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贪污，往往有其道德理由。例如所谓“有福同享”，当一个人得到好处，须把利益与自己亲近的人分享，而建立一关系的网，使这批人能互相保护，成为一集团，共同贪污，如此则形成“腐败”。这腐败根源于一种小圈子的道德承担，连“大富豪”张子强，也有这种承担，以致其犯罪行为，可以在道德上得到良知的认可。
另一种道德理由如“感恩图报”，当他人分了一些好处给自己，自己也须分些利益给他人，作为一种报恩的行为，如此往往形成法律之外的利益交换，以道德人情关系来回避法律与责任的诉求，这也是腐败的表现，其根源是由恩惠往还的道德承担，使违法犯罪得到道德理由去证成。
这种道德承担，来自中国传统的“关系道德”，以区分于西方的“责任道德”。关系道德来自儒家的伦理，其价值之善本于仁心。仁心之原义，所谓“仁者人也”，即指象样的人，或者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素质，其经验始于恻隐之心，发而为人最原始的亲情关系，所谓“孝悌”之情，再由这关系扩展为人与关系之和谐，成就礼乐文化与德治精神，终至治国平天下。
关系道德之所以会产生腐败，为其自身的扭曲。当仁义扩展于社会之时，脚步会形成了关系的小圈子，却非通于天下之大公。关系之小圈子，非属一己之私，而属团体之私。团体时，即形成一种道德的满足感，觉得己是无私，是一种“义气”。但结果却是以较大之私利，破坏整体之公义。这较大之私的圈子越大，关系越深，对整体之公义的破坏越大。当积习而成一盘根错节的小利益集团，不能拔除时，就是腐败。
单靠严打腐败，而不改变这种关系道德的扭曲，并不能清除贪污之根本。对付这腐败的意识形态，须在中国道德文化上注入新元素，就是“责任道德”。
“责任道德”源自韦伯，所谓的新**伦理，人在俗世工作中，有向上帝负责之天职，进而在人间通过理性化程序，将做事的过程分成合理之步骤，每一步均有终极问责者，以理性而负责之序列，来一步步达至最好之目的。
责任道德的精神，是在程序上之终极问责制，当人要负全责时，即不敢以关系和人情来破坏程序。同时，要求用最简明之程序来达至目的。于是官僚法例越少，把关者的贪污机会亦减少。
责任道德构成职业道德的基础，任何专业，均有其道德操守，不能滥用其专业权以达谋利之目的。一个专业人士，若祇有关系道德，则仅靠自己良知来约朿自己，但若加上专业中的责任道德，则可加上一客观的操守准则，依法办事，腐败自消。
西方的责任道德，所缺乏的是情怀的感通，会造成疏离，故也须吸收中国那关系道德的精神，当中西各重的责任与关系能互动，互为吸收，互为丰富化，则廉洁就有结实的精神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