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遭遇干涉
文革开始后，中国几乎关闭了所有的教会，焚烧了许多属灵书籍，所有的宗教事务停顿，三自的教牧工作者也受到冲击。教牧人员多数是被下放或是劳教。七九年，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有一系列的变动。首先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国恢复了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去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七九年六月，上海市三自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三自组织重新恢复，一大批原属三自的教牧人员重新走上岗位。七九年九月二日，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个恢复崇拜的教会。
八十年代初，不论是政府还是三自，对家庭教会还是接纳的。曾有三自的领导人说过：“不要把家庭教会看做是另类的，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短暂的接纳期，接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自的很多领导，虽然在文革前把不参加三自的送入监狱，但在文革中，他们自己也未幸免于难，也在逼迫中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期不仅是中国所谓“三自路线”的真面目的自我暴露，更是神藉着历史的手，击打悖逆的儿女的时期。也因着这一段逼迫的时期，恢复权利后的“三自”才能短时期内体谅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把他们视为敌人。
然而，在中国的宗教问题上，有很多事是宗教界本身无法控制的。
一九八二年，中国颁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文革后第一份正式针对宗教事务的国家文件，人们称之为“十九号文件”。文件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要在政府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对家庭教会原则上不允许，但不硬性制止。
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这一段较为宽松的时期内得到迅猛发展的。九十年代初，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已远远超过三自教会的人数。家庭教会信徒在对真理的追求上，更贴近于圣经，在对自身的信仰问题上，家庭教会的观点也明显地不讨政府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九一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六号文件”，文件中强调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并提出：“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活动，以及其它各种非法的传教活动。”家庭教会已经被冠以“非法”的罪名。
从一九九一年起，有一定数量的家庭教会负责人受到逼迫。
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国务院颁布的第一四五号法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需进行登记。”
一九九四年五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根据国务院“一四五号法令”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详细列出了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与申请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求家庭教会进行登记，而不要求家庭教会加入“两会”。这个办法中虽不再强调申请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必须要隶属于官方认可的爱国宗教组织，但在第二条的条件中，却提及必须“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一项，意义不明确，模棱两可。很多家庭教会因看这一条，担心一旦登记后，政府就会把三自的教牧人员派进来，管理登记的家庭聚会点，所以拒绝登记。但政府又规定，若不进行登记，就要停止聚会。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国的弟兄愿意把他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南豆牙胡同六十八号的住房借给袁相忱用，袁相忱就和妻子梁惠珍搬过去住，聚会却仍在白塔寺。搬过去住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较清静，方便接待；二是把床柜等搬走后，可以使白塔寺聚会的地方多容纳三十多个人；三是可以利用这里的独门独院的环境，为信徒施洗。但一年过后，民警就开始不断来找麻烦。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派出所的人突然来到袁相忱的家里，对他说：“你们住在这里不合适，到你们这里的人那么多，那么复杂，你们也没有办理租赁手续，也没报户口。现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限你们在这个星期五之前一定要搬走。那天我们会来看你们搬走没有。”说完这番话，又问袁相忱：“你家里有没有宗教书籍？”袁相忱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有。”公安人员就开始搜查。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有许多书籍，窗台上放着一些圣经，在靠墙的柜子上，还有好几百本参考书籍。袁相忱想：“如果参考书籍被他们搜去的话，就太可惜了！这是国外的弟兄姐妹千辛万苦，冒着风险才带进来的。”但圣灵提醒他还是要实实在在地说家里有书，并且告诉他们在哪个房间。可是那么多人进来后，都只看到窗台上的书，说：“这是非法的，要没收，”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柜子上也有书。所以，被他们拿走的只是一小部份。公安人员走后，袁相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说实话真是有好处的，神自已会保守他的书籍。”
