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想像一下一九三○年代的晓张。这个小村落位于河北南境北大平原的中心地带。这里的田野由于久旱、蝗虫以及士兵的烧杀抢掠，已呈荒废状态。大家族被强迫住进一些小房子里，每个家庭几乎都遭到饥饿、病痛之患。这里的居民生性单纯，虽然看不懂斗大的字，却都有心向学。他们都是些饱受惊哧的老百姓，人人心里有数：他们的下一顿饭，甚至他们的存亡，都和那些随时可能经过的日本兵、中国游击队、四处游泊的匪盗们息息相关。他们都是些罕少迁移，从事农作的百姓，如今，耕作对他们而言是相当艰困的了。
几世纪以来，中国有项不曾更易的习俗。就是女孩子从五岁起，就开始裹脚，将脚指头摺到脚板下，挤压、扭伤两脚，目的在使双足不致于长得太大。每天潮湿的裹脚布都要更换一次，并按摩双足，再缠上裹脚布。主要是希望女孩长大后，两脚愈小愈好。大凡社会上有地位有身份的绅士，都不愿娶个没缠过脚的女子。一个女孩子，若未缠脚，就表示她是个奴隶或丫环。在晓张四周围的乡野，每个农夫都是个农奴──是封建地主、战争、饥饿、干旱及疾病的奴隶。他们虔诚的信奉许多神祗，其中有一个所谓的灶神，其画像被贴在墙壁上。
每逢过年，都要换一张新的灶神画像。然后把旧的画像烧掉。大家相信只要在灶神的嘴上抹些糖，就能保证他到玉皇大帝面前报告这个家庭的行为举止时，会说些好话。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里，也就是伊利克·里达尔去晓张据点前几个月，日本在北平西南的芦沟桥发动一小型军事事件后，逐开始全面攻击中国。在此之前，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因为全力剿匪，无暇他顾，逐予日本可乘之机。几年来，日本早已逐渐残食中国领土。
由于中国政府无力抵抗，日本逐不断的渗入中国北方，然后朝向长江沿岸的重庆进击。最后，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抗日阵线──这是一次不得已而短期的合作。在西北据点红军的主要骨干军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队。同时，各处的游击队开始对日军所占有的铁路线道发动攻击。晓张地区的居民们都清楚八路军早晚要来，到时将是四处烽火，厄运当头。
日军对中国展开凌厉的攻势，试图使中国蒙受羞辱。他们采用闪电轰炸及恐怖战术，盼望能速战速决。一九三九年底──这一年西方世界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控制了主要的交通干道及中国东部重要的城市，像上海、天津及北平各城。但他们却无法控制乡间地区。就在伊利克·里达尔来到乡村时，中国的游击队组织正开始在敌方阵线的背后展开游击战。只要他们攻下一个碉堡，或炸掉一载弹药的火车，日本人就立刻报复在老百姓身上。
晓张的人民正好夹在这种攻击与反攻击之间。从天津到上海以及从北平到汉口的两条主工干线，分别从晓张东面四十哩内及西面五十哩内经过。这两条干线都被日本人所掌握，但两铁路间的土地仍为中国人所控制。在漫漫烽火中，这地区的人民都视宣教士为保护者。在晓张地区宣教士围地内，有座医院常常人满为患，同时，还有座教堂可容纳五○○名难民，一些妇女、小孩在空袭期间都躲到这里来。围地里还有一间大型的女子学校。那时只有宣教士们从事于女子教育工作。
在围地内有教会，有学校，也有住宅区。围地前面挂着一张标牌，上面写着：“中外一家”──“即中国人和外国人全是一家人。”这标牌是义和团之乱后，围地重建时，中国人张挂上去的。义和团之乱是早期突发的变乱，伊利克的双亲就因为这个变乱，逃离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福音据点。
晓张是伦敦差会在大平原地区从事福音活动的中心点。它的面积和威尔斯差不多大，而差会希望伊利克能成为整个地区的巡回布道家，造访各个教会，和中国牧师们交通，并分担所接触的老百姓们生活上的疾苦，回答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难处。对这份工作，他必须完全付出他一向负盛名的耐心。许多时候，他得步得很漫长的途程，或者骑着脚踏车行经数哩焦干或洪水范滥过的土地，这就够让他体力消耗殆尽，心神匮管了，更甭提还有气力去避开那群盗匪、游击队，以及一大排扛着枪管，查问你往那里去、去做什么的日本兵了。至于户外布道，不是被雨淋得全身湿透，就是被太阳晒得昏头转向，这全视季节而定。当他留在村子里，如果留宿的那家主人没东西可吃，他就跟着饿肚子。他有时睡在地板上，有时和那些悲惨的老百姓一块睡在屋顶上。有时他发现到有些村落被烧，男人们全被射杀，留下一家哀痛不已的老老少少，凄惨之状令人不忍卒睹。
这些老百姓们在日本入袭之前，早已陷入极为可怜的苦境，当时中国内部军阀混乱，反基督教的情绪达到高潮，此处人民都被波及。当伊利克在天津教化学课程时，在晓张的宣教士们即陷入重重的枪林弹雨中，这片土地也已受到极大的骚动。现今住在苏格兰东北方彼得黑德的安妮·布傅小姐，现在已是八十高龄的老妪，身体却极硬朗，当时她不在该围地内的医院当护士长，后来回忆当时情景，写了一本册子：信心的冒险，里面就提到一九二七年所面临的危难，这危难到了一九三七年又再度复生。
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们接到英国领事来函，命令我们不准迟疑，立刻迁往天津避难。这我们别无选择。在和中国同工们商量后，我们逐带着沉重的心情起程。然而，很幸运地，过了五个月之后我们得允许回到此地……。
