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中国大陆，属于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磨难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从追随共产主义，到对其彻底的拋弃；从信奉民主、科学万能，到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前后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青少年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青少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同时又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呢？据说那是一个消除了剥削和**，人们要啥有啥的人间天堂。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已经在我们的前头光荣地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努力奋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在举国上下众口一词的歌颂声中，我和当时千千万万天真的孩子一样，被那美好的前景所吸引，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来自最高权威的灌输。
年龄稍大一点，只听革命故事当然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于是，党又适时地把马克思、列宁、**东的著作摆到了我们的书桌上。好家伙！一看书名，我这个当时只有初中程度的小青年，不由得马上肃然起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及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
据说，这些书是人类最先进的知识的结晶，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据说，马克思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将空想的共产主义这个人类古老的梦想，奠定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提到科学，谁敢反对？
所谓科学，就是对客观事物间各种关系的正确描述或抽象。譬如，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据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科学”定律，就如同电学中的欧姆定律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我若与之为敌，那岂不是愚不可及吗？
遭到批判
可是怎料到，我这个自以为在从理性高度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只因为在文革中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心里话，竟遭到了批判。
依据马列经典，我自觉没错，可党却依据权力判定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越辩解，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就越大。为了求得过关，我只好作出“深刻检查”，在屈辱与虚伪中苟生偷活。我痛苦、绝望，其状比那些不信共产主义的人更可怜。
最初的怀疑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共产党人搞的马列主义，真是科学吗？如果说马列主义是科学，那就应该是人人都可以追求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是，马克思又公然宣称，他的“科学理论”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只能为无产阶级服务。那么，谁是无产阶级呢？是当时被下放到农村务农的我呢，还是那些住洋房、坐轿车的党官们呢？我饥渴的心灵在黑暗中摸索，五官警觉地搜寻着外部世界的信息。*追求自由民主
随着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到来，我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出版物，特别是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其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揭去了披在马克思学说上的真理外衣。代之而起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新观念，这些象一股透彻清凉的甘泉，沁入了我久旱的心田。我要挣脱极权控制，取得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1985年我赴美求学，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这并没有减少我对祖国前途与同胞命运的关切。相反的，由于亲眼目睹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成就和自由经济的繁荣，我触景生情，更哀叹祖国与人民的不幸。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两大标志，我国知识分子早在五四运动时，就曾竭力宣扬过。然而，如今科学似乎成了统治者的专利品，而民主却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并被一脚踢出了国门。这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要继承五四精神，掀起新的启蒙运动，以拯救我们的民族。
