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卡莱是在妈妈素负盛名的某个庆典场合中，事后我也记不清那究竟是个生日会，或是谁的结婚周年纪念，抑或是某家新添了一个婴孩，妈妈是有本领把任何一件喜事都变成一个庆典的。伟廉介绍卡莱时，说他是从莱登大学来的一位朋友，他当时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握握手。我握住他那双硕长强壮的手，抬头注视他那对深褐色的眼睛，立刻不能自禁地一见钟情起来！
待每个人都有一杯咖啡在手后，我坐了下来，呆呆地注视着他。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那也难怪。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而已，而他和伟廉都已是大学生了，脸上留着胡须，谈话时口中不断地喷吐着雪茄烟圈。
但我觉得只要能与卡莱同在一个房间里便令我心满意足，至于没有人注意我，那我也早已习以为常。娜莉才是男孩子们注意的对象，但正如许多漂亮的女孩一样，她对男孩的注意一向满不在乎。每当有男孩子来向她讨一束头发时(这是我们荷兰当年男孩向女孩求爱的举动)，她就会从我们睡房的古老灰色地毡中抽出一束绒线来，扎上漂亮的蓝色丝带，叫我送去。如今那张旧地毡的毛都快给拔完了，而学校里也充满了许许多多颗破碎的心。
我呢？则暗暗地轮流爱上班上的每一位男生，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失望。我长得不美，再加上性格害羞，从来不敢向人表示我的感情，因此待同班的男孩都长成之后，也没有一个注意到坐在第三十二号座位上的那个女孩。
但我想卡莱与那些男孩都不同。我留心地看他往杯子里加糖的姿态，心里有着格外特殊的一种感觉，我知道我会永远爱他。
时光飞逝，两年之后，我才再次见到卡莱。那是一九零八年的冬天，娜莉和我到莱登大学探望伟廉。他住在一个私人住宅的四楼上，室内的陈设极其简陋。看到我们，他一把将娜莉和我抱得紧紧的，然后往窗口跑去。
他从窗外拿进一小碟乳精甜点，是他放在窗台上保持冰冻的。他接着说：“这是特地为你们买的，赶快吃，等一下我那班饿狼似的朋友一回来，你们就没份了！”
于是我们在伟廉的卧榻边缘坐下，开始狼吞虎咽起来。我猜想伟廉为了给我们买这些甜饼，一定没吃中饭。突然，房门大开，他的四个朋友一窝蜂地闯了进来。每一个都是身材魁梧，声音低沉的青年。穿着领口翻补过两次的外套，袖口的缝线也已露了出来。卡莱也在他们中间！
我把最后一口甜饼急急地吞下，在短裙后面擦了擦手站了起来。伟廉则逐一向大家介绍娜莉和我。轮到卡莱时，他插嘴说：
“我们早就认识了。”随即还稍向我们鞠躬致意。“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你家的一次晚会中见过。”我的目光由卡莱转向娜莉，以为他是对着娜莉说的。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竟发现他的眼睛紧盯着我。我心中狂喜地回应了一声，只是嘴唇给那块甜饼的余屑粘住了，发不出声音来。很快地，那班年轻人便在我们脚前的地板上坐下，七嘴八舌地聊起天来。
娜莉和我坐在床沿，她很自然地加入他们谈话的阵容，好像来大学访问对她是家常便饭一样。当然啦！她外表看起来确实也像个大学生。才十八岁，她已经穿上曳地的长裙。而我则对自己长裙和鞋面间所露出来的那双六寸长的黑色厚袜十分敏感，这身打扮正说明我还是个中学生。
再者，娜莉也有谈话的资料，一年前她进入师范学校就读。她原不想作教师的，可是在那时代，，大学没有奖学金给女孩子，而师范学校收费便宜，因此她只好读了师范。如今她也能头头是道地谈论着一些大学生感兴趣的题目——如那个名叫爱因斯坦的人所发明的相对论啦！还有皮礼海军上将的北极探险能否成功等等。
“柯丽，你呢？你想不想当老师？”
卡莱坐在我脚前的地板上笑着问我，我只觉得高领下一阵灼热，立刻满脸飞红。
他继续说：“我是说下一年，这是你中学的最后一年了，是不是？”
“是的——呵——不是的，我不读师范，我会留在家里帮忙妈妈和安娜姨妈。”
