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资料全部来自国内公开发行的书籍、报纸、杂志中的原文摘录，未加任何修改，并已标明内容的出处与时间，便于供各位朋友及弟兄姐妹查寻与参考。
1、原文标题《天体物理学家找到了上帝》——国英编译
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基督年报》发表了一篇十分醒目的文章：《天体物理学家找到了上帝》。文章报道，位于洛杉矶的著名美国学府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赫·洛斯成了一名基督**。他因圣经中所记述的预言在科学上得到了精确的验证，从而成了一名虔诚的**。
洛斯从8岁起，就热爱物理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他从小就被无边无际的宇宙所吸引，十分赞叹宇宙中天体的完美布局和它们有规律的运行。
就像许多研究天体的科学家一样，洛斯也对宗教发生了兴趣，希望看看神奇的宇宙与宗教有没有什么联系。他作了十分艰苦的探索，研究了印度教教义可兰经，也研究了摩门教教义。结果他发现教义中，都有错误的描述，或者某些描述与科学不符，或者与历史事实不符，或者与两者都不符。但是，洛斯在同样地研究了圣经以后却发现，圣经中所描述的许多内容，不论在科学和历史上都是正确的。特别令洛斯惊讶的是，圣经中所作的各种预示大多是正确的。
洛斯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例如，在《乔伯》(“乔伯”是几千年前写成的，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圣经本)中他发现，《圣经》中关于天文预示的精确性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我们知道，猎户星座和金牛宫七星星座是靠重力而聚合在一起的，这是当代科学的发现。可是“乔伯”中已将这些星座作了描述，指出这些星座是“星群聚合中心”，又如，在《以赛亚书》（古代旧约圣经的一卷）的第40章里，洛斯发现有这样明确的句子：“上帝指出，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大地是球型的，不是扁平的”。作为天体物理学家的洛斯不能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人类居住的大地是球形的，这一结论是哥伦布在近代才得出的，而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中却早已作了肯定，同样在《以赛亚书》中，早就预示了波斯的兴起和塞鲁士（波斯国王）的统治。这个预言后来完全被历史证实。洛斯说，犹太人在他们祖先土地上重新定居，开始在耶路撒冷建设现代的城郊。犹太人根据当时条件的许可，陆续建设九个这样的城郊，奇怪的是，这些城郊建设的数目和先后顺序与圣经旧约所预示的完全相同，而时间相隔达几千年。
根据十分艰苦的研究和考证，洛斯认为，圣经中有2500个各种各样的预言，到目前为止，其中2000个已得到证实。他还利用数学对圣经中所发现的奇迹作了定量的描述，经过计算，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这些精确的预言如果不是上帝的安排，而只是盲目的猜中的可能性是10-18。这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意味着猜中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那么，圣经中已有2000个预言被证实，这2000个预言都被猜中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经过计算，他得出应是10-2000，洛斯指出，10-2000这个数字约等于构成整个宇宙的所有物质的分子数目的总和！也就是说，只有胡乱地猜这么巨大的天文数猜次，才可能猜中。这显然是不存在的。
洛斯的最后结论只有一个，即圣经是上帝的意志通过人而写成的。于是他深信，他找到了上帝，他发现了上帝。这样，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就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
——摘自《自然与人》杂志1990年第6期第33-34页
2、原文标题《寻找夏娃》——作者：王人龙
今年初，美国的《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科研动态报道，题目为“寻找亚当和夏娃”，主要内容是科学家追踪DNA，认为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一位生活在距今20万年前的女人。今天地球上每个人体内存在这位女老祖宗的基因，也就是说世界上50亿人彼此都有血缘关系。科学家称她为夏娃。
《圣经》说：人类是一对始祖产生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了两个儿子，种地的该隐和牧羊的亚伯，但该隐因为不受上帝宠爱，妒忌怒杀了弟弟，被上帝放逐，受到惩罚。后来亚当在130岁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相似，取名叫塞特。过了800年，亚当在930岁高龄时，他归于生他的尘土。塞特105岁时生了儿子，取名以挪士。塞特在912岁时死去。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一直到有名的“挪亚方舟”事件的主角挪亚。其他的人类都死了，他这一支繁衍了，算到今天其经历了5992年。这本是神话，但是一些神话传说却往往又和某些科学家的说法相合，即人类出于一个始祖。
——摘自《科学博览》1988年第9期第6页