星期四晚，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态度十分蛮横强硬。当时己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但他们让袁相忱立即去派出所见所长。袁相忱对所长说：“无论如何，星期五是搬不了家的，因为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们都休息的时候。”所长这才勉强同意。所长旁边有一个女公安忽然问袁相忱：“你知道什么叫三自吗？”袁相忱说：“我知道。”随后他们就不再说什么。这次公安走的时候，又把袁相忱家里的一些福音单张也一并带走。但和上次一样，他们没有看到那些重要的书籍，也没有给袁相忱留拿走东西的字据。
更令袁相忱愤慨的是，派出所的人走了不久，家里的电话就被他们做了手脚。拿起电话来什么声音也没有，既打不进来，又打不出去，显然有关方面企图利用电话来对袁相忱施加搬家的压力。家里的电话不能用，袁相忱只得跑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和朋友来帮他搬家。第二天，快要搬完东西的时候，电话又突然间能用了。他们根本没有向电话局申请修理，电话就自动修复，说明电话出毛病，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故障，而是被人故意掐掉的，也说明在袁相忱的住宅周围，政府有自己的耳目，看到袁相忱已快搬完了东西，就把电话恢复了。
这是自七九年袁相忱出狱后，公安局第一次为信仰的缘故出面干涉他的工作。但这仅仅是序曲。
一九九六年，政府人员找到袁相忱，把有关文件让他读过后，让他办理登记手续。袁相忱反复看过有关条例后，又与同工进行商量，答案是：“拒绝登记。”
为登记的事，西城区管宗教的李科长来了三次，李科长统管宗教民族工作。他对袁相忱说：“这里虽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可以说是简易的，所以必需要登记。”但他也知道袁相忱在家庭教会中以及外国宗教界中的影响力，所以被拒绝后仍然努力争取，他让袁相忱下礼拜去区政府再详谈。
袁相忱在下个礼拜二就去了区政府，他们对袁相忱很客气，反复地宣讲政策。袁相忱把经过与同工们商量后的意见告诉政府：“我们六月四日己经在聚会时对大家宣布：从下星期起停止聚会了。我们不登记，是因为我们不够登记的资格。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条例的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我们都不够条件。我们就一间小屋子，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专用礼拜堂；我也不是牧师。我们既没有规章制度，又没有经济基金，我们认为自己不够登记条件，所以不登记。”李科长听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袁相忱一边告诉他不登记，一边又说已宣布停止聚会。政府规定：凡是不登记的聚会就要被停；现在袁相忱自己主动把聚会停了，所以他们也没什么把柄可抓。李科长告诉袁相忱，他打算召集西城区家庭聚会的负责人，大家一起统一开个会，让袁相忱一定要来参加。袁相忱说：“我们既然不登记、不聚会了，也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最后袁相忱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说：“你以后有事再找我，或者打电话吧。”就这样，结束了政府人员的纠缠。
袁相忱家里的聚会已宣布自行停止了，可信徒却照旧来。宣布停止聚会的一两个星期之内，信徒比较少，大约只有三十多人，但后来人又渐渐地多了起来。人多了，李科长又来了，并且这次是带着派出所的所长一起来的，可见他们己经观察了很久，是有准备的。礼拜天正在聚会的时候，李科长和派出所所长在外边喊：“把老袁叫出来！”信徒们传话进去，把正在讲道的袁相忱叫了出来。所长对袁相忱说：“这样不行。让你们登记你们也不登记，现在又这么多人，妨碍了交通。这里是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取缔，你让聚会的人都走吧。”因为袁相忱耳朵不好，所以所长说的话没太听清楚；既然没听清楚，他也就不去理他，又进了屋，没有宣布散会，而是继续讲道。所长在外面听到袁相忱又在讲道，就很生气，更加大声地喊：“这里不能聚会了，马上停止！把老袁叫出来，你们大家都散开，回家去吧！”于是就把老人都赶走，留下三个年轻人和袁相忱一起问话，还查他们的身份证，间是什么地方的人，后来也把他们放走了。派出所所长就与袁相忱谈了二十分钟，袁相忱据理力争，所长最后说：“老年人可以留下在这里聚会，年轻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数，人数太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了。”
