同一粒种子落在好土里，将会产生新的生命，这生命以往会开花结果，现在和将来也会开花结果。时间虽有先后，但生命的表现却没有丝毫改变。在人类的历史中，古时圣徒们已经历过的事实，今日的圣徒只要有相同的信心，就可以有相同的经历。不但如此，主还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14：12）”。可见主耶稣不希望信徒仅仅以能够作出主曾作过的事为满足；而应本着生命之道作更大的事——“我活着就是基督（腓1：21）”，代表已升上高天到父那里去的耶稣基督活在世上，荣耀神的名。

    保罗的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3：13-14）”。当有些人因着五千人吃饼得饱的神迹去找耶稣时，主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约6：27）”，就是告诫他们要忘记背后，因为已经过去的往事，如同地上必坏的食物，渐渐失去价值；唯有努力面前，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才合乎神的心意。“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永生之道”，基督徒应该在面前每日的生活中，努力将永生之道表明出来，以切合时代的需要。

    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眼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又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兄弟从前就像那个瞎子，感谢神，重生了我，使我能看得清楚，论到我信主耶稣基督的经过，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二十岁以前，此时没有听见过耶稣的福音。先父曾在江西做官，办过当时的教案。有时听先父说：洋人在中国传教包揽词讼，保护教民。这给我少年的时候，对于基督教，一个不好的印象。

    及至先父去世，当时住在湖南攸(yōu)县照外教迷信的方法，为先父烧一些纸扎的房屋车轿。当地信基督教的人看见这种迷信，大肆毁谤讥诮。这又是福音堂给我一个恶感。那时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迷信为甚么恃着洋人的势力来毁谤我们呢？

    我对于福音，头一个接触，乃是有一天在街上，看见福音堂所张贴的一张大广告。上面大书特书说：“神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服他的，不至灭亡，反有永生”。当时看了，也莫明其妙。不过那件事，至今还记得。

    第二个时期，是在美国留学六年。那时住在一位基督徒的家庭里，他们都是热心信主的，常劝我同上礼拜堂去。我因为对于基督教早有恶感、怀着成见，屡次推诿拒绝，不肯和他们同上礼拜堂。有时奈情面不得，勉强去听，亦不过随便听听；其后到哈佛大学所听的全是现在我才能分别清楚的，所谓的社会福音，当时也没有甚么感动。

    第三个时期。从美国回来，抱着以实业救国，办纱厂，办垦殖，经商业，出报章，想用运动的方法，拯救我贫弱的国家。那时日夜忙碌奔走，并不想到宗教。有时偶然听见，亦嗤之以鼻。看着不合时宜，是已经过去的迷信。当时曾文正公之曾孙曾广锺(zhōng)先生，热心布道，要在我办的纱厂传道，我竟拒绝。

    第四个时期，是我在上海与聂云台先生办纱厂，常在一处。我们是亲戚，那时他已经做了基督徒，常带我到景林堂去礼拜。我那时日夜忙碌，幸得礼拜日休息，也就乐意和他同去。不是为听道，更不是敬神，乃是喜欢在礼拜堂**休养。当时有位牧师，常来到我们的办公处和聂云台接洽教会捐款的事务。他却没有一次向我谈道，劝我信耶稣！至今回想假若那时那位牧师，对于救人比募捐更热心，也许我信主要早几年。

    民国十三年，我为调查棉业到河南洛阳。火车是夜晚才到。恰巧那日是吴佩孚将军的生日，大做其寿。军政界的要人，都到洛阳来祝寿。旅馆饭店，都有人满之患。问了几处，皆没有房间。不得已，叫车夫拉我到一家福音堂去借宿。于是到了洛阳豫中信义会。一位美国林牧师接待我，住在他家中，非常客气。次日恰逢他们教会开年会，四乡分堂教友，男女老少皆来赴会。我亲眼看见西国宣教师，在我中国传道、开学校，教育我中国的子弟，要以宗教感化我们乡间的愚民。我又想到，当时中国着名的外交家，如颜惠庆、王正廷，都是牧师之子，由教会学校造就出来的。因此叫我想到，现在我所看见的乡村儿童经过基督教的教育，安知其中没有一个如同颜惠庆、一个如同王正廷呢？我当时对于教会，所得的见解，就是佩服基督教，有益于国家，对于国民的教育有极大的贡献。后又听了丁立美牧师讲道，于是决定加入教会。在南京长老会受洗进教，挂名为基督徒。

    第五个时期，虽然已经受洗，却没有重生。以为基督教有一部分的益处，我还却是属世俗的，不明白耶稣的救恩。因为主耶稣说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我虽挂名为基督徒，实际的生活，与不信主的人没有多大分别。我悔改、重生、得救，是在三年前，九月一日。

    那时我在政界办事，家眷住在济南，我自己在烟台。前一天夜里，我做了一恶梦，像是家中有人去世，醒来觉得这个梦有讲究。次日早晨果然接得济南家中来的电报。召我即刻回家。我就觉得一定是有人死了。同事们都不信，说：“你神经过敏，电报只说要你回家，何至猜疑有人去世？”我当时起程回家，到了车站，内人到站来接我，即告诉我，我们五岁的男孩，名叫大卫的，那天早晨失脚落水，淹死了。他是一个极聪明可爱的小孩，那样突然遭遇不幸，而离开我们，叫我们非常哀痛！忧愁！那天晚上，齐鲁医学一位单大夫(Dr.ThorntonStearns)来到舍下要表同情，安慰我。他述说他也曾有一个小孩也名叫大卫，也是已经去世。他说他的小孩去世，却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转机。他虽然到中国来传道多年，却没有悔改重生。神藉他儿子死的机会，唤醒了他，使他悔改。那时恰遇见一位孟教士，对他讲道，因而受感悔改。单大夫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永不能忘记，他说：“你的儿子大卫失了生命，为要使你得着生命，使你真实悔改，得重生，得着耶稣的生命。”他又向我解释，怎样在神面前，将罪账一一算清。我听他讲话的时候，觉得有一种能力像触了电一般临到我身上，叫我自己觉悟，为罪自责。那时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需要救恩。那时才知道，自己向来自以为义，一切所行所为，皆是为名、为利、为已。甚至对待儿女，只有严厉，缺少爱心。至于所谓救国救民，全是捕风捉影，那时才恍然大悟。于是我独自到神面前，跪下祷告，承认我一切的罪，才得了赦免，蒙了救恩。觉得眼光心境，与从前大不相同。这是我得救的经过，如今回忆起来，觉得有三个感想。

    第一个感想：作见证的紧要。我们得救，虽然是神的恩典，神早已预备了救主耶稣，他曾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在神一方面，救恩已经预备周到。只是人看不见、不知道，所以需要人引导。神的福音，须要人传布。由此可见传福音、作见证的紧要。假若没有人传福音，我就无从知道。假若那位单大夫，不向我作见证，我就不至悔改。自从我重生之后，就喜欢为主作证。鄙人现在在政界办事，担任河南印花烟酒税局局长，在局中我就发起礼拜，和同事研究圣经。起先人少，渐渐增多。又在我的家庭，每礼拜有二次查经祈祷会。起先，还须要我自己主持邀约，过了些时候，同人自己觉得有兴味，得益处。像近来我出门在外，三四个月，那局中礼拜，和家庭查经班，仍然继续进行，他们看为是自己的。我认定家庭的教会，聚集一些同道，在家庭里聚会、查经、祈祷，是宣传福音，引人信主最有效的方法。五旬节圣灵降临，大概就是在马可的家里。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基督教会，也没有礼拜堂。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有礼拜堂。我只说：我们如今的基督徒，当多用家庭为布道查经祈祷的地方。

    第二个感想：我深深的觉得，做基督徒务要彻底，须有重生得救的经验，方是一个基督徒。凡传道的牧师们，与其收一千个马马虎虎的教友，不如得一两个彻底悔改得救的信徒。弄一些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生命、没有得救、贪世俗、好名利，与外教人没有分别，怎么能彰显基督的能力？信与不信既然没有分别，人又何必要信耶稣？还有所谓新派、摩登派，专讲社会福音，忽略个人重生，不讲福音真理。兄弟从前，也是受了那种异端的影响，反倒成了我得救的阻碍。因为给我一个错的观念，以为已经得着了。因为我受了洗，有时上礼拜堂，守点教规，高兴的时候，也捐点钱，帮助教会。为名利忙碌，还欺骗自己是为社会服务。其实真理没有新旧，只有信与不信。所谓新派，其实就是不信圣经，不信耶稣是神。某牧师曾说过：耶稣假若不是神，即不够资格为人的领袖。因为他自命为神，在世的时候，人崇拜他为神他也受。假使他不是神，那就是亵渎神、欺骗人，当然失落他做领袖的资格。所以我从经验中知道所谓新派的道理：与己无益，与人有害。

    第三个感想：自从悔改两三年以来，交属灵的朋友、读属灵的书报，才知道圣经深奥、真理伟大，我们须要重生才能看见。但是重生不过是生下来的婴孩，婴孩还须要长大成人。悔改之后，还须要追求圣洁。“非圣洁，不能见主”。天天须要祈祷，与主的交通须要亲密。我们的灵性，须要修养深造。不但传道的人，须要追求属灵的知识，就是我们在政界、军界、商界平常的教友，也须要努力追求。近来读卫斯理先生所着的一部书名《基督徒的完全》最受感动，深觉得基督徒须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卫斯理假若只悔改了，没有圣洁的生活，他只能自己得救，决不能引人得救。更不能宣传福音，进而转移英国全国的风气。像他才真是爱国救国，改良社会。中国今日所急需的，就是像卫斯理这样的人。因为中国同胞急需要卫斯理所信的耶稣。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湖南圣经学院讲，陈崇桂忆记）

    尹先生不是一位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他在神的家中所摆上的，正是一位神的工人当摆上的，凡是叙述到丁立美、宋尚节、计志文、赵君影、贾嘉美……都会提及尹先生。