我回答得那么简短、那么平淡，为什么我说得那么少呢？特别是我心头正有千言万语要诉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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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我念完了中学，随即开始负责家中的工作。这是我一向的计划，而如今更多了一个理由——碧姨患了肺病。
当时肺病乃是不治之症，而我们唯一所知道的治疗法就是把病人送到肺病疗养院去休养，但那只是有钱人家才办得到的事。因此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碧姨就这样睡在她狭小的房间里，昼夜地咳个不停，人也一天天地瘦弱下来。
为了减少传染的危险，全家只有安娜姨妈进出碧姨的房间。她一天二十四小时细心地服侍自己的姊姊，甚至许多晚上都没有合过眼。这样一下子全家的烹饪、洗涤和清洁的工作很自然地就都落在我身上。我喜欢料理家务，如果不是碧姨的缘故，我会十分满足、快乐的。可是现在一切事物都罩有她的阴影，这不仅是因为她患有不治之症，也由于她一生都满了怨叹和灰心。
每当我到碧姨房门口传递托盘时，我常不免一瞥她室内的陈设。那里面放的都是一些惹人哀怜的纪念物，也是她在别人家里寄居卅年累积下来的遗痕。空置多年的各色香水瓶，这是当时有钱世家每年圣诞节必送保姆们的一项礼物。褪了色的银版小孩照片，如今他们必然早已有了自己的儿孙。只此匆匆一瞥！房门立刻就被关上，但我会继续留连在那檐下的走廊上，心里迫切地想对她说些什么，想医治她多年的创痕，也想爱她更多。
终于有一天我向妈妈倾吐我内心的感受。这时妈妈也越来越常卧病在床了。以往每当胆结石所造成的剧痛令她难以承当时，她就会进医院接受手术。但上一次开刀之后引起了轻微的瘫痪，因此从此再也不能动手术了。这些日子来，除了给碧姨用托盘送食物外，我也常给妈预备一份拿到楼上去。
这次当我把午餐送进**房间时，她正在写信。当妈妈无法再给邻居们送她自织的帽子和童衣时，她就会给全哈林市困在家里不能外出的老弱病人写信，她的信总是充满着安慰和鼓励的话。其实她自己一生多时也是卧病在床，但她却似乎从来没有察觉到。当我走进她房间时，她流着泪对我说：“柯丽，你看这里有一个男人，困在一个房间里有三年了。想想看！三年不见天日，多么可怜！”
我瞥了一眼三尺外砖墙上唯一的窗子，随即把托盘放在妈**床上，然后在她身旁坐了下来。我说：“妈！我们能不能为碧姨多做点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想办法叫她搬到她所喜欢的地方去，像吴勒家或其他的地方？要她在这个她所厌恶的地方度完她最后的日子不是很可悲吗？”
妈放下她的笔望着我。最后她开口了：“柯丽，碧姨在我们家快乐的程度正与她在任何地方快乐的程度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我呆呆地望着她，心中甚为不解。
妈继续说：“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开始赞扬吴勒家的吗？是从她离开他们的那一天起。当她还在那儿的时候，没有别的，只有埋怨。吴勒家不能与她以往任职的胡家相比，然而当她在胡家时，她又觉得度日如年。柯丽，快乐不系于外面的事物，快乐乃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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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姨的死对她的姊妹们影响极大，妈妈和安娜姨妈更加倍地为他们缺乏的邻居预备食物和缝织衣服，好像进一步地体会到人生服务时间的短暂。至于贞苏姨妈，她一向所畏惧的魅影似乎更临近她了，即使是大白天，她也会突然惊叫起来：“我的妹妹！那很可能就是我呢！”
在碧姨去世一年左右，一位新来的医生开始代替卜灵克医生为我们家出诊，他是黄文震医生，与他同来的是他年轻的妹妹女护士黄文婷，他还带来一个新式量血压的仪器。没有人晓得这个仪器功用如何，但全家人都会乖乖地在黄医生的指挥下让他用布绑住手臂、挤气进去。