后来袁相忱照样坚持聚会。李科长不得不第三次到他家里来，这一次双方谈得很僵。袁相忱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我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服神。”那天谈话很僵，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在记录。李科长很生气，说：“你是怎么念圣经的？圣经上写的，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你念了半天圣经，却一点都不顺服政府。关你门就关你门，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逮起来。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来；你如果再犯法，屡教不改，被我们抓起来，你这样做对得起老梁吗？”李科长很会说话，软硬兼施；但说来说去，袁相忱就是不肯登记。李科长走的时候还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只要我说一句话，你就完了。”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再来逼迫他，甚至逮捕他。但感谢神，一直没有，并且政府人员也再没有为登记的事来干扰聚会或强迫停止聚会。
宗教场所办理登记的这件事传到外国后，许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不登记呢？我们国家也是都要登记的，登记就合法了。”他们不理解，在中国目前这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期，管理是幌子，要控制才是真的。
袁相忱曾对信徒说：“大家要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是允许一天就聚会一天；这个地方不允许了，就去那个地方。总之，聚会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登记风波过去了，其后虽然不再提登记的事，但袁相忱家中的聚会，却有四次被强迫停止。第一次是在九七香港回归的时候，派出所通知，在三天之内不许袁相忱家里有聚会，因为国家领导人要去香港，出席回归仪式，要确保北京安全，所以就把袁相忱夫妇都接走了。不是拘留审查，而是很好的待遇。汽车接、汽车送，到袁相忱家附近公安局的一个地方，跟宾馆一样，有空调，但不是宾馆，可能是个秘密开会或接待的地方——大铁门，没有门牌。他们一大早就来把袁相忱夫妇接走，晚上再用汽车送回来，还有两个干部一刻不离地陪同着，袁相忱就和梁惠珍在那里看了三天的电视。六月二十九日正赶上是礼拜天，公安局比平时更早地接他们走，为的是不让信徒们看见。七月一日是礼拜二，晚上也有聚会，公安局就不让他们回来，比平时送回来的还要晚，可见他们对袁相忱家里的聚会时间和聚会情况，是很了解的。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八、九月份，初秋时节，美国的一个由三个宗教组织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参考消息》上登过这个消息，是**请他们来考察中国是否真有宗教信仰自由。客人是**请来的，但政府却不让袁相忱聚会，怕代表团来找他，其实袁相忱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公安局的人来到袁相忱在北京昌平的住所，对袁相忱说：“这么热的天，你们就在这里自己查经吧。”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不对，要讲**，袁相忱又不是犯人，所以他们很客气。他们不说是有什么事，只是不让袁相忱离开昌平，让他好好休息，袁相忱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这么个代表团来了，想要见袁相忱，而政府却不让见。
那天袁相忱本来是事先约好了一位叫乔治的弟兄在白塔寺讲道，乔治不知道袁相忱当时被强留在昌平不能来，就照旧去了，而袁相忱当时也无法再通知他不要去。好在袁福音早上十点钟就去了白塔寺，他知道乔治今天要来，但不知道父亲不能来。福音去了白塔寺后，发现门口有公安人员站着，福音就去开门上的锁，公安看着他进屋后，也就跟进来，劝福音说：“你回家去吧。”福音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己经到家了。”公安说：“你知道今天不让聚会吗？你有两个选择，要不就回家，要不就留在这里。但出去时，得告诉我们。”福音没理他们，进屋后给昌平打了个电话，袁安湖正在昌平。袁福音说：“白塔寺这里公安已经全把上了。”安湖说：“昌平也是，四处有人转来转去。”福音又问了父母的情况，听说人没事，就放心了。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袁福音就想乔治他们快来了，他就往胡同口走，想找机会提醒他们不要进来。他一走，身后的公安也跟着走，但福音做出要买东西的样子，左转右看，公安跟了半截就回去了。福音在胡同口转了一圈，就看见乔治等四人在过马路，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认识福音，就过来了，福音急忙对他们说：“现在公安人员已看着我们了，你们赶快走！今天停止聚会。”翻译就翻给乔治听，正翻着的时候，两个公安就过来了，问福音：“干吗呢？”福音说：“没干什么。”公安又问：“你跟他们说什么？”福音说：“人家是旅游的，问个路，我能说什么呢？”公安又对乔治说：“拿护照来。”乔治却从衣兜里拿出一块糖来搁嘴里了。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就快速走了，福音也往回走。那两个公安措手不及，不知道该跟哪一个，最后没有跟乔治，却跟着福音，并对福音说：“你快回家，不能在外面。”福音还没进门，一个年轻的公安就过来了，很严厉地问：“你刚才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福音说：“你知道我说什么了？人家来旅游的，问个路都不行吗？”那人说：“不对，你没说实话。”福音说：“那你说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刚才你不也在旁边吗？你听见什么，就算什么。”最后，福音急了，说：“我在家里说话都没自由了！以后别这样，有事好说好商量。”那个年纪大的公安人员就说：“算了，算了。”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那天有些信徒来走到胡同口，等在那里的公安就说：“别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会。”也有的信徒不相信，就问：“为什么没有聚会？”公安就告诉信徒：“老袁病了，你们走吧。”