    蒙恩经过尹先生生于富有之家，少时曾听过父亲对洋教士批评之语，故与福音无缘。来美留学期间，住在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家中，为了面子，曾参加过主日的礼拜。回国以后，则有机会与一些基督徒接触，逐渐消除对基督徒的偏见，转而敬佩，终于受洗加入教会，但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尹师母的家也不一样，父亲是丁立美牧师，廿世纪初叶一位着名的布道家，被人誉为“中国的慕迪”。她幼时受过福音的熏陶，在爱主的人家长大；可惜来美留学期间受了新教派影响，失去了原先的信仰。

    她曾在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作见证亲述她的信仰、得救的路程与经过，成为在夏令会中最受欢迎的一位讲员。起先他们夫妇办纱厂，几次告失败，曾经求教算命看相的问吉利。这事为丁牧师所知，曾去信引经据典的严加指责，万不可作此事而惹得神的震怒。

    一九三一年尹先生在山东烟台任职，尹师母及小孩住在济南。一晚在梦中他见小儿从一片黑影中穿过，似乎已死……次日接到急电，要他速归。九月一日晚抵达济南，在火车站有尹师母、岳父丁立美来接，下面是尹师母所叙述的见证：

    “我离弃了原来的信仰，神的管教来临到我。一个下午我在弹琴，大卫年方五岁，来同我扯玩。我出声斥责他，叫他自己去玩，不要吵我。等我弹完了琴去找大卫，遍找各处，不见他的影踪，结果在后花园水池中，发现了他趴在水池中，捞起来，已绝气多时，不能挽救，父亲丁牧师来，用圣经的话安慰我，我痛悔自己的罪，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我急电丈夫由烟台速归。”

    尹先生自述的见证：“……是晚齐鲁大学的一位医生，向他作证，他自己也有一男孩叫大卫死去，他说他离美来华作宣教士，还未得救。经此才悔改得救。他又说：‘你儿子大卫失去他肉体的生命，为要使你真正悔改。’……我听这话如触电一样，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独自上楼，在房中跪下祷告，承认自己的错，接受耶稣作救主……。”

    家中聚会在未得救之前，家中找不到圣经和诗歌，现在开始读经祷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调到河南郑州任统税管理所主任，由于成绩优良，被调任开封，算是升官，在这时他们开始传福音，二月五日邀请了政界的同事来聚会，由丁宝玺(xǐ)牧师（丁牧师当年按立的一位牧师）主领。以后每逢星期日，家中都有这样的福音聚会，人越来越多，蒙恩得救的人众多。河南省主席商震及其他省府高级官员悔改信主的也有多位。

    在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信主的人，但把家庭开放，有主日聚会、祷告读经聚会的，只有尹先生一家作这样的工作。

    由于他清廉不贪污，每年交税金比前多了三倍。平时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只召见省主席，但这次蒋先生特别召见一位厅长，当时命令下来时，心中惶惶，不知是祸是福？夫妇二人天天为此事祷告，原来在这任内尹先生查获烟土，行政院下令销毁，禁烟总署不肯，他们拿去，下落如何，无从得知。尹先生作了奏折，定要商主席盖章。火车往徐州去，停在车站，见商主席的副官向他走来，叫他急忙下车去见商主席，即把奏折带齐，见了商主席盖了章。商主席说：蒋先生此时在庐山快去。蒋先生对他的政绩十分称许，在他自己的见证中说：“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118：23）。他得到蒋先生批准，然后将这大批的烟土烧掉，是林则徐之后，首次大批当众焚毁的烟土，故报章互相转载。这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之事：烟土四百五十大包，毛重三万三千零七十四两。

    这一件事也加增了尹先生的声誉，原在家中的聚会，客厅仅容纳二百多人，现在聚会到了四五百人，商主席也来聚会，每次信主的人也甚多。

    到湖南后的托付一九三七年二月，尹调任湖南财政厅。他前往湖南上任，没有带一个私人，全部是旧有的人员。他自己见证说：“……到任以后，仍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依靠主的力量……，这时省主席何键和厅中的职员，将厅中一人席卷金库之金钱潜逃罪责，归咎于我，这不仅是失官、名毁，还要坐监，当时我们夫妇二人，跪在主前祷告，神真的听祷告，中央恰在此时改组湖南省政府，何键被调离，换上张治中作主席，我虽不认识张，但仍留任厅长，不久卷款潜逃的人抓到后**。”

    在湖南，他还被长沙圣经学院的陈崇桂邀请讲道，他将得救经过及家庭礼拜的成效讲出来，陈崇桂本人亲自记录，把他的见证登在布道杂志上。

    日本侵华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开始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攻陷武汉，转向长沙，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发生大火，全城十之八九被毁，死了二千余人，无家可归者六万多。张治中受处罚，中央赈灾款运到，着令赈灾，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弄不好丢官丧命，大家推辞，结果这责任落在尹先生名下，他说：只有靠祷告来行事。在极艰巨中如愿完成。

    这时他带领张治中信主，而后由贾玉铭牧师为之受洗，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夏令会，张也是一位见证的讲员，说到他如何得救。

    重庆建立圣光学校。薛岳作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内调中央，尹先生也就调往财政部做事，到了重庆。张治中对于属灵的事工很追求，他最爱听江守道讲道，全国基督徒大学生夏令会，江先生是最年轻的讲员。

    尹先生曾六年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在开封期间，听戴永冕（戴绍曾之父）介绍内地会所办的传教士子弟学校，深受感动。他想华人的子弟亦应得到这样的教育。许多教会学校都由西方差会创办，他认为华人亦应这样办学。

    尹先生到了重庆，担任花纱布管制局局长之职，当时抗日期间军人、学生、教员……，一律穿着军服，故花纱布管制甚重要。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山洞镇，把自己的家开放聚会。因为在山洞镇尚无华人教会，当时海军、陆军学校亦在附近，故学员、军官来他家中聚会，也带领了一些人信主。胡宣明（立委，译戴德生传者，其妻周淑安为名音乐家，教授），张静愚税务署长，亦住在附近，共同参加聚会。是时，主的灵在尹先生心中更加感动，要举办这样的学校。他开始效法戴德生把他的金钱存入银行中（用学校名义），湖南圣经学院饶培德牧师、贾嘉美均来函表示协助。

    尹先生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时，前往香港公干，积劳成疾，不能入眠，休养期间清楚主旨，要他亲任校长，回国后，即积极筹办该校。

    内地会知悉此异象，破天荒竟奉献了一大笔教育经费，这些工作才顺利进行。一间由华人办理的学校于焉成立，起名圣光学校，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教学，内地会的姚如云（GordonAldis）曾记述经常有传道人来布道。张怀德、赵君影、于力工、计志文、江守道、贾玉铭、倪柝声和王明道，灵性丰富的外国传教人也不少……。到第二学期，赵君影和于力工牧师，在重庆各大学中连续带领奋兴会，也在圣光布道一周。八十多位同学，竟有六十多位奉献，学生中政界子弟很多，信主的也很多。

    结论胜利后圣光东迁苏州。

    一位从政人员亦能作出全时间传道人的工作，而有果效。这是过去在国内仅见的一位。他所作的，值得记述，值得效法。

    注：本文载于1997年第9期“导向”杂志。

    1931年9月，一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年官员尹任先(ErnestYin)，在山东烟台任职的期间，接受了救主耶稣基督。以后通过接触，对内地会教士的信心与为人日渐了解，深知该会的工作非同一般，而对烟台的内地会子弟学校“ChefooSchools”，亦即名闻西方的“芝罘学校”印象更为深刻。

    “芝罘学校”包括三所分别为男女青少年和幼儿设立的学校。教员都是本会教士。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也奉献给培养学生身体、知识和灵性的教育事业。他们创造了一种温馨的家庭气氛，使不同国籍的孩子，都能在其中受到好的教育，获得均衡发展，为日后回国深造打好基础。联想到自己日渐扩大的家庭和孩子们的灵命，尹先生便开始祈求神说，如果是他的旨意，相信总有一天，神也会赐给中国青少年这样一所传播基督福音的学校，并使用它影响中国的未来。

    他为此祷告了将近十年。在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中国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往四川重庆。身为政府财政部官员的尹任先，自然随同西迁。官员们多在城外居住，为的是躲避敌机轰炸。尹先生和夫人丁素筠(Faith)，也带着六个孩子来到重庆北郊，在成渝公路旁群山环抱的小镇山洞住了下来。几间茅屋，一道刷上白灰的土围墙，便是他们的家。周末，尹先生从市内归来，在此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

    不久，任先夫妇便利用他们简陋的住所开始了家庭聚会。除主日崇拜外，每周还有几次晚祷。附近海军部和陆军大学的军官，以及政府官员等常来聚会。这个小小的基督徒团体，不久便在周围不信的人群中有了名声，成为活的见证。此时，内地会总部也从上海迁到重庆。尹先生与该会领导人的接触开始增多。

    正是在这颠沛(pèi)流离的战争年代里，尹先生多年祈祷中所见的异象，却变得清晰起来，最后成为现实。当时中西教会的领导人，也为建校的事多有祈求。回忆录的读者不难想见，它的经历何等艰辛。总之，神为我们所开的路就是，在尹先生宅旁的山坡上买到了地皮，校舍于1942年动工兴建。

    很久以来，尹先生就深信神为学校己经预备了校名校训，校名就是“圣光”。1943年2月初，当首批家长率领学童前来入学时，学校正式成立。校董会由尹校长的主内同工和政界挚友组成，人数很少。教员则是由他特聘的华人基督徒。内地会也应邀派出加拿大和英籍教士各一人协助。作为英藉教士的我，既是“芝罘”的毕业生，后又回到该校任教一年。圣光第一学期招生一百名左右，设小学六班、初中一班。四年后达一百六十人，因而扩建了校舍。

