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和心灵会衰残，就让它们衰残好了！但神永不会使我们失望。多多祷告，不断祷告，因为撒但正在向我们开战——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很多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凭着信，等待着来自家乡的鼓励之言和增加的奉献。但他们的信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果效，他们非但收不到更多资源以助他们向前发展，连他们现有的工作也要面对更大的经济危机。在一八八二年十月，戴德生写道：
“我们当时正围坐在桌旁，收到了从英国来的信。打开其中一封，发觉信里只有九十六镑，而非往常的七至八百镑，作为我们本月的经费。当时我那难过之情是久久不能忘怀的。
“我把信封合上，然后走回卧房，打开来信，路在神的面前，求问他我拿着这九十七镑该怎么办。这一数目根本不足以分配给那分布在七十个福音站?、九十名宣教士，而这还未包括他们的妻子和超过一百个的当地工人呢，还有在我们学校里那比这些数目加起来还要多的儿童，我们又从何来金钱给他们吃饭穿衣呢！把重担卸给神后，我就向在泽库的同工堤起这件事，我们于是同心来到他面前仰望他的帮助，不过我们却没有将当时的境况给外面的任何人知道。
“不久神的答复开始出现了。当地的朋友给我们善意的礼物，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奉献对我们是多么的宝贵。就这样我们那一个月的需要就解决了，我们
甚至不需要用一个小时去担忧。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我们再度有同样的经历。神让我们的心欢畅快乐，他用当地人的奉献来供应当地工作的需要。这是前所未有的呢。”
经过神这次供应之后，那些宣教土们都确信神必会答允他们的祷告，为他们带来那七十个新工人。不过知道在英国的弟兄姊妹对这事有犹疑，戴德生就和他的朋友们在二月二日一起聚集祷告，求神给他们一些征兆，好证实这件事是他许可的，以鼓励家乡那些怀疑者。
戴德生解释说：
“我们知道父亲高兴让他的儿女欢喜，所以我们就求他也使我们欢喜，同时好鼓励在英国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神感动一些有钱的管家，为着自己和家人特大的祝福，慷慨地为这事工奉献。”
在这之后数天，戴德生就启程回英国去了，所以他直至到达雅典前，一直都不知道这祷告的结果。虽然英国方面并不知道他们这特别的祈祷会，但是在塔兰路的同工们，即兴奋地在二月二日收到一份匿名的大礼物，那是三千镑！礼物中附有一节金句：“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这还不止，这份礼物寄来的手法相当特别。礼物的下款写着“爸爸、妈妈和五个孩子”。
“看见神怎样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最令人惊讶的。他带领他忠心的管家‘为自己和家人特大的祝福慷慨奉献。’”
当他在春天抵达伦敦时，他发觉人们开始对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关心和重视起来。他们在中国拓展新工作一事亦在当地传开了。伦敦宣教会的韦列为道：“他们在该国展开工作，这正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其它差会做的工作也非常美善，只是他们并不是做拓荒的工作。”
麦卡悌当时亦已返回英国过其安息年，他刚从东至西徒步横过中国，一路上在各大城市传福音。苏亨利和范约翰是两位从缅甸进入中国西部的外国人，他们亦在英国分享自己的经历。所以当戴德生抵达英国，开始向各方面提及那七十名宣教士时，当时的基督教书体都对中国重新关注起来。
戴德生的妻舅海恩波已负起差会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他为差会介绍了很多新朋友，于是戴德生被邀请前往全国各地介绍内地会的工作。每到一处，当人们听到内地会的发展和中国不断的需要时，都深受感动。
一位内地会的新朋友，一位从告士打来的传道人，对戴德生那长长的讲道行程有这样的形容：
“……有一点你大可以放心，就是无论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他总不会开口募捐。多少次我听见他带着歉意的解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奉献不会从支持其它基督教机构转过来，作为内地会经费之用。正因着这一点，也尽量避免做一些会影响其它差会的工作。他是真心实意为其它机构说话的。……
