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一九一四年，中国。封建帝制刚刚结束了它在中国的统治，新的思潮风起云涌。经过洋务运动后，中国呈现出一种貌似生机勃勃，实则杂乱无章的局势，各种人物争相在中国这个大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历经了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连年的战争和农业欠收的双重打击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蒙福的一个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一九一四年，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共有三万多人，全国信徒有十多万人，在痛苦艰难的时势下，中国却正进入一个空前的福音大兴旺时期。上帝的祝福没有忘记这个有着四亿多人口的大国。
一九一四年农历六月，安徽蚌埠正值闷热无比的夏季，太阳直直地照射着，没有一丝风，鸟不鸣，树枝也不动，整个城市都被湿闷而凝郁的空气所笼罩。在蚌埠一座中等人家的院落里，气氛更加紧张沉闷：女主人在房间里痛苦呻吟，接生婆和佣人们忙里忙外，男主人在外面踱来踱去，却又干着急帮不上忙。过了不久，一声微弱的婴儿啼哭声终于划破了这沉闷的空气，紧接着又传来接生婆高兴的喊声：“是个男孩，是个男孩。”刚才在外面一直低头焦躁地不停踱步的男主人一听是个男孩，高兴得直搓着手，脸上立即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于是愉快喜庆的气氛冲破了空气的沉闷，充盈在整个院落中。
这个家的男主人姓袁，名禹庭，广东东莞人，因父亲跟随着同是广东籍的铁路工程设计师詹天佑先生，修筑着名的京张铁路，就从南方迁到北京南口镇落户。袁禹庭从小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因父母早故，袁禹庭长大后就子承父业，在铁路部门工作。由于铁路部门流动性较大，袁禹庭就带着妻子来到安徽蚌埠就职，任铁路行李员，专营行李过磅，有固定的收入，在当时称得上是小康之家。袁禹庭是家中独子，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对他来说是最高兴的事。女主人姓罗名孝纯，家庭背景与丈夫袁禹庭相似，罗氏父亲祖籍也是广东，当时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专营财务工作，与袁家属老世交。罗氏也是独养女儿，被父母宠爱有加，虽生在封闭落后的时代，但因是家中的独女，加上家庭条件许可，所以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罗氏心灵手巧，有一手刺绣的好手艺。罗氏与其母笃信佛教，无论走到何处，都带着一串长长的念珠。
袁禹庭夫妇喜得贵子，自然对孩子寄托了无限希望，所以就给孩子起名为袁振邦，小名就按广东人的习惯称为阿邦。在那个社会无比动荡的时代，袁家上下对这个出生不久的小生命寄托了振兴国家的宏伟愿望，这也是他们当时所知道、所理解的最伟大的愿望。
但这个小生命也让他的父母时时处在担心之中，最主要是因孩子的身体问题。这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的，临产时只有七个月。俗话说，七活八不活，这七个月就生下来的孩子虽然活了，但却很难养。最初是不怎么会吃东西，吃了东西后又经常拉肚子，成天生病，瘦弱非常。袁罗氏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再加上没有奶水，所以阿邦从小就喝牛奶，全家人都围着这个小生命转，养得很娇，可是小东西还是三天两头地出问题。孩子稍长大后，更是成天泡在药罐里。像所有先天不足的孩子一样，小阿邦比其他同龄的孩子个头小、走路晚、说话晚。尽管出生后营养在当时算是不错，但阿邦的身体还是一直都比同龄人弱。袁氏夫妻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就按迷信的说法，给孩子认了个干妈。算命先生说，阿邦福浅，要找个以四条腿的动物为姓的女人认干妈，才稳当，小命才不会跑掉，找姓羊、姓马的都行。最后袁氏夫妇就为儿子找了个姓杨的女人做干妈，虽然这“杨”不是那“羊”，但毕竟了却一桩心事，图个好意头。