贞苏姨妈喜欢每一种新的医疗仪器及行头，因此也对这位新来的医生发生极大的兴趣。从此只要在经济能力许可之下她就要常常去请教医生，幸亏如此，两年后黄医生也是第一个发现贞苏姨妈有糖尿病的人。
糖尿病在当年正如肺病一样，是个不治之症，黄医生的诊断结果无异是向贞苏姨妈宣告了死刑。好几天的工夫，全家人都给这个消息吓呆了。多年来她就怕死，如今这种绝症竟然临到她的身上。她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上床躺了下来。
然而生来就是体力充沛的她并无法置散投闲过久。一天早晨她竟然出人意料地准时在八点十分出现在餐桌旁，一来就立刻宣告说医生们常容易犯错。其实我们都知道贞苏姨妈对医生的话一向深信不疑，但她现在口中硬说：“光凭这些试管和检验，又能证明出什么呢？”
从那天起，她越发致力于写作和演讲，也更热心地组织各种会社，筹办各项计划。一九一四年荷兰正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忙着动员备战，因此哈林市的街头出现许多穿制服的青年。从她的窗口下望百德街，贞苏姨妈看到那班军装青年整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游、浏览橱窗。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极年轻，身上一文不名，心灵又孤单寂寞，于是她灵机一动，决定要组织军人中心。
在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但贞苏姨妈却是专心致意、全力以赴。往年百德街上用马拖的街车如今已被一辆新电车所取代了。可是当贞苏姨妈傲然地站在贝雅古屋前伸指示意时，电车仍会像往日的马车一样，发着刺耳的刹车声，甚至铁轨和电线都爆出火花，为贞苏姨妈停了下来。于是她一手提着曳地的黑色长裙，一手握着写满当地有钱贵妇的名单上了车，她们都将成为这个军人中心的赞助人。但只有我们这些深识她为人的人，才了解隐藏在这一切活动之下的，乃是她那过度怕死的怪异心理。
由于她的病，贞苏姨**经济开始发生问题。她每周必须作一次新的化验，以断定她血液中含糖的成份，这是一项既复杂又昂贵的检验程序，需要黄医生或他的妹妹亲自上门来办理。
但是黄文婷终于教会我如何作这个每周的化验工作。整个化验过程包括好几个步骤，其中最要紧的是把最后调成的混合剂用恰当的热度烘热它。在我们那个光线不足的厨房里，要用煤炭炉烘东西实在很难做得绝对准确，但我还是终于把它学会了。从此之后，每个星期五就由我来混合化学药品，从事检验的工作。如果那些混合剂在加热之后仍保持澄清，那便表示病情没有恶化；一旦混合剂变成黑色时，我就要立刻通知黄医生。
那年的春天，伟廉回来度假，那也是他按立作牧师前最后一个假期。两年前他大学毕业，如今正在念神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是一个天气很暖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父亲把卅只表在他前面的桌子上一个个地摊开来，接着就忙着在他的小记事本上写下：“慢两秒！”“快五秒！”，记事本上的字迹整齐、秀丽。伟廉则在高声朗诵一本荷兰的宗教改革史。
突然街巷的门铃响了。我们在餐厅窗外装了一面镜子，正对着侧巷的门，这样我们在未下楼前，就可以看见是谁在按铃。我匆匆朝那面小镜瞥了一眼，人立刻从桌旁跳了起来。
碧茜略带责备地说：“柯丽！你的裙子！”
我总是忘了自己身穿长裙。许多时候因此走路太快而扯破了裙边，忙得碧茜花费许多晚上为我缝补。我一口气跃下五级楼梯。站在门口捧着一束鲜花的乃是黄文婷。不晓得是春夜柔和的气息或是伟廉那戏剧性朗诵的声音，使我有着特别的一种感受，我突然意识到黄文婷与伟廉这次的见面必然会是极不寻常的一刻。
当我打开门时，文婷把那束鲜花递给我，说：“柯丽，这是给你母亲的，我希望她……”
“不！不！你拿这束花！你捧花的姿态真美！”说完，我连外衣也没替她除下，就硬绷绷地把她从后面给推上了楼。