3、原文标题《进化论的危机》——作者：陈辑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对来自三个方面：哲学家们对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地位表示担心，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进化论，乃是由于进化论否认基督教《圣经》对生命起源的解释，若干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不适用进化模式。
哲学家们的理由是，器官进化的时间跨度使它几乎无法得到观察、重复，也无法得到验证。因此，著名英籍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化论不是一种科学理论。神造论者反对进化论的理由很简单，进化并不存在，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过。英国科学家丹顿《进化：处于危机中的一种理论》一书的观点则属于第三类。丹顿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在生物学中的霸权地位，反对科学的一成不变，对进化论成为生物学家几乎不受怀疑的信条感到不满。丹顿认为，虽然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替代进化论，但进化论的内在重重矛盾正在使这种理论本身逐渐瓦解。
——摘自《温州日报》1987年3月9日
4、原文标题《十字架下的祈求》——作者：张正宪
不知经历了多少朝代，中国众多的平民百姓们习惯于供奉菩萨，用一代代连绵不断的香火，叩求那大慈大悲的神灵保佑。
也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开始，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又转换门庭，与上千年前西域的基督结下了不解之缘。
穿行于苏北一些偏僻的乡村，我目睹了在十字架下，芸芸众生们带着一腔虔诚，万般心愿，唱着圣诗，祷告肉体的平安，祈求灵魂的拯救……
“耶稣热”，在穷乡僻壤中弥漫
滨海县城基督教堂。砖墙、红瓦、十字架，“荣神益人”四个大字在教堂入口处赫然入目。
恰逢安息日。来自邻近四乡八舍的信徒络绎不绝。其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梳着流行发式的时髦姑娘，脚步匆匆的乡下大嫂，还有胸前插着钢笔、显然喝过几年墨水的读书人……虽说是农忙时节，偌大的教堂里竟也装了个满满当当。
自文化大革命中召开批判大会、演出样板戏以来，这穷僻的乡村难得见到这样壮观的场景。
风琴声中，教堂里响起了时而娴静时而激昂的吟唱。很难想象，连那些平日笑口难开、对音乐全然不通的老头老太们，都能唱出抑扬顿挫的歌曲来！
亦庄亦谐的讲道，引得满堂信徒，包括识字的不识字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一个个屏息恭听。
十几年前，苏北这几个县还被名之为“无宗教县”。如今，仅基督**便已有七八万之众。江苏省农村抽样调查队调查了18个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村，发现宗教信徒有1341人，是党员人数的2.53倍，占总劳动力的12.1%。
大兴土木建教堂，在这时也渐成风气。去年三四月间，信徒们筹划在大套乡乡政府所在地的于庄盖教堂。旋即，奉献的钱、物，纷至沓来。每天都有200多人自动前来义务推土、平地，有的专业户还把自家的手扶拖拉机开来，没日没夜地干。大米、鸡蛋、青菜、猪肉，甚至连烧饭用的油盐酱醋都送来了。一位虔诚的老太太还特地挖了两大袋野菜，洗得干干净净后送来。
耗资1万多元的教堂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成，而近在咫尺的乡政府礼堂，连翻修一下都挤不出钱来。
就在这样一个贫困县，每年“两上交”任务难以完成甚至连农业税都收不上来，而信徒们一年在教堂的奉献，却达17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是一片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洗礼”的土地，为什么在这一片“净土”上，会有如此众多的人们突然象着了魔似地信奉起耶稣呢？
我走访了滨海县大套乡永岗村的陈为吾，他，58岁，粗识字，1952年入党，是建国后本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从1950年以来，他历任选区主任、大队贫协主任、治保主任、革委会副主任。
“还是在1958年挖响坎河时，我落下上半身疼痛的病。南京、苏州、盐城、淮阴的医院跑了不少，药丸吃了几斗病却越拖越重。”
1976年，在县医院作剖腹检查，诊断为胰腺癌晚期、宣判了死刑。
“我从娘胎出来，一生一世，不忘共产党。但19年的病没治好，穷得连小孩的衣服都靠别人送，病急乱投医，就这样我才受洗入教的。这些年来，身体逐渐好转，现在推的、挑的农活都能干。我不退党，但我的病是信教信好的，我也不退教。”
结果，在党组织与基督教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类似陈为吾这样的“神话”还有很多很多。绝大部分信徒，正是抱着“医病赶鬼”的信念，跨过教堂入口处的。
对于这些缺医少药，看一次感冒都得花五六元钱的贫困地区，对于那些无钱治病、久治不愈、还得担心医生把酵母片磨了当土霉素卖的人们。教堂投来了一束希望之光，他们渴求从情绪的宣泄、神灵的庇护中寻得人生的康宁和平安。
借助于对信徒构成的调查，亦可窥破“耶稣热”其中奥秘。粗略统计，信徒中妇女约占80%，文盲约占70%。妇女，处在农村生活的最下层；文盲，处于致富新潮中的最未流。他们除了疾病的袭扰，还有不测的天灾人祸带来的生活困窘，种种畸型的婚姻关系带来的心灵痛苦，等等。正是在现实世界中他们过多地尝到了不幸之果，才那么强烈地渴望得到神的爱抚和慰藉。