第三次是在中国召开“十五大”期间，袁相忱的聚会也被迫停止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让袁相忱去聚会，也不让他离开昌平。袁相忱说：“你们这是强制，我心里不服气。”
第四次是在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有两千多名记者随同，有关方面怕有记者来找袁相忱，所以不让袁相忱来聚会。袁相忱说：“克林顿是大总统，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有关方面回答说：“克林顿来，带着很多记者，这些记者难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顿在北京，你就不能聚会。”袁相忱很生气，说：“克林顿来是政府邀请来的，又不是我请他来的。你们请来的客人，你们自已管好，凭什么反倒来管住我，不让我出门？”最后，政府就派公安在昌平堵住袁相忱，不让他出来，还让袁相忱写个纸条，说自己生病了，停止聚会。袁相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说谎，我不会写的。”公安局就派人在胡同口拦住信徒，不让他们进来，说：“袁相忱先生生病了，你们回家去吧。”
除了这几次被迫停止聚会外，袁相忱也多次被公安局找去谈话，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发送书籍、聚会人数过多等等。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袁相忱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租用北京某厂的游泳池两个小时。后来袁相忱被叫到公安局，他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动，不妨碍交通和治安。”公安局说：“宗教活动只限于教堂里边，不许在外边。”袁相忱说：“宗教事务局不应该管这些事，你们只应该领导我们爱国就行了，这是我们教会内部的事。”公安局的人很生气，警告袁相忱说：“下次不许你再这样。否则后果自负。”袁相忱就和同工们商量：“下次，我们就去远处。只要有信徒愿意受洗，我们就有责任为他们施洗。”公安局还提醒袁相忱说：“一九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门回归，二是‘**’学运十周年纪念，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意思是又要停止聚会。袁相忱说：“你们停止我的聚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你们是强迫，但我心里不服。我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要向我的主交帐。”
六、与外国友人的接触
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博士曾在一九九四年到袁相忱的家中讲道。葛培理去中国的目的是让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彼此合作。葛培理来的前三天，袁相忱到其它地方带领聚会的时候，为了赶公共车，摔倒了，眉毛上方受伤，当时就昏过去了。人们把他扶起来，他在路边坐了一会，才摇摇晃晃地回家，当时说话都说不出来，问什么都“啊啊”的，家人吓坏了，赶忙用盐水洗伤口、挤血，又打电话咨询。观察二十四小时后，见没什么事，才放心。第三天见葛培理的时候，袁相忱的脸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成了熊猫脸，尤其是眼睛处，又抹上了药水，猛一看，很吓人，袁相忱只好戴一幅墨镜出门。一起吃饭时，袁相忱坐在葛培理的二儿子旁边。他有一个组织，叫“东门”。他问袁相忱：“三自他们也很好的，印圣经、传福音、引人信主，你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基督不是连仇敌都爱吗？”袁相忱说：“你所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宣传。我怕你们被他们欺骗了。”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宗教问题的这种复杂局面。
在美国首都，每年二月初都有一个早餐祈祷会，邀请全世界各行业的基督徒领袖来。葛培理是白宫的宗教事务顾问，负责邀请来参加祈祷会的名单。美国方面认为北京的袁相忱、广东的林献羔、上海的李天恩这三个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主要领袖，所以就邀请他们参加一九九五年二月的早餐祈祷会，当然也请了三自的人。袁相忱得到请帖后，就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上，但他心中始终没有感动要去参加。传道人不能随便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定要寻求主的旨意。葛培理夫人很好客，说：“你们开完会后，要在我家里住三天。”这是属于私人邀请。袁相忱就写了封长信，给葛夫人，陈述了自己不去参加祈祷会的四个理由：一是袁相忱认为政府不会发给他护照，因为他在监狱里呆了那么多年，政府怕他说出什么不好的话。二是因为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在中国不参加三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祈祷会也是美国政府邀请，所以袁相忱不愿意参加。三是美国方面也请了三自的负责人，袁相忱与他们无话可说。四是袁相忱觉得目前自己的健康已不许可他长途旅行。后来，葛夫人又回信，还是力劝袁相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并针对袁相忱的几个不去的理由给予详细的答覆。首先说这是美国总统的约请，中国政府会给面子的，只要你提出申请，一定会让你拿到护照的。至于和三自的人一同开会这个问题上，答覆是这个问题不要紧，讨论时分开就可以了。