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当我们离开餐厅时，楼梯墙上的挂钟正指着九点廿五分，这在我们一向有规律的生活中是一件颇不平常的事。父亲如今已是八十高龄，每天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如今要比从前提早一个小时——他就会准时地打开圣经，读完一章之后，再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平安渡过黑夜，到九点十五分他便上楼进房休息了。但是今晚九点卅分荷兰首相要向全国广播。一个全荷兰屏息以待的痛苦问题即将揭晓：战争就要来临了吗？
我们大家移步走上贞苏姨**房间，父亲扭开那座台上的大收音机。如今我们已不常在这里消磨晚上的时间欣赏音乐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纷纷介入战争，他们的电台多半只报道战争或带密码的的信息，而许多无线电波的频率也被搅乱。就连荷兰的电台所播出的多半是战争的新闻，这些新闻就用我们放在餐厅里的手提收音机也能收听得到，这架小型收音机则是去年圣诞节毕伟送给我们的礼物。
今晚我们要收听的是一项重要的广播，大家都觉得值得用那架大的收音机，因为它的扩音器要较另一架来得考究。我们坐下静候，如今已是九点卅分。我们心情紧张，挺直着背坐在那些高背椅子上，好像有着不祥的预感，叫我们避免坐在过分舒适有靠垫的座位上。
不久荷兰首相的声音出现了，既响亮又镇静。他应许我们不会有战争。因他从双方的高级官员处得到这样的保证，荷兰中立的立场会受到邻国的尊重。这是第二次的大战，但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他呼吁荷兰人们保持镇静而且——
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碧茜和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原来父亲把收音机关了，他眼中充满着怒火，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说：“在没有希望的时候，向人民说有希望的话是不对的，把信心建立在愿望上也是不对的。战争会来临，德国人会来攻击我们，我们会败亡。”
他把雪茄烟头放在收音机旁的烟灰碟上用力拧熄了，但仿佛同时也拧熄了自己的怒气，父亲的声音又再度变得柔和起来：“我亲爱的孩子们，如今我可怜那些不认识神的权能的荷兰人，因为我们会被击败，但神不会。”他吻了吻我们，道过晚安，不一会我们便听见这位老人上楼休息的脚步声。
碧茜与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动。父亲一向善于在各种情况都能找出一丝善良来。他不轻易相信邪恶。如果父亲现在看出战争与败亡，那么事情必然没有其他演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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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床上闪电似的坐了起来。那是什么？呵，又来了一次！先是一阵强光，随即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甚至连床都震动了。我爬过床罩走到窗口向外看，烟囱顶上那一小片的天空呈现着橙红色。
我摸着自己的睡袍，匆匆穿上，就往楼下直冲。站在父亲房门外，我把耳朵贴近房门。在连续的爆炸声中，我听到父亲均匀的呼吸声。
我再冲下几级楼梯，来到贞苏姨**房间。碧茜早已搬进贞苏姨妈房中那个狭小的寝室，因为那里较近厨房，应门也方便。碧茜正坐在床上。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她走去，我们彼此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接着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战争来了！”
这只不过是在首相演讲过后五小时。我不晓得我们抱在一起仔细倾听了多久。炸弹爆炸的声音多半从机场那边传来的。我们终于踮着脚尖，心神不定地来到贞苏姨**前房。发红的天空照映着整个房间，使它染上一层奇异的色彩。那些椅子、桃花心木的书架和那座古老的钢琴都闪烁着一股怪异的光芒。