近年来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势态，农村有文化的年轻人信教的越来越多。
大包干过后，“大锅饭”、“大呼隆”被革掉了，人们退回到家庭的窄小圈子。一年到头，这里的村民难得开上一次会。据说去年唯一的会是非开不可的选举乡人民代表的会，而且是每个人头补贴5角钱动员去的。不少村子广播不通，乡文化站长最显赫的“政绩”仅是办一块“黑板报”而已。
一边是枯寂、单调、沉闷的世俗生活，一边是聚会、唱诗、讲道、有声有色的宗教活动。一颗颗年轻的躁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失去了平衡。
响水县小尖乡的一位复员军人，正是苦于无法打发“烦死了”的日子，串亲戚时偶而看到《圣经》而步入“歧路迷津”的，康庄乡聚会点唱诗班上那几十位小姑娘，也是被美妙的赞美诗的乐曲拨动心弦的……
当然，也有一些热血青年是感愤于时下的社会风气，而祈求从《圣经》中寻得人生的真谛。
天国，毕竟遥远。而安宁，爱心，却是不可须臾或缺的。
面对突兀而来的“耶稣热”，我寻问过不少局外人。
回答大多是：“愚昧！”
从宗教的信仰来看，不无道理。以传教为名，搞流氓活动、骗人钱财的确有人在；穷得叮当响，却要为那高大明亮的教堂慷慨奉献，把改变贫困命运的希望寄托于上帝。
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农村的“两上交”、“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信徒都走在前面。还有例证：响水县张集乡在去年秋粮收购中，好多农户因粮价过低而不愿交售。乡领导别出心裁，召开全乡近千名基督**大会，要求“带头”。一个星期后，**全部完成交售任务，周围群众触动很大。
但**们何以会如此一呼百应呢？宗教中人告诉我：《新约全书》“罗马书”第十三章中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作为一种对上帝的畏惧感，是否也夹带着几分愚昧呢？
但是，宗教作为一种情感寄托，一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人与人关系的沟通，作为一种强调爱心的文化现象，似乎又不是“愚昧”二字所能涵括的。
在这里，我耳闻目睹过：
响水县有一农家，儿子不孝，父亲见邻居信教，家庭感情甚笃，万般无奈，便将儿子送进教堂，果然灵验。
滨海陈李点信徒孟兆才路上捡到一块苏州牌手表，自费去乡广播站广播招领启事，找到失主。
滨海场东村孤老太太孟明亮患病卧床，杨庄点女信徒自带粮食前去轮班服侍20多天，直到痊愈。还有修桥铺路、扶贫济困等，仅响水县康庄点，每年都要拿出八九百元接济孤寡老人。……
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凤毛麟角。
这种宗教形式中的道德复苏，是否表明了人们对往昔“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厌倦呢？是否显示了对时下一些道德滑坡现象的反拨呢？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当然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既然一些对生活感到茫然或绝望者，从宗教生活中找到希望，道德复苏，我们唯物论者难道就不能以伦理道德来协调社会关系吗？就不能融进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吗？应当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才能渗透进每一个幸运的、不幸的心灵？如何在互相信任、理解、宽容和关心的氛围中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呢？
——摘自《半月谈》1989年第3期第20-30页
5、大科学家牛顿的著作摘录
①·“……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形式的如此绚丽多彩，各种运动的如此错综复杂，它不是别的。而只能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上帝的自由意志……。”
②·“……现在我们可以更趋近一步去欣赏这大自然的美并使自己陶醉于愉快的深思之中，从而更深刻地激起我们对伟大的创造主和万物主宰的敬爱和崇拜的心情，这才是哲学的最优美和最有价值的果实。如果有谁从事物的这些最明智最完善的设计中看不到全能创世主的无穷智慧和善良意志，那么他一定是瞎子，而如果拒绝承认这些，那他一定是一个毫无感情的疯子”。
——摘自《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58页，160页
③·“……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牛顿很早就在他的自然科学工作里刻上神学的印记，牛顿的家庭宗教气氛浓厚，他的继父和舅父都是牧师，抚养他长大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他们送牛顿上剑桥大学的目的，是希望他将来作牧师。1678年，牛顿在剑桥毕业时，按照一般惯例，理应接受神职，但是牛顿却公开声明，为了更好地侍奉上帝，他将不接受神职，而代之以自然哲学的研究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从而赢得了英王查理二世的特许。因此，他在科学研究里，处处调和科学和神学，他说：“从事物的表象来论上帝，无疑是自然哲学份内的事。”只有在科学工作里揭示和发现上帝对万物的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
——摘自《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第5-6页
6、发明大王爱迪生语录