“那虚己的心，那带着尊严、凭信心生活的风范，在他身上都是那么实在！他不会想从你身上获得些什么，而是随时随刻愿意把他所有的与你分享。他的心思意念都存着慷慨助人的思想。有些人虽不曾用言语说明，但他们的表现却明显是向你索取资助的，而他就永不会这样做。”
在一次大会上，当他说到中国的需要时，竟然连内地会的名字也不曾提及。尽管没有募捐，但人们都乐意解囊，甚至自己身上的珠宝手饰也除下来为中国献上。当时的一个记录提到：“聚会结束后，大概有十五、六人愿意献身宣教工作。第二天，有人送来一个珠宝手饰箱。人们从戴德生身上收获之丰富，令他们觉得可以为内地会奉献任何东西。”
有些人只因为听到有关戴德生和他的工作就作出了表示。一位在剑桥的小朋友因为听说戴德生还在世，便愿意奉献自己储蓄的零用钱，帮助中国的小朋友认识耶稣。”
南开普敦主教卫伯科写信给他说：“有六十人在舍下聚会，请来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并请阁下在舍下留宿一夜。请为主名的缘故答应我们。”
罗士托勋爵从欧洲大陆写信来说：“我在主里向你问好。你对于英国贡献极多，因为你坚固了我们的信心。”
般纳医生转来一百镑，是一位不认识的长老会弟兄的奉献，这位弟兄说自己非常关心中国的工作。司布真先生和麦富新小姐都曾邀请他到他们各自的教会讲道。
“我的心仍然关心着你们光明的工作(布迦先生寄来一张五百镑的支票)。交与你们同心为那七十个工人祷告，但我向神祈求的并不止这七十人！假若我们肯倒空自己，单寻求神的荣耀和灵魂得救，我们必可看见更奇妙的大事。
戴德生要参与的聚会是那么多，他似乎已没什么时间处理内地会的工作。但一本记录内地会书信来往的记事簿，却显示他在短短十个月内，就亲自处理过两千六百封信——这本记录簿列明了每封信的收件日期、回复时间、还有一两句有关信函的提要。
要做的工作似乎是没完没了，但这些工作亦是有收获的。中国内地会的代表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讲道，是触发当时学生复兴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运动如火燎原，席卷英国，最后又影响及北美。就在这运动初期，已有很多学生愿意考虑投身宣教工作。一方面，内地会收到无数的询问，另一方面他们又收到足够的奉献，让戴德生可以先行返回中国为那七十个要去的宣教士打点一切，而当时距三年期限还有一段时间呢！
虽然知道内地会在英国的工作有所增长，并且为国人欣赏而心感欣慰，但戴德生却知道在华的工作扩展，只一意味着有更大的难关摆在前面。
他在南中国海上写道：“我们不久就会在战场上，但帅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而不用害怕。‘他必能拯救。’他随时随刻都会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几个月后，他再写信告诉珍妮说：
“肉体和心灵会衰残，就让它们衰残好了！但神永不会使我们失望。多多祷告，不断祷告，因为撒但正在向我们开战……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很多。你不和我在一起，是个很大的试炼，此外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事。虽然如此，神的鼓舞是那么令人惊讶——实在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没有笔墨可以尽述。没有人会想到内地会会有那么奇妙的大事发生。同样，神也大大地使用其它差会。无可置疑的，神是大大使用了内地会。希望明年继续是奇妙的一年。”
当他航行往中国时，他早已决定要在年底前返回英国，但因为工作未完成，他要到一八八六年才能成行，而那年是内地会最丰收的一年。戴德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内陆进行一连串的采访。他到那些新成立的宣教站，给那些宣教士工作上的指导；又参加会议，并和中国基督徒见面；甚至参与新的传福音工作。有些在偏远宣教站工作的老同工，已是多年不见，他们和戴德生一起话当年，又兴致勃勃地分享内地会的新发展。那些较年轻的宣教士见到这位领袖时，都被他的忠心所鼓舞。当他们和戴德生一起讨论工作时，都同时尾将来的工作计划憧憬着。
“我们每个人都见到异象，”一位与戴德生同行的宣教士回忆说。“那些日子彷佛天国已降临人间。没有难成的事。”