碧茜和我在琴凳旁跪下。在感觉上仿佛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今夜死伤的人祷告，也为我们的女皇祷告。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碧茜开始为那些轰炸机上的德国飞行员祷告，他们是受那个脱缰的恶首相所掌握。在焚烧着荷兰的火光中，我望着跪在身旁的姊姊，不禁低声祷告说：“主啊！求你听碧茜的祷告，不要听我的。因为我根本不能为那些人祷告。”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异梦，但那不可能是真正的梦，因为我并没有睡着，然而一幕情景突然不合情理地出现在我脑际。我看见距离贝雅古屋不远的批发市场，一切清楚地好像我正站在那里一样。我也看见市政厅和圣柏和大教堂，我还看见渔市场和它正面的台阶。
当我正注视着这些景色时，一辆样式奇异的古老运货马车由四匹巨型的黑马拖着，越过广场的路面。马车极其古旧，与市中心的一切毫不相配。但更令我惊奇的是我看见自己正坐在这辆运货马车上面，父亲也在其中，还有碧茜！车上还有许多人，有些是我们的朋友，也有些是我们不认识的。我又看见毕伟与杜丝，还有伟廉和年轻的彼得。我们都被那四匹黑马拖着越过广场。可怕的是，我们无法跳下那辆运货的马车。我觉得那辆车子正要把我们载到极远的地方去，是我们所不愿去的……
“碧茜！”我哭出声来，人跳起来，用双手紧紧蒙住自己的眼睛。“碧茜，我作了一个好可怕的梦！”
碧茜用手抱住我的肩膀。“我们下到厨房去，那里光不会照到外面，让我们泡一壶咖啡。”
碧茜将水盛进咖啡壶。现在炸弹的爆炸声愈来愈稀疏，也越来越遥远了。接着响起的是火烛的警报声和救火车的汽笛声。站在炉子旁喝着咖啡，我把我所看见的告诉碧茜。
“是不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才发生幻觉呢？但那不是幻觉，那些都是真的。碧茜，那会不会是一种异象？”
碧茜的手指顺着我们厨房里那个年代久远的水漕木纹慢慢移动着。“我不知道。然而如果神要向我们显示前面艰苦的日子，那便表示祂知道这件事，这对我来说便够了。你晓得这就是为什么神有时要向我们显示一些事情——祂乃是要告诉我们，即使未来的事也在祂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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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国军抵抗了五天。我们的铺子一直是开着的，不是因为有人还对买表有兴趣，乃是因为许多人要来看父亲。有些人要父亲替他们驻守边界的丈夫与儿子祷告，有些人只是要看看父亲是否仍坐在他的工作台后面，像他六十多年来所作的一样，也要来听听钟表嘀哒的声音，现在这是唯一象征着规律和理性的东西。
我没有像往日一样留在工作台上，只帮忙碧茜泡咖啡，并把它们端到楼下去。我们把那只手提收音机也带到楼下，放在展览橱的上面。如今收音机成了哈林的耳目，也是全哈林的命脉，因为自从那一夜之后，虽然我们还常听见飞机由头顶上飞过，但轰炸的事就没有再来得那么近了。
轰炸夜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收音机播出指示，告诉居民要把近地的玻璃窗加贴胶纸，于是全百德街的店主们都出来了。当各样的意见、一卷卷的胶带和昨夜可怕的情景在挨家逐户地传下去时，一种极少见的邻里感开始洋溢在每个人心中。一间杂货店的老板，平日是公开声明反对犹太人的，如今则忙着帮助那位犹太皮货商在震松了的玻璃窗上钉木板。我们隔壁的眼睛商，向来是个沉默寡言、赋性怕羞的人，如今因为看见碧茜和我达不到橱窗的顶端，也过来自动地帮我们在上面黏好胶纸。
几晚之后，我们最担心的消息终于到来：女皇离国隐退！开始轰炸的那晚我没有哭，如今我却哭了，因为我们的国家败亡了。第二天早上，收音机报告，坦克车已经越过荷兰边界。
突然间全哈林市的人都到街上来。甚至父亲，平**散步的时间正如他的钟表一样准确，如今却也打破常规，一早十点钟就出来散步。似乎全市的人都想一起来面对将来的苦难。全城的人都联合起来，好像每个荷兰人都希望从另一个荷兰人身上支取力量互助互持。
我们三人一齐走在街上，人群拥挤得摩肩接踵，彼此碰撞。我们走过史班河上的小桥，一路来到那一大棵的野生樱桃树旁。每年的春天，树上的樱花开得雪白灿烂，因此我们戏称它为“哈林的新娘”。如今多数的花朵均已脱落，在我们脚下铺成一张雪白的地毡，树上只剩下少数的花瓣仍依恋地留在新近发芽的新叶嫩枝上。
街上有一家的窗子忽然打开了，有人声喊叫说：
“我们投降了！”