对因健康问题不能长途旅行的答覆是：我们会安排你先去三番市休息休息，然后再去华盛顿。葛培理和夫人及美国政府都是诚心邀请的，尽管如此，袁相忱已决定，无论如何，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不怕让人失望。在写给葛夫人的信中，袁相忱也写道，如果是葛夫人私人约请，袁相忱就会考虑。政府邀请的，袁相忱不考虑。当时，他们三个被邀请的家庭教会的领袖，虽然没有经过商量，但最后却都没去。很多外国人劝袁相忱说：“你如果去的话，将来对你个人和教会的工作都会有好处的。”袁相忱说：“我如果去的话，对我个人当然有好处，但我不是为个人而活，我只需传耶稣的十字架就行了。葛培理总希望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和睦同处，但其实是不可能的。外国人以为我们这些家庭教会的不与三自合作是因为心灵中的伤痛还没有被神的爱医治，其实不是的。我们不能与他们合作，是因为双方的道路不同：我们是基督作头，他们是政府的领导作头。我们做任何事，不是要凭自己的能力和意思，而是通过祷告，凭圣灵感动而做。我们不求人的认同，只求做在神的心意上。”
七、神学思想
袁相忱自十八岁蒙恩后，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属世的工作团体，而是一直在服事神。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时特别有耐心，干别的就没什么耐心。神召他就是专为传福音的，他一提福音就忘我，好多次生病不吃饭都继续讲道，但神却是一直保守他的身体。他的一生中，有着灵恩派的背景，却始终执行着福音派的神学路径。他念过神学，却没有神学文凭；他没有写过什么属灵著作，但却牧养无数的羊群。他的事奉中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参加任何组织，二是始终坚持家庭教会的服事方向。
袁相忱说自己是非宗派主义者，他从不参加某个教会、团体、某个组织，更不拿工资，象雇工一样。他与外国教会只是合作，而不是隶属。袁相忱没有神学文凭，但却有神清楚的呼召。所以他认为一个传道人应该是受神直接差派、靠信心生活的，不要固定收入。信徒应在各工作岗位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公义活动，而不是以教会名义。如水灾捐献，要比平常人多，比普通人积极。同样，在爱国的行动上，不要以大会堂、教会的名义，而应以公民的身份和名义。
袁相忱认为，现在三自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解放初期，还有一些自传、自养的宣传的必要，但解放五十年来，教会都是自传、自养的，所以三自已经完成了其任务。三自是一种运动，运动都要有结束的时候，哪一种运动能持续五十年呢？三自之所以还要存在，是因为政府要利用三自控制教会，利用某些牧师，来做政治的工具。实在讲，三自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因为教会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三自没有这种供给，人们慢慢对它失望，退出三自，所以三自前途黯淡，既使是靠着政治的力量来做，表面看很好，但其实是变质的，没有属灵的实质。按圣经上讲，就是草木禾秸：人看一大堆，很热闹，但没有用，全是社会化的地上组织。老底嘉的教会，末世的教会就是这样。表面上什么都有了，其实是贫穷、可怜、赤身的，把耶稣推在门外。
虽然改造了二十多年，可袁相忱政教分开的观点仍然没改变。宗教事务局虽然口头说他们只领导信徒来爱国，对教会内部事务不管，他们再三地说三自不是教会的太上皇，可事实上宗教处什么都管。宗教政策还没落实，与真正的自由相差还远。基督徒应以公民的身份爱国，尽该尽的本份，按时纳粮、缴税，奉公守法；但如果政府的法律与信仰抵触，那就只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袁相忱多次表态说：“其实我们没有超政治，但我们有一个原则，传道人应专一以传道祈祷为事。”
袁相忱认为使徒信经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很重要。他曾多次根据使徒信经，在讲道中对新派的信仰提出批判。新派的人不相信使徒信经，但袁相忱却坚信，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也是判别异端的标准。
袁相忱的某些神学观点，开始是受远东宣教会的影响的。他开始认为，人得救后有失去的可能，即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老师在课堂上这样教，他也就这样相信。但后来，随着自己神学思想的成熟，通过经历，他又觉得这些观点不对，应该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三八年传道后就总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改变了。他认为一个人得救后，有了神的生命，他若犯罪，心里就不平安，若还再犯，神就击打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就不会再失落。这是神学的一个争论问题，但真正的得救与否是从神而看的，不是人自我想像的。
在神学院读书时，远东圣书学院很注重四个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袁相忱认为重生是自己能知道的，而且生活中有改变的见证。根据圣经的应许，成圣是第二步，靠着圣灵的力量，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分别为主、分别为圣。那就是通过圣灵的充满，接受圣灵的洗礼，是第二步的恩典。成圣并不是不犯错，而是有能力胜过罪恶；还可能有失败，但有能力胜过肉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不犯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重生后你的地位已经成圣了，但生活还没有；重生是因信称义，但成圣是因信而成义。
在对罪和义的认识问题上，袁相忱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也有本罪。原罪是遗传，是单数，本罪是自己所犯的，是复数。