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行动。我在读书所在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鼓吹自由民主思想，并多次联络同学，参加全美留学生的公开信签名活动，试图推动国内的民主改革。
自由民主不能医百病
当震惊世界的八。九民运遭到血腥**后，我感到悲愤交加。除了积极参与组织**、**等抗议活动外，还出面主办了一系列的“六**四”研讨会，期望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更深入一步地探讨有关中国前途的问题。
研讨会是一个自由讲坛，既请各地知名人士到会演讲，也请当地关心民运的朋友商讨切磋。在某次研讨会上，正当大家就怎样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之际，有人却唱反调说：“嗨，都是吃饱了，撑的。民主这玩艺儿有什么好？我看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呀，就不怎么样！”
他的此语一出，我心头为之一震：是呀，我们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探讨如何去争取民主，却没有想清楚隐藏在这个追求中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在那个同学所说的话里，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检验一种人生追求的价值。
要做这样的检验，当然不能单单根据其目标是否美好而定，否则就会犯下当年共产党人所犯的时代错误。况且，现实也正如那位同学所说的，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幅远非完美的图景。虽然我们可以指出，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病，绝非民主本身的过错，但是民主政治并不是一个包医社会百病的良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直觉人有本体价值
如此看来，我们为何还要追求民主呢？凭着直觉，我只能说这是人的一种需要。人类是一种多么特别的生命群体啊！他们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其实，这就是自由的本质。任何美好动听的“主义”或者制度，若以暴力**为后盾来推行，人们都会感到莫大的屈辱。因为，这样就否定了人性的一大特点——自由意志。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民主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对每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力的尊重和保障之上，肯定每一个人在公共事务中的平等参与权，而不论人们在种族、能力、财产、知识、信仰或道德观念上的差别。而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承认每一个自然人，都具有其不可剥夺的本体价值。
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都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总是企图找出人们在社会存在上的某些表面差别，并据此建立人类价值有别论，以便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譬如，儒家认为，道德是区分人的价值的标准，因此，天下应由道德高超的圣人治理；而尼采则信奉权力意志的价值，世界当由超人来领导；西特勒鼓吹雅利安人至上论，六百万犹太人便因而遭生灵涂碳；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他认定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故而他们的存在是最有价值的，而被认为阻挠社会进步的有产阶级，当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必定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被消灭或者被改造。
由此可见，若否定了自然人尊贵的本体价值，就会使民主制度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而让专制极权制度有机可乘。
对科学痴迷与离弃
我痛切体会到专制社会的可怕，发现制度把人压成了不敢讲真心话的奴隶。那时我强烈地想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的出路，寻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既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决定还是回到自然科学的追求中去，毕竟在科学的严格真理之前，任谁都无法颠倒黑白。
我下决心要为科学而科学，探索宇宙奥秘，取得进展与突破，好满足出人头地的虚荣心；而作为科学与民主重镇的美国，此时又成为我实现理想的梦土。一九八五年，我踏上梦土，到宾州大学研究物理化学。我的研究领域是“高真空里分子束的微观动力学行为”，它那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纯科学特色正中我下怀；宾大又是长春藤大学，许多研究是世界一流的。我甚为满意，以为从此便可大展身手了。
深入研究后，我发现自己像是走入了黑森林。大部头文献一本本地翻，真能启发人的有时也不过一两句话而已。有一次求问我的指导教授，她说：“这些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要知道这个课题是你在做，你已经是这一行里对此了解最多的人了。”我一听傻了眼。原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被推到科学的最前沿，而最前沿所看到的，竟是一大片的未知加上迷茫！