街上散步的队伍忽然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忙着传报大家都已听见了的消息。一个年约十五岁的男孩转向我们，泪水由两颊留下。“如果是我，我会继续作战下去，我永远也不会投降。”父亲从砖铺的人行道上拾起一片被压坏了的花朵，轻轻地插在自己的衣扣眼中。
他对这位少年人说：“我的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真正荷兰的战争是从现在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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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军占领荷兰的头几个月里，日子并不难受。最难叫人习惯的，乃是到处都是德国的制服，街上处处都是德国的军用大卡车和坦克，铺子里说的都是德语。德国的士兵经常到我们铺子里来，他们领的薪水高，钟表乃是他们最先要买的东西。当他们对我们说话时，语气中带着极度的优越感，好像我们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幼童。但当我听他们彼此兴奋地讨论所买的货物时，他们实在与任何地方获准休假一天的年轻人毫无不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买的都是女用表，为要送给远在家中的母亲和爱人。
事实上，在沦陷的第一年，我们铺子里的生意要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来得好。由于没有新货来，人们把我们所有的存货都买走了。甚至连那些存放多年的陈货，原先都几乎成为店中家具的一部分的货色也都给人买了去。我们甚至把那只可以放在壁炉上装饰用的绿色大理石罩钟，上面刻有两个钢制爱神的也卖了出去。
宵禁最初对我们亦无影响，因为最初所定的时间是晚上十时正，那时我们都早已入屋关门了。我所反对的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持有一张身份证。这种对摺的小册里，附有自己的像片及指纹，遇到检查时要随时交出。哈林市的警察如今直接受德军司令的控制，任何一个士兵与警察都可以随时拦下行人，查看他们的身份证。它必须放在一个小布袋里，随身挂在头颈上。此外我们也领取配给证。但在头一年的时候，这些粮票所代表的食物和商品，都还是铺子里实在能买得到的东西。每周报上会公布这一周的粮票可以换取哪些食品。
但仍有一些事情是叫我们难以适应的，如今报上已经不再登载真正的消息。终日我们所读到的只是德军在各战线辉煌的战绩，对德国领袖的褒扬，对叛国者及从事地下破坏工作者的谴责，并呼吁“北欧人民”必须大团结等，但却没有任何我们可以信任的新闻。
因此我们只得再依靠收音机。在占领期很早的时候，全哈林市的居民就已奉命要交出各家的收音机。如果我们一部也不交出，势必引起他人的怀疑。于是我们决定把那架手提小收音机交出，但把收音能力较强的那架大收音机留下来，藏在弯弯曲曲楼梯底下的许多空隙处。
其实这两个建议都是彼得提出来的。当德军入侵时，他正十六岁，与其他荷兰同年龄的年轻人一样，心中充满着愤怒，但又觉得无能为力。彼得把台上放着的收音机安放在楼梯的一个转角处，正在父亲的房间上面，然后很熟练地再把楼梯上的旧木板安装好。我则抱着那只小手提收音机，向戴斯门百货公司里的收集站走去。德军的书记从柜台后面望着我说：
“这是你唯一的收音机吗？”
“是的。”
他查了一下放在他面前的一张名单，“彭嘉士伯与彭碧茜也都住在同一地址，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是否有收音机呢？”
从孩提时候起，我便晓得地面会裂开吞吃说谎的人，天上也会降下火来烧灭他们，但我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地瞪着那位书记说：
“没有。”
等我走出百货公司的大楼时，我才开始发抖。倒不是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故意说谎，而是我发现说谎对我来说，竟是那么容易。
然而我们总算保留下我们的收音机。每夜碧茜或我就会把楼梯上的木板挪开，屈身附耳在收音机前，收听从英国来的新闻。我们把收音机音量开得极小，另一个人则留在贞苏姨妈房间里用力地弹着琴键。最初收音机里的新闻与我们城里受管制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大致相同——德军的进攻节节胜利。一月又一月“自由荷兰之声”勉励我们要耐心等候，要有勇气，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必会反攻。