“……假如我否认上帝的存在，我就等于亵渎我的知识，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上帝存在。”
——摘自《爱迪生传》第293页
7、原文标题《张学良先生首次公开露面》
新华社香港6月2日电台北消息：张学良先生54年来首次公开露面，于6月1日在台北出席了为他举行的九十二岁寿辰宴会。
张学良先生的故旧、门生、东北籍人士、国民党高层人士以及台湾各界逾千人前往贺寿。他散居世界各地子孙多人也到台北同他欢聚。
张学良先生在寿宴上说话的声音宏亮，字句清晰。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陪伴在旁。
台湾报纸报道说，张学良先生被软禁在他北投市的寓所内，以读《圣经》和养兰花度日。台湾当局虽然在1961年宣布结束对他的软禁，但一直仍然派人监视他，并且禁止张学良先生撰写回忆录和离开台湾外出旅行。
——摘自《温州日报》1992年6月3日
8、原文标题《张学良赴台北监狱布道》
《台湾时报》3月27日报道：“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偕同夫人于26日下午至台北龟山监狱为受刑人布道，记者发现即使已92高龄的张学良，在爬楼梯时，仍坚持不需他人搀扶，……。
——摘自《参考消息》1992年3月31日
9、原文标题《台湾政坛人物信奉宗教成风》
香港《亚洲周刊》7月7日一期文章台北国防部长陈履安两年前开始学佛坐禅，戒酒后也吃起素食来。
台湾政治人物信仰宗教已成为一股风气。面对复杂的政局，一些政治人物藉宗教力量来解决问题，政教之间似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陈仪深说，早年台湾深受基督教影响。前总统蒋介石因妻子宋美龄关系，信仰基督教，其子蒋经国也受影响。基督教成为达官显要共同信仰，“陪上司上教堂”的风气盛行。
李登辉总统也是虔诚的基督**。
台北政要信仰基督教甚多，包括财政部长王建煊。教育部长毛高文、外交部长钱复、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婉容、新闻局长邵玉铭、台北市长黄大洲。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等人。将领也有信基督教风气，大多与宋美龄有关联。反对党民进党要员投入基督教长老教会甚多，有立法委员洪奇昌、张俊雄、民进党前主席姚嘉文等人……
——摘自《参考消息》1991年7月25日
10、《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首任就职演说选读》
“……在此宣誓就职之际，如不热忱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就极其失当。因为上帝统治着宇宙，主宰着各国政府，他的神助能弥补人类的任何不足。愿上帝赐福，保佑一个为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组成的政府，保佑它为这些基本目的而做出贡献，保佑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在我负责之下都能成功发挥作用。……”——摘自江西《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第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11、《美国第四十届总统里根首任就职演说选读》
“……我听说，今天正在举行数万个祷告会。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是上帝保佑下的国家，我相信上帝希望我们永远自由。我认为，如果今后每一次就职典礼日都成为祷告日，那将是件合理的好事……”
——摘自“同上”第381页
12、原文标题《布什夫妇在京参加晨祷会》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十几年前经常骑自行车到北京教堂做礼拜的布什总统夫妇今天在保安人员的簇拥下乘车到北京最大的崇文门基督教堂，同约1400名中国**一起进行晨祷。
作为第一位到中国基督教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总统和北京基督教会的老朋友，布什和他的夫人巴巴拉受到教堂神职人员的热烈欢迎。
殷继增牧师在用中文布道时说：“布什总统在1974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常和夫人巴巴拉骑自行车来我们教会同我们一道礼拜敬神。他们的女儿多萝茜也是在北京教会受洗。”
在半个小时的晨祷会中，阚学卿牧师代表教会向布什夫妇赠送了中国印刷出版的中文版《圣经》和中国**演唱的“圣诗歌集”录音带。
为表示感谢之情，布什夫妇向教会赠送了一本英文版《圣经》。
——摘自《温州日报》1989年2月27日
13、原文标题《美国总统爱祈祷》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杂志》12月11日一期文章)题：美国历届总统的祈祷(作者：戴维·施里布曼)
这件事发生在某个星期日。当克林顿总统和一个高级谈判代表团于9月中旬和一个关于海地问题的协议时，为白宫起草讲话稿的人开始独自执行一项任务：起草总统将就此问题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克林顿对讲话稿表示满意。但是有一句话使他觉得欠妥。这句话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没有哪位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不深思的。”