尽管迷茫，我还是打起精神，每天披星戴月，在帷幕深重的激光实验室里摸索苦干。好不容易在实验上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指导教授与我就实验结果的某些解释又发生了分歧。我就教于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心想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一领域中的著名权威，应该能作公断，岂知他私下对我颇表肯定，公开场合却含糊其词，为的是不愿得罪我的指导教授。
科学里有严格而客观的真理吗？在这条路上，我越走心越凉。我的博士论文充斥着“可能/也许/应该是”等不肯定语气，论文答辩更在一连串的“我不知道”中圆满结束。因为教授们不见得知道我所知道的，却很清楚这门学科目前在哪些方面尚无进展；他们问到这些问题时，只要懂得回答“不知道”，就证明自己在这一行里已经走到发现的最前沿，接触到未知的世界了。
教授们满意我专业训练有成，我却自己甚为不满。投身纯科学，在奇幻诡谲的激光中耗了几年，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得到的知识却如此零碎、如此有限、如此不确定，怎么谈得上揭开宇宙和人生的奥秘？这又岂是我从小追求的人生目标？
对纯科学的执着一直是我的生命、我的宗教、我内在不可或缺的动力。然而在美国的这几年，我在异文化的震荡中备尝孤绝之苦，最仿徨无依时甚至想到过自杀。在心灵焦渴时，分子动力学的知识却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我醒悟到自己不是没有达成目标的毅力，而是人生已经没有了目标。人的价值何在？（我当时却没醒悟到：若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供奉，就是再美好的东西都会变成咒诅。科学也不例外。）
科学证实不了人的价值
我对自然科学的执着，并未帮助我对人的本体价值有更为满意的理解。单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上除了运动、变化着的物质以外，找不到其它的存在物。连人也只不过是碳、氢、氧、氮等化学元素构成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而已。
依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说法，人本身是在漫长的自然发展过程中，由无生命的化学物质演变而来的，也许只是一个向更高形式的物质存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生物种类而已。可见，人类的存在纯属偶然。作为一个生物体的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始价值。
我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知道从严格的科学眼光来看，进化论中有着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和盲点。我相信，即使是一个在哲学上信奉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也得承认，进化论在科学实证上所遇到的麻烦，要比它所得到的支持多得多。但是，话又说回来，科学虽然救不了进化论的命，但也不能用来论证人的价值呀！原来科学这个现代文明的天之骄子，其研究范围只不过是现象世界而已。至于对人类世界的价值本源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现象世界的范围，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了。
这一发现使我慌恐不安：想不到我所珍爱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竟然不能在我一向推崇的科学理性王国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我对科学的执迷由此被打破，使我又陷入了人生的挣扎之中。
美国开国先贤的信仰
理性与科学的发展，并不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建立根基。这说明，人们不能单靠科学方法去追求真理。那么，前人又是遵循何种方法而建立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呢？
遍查世界各国的民主发展史，发现最早又最成功的民主运动，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等，都是由基督教清**所主导的。而我们过去一直很崇敬的法国大革命（其意识形态深受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运动领袖的无神论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带来的却是恐怖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以及其后长达百年之久的政局动荡。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没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吗？