一九二八年五月，又来了一道要我们转移避难的命令。是时中国人排外情绪的高涨，我们在一个乡村据点上，离火车站相当远。在当时情况下，这样的劝告对我们而言是合宜的；趁着还能走的时候赶快走。但是，这一次，我们却反抗了，我们希望冒险留下来，然而当地中国信徒都警告我们：这次暴乱相当危险。他们劝我们一定要走，最后，和他们道别的场面，令人毕生难忘。一位好意的朋友这么说：“你们挺幸运的，有英国领事馆保护你们。我们没人保护，必须完全仰赖上帝。”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亲爱的朋友们，去面对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那种心境不难想像。
接下来的是永志不忘的五天，我们经由曲折小路横穿过大平原，我们刻意不走已开辟的道路，主要怕遇到一些士兵，或被两边互相敌对的军队给抓去。但仍有些狂暴的逃兵，四处掠夺钱财，做为他们逃往敌方的路费。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般布道用弹性不佳的二轮马车。罗雷恩滋牧师照顾我们这些妇女──收士比太太则留在原处：必须有人留在那儿，因为围地里挤满了难民。
走没多远，我们的马车夫就感到害怕，拒绝继续前行。忽然间，不知从那儿迸出了些士兵，要我们把骡子给他们。其中一名士兵用枪对着我们，另一名士兵去解开骡子的配头。经我们一再哀求，并给了他们一些钱，他们才留下一匹骡子，这是仅存能载我们上路的交通工具了。马车夫发现折回原处和继续前进所冒的风险都一样，逐继续前行。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要到那儿过夜呢？我们四周围都是行进中的士兵。而我们所经过的每个村庄，看来似乎了无生命，连个活人也见不着，甚至连经常听得到的哭声及婴孩呜咽声始终也不曾听到。
后来，我们惊喜的发现到一个村落，里面有幢房子外头挂了衡量理公会布道所的招牌。当我们近前敲门时，一个男人来应门，他只开了一条细缝，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说道：每个人都离开了。显然他怕让我们进去，然而，我们走投无路只好硬闯进去，没想到里面竟躲了好些中国人，全是为了躲避那些士兵的。其中有个人曾是我们医院里的病人，并认得罗雷恩滋牧师──因为他在五年前曾为那人施洗。我们都称他韩先生，他在那幢细长的建筑物中，极画可能的为我们做每件事，希望我们能舒适些。我们一行人进到礼拜堂里是安全了，但是马车怎么办？最后，我们把骡子牵到里头，将马车给拆了，放到屋詹下，怕被士兵看到！
路上起了一阵尘暴，弄得我们全身疲惫不堪，极其疲累。韩牧师和胡牧师再三挽留，和他们一块儿避风险，然而，正如以往每当我们碰到绝望的事情时一样，我们总是将问题带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引导。结果，大家清楚的感觉：我们必须不顾危险，继续往前去。当晚，我们逐和衣就地而睡，准备明天一大早上船。
次日清晨，由于不须更换衣服，也没有水可漱洗，我们未敢逗留。他们特地为我们泡了茶，马车重新安装好，一切就绪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两天，天气反常，前一天遇到尘暴，这一天又是风雨大作，滂沱豪雨，每个人的视线模糊了。马车夫的情绪不佳，他回过头来，看到我正冷得发抖，牙齿还格格作响，便说道：“上帝现在不眷顾你们了。”其实，这种坏天气反而有利，可使我们免受折磨。虽然在我们没走多久，就遇上一队士兵，但当他们和我们谈话，知道我们来自晓张耶稣布道所以后，对我们相当友善，还唱起圣诗来呢！至于其他的士兵则匆匆行经我们旁边，继续赶路。
我们曾听闻：士兵如何掠杀贫苦的村民。如今总算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暴行──他们踢开民房大门，拔出配剑，往那些村民身上杀过去，只听到里面的人惊哧得哭成一团。至于我们，身上已经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了，而我们对自己再度能安全行经该处感到惭愧。那群士兵们觉得：让我们见着他们的同伴们杀人，实在是件丢脸的事，逐顾意护送我们一程。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他们这么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前行比他们护送更为安全。
很快地，另一批士兵又追了上来。他们咒骂我们有后台保护，而且破坏了条约权利。最后他们赶上我们，要我们下车步行，他们则轮流坐到车上。事情令人厌烦，我们愿意走路，却不喜欢那种充满紧张气氛的安静。还好，他们的敌人从后头追来，他们才惊惶的逃走。
对于晓张地区的教宣士而言，当时的生活似乎是一连串的惊骇和逃难组成的。甚至在日本入侵之前，中国内部战争就使得他们的工作屡次中断。