克林顿总统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起铅笔，在那句话后面加上两个字，于是意思就变了。当天晚上，克林顿对美国人民讲话时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没有哪位总统做出像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不深思和祈祷的。”
美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克林顿在做出担任总统的最重要决定之前总要先同外交顾问和政治顾问交谈。他对我们说，除此之外，他还要求上帝赐给他智慧。历届总统都是这样做的。坐上总统宝座的没有一个是无神论者。
亚伯拉罕·林肯认为美国内战是上帝表示愤怒。有一次，他对秘书说：“有许多次，我由于实在觉得无路可走，于是便跪下来祈祷。”威廉·麦金利也是跪下祈祷时做出夺占菲律宾决定的。麦金利整天在白宫屋里走来走去，为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它成为殖民国家的前景而苦苦思索。后来，他对部长们吐露真情：“各位先生，我可以毫不惭愧地告诉你们，我不止一个晚上跪下来祈祷，求全能的上帝指引我前进。”
从林肯和麦金利的时代到现在，总统的职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历届总统仍然经常祷告。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作为天主**的约翰·肯尼迪常在距白宫只有几条街的圣马休斯教堂祈祷。在水门事件的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同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一起祈祷，求上帝指引他们并给予帮助。4年后，吉米·卡特总统在戴维营祈祷，求上帝赐给智慧，帮助他打破埃及总统萨达特(穆斯林)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犹太人)之间的僵局。
卡特1994年秋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毫无疑问，在我当总统时，我祈祷上帝给予指引要比我一生中的其他时候更加认真虔诚。”
“我想把事情办好，而摆在我桌子上的问题非常复杂，所以只能求助于上帝。我在白宫的宗教生活很愉快，活动也排得很满。我们认识到我们对宗教有一种特殊的需要。”
美国人对宗教总是有一种特殊的需要，尽管宪法规定政教分离。
洪育林译
——摘自《参考消息》1995年1月4日
14、原文标题《韩国基督**增多》
美国《时代》周刊7月12日一期文章题：精神上的转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韩国,基督教的势力也在日益扩大。
31年前汝矣岛教堂刚刚建立时，韩国基督**的人数仅有120万，自那以后，基督**的人数猛增，几乎每10年增加一倍，尤其是新**增长迅速，到了今天，韩国4500万人口中，约1/3是基督**，其中新**为1180万人，罗马天主**为300万人，另外，总人口中40%的人是名义上的佛教**。汉城大学宗教教授郑镇弦说，基督**“在大学、官僚机构、甚至军队中都占绝大多数”。10名将军中，有9名是正式入教的基督徒。去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三名主要候选人也无一例外，获胜的金泳三就是保守的鼎岘里长老会的长老，许多著名的工商界人士也是基督**。新教教会已向海外派遣了至少2000名传教士。
——摘自《参考消息》1993年8月9日
15、原文标题《一百五十个人的死亡体验》
(美)雷蒙德·A·穆迪著罗汉、陈德民、周国强、何佩群译
死亡本是“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于是探讨死亡体验就成为人类生命研究中最奥秘、最困难的课题之一。
美国著名哲学博士兼医学博士在调查了150名“死”而复生的病人后将研究成果写入本书。他从大量的案例中归纳出十余种濒死体验，并用实例进行描述。作为一家之言，本书向死亡这一科学的神秘王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它不仅对医学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人们的生活哲学、死亡态度也将产生影响。因而本书出版后即畅销世界，从1975年至今其重版数已达50次之多。
尽管濒临死亡的情况各不相同，具有这类体验者的类型也大有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这些体验本身的叙述中，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很容易找出几个方面来，它们在我收集的大量记叙材料中多次反复出现。
(1)难以名状
我们对语言的一般理解，有赖于具有共同体验的广大集体的存在，而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一集体。那些濒死者所体验的事情，恰在我们共同享有的体验之外，因此不难发现，在他们要表述自己的体验时，有过这类体验的人一致认为，他们的体验是不可言喻的，也就是说是“难以形容的”。
有许多人都这么说过：“实在是没有语言能表达出我要说的东西”，或是“没有什么形容词、最高级的词能够把这一切描述出来。”有个女子直截明了地对我说：这会儿我想把这一切告诉你，可是有一个真正的难题，因为我知道的所有的词都是三维的。我只能用带有三维性的词语来描述给你听。我能做到的唯有如此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恰当。我实在没法给你描绘一幅完整的图像。
(2)安宁平静的感觉
许多人描述过在他们经受的体验的早期阶段，有过极为愉快的情绪感觉。一个男子在头部重伤后，他的各个生命特征已察觉不到了。他后来说：