著名的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概括了清**的信念：人人受造平等，且被造物主赋予了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的宣言，并非在表达一个可经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而是代表着他们神圣的信仰原则。因而，其语气才如此坚定而不容置疑，有着绝对的权威性和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显然，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将人的本体价值奠定在完美上帝的神圣创造之上。人的价值本源不是来自地上，而是来自天国；不是来自现实世界的约定，而是来自超然世界的命定。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超越观念啊！我每次读到这些句子，便感到热血沸腾，一股庄严神圣的感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如果能证实这样的观念为真理，民主自由的价值就得到了终极上的肯定。可是，如果这只是人们的思辨假设，“天赋**”只是人们发动革命的托辞，那么这个世界就显得荒谬而不可思议了。除非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从本质上就是虚无的或者荒谬的，所谓终极价值纯属子虚乌有，否则我们如何能相信一场导致人类进步，具有明显美善价值的革命，竟然必须建立在虚假的信念上呢？反而宣扬人畜同祖、认为人类弱肉强食、残酷斗争具有正当性的进化论、倒是正确地反映了世界本源的真理吗？
参加查经班
事实上我在民运的道路上没走多远。民主的可贵在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然而当时我最大的困境却正在于不知如何选择，因而对我也就没有自由可谈。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并不关心民主的人却来找我，说他们想留在美国，希望我为他们上国会去游说。我对这些人深感失望：平时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不来，现在抢着享受别人牺牲的成果倒快！柴*玲在激愤之下曾说：“中国人，为你去死不值得！”因为她觉得他们不可爱。我对此深有同感，今天回想起来，才知道这种血气的爱肤浅盲目而且自义，当然不可能去爱不可爱的人；爱国爱人的动力不从永恒而来，民运的路当然也就走不下去了。
就在我对科学与民主的憧憬先后觉得失望至极的时候，神让我第一次谦卑下来，参加了费城的一个国际学生查经班。这对当时的我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打从到了美国，我的一大疑惑就是科学在西方如此发达，基督教怎可能还有市场。记得有一回在一个家庭旧货的自卖摊上，我随手打开一本厚厚的书，书名赫然是系统神学。当时不觉笑出声来，心想人也真是聪明得可以，能把一个不存在的神讲得煞有介事不说，居然还写成皇皇巨著，实在不可思议。（反讽的是几年之后，我却进了神学院攻读系统神学。）
那时查经班恰好在看创世记。读到神按他自己的形像造人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当年最痛苦的经历再度袭上心头。原来按着良心追求真理，是每一个人不可被剥夺的神圣权利，这权利一旦遭到封杀，人就会倍感屈辱。这是因为在人里面有神高贵的形像，放弃这形像无异于放弃作人。一言以蔽之，人最神圣的权利为什么不能被侵犯？因为神的形像不能被扭曲！我过去求索民主的根基而不可得，是因为接受了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在进化论中，人从猿猴演变而来，完全出于偶然，并没有任何不可缺少的价值可言。圣经却肯定人的价值，因为造人的神有价值；每一个神所造的人都被赋予了极尊贵的权利，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说“人人受造平等，且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民主的精髓便奠基于对这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这个发现令我好生感慨。从孔夫子推崇圣贤治国，到柏拉图主张由哲学王统治人民；从希特勒叫嚣“亚利安人至上”，到马克思声称“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人总是根据人类存在上的表面差别，将人分成不同价值的群体，从而为专制统治提供有力的论据。我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倒是圣经这本基督教的古老经典，却能借着人为上帝所造的说法，替民主价值的来源作出如此奇妙、却又神圣无比的解答呢？圣经的话究竟能不能当真呢？但若当不得真，民主不但在理论上缺了最重要的根基，而且就历史的观点来说，现代意义的民主在西方也不可能发生。想到这里，我不但在情感上亲近了基督教，甚至理性上也对它多了几分认同，于是开始认真地参加查经班的活动了。
尽管我兴致勃勃地持续参加查经班，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无神论思想却挥之不去。别人看我态度不错，以为我快决志了。有一次就在未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安排我和一些基督徒轮流祷告。我挺愤怒的，觉得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用理智讨论问题可以，叫我当傻瓜对着空气说话免谈！会后他们怜悯的眼神更令我受不了，觉得回报这种心地虽善良、脑筋却不清爽的基督徒除了敬而远之，实在别无他法。这么一来，我与神初次的接触也连带结束了，因为神对那时的我，只不过是宇宙间最高真理原则的代名词而已。
美善人性之本源
信主以后，随着圣经知识的增长，我才慢慢地对人生的意义和人的本性，有了真正清醒的认识。我虽然已经脱离了民运的行列，却反而对自由民主价值的真谛有了更多的感悟。
圣经在创世记里讲述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并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的后代遍满全地，更让他们管理全地的鱼类、鸟类及所有的走兽和昆虫。这是多么宝贵的启示啊！神创造了人和宇宙万物，但是唯有人类（注意：不是某个君王、圣人或某个种族、阶级），才被授予管理世界的权柄，在神的面前享有特别尊贵的地位。因为，神爱人，人是神的精心杰作，是万物之灵，具有不可剥夺的原始价值。一切形式的专制极权统治，对人类感情及心智的压抑和虐杀，都触犯了神造人的本意，已经或正在受到历史的惩罚。