戴德生的耐力令与他同行的年轻同工惊异不已。因为他们在内陆旅行时，多是徒步进行的。有时在一些偏远地区，他们可能要骑在驴背上，攀越那些崎岖的山径；借宿的旅店都是那么简陋，与驴驹同宿一块亦是在所难免的。有时，那些驴驹为了找草吃，竟把那些宣教士睡在上面的草帘子也吃掉。好多次他们晚上甚至找不到借宿的地方；有时日间的温度是那么高，令他们不得不在晚上行路。
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在英国是颇有名气的运动健将，谈到在中国往来的艰辛：
“夜间走路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了，因为在日间我往往不能入睡。有时当我睡着了，醒来时必会发现戴先生在看护着我，他会挂起蚊帐并赶跑那些苍蝇。在夜间走路的时候，因为睡意还浓，我会边走边睡着了。有时因为熟睡而栽倒，于是又惊醒起来走一阵子！
“由旅馆入夜打烊了，在不得其门而入之余，我们唯有露宿街头，好让那些驴驹也有时间进食。我们的食物通常就只有大米和高粱。偶尔我们会买到一只鸡、几个蛋、一些青瓜或少许水果。不过因为我们行止不定时，加上正是雨季，在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地方，小贩都没有出来摆摊子叫卖。雨下得那么多，我们常常被淋得浑身湿透，于是唯有把衣服一件一件除下来挂在火前烘干。有一次这竟激怒了‘灶君’，戴先生还得去做和事老呢。我们并没有带被褥上路，虽然戴先生自己会带两个枕头，一是用来承托头部用的，一是用来承托他的大腿。我们每人都多带着一件披肩。药箱有时则被用作枕头用……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一条河边，附近有几间小屋，那里的人都是靠背负商旅过河生活的。他们见到我们时都说河水太深，不能渡过，不过只要我们肯付一千块钱一个人，就会背我们过河。那实在太荒谬了，于是我自行走进河里去，这时河水正一寸寸地上升，雨水把河淹没了。那些人见我们定一直过河，结果都来帮忙，并且赚得一个合理的报酬。当我们都渡到对岸时，河水已开始泛滥。假如我们迟到半小时，就根本不可能过河。这时的河已变成一条滚滚大江了。
“过了河是一条小村落，不过却没有旅店之类可栖身。再前行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唯有找地方落脚，结果只能找着个猪栏借宿。我们把那些猪赶了出去，又借了几张木板凳，再把门拆下当床板。我们把自己里在披肩里，预备就这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才开始入睡，那群猪就跑回来了。它们把那些简陋的门栏推倒，进来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栖身之地。回想起来，那晚实在是太冷，我们不能够就此放弃到外面露宿。
“第二天天气仍然相当寒冷——我们是在山中行走，并非横过西安平原。
一路上滂沱大雨。道路有多处地方被大水冲走了，不过戴先生仍继续前进。当河面太宽不能度过时，我们就沿着河边的峭壁攀行，依着危险的山路向前走。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停止前进，虽然他屡次叫我留下来。有几次我们险些跌下山崖，我们才走过，山路就塌了，石块和泥土滚滚掉落河里。我们并不惧怕盗匪，也不害怕豺狼，我们见过几头豺狼，不过它们并没有袭击我们。我们每天大约定四十八至五十里的路。在最后的三段路，我们分两段就完成了，因为我们想赶上在汉中的船。”
有一次当整团人走得又累又饿时，他们听见戴德生在唱歌。其中一人留意到他在唱：“我们为这饭谢恩。”他不禁问，食物在哪里呢？
“不会太远的了，”戴德生含笑答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肚子饿了，很快就会送来早点！不过到时你得先等一等，要谢过饭才可以吃呢。而我因为已谢过饭，就可以立刻进食了。”
果然，就在前面不远，他们遇到一个卖米饭的人，结果他们可以饱餐一顿。
与他在一起的人，都发觉戴德生非常注意属灵的供应。无论往哪里，他必会带着火柴和洋烟，并他那本分成四册的圣经。
“他无间断地在天亮一小时前做灵修。”他的同伴这样记述，“然后又再睡去……有时我起来喂那些动物吃草时，会见到他点着洋烛在读圣经。无论周围的环境多脏多吵，他都不会忘记这习惯。在旅途上他通常躺下来祷告，因为他祷告的时间非常长，假如路着祷告就会太疲累了。”
最后一段行程似乎是最容易的，因为那只是一段一千里长的船程，从北部的省分沿汉水直下海岸。但在这最后一段行程中，戴德生却请缨，照顾在汉中工作那对宣教土夫妇的五岁女儿白安妮。这位体弱多病的女孩子，恐怕只有沿海的气候才可以使她恢复健康。
安妮的父母，见戴德生一行人并没有女性在其中，就担心这样做会加重他的负担。但戴德生却相当坚决，于是在这四至六星期的旅程中，他都亲自负责小女孩的起居饮食，日日夜夜都在看守她，照顾她。