在受伤的瞬间我有过那么一阵短暂的痛苦，但是随后一切痛苦都消失了。我感觉自己在暗洞洞的空间飘浮。天气冷极了，不过在这黑暗之中我唯一的感觉是温暖，是我从未有过的极端舒适。……我记得自己一直在想：“我一定死了。”
一个心脏病发作后被抢救过来的女子说：
“我开始经历那极为美妙的感觉，除了安宁，舒适，快活——除了平静，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觉得一切烦恼都离我而去，我自忖道：“这一切是多么平静安宁啊，我没有丝毫痛苦。”
(3)噪音
据报告，在许多案例中，在死亡或临近死亡时，会出现各种异常的听觉现象。有时候这类声音使人极为不快。一个在动腹腔手术时“死亡”了20分钟的男子描述说：“一个实在是难听极了的嗡嗡声从我的头脑里发出来。这声音使我难受极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噪声。”
在其它案例中，这种听觉效果似乎以较为令人愉快的音乐形式出现。例如，一位男子在送到医院后被判断为死亡，后来又被救活了，他在谈到自己的死亡体验时说：
我听到一种似乎是叮当的铃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就好像是随风飘来的。它们听起来就像日本的风铃声……我不时听到的只是这种声音。
一个差点死于内出血及血液凝固障碍的青年女子说，在她虚脱时，“开始听到一种音乐声，一种庄严的、实在是非常美妙的音乐。”
(4)黑暗的通道
伴随着噪音同时出现的感觉往往是，人们被飞快地拉过某种黑暗的空间。有许多字眼用来描述这种空间。我听到人们说起过的就有：一座洞穴，一口井，一条水槽，一圈封地，一条通道，一口通风井，一条真空管道，一条下水道，一座山谷，一个圆柱体，等等。尽管人们使用不同的词语，但很显然，他们都在试图表达某种想法。
在一场严重的疾病中，一个男子几乎快要死了，他瞳孔放大，身体开始冷下来。他回忆说：
我处在一个极黑极黑的空间里，很难形容并解释它。但是我感到好像正穿过黑暗，在真空管道中向前移去。它就像一个圆柱体，里边没有空气。那是一种处于地狱边境的感觉，好像身子一半在这里，一半在别的什么地方。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患了腹膜炎的女子说：
我的医生已经叫了我的兄弟来和我见最后一面。护士给我注射了一针，让我更安宁地死去。在医院里，我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遥远了。随着这一切退去，我的头钻进一条狭窄的，非常非常黑暗的过道。我的身体似乎刚刚能钻进去。我开始朝下面一点、一点、一点地滑去。
(5)脱离躯体
绝大部分人都能明白的一个常识，把自己同自己的躯体等同起来。我访问过一些人，他们经历濒死体验之前，同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一个濒死者在急速穿过黑暗的通道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是在体外的某一处观看自己的躯体，好象他是个“旁观者”或者“屋里的第三个人”或是“在一出戏”或“一场电影中的前台”观看人们和剧情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些叙述的片段，它们都描绘了这类不可思议的、脱离躯体的体验。
我17岁那年，和哥哥在一家游乐场工作。一天下午，我们去游泳。不知谁说了，“我们游过湖去吧。”以前好多次横渡过这个湖泊，但这回不知怎么的，我几乎是在湖中央沉下去。……突然间，我觉得好像脱离了自己的躯体，脱离了别人，独自一人在空间。虽然我停稳在同一个平面，但我看见自己在水中的躯体是在三四英尺以外，浮上沉下挣扎。我从后边、从稍微靠右的地方看着自己的躯体。我有一种缥缈自在的感觉，那几乎是难以形容的。我感到自己轻如一根羽毛。
对这种奇异状态的情绪反应是不大一样的。多数人报告说：最初，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回到自己的躯体里面去，但是他们对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则毫无所知。濒死者往往首先是因为看到自身的种种局限才意识到精神体的存在。在他们脱离自己躯体时，尽管他们极力想告诉别人所处的困境，但是看来没有人听见。下面一位妇女讲述的体验片断，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在呼吸停止时，立即被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
我看见他们在对我抢救，这真奇怪。我处的位置不很高；我好像就在一个支座上，但并不比他们高多少，不过就是在上方俯视他们。我想跟他们说话，但是没人听得见我，没人愿意听我说。
复杂之处在于，除了周围的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以外，不久，这个精神体中的人便发现别人甚至都看不见他。不仅如此，还常常有报告说，他们的精神体是没有重量的，像上面的举例所显示的，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发现自己飘浮到屋顶的天花板上、飘浮在空中时，才注意到这一点的。
正像在精神状态下的行动不受阻碍一样，有人回忆说，思维也同样如此。我曾经一再听人说起，一旦他们对新的环境熟悉了以后，经历这一体验的人，其思维比原来进行得更清晰，更迅速。
在我所调查的案例中，没有人报告说他们脱离自己的躯体时有任何嗅觉或味觉。但与一般情况下的视觉和听觉相一致的感官在精神体中依然完整存在，而且比起平时来灵敏度似乎有所提高，功能显得更为完善。一位男子说，在他“死亡”时他的视野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广阔，用他的话来说，“我真弄不懂，我怎么能看得这么远。”