我把她推进餐厅门口，为了急着要看伟廉的表情，我几乎踏到文婷的鞋跟。我知道事情会如何变化，因我当时正活在爱情小说之中。自从遇见卡莱以来，我从图书馆中借来英文、荷文和德文三种不同语文的爱情小说。如果喜欢某一本，我则更要同时读遍三国文字的版本。这种英雄遇美人的镜头在我脑海中早已被我预演不下千次以上了。
伟廉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的眼睛紧盯着文婷。这时父亲也站了起来，带着一股旧派的语气说：“黄小姐，让我来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伟廉；伟廉，这就是我们时常谈到的那位多才多艺、心地善良的女孩。”
但我怀疑他俩是否听见了父亲的介绍词，他们彼此热切地对望着，仿佛世间不再有别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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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廉按立作牧师之后两个月，伟廉和文婷结婚了。在筹备婚礼的那几个礼拜当中，我心中一直漂浮着一丝快乐的思想：卡莱会在场的！婚礼那天，天气凉爽而晴朗。在礼拜堂前排的来宾当中，我一眼便看见卡莱。他正像其他的男宾一样，穿戴得十分整齐，但在我眼中他乃是最漂亮的一位。
我呢？自从我上次见过他之后，自己也变了不少，至少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重。如今我廿一岁，他廿六岁。
当然就算年龄的差别不提，我还有其他的烦恼——我长得不美。即使在这种罗曼蒂克的日子里，我仍挥不去这种不快的感觉。我的颚骨太方，腿太长，手又太大。但是我诚心相信——何况所有书中也都这么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爱我的人眼中我应该是最美丽的。
那天早上，碧茜替我做了头发，她花了一小时的工夫替我卷烫，直到头发在我头上耸了起来。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它还能保持原状。我的丝质长裙也是碧茜亲手缝制的，她为我们家中每位女的都缝了一套。因为我们的钟表铺每周做六天的生意，而礼拜天碧茜是从不缝纫的，因此她只得每晚都辛劳地在灯下工作。
如今我向周围一看，我敢断言碧茜为我们所制成的新衣绝不比其他任何时装逊色。婚礼完毕，当客人向门口拥去时，又有谁会猜想到为了购买这种光滑而索索发声的丝绸，父亲得放弃他的雪茄烟，贞苏姨妈也得放弃点燃她房间的炭火呢？
“柯丽？”
在我面前站着卡莱，他手里拿着那顶高的黑礼帽，眼睛不停地在我脸上来回搜索着，好像不能断定是否认错了人。
我说：“是的，我是！”随即抬头向他笑笑。卡莱，是我！是我！你果然来了，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刻！
“但你——你长得那么成熟了。柯丽，原谅我，你当然已经长大了，只是在我想像里你一直是个有双深蓝眼睛的小女孩。”他又向我注视了许久，然后温柔地加上一句：“如今这个小女孩已成了一位淑女，而且是十分可爱的一位。”
顷刻之间，我觉得教堂中那嘹亮的琴声是为我们弹奏的。卡莱伸过来的臂弯有如天上的明月，我把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放进他的臂弯里，这才使我不致于乐得魂飞天外，冲上九霄。
正月里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五早上，我的眼睛突然看见一件大脑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玻璃试管里的液体在厨房的炉子上显得浓浊、黯黄。
我无力地靠在那个古老的木制水盆旁，闭上了眼睛：“神啊！但愿是我把化验的手续弄错了。”于是我仔细回想检验时的每一步过程，又细细地查看装着不同化学药品的瓶子与量药用的茶匙。不，我没有弄错！
那么，必然是这个厨房不好，这里光线时常不足。我用一块隔热布擎起试管，跑到餐厅的窗口。