    奉献礼拜在学校礼堂内举行，由全体校董、教职员工和几位家长学生参加。内地会总主任、已故佛兰克-华福兰会督发表了简短讲话。讲台上方贴着“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前1：15)”的校训。这十二个大字，从建校的第一天起，就提醒在圣光为神工作的仆人，告诉他们：这是一切言行的基础。此后，包括朝会、晚祷等各种聚会都在这里举行，直到战后迁往苏州。

    所有参加这一拓荒事业的人都认识到，圣光可能是第一所中国基督徒自建自管的学校。她不受外国教会或董事会的控制，也没有西方财政的担保。在尹先生深思熟虑的建校计划中，既注意随时与教会领袖协商，又积极争取政界朋友的理解与支持。他从十分关心此事的官员处获悉，一旦“圣光”试验成功，国家教育事业的方向，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就是为甚么回忆录的作者说，他感到自己负有巨大的责任，使他必须把整个事业放在恒切的祷告中托付给神。每逢周末，尹先生公毕返校，便召集全校教职员工来到主前，详细地检讨工作，研究问题，最后跪下祈祷，同心合意寻求神的旨意与祝福。他常常引用帖撒罗尼迦人前书一章三节勉励同工：“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此外，从第一学期开始，教工便坚持晨更，每天早餐前，用十五分钟轮流为一个班级祈祷。一人念出全班学生的姓名后，众人同声开口。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苏州。圣光校友们，当你今天得知，当年在校每天起床时，就有人为你祈祷的事实后有何感触？

    学生家长中不信神的人居多，但入学时他们都签字表示赞成让其子女接受基督教育。学校也讨论过怎样施教为好。圣光要求教师活出基督的榜样，而不是在课堂内宣讲圣经。全校师生只需每天课前参加半小时的朝会，唱完赞美诗，每周请一位教师，轮流讲解圣经，从创世纪开始，最后祈祷结束。圣光是寄宿学校，星期日午后，还为周末留校的学生和校外低龄儿童举办主日学。

    在山洞的四年期间，尹校长曾邀请张怀德、赵君影、于力工、计志文、江守道、贾玉铭、倪拆声、王明道等许多着名的中国神职人员来校主领聚会。灵性丰盛的外藉传道人，也同样受到邀请。神的忠仆宣讲福音清楚而有力，造就了留校听道的师生。不过学生自动组织起来查经聚会，还是从第二学期开始的。我们不能指望过去很少接触福音的青少年，在明白重生得救的道理之前就那样做。

    第二学期，在战时重庆各大学中连续带领奋兴聚会的赵君影、于力工牧师，也到圣光布道一周。那一周里，除了朝会布道和晚间特别聚会外，还在课外做了大量个别工作。神应允了我们，那渴慕已久、拯救灵魂的收获季节到来了。邵(shào)遵澜牧师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灵程便从这时起步。其余的在今日华人教会中虽不甚知名，但也都是通过历次聚会或每日朝会，聆听圣道蒙恩得救的。时机已到，这时应该鼓励学生自己组织基督徒团契，每周聚会，彼此劝勉，以坚定信仰的幼苗。

    这是神的工作。中西信徒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持续到了日本投降。由于校董和多数家长原藉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复原在即，学校便面临迁校或停办的选择。多次祈祷蒙神应允，终于找到了临时校舍。一九四六年，由师生组成的两个迁校小组，乘船从重庆沿江东下，千里迢(tiáo)迢地来到苏州，重建圣光。

    大批山洞时期的圣光同学，纷纷说服家长，重返母校。以他们为核心，师生亲密无间，中西珠联璧合的圣光原始校风再度发扬光大。正当前途看似光明，一个为圣光高中毕业生开办基督教大学的方案，也在尹校长胸中渐趋成熟之际，共产党的接管使一切化为泡影。不难想见，那时尹校长感到的困惑和精神痛苦有多深。他已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愿为这天国的工作竭尽余生，可是只有短短的八年便告结束。然而，任何政权也摧毁不了圣灵在人们心中的工作。时至今日，一些四、五十岁的华裔男女，无论他们散居何处：在东南亚、台湾、北美、英国，或仍留居大陆，回首往事，都无不感到圣光年代是自己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一位当年的学生这样写道：“周围的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老同学这样难舍难分。在他们看来，只要还记得三十年前同学的姓名就不错了。是‘圣光’把我们大家联结在一起的。最近的几次聚会便是证明。”

    尹任先是神忠实的仆人。通过他，东方和西方的基督徒，共同携手，为神作工，建立了宝贵的联系。今天已有属灵的果实显现出来。然而全部的功效，只有回到父神面前才能数算。

    尹任先弟兄的个人特征如何？为人怎样？神为何重用他？这些问题，是一个自始至终在圣光与他亲密共事的人，应该作出回答的。

    在外表上，他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眼睛明亮，人过中年，依然精力充沛；在性格上，他有耐心，好深思，且思维集中，从不忽略细节；待人谦虚热忱，安详机敏；做事果断，老成持重，不屈不挠。平时不苟言谈，听见笑料忍俊不住的表情，却又令人难忘。

    然而最可贵的，还是他对父神的信心从不动摇。自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把今生托付给他以后，尹任先弟兄对神的认识和爱心与日俱增。平时谈吐包含着信心的亮光，朴实真切。他渴慕神的话，笃信神的应许，生活在恒常恳切的祷告中。神的国在他心里，他热爱同胞，无论男女老幼，总想带领他们像自己当年那样来到神的面前。从建校直到结束，所有圣光同工，我们为能认识神的忠仆尹任先弟兄，并见到神藉着他所成就的一切，无不感到荣幸，感谢赞美主！

    *姚如云(GordonGeorgeAldis1905-1988)，内地会英籍牧师，长期在圣光执教。此文作于1985年5月24日，题目为译者所加。

    圣光学校是我自大学毕业以后的头一个工作单位，并一直工作到该校与他校合并。六年的圣光生活，对我的一生具有深刻的影响，也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我愿写此短文来见证主的大恩，并记念圣光的创办人尹任先校长。

    来校与留校：1946年初夏，我从重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当时信主才一年多，很喜爱聚会，便参加了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借中央大学校舍举办的夏季灵修会。到会期结束时，同班同学均已走上工作岗位，剩下我一人落在后面。平素讷讷不善言词的我，不愿为报到而独自去拜见上司，恰在此时，经主内弟兄介绍，认识了圣光学校的尹任先校长，他平易谦和，是一位诚实信主的人。他向我介绍学校的主旨是传扬福音，并邀请我来校执教，于是，我来到圣光。

    在圣光工作，生活是清贫的，奇怪的是，我母亲、叔叔、哥哥等家里的人，从未因我无力寄钱回家而说过什么。进校的第二年，舅舅曾试图在上海替我谋求一个经济收入较高的工作，我虽不积极争取，但也未加反对。他派人领我东奔西走数日，最终未蒙神开路。舅舅要我暂留圣光，以后便未再提此事，家中既然无人要我离开圣光，我自己也没想要离开圣光，这样一晃就过了六年。

    圣光给我的印象和感受：在漫长的六年中，我为什么不想离开圣光呢？是因同工之间，特别是师生之间，关系普遍很好的缘故。

    校内属灵的气氛很浓，除了学校举办的各种聚会，初到圣光时，我们教师中，有三四位弟兄，每晚还一起祷告。有时则去参加学生基督徒的晚祷。每餐用饭之前，全体唱诗谢恩。周六晚上是圣乐崇拜的时间，师生欢聚，尽情高唱圣诗，饱尝弟兄和睦同居的天恩滋味，是我在校内最爱参加的聚会。

    在圣光，尹校长和尹师母始终以主内的爱心待我。对我的某件私事，他们起初不以为然，以后看出是主的带领，便转为赞成和支持。表明他们不存成见，满有主爱的包容和关心。

    圣光的班级小，人数不多，师生又常在一起聚会，彼此熟悉，相互间的关系一般很好。例如有一次，我因故未备好初三年级的几何课，在课堂中卡壳而甚为困窘。此时，一位女生举手，谦恭地说出正确的解题方法，其余的同学也都**聆听，毫无嘲笑的神情。我深知自己没有过人之处，却一直受大多数学生的尊敬。有位首届高中毕业生，用圣经上的话“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太25：21），来概括我在圣光的表现，令我深受安慰，很得勉励。这不是我有什么好，乃得益于圣经的教导，是主促使我勤奋工作的结果。

    圣光给我的锻炼和影响：我在圣光，颇受尹校长的信任和器重，常委以重托，使我经受锻炼。初到圣光，便要我率领一组师生及家属，全体十人，自重庆乘船沿长江东下到苏州来，并总管途中的一切事务（包括费用的开支）。还安排比我年长且有办事经验的事务主任朱宏拭弟兄从旁协助，我们合作的很好。解放后，又要我管过一学期的膳费。当大笔公款过手时，主常提醒我应遵守他的教训。所以能够办事谨慎，手洁心清，公私分明。

    来校的第二年，尹校长要我接管学校的训导工作。当时一心希望每个学生都能遵守校规，认为自己要殷勤工作，不马虎；对同学也应严格要求，不放松。一开始，不甚懂得教育的方法，有时态度显得简单生硬。例如一连数日，晚上熄灯之后去巡查学生寝室，总见某个男生坐在被里不肯睡下，多次劝说也无效果。于是光火并且粗暴地对他说：“你再不听话，我就开除你！”他马上回答说：“你开除我好了”。这样问题就弄僵了。随后我反省自己说了过头的话。学生不守作息制度，固然应加劝阻；但我有什么权柄单凭此事而开除他呢？感谢主！赐给我够用的力量，一方面没有想要在学生面前挽回面子，很坦率地向王校长承认，自己不该发怒而轻言；另一方面，继续关心学生，对属训导分内该管的事，仍能“面如坚石”（赛50：7），毫不苟且地去管。但又要避免意气用事。

    认真备课也是我在圣光养成的良好习惯，前面提到的那次课堂受窘，对我震撼很大。从此以后，备课不计时间，肯下苦功，对课程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思考和准备；以便在讲课时，条分缕(lü)析，万无一失。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再没有遇到过讲课尴尬的事。