处在精神状态下的“听觉”，看来只能在类比意义上这么说了，多数人说他们实际上没有听到人的说话声或别的声音。相反，他们似乎是汲取周围人们的思想，而且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种思想的直接传递，在死亡体验的后阶段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个小姐这么说：
我看得见周围所有的人，我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我听不见，不像现在我听你说话那样，那更好像是我直接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全部想法，但这只是在我头脑中进行的，而不是以他们实际运用的语言为媒介。他们还没有开口说话，我就知道要说的是啥了。
(6)遇见别人
有好几个人告诉我，在他们临死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有时在这一体验的早期，有时只是在其他几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附近别的精神存在物的出现，显然他们来这里是想让他们安然过渡到死亡，或者是来告诉他们，他们死的时候还没到，他们得回到原来的躯体中去。
一个男子记得：
在我濒死前好几个星期，我的好朋友鲍勃被人杀死了。这会儿在我脱离自己的躯体时，我感到鲍勃站在那里，就在我旁边。在我的头脑里我看得见他，好像他就在那里，但是有点奇怪，我看不见他原来的身体形状，我看得见东西，但不是它们的具体形状，不过依然很清楚。这可能吗？他在那里，却没有躯体。那有点像身体，我能够意识到它的每一个部分：手臂、大腿等等。但是我并没有具体地看见它。那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人并不真要用眼睛去看他，再说，我也没有了眼睛。
我一直在问他：“鲍勃，我现在上哪儿去？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死了还是怎么了？”可他一直没回答我，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我在医院时，他就常常在那里。我又问他，“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了？”但他老是没有回答。然后有一天，医生说：“他要活下去。”他便离去了。我没有再看见他，不再感到他的存在。那真好像他一直在等呀等，等到我过了最后关头，然后才告诉我，跟我详细讲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其他案例中，那些人遇到的灵魂并不是他们在过去生活中熟悉的人。一个妇女告诉我，她在脱离身躯的体验中不仅看见她自己的透明的精神体，还有另一个精神体，那是个刚死不久的人的精神体。她不了解这个人，但是她提到时说的话却很有趣：“我看不出这个人或灵魂有多少年纪，一点都不知道。连我自己都没有了任何时间感。”
在少数几个事例中，人们相信那些他们遇到的精神体是“保护自己的灵魂”。
一个妇女告诉我，在她脱离自己的躯体时，她发现那里另有两个灵魂，他们自称是“灵魂保护者”。
在两个极为相近的事例中，他们告诉我，当时听到了一个声音，告诉他们还没有死去，不过他们必须回转去。
其中一个这么说：
我听见一个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一种普通感官听不到的声音，在告诉我该去做什么——回转去——因此我对回到自己的肉体中去并不害怕。
(7)有亮光
在我研究过的各类事件中，最不可思议的共同点，而且对个人影响最深的共同点，也许就是遇见极为明亮的光了。较典型的情况是，亮光最初是暗淡的，但是很快变得明亮起来，直到最后发出人间看不见的光辉。
这个光出现不久，便开始同经历此体验的人交谈，显然，这种交谈同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精神体中的人如何“理解”其周围精神体的“想法”的情况一样，也是直接的。这里，人们再次声称他们没有听见人的说话声，或是来自于这一光的声音，他们也没有通过声音这个存在物作出反应。相反地，人们说思想传递是直接的，不受阻碍的，用这样清楚明白的方法同光的存在物进行交流，是不可能发生误解或者对之撒谎的。
此外，这种没有阻碍的交通并不用某个人的本族语来进行，但是他能够完全理解，并且即刻意识到。
一个男子告诉我在他“死亡”期间的经历：
起先，光来的时候，我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后来，它问——好像是问我是否准备好去死。它好像在跟谁说话，但那里没有人。跟我说话的就是那束光，用声音说的。从光跟我说话的时刻起，我觉得真舒畅——安全、为人所爱。来自这亮光的爱是难以想象、无法形容的，同这样的人在一起真有趣！它还有一种幽默感——的的确确是这样！
(8)回顾
亮光的初次出现及其无声的深刻提问是一个前奏，紧接着是极其强烈的丰富的一瞬间，亮光给濒死者揭示出对其一生全景式的回顾。
这种回顾只能被描述为记忆，因为它最接近为人们所熟悉的记忆现象，但是它又具有使它与正常类型的记忆区分开来的特点。首先它是异乎寻常的迅速。据有关人说，从时间角度来看，在回顾中出现的事件按时间顺序迅速地互相交替。另外有些人则说，他们所经历的有关回顾完全没有时间顺序，而是发生在瞬息之间，一切都同时出现，他们一下子尽收眼底。
我调查的对象一致认为，这种差不多总是被描述为由视觉形象组成的回顾虽然十分迅速，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动和具有真实感。
我所访问过的有些人声称，尽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们以前做过的一切事情——从最微不足道的到最有意义的都会在回顾中出现。
我躺在床上，发现自己动弹不了，而且觉得自己陷进了一片黑暗。自己的一生却好像闪现在眼前。我似乎回到六七岁时，记起了自己上文法学校时的一位好朋友。从文法学校到中学、大学，然后又上牙科学校，一直回顾到操牙医业为止。