是黑的！黑得可怕！
握着试管，我气息败坏地跑下五级楼梯，冲进修理室的后门。父亲戴着审视珠宝用的眼睛，站在新来的学徒身后，正在熟练地帮他从摆在面前的许多零件中挑选出一个极其微小的零件来。
我透过修理室的玻璃窗向铺子里望去，碧茜正站在收钱的柜台后面与一位顾客谈话。其实她不是顾客，只是一个讨厌的妇人。我认识她，她是来讨教买表的知识的，然后就会到对街新开的表铺康先生那儿去买表。但父亲与碧茜似乎都不介意，这类的事最近越来越多了。
待那妇人一离去，我就冲了进去，手中拿着这只泄漏秘密的试管。
我哭着说：“碧茜！呵，碧茜！那液体变黑了！我们怎么对她说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碧茜很快地由柜台后走过来，用手臂怀抱着我。父亲也从后面走了出来。他看看试管，看看碧茜，又看了看我。
“柯丽，你做的绝对准确吗？每一个步骤都正确？”
“是的，爸爸。”
“亲爱的孩子，我也相信你做的绝对正确，但我们仍须得到医生的判断。”
“我这就去。”我说。
于是我把那难看的液体倒进一个小瓶里，匆匆跑过被雨水冲洗得滑溜溜的哈林街道。
黄医生又请了一位新的护士，我在候诊室中默默地等了半小时，心中万分难过。终于他的病人全走了，黄医生把那只瓶子带进他的小化验室里。
不久他出来对我说：“柯丽，你没有做错，你的姨妈最多还能再活三个星期。”
回去后我们全家聚在钟表铺里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妈、安娜姨妈、父亲、碧茜和我都在场(娜莉要到晚上才能教完书回来)，大家都同意应当让贞苏姨妈立刻知道这件事。
父亲这样决定：“我们一齐去告诉她，不过由我来作开场白。”然后他突然脸露光彩地说：“也许她会因自己一生的成就感到欣慰。她素来就极看重个人的成就，又有谁说她的看法不对呢？”
于是我们这小小的行列就踏上了楼梯，向贞苏姨**房间走去。父亲敲敲门，贞苏姨妈在里面应了一声：“进来。”随即又像她惯常所作的一样加了一句：“请随手关门，免得死亡走进我的门来。”
她坐在那张桃花心木制成的圆桌子旁，正在写另一篇为军人中心筹款的文章。但当她见到这么多人一齐进来时，立即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由一个面孔移到另一个面孔，最后落在我的身上，然后突然略有所悟似的喘起气来。这是礼拜五早上，而我还未上来向她报告检验的结果。
父亲温柔地开口了：“我亲爱的姨姐，有一个快乐的旅程是每个神的儿女迟早都要走的，有些人要两手空空地见他们天上的父亲，但你去时，却是带着丰富的礼物！”
安娜姨妈大胆地启口：“你所组织的会社……”
妈妈接着说：“你一切的著述……”
碧茜说：“你所募捐来的巨款……”
我也开口说：“你的演讲……”
但我们这番用意良善的话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我们面前，这张一向骄傲的面孔突然起了皱纹。贞苏姨妈双手掩面、大声痛哭起来。她泪痕满面，啜泣着说：“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们能给神带什么东西去呢？祂哪里会把我们弄的一些小把戏挂在心上呢？”
我们站在那里愕然不知所对。突然，贞苏姨妈放下双手，脸上的泪水仍继续不断地涌流着，她竟开口低声祷告说：“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们必须空手来到祢那里。我感谢祢，因祢在十字架上已完成一切的工作。我们或生或死只要能确定这点就够了。”
妈妈双手抱紧了她，她们拥在一起。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晓得自己方才目击的是一个神秘的奇迹。
那是父亲所说在需要时才赐下的一张火车票。
过了一会，贞苏姨妈把手帕一挥，再擤一擤鼻子，这表示我们流露情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她开口说：“如果你们能让我再安静一下，我还可以完成一些要办的事。”