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是信仰的基石。如果不承认三位一体，就是异端。袁相忱也相信三元论，他的神学思想中，明显地能看出五十年代中国神学思想的影子。
袁相忱在讲道时，也经常对年轻人讲起如何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认为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辨别：一是圣灵的感动。做什么事都要分辨是否是圣灵的感动；有时是人自己的感动，有时或者是出于魔鬼的。二是凡是圣灵的感动都是合乎圣经的，不合圣经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三是要看环境是否许可，若环境不许可，表明时间还没有到，不能去做；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时间，还需要等候。三个条件都合适了，才是神的旨意。
袁相忱在讲道中，也经常提及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一是十字架所表达的救恩：我们有了十字架才能得救；二是有了救恩后，我们要过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活。人很容易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难，但一定要一生背十字架跟随主。十字架表示羞辱，表示受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有了十字架，才能换公义的冠冕。所以他鼓励信徒应该乐意背十字架。因为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荣耀。有人问袁相忱：“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苦不苦？”袁相忱说：“没什么，这与耶稣的十字架，简直不能比！”他靠着主的恩典，知道这窄路算不得什么，情愿为主殉难、为主而死。有这样的想法后，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也就不觉得苦了，没什么感觉了。如果没这个“豁出去”的想法，就会怨天尤人，会觉得苦死了。有很多人去自杀、上吊，但袁相忱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认为这是主的安排，与主比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
关于教会的发展路线，无论在解放初期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袁相忱认为：他始终主张自传、自养，他也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宗派。虽然工作范围小一点，但却是本色化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开始是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做神的工作。对教会的发展前景，他也是很乐观的，他相信基督教是在患难中、**中成长的；越逼迫，信徒越增多。一九零零年，中国杀了不少传教士，也杀了不少基督徒，特别是山西，受难的人很多。叫外国人为“大毛子”，叫基督徒为“二毛子”，但经过大逼迫后，基督徒反而更多了。解放后也同样。据香港调查，大陆的基督徒占人口的百分之九。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又无法彻底查清楚，因为中国有三自会和家庭教会两个组织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不公开的，也是无法统计的，并且远远多过三自会。有人问袁相忱：“现在国内的宗教政策是松了还是紧了？”袁相忱说：“共产党有一定的宗教政策，无所谓松紧。我们不管他松也罢、紧也罢，主的工作没有停止。那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好像使徒时代一样，神迹奇事随着证明听信之道。复兴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国燃烧起来，而且在大陆也一样。”
袁相忱始终抓住主的应许。他多次劝勉同工说：“很多人愿意相信，只要你敢传，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传。现在人的心里都空得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且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了，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传福音。把得救的数目添满了，主才能回来。”但在工作时袁相忱一直强调，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灵。他说：“我们缺少的是圣灵的恩赐。若用恩赐服事主，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恩赐；另外就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把基督活出来，工作就更有力量。”
袁相忱也认为，教会与教会的联合，应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的。圣经从来没有组织上的联合这一说，那都是错误的；把组织联合起来是人的做法。启示录二、三章说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约翰写信时没有写亚细亚的总监督，而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教会与教会间在灵性上有联系，在物质上有联系，但在行政上一定要独立。安徽发生大水灾的时候，教会的这种形式就很清楚。北京各教会捐钱、捐物、捐粮，做了很多帮助，这是应该的。在属灵的需要上，可以请外地的人来本地讲道或交通，但再无其它大的联合的必要。圣经上没有总会、分会，母会、子会，都是平等的。神的计划是整个宇宙性的，中国的教会也在他的计划中。