可是，这种虐杀人性的残暴统治，归根结底还是由人去实行的。为什么具有神形象的尊贵人类，竟变得相互间如此残忍？圣经对此的回答是：人的祖先在被造之后，背离了神，致使人性中引进了罪性。这最大的罪性，就是我们失去了本来信神、爱神、敬畏神的倾向，而变得自我中心，或去崇拜假神。
这种罪性在统治者中的典型表现，就是狂妄，自以为是万民之主，想取代神的地位；作为被统治者，则表现出盲目迷信，奉统治者为神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们。这其实是千百年来人类受苦难的根本原因。
儒家提倡建立以仁爱忠恕之道为基础的理想社会，这是非常可贵的。可惜，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天人合一的君王身上，岂有不落空之理？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已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之根本规律，这更是由于狂妄而引起的无知。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曾经满有自信地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夺取了政权后，却在东方红里面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与国际歌里的那种自信的宣示相比，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原来，即使是最激进的无神论者，也并非真的不要神，只不过他们要人们把他们的领袖当成神来敬拜罢了。
可是，违反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铁律，必定要自食其果的。这个铁律既作用在任何想扮演神的角色的“上智”身上，也作用在那些盲目将人当成神来顶礼膜拜的“下愚”身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这样一出典型的现代闹剧吗？
现代民主政体，率先在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里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上得益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从圣经中得到民权神授的观念，因而在宪法中规定政权民授，使任何个人都不能得到惟有上帝才能拥有的绝对主权。绝对的权力，只能使人绝对地腐化。试想，假如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借着开国的余威，自我无限膨胀，硬要称帝，恐怕美国的历史就得改写了。
另外，如果当时的美国人民，上下一致，对华盛顿狂热崇拜，非要他担任终身的“伟大领袖”或者“大皇帝”不可，美国的民主运动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两种情况之所以未曾发生，正是因为基督教信仰既给了华盛顿谦卑的美德，也给了当时的美国人民作出正确抉择的智能。
其实，即使是现代的民主法治，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建立较好社会的必要条件，但决不是达到理想社会的充分条件。第一，因为人所创立的制度和法律，决不可能完美无瑕。例如，“多数裁决”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可是，真理有时却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年，希特勒不就是靠着多数选票上台的吗？此外，社会上很多问题根本就不能靠民主立法来解决。譬如，我们不能单靠立法来控制日益升高的离婚率。第二，即使是再好的制度与法律，也都是要靠人去实行的。如果人心软弱，或者根本坏了，民主程序的操作就会受到很大的损毁。譬如选民急功近利，就会鼓励政治投机家的出现。反之，政客也可能危言耸听，误导选民，从而酿成人间灾祸。
原来，民主政治的本质，充其量只是使公民神圣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而已；而民主制度的不足，显示了人类在伟大的同时，又有卑微的一面。显然，公民自由意志的伸张，并不能自动消除人类社会的罪恶。圣经指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在公义的神面前，无人能偿还这笔债。既然人注定要在罪中沉沦，那么，神赋予人自由意志究竟有何用？这是人在意识到自身局限，无法面对苦难遍布的世界时，对神的最后诘难吗？
他为我死，我为他活
想不到就在我因着不信祷告的事离开查经班之后，行奇事的神却另辟蹊径，使我太太经由向他祷告的途径进入了教会。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一莉与我的关系持续紧张，甚至到了两个人都考虑分手的地步。八九年底，我们移民加拿大的报到时限临近，我可以用博士论文尚未完成作为理由推迟报到，一莉却必须如期前往。这使她很烦恼。她知道这么一别，也许就是婚姻休止的前奏。一方面她想远走异地，坚强地独自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她却无从着手，连报到都不知往哪里去才好。讲实际的她，这时就在实际中遇到很大的困难，真是心乱如麻。
那年感恩节，一莉八十多岁的姨妈远从加州萨加缅度专程前来。整整三天的时间，老人家都在讲神怎么带领她，又怎样在几个关键时刻垂听了她的祷告。姨妈殷殷叮嘱我们都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有什么困难就向主祷告。一莉当时虽以“予健是去查经班的”胡乱敷衍过去，但是福音的种子还是悄悄种进了她的心田。
老人家回加州之后，一莉有天正不胜烦扰之际，忽然想起姨**话。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坐下来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你在加拿大帮我找个工作。最好在温哥华，而且不要有面试。”因为她属意温哥华，同时对英语没信心，害怕面试。履历表发往加拿大各大学，有的没回音，有的说暂无缺额，有的要她先去面试；只有温哥华的卑诗大学(UBC)打电话来，说是决定雇用她到生化实验室工作，并且不需要面试。