德军已将飞机场附近炸坏的地方修好，如今将它转变成德国的空军基地，让德机由此起飞去轰炸英国。一夜又一夜我们躺在床上，听到隆隆的机声向西边飞去。偶尔也有英国的飞机会飞过来报复。那时德国的战斗机会在高空拦截，双方就在哈林市的上空激战起来。
有一夜，英德双方的战斗机正在哈林上空激战，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窗外一小片的天空正是炮火满天。最后我听见碧茜在厨房里作事的声音，于是跑下楼去。
她正在泡茶。她把茶拿进餐厅，又摆上最好的杯子，我们早将餐厅的玻璃窗用黑色的厚纸贴好了。夜里左近有一次爆炸，震得橱里的杯子嘎嘎作响。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话，直到机声停息，天空再度地回复寂静。我在贞苏姨妈房间的门口与碧茜道过晚安，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自己的卧房。天空中那可怖的亮光已经没有了。我摸到床边，又摸到自己的枕头。突然在黑暗中我的手触及一件尖利的硬物，立刻我觉得有血从手指上滴下来。
那是一块参差不齐的铁片，约有十寸长。
“碧茜！”
我冲下楼梯，手里拿着那块弹片。我们回到餐厅，在灯下审视，碧茜随即用纱布裹好我的手指。她不停地说：“在你枕头上！在你枕头上！”
“碧茜，如果我没有听见你在厨房里——”
碧茜用手指轻轻地堵住了我的嘴：“柯丽！不要这样说，在神的世界里没有‘如果’两个字。世上没有一个地方会比另一个地方安全。只有活在祂的旨意中才是我们唯一的安全地带——柯丽，让我们求神叫我们时常认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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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真正的厄运慢慢才临到我们。在德国人统治荷兰的第一年，他们对荷兰的犹太人只有轻微的逼迫，而且都不算太严重：像扔石头打破犹太人铺子的橱窗；在犹太人的会堂墙上涂写污言烂语等。他们似乎在试验我们荷兰人的忍耐力，看看会有多少荷兰人同意他们的做法！
可耻的是许多荷兰人都同意他们的做法。荷兰的伪政府组织——“国家社会党”——在占领期间日益扩大，作风也越来越大胆。有些人加入这个组织只是为着自身的利益：较多的食物，较多的布票，有最好的工作机会及住宅。但也有人参加这个国家社会党是出于心悦诚服的。纳粹主义是一种疾病，荷兰人一样会受感染。那些先前就有反犹太偏见的人则是首当其冲地病了下来。
在我们每天的散步途中，父亲与我目击这种病症日益扩散。商店橱窗上开始贴出这样的标记：“不接待犹太人。”公园的门口有这样的告示：“犹太人免进。”市立图书馆、餐厅、戏院前，甚至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厅的侧巷，那个多年我们驻足站着倾听音乐的地方，到处都贴出了类似的标语。
当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着火时，救火车来了。他们不忙着灭火，唯一肯做的只是防止火势蔓延到会堂左右的建筑物上去而已。
一天中午，当父亲和我照例在所熟悉的街道上散步时，人行道上开始闪烁起许多黄色的星。原来许多男女老幼的上衣和外套上都带有一颗六角星，星的中间则绣有“犹太人”的字样。我们一面走着，一面希奇原来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人当中竟有这么多是犹太人。那位在批发市场上读“世界船运消息”的男人，也有一颗星缝在他笔挺的西装上。我们称他为“猛犬先生”的亦是如此，这时他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嘘声呼唤他两只爱犬的声音也显得格外尖锐而紧张。
最可怕的是常有犹太人失踪。往往一只表修好了，却挂在铺子后面好几个月没有人来领取。在娜莉所住的那一区，有一间房子突然神秘地空了出来，园中的玫瑰花圃都长满了杂草。有一天我们街上康先生的铺子没有开门。中午当我们走过他的店面时，父亲上前敲门，看看是否有人病了，但无人应门。一连好几个星期，康先生的铺面都是紧关着的，楼上的窗户亦是漆黑无光，毫无声息。尽管那个铺子仍是关着的，但不久之后，一个加入国家社会党的家庭搬进了铺子上面的公寓。