    在圣光所过的六年清贫生活，培养我崇尚俭朴。毕生安心从教，对学校给予的各种待遇，都较知足，不想争竞，甚少奢望贪心，正如经上所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6：6）。

    1952年圣光学校与萃英两校合并，改为市立第五中学。我被调往闻名江南的“苏州高级中学”教授高三数学，能够胜任愉快。曾被树为校中认真备课的典型，教学质量较高，师生关系也很好。有学生在来信中写出：“你既教书，又教人”，“有你这样的老师教我，真是三生有幸”等感激的话。一位校长在评价全校教学工作时也说：“有的人是锦上添花；王承舜是雪中送炭”。我深感在他校种种良好的表现，皆是受圣光熏陶和影响的结果。

    结束语：当初我来到圣光时，并不清楚神的带领，最近回顾往事，才明白我在圣光六年的事奉，完全是主奇妙的安排与保守。大学毕业以后，若不专心致志地去参加自己喜爱的灵修会，势必与其他同学结伴去别的单位报到，不会来到圣光。而来校一年之后，如果舅舅在上海为我找到另外的工作，恐怕也早就离开了圣光。这正如经上所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参赛55：9）”。

    尹校长的见证使我很得帮助，并为当年在圣光时，未想到要向他们前辈多学属灵的功课而深感遗憾。在这方面，我不及格，未能毕业。对于和我情谊深厚，虽经劝勉，尚未信主便已离世的同学也感到惋惜。但愿阅读本书的校友，能趁今日接受耶稣为救主，得着他所赐的永生。如今自己仍是很不够分量的基督徒，还有甚多属灵的功课要学，还有好些属灵的事工当努力去作。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约15：16）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诗71：17-18）

    算算已经五十四个年头了！一个中级军官的孩子，一个非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孩子，因着日本飞机把重庆市的家炸毁了，糊里糊涂跟着父母搬到了乡下——山洞镇，又糊里糊涂考进了创办不久的圣光中学，接下去从重庆到苏州，从初二到高三毕业，五年之久爱的熏陶就这样开始了。足证不是我拣选了耶稣，实在是主的恩召白白的临到了我。

    若要述说圣光母校对我的恩情，真是数不胜数，焦舌难尽，姑提数项，以志不忘：

    （1）靠恩入门：我以第九名考取了圣光，但私立学校的学费，是我那陆军中校的父亲所负担不起的。主却藉着一位世交林太太，为她儿女交费时，也替我交了第一学期的费。从第二学期起，慈祥的王省三副校长，总是推推他的黑框眼镜，在我的交费单上，批注免费或减费，让我可以和许多达官贵人的子女同窗共砚(yàn)，一路读到毕业。四十年后，我曾专程回到苏州，向八十九岁高龄的王校长和行走困难的王师母请安，表达我的感恩。王校长亲自送我到大门口，当我走了老远，回头看见他老人家还伫(zhù)立不舍，怎知这竟是我见这位恩师的最后一面！

    （2）清晨敬拜：朝会是我在一天学习生活中，最喜欢的一段时间。优美的赞美诗，动听的圣经故事，由老师们轮流主领。摩西过红海，大卫打死歌利亚，主耶稣将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十字架的苦难，复活的惊喜，我那懵(měng)懂的心灵渐渐开启，天国的黎明之光，开始照亮我的生命。就在1944年的圣诞节前两天，我永远怀念的校牧，内地会差来的姚如云牧师（Rev.GordonAldisofChinaInlandMission)为我施洗，使我成为主耶稣的小门徒。

    （3）初次献身：校方注重全人教育，不但聘请良师在德、智、体、群上多方培育，而且还不断邀请当时神所重用的仆婢如：贾玉铭、陈崇桂、王明道、计志文、赵世光、杨绍唐、张学恭、赵君影、江守道、焦维真等多位先进来校，他们带来美好的天上信息，以及自身圣仆的风范，都在我单纯的心灵中，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和持续不已的影响力。

    有一次，赵君影牧师来校证道（他已于1996年以九一高龄在美国洛杉矶辞世），他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来呼召我们向主献身，圣灵爱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决志把自己献给爱我的主。散会时看壁上挂钟，正指下午五时五分，我就以红笔记在身边的小圣经上。那时我虽年幼，但深信这颗至诚的心已蒙神悦纳并保守。以后在奉献的路上逐步前进，这第一步的踏出，应该是重要的根基。

    （4）处世良箴：还有一次，神仆王明道先生莅(lì)校证道，他那标准的京片子，传出了亦庄亦谐(xié)的信息，令台下的听众心醉神往。那时校内流行签纪念册，我也拿出我的一本，壮着胆去求王先生的训勉，没想到王先生竟用毛笔在我的册上写了一副对联：“处世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同向日葵”。龙飞凤舞的书法，铁划银钩的笔迹，令我又欣赏又拜服。然而更使我受益的，乃是这两句的内容；这既是他作为信仰巨人的写照，更给我等后辈带来无比的激励。将近半个世纪，这幅墨宝不但还保存在我的纪念中，而且我还多次以大毛笔将这两句王先生的遗训写给别人。但愿我们真的都能如此坚忍不拔的为人处世，也忠贞不渝的爱主爱神。

    （5）夜间火把：尹任先校长早年自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历任政府要职，却因受主托付，与张静愚、胡宣明等氏合力创办圣光中小学校于重庆市郊20公里的山洞镇。尹校长道貌岸然、不怒而威，小萝卜头如我侪，平时是不敢接近的。一次，忘了是什么事，好像为节庆排演，搞到天黑，尹校长获知我返家路远，又是郊区没有路灯，就派工友持火把送我回去。那件事让我感到校长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为父心肠，孺子难忘，正如夜间火把，照亮群黎。

    （6）小事忠心：前辈钮永建先生之夫人，我们都尊称她为钮老太太，当时已是高龄长辈，却乐于跟我们这些“娃儿”（川语，意孩童）在一起。她教我们焙制甜面圈（Donut）和花生糖，做好了就卖给同学当点心，将所得的钱去周济穷人。从事这项工作的社团，我们称之为“多加社”，意思是效法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多加姊妹广行善事，周济穷人的精神。这当然是小事一桩，但我们却学的高兴，行得甘心，主耶稣说小事上忠心的，将托之以大事。莫非主老早就在小事上培植我一生事奉他的心志。

    （7）枕头大战：我从走读转为住宿后，自然而然就加入了男生寝室中的枕头大战（据说女生也有）。熄灯铃已响，顽皮的男生一整天的活动还没有把精力耗尽，怎么会乖乖地躺下睡觉？于是白色枕头成为最佳武器，寝室则变为杀戮战场，扑打之间已不分敌友，乐成一团。直到有人低声警告，王先生来了！众人猛然停下一看，训导主任王承舜老师早已站在门口，只见他摇着手，以苏北口音说道：“不好，不好”，没有大声责骂，也无严厉惩罚，却以爱的叮咛引领这些顽童进入了梦乡。王老师后来成为圣光的女婿，现和师母许春光校友仍住苏州，持守着纯正的基督信仰。

    （8）毕业前夕：1948年夏圣光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班，在严格的毕业考前夕，个个同学莫不埋头苦读，全力以赴。但其中却有几个已经把一生献给主的人，在预备毕业考同时，也在认真的祷告，寻求主对前面一生道路的指示（那时考哪一系，大概就是想干哪一行），我终于得着旧约圣经以赛亚先知书第六十二章六节的话，说主耶和华神要在城上设立守望的，那时“守望者”的意思我还不太懂，但“设立”这两个字却深入我心，让我领悟要去作“己立立人”、“百年树人”的工作，我就毅然报考了四间大学，每一间只填了一个系，就是教育系。我从台湾的师范学院（现已改为师范大学）毕业后，主更带我进入神学院任教，从事神学教育，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1996年末虽已宣告退休，但各神学院兼课的邀请，使我欲罢不能。目前仍在四间神学院担任教席，培育天国人材。正如诗篇七十一篇十七到十八节的话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尾声：现在我已发白，仍在各处传扬真神的大爱与大能，迄今已四十五年之久，这是神的信实和保守，蒙福的事奉，早早从年幼在圣光母校时就开始了。为着永志不忘，我把唯一的儿子起名就叫圣光，邵圣光现年二十九岁，1996年在美国放下了工程师的职位，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投入神学院受造就，准备步我的后尘，终生专一传扬主耶稣的大爱大能。

    愿圣光精神永远长存！愿所有的圣光人齐声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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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1997年10月3日完稿于上海市

    “恭喜你，喜得千金！”，助产士向丁牧师轻声道贺。着名的华北布道家丁立美牧师现在有了第三个孩子。

    “主啊，我感谢你！”他大声宣称。“我要向异邦人作见证：凡你所赐的唯有心存感谢！男孩有的她也必有，尽管别人认为女孩都要出嫁，读书浪费钱财，我却不然。我要让她像男孩一样接受教育。‘素’将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女孩同样大有出息！”

    从出生之日起，“素”就深受丁牧师的厚爱。每次布道归来，他总是满怀喜悦地把“素”抱给邻居们看，而别的父亲则是抱着男孩，一心指望他们长大招亲，继承父姓和家业。

    “素”还不满三岁，丁牧师就惊喜地发现她会唱歌，音调准确。于是就教她唱了许多好听的赞美诗。她那清亮的童音，也深为邻居所喜爱。

    这时丁牧师已在心中默想：“我要尽力使她在知识、音乐等各方面接受最好的教育，将来与我布道作伴，用音乐使神更得荣耀。我的小素筠啊，愿主赐福于你！”

    到学龄时，素筠与左邻右舍的男孩一起进了私塾。教孩子四书五经和算术的老师，由学童家长凑钱聘请。她的成绩，丝毫不比男孩逊色，直到学业结束。在那时，中国女孩所受的管束极严，只有过旧历年时，方可由年长的妇女带领上街看看，平时则被禁锢(gù)在内院之中。读完私塾，若要继续升学，素筠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投考西方教会的女子寄宿学校。那时中国实行男女分校，一般城市女校很少。