接着她向父亲瞥了一眼，那双素来严峻的眼睛如今竟含着一丝诙谐的笑意，是我从前从未见过的。她干脆利落地把我们都打发开，并说：“嘉士伯，我不是说工作要紧，也不是说它们对我的前途还会有多么大的影响，我只是不愿留下一张凌乱不堪的桌子让他人去收拾。”
在贞苏姨妈去世四个月以后，那张等待已久的请柬终于来了，伟廉邀我们大家去听他第一次的讲道。他曾在维杜生城作了将近一年的助理牧师，如今教会差派他到卜拉班城负责一间自己的教会，卜城坐落在荷兰南部，是个风景优美的农村。在荷兰改革宗的教会里，一位牧师在他就任的第一间教会讲第一篇的道，乃是一件最隆重、最快乐不过的事。在那种场合之下，即使是最不重情感的人也都要为之动情。家人与朋友们往往会千里迢迢地赶来参加盛典，并且一同欢聚数日。
卡莱从他作助理牧师的地方来信说，他也会来，而且渴望能见到我们大家。但我认为他那个“大家”两字含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加意地烫贴衣服，怀着狂喜期待的心情收拾着行李。
那几天**身体特别不好。坐在我们火车厢的角落里，身子缩成一团。每当火车向左右猛烈摆动时，她就紧握着父亲的手，甚至骨节都发白。当我们大家注视着车窗外成列的白杨木，欣赏着六月时分特有的青绿景色时，母亲则注目望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但妈呢？她则沉醉于天上的浮云、阳光和远处蔚蓝的天空。
梅德村的居民和伟廉教会的教友，人数在近几年来都已逐渐减少。然而这教堂本身乃是在早年教会十分兴旺时建筑的，因此十分宽敞。对街伟廉和文婷的住宅亦然。若与我们的贝雅古屋相比，他们的房子可真是宽敞得惊人。在起初的几个晚上，因天花板离地面太高，以致我不能入睡。后来叔叔、舅舅和表姊妹们并好些朋友都相继来到。然而不管有多少人住进来，我仍觉得这幢房子的一半是空荡荡的。
在我们抵达后第三天，当我应门时，站在门外的正是卡莱！他的肩膀上还粘着好些火车上掉下来的煤灰。他把他的棕色旅行袋往我身后的走道上一扔，就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门外六月的阳光下。他兴高采烈地说：“柯丽！郊外景色真美，让我们散步去。”
从那天起卡莱与我就成了同进同出的一对。我们没有一天不散布的，而且每次散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顺着小村的各条小道向各方面走去，而且越走越远。我们脚下所踏过的泥路与哈林砖铺的街道是多么不同。在这样的时刻中，有谁会相信欧洲的其他地区正陷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残酷大战中。而这种近乎疯狂的悲剧正越过大西洋日益散布，报上说美国不久也会参战。
在这中立的荷兰，六月的阳光却日日普照大地，只有少数的人像伟廉一样，坚持这次的战争也是荷兰的悲剧。他的第一篇讲稿就是以此为主题，说到欧洲和世界都在改变，无论那边得胜，原有的生活方式都必然一去不返。我环顾周围的听众，他们都是个性倔强的村民和农夫，很显然这样的信息并不受他们的欢迎。
讲道完后，一些朋友和较远方的亲戚开始上路，但卡莱和我仍旧继续缠绵下去，不舍得分开。我们散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常谈到卡莱的将来，但是突然间我们谈的不再是卡莱将来要作什么，而是“我们”将来要作什么。我们希望将来也有一幢像伟廉和文婷他们那么宽敞的牧师住宅，容我们任意装饰。更令我们雀跃的是我们发现我们对于家具、花卉、甚至自己所喜爱的颜色都有相同的意见。只是对于儿女的数目我们意见不同：卡莱希望有四个孩子，我则坚持要六个。
我们什么都谈，只是“结婚”二字从来没有在我们中间被提起过。
一天卡莱到村子里去，伟廉从厨房里出来，手中捧着两杯咖啡，文婷手里也拿着一杯咖啡跟在后面。
伟廉一面把咖啡递给我，一面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对我说：“柯丽，卡莱是否让你相信他是——”
“认真的呢？”文婷接口说完他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满脸飞红，嗫喏地说：“我……不……我们……为什么？”