一次，一位中国军队的将军偕同他的部属来到医院，这名将军有钱、有势，还有许多妻妾。我陪他在医院里绕了一圈，当他看到那么多婴孩又病又饿的样子，眼眶里竟充满泪水。我向他解释：由于内战不断，我们无法获得牛奶，只好用当地的豆浆代替，而事实上，牛奶的营养要比豆浆要来得更高。他什么话也没说，过了几天，派人送来了许多箱罐装奶粉。这位将军竟然动了慈心送来礼物，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他向来是个不需要宗教，而且在战场上见到撕杀流血的情景也不眨眼的人，究竟什么因素，使得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婴孩缺乏营养导致衰弱，竟然心软？这我并不明白。不过，这之后他再没有机会行善了，因为不多久，他的军队就被击败，他本人则在离晓张一哩外的地方被杀。
这个时候，伊利克的哥哥罗伯和他太太、女儿都到医院里工作。罗伯曾在爱丁堡大学受过医师训练，而好的医师在晓张极受重视。在这个福音医院中，已有一百多个床位，而且还在增加当中。虽然医院中有设备良好的婴孩诊疗室，但婴儿的死亡率却高得惊人。许多几星期大的婴孩都死于痉摩，主要原因是染上了破伤风。因为当地婴孩出生后，一般的处理方法是从地上抓起些泥土塞进一碎布里，用这块布缠住脐带：然后，就让这没清洗过的婴孩躺在一侧。
中国不产乳牛，而水稻的养粉对婴儿来说是不够所需的。同时，母亲们因为长期在田里工作，奶水不足。为了弥补这项欠缺，福音医院特设立了一个豆浆厨房，在厨房里将黄豆磨碎，然后再加上必须的钙和糖。豆浆对中国人而言算是便宜的，大家都卖得起。而奶粉根本卖不到。至于他们的手术还是挺危险的──经常会发生意外。安妮·布倩提到：有个被人认为患了腹瘤的妇人，被送进手术室：“没想到她很快地连续生了四个孩子，但很悲哀所有的孩子都陆续死了。”
伊利克在五岁以前曾和他的双亲一块儿住在晓张，当地人对他们都有印象。由于他父亲的个性相当吸引人，给大家留下好印象，逐使得伊利克在许多村庄里成为受欢迎的人。一开始他带着翻译员王汾乔(译音)一块儿环绕合村落，每天一早起来，他们就骑着摇摇幌幌的脚踏车开始巡回布道的工作。一回，伊利克在一封快信里，以相当轻快的语气描述：
这天天气相当好，晴空万里，北方不时送来阵阵微风。王先生不是个骑车能手，所以我们车骑得很慢。由于他知道许多捷径，使我不必忱忧该怎么走，这的确轻省多了。中途我们在泉头(译音)附近的一个小地方歇脚。那里有一家木匠活，这店同时兼做旅馆生意。我们只在那儿逗留给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和一位老先生谈起我们正在做些什么。这店看来相当忙碌：他们正在准备许多比平日所做的更加简陋的棺木。这位老先生──大概八十来岁，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很有旧日中国士绅的风范。我们离开他之后，还从一座庙旁经过，见到这庙旁边种了一棵笔直硕大的杨柳──实在是个明显的界标。是时，我们见到远方泉头上方有日本国旗正飘摇着。他们的军队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出外远征，不过规模都非常小。而这一天，我们连一个日本兵也没遇着。
我们去的那个村庄，村人多忙着纺纱，因为这一年政府希望出产土产布，逐使得这许多人忙于纺织。今年南坎地带作物欠收，生产量仅占平时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因此，大家忙于织布，以巾补生活费用。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王汾乔所住的村子，他为我找暂住之处。最后我住到一家有男孩在晓张念书的人家，这是个相当大的家庭，成员有二十多人。去年，霍乱猖獗，这家庭有四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因染上霍乱相继去世。
在晓张念书的那男孩学校里的课业已是最后一学年了。女主人很客气的让出房间给我住，他们一家人对我非常好，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晚上，他们都聚集在我房里，附近的邻居也纷纷加入。我们总以诗歌开始聚会，这些诗歌都慢我慢慢教他们的，一星期后，他们学会了好几首新歌。至于那些老妇人就很累人了。她们的学习能力和其他人相比，实在太慢。每一天，早上及中午我都到附近地区举行露天布道，下午四点种左右就离去，如此我才能在太阳下山前赶回住处。
这整个地区被八路军搞得乌烟瘴气，学校被解散，四十五岁以下的人全被强迫加入八路军。如果你要进入这些村庄，在守卫旁边通常有个石板，上头还有两、三个字，你必须知道这几个字，才能进入。
这些村落在某些特点上虽有不同，但大致说来非常类似。当我们初到一处地方向当地人问路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吐露一个字。后来我们发现一骑兵团驻扎在那里，因此，每个人都不敢指引任何方向。大部份地区，人民全被生活重担所压，税收还不断增加。
今年农作物欠收，他们逐勤于纺纱织布来贴补家用，至于食物更是缺乏。每次，我总会在某处停下来，然后招呼附近的人聚集，首先，我会谈到他们的困苦和重担；之后，我就改变话题；开始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处处有重担、痛苦、挣扎，而基督徒能这当中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很快地，他们逐渐忘却本身的痛苦，开始想到全世界其他人的重担。