小阿邦一岁后，因父亲工作调动，就随父母一起迁到了徐州，袁禹庭在徐州火车站售票房工作，负责卖车票。在徐州的这八年中，袁家无意识地进入了一个经济顶盛时期，也进入了一个全家人长期痛苦不安的时期。
到徐州工作时，袁禹庭正当盛年。他脑子灵活手脚快，再加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不仅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而且还迅速发现了一条不用本钱就能赚大钱的捷径。当时社会上流通两种钱币：一种是银元，一种是中国银行印的新钞票。这两种钱币在银行里面值相等，但在老百姓手中，价值相差却很大。因为当时社会局势动荡，新钞票面临贬值的危险，所以老百姓不相信新钞票，只相信银元，在黑市上一块钱的银元相当于一块五的新币。从事这种换币生意的人都能发财。袁禹庭卖火车票时，每天能经手几百块钱，这里面有银元，也有新票，而车站结账时，两者都可以。袁禹庭就把收到的银元拿到黑市上换新钞票，然后完全用新钞票向车站结账，除能补足欠车站的款项外，还可以自己获一大笔利润。这样他每月利用工作之便兑换银元所得的钱，是他工资的几倍，家底随之日益丰厚。袁禹庭办起了自己的饮料厂，在戏园子里有了写着自己名牌的包厢，花钱大手大脚，家里有男女佣人，前呼后拥，全家一派兴旺景象。小阿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只要想去哪里，就立刻有佣人来抱着他去；想要什么，就立即能得到。洗澡、看戏都有专人伺候着他，那是他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他的父亲用自己的小聪明与小手段，为儿子成就了一生中肉身生活最幸福的时期，也成就了儿子一生中思考人生意义的开端。
中国有句古话，不义之财发不得。袁禹庭发财不是靠劳力，不是靠正当生意，所以钱来得不光明，去的也就不干净。这种不用费力费脑赚来的钱，使袁禹庭认为赚钱太容易了，关键是怎么享受这些钱，于是渐渐地，他就沾染了一切有钱人都容易染上的坏毛病：吃喝嫖赌，无所不嗜、无所不沾。他的整个家庭在享受到金钱所带来的欢乐时，也很快地饱尝了金钱所带来的恶果。因袁禹庭在外面的**行为，使得他与妻子的关系很快陷入僵局。家里从此失去了宁静，夫妻俩常常是一见面就争吵不休，吵完之后就是僻哩叭啦的砸东西的声音，之后就是妻子痛哭的声音，再之后就是丈夫离家时的摔门的声音，再之后就是死一样的寂静。每次吵完架后，袁禹庭都会几天不回家，但只要一回家，夫妇俩就又继续吵。小阿邦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吵，但知道这不是好事，所以一看他们吵就非常害怕，又不敢哭，只有缩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母亲平时很少带他玩，只是让佣人来带他玩，她自己每天除了念佛就是打麻将。父母虽然不和，但对他还是很喜欢，因为他是这个单传家庭里的单传继承人。父亲偶尔也会抱着他出去玩，母亲心情好时也会很疼爱他，但心情不好时，他也很容易就成为父母的出气筒。父亲对他态度会很生硬，母亲对他也很厌烦。有时他也会挨打，父亲会用手指敲他的脑门，广东话叫做“吃菱角”；母亲则趁他还光着屁股睡在被窝里时，用藤条打他的屁股。总之，父母要随着自己的心情来定夺对孩子之爱的程度：有时是过度地溺爱，有时是过份地苛责。小阿邦七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进一所私垫学堂里，接受中国最传统的教育。老师是一位留着胡子的晚清学士。一进去读书时，老师坐在中间，先让小孩子们站成一排，在孔夫子像前下拜，之后就是没完没了地背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好了，老师会口头鼓励几句；但背不好，就要挨板子。老师总拿着一条细尺子，每天一上学就让学生上台挨个背昨天念的书，不会背书的就要自觉地把手伸出去挨打。小阿邦虽然在学习上较有灵气，但也有挨板子的时候。板子打在手心上很痛，有时会留下很深的印子，但老师说：“就得打！不打不成才，那些状元们都是打出来的。”这位老先生留给小阿邦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东西，不是他的板子，而是他在开学第一天为阿邦取的一个学名：袁相臣。这个名字与他原来的名字“振邦”在意义上相同，只是这个学名把振兴国家的具体内容表达出来了——小阿邦振国兴邦的具体目标，就是将来要做宰相大臣。“袁相臣”这个由第一位启蒙老师所起的名字，从此就成了阿邦的正式名字。
