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被人称为诈骗犯的父亲
我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对母亲憔悴而又呆滞的表情有了关注。把布条扎在额头上，整天地陷在无穷尽的针线活当中，偶尔停住熨衣服的手望着远空叹口气并悄然拭泪的样子，让我感到无比地凄凉。逢年过节没有亲戚来拜年，更没有地方去过年。
一年下来，在贫穷而单调的生活当中，母亲唯一的去处就是偶尔去一趟的寺庙，以此作为精神寄托。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枕着母亲的膝盖，一边用手摆弄着从母亲的额头上搭拉下来的布条，一边问：
“妈，你怎么老是头疼呢？”
母亲用叹息代替了回答。
“很疼吗？”
这一回母亲说话了。
“因为你爸的缘故吧。”
“因为爸爸？”
母亲不再言语，然而泪水又在母亲的脸上缓缓地流淌。短暂的沉默后，我按捺不住好奇，缠着母亲把原因讲出来。这样才较详细地听到了有关父亲的故事，可是那个故事却让我感到耻辱，并且这种耻辱感在我心里埋藏了三十多年。
听了母亲的话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是个诈骗犯。父亲常以“等独立的时候，我会让你在平壤做个不小的官儿”的承诺拿走别人的金银手饰，连自己亲戚家的贵重品也一起拿走。骗到手后就一走了之，音信全无。家里的田地只留下三亩外其余全卖掉了。后来，连仅剩的三亩地也没有了。所以父亲来过后，必有一群日本警察气势汹汹地扑过来。村里的人和至亲的族人都说：“崔德立是个诈骗犯。”在警察的监视和邻居的蔑视之下，母亲领我们频繁地搬家，我们的意志也越发地消沉下来。
有一天晚上，许久没有音信的父亲突然回到了家，在屋里整理账本的时候，随着村子里的狗叫声，我家的大门被敲得当当响。大事不妙！情急之中，父亲为了易容用钳子硬是把两颗大门牙拔了下来。父亲一边咽下满口的鲜血，一边翻越屋后的围墙。翻越时父亲压低了嗓子对母亲说：“孩子他妈，别忘了那个登记账本。”说完便跳下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母亲虽然不知道那个登记账本是干什么用的，但出于本能很快地把炕上的纸片收拾好藏进后院的大酱缸里。随即日本警察扑了进来，开始了又一次的搜查。拿着火把到处翻也找不到父亲，日警们被大酱味儿熏得破口大骂：“他娘的，熏死了！”
这样的事总发生，也就习以为常了。可是每一次被惊吓的刺激导致了母亲慢性头痛。
母亲重新拿起了针线活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死去的人总归是可怜的。而活下来的我们幸许还有好日子过呢！”然后又开始抹起了眼泪。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询问有关父亲的事了。幼小的我自尊心大受伤害，并且感到莫大的耻辱。这个疙瘩一直到我遇见白凡九先生（译者注：金九是韩国最著名的抗日领袖，号白凡。）时才化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