当每个人都想到自己和其他人息息相关时，那的确是很美好的时刻。我记得，有一晚，我到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里吃晚饭。这个家庭里所用的灯光相当黯弱，只以看到周围的东西，稍远一点的地方，东西就模糊了。依稀可见室内有架织布机，他们从早到晚都不停的织着布，直到天色已黑还不停止；整天不断听到卡搭！卡搭！卡搭的声音。是时，这屋子的主人陪着我，在微弱的灯光下，约略可看到他妻子正在起火，预备晚餐。有个曾在晚上来参加过聚会的小女孩，正以期盼、渴望的眼神望着我，就像个“在世界光中”的小孩。
晚饭快结束时，隔壁的两个年轻人，各自端着一碗稀饭，出现在门口。进来后，他们蹲在地上，开始谈起英国人用餐的礼俗和习惯，说着就笑了起来，之后，他们要求我说英语。不多久，我们就唱起歌来了，其中有一段，我先用英语唱，再用国语唱，然后，我教他们用国语唱，当他们开始用国语唱时，我就用英语唱同一段，如此一来，我们全都笑了起来。在这欢笑的团契中，我们暂时忘却了眼前的苦难。
伊利克待人有个重要的秘决，就是他爱众人，而且能和每个人交谈。那一地区的中国人都爱戴、仰慕他。他们很快地发现：当他们起纷争时，他是最佳的调停人。“李牧师能解决这事，”他们会这么说道：“去问问李牧师看他怎么个看法？”
李牧师也善于和日本人打交道，当时日本军和八路军每天都会发生些小型枪战，附近经常有连绵的枪火及隆隆的机关枪声。“无论别人对他态度蛮横或大声质问，他都是以笑脸回报，性情实在是驯和。”他的一个同事说道：“后来，日本人开始小规模的**行动，或审问或驱逐晓张的宣教士。然而就因为他始终笑咪咪的，使得他们一再白费心机。一次，他被军司令召去审问，那一回他单独骑车进城，共走了七哩路之远。宪兵队试图恫哧、警告并指控他却都无效；伊利克总是那么愉快而镇定。”
他为了和在天津的家人团聚，必须经由中国统辖区进到日本统辖区内。每个哨兵总会搜查他的衣服，甚至他的鞋子，看他是否私藏信件。有一次，一名日本哨兵拦住他，并想拿走他的罗盘。“我告诉他们：这东西对我而言比对他们更有用。”他后来解释道。因此，他们就容许他保留那个罗盘。
福音医院里的一名医师曾提到：由于伊利克·里达尔曾告诉他们一番话，使得整个医院即使在遭到最大的逼迫时仍然散发出祥和的气氛。伊利克这么告诉他们：
我们可以救助四种军队的伤兵：日军、中国中央军、八路军及日军统辖下的中国军队(他写道)。这地区的人民对于前三种军队，究竟较偏爱那一种，意见并不一致。其实他们和大部份的人民差不多，关心他们的钱财、食物更甚于他们的国家……这些军队或途经此地，或使用我们的布道所做为行动基地所在，总会来医院里来瞧瞧……由于他们的到来，经常在村庄里造成了一大批的难民。我们把所有的老弱妇孺全带到教会里躲避。这正显示出：在他们心目中，我们是安全的避难所，即使漫天烽火，这里依旧是牢靠的。
伊利克曾告诉医院里的医护人员：要对待所有的士兵如同上帝的儿女，因为他也眷顾他们。这位医生并提到：对伊利克而言，他并不分什么日本人或中国人，士兵或平民：因基督曾为所有人受死。
由于战事频仍，处处满目疮痍。甚至在教会崇拜当中，也难逃炮弹轰炸。一次，伊利克正准备在外头举行浸礼：
星期六晚上，连续好几个小时，我们都听到远方有隆隆的枪炮声。星期日一大早，当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日军侦察机已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它一圈绕过一圈，然后离去，但不久又飞了回来。此时传说袭击已逼近，当天，我们崇拜的人数比以往少了许多，其他村子的教友全都缺席。
当我正对那些将接受浸礼的人讲道时，空袭警报突然响了。炸弹爆炸的声音相当可怕；后来，我们发现有两个被炸处离教堂相当近，一个就在我们外头的转角处。我们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我们又继续进行……，直到聚会结束，没有一个人离开教堂，我们继续唱诗并分享见证。
当地没有军队驻守，因此，日军很快地攻进城里，日军全部共有三十一辆卡车的士兵到来。他们搜查每一个角落；也进到教堂里来，看到我们的情形，没说什么很快地就离去，但没多久，突然又折回来，叫我们把教堂外面所写的字擦掉。他们进到这城市的时间很短，前后或许才四个小时，其中只有一个人被炸弹炸伤。他们在主要的街道上张贴告示：要大家不要怕，因为他们只是在和“盗匪”作战而已──他们是指八路军。结果，他们还算信守诺言，没伤害什么人，也没掠夺就走了。
在那时候，伊利克亲眼见到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对他影响相当的深。安妮·布倩小姐还忆及：有一回，当伊利克到一个村庄时，日本兵才刚刚出了村子。他们从一个家庭里带走一名男人，直逼问他一些问题，但那人誓死不答，日本兵立刻就把他射杀了。事后，伊利克告诉她：“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是站在那儿。之后，我说道：‘上帝可能做些什么？’”布倩小姐已是八十高龄的人，说到这里时还不停的擦眼泪。“他是这么富同情心的人，”她说道：“从来不多说什么，但你却能从他脸上看到那悲悯的情怀，你永远可以从他的脸上见到这样的神色。”
“在当时那种恐怖的情况下，不断有人死伤，”安妮·布倩回忆道：“其中发生在霍洲(译音)的一件事最为可怕。那回，伊利克听说一个人正躺在村外。原来日本兵以为已经杀死了这个人──一名四十来岁，身材结实肥胖的男人──没想到，这人竟然没死。而他的脖子被深深地砍了一刀。事后，他就这么躺着，足足躺了五天，才被人发现。