这种回顾就像是在脑海中闪过的画面，但要生动得多。我看到的只是其中醒目的部分。画面的交替是如此迅速，我在几秒钟之内就纵观了自己的一生。我完全能看清它们，理解它们。只是这些画面没有给我带来情感，因为我没来得及去体验它们。
在这个体验中。我没有看见别的东西。除了出现的形象外，就是黑暗。可是我肯定感觉到一个十分强大并充满爱心的东西在我身边，在整个回顾阶段中伴随着我。
(9)界线
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向我描述他们如何在濒死体验中似乎接近某种可以称作“界线”的地方或状态。在各个不同的描述中，这界线可能是一片水，一场浓雾，一扇门，一道横越田野的栅栏，或者仅仅就是一条线。
让我们读下面描述，其中关于“界线”这个说法起着明显的作用：
这次体验发生在我生第一个孩子时。我大约怀孕八个月时患了“妊娠中毒症”，我住院实行了人工引产，孩子刚生下，我大量出血，医生束手无策。这时，我失去了知觉，只听见讨厌的嗡嗡声。接下来，我觉得自己像坐在一只船上，往对岸驶去。我看见远处的岸上有我所有已死去的亲人——父母、姐姐与其他人。他们似乎在招呼我过去，而我一直在喊：“不，不，我还不想上你们那儿去，我还不想死。”船差不多要到对岸时，却又掉头折了回来。我终于与医生说上话了。医生向我解释：我产后出血，几乎丢了性命，但总算又活了过来。
(10)返回
显而易见，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人在他们死亡体验的某个阶段都必须“返回”。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留在那里。但就在这时，我又想起自己的家庭：三个孩子和丈夫。这一步真难跨出，出现在面前的亮光以及我所产生的神奇感觉，使我真不想返回。但是，我不敢懈怠自己身负的责任。我知道对家庭有义务，因此，我决定返回。
在好几个描述中，人们回忆起濒死体验的最初阶段，他们在经过那黑暗通道时被飞快地拉了回来。例如，一位死亡过的男子说他如何在一个黑暗的峡谷中被推向前。他感到正要到达峡谷尽头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接着他就被从原路拉了回来。
然而很少有人对重新进入躯体有实际体验。大多数人说，他们只是感到在这种体验结束时“睡着了”。或者失去知觉，后来就醒了，这时已回到自己的躯体。
(11)对生活的影响
濒死体验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似乎更微妙，更不引人注意。许多人告诉我，由于这种体验，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更开阔、更深刻了。
有个人说：自从那时以来，一个不断在我心头回绕的问题是：我以前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今后将怎么过？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我是满意的。我不认为这个世界欠我什么，因为我想做的每件事都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做了。我现在还活着，还可以做更多的事。但是突然我经历了这次濒死体验。这促使我开始考虑，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事是因为它们是有益的，还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我个人有利？
我现在试着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使我的心里好受些。现在我对事物的理解似乎比以前深刻多了。我知道这似乎与这次体验以及在这次体验中到过的地方、见过的事有关。
其他人则报告说：他们改变了对重新获得的生命的态度或处世方法。例如，有位妇女直截了当地说“它使生命显得更可贵了。”
在关于与死亡短暂接触之后学到了“新东西”方面，人们的说法引人注目地一致。几乎每个人都强调在生活中培养起对他人深刻又独特的爱的重要性。
(12)对死亡的新看法
很自然，这种体验会影响一个人对躯体死亡所抱的态度。对那些对于死亡体验没有思想准备的人来说，其影响尤其大。几乎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向我表达下述思想：他不再害怕死亡，让我们读一读阐明这种态度的谈话：
当我还是小孩时，我很害怕死。在我母亲去世多年后，我跟妻子谈到死亡，我仍然害怕，不愿意它降临到我头上。但是在这次体验后，我不再惧怕死亡，以前的那些感觉消失了。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我也不再过分难过，可以说还有点高兴，因为我知道死去的人将会有什么体验。
(13)确证
讲到这里，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关于濒死体验真实性的语气是否可能不依赖于对这些体验的主观描述来获得？许多人报告说，他们脱离了躯体，并在此期间目睹了自己一生中发生过的许多事件。是否可能找到据信也在场的其他人或者以后发生的事件来对上述报告进行核实，从而加以确证呢？
在好几个案例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有点出乎意料，而且对人脱离躯体亲眼见到的事件的描述，经过核对，其真实程度相当高。例如，有几位医生告诉我，那些毫无医学知识的病人竟能如此详细、准确地描述对他们进行的抢救过程，这些过程是在医生认为病人已处于“死亡”状态时进行的；这些医生对此感到非常迷惑不解。
——摘自1989年9月《中外书摘》
第三卷第三期第37-40页
16、孙中山先生的《第四遗嘱》（原文摘录）
“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摘自《广州日报》
1997年3月21日第21版
（注：孙中山另三个遗嘱分别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