    她后来进了着名的苏州景海女中。富裕的学生家长都为该校捐款，但素筠家境贫寒，为了供她上学，全家节衣缩食，才勉强凑足学费，零化钱几乎没有。丁牧师总是秋天送素筠去，暑假再接她回来。所以见到有钱的女孩，总使素筠羡慕不已。

    一天，她看见别人在买东西，一个不诚实的念头在心里怂(sǒng)恿她说：“你看，那个女孩她多富有，何不去‘借’一块钱呢？”她果然受了试探。这一块钱对素筠来说可是不少，她没想还钱，对方也不在乎，不久便忘掉了，她自以为很聪明。

    中学毕业后，要留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并不困难，但父亲另有打算。他希望女儿发展音乐专长，为传播主的福音所用。所以当丁牧师得知素筠通过公开考试，获得清华大学赴美奖学金，并被美国马萨诸塞州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Mt.HolyokeCollege)所录取时，便极为欣慰，感到这一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满心欢喜的父亲由一位西方教士陪同，到码头来为女儿送行，嘱咐她努力学习，回来为建立中国教会而工作。素筠深受激励，站在甲板上，挥手向父亲告别时，也感到骄傲无比。的确，千千万万的中国女孩，能有几人像自己这样获得赴美深造的殊荣？此去定要发愤苦学，期有所成，归来服务同胞。然而，对于新大陆的憧(chōng)憬实在令人激动，一时她竟毫无思乡之愁了。

    初进学院时每天读经，早晚祈祷，但不久她便发觉在同学当中很少有人象她这样，好象她们都对读经祈祷不感兴趣，这使她困惑不解。自问：“这就是信仰基督教的美国吗？为什么年青人都不以主的真道为重？”

    科学教授的打击接踵而来。他似乎专以批评圣经为乐，总是轻蔑地说圣经如何“谬误”。直到有一天宣称：“圣经是一本过时的书，它与今天的时代已毫不相干。读经是浪费时间，现代大学生很少再去读它。”

    素筠追求时髦，不愿被人视为古板。于是便悄悄地把圣经藏了起来，压到箱子底下。她想回国以后，还要说服父亲接受新派观点，放弃读经祈祷。难道新派同学就不是基督徒了？从此，她做礼拜的次数愈来愈少，每逢主日，不是出游，便是留校备课。

    从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毕业，素筠又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在中国留学生中女生极少，申请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并不困难。而学校也认为：为新兴国家培养有为青年，无异于造就该国未来的领袖，应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援助。

    素筠潜心学习生物，意在回国之后谋到一个高薪的教师职位。当然，她也憧憬着优裕的家庭生活，知道自己日后必是达官巨贾(gǔ)追逐的对象，因为国内当时象她这样的女留学生还似凤毛麟角。她既努力读书，也刻意追随世界头号国家的时代潮流。发型、衣着和生活方式都西化了，还想有朝一日再把美国文明移植到中国去。

    时间飞逝，回国在即。直到整理行装时才意识到，她即将与自己倾心的西方文明告别，无可奈何地再次回到童年时代的社会中去。当时，只有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因为有洋人经商而发生了变化，中国其他地方几乎毫无改变，怎能使自己再去适应以往的生活？

    另一个难题就是，回国后她将如何把自己无意陪同父亲旅行布道的决定告诉他老人家。从儿时起，父慈子孝的儒家思想就已深深地印在心中。她完全想像得到，一旦说出自己的决定，对父亲将是多么重大的打击，这事她最不想做而又必须去做，使她十分伤神。

    她也不愿屈从父亲的决定而自毁前程。父亲属于过去的时代，而她却满怀热望，想留学归来一显身手，促进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思想上的斗争反复终于有了结果。她决定一旦轮船靠岸，就毫不迟疑地把一切告诉父亲。话要说得坦率、简单、明了，如在美国行事。敦促父亲别再指望着她，还是独自出去布道。而她已决定留在上海，在这个西方文明业已生根的城市里，为自己寻找适合的工作。

    轮船驶入了黄浦江，缓缓地向上海码头靠拢。老远她就见到父亲和那位传教士在人群中向她挥动手帕，欢迎她归来无恙！她心跳加快，知道再过片刻，慈父就要被自己恶言所伤而悲痛欲绝了。但却竭力保持镇静，一心只想让父亲尽快知道自己的决定。跳板搭好了，随同第一批下船的旅客，素筠飞快地跑上岸来。

    父亲和传教士各抓住她的一只手，紧紧不放。但未亲吻拥抱，因为这是中国。

    父亲首先说道：“素筠，我多么盼望有今天啊！我把你从小奉献给主，让你受到最好的教育，就是要你为他工作。你回来后，我们一起去布道吧。今年夏秋两季的日程已经排满，有好几个为布道作准备的培灵聚会正等着我们参加。以后布道，你既有属灵的工作，还要弹琴领唱……。我真为你高兴！现在就去取行李吧。”

    她心跳得更加快了，回答父亲说：“爸爸，我真高兴，今天又回到了您的身边！当我看见您和亲爱的教士来接我时，感动极了。正如您所说，我出国的时间不短，接受了美国着名大学的教育，因此，我决定留在上海教书，也好赚钱供给家用。”

    “但是素筠”，父亲立刻打断了她,“主会照顾我们的家。中国布道事业需要你和你的才能。而你参加布道的消息也已广为人知，还是让我们先来为今年的夏令会做准备吧，我需要你，主需要你。”

    “爸爸”，素筠再次开口。“我实在不想让您老人家感到难过。但我要说，我的信仰和出国之前不一样了。在美国，许多基督徒都不读经，教授也说，圣经上的许多记载不真实、不科学。我现在只想做事挣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话语如此唐突而不得体，正是她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现。在中国，女儿对父亲说话怎能这样绝情？所以不但丁牧师，就连站在一旁的传教士听了也为之一怔。父亲几乎站立不住，想去抓住什么。从三人互换的目光中，可以感到丁牧师所受伤害之深。难道是我们听错了？不，这是真的。眼前这位年青女士，就是我们作出牺牲培养起来的。而她的回报却是忘恩负义。接着便是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

    还是素筠最后打破了僵局。她说：“去海关领行李吧。我总要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去接洽工作。”

    父亲低头垂肩，跟着她一步步地走进海关大楼，心中痛苦难言。他真想远离人群，向恩主哭诉一场！

    几天之后，人们又见到了丁牧师，他独自一人登上火车，朝着开会的地方而去。这时，素筠也在上海租赁的公寓里安顿下来。不过每当素筠想起父亲和她分手时面部的表情，彷佛精神已被压垮，也不免受到良心谴责，产生一阵悔恨。但她接着又想“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反正我要为自己安排一切。”

    素筠很快便被着名的沪江大学高薪聘任为副教授。她现在投身于大都市的高级享受之中，周围尽是富足而有地位的朋友。由于社交过多，就更没有时间做礼拜了。

    在她的社交圈里，有为青年比比皆是，也都在寻找自己理想的异性伴侣。虽然缠足的陋习已被革除，但出身高贵的青年女子，仍以文盲或缠过足的居多，若娶她们为妻，难免不遭社会讥讽。因此，素筠的天足和文化素养，便使她倍受青睐。

    给素筠印象最深的年青人是尹任先(ErnestYin)。他生性机敏，事业有成，具有哈佛学历，在工商界中也有地位；但他却是一位前妻病故、带着四个大龄儿女的鳏(guān)夫，跟随先辈拜过偶像，对基督教所知甚少。在哈佛时，进过教堂，听过福音，却并不明白真道。

    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尽管新式男女已经破除父母包办婚姻的陈规，但恋爱结婚仍须求得双方父母同意。素筠知道，她若和尹结合，必遭丁牧师的反对。

    素筠再次违抗父愿，为自己选择了生活伴侣。订婚之后才告诉父亲，后来，又邀请父母前来参加婚礼。丁牧师心情沉重，他来参加婚礼是向女儿表白：因为爱才，不反对她所做的选择。丁牧师仍旧每天为素筠祷告，求主施恩，使她恢复随流失去的信心。

    婚后不久，丈夫由工商界转到政界。素筠也随之迁居到了华东的另一个城市，是本市名流，家中常有仰慕丁立美牧师的中外传道人前来造访。但她却很少去教会做礼拜。他们的住所宽敞，花园很大，后院还有漂亮的莲花池。饮食起居均由家仆代劳，素筠则有充裕的时间弹琴练唱。她的声音圆润柔和，丈夫和四个子女无不喜爱听她歌唱。

    素筠的头胎是个男孩，活力充沛，十分可爱。她大喜过望，坚持要请父亲前来为外孙取名。外公也仿佛是从未见过如此讨人欢喜的孩子，做满月酒时，高兴地为他取名大卫。此后每当他到这一带来布道，总要与素筠同住几天，以逗外孙为乐。素筠也为有了小宝贝大卫而深感自豪。

    一天下午，素筠正在练琴，不满六岁的大卫跑来要这要那。素筠叫他自己出去玩耍，大卫便跑掉了。不一会，他又来纠缠，妈妈再次叫他走开。到第三次时，素筠失去了耐性，很生气地站起来斥责他说：“走开！自己到外面去玩，无论你要什么，都等我弹完了琴再说，快走，别再回来！”

    见妈妈如此生气，大卫也害怕了，吓得跑了出去。

    但不久素筠便后悔了。她想：“我不该那么严厉地斥责大卫，他是小孩，怎能理解我有严格的计划，每天要按时弹琴练唱？不行，要赶快去找他，好好安慰一番。”