“我还记得伊利克当时的神情。碰到这种事情，你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而他的情感此时尽流露在脸上。哭泣？不，他的难过不是哭泣所能宣泄的。”
“当这人被送进医院后，麦克科尔先生和葛雷哈姆医师立刻为他进行手术，手术结果相当成功。这人终于活了过来，后来，他成了基督徒。同时，他们还发现原来他是个艺术家。”
全爱丁堡城有许多家庭，至今仍挂着这人的艺术作品。这是因为当他痊愈后，为了表示谢意，送了许多幅画给伊利克，伊利克则将这些画的复制品当做礼物寄回家乡。以下是伊利克在家书中对这事的描述：
当我从天津返回晓张时。我和同工们都听说有个受伤的人正躺在一座庙里，那庙距我们福音医院有二十哩远。没有一个马车夫愿意冒这个危险去载那位伤患，他们都害怕在途中会遇上日本军队。幸好有名马车夫说：如果我陪他去，他就愿意去。他们对我们实在极俱信心！！！对他而言是相当危险的事，但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危险。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当天，那名马车夫先行起程，几小时后，我就骑着脚踏车跟了上去。到了晚上，马车夫来到距晓张十八哩远的霍州，在这里有我们宣教机构的房屋。我多骑三哩路，到北林渠(译音)去见村长，和他商量并安排如何搬动伤患。这名伤患躺在距村庄一○○码外的一座庙里，这庙因为很久没人清理，加上风沙不时吹入，就显得破旧脏乱。
没有一个家庭敢接待这名伤患，因为害怕日兵突然来袭，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个家庭和军事扯上关系，必立刻捣毁这个家，家里的人都将跟着遭殃。
这人在庙里已经躺了五天。他的一个朋友天天送食物来喂他吃。地上铺着一床薄薄的垫褥，他就躺在垫褥上。当我想起这些天来，不论昼夜，天气都相当寒冷，尤其每天晚上，气温若不是零下好几度，总是会降到零度左右，实在很讶异他竟然还活着。此时，日本兵(一辆坦克和十辆运货汽车)正驻扎在一哩路外的隔壁村子。
我告诉那位伤患，明天一大早，我们会回到这里来，之后，我就折回霍州。那天晚上，当我躺下来，身上裹上那件旧羊毛外套后，脑海里所想的尽是明天的事。万一我遇上了日本兵，该怎么说？我伸手去找那本中文新约圣经──我总是将这本圣经带在身边。翻开后，看到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当我读到第十节时，发现这似乎就是上帝给我的答案：“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上帝好象在对我说：“要诚实，要正直！”我就合上圣经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上路了，当我们行近第一个村庄时，有个人站在村庄入口，很殷勤的招呼我们进去。我们很顺利的进了村庄，在我们通过这村庄时，日军机械化部队正在该地四处巡视。很幸运地，我们都没碰上。
这一路上，好几段路到处坑坑洞洞的，看来好象是要拓宽沟渠。在上坡时，我们的马车还翻倒呢！上午我们就来到北林渠，并进到庙里，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许多人都到庙里来烧香拜佛，他们甚至在这名伤患旁边燃着香。我拜托大家先出去一下，并告诉他们，病人或伤患需要新鲜的空气，这种香火烟味对他们的身体并不太好。后来，我想到先知弥迦那番发人深省的话──“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燔祭么？……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析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我们将那名伤患抬进马车里，然后就离开了。到了霍州，我们听说在不远的叉路上，也有类似的一个伤患，可以把他一起接回去，于是，我们决定去看个究竟。当我们到了庞庄(译音)，就直接去找村长，他和其他几个人逐带我们到屋外一列库房中的一间。有好几个人先去通知这名受伤者，说有个外国人要见他，要他别害怕。走进了库房，在黯弱的灯光下，我见到一名男子斜依在一张床上，颈子部份用一块脏布裹着。他是被日军包围的六个人当中的一个。日军要他们跪下来受死，其他五个人全跪了下去，唯独他依旧站着。日军官长就是向他，抽出剑朝他砍了过去，从他的后颈到嘴附近砍了很深的一刀。他就倒了下去，看来像是已经死了。当日本兵离去后，村人都靠过来，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扶到这个库房里来，他在这里已躺了好几天。
后来伊利克曾描述，在回晓张医院这一路上的颠簸途程，这当中距离十八哩路，沿途有日机不断地在头顶上盘旋，一哩路外也有日军在行军，方向还和他们平行呢！到了医院，第一位从庙里救回来的病患，因为不支而过世了。
无疑地，伊利克·里达尔的这些事，住后几个月成为牧师们讲道的好题材。当他们现成的例子：“伊利克·里达尔从庙里救出了一个将死的人，而当时，一些毫无怜悯心的人竟在一旁上着香。”那需要再重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如此一来，许多人纷纷效法这位旅行布道有的所做所为：在穷人中广施善事，对那些单纯的百姓们传讲天国的福音。