伟廉的脸也红了。“因为，柯丽，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你不了解卡莱的家庭，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了一件事，他们为这个目标作了不少的牺牲，也为这事计划许久。他们的生命全寄托在这件事上。卡莱必须讨一个有钱的太太……我想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这间原本空荡的客厅突然显得更加空荡起来。“但是——卡莱自己的意思呢？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
伟廉那对严肃而深沉的眼睛逼视着我，说：“柯丽，我不是说他喜欢这么做，但我知道他会按自己家里的意思做。对他来说这是生命中的一件事实，正如其他存在的事实一样。在读大学的时候，每次我们谈到我们所喜欢的女孩子时，他最后都是这样说：‘当然，我永远不能与她结婚，那会把我的母亲气死。’”
那杯热咖啡烫伤了我的口，但我仍一口气把它喝下，随即逃往花园里去。我憎恶那阴沉的古屋，有时我几乎憎恨伟廉，他总是看到事情阴暗和残酷的一面。但在花园里一切都显得不同。这里没有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不被我们共同欣赏过，至今这些枝叶上都还留着我们彼此的爱意。伟廉对神学、战争和政治也许比我懂得多，然而谈到爱情，我自信比他懂得多！这也是书上所说的，金钱、社会地位、家人的期望，在爱情的面前都会瞬即烟消云散，每次都如此……
大约一星期后，卡莱也离开了梅德村。他最后的话曾一度令我飘飘欲仙。但是几个月后我才忆起当天他说话时的表情何等奇异，何以语气中竟会带着一丝的绝望。我们站在伟廉住宅门口的车道上等马车。每当梅德村的居民要赶火车时，这种二轮轻马车仍是大家公认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早餐后我们已经道别过了。如果说我因他尚未向我求婚而略感失望，那么另方面我又因能站在他身边而感到满足。等车时他忽然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
“柯丽，要给我写信！”他说着，但脸上并没有任何愉快的表情。接着他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写信告诉我一切有关贝雅古屋的事！我要知道其中的一切，我要知道那幢又丑、又美、甚至快要倒塌了的古屋里一切的情形！柯丽，写信告诉我关于你父亲的一切事！告诉我他怎样忘了给顾客寄帐单。柯丽呵！你不知道，你们家乃是全荷兰最快乐的一个家庭。”
他说得真不错，当父亲、妈、碧茜、娜莉、安娜姨妈和我重回贝雅古屋时，我更加觉得如此。我们家素来就是一个快乐的家庭，如今一切更显得生气勃勃，因为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事我都可以与卡莱分享。每一顿饭我都是为他做的；每一只擦亮的锅盆都成了一首诗；每挥一次扫帚又都是一个爱的动作。
但他的来信并不像我写信给他那样频繁，措词也不及我的亲切，然而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工作太忙。他信上说，他们教会中的主任牧师把一切探访教友的工作都交给他做。那是一个有钱的教会，平日捐钱捐得多的教友都期望牧师能常来探访，而且不要来去匆匆。
随着时间的消逝，他的来信也越来越少了。为了弥补这个欠缺，我更勤于给他写信。从夏天到秋天我继续不断地写着情书，天天编织我爱情的美梦。十一月里，一个晴朗但颇带寒意的日子，当全荷兰都似乎在与我同唱爱情之歌时，门铃突然响了。我正在厨房里洗着午餐后的碗碟。家中的人还未来得及起身，我已跑出厨房，穿过餐厅，飞步下了楼。
打开街巷的侧门，站在门口的竟是卡莱。
在他身旁站着一位年轻女郎。