我们永不晓得这些犹太人究是被纳粹党的秘密警察给逮捕去了呢？还是在这样的恶运尚未发生之前他们已经自行逃匿了。但我们确知一件事，公开在街头逮捕犹太人的事越来越多，军方也不再给予任何的托词，竟毫无顾忌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些事。有一天父亲与我散步回来，发现批发市场上有士兵与警察列队排成的双重警戒线。一辆大卡车则停在渔市场的门前，一群戴着黄色六角星的男女与孩童正依次地爬上大卡车的后座。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时刻，这个地点做这样的事。
“爸爸！看这些人多可怜！”我叫道。
警察排成的警戒散了，好容卡车通过。我们目送直到卡车消失在街头的转角处。
父亲也应声说：“那些人真可怜！”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发现父亲的眼睛望着的却是那些士兵，他们正在重新组队准备离开。“柯丽，我怜悯这些可怜的德国人，他们触及神眼中的瞳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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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碧茜和我时常谈论，假如有一天机会来临，我们能为我们的一些犹太朋友做点什么。我们晓得在沦陷区的初期，伟廉曾为那些住在他家中的德籍犹太人找到躲藏的地方。最近他也把一些较年轻的荷兰犹太人从自己的养老院中移到别处去了。他说：“我不将老人迁移到别处去，我们不会伸手加害我们的老人！”
伟廉有一本特别的住址簿。他晓得好些乡村地区的农场，那儿德国占领军的数目较少。事情真来时，我可以去问伟廉。
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也就是德军入侵后的一年半左右。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当我踏出门外，摺起百叶窗时，一组四人的德国士兵从百德街上走下来。他们头上所戴作战用的钢盔正遮过耳际，肩上则背着来福枪。我慌忙退回门内观看。他们边走边查对各店铺的号码，终于他们在对街魏勒先生的皮货店门口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士兵从肩上取下他的来福枪，用枪托用力撞着铺门，正当他要再举起枪托撞门时，门哗的一声打开了，四名士兵一拥而入。
我快步跑上餐厅，碧茜正在餐桌上放置餐具。“碧茜！赶快！魏勒家出事了！”我们回到铺子的前门，看见魏勒先生正被一位士兵逼出门外，来福枪的枪口正顶着他的肚子。当魏勒先生给枪口逼到人行道上去后，那名士兵又重新回到铺内，用力关上了店门。只是没有在当时就逮捕魏勒先生。
接着我们听见屋内玻璃破碎的声音。士兵们把皮货大把大把地抓了出来。虽然时间尚早，但街上已有一大群人围过来观看。魏勒先生呆呆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突然他头上的窗子打开了，衣服像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睡衣，衬衫，内衣裤。这位可怜的老皮货商机械式地弯腰捡起掉下来的衣物。碧茜和我跑过街去帮他。
碧茜焦急地低声问：“你的妻子呢？魏太太在哪里？”
老人只是楞楞地对着她眨眨眼。
我说：“快进来！”一面匆匆地从人行道上捡起剩下的袜子和手帕。“快点跟我们进来。”
我们把这位张惶失措的老人推进贝雅古屋，父亲已经在餐厅里面，他起身与魏勒先生握手招呼，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也许父亲泰然的神情使这位皮货商稍微松弛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探访妹妹去了。
碧茜说：“我们赶快找个电话，警告她不要回家。”
正像大多数的私人电话一样，我们的电话线早在占领期之初就被切断了。城市内好几处地方倒都有公用电话，但每个信息都会被电线另一端的公共电话收集站所收集。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家庭通电话，报告这边出了事是否对呢？如果魏太太不能回家，那么她可以住到哪里去呢？魏勒夫妇他们今后要住在哪里？当然不能叫他们与她妹妹同住，他们很快便会被查出来的。父亲、碧茜和我互换了一个眼色，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伟廉！”