他在船上时写信给珍妮说：“小女孩的健康进步得很快。她非常可爱，常常小鸟依人般依着我，被那双小手揽着颈项，这感觉真美妙极了。”
当戴德生完成这中国万里行的壮举后不久，他就召集那新成立的中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大会。一八八六年年底，那些在各省区当监督的同工都一同聚集在安庆，听戴德生分享他这次旅程的心得，又一同讨论内地会面对的迫切需要。戴德生并且向这些在华的内地会领袖挑战，要他们开始思想将来更大的发展。
戴德生自己亦非常惊奇，因为经过三期的禁食祷告后，与会的每个人都同一意假若他们的工作要继续前进，他们就必须立刻有一百位新同工。一百位！当他们再重新估量需要之后，戴德生亦得同意，加上那五十个已经开发的宣教站，一百位新同工亦仅可应付新的计划发展。于是在戴德生的同意下，委员会就发电报回伦敦说：“请为在一八八七年我们有一百位新同工祷告。”
这电报在英国所引起的震荡是可以想象的。从来没有一个宣教机构敢梦想同时派出这么一大队人作支持。中国内地会只有一百九十名成员。人们都难以想象在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祈祷求神为他们增派一半多的宣教士，不过戴德生返回英国向他们讲述了那些在中国的宣教土所作的祈祷三部曲。
原来，在他临离开中国时，那些在中国的领袖们都同意，他们除了向神求派那一百位同工外，还会求他赐给他们额外的五万镑，作为那些新宣教士的开支。而这需要，他们是不会向任何人暗示或募捐的。第三，这笔额外的奉献，会是整笔而来的，以免在英国那仅有的数名同工，要应付更多复信和记账的工作。
一八八七年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年有六百名男女志愿参与内地会的工作。他们从中拣选了一百零二人，经过训练就差派他们上路了。他们收到的额外奉献是五万五千镑，而非只是五万钱，于是他们的需要就落实了。更奇妙的是，这些奉献就只分十一批而来，那些在英国的同工的工作量并未因此而大增。
虽然如此！这蒙应允的祷告却大大增加了戴德生的工作。他每天要讲二、三次，甚至是四次的道。他似乎要不停地会见那些候任同工，还有每天平均要回复十三至十四封信。这样子一连过了十二个月。但这“一百名同工”的故事却是远近皆知，挑起更多人对中国以至内地会工作的兴趣。
结果在一八八八年，慕迪就请戴德生在返回中国途中时，顺道往美国一行。
“我并没有想过来美国会为中国内地会的发展带来那么大的收获。我很高兴神为我打开这一条路。听见有超过二千名学生愿意献身海外的宣教工作，我就特别想见慕迪先生。美国的宣教差会还没有准备负责起这二千位工人，或许当我们告诉他们有关神的信实时，他们发觉圣经是讲“要去”而并非是“受差派”呢。我相信当圣经受默示成书时，假若神要说“受差派”是可以的，不过神却说了“要去”。我希望我可以鼓励一些人出“去”。
当戴德生在慕迪博土主持的一个大型学生会议讲道之后，那些学生都主动地为中国的宣教土收集奉献。他们所收到的奉献足够支持八个宣教土一年的经费之用。
不过戴德生对这新发展却并不表示兴奋，他反而觉得是另一个重担。他解释说：
“有宣教土而经费不足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神必会照顾他儿女的需要，他不会要我抢过他自己的责任来。但有钱而无宣教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你们在美国的应把这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而不自己差派你们当中的人去使用这些钱。我们有钱，但人在哪里呢？”
戴德生非常焦急要回中国去。他说，假如他有宣教土而没有奉献，他也会立刻起程回去，因为他相信奉献是会接着来的。他就曾多次这样做。但他不能拿了钱而不带着一些新宣教士离开。
慕迪鼓励戴德生直接呼吁工人参与他们的工作，他照做了。当有三位年轻人愿一意上路时，他就欣然接受了那笔奉献。不过事情又变得复杂化了，原来每当他接纳一名新成员时，这成员的家人和朋友就会表示将完全负起他的费用。结果，当那首八名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被拣上时，那笔原来的奉献都不曾动用分毫。当戴德生把这笔钱献给神，神就把它变为五饼二鱼，使它用之不竭。
虽然事前没有想过，但戴德生却立刻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内地会的分会。就在他踏足美国三个月后，他就带同十四位年轻的北美宣教土往中国去了。从那时起，中国内地会就成为了一个跨国的机构，虽然在更早之前，他们已是跨越宗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