在安妮·布倩的记忆中，伊利克·里达尔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
“哦！他是个极具吸引人的人。他的眼珠子总是闪烁着神采，他有脸上永远挂着可亲的笑容。虽然如此，他是个相当文静的人。不过，如果他开口总是言之有物。无可置疑的，他里面有这第一股力量。他为人仁慈，态度亲切。因此，所有的人都爱他。他经常分担别人的忧苦，并让他们知道：他多关心这些事。
‘伊利克，你真正的感受究竟如何？’有一回，我问他：‘你对自己离开都市和拥有优秀学生的学院，来到这里，并在各样天气下都得四处巡回布道的抉择，是否感到后悔？’(因为巡回布道必须在野外举行，这你是知道的)。他丝毫不犹豫的说：‘没这回事，我从来不曾得到像在这里工作时，得到那么多喜乐和自由。’”
而天津本身也不见得是个安全的避难所，因为日本人已完全控制了该区。在那里，不时有零星的游击突袭战斗，城市里的紧张气氛与日俱增。当地中文报纸被禁，日本人以中文发行的报纸，硬分发到每个家庭，还强迫每户人家付报费。在天津的英国报纸，这是中国北方的外国人获得消息的主要来源，由于大胆的评述了日本军队的一些问题，逐立刻被禁止──只有英、法租界区除外。日本人统辖了该区的运输、铁路、邮局以及货币。
日方为了获得战争时的物资来源，逐大量倾售海洛英到这个区域。在战事发生之前，伊利克就曾见过一些海洛英走私者在中国东北及北部地方活动。当时，甚至在礼俗严峻的中国，一些火车上的售票员还容许小贩们公开在车厢上兜售。如今，此区全由日本人统辖，海洛英自此倾销此地，廉价日货也充斥在城市。
一九三九年，当他第二度休假时，很庆幸地能将全家人带离这个地区。他先带佛罗伦斯和女儿们回到加拿大，将他们安置在岳母家中。之后，他才支身返回苏格兰──并在此开始另一回合的公开演讲及应邀讲道。在苏格兰的朋友们发现到：这回，他比以前要严肃些，头发也比以前少了。如今不列颠正对外作战，伊利克立刻自顾加入RAF，成为一名飞行员。
至今，佛罗伦斯一想起这事，仍觉得有趣。她谈到：伊利克就是这么一个富怀旧浪漫情怀的人。这是他的本性：为了重要的事，他能疯狂的去冲去撞，就像做个战斗飞行员，这是再危险不过的工作了。
但他们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已经三十七岁，这么大的年龄实在不适于从事飞行任务。他们给了他一份从办公桌的工作。试想当他在中国历经一切的苦难，所有的干旱、洪水、躲避空袭及与家人分离的痛苦之后，如今有这么一个舒适的工作，每天穿着神气的制服，还能和妻儿时常相聚，这他应该会动心才对。但他却立刻答道：“如果你们只想把我定在办公桌后头，那很抱歉，我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去做。”一九四○年，佛罗伦斯带着孩子们前来爱丁堡和他会面，五个月后，他们又再度起程，前往中国。
这一回，他们险些无法到达目的地。因为他们所搭乘的船──五十艘护卫艇中之一──在爱尔兰海上被鱼雷击中。
这事发生在晚上八点半钟，那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伊利克后来这么写道)。我们不太能确定这是一颗仅只雷管爆炸的“未爆炸鱼雷”呢？或发射这颗鱼雷的距离过远，以致于威力不足？还是就在我们的正下方爆炸？我只能说：从我们在船舱里所感受到的震力来判断，我们的确是被击中了，然而仅仅是雷管爆炸而已。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要上到小船的警告，不过，我们信号，是打出要所有的小船排成反“万”字形。
第二天晚上，我们失去了护卫艇队后头的一艘船。这时，海面波涛汹涌──很难测知潜水艇的行踪。次日，护航艇离开我们到别处去了。这天是这些日子来最难渡过的一天，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左右，距我们四分之一哩外的一支小船被鱼雷射中爆炸了，在两分钟内就沉没了；那船一定被击中了引擎锅炉。我们全都上到四板上，准备上到小船，这时每个人心里都七上八下的。约到中午解除警报响了，我们这才回到船舱吃中饭。才刚起航不多久空袭警报再度响起。另一艘船又被鱼雷击中了，好在没有沉下去，后来听说它情况好转。至于最后它是回航或继续向前航行，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依旧以护航队形往前行，只是现在没有护航艇护送了。到了下午茶时间，他们做了个决定：认为以这种护卫艇队形前进，太危险了。因此便拆散艇队，每艘船各自全速前进……从这一刻起直到第二天早上，气氛始终很紧张。到了下午六点钟，无线电传来消息，最后两天，一直行驶在我们旁侧二○○码远处的船支被鱼雷击中了。十分钟后，又有另一艘船被击中，到晚上九点钟时，我们听到消息：有艘潜水艇已浮上水面，正和护卫艇队中的一艘艇船展开海战。
我们的船全速向前航行，比平常速度快了许多。一整个晚上，船上所有的乘客都和衣而眠，每个人都准备好救生带，准备随时逃生。次日，紧张情势终于解除：我们已离开一般潜艇活动的区域；只有远洋潜艇才能航行这么远，好在这种潜艇为数不多。由于船支在翻滚的海面上加速前行，使得许多人再度晕船。人那时起船上安静多了，再没有兴奋的喧嚷声；这一航程，真是够受的了……