    到处都找遍了，未见大卫。大声呼叫，也没有回答。又吩咐仆人到门外去找，还是不见踪影。于是感到有些不妙。

    “会不会跑到莲花池那边去了？”她问道。急忙和仆人前去，一看便尖叫起来，果然发现大卫失身落水，正漂浮在池中。连忙下去救起，施行人工呼吸，又请医生急诊，可惜晚了。大卫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素筠立刻给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发了急电，又请丁牧师快来。中外弟兄姊妹听到噩耗后，也纷纷前来慰问。

    一位外国弟兄，用这样的话安慰伤心的父母：“当牧人要驱赶母羊到更好的草场上去，总是先把小羊抱起来放在那边，母羊就跟着来了。主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召唤一位父亲或母亲。你们若跟随主，将来就必在天堂里见到可爱的大卫。今天他已在主的怀抱里了。”

    丁牧师与任先、素筠同住了数日，安慰他们，并带领他们向主回心转意。任先决定作基督徒，立刻跪下祷告，并阅读岳父赠送的圣经。他有清楚得救的经历，知道主已来到心里。素筠也恢复了起初的信心。从这时起，他俩便一生跟随救主。

    信主之后不久，尹任先即奉调来到我们所在的省份担任税务局长。主定规的时间没有差错。此时，丁立美牧师正在我们教会带领为期一周的布道聚会。尹任先每天必到，先在我们家中与岳父共进晚餐，随后参加礼拜，他的信心和灵程日见增长。素筠因忙于搬家，比丈夫晚来两个星期，没赶上布道，但频繁的交往，使她不久便成为我们的密友。

    她对我说：“重蒙主恩以后，心里总感到还有两件亏欠的事，头一件发生在离开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的前夕。那时，毕业的女孩都聚集在一间大厅里打点行装，互相道别。到处都是东西。我突然被一把十分别致的剪刀所吸引，就趁无人注意之际，把它藏起来了，一直用到今天。”

    “知道是谁的吗？”我问。“不知道”，她回答说，“人那么多，东西那么多，现在怎能再打听出失主的姓名呢？”

    我说：“那你就按剪刀的价值拿出钱来为主做件有益的事吧。这样撒旦就不能攻击你，说你把别人的东西藏在家里了。”

    她立刻打开钱包，把远远超过剪刀价值的一笔钱交给我说：“请买福音**吧！我心欢喜，我灵歌唱，主把我这不诚实的重担，从心中除去了。”

    “那第二件事呢？”我问。

    “一椿(chūn)蠢事，但就是忘不掉它”，她说。“几星期前，我去服装店里买了三块布料。当店员把包好的布料和账单交给我时，我发现他算盘打的不对，少算了一块布料的钱。我不仅未提醒他，反而从已经准备付账的钱里，又抽出四块钱，放进了钱包。暗想：“店员不会算账，是店方的错；我已准备付款，与我无关。”

    我说：“那提醒你的是谁，难道是我这毫不知情的人吗？”

    “我想是主”，她说。“但我好意思向店方承认吗？丈夫在本城是有声望的人，我若说出此事，岂不有损他的名声？”

    “你若要主所赐的平安，就要为主澄清一切疑点”，我说。

    “任何代价都不能与平安相比，这件事我会照办”她回答说。

    很快又到回家给孩子哺乳的时候了，我们再次跪下祷告，愿主赐给她渴望已久的平安。劝她继续祈求圣灵光照，除去心中的阴翳(yì)。

    次日下午，见她依旧垂头丧气，显然仍未获得释放。

    “难道公义的主又指教你看见生活中亏欠的地方了？”我在她进来时这样提问。

    “是的，若为此进行赔偿，那就更丢脸了。”她神情沮丧地说，“我在读中学时，曾‘借’过别人一块钱，虽然经济上有困难，但当时已存心不还，这是有礼貌的偷窃。昨天晚上又突然想到此事，觉得自己何等虚伪，彻夜未眠。这位同学现在北方某市，丈夫是建筑师，家境富有。我在多年之后去还她一块钱，难道不是对她的冒犯？主会强求我这样做吗？”

    “不对”，我解释道。“这正是主要向你说明做一个正直的人何等重要。他在这个时候叫你想起往事，必有他的旨意。钱的确不重要，但这却是一个让你为主作见证的机会。你若向她说明还钱的原因，就在主前、人前使一对不信主的夫妇看到基督徒的生活，象水晶般的透明。宋尚节先生正在那个城市布道，何不借此机会规劝他们前去参加聚会？”

    素筠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默想“丢脸”的事，情绪低沉。主已明白无误地要她改正过来。然而，要做出这样的忏(chàn)悔，必须具有异乎寻常的勇气。

    “我立刻就写信，附上五元，尽管那时的钱更值钱，但也足够偿还我的亏欠了。”

    同祷之后，素筠起身回家。上了黄包车还在自责，认为当年怎会做出这种傻事，使自己今天为一块钱而如此尴尬，还不知对方会怎样说。

    次日午后，素筠乐不可支地闯进了我们的家，容光焕发，好象连敲门的工夫都没有了。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她说。“昨天写完信，又附上了钱，就叫仆人赶快去邮局发出。上床前再次跪下祈祷，主又让我看到一些亏欠，我向主承认、求主赦免后就睡下了。半夜醒来躺在床上，一面静思一面祷告，突然好象主开口对我说话：“素筠，到此为止。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洗净你的罪恶。”从这时起，我的心便充满平安喜乐，自觉良心无亏了。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切！”

    几星期后回信来了，使她深得安慰。同学在信中写道，读完她的忏悔，夫妇二人急欲明了为何基督徒如此诚实，以及促使素筠还钱的动机是什么，因而决定去听宋先生布道。几次聚会之后，现已悔改信主。后来，他们为该市建造了礼拜堂。这座礼拜堂在抗战期间是全城唯一没有被关闭的聚会处所。

    素筠任先蒙恩之后，更加热心主的事工。在家中，把客厅和卧室打通，扩大空间，每周两晚举行查经聚会，省主席本人通过聚会信主受洗。素筠又带领他的夫人在我们家中听道得救。许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也通过他们的家庭聚会而成为基督徒。

    任先素筠经常邀请中外传道人与政界要人共同进餐，向他们传扬福音。某些人士，唯有通过这条途径才寻求到主。他们请客吃饭从不备烟设酒。这虽与任先的官职有些不相称，却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天，任先向财政厅长送去财务报告。这位厅长行为不检，颇有几分恶名在外。

    “这是什么？作为收方‘利息’的项目？”厅长问他。

    “这是我把未动用的公款存入银行后的利息收入。”任先答道。

    “利息！”他轻蔑地说。“没听说过那个官员上缴公款利息。尹某你太认真，这样下去不出十个月就要走路（被解职）！”

    从厅长办公室出来，任先觉得他是在怂恿下级弄虚作假，实在可恶。便对自己说，如果这就是谋求公职的代价，宁可辞职。

    七个月后，任先又来拜访我们，他说：“请为我作一次特别祈祷。今晨南京来电，召我前往，不知是祸是福。”

    我们跪下，恳求恩主带领他前面的路。若遭诬陷，为他伸冤；若被提升，愿主更重用他，荣耀自己的名。

    一星期后，他深夜来访，我们也急于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任先说：“上级召见时对我说，‘中央一直在察看各省送来的报告，我们对你廉洁奉公的作风，印象深刻。省里的事，就是需要这样的人管理。请你来是征求意见的：出任财政厅长如何？现任厅长，以腐化闻名。你是否接受这个重要职务？考虑好了告诉我们’”。他接着说：“经过祷告我接受了，中央政府也欣然批准。我本可将自己的任命和火车到达时刻，从南京电告省府，那样便会有人在站台上举旗迎接，随后用黑色车队把我送到新址办公。但我想，这里才是走向新职位的起点，请和我一起跪下祷告，愿主在这个职位上使用我，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他。”

    主再次为他的子民彰显公义。那个预言任先将在十个月内被免职的财政厅长，自己下了台，而接替他的正是任先。

    任先夫妇的住所再次扩大，家庭聚会更加兴旺，有时一周数次。在那几年里，许多上层人士，通过介绍在他们家中聚会得救。

    信实的主，终于应允了丁牧师多年前把女儿奉献为主工作的祷告。这对夫妇蒙恩得救以后，全心事奉主的好消息，使丁牧师快乐无比。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天津因病被主接去之前，在女儿家中亲眼见到有那么多的人，前来寻求道路、真理、生命。主的大能都使他们从罪恶的权势下获得释放。

    后来，任先又被国民政府调到湖南省去担任财政厅长。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家庭聚会，同样蒙主赐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遭到蹂躏。沿海的港口，多被日军封锁，抗战军需只有通过滇缅(diānmiǎn)公路，和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飞行”，到华西后再装上卡车分发到各战区。棉花、棉纱和布匹是紧缺的战略物资，统归国家专售。

    现在需要任命一位诚实的官员来主持这项工作。既然棉制品为国家统配物资，负责制定计划的人，若想发财致富，去黑市倒卖易如反掌。谁能拒绝腐化的诱惑？战时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决定委派尹任先出任“花纱布管制局”局长。他上任后，又指派诚实可靠的人负起各省的责任，大大抑止了黑市交易。

    敌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使官员们纷纷迁居城外。任先夫妇和几位信主的高级官员，住在同一郊区。他们受到感动，捐款创办了一所传扬基督福音的小学和初中。礼堂很大，学校每天都有朝会晚祷，主日对外举行崇拜聚会。

    教职员工都是为主奉献的中外弟兄姊妹。教学水准高，属灵空气浓厚。许多学生当年在校得救，后来成为华人教会领袖或国家的有用之才。每年暑期举办夏令会，又使校内外更多的人蒙恩得救，进入更丰盛的生命。

    战后，配给制取消了，中央政府还都南京。任先获准免去原来的职务，携家东迁，定居苏州。现在，他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校工作上了。

    在大陆中国政权更迭之际，任先和素筠做出了留在大陆的选择，为的是继续帮助人们寻求真正的救主，劝勉弟兄姊妹要在各种难处面前保持对主的忠诚。那所学校，最初还允许存在，不久便被迫关闭。一九五五年，素筠因患肺病去世，与她终生事奉的恩主在天相会。九年之后，任先也随她而去。他们的生命没有白白渡过。今天在全球华人的教会中，有不少人就是他们当年以“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和盼望所存的忍耐”，带领来到主前的。

    *“素”就是尹师母丁素筠女士（1899－1955），她的英文名字为Faith。本文译自“RescuedFromTheDragon，Chapter7：SUE——TheEvangelist-sdaughter”(Marshalls1984UK).