一九二三年，袁相臣九岁时，因父亲不思悔改，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无节制地吃喝嫖赌，不仅花光了所赚到的钱，还亏空了大量的公款，最后终于东窗事发，被单位开除了公职。徐州铁路局给袁禹庭两条出路：一是赔偿欠款，二是入监狱，由他自己任选。走投无路的袁禹庭卖掉了饮料厂，卖掉了所有的家产，仍不够还欠款；最后还是在天津铁路局工作的岳父不计前嫌，帮他还清了其余的款项，才使他免受牢狱之苦。于是一家三口经过了大起大落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天津，暂居在外祖父家中。
徐州这八年的生活给袁家带来了一场梦，梦醒了，但阴影却没有散去。袁氏夫妻的感情因这八年的蹉跎，再也回不到温馨的从前了。袁禹庭到天津后身无分文，面临生活上的困难，四处找工作，但因时局不好，加之他本人不光彩的过去，所以一般的单位也不敢用他。最后还是岳父出面，托人介绍他去京张铁路做电报员。但过了不久，因军阀混战，铁路也不景气，最后发不出工资，于是袁禹庭又不得不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收门票。这期间因袁禹庭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所以孩子和老婆还是留在岳父家里。刚有了一点起色的小家庭又分散了。
在徐州的八年也是小相臣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他的身上明显地有着一切破碎家庭的孩子们都有的性格矛盾性：胆小怕羞但又嫉恶如仇；在溺爱中却又感受不到爱；不善表达却又性格倔强；马马虎虎却又敏感脆弱；性格单纯却又忧郁；缺乏安全感，缺乏知心的朋友。小相臣就带着这样的矛盾成长着。到天津后，他迎来了自己精神上第一个释放的时期。
因为相臣的外祖父罗子刚先生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女儿的唯一孩子就成了老人的心肝宝贝。相臣在外祖父家里享受到了充分的家庭温暖，过了一段耳边没有争吵声的日子，这也是他一生觉得最好玩的时期。外祖父在天津劝业场旁的租界租了楼房，当时能租得起楼房的人也不是很多。他还把相臣送进一所新式小学读书。学校的功课并不紧张，加上相臣以前读过私垫，认识很多字，所以上洋学就更轻松。这一时期，相臣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成天在街上奔来跑去地疯玩，有时也和小朋友一起大声地唱：“小白菜，地里黄，二三岁呀，没了娘。”他最喜欢的玩具是刀，这也是大多数男孩最忠爱的玩具。他向家里人要刀，但家人没有给他买，于是小朋友就教他如何自己做刀：把一块铁片放在铁轨上，等火车一辗过去，车轮就会自然地把铁片压成一把刀。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朋友有一把小宝剑，非常好看，他就偷偷地拿过来，悄悄拿回家，也不敢让家人知道，又不能拿出去玩，他就把这把宝剑放在一个小箱子里。这小箱子装满了他所喜欢的小玩意：小刀、弹珠、小泥人等，他最喜欢的是这把宝剑，但只能是没有人在场时偷着看一眼，然后又赶忙把箱子盖上，以免别人发现。还有一次他想买玻璃弹珠，但母亲不给钱，于是他就趁外祖父不注意，偷了外祖父的一个铜板，买了几颗弹珠。他是弹弹珠的好手，与小朋友交战时，往往大获全胜，每次都能赢回几个弹珠，有时还能赢一点小钱，赢了钱就去买吃的。有一回，他也偷过一块小毛巾。但他基本上没干过太出格的坏事。
在天津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去离外祖父家不远的一个广东老乡家里。这家广东老乡姓梁，也是在铁路工作，家境比罗家还略好。相臣叫女主人二婶，二婶的婆婆与相臣的外婆同姓黄，又是同乡，就结拜为干姐妹，所以袁罗氏就常来与二婶聊天，相臣就随着一起来。二婶家里最大的孩子阿珍比阿邦小五岁，阿邦就常揪着阿珍的小辫，欺负她，而阿珍也许是因为小的原因，却并不介意。相臣也经常在梁家吃饭，梁家祖父过生日时，请罗氏全家，并为小孩子单开一桌，阿邦就做孩子王，把鸡腿抢过来自己吃掉。
偶尔犯错母亲要打时，相臣就喊外祖父母帮忙，所以这期间他所受的皮肉之苦也少了很多。因为罗家全家都爱玩麻将，所以晚上相臣还和外祖父母、母亲一起打麻将，生活悠闲而快乐。这时期相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以各种方法玩以前不会玩的各种游戏，以及干一些小小的坏事，享受以前在徐州因被家里的佣人、及各种规矩所束缚而得不到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