袁相忱对家庭教会的看法是：他认为家庭聚会力量大得很，他的口号是：“家庭聚会遍地开花”，这样才能把福音推得更广、发展更大——家家是哨兵。家庭教会将来会大大发展，遍地开花。没什么统一组织，是地方自治，地方独立。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应这样。他反复强调，没有组织是对的，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不是人民团体。四、五十年代时，袁相忱与王明道先生等教会也不是凡事都商量，因为都是独立的。大家彼此都没怎么通情况，也没有天天“开黑会”。王明道先生有时把著作拿给袁相忱看一看，有时来讲道，大家都是独立中又有配搭的。
袁相忱相信神迹奇事在现在还是可能的。他自己就经历过，也为别人赶过鬼，更尝过神愈的甜头。袁相忱信主后，就从不吃药，相信神能医治他的身体。感谢神，他在监狱中也没有病过，好像出埃及，衣服没破，鞋也没坏，很奇妙。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曾因泪囊炎住院手术，当时眼睛老是流泪、发炎、眼红，这也是他信主后几十年来第一次上医院。一进人民医院，他就说：“这是什么地方？乱七八糟的，我不来这里了。”梁惠珍劝他说：“你看病怎么能不住医院呢？”袁相忱对一切程序都不知道，每天只说要赶快回家。手术后又感冒发烧，又从眼科转入内科，大夫看他年纪很大了，就让他好好全面检查一下，护士天天给袁相忱抽血化验，袁相忱就不高兴；护士给他打针，他不让，说：“别给我打针了，我很快就能自己好的。”后来他就在病房里大声祷告，祷告完了，出了一身汗，就知道神医治他了，立刻就要出院。家人劝他多住两天，他就说：“神已治好了我，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说什么也不肯呆下去，后来就出来了。出院后算账的时候，医院多收了许多钱，同屋的人证明说没打氧气，但护士说打了，就让交钱。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看，我说不住院，你非要让我住，这下好，花钱受罪，又没治好。学个功课吧！”出院时医生让家属签字，上面写：“医生不同意出院，但病人自己自愿出院，若出院有什么意外，医院概不负责任。”大女儿安湖就替父亲签了字，临走医生又开了几百元的药给袁相忱，袁相忱说：“不要买，我已经好了。”家人就听他的话没买，后来回家一看，果然是好了。
住院时袁相忱才第一次有时间问起孩子们：“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找上了现在的工作？”
袁相忱也是从一九九八年才开始吃药的，以前无论有什么病，都坚决不吃药。一九九八年后，他的身体很差，家人劝他吃药，他不肯；后来同工劝，才肯吃。但每次吃药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病其实不用吃药就能好的，我几十年都不用吃药，神也保守，现在你们把我当成皇太子了。吃药是表示顺服肢体，不是治病的。”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教会都受到灵恩运动的冲击，袁相忱反对极端灵恩的某些片面的说法，但却不排斥圣灵的工作。他说：“我们需要圣灵。我十九岁就受了圣灵，要凭信心求。”袁相忱相信重生与圣灵充满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受圣灵充满的感觉表现都不一样：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觉得发烧，好像过电一样，有人拍手，有的跳起来，有的打滚；就他个人的体验来说，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充满一个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现，有动作，有少数人没有什么感觉。圣灵充满就好像重生一样，不要追求感觉，要凭信心接受。
袁相忱也曾在聚会中讲过关于方言的知识。他说，圣经中方言有三个，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别国的话，别人能听懂的，用不着翻译。二是林前十二章，那是恩赐。三是十四章，圣灵里的祷告，用灵歌唱。在聚会的时候，按圣经的教训，没有翻译，免得耽误时间，就不要说方言；若有翻译，还能对别人有些造就。普通聚会时，最好不要讲，应当自己在家里讲，其实那是圣灵里的祷告。
对于极端灵恩派的许多过激言论，袁相忱常常予以批评。他说李常受也曾批评过灵恩派的过激行为，认为是挑动魂的工作，是肉体的活动，表面很热闹，里面没成长。基督徒应当在真理和知识上多追求，不应过份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袁相忱认为虽然李常受本人有许多别的错误，如对三位一体的怀疑，认为耶稣是被造的等，甚至走到异端，但是他对极端灵恩派的批评，袁相忱是很同意的。有许多人说袁相忱是灵恩派的，袁相忱知道后说：“我没有派别，我也没说方言，我也没有认为不说方言不得救。我们要在真理上平均发展，要平衡。我说过要追求圣灵充满，但不是指灵恩的过激行为，而是按圣经的要求，不走极端。”因为曾有挪威灵恩派的人来看望过袁相忱，所以人们以为他也是灵恩派。袁相忱说：“我这里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经，就可以来，但来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我的观点。”袁相忱觉得灵恩派也有长处、有能力，灵恩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后来走偏了，偏在方言和医病上。他告诫信徒：“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怕灵恩的极端，却不去追求圣灵充满。应当被圣灵充满，应当有恩赐。我们应当高举生命的成熟，内心的洁净，工作的能力。”