两个孩子都还好，只是特利西在最后这两天开始咳嗽。他们一点儿都不怕，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船舱内的乘客个个相当友善，船上的水手们也特别肯帮忙。在沉船事件中，死亡人数不算多，五艘沉没的船支中，只有两艘是英车船，而且都是载货船长。据估计，若船上乘客全部死亡，总数也不会超过八十人。然而，这八十人的过世却意味着许多的哀伤和痛苦！
他们最后停泊在新斯科夏，之后，到附近的多伦多略作休息，在一九四○年十月底前，开始起航返回天津。伊利克将他的家人安置在都市里，自己又返回晓张继续工作。他发现这里的情形比以前更糟，晓张成了一有高墙围绕的守备队驻防村落。伊利克从他卧室的窗前望去，觉得这里像是“帝国的前哨站”之一。他见到一大堆无精打采的人，正被迫修筑一条行经晓张东侧的汽车公路。
日军强行征用道路沿途的土地，而不曾给予地主任何赔偿(他写道)。同时，日军为了筑路，不断的向前推进，甚至将一些古墓园及坟地全部铲平，而当地的居民忍受这一切的欺压。这使人联想起：古罗马帝国对集体民众施以压力，致使民众产生恨意和反叛思想，这股怨恨怒潮正与日俱增。
日军并无法轻松的占领这个地区，有中国八路军队和他们盘旋着。在伊利克休假前及休假时，在布道所围地的四周，两军正展开激战。安妮·布倩小姐还记得：有一天，一名日本军官传来命令──要将马车和军需品停放在医院门口的墙边，并派二十名士兵看守着，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会对医院开火。经过一整个早上隆隆炮火声后，一日本军官预估：到下午三点钟，八路军必定覆败。然而两小时后，日军全面撤退，各自逃命去了。
这实在是个令人不安的时刻。第二天，靠近布道所的一个村庄完全被扫平。其他的村庄也惨遭蹂躏。许多人死亡，也有许多人受了重伤，再度有一大群伤患涌进医院。医院里的病床有限，只好将一些病患安置在附近的教堂及教室里，传教士们在医护人员的监督下，帮着煮涤外科手术用具及做些更换衣服等工作。日军却在这时来到医院到处检查一番，而中国学童们得排成队伍，向他们鞠躬表示欢迎。
当时，一名年轻的布道传教士亚雷克斯·贝克斯特曾在医院里帮忙，他曾向当地中国的高阶层份子求援，却遭拒绝。“我们为了医院里的难民向他们要些食物，但他们不但不肯给我们谷物，连煮谷物的炉子也不愿意给。从这里就可清楚看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基本观点上有多大的差距。任何人都会期待他们能分担这些宣教士们的重担。因他们曾见到我们正照顾他们数百位的同胞。我们除了照顾这数百位伤患外，心中还不时记挂着：那些为数更多，无法到我们这里来的伤患现在究竟如何？每思及此，总是不敢再往下想。”
伊利克继续在各村庄巡回从事他的牧养工作。所到之处情势相当紧张。每当他到达一个村庄时，总会发现有人在近郊守望着，以备有消息时好尽快通报村里的人。一次，他到一个教会去主持婚礼，当地的人因过于恐惧，都不敢跨出大六来参加婚礼前的崇拜。他对这次婚礼做了如下的描述：
星期六是个伟大的日子，新郎先绕场一圈，向所有的亲友及来参加婚礼的宾客致意。到了十点钟，大家才聚到教会里，新郎倌一身崭新的衣袍，肩头上斜背着条红色带子，胸前还别了一朵大红纸花，新娘子是乘轿子来的，她下了轿后便走到教堂入口处。这天天气相当寒冷，还是个起风天，新娘子看起来很冷的样子。虽然会场都坐满了会众，也有很多小孩子在场，但在整个婚礼中，大家都尽量保持沉静。
当行礼完毕，宣告过婚礼祝福后，我们转往摆设婚宴的地方。虽在恐惧和警报声中，一切的活动仍然进行着。一整晚，隆隆的枪炮声不断自一哩外传来，是对着正在筑路的人们而发射。但这一晚在霍州，我们却在一块儿聚会：祷告，赞美、感谢，并思想到如何贡献一己之力，使这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对新人的新婚之夜虽是在枪声的陪伴下渡过，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满有欢喜和爱意。
我在那儿待了一星期，一面带领聚会，一面和该地的人们话家常。我本来打算在星期六那天离开的，但原来准备搭乘的马车一直到天黑才来。原来是被八路军忱搁了，他们禁止所有的马车行驶。今天，当我们返回时，一路上除了有个地方外，倒没发生什么事，对方一定误将我们看成八路军，而开了两枪。我们立刻停下脚踏车，站在原地不动。直到他们发现错误之后，我们才又继续前进。
我的工作是到各地的教会巡回布道。现在，我到西南方一个从不曾到过的区域。每次，当我一出门，总是不断的给予又给予。同时，还试着去了解当地的居民，并在这兵荒马乱，无丝毫平静可言的时候，试着传讲一些鼓舞他们，使他们获得心灵上安宁的信息。
如今，宣教士们已了解到一个事实：他们在晓张的时候不多了。显然日方对在中国的英国人仍旧抱着容忍的态度，但迟早有一天，他们会视英国人为敌人，那时他们就无法像现在这么自由了。此刻，全中国已陷入动荡中，战事开始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曾联合抗日，但逐渐地就演变成两个中国之争，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各自抵抗入侵者。在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停止往来。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军队，在物资上的供应被切断了。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将封锁的方向转向共产党的根据地陕西，完全封闭该地区。因此，如今的情况是政府军作战，共党军与日军作战，同时，政府军也和共党军作战。
