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占领了荷兰东印地(后来由荷兰殖民地独立出来，成为现在的印尼)期间，很多的日本士兵都试图跟城里的女孩子们结婚。出于一种不安的心理，很多的青年男女就这样匆匆结婚了事。可·和我就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对。虽然我们在校园里就已经成为了情侣，也谈了好长时间的恋爱，但是她当时只有18岁，而我才21岁，要成立一个家庭实际上还是太早。
沿着我家族的发展轨道，我进入了商界，而同时我也进修簿记和商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就在我28岁的那一年，我拥有了一个建筑公司，我作得很成功并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地位。社交圈子也扩大了，也迅速的交了很多朋友。在当时的日常活动中，网球成为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并很快成了我生活中很擅长的一个运动和嗜好。它挑战男人的竞争意识，是一个充满活力，控制力、和忍耐力的高雅运动，而且还能扩大我的社交圈子，这个社交圈后来则把我引入了其它的社会活动和最后的生意。就这样我认识了烟草公司的经理和他们的雇员。
在东爪哇名叫邦都吾所的那个多山的城市里，几乎没有任何建筑公司，而我们的公司则是那儿唯一的一家新的建筑公司，我们当时住在荷兰宾馆的一栋楼里，无人搅扰，因为那房子跟普通的建筑物一样，单独的在一个地方，远离宾馆其它的房间。
我在那儿遇到了几个和我一样有家庭，比我年龄稍长一点的中国弟兄。有一次他们谈到了我跟那些烟草公司人的交往以及我对荷兰语的精通。我和我的妻子接受的是荷兰语的教育，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荷兰语说得象我们的母语一样(我的父亲不仅说荷兰语，而且能流利的说四种中国话的方言)，他们建议我们到市政府官员和烟草公司经理人的活动场所去和他们一起玩赌盘、打网球。有一次，他们请我帮他们去找那些荷兰人，为他们晒烟草叶的干燥房提供一些屋顶材料；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他们的荷兰语说得不好，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帮了他们这个忙。
但我却从来也没想到这竟成为我的家庭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打开了一个改变我们整个未来的新世界。
当时我同几位经理人谈了一下，发现他们手上已经有了固定的合同，而且这些材料在六个月以后，他们需要时就会运过来，不过，他们很奇怪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感兴趣，我就坦率的告诉他们说，我只是想帮助我的那些做烟草生意的朋友。而那个时候，他们正闲着，等着收割的时间，我提起了我的这些朋友的名字，就是我在这本书所称的皮特和约翰。他们考虑了片刻，说，反正现在公司的卡车闲着也没用，他们并不介意帮个忙，房顶材料将按照他们合同上的现金方式成交。于是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拜访了离这里50英里远的一个港口城市的进口商，结果发现他们来自班节马，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屋顶材料也是从这个城市进口的，他们非常高兴碰上了老乡，很快我们就达成了这笔生意，那时他们的仓库正满满的，还得等6个月才能交货，而当时的需求量很大，他们还有很多的货要进，所以最后以每片10分钱的利润成交，我们把货运走了，那是一笔成交了数百万的好生意。
这就是我当时所作的一切，然后我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但四个月以后，这两位朋友和另一个人来到了我家，他们把一个大包放在我的桌上，很随便的笑了笑，说：“这是屋顶生意的25%，我们三个人做的，而你是第四位无形的合伙人，这是你的那一份儿！”
我非常惊奇：“我除了跟那个经理谈了一下以外，并没有做什么，我不能拿你们的辛苦钱”，我如此这般的给他们陈述了这个道理，并把包裹推回去，但是他们根本不想听我讲任何话，坚持说这应该是属于我的，因为如果没有我的介入，他们不可能达成这笔生意。
我惊讶于他们的坦诚。在这个充满着猜疑、不信任，虚谎的赤裸裸的世界里，一群逆流而上的纯净、诚实的年轻人！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四个人、还有我的家庭，建立起了友谊(其中有一个人至今还是独身)，我们常常去野餐，我也邀请他们和我一起打网球。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得知他们是基督徒，一个礼拜三次，虔诚的去教堂做礼拜。我恨他们作了基督徒，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祖先、宗教、风俗和传统，我的家族也向来看不起这样的人，我为他们偏离了正确的信仰、为他们的堕落而难过。但在长途旅行中，常常听到他们一遍一遍的唱赞美，这些歌对于一个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我，听起来是又陌生，又滑稽，又愚蠢。虽然我学的是荷兰语，但是我从来都不了解圣经，从来没有见过一本圣经，也从来都没有去过教堂，我们所了解的基督教，仅仅是从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历史课，仅此而已。他们的歌声常常让我很烦乱，所以我经常让他们停下来唱别的。我嘲讽的语调似乎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却常常逗他们开心。开心的人总是受欢迎的，我想。
他们总是邀请我去教堂，虽然每次都是以非常轻松的样子甚至是开玩笑的口气，但他们却坚持不懈的一遍遍邀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