袁相忱也非常注重肢体之间的彼此扶持和造就，他的聚会中，有很多时间是专门用来给信徒讲见证的。聚会完后，信徒们就在那里继续分享交通，袁相忱总是说：“信耶稣的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多谈话，多交通，多彼此了解。聚完会、听完讲道就走了，彼此连个招呼都不打，能算是一家人吗？”
八、扶我前行
袁相忱十八岁蒙恩，二十岁奉献，经过四年的神学装备后，进入了四十年的传道生涯。这四十年又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二十年：第一个时期是三八年到五八年，是从神学院出来，直到被捕入狱；第二个时期是从八零年到现在，是获释后的重新事奉。这两个事奉期间中又插入了近二十二年的铁窗生涯。他十八岁成年以后的生活可以用“传道”和“坐监狱”两项内容来概括。他的一生，经历了福音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重要时期：他成长在本世纪神的福音在中国的第一个复兴时期，在这个大复兴时期中接受福音并奉献自己，投入事奉，完成了他二十年的初期事奉。他在大逼迫时期，为主做出了美好的见证，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一生的最黄金时代；从监狱获释后，神又继续大大地使用他，让他牧养多人，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后，中国本世纪第二次福音大复兴时期的坚强斗士。他原以为，在监狱中的那二十多年，耽误了他许多工作时间，没想到神却以自己的方式赐福他，在他后期这二十年的事奉中，神藉着他的手，成就了比以前二十年事奉更为显著的果效。
袁相忱在监狱中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响在耳边：“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1：12）。他当初只是凭信心单纯地相信，神让他遭遇到这一切，是有着人所不能测透的美意的，他只想到神让他做一个殉道者，以他的殉道来荣耀神的名。但他却没想到，神在二十多年后，分配给他的角色是一个继续战斗的勇士，更不知道神将会一步步地带领他，并把他个人的苦难，化成对中国灵魂的祝福。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教会历史发展的影子──他本身就是一部历史。
从袁相忱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轨迹，更看到了神的作为。他几十年的生命，在神的规划下，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为主做见证。时期不同，方法也不同，但所见证的却是同一个神。在神面前，所有的政治伟人和历史际遇都黯然失色，所有的风雨和波浪都不足为奇，惟有神的公义长存于天，惟有神的全能作为彰显于地。五十年后的今天，现代派的神学信仰早已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现代派神学观点已趋于沉落，而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也有很大进展。这是神的作为，中国的工人已为神的这项工作做出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持守真道与捍卫真理的精神，已在中国的信仰根基上打下了美好的基石。
神所看重的，不是人的才能，不是人的智慧；他看重的，是他儿女对他的忠贞。在神的工作中，神所重用的一批批儿女，前赴后继地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献给神，神的祝福藉此临到万邦。神的仆人并不是有着过人的智慧和学识，他们之所以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是因为有着圣灵的同在，也正是因着圣灵的光照，他们能够看清楚自己本身的一些弱点，在工作中加以避免。
袁相忱对自己的缺点有很深的认识，他多次与同工谈及他的缺点，让大家在与他配搭中，帮他克服。头一点就是性子急；二是不细致；三是不聪明，看不出问题，脑子不复杂，也不记事；四是他也没有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能力。但神却大大地使用了他，因为神看重的就是他的完全把自己献上的心志，看重的是他的忠心。袁相忱对来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厌其烦地宣讲神的福音，每次聚会前、聚会后，袁相忱都把这一段时间专门留给新来的人，询问他们的感受、情况。袁相忱的同工看到袁相忱讲完道后还要和人谈话，怕他太累，就说：“袁先生，你休息一下吧。这些小事让我们来做。”同工的意思也是爱护他，怕他太累了，袁相忱却说：“神的工作中没有小事，我就是一辈子做这些小事的。”
这句话正是袁相忱一辈子事奉的真实写照：神的工作中没有小事，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耶和华，并在他的圣殿中尽忠到底。
袁相忱的身体一直都很差，他说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药罐中熬出来的。但神却一直保守他，赐给他信心，并赐给他令人难以想像的事奉精力，让他在二十岁后，度过了几十年没有医、药的生活，并且在监狱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的身体更蒙神的保守，比年轻的时候更健康。袁相忱总是对同工们说：“我是活一天就为主做一天，想不到什么时候世途就走完了，想不到什么时候主就回来了，所以能坦然无惧地见主就够了。要不是信主，我不会有现在这么幸福，是主扶着我走过这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的。”
袁相忱认为自己谈不上赏赐、冠冕。因为启示录中说，要把冠冕放在主的脚前，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特别的保守，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活在主的恩典中。”
上帝的手搀扶着袁相忱走过了这几十年，上帝的手也搀扶着他的每个儿女，让他们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