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给予入侵的日军一绝好机会，军队大量涌进全国各地。但他们的入侵也不尽都那么顺心。一九四二年，一位通信员写了篇报导，报导内容谈到一些极年轻的中国士兵，那种不畏缩的壮志、决心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篇报导是在长沙之役后写的，长沙位居湖南省的中心，在这为期十天的战役中，中国军队大胜日军。他这么写道：
现在这里到处可见到戴着蓝色头盔，身着浅蓝色棉袍制服的年轻士兵。他们从留有炸弹疮孔的防空壕中走了出来，在日光之下神气地阔步走着。我们替他们照像，他们每个人都开心地笑了。他们很盼望和人谈这次战役，言谈中他们以格外敬佩和充满感情的语气提到了李团长──是他誓守在长沙城内。“在中国，一个将军或长官能受到他属下如此的敬重，实在不可思议”其中有一人这么说道，他这一番话绝非吹嘘，因为这些年轻人──手中摆弄着刺刀，双眼朦朦地凝视着行经前方的棺木──是群任何国这都会引以为傲的士兵。他们大多都是湖南人，为保护家园挺身而战──这些多半是农家子弟，脸庞像粒红透了的苹果，言谈举止间洋溢着欢乐的气息。他们曾等了一个冬天，当严冬过后，他们就在所住的碉堡附近种些蔬菜。当你走到侧街，透过前排的一列刺刀，就可见到后头波状铁皮房子上长得正盛的莴苣，这种景象实在少见。
我们跟着这群士兵行经一条被炸毁的街道，街道旁一些被炸得焦黑的建筑物还在冒烟呢！偶然可见到一单独的木柱仍旧立着。树的残干或街灯柱上弹痕累累，像个受重伤的人，血还不断地淌着一般，而这些木柱上的弹痕看来依然那么鲜明，似乎是几分钟前才射上去的。这里到处留下激战后的残迹，屋子里横尸遍地，同时，鹤嘴锄的声音在寒冷的冬的早晨四处回响着。到处一片死寂……这不够暖和的冬季阳光下，飞机在城市高空盘旋着、战斗着……当机群离去后，城时更寂静了。突然我们听到猪只的悲鸣声，往角落瞧去，只见三名湖南农夫推着他们的手推车──这种推车两边中间处各有一个巨轮，侧面呈弯曲状，车上的雕刻极为细致，堪称现代工业艺术的珍品。手推车上载了几个小孩子，这些孩子腿上绑着鲜红的护胫，头上围着羊毛巾，他们脸上天真无知的表情与农夫们的表情回然不同。这些农夫们看来神色冷漠又哀伤，过多的漂泊生涯在他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伤痕。紧跟着农夫后头的，是悲鸣不已的猪群。农夫们告诉我们：他们正准备回到河西岸的家园去，当士兵们给他们通行权时，他们在黑头巾下的好张脸，才松了口气露出些许神采……
原先，日军企图占领当地的坟头──自这坟头处可俯视全市。在这里他们只要携带着重型枪械，就可控制要塞，结果他们的万事俱备，就独独欠缺了东风──他们根本无法运重型枪械上去，因为公路全被游击队给切断了。他们只是空有理论，却无法将之付诸实行。他们凭空打这一仗，自然注定要失败。
在那次战役的前一年，伊利克和他的同工们被迫迁离晓张的布道围地。几星期前他们就知道了，因为那时他们已察觉到日本人的态度有所改变。战争初期，日军对境内的英国人态度相当谦恭──他们是曾腰间配着刀，在医院门口徘徊，但安妮·布倩却可掌握这一切，她知道如何使这些人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但是现在，这些日本兵开始闯进他们的家里，喝得烂醉，还不时挥舞着他们的刀。一天，安妮·布倩很匆忙的冲进医院的手术室，为了件紧急的事想找一位医生，却发现一个日本兵将这个医生按到墙上，并以短棍不断的打他。她快速向前，一把抓住那士兵，并说道：“我要找这位医师。”那名士兵哧了一跳，这才离去。对她而言，这明白的显示出特权已有改变：他们的长官也不再约束部下的行为了。
一九四一年初，日方命令宣教士打点行李，两星期后一定要离开。同时，离去时不准携带任何东西。期限到了，他们将房屋的钥匙交给日方，徒步到车站，开始他们前往天津的旅程。后来，他们听说整个哓张村全被炸毁──毁得片瓦不存。
此时，战事频仍，伊利克愈来愈担心在天津的家人的安危。如今，英国人随时有可能被拘留，这时将他们安置在天津可是智举？佩特利亚和席瑟儿才在学走路阶段，此外，佛罗伦斯还怀了孩子。他和差会最后决定，要让家人离开天津，回到安全的加拿大。
“要做这个决定很不容易，”佛罗伦斯回忆道：“我一点儿都不想离开。但我们确定，日本迟早会加入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利克可以和我们一块儿回去，但他不觉得应该离开。他说：如果我带着孩子回加拿大，他就安心多了。他很担心他们会把我们母女抓去当人质，若真如此，他也信不过自己了。我从来不认为他是那种把工作摆在第一位的人，情形绝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觉得别人都留下来了，他也必须留下来。”
当他和妻儿道别时，他曾否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佛罗伦斯是从来不曾想过。
“我脑海里从未曾闪过这个念头。心想：顶多分离个一、两年。即使到了后来，我也没想到伊利克会发生什么事。我真不懂自己当初为何那么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