这又是一件不能用公用电话的传递的信息，必须有人亲自去，而我显然是最佳人选。在占领期间，荷兰的火车既脏又挤，原来只须一小时的火车车程如今几乎花了三个小时。当我终于在午后抵达伟廉那间大养老院时，他恰巧不在，但文婷和他们二十二岁的儿子吉儿则在家。我告诉他们今晨在百德街所发生的事，又将魏勒夫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给了他们。
吉儿说：“告诉魏勒先生在天黑时准备出发。”
几乎九点了——新的宵禁时间——吉儿才在敲通街巷的门。他将魏勒先生的一包衣服夹在自己腋下，在黑夜中把这位老人带走了。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再见到吉儿，问及那夜的情形时，他只是露齿对我笑笑。那是一个明朗、缓慢的微笑，是我从他还是孩子时便喜欢看的。
“柯丽姨妈，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就必须学会不发问题。”
那便是我们所听到有关魏勒夫妇的最后消息。然而吉儿的话一直回旋在我脑际：“地下工作……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难道吉儿也属于那个秘密不合法的地下组织？伟廉是不是也一样呢？
谁都知道荷兰有一个地下组织——至少谁都这样怀疑。许多暗中破坏的事件都没有在我们受管制的报上发表，但各地谣传纷纷。有个工厂给炸毁了，一辆满载政治犯的火车被人中途拦截，有七个、十七个或七十个政治犯在逃。谣言愈传愈壮观，谣言中所论及的这些事都是我们认为在神眼中所不当作的。偷窃、说谎、杀人，难道这些是神在这种时候要人作的事吗？基督徒在恶势力掌权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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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德国士兵搜掠魏勒先生的皮货店一个月以后，父亲与我在一次散步途中，看见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使得我们俩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步来。那位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正像往常一样，踏着一高一低的短腿步伐，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来。过去那个十分显眼的黄色六角星如今已不再显得那么刺目了，那么是什么——是什么使我觉得不对劲呢？是那两头狗！那两头狗没有跟他在一起！
他从我们身旁走过，但显然没有看见我们。父亲和我则不约而同地转身跟着他走去。他转了好几个弯，我们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这样没理由地跟着一个人。虽然多年来父亲与他相遇时，总是触帽为礼打个招呼，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甚至连他姓什么我们也不晓得。
最后他在一个小旧货店门前停了下来，拿出一串钥匙开门走了进去。我们由窗口望见杂乱无章的内部，仅是一瞥便让我们晓得这不仅是一个放杂物、古董和破烂家具的地方，而是一个喜欢美丽东西的人把好些东西收集在这里。我说：“我们真该带碧茜来看。”
当我们走进店门时，门上的一个小铃响了起来。在室内没戴帽子的“猛犬先生”看来有点奇怪，他正在铺子后面开启钱柜。
父亲开口说：“容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彭嘉士伯，这时我的女儿柯丽。”
“猛犬先生”与我们握握手，我再次注意到他那凹陷的两颊上露着极深的皱纹。他说：“我叫傅利斯。”
“傅先生，我们一向都是很敬佩你对你的老虎狗的感情，我们希望它们都好吧？”
这位身材矮胖的男人瞪眼轮流地望着我们，慢慢地他那双厚眼皮中充满着泪水。“它们好吗？”他重复一遍父亲的问话。“我相信它们都好，我希望它们都好，它们死了。”
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死了？”
“是我亲手把毒药放在它们的碗中，然后轻拍他们直到他们长眠不起。我的婴孩！我的小宝宝！我巴不得你们看见它们那种狼吞虎咽的情形。我等了很久，直到我收集了足够的粮票去换肉。以往他们天天都有肉吃的。”
我们哑口无言地望着他，最后我大胆地问：“是不是因为粮食配给不足呢？”
这位身材矮小的男人伸手示意，邀我们到铺子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内坐下来。“彭小姐，我是犹太人，谁晓得什么时候他们会来把我带走？我的妻子并非犹太人，但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她的性命也有危险。”