一莉在中国学的是石化专业，到美国后只修过几门课，并没有拿什么相关的学位。她把找到工作的消息讲给美国的同事听，大家都说温哥华谋职真是太容易了。等一莉九零年春到了温哥华，有基督徒来接机，当天就把她带到查经班。听完她的自我介绍，在座的人都表示不可置信，说：我们这儿就有好几位生化硕士都得不到这份工作，怎么偏偏给了远在美国东岸的你？”那时一莉才知道原来在加拿大求职比美国还难。她不由得想起自己早先的祷告，以及祷告结束时对神的承诺：“如果你答应了我的祈求，我就信你。”
一莉抱着还愿的心理，开始来信友堂聚会。起初虽然听起道来不知所云，但是规律地聚会了一段时间之后，生命还是有了变化。她开始下决心挽回我们的婚姻，于是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温哥华有多好，她多么希望我过去，甚至还说帮我在UBC联系好了工作。一莉这么一改变，使我有了深深的触动，因为我实在并不想面对家庭的破碎，想想先到温哥华来做一段时间的博士研究也好。就这样，因着神奇妙的安排，把我从费城带到这里，不但拯救了我们的婚姻，更拯救了我的灵魂。
我随着一莉来信友堂时，温哥华地区新成立的中国留学生查经班刚好也在信友堂聚会。感谢主将我再度带进查经班，因为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我的心已经不再刚硬，此时读起神的话语便觉有如甘霖，滋润了我久旱的生命。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不由得整夜整夜地阅读圣经以及从查经班借来的属灵书籍。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十一：28）这话使我潸然泪下。几十年来，我总是“眼在追求，心在漂流”，担子越背越重，何曾有过安息？过去圣经顶多证实了我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有其神圣的根据，但如今圣经却向我指出造成这种求而不得的痛苦，其根源乃在于我自己的罪，而这一点我过去何曾看到过？在圣灵的光照下，那真正的我就是一个十足的罪人：所谓为人正派，只是不敢去作大恶而已；所谓独善其身，其实是连小善也不甘向人行的借口。这样的我如何奢谈追求真善美呢？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23），是罪使我完全瞎了眼：第一，看不见我追求的目标正是被世界的罪所扭曲的目标，共产主义如此，科学主义和世俗的自由民主观何尝不是如此？我舍本逐末，难怪至终成了歧路亡羊。第二，我看不见自己在这些追求背后，其实包裹着一颗自私自义的心；剥去了科学民主美丽的外衣，内里只剩下今生的骄傲，努力的动机不外乎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就像圣经里那群人，以为把砖烧透了就可以造出通天的巴别塔；在神看来，“欲与天空试比高”恰是人最大的罪，因为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绝了与神和好的机会。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十七：3）为此他准备了我一生：他先使我绝望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继而粉碎了我对科学研究的顶礼膜拜，最后甚至使我在民主自由的吶喊中陷入了困境。就在心力交瘁、再也无路可走时，神让我终于明白真正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就是认识他。在进入救恩之门的那一刻，我卸下劳苦的重担，经历到重生的狂喜。
感谢神让我成为这一代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我和他们经历了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他这样准备我，不但是为了拯救我，给我永恒的应许；更是为了差遣我，让我成为中国福音禾田的一名工人，将救恩的福音带给许多来自中国、心灵饥渴的知识分子。我这辈子若不被神用怎么行呢？从读神学到牧会的这七年间，我经常有机会到各处布道。许多人向我表示，我的得救见证对他们的信主有所帮助。不堪如我，连过去曲折破碎的经历都能蒙神恩待使用，谁说耶和华不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呢！（温哥华信友堂供稿）
本文摘自《真理报》第64-71期
作者洪予健牧师简历：
中国上海人，今年49岁，经历“文革”、上山下乡，曾是中共党员
1978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
1985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深造，取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1991年到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作博士后研究
1991年12月22日受洗归主
1992年9月蒙神呼召，受温哥华信友堂部分资助入读维真神学院(RegentCollege)
在学期间于1993年6月被温哥华信友堂聘为牧师助理
1995年维真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毕业后于同年8月被转聘为信友堂助理牧师
1996年5月信友堂全体会员大会表决通过，正式聘请洪牧师为信友堂主任牧师
作者的几篇讲章：
20020701a奇妙的光荣耀的主
20020701b我真是苦啊——基督徒成长的必由之路
20020701c教会——神的大事工
20020701d不住的感谢神
20020701e走上牧会之路——访洪予健牧师谈本教会异象
20020701f舍己与顺服——神心意中的夫妻之爱
20020701g再思基督的新命令
20020701h先贤所信万古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