    **作者戴永和(AliceHayesTaylor)是戴永冕牧师(Rev.JamesHudsonTaylor)夫人。写作时受通信条件所限，译者对原作中的某些情节，参照正文作了补正。

    先父母属灵经历中的见证，终将和读者见面了。从1956年先父生前动笔迄今的漫长岁月中，虽多有坎坷与波折，但“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腓1：6)”。感动先父写见证的是主，保守手稿免遭毁灭的是主，引导我完成先父遗愿的，仍然是主。所以我愿将本书撰写的全过程写出来，作为后记，以飨(xiǎng)读者。

    先父毕生有写日记的良好习惯，除抗战期间，在湖南任职，因日军进逼长沙，省政府西迁沅(yuán)陵，事务繁杂，起居无定，曾中缀数月之外，未尝间断。数十本日记为他珍藏之物，每逢迁徙，必亲自清点装箱。先母生前也留下了一些日记。1955年先母蒙召归天以后，先父对她十分怀念，常常翻阅日记，追忆往事。

    1956年，他读到诗篇七十一篇第八节时，心灵受感，明白此乃神赐给他的话语，要他以日记为素材，写回忆录。在年老发白的时候，将他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他的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同时，他觉得这样做也是一种记念先母的好方式，便欣然动笔。从他和先母的的家世及他们的出身写起，对婚后共同生活的经历，采取逐年编写的方法。蒙恩以后，他们自己的属灵见证、读经心得、听道记录等，成了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最初写这些资料时，只打算给自家的后代看看，并未想要公诸于世。

    先父一贯办事认真，写回忆录更是全力以赴。到1958年底，我从上海接他来杭州同住时，已写到1937年，即抗战爆发的那年。

    在回忆录中，我觉得先父母属灵的见证特别感人，他们那爱主的炽热之心，跃然纸上，令我自愧，也给我以深切的勉励与鞭策。我向先父谈了自己的读后感，并建议将他们自身的见证，单独汇集起来。他很赞成，决定此后集中力量，先写属灵的见证，此乃本书产生之滥觞(shāng)。

    1938年冬，湖南长沙发生大火，全城付之一炬。先父受命主持善后救灾，倚靠神的大能，获得圆满成功，是一个极好的见证，依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可惜事件正好发生在他平时唯一中断写日记的那几个月中，手边缺乏足够的史料，单凭记忆，不够周全，只好暂缓一步。而开始写创办圣光学校的经历。

    先父当时已七十有四，但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谁也不会料到，短短两年之后，健康状况竟一落千丈。先是在1959年夏天，得了疝气，不久又发现前列腺肥大。两症都需手术根治，但他年事已高，医生认为不宜开刀，因此病症难以控制。更有甚者，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狂热的政治运动，使国民经济严重受挫。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陷入了持续三年的饥馑之中，这对先父罹(lí)病的身躯，更是雪后加霜。以致体力下降，脑力不济，写作的进度愈来愈慢。到1961年，长期的营养不良，又导致腿部浮肿，举步维艰，双手也经常颤抖，从事写作，也越发力不从心。

    在此，我要插叙一段个人的遭遇。1954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有宗教信仰，总被视为落后；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又因不肯放弃信仰，1959年5月遭工作单位辞退。这虽不符合国家所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但我多次申诉，均无结果，求职也处处碰壁，赋闲在家，竟长达五年之久。开始真不知神为何让此事临到我，内心十分苦闷，有时甚至到了“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前1：8)”的地步。

    当先父的身体日趋衰弱的时候，一天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道明，你看我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最近常为写作计划难以完成而苦闷焦虑。今天读到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大卫有心为神建造殿宇；但神却拣选他儿子所罗门来完成，只让他为建殿预备材料。这使我看见，一件重要的事奉，往往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联想到目前这写作的事，可能也是如此。我们父母的经历是素材，我也开了个头；而要全部写完，恐怕只得靠你了”。先父的嘱托，感人肺腑，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神安排我这几年失业在家，不仅可以照顾先父，而且有充裕的时间来详尽地了解他一生的经历，特别是属灵的见证，以接替他完成未竟的撰写工作。我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他满意地笑了，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好，好”。其情其景，至今难忘。

    海外亲友在得知先父的困境之后，纷纷寄来钱款、食物及药品，这对他的帮助极大，当时在香港的原内地会同工彭子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信中提及十年前由圣光学校董事，先父的老友胡宣明先生从英文原着节译成中文的“戴德生传”，又返译成英文出版，而且销行甚广。此消息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在当今世界，人们生活的节奏加快，工作繁忙，闲暇无多。胡先生择取原着中的大端节译，着力勾勒，言简意赅，结果反比篇幅多、内容详的原着，更受读者欢迎。

    先父和我一致认为，应该借鉴胡先生节译的技巧，使我们的文稿删繁就简，压缩篇幅，突出重点。经过缜(zhěn)密思考和共同商讨，拟出了篇章名目及内容提要，以此为纲，重组文字，这样便确定了本书的框架。但当时我也浮肿，身体虚弱，整日饥肠辘辘，思绪难以集中，而无力动笔。

    1962年夏天，先父得败血症，高烧持续不退，病情严重。国内的儿女们，除道声公务羁(jī)身外，均赶回照料。住院治疗四十天，方才转危为安，但已极度虚弱，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找来一名保姆，又不甚合适。原圣光学校职员朱宏拭先生，曾随先父工作多年，交谊甚厚，在苏州闻讯后，特让朱师母来杭帮助，盛情可感。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先父健康状况日有起色。到1963年，腿部浮肿消退，略能下地行走；但疝气与前列腺肥大两症，仍无好转。随着食品供应的改善，我的浮肿也逐渐痊愈。便按着既定的提纲，与先父边议边写，本书的初稿就这样诞生了。

    这时，“阶级斗争”又在各地开展起来，国内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在这种形势下，写1949年以前的往事，又与基督教信仰有关，不能不格外审慎。先父的见证中，有多处涉及前政府高级人士，例如，在河南禁烟的过程中，应召晋见蒋介石先生，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为了避免麻烦，只好按下不表。又如，在脱离政界的过程中，处处有神奇妙的安排与恩典，也未翔实地叙述，仅用一笔带过。至于长沙大火后赈灾的见证，则因手头的史料欠缺而暂付阙(què)如。但先父叮嘱：以后如有可能，应增补此段，使之更臻完整。1964年春，前半部初稿脱手，先父阅后，甚表满意。

    同年5月，一位主内弟兄告知，他任教的中学，正在扩充，暑假以后，需要教员，如我有意，他愿向校方推荐。不久事成，聘我授三门课程。为了备课，写作之事，便暂时停了下来。

    那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炎热，先父中暑住院。后虽有缓解，但前列腺肥大症却因导尿感染而恶化，高烧多日不退，医治无效，于1964年8月30日下午4时，离世归天，终年七十八岁。当时诸弟妹均在外地，我已应聘，开学在即，将丧事简单料理完毕，便到校上班去了。

    原本打算，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写作，完成本书的后半部。但当时国内已经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政治形势日紧一日，教师须经常检查和汇报个人的思想言行。1965年，上级又增派政治工作组进驻学校，对教工逐个进行四方面的“清查”，人人自危，校园中一片肃杀之气。那时我的灵性非常软弱，审时度势，害怕因撰写与信仰有关的文字而遭批判，便自作聪明，想等运动高潮过去之后再写。多少时候，神的旨意就是因为人的胆怯而受阻，“惧怕人的，陷入网罗(箴29：25)”。

    1966年初，工作组撤离学校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正式开始了。由于我和同学平时相处甚好，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头几个月里，尚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可是八月份，北京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进行非法抄家的活动，波及到杭州时，形势便急转直下。

    居民小组长住在我家对面。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当过小老板，所以怕被人视为资本家而被抄家，为了转移视线，便在居民委员会中煽风点火地说，先父在前政府曾任要职，又是**，虽已去世，必定留有反动物品。一位居民干部知情后，急忙在暗中通知我们：要做好被抄家的思想准备。

    先父一生，两袖清风，又未参加任何党派，家中只有属灵的书籍，并无其他“四旧”之物；但想到如遭抄家，与本书有关的资料，将不免被毁，心中十分不安。此时，神所赐的力量，突然进入我那极度疲惫软弱的心灵之中，使我完全克服了对险恶环境的恐惧，下定决心，不管会冒多大的风险，也绝不交出本书的文稿，一定要将它保存下来；然而斗室之中，又有何处可以避人耳目？一时真无计可施。

    当晚夜半时分，震耳的锣鼓声将全家从睡梦中惊醒。起床向窗外看去，只见有十来个人，手拿电筒，举着“**有理”的横幅，从大杂院的门外涌入院中。我想，这定是来抄我家无疑，可本书的文稿尚未藏妥，不禁万分懊丧。岂料那些人却径直向居民小组长的家中走去。原来，是她丈夫工作单位的人，我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慢慢地放下来。

    我默默感谢神的恩佑，他不许可的事，决不会临到他的儿女。抄家的人在居民小组长家中翻箱倒柜，折腾到天明方才离去，这竟是我们大院十几户人家中最先被抄的一家。令我联想起以斯帖记中的恶人哈曼，他为神的仆人末底改备好绞架，自身反而被挂其上。第二天，住在我们楼上的一户职工，也被冠以“反动资本家”的罪名抄了家。