她站在那里对着我微笑。我注意到她头上戴着镶有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银鼠皮领的大衣，那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正搭在卡莱的臂弯里。突然间眼前的景象都变得模糊不清起来，我听见卡莱说：“柯丽，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
我必然说过些什么话。我一定也把他们领进如今当客厅用的贞苏姨**前房，但这一切我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家里每个人都飞奔过来为我解围。大家忙着谈话、握手、替客人除大衣、搬椅子，好叫我不必做什么，也不必说什么。妈甚至破例，亲自到厨房去泡咖啡。安娜姨妈忙着为客人切糕饼。碧茜则忙着与卡莱的未婚妻讨论着来年冬季的时装。父亲把卡莱引到房间的一角讨论起国际大势及一些与私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像问卡莱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出兵到法国的新闻有何感想等等。
我不晓得那半小时是如何过去的，也不知怎样，我终于和那位年轻小姐握了握手，随后又与卡莱握握手，祝他们幸福快乐。碧茜送他们下楼，门尚未关好，我已飞步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让自己的眼泪能尽情涌流。
我不晓得在床上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这场爱情啜泣了多久。终于我听到父亲上楼的脚步声。在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自己又变成一个小女孩，在等着父亲来为我摺拢我的毛毡。然而这次的创伤却是任何毛毡都遮盖不了的。突然间我开始担心父亲会说什么？我担心他会说：“世间好男孩多得很，不要难过，不久你又会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这种虚伪的慰言将永远成为我们父女间的芥蒂，因为在我心灵的深处我已经晓得，别说不久以后，就是永远我也不会再爱上另一个男人了。
雪茄烟的香味随着父亲飘进房来。当然他不说那些虚伪和不着边际的话。
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柯丽，你晓得是什么叫你这样伤心吗？那是爱情。爱乃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力量，当爱情受到阻挠，寻不见出路时，它能使人痛苦。”
“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我们可以扼杀爱情，那么我们的内心就不会再伤痛了。但是这么一来，我们里头的一部分也就随着死了。或者，柯丽，我们可以祈求神为我们开辟一条新的出路，叫我们的爱有出口。”
“神爱卡莱，祂爱卡莱比你爱他还多。如果你祈求祂，祂会将祂自己的爱赐给你，叫你用祂的爱去爱这个人。这种爱是任何事物所不能阻止、不能破坏的。柯丽，当我们不能以旧式属人的方法去爱人时，神会给我们开启一条完全的道路去表达我们的爱。”
我听见父亲绕着弯曲的楼梯下楼的脚步声。我不知道当时他所赐给我的，不仅是一把开启这爱情难关的钥匙，他所传授给我的乃是一桩秘诀，甚至能叫我开启一扇比目前更加黑暗的房门——若按人的尺度来看，那才是一个真正没有爱，也是完全不值得人去爱的地方。
在爱的领域里，我仍在上幼稚园阶段。我当时要学的乃是要放弃对卡莱的眷恋，但不必放弃因我们爱而产生的种种喜乐与满足的心理。当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时，我低声说出一段极不寻常的祷告：
“主呀！我将我对卡莱的爱意献给祢，将我一度对我们将来所有的种种梦想也交在祢手中——呵！祢晓得我的心意！我要将一切献给祢！求祢让我能用祢的看法去看待卡莱，让我用祢的爱去爱他，也能像祢爱他那么多。”
说完，我竟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