“猛犬先生”的下颏抬得很高，以致他的双颊绷得很紧。“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嘉图与我都是，我们死了要见耶稣，这乃是唯一要紧的事。”
“但我对嘉图说：‘那么我们的狗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被带走了，谁会喂养它们呢？谁会记得给它们水喝呢？有谁会带它们去散步呢？它们等我们，而我们却不再回来了，它们不明白。’不，这一来我可以安心了。”
父亲用双手紧握着“猛犬先生”的手。“我亲爱的朋友！如今你那两个亲爱的同伴已不能再与你同行了，你能不能让我和我女儿有这样的荣幸与你一同散步呢？”
然而这一点“猛犬先生”一再不肯答应。他说：“这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但他答应来看我们，口中一再喃喃地说：“等天黑以后！天黑以后！”
果然第二周的一个晚上，傅利斯先生带着他那可爱而怕羞的妻子嘉图，来到贝雅古屋。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贞苏姨妈前房每夜的访客。
“猛犬先生”在与父亲交谈过后，对我们贝雅古屋最感兴趣的乃是那些犹太神学的书卷，如今正整齐地摆放在贞苏姨妈桃花心木制的书橱里。傅利斯先生虽然在四十多年前成为基督徒，但他仍是个忠诚的犹太人。他总是含笑地告诉我们：“我是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又跟随了世上最十全十美的一个犹太人作门徒。”
这些书卷原是属于哈林市的一位拉比(译者注：犹太人的教法师)的。大约一年多前他把这些书搬到父亲这里来。“万一我不能照顾它们——唔，说不定永远不能再照顾它们。”他略带歉意地向跟在他后面的一队男童挥挥手，这些男孩子个个步履维艰，手中捧着几本大书卷。“我的一点小嗜好就是收藏图书，老朋友呵！书可不会像你我老的那么快。当我们去了之后，它们还会说话，会对我们看不见的后代说话。的确，书籍是值得保存的。”
这位拉比就是哈林市最先失踪的一位犹太人。
多少时候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犹太人当街被捕的事愈来愈多时，我们开始到我们犹太顾客家中去取手表来修，修好之后再送过去，免得他们要冒险到市中心来。就这样，在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到一位医生家中去取表，他们是属于荷兰最古老的一个家族，光是墙上的绘像就老得足以作荷兰的历史课本。
韩士达医生夫妇正与我聊着粮食配给的问题和来自英国的新闻报道，这些也是当时每次朋友聚在一起必谈的资料，突然楼上传来一个娇嫩的声音：
“爹爹，你忘了给我们盖拢被了。”
韩医生立即起身，向他的妻子与我说声“对不起”，便急急地上楼去了。一分钟后，我们听见楼上展开捉迷藏的游戏，与两个孩子尽情欢笑的声音。
就是这样，室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韩师母继续述说，因为茶叶配给不足的缘故，她如何用玫瑰叶搀在茶叶中一起泡。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切都变了，眼前的情景打破我里头那份自德军占领哈林以来日益增长的麻木感。任何一个时刻都会有人来敲这家的门。这两个孩子，这位父亲和母亲都有可能被迫爬上大卡车的后座。
韩医生回到客厅，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但就在谈话的时候，一个祷词慢慢自我心中升起。
“主耶稣，我把自己献给祢的百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的时候，我都愿为他们献上自己。”
突然一件非常的事发生了。
正当我默默祷告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梦境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再次看见那四匹黑马和批发市场。正像德军入侵荷兰那夜时我所作的梦一样。我细细观望着那些车上的人他们都极不情愿地被拉走了。父亲、碧茜、伟廉和我自己——我们将离开哈林，离开这一切我们所熟悉的、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