    首先被居民区干部查抄的是个以修表为生的单身老汉，因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那间仅七八平米的陋室，被翻腾得一塌糊涂，连屋顶的瓦片，也被掀开多处。他低头垂手，胸前挂着“反动军官”字样的纸板，顶着烈日，被迫站在自家门口的一张方凳上示众，浑身浸透了汗水。看到此番情景，心想一名区区小兵，尚且遭此厄运，若先父在世，真不知会遭罪到何等地步，不禁深切地感谢慈悲的神，因他已适时将先父接回天家。四邻出现的幕幕惨景，预示我家也难免被抄，藏好文稿，已刻不容缓。

    当我正在冥思苦想怎能藏好文稿的时候，一付铁绣斑斑，斜靠在墙角的弯管床架，引起了我的注意。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念，若将文稿塞进其中，岂不安全而且防潮？但管中容量有限，我只能将最重要的材料，也就是本书前半部的初稿，和为完成全书所必需的素材，分成四卷，覆以旧纸，小心翼翼地塞进其中，此事从未透露给任何人。不久，便有本校的学生来“破四旧”，先父宝贵的日记以及属灵书籍等被他们焚毁了，但没有翻箱倒柜，文稿就如藏在蒲草箱中的摩西，蒙神保守，躲过了这场浩劫。

    然而风波远未平息。1968年初，极左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各地相继成立以后，中央发出了“深挖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一场更加无情的政治风暴，又向无辜的人们袭来。此时，过去被整的人，已不再是打击的主要对象，上级要求发动群众，挖出“隐蔽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也就是要另找一批人来加以**。于是，我遭科研单位辞退的缘由，便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当他们得知，在公开的基督徒聚会遭禁之前，我经常参加，又从人事档案里，看到一些不实之词，便给我扣上“反动道门骨干”的帽子。1968年3月14日，将我关押在校内，进行所谓的“隔离审查”，成为教师中最先挨斗的人。在随后的两个月内，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教师均遭批斗，打击面之广，前所未有。

    关押我的人很清楚，单凭他们臆造之词，不能给我定罪，于是便极力威逼我坦白所谓新的罪行，交出新的罪证。事后得知，他们曾去过我家，向家人施加压力。但那时已不能再随意抄家了，尽管审讯我的人，态度凶蛮，我的内心却十分坦然，因为除我以外，无人知晓文稿藏在何处。果然，这秘密始终未被发现。

    我被关押在校中长达两年半之久，到1970年10月才放我回家。回来以后，好不容易将文稿再从弯管中取出，感谢主！全部完好无损。它就象“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摩4：11)”，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的）余种(赛1：9)”，也是神奇妙保守的明证。面对这吉光片羽，真是百感交集，它勾起我对先父母的深切思念，同时，也为自己未能及早完成先父的嘱托而内疚和自责。

    回顾以往，由于自己的软弱，贻误了写稿的时机，险些使神大能的见证，湮(yān)没无闻，不禁十分懊悔。我恳求神的赦免，并发出类乎参孙临终前的心声，求神在近期内再赐给我一次机会，先简要地写完先父母的见证，荣耀他的圣名。

    神垂听了我的祷告。1971年暑假，我第一次被告知可以在家中休息，恰好妻子和女儿又都去了北京，家中剩我一人。尽管那时正值“林彪夺权事件”的前夕，国内政局紧张，我还是个在监督劳动的“受审人员”，前途吉凶难测；但我灵里非常清楚，这就是神赐给我弥补往日亏欠的良机，决不可再有迟疑，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完成本书初稿。于是便关起门来，在狭小而闷热的居室中，一面挥汗如雨，一面按照先父生前过目的提纲要求，夜以继日地写作。就在暑假行将结束、家人尚未返回之前，完成了全部初稿。感谢主，“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

    长达四年之久的审查，非但没有查出我有任何政治问题，反倒澄清并否定了许多过去的不实之词。最后，只得将五十年代我从事的正常宗教活动，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结案。1972年6月恢复了我的教师工作，从而我也恢复了和亲友们的通讯往来。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国内的政局略有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我仍须谨慎从事。仅伺机将本书初稿交给亲属们传阅，这也是先父动笔的初衷。住在上海的大姐夫张恩溥先生，阅毕深受感动，便亲手抄录了一份，不料竟在上海的弟兄姊妹当中传播开来，并扩散到了厦门等较远的地方。曾在圣光任教多年的刘德馨先生，也是先从别的信徒那里见到抄本，再从苏州来信向我了解此稿的来龙去脉。先父母的见证如此受到重视，自然使我感到快慰。心想如付印成书，岂不更能荣耀主名？但在国内这是难以实现的，而到国外去出版，当时就更不可想象了。

    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被全盘否定。我那个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也随即撤消了，原先的科研单位，也承认1959年因宗教信仰问题令我退职的作法是错误的，而将我调回。1981至1985年间，大嫂尹马必宁、侄女佩璐、侄儿佩雄夫妇们先后自美国回来探亲，开始互通信息（图24），相聚欢悦之情，难以言宣。他们也都读了初稿，并带回美国，给圣光的校友邵遵澜牧师及远在英国，曾长期在圣光工作的姚如云牧师等信徒传阅。佩璐还为付印之事，在美国、香港等地积极联系，然而几年过去，始终未能如愿。

    与此同时，大陆台湾之间的长期对立也在渐渐消除，往来日增。我感到遵照先父遗命，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将初稿中隐讳不全之处，补充完善的时刻已经到来。1988年秋，道声弟送来一本有关长沙大火的湖南文史资料，正好弥补了先父这部份见证的需要，从而更增强了我修订初稿的决心。

    转眼到了1989年6月。一天，我读到列王纪上第六章，其中第七节显得格外醒目，经上的话：“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神让我看见，在建造圣殿时，匠人的使命，只是将已经按照神旨凿好的石块，取回来并加堆砌而已，不须再凭己意用铁器在石上敲打修琢，留下刀斧之痕。初稿付印之所以屡屡受阻，乃是神的拦阻。因其中有人为的删减，见证的叙述也过于简略。

    我去信将此亮光告诉佩璐，她回信说：“关于回忆录之事，信写了出去，一直没有回音。最近我常在反省，是否我没有尽力而为，尤其是今晨，更为此事祈求。你的信带来了神的答复，他的时间是奇妙的，我心充满了感谢赞美”。阅毕此信，非常高兴，因为神的旨意，总是在各个方面都有一致的印证。

    补充改写和出版的工作，都得到了众多弟兄姊妹的鼓励和支持，并承蒙江守道弟兄和戴绍曾弟兄为本书作序，于力工弟兄为本书撰写专文，谨向他们致以深挚的谢意。有的校友还提供了珍贵的照片及资料，更感谢神赐给我够用的力量，我一边写，一边深受感动。自己仿佛返老还童，回到数十年前，又坐在先父母膝下，聆听他们讲述那一个个奇妙的见证。全部文稿均经诸弟妹过目和修改，道声弟在帮助翻译附文，查寻史料及编排打印等方面，更是尽心尽力。所以先父母的这本见证，确是我们众儿女齐心努力的结晶。

    一位年逾八旬，与先父生前相识，并多年忠心事主的纪老弟兄，阅读了目前修订的部分文稿后，激情满怀地写了如下的“感言”。

    感言

    尹道明弟兄将其父母见证的部分遗稿递阅，我被其中许多真实的见证吸引住了，一口气地读完，深受感动！缅怀故人，如在眼前。过去我仅知他们蒙恩得救和热心爱主的二三事，惜无暇与之深交，亲领教益，甚以为憾！今能首先读其见证，不胜荣幸！

    所述见证，真人真事，时空确凿，有史可考，实实在在，言简意赅，荣神益人，活出基督。值此世道日衰，人心不古，认识基督，效法基督，大公无私，舍己爱人，实乃当务之急。奇哉主道！伟哉救恩！妙哉生命！有生之年，不顾自己，专为别人；终生事主，作人师表，尹老夫妇，当之无愧。

    学习前人，愿步后尘。读后书志，用作追思。神人摩西的祈祷诗：“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诗90：16）。

    弱肢纪慕韩主历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凌晨

    在1991年动笔撰写本文时，恰逢先父母悔改得救六十周年。在中国，年份习惯按干支命名，每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先父母同在1931年9月1日蒙恩，此后同奔天路，同年也生下了我。六十年后，又是由我重新整理他们灵程中的见证。这样，与本书有关事件的开始和结尾，竟一同发生在辛未年里，彼此首尾相应，互为因果，是何等奇妙！使我想起了主的话：“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22：13)”，内心十分激动。

    六十年的沧桑巨变，令人间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尽成过眼云烟，飘然逝去；唯有神所彰显的大能与恩慈，不受时间影响，永远感人，并且给人以新的激励。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壹2：17)”。

    先父早年赴美，就读于着名的哈佛大学，专攻经济。学成归国，又在财界长期担任要职；然而自中年信主之后，淡泊名利，看万事如粪土，与先母同心事主，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使多人受益，也为他们自己在天上积攒了不能锈坏的财宝，这岂不是很值得我们后代效法的吗？

    尹道明主后一九九一年九月初记，一九九七年修改定稿。

未分卷
前　　言	江　　序	戴　　序	第一章　世途迷离与蒙恩信主
第二章　家中聚会与外出布道	第三章　在政界工作中的见证	第四章　创办圣光学校的经过	第五章　圣光学校在重庆山洞
第六章　脱离政界的经过	第七章　圣光迁校的奇妙经历	第八章　圣光学校在苏州洋泾塘	第九章　圣光学校在苏州四摆渡
第十章　离校以后的生活	第十一章　灵程的回顾与再思	附录一：我信救主耶稣基督之经过——尹任先	附录二：尹任先和圣光学校——于力工
附录三：我所认识的尹任先弟兄——姚如云	附录四：圣光与我——王承舜	附录五：从年幼到发白——圣光中学首届（仁爱级）毕业生邵遵澜的见证	附录六：“素”——一位布道家女儿的故事**戴永和
后　　记	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