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东温莎边境的一个拓荒者家庭，家里共有12个孩子，他是唯一的男孩。他的父亲蒂莫西（Timothy）是一个牧师。爱德华兹13岁时进入耶鲁大学，1720年毕业。他在纽约做过两年教师，在耶鲁也做过几年教师，后来，他成为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Stoddard）的助理牧师。他的外祖父任牧师职务60年，此间，在北安普敦建立了一座时髦的教堂。外祖父过世后，爱德华兹成为牧师，在那里供职22年。
教众们低下的心灵状态使爱德华兹深感不安。这种情况大约在1734年发生变化，当时，他的布道开始越来越多地宣扬因信得恩赐，以证明因信称义的正当性。他开始看到，真正的教会成员属于那样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真实地活在因信称义的实在中。成员资格和情感交流并不属于那些仅仅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在他的教堂，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随后，这种孤立地唤醒分散教众的行动，汇入怀特菲尔德（GeorgeWhitefield）领导的大觉醒运动（注解0）大觉醒（GreatAwakening）指1720年前后到18世纪40年代，在美洲殖民地兴起的基督教复兴运动。爱德华兹是这场运动中的重要理论家。——译者000的洪流。在宗教复兴运动日益高涨之际，爱德华兹试图在他的布道和作品中，倡导一种注重心灵深处的思想和责任的宗教。在1746年，也就是复兴运动期间，爱德华兹撰写了《论宗教感情》（TreatiseConcerningtheReligiousAffections）一书。
但是，当他开始告诫人们，基督徒一旦获准进入主的餐桌，便需要为之献身时，对他的怨恨开始滋生。1750年，他的大多数教众没有投他的赞成票。在46岁时，爱德华兹发现自己被解除了神父的职务，他带着7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却没有任何指望获得一个适宜的职位。随后6年，他在边远地区的一村落任牧师，该教区由12个白人和250个印第安人家庭组成。
1757年，他应邀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但是，这个职务来得太迟了，他已无法为自己的名声辩解。到达普林斯顿后一个月，爱德华兹逝世。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就是这个人撰写的文献。
对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误解
精神巨匠很容易被误解。世俗的知识分子一直赞颂爱德华兹，说他是一位学者、形而上学家、北美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的情怀。他拥有简单朴实的基督教信仰。对于爱德华兹来说，做上帝的子民，比做一个早熟的耶鲁毕业生重要得多。但是，学术殿堂并不知道如何对待他对上帝的虔诚，只是把它看作18世纪的文化现象，以为现在已经过时。人们认为，爱德华兹的信仰是他那个时代的信仰，就像洛克和牛顿的形而上学属于他们的时代一样。学者们把他的着作《论意志自由》（TheFreedomoftheWill，1754年）仅仅看作抽象推理的时尚癖。他们从未看到，他的哲学并未支配他对《圣经》的信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者界的赞赏几乎葬送了爱德华兹。它并没有让他的声音表达现代人的良心。是的，人们记得，在一次题为《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们》（“SinnersintheHandsofanAngryGod”1741年）的布道中，他曾经说过一些偏激的话，然而，甚至这点也可能被人忽略，仅仅被看作1200多个布道中的一个，这1200个布道，现在正以手稿的形式呆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中！许多人十分惬意地把爱德华兹当作自然神论者，他们觉得，他过多地暴露了个人的信仰和宗教感情，以此代替了超然的学问。凡此种种皆表明，许多研究爱德华兹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反对他个人的信仰。他们想知道他的美学原则，但是，他们并不想知道他的上帝。
也有人指责爱德华兹的书不值一读。甚至那位富有同情心的基督徒亚历山大·斯梅利（AlexanderSmellie），在为《宗教感情》（ReligiousAffections）1898年版撰写的前言中也说，书的格调“勿庸置疑是悲哀的”，“到处充满了10月的气息，而不是5月的”。据说，爱德华兹很少注意措词的优雅，因此，对现代读者来说，他的句子显得冗长、复杂。不过，当我重新修订他的文本之后，我不能认同这种有失公允的指责。他对真理及其结果有深深的感悟，他用清晰、明彻、直率的方式传达他的信息。重新修订他的文本时，我试图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减少所引《圣经》的出处，简化他的句子，凝缩他的论点。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指责他太繁琐。但是，另一方面，他的世界比我们的世界更悠闲，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根本不会使他头昏脑胀，而我们生长在电视时代的人，稍一注意这些东西就会受骗。
爱德华兹，最后一个清**
如果把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ofClairvaux）描述为“最后一个神父”，爱德华兹就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清**，至少在新英格兰如此。他的根子深扎在新英格兰开山神父们的神学中，像托马斯·谢泼德（ThomasShepard）一类的人。他常常引用谢泼德的话。尽管他不像一个世纪后的司布真（CharlesHaddonSpurgeon）那样熟悉清**的作品，但是，他反对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重视自由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认为人们完全依赖这个上帝，因而，他的神学可与清**的相提并论。对爱德华兹来说，真正的宗教是上帝圣灵的一份超自然的礼物，将在应答的（responsive）情感中得到证明。按圣保罗的说法，圣灵降临于人的生活之前，人的一切自然的、精神的渴望和行为都是物欲的，《罗马人书》对此有过描写。
这种清**的基督教虔敬观点，仅以《圣经》为根据。爱德华兹的布道和其他作品都证明，他一生都以《圣经》为食粮，滋养自己。他对《圣经》的注释，有加尔文或欧文（JohnOwen）的敏锐。
爱德华兹也有一个伟大的清**步传教士的热诚。他看到，出于三重必要性，必须帮助人们在神学上理解福音，热烈地感受它的真理，对它的实在性作出全面的反应。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Whitefield）像今天的比利·格雷厄姆（BillyCraham）一样，在1740年新英格兰的复兴运动中被指责为“宗教狂”。爱德华兹则为这种热情洋溢的布道辩解，他说：
我们的人民不太需要在神性中增加思辨知识，这与其它东西不一样。人们也许终日沐浴着这种光，但是，享受不到热……我们与其改变人民的观念，不如拨动他们的心弦；他们滞留在祈祷这种最伟大的需要中，这种需要就是最伟大的嗜好。
这是爱德华兹发自肺腑之言，他解释的透彻、精心推理的充分、以及陈述的庄严，都证明了这一点。结果是，他的听众不可能忘记他所说的一切。他们带着内心的热情离去，热情搅动了他们的心底，震撼了他们思想的基础。
爱德华兹感到，拥有“理性的大脑”（arationalbrain)是必要的。他要求人类灵魂中的一切事物，都接受人类的最高能力——理性的支配。他说：“没有理性的论证能力，我们对上帝的全部证明就完结了。”人们相信理性能够获得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神学结论。但是，爱德华兹还说，没有启示，理性是不充分的。他指出：
一个人也许有强壮的理性，却没有健全的理性。他的心灵也许有力量驾驭一种论点，却不能保持平衡。这并不是因为推理过程有缺陷，同样也不是因为性情有缺陷——假如遵从悟性的意思是说，理性所宣称的是最好的，或者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那么，意志总要服从悟性的最后指令就是虚妄之言。
爱德华兹认识到，由于人的堕落，理性本身即使十分充分，也会沦落为腐蚀人性的同谋。我们不能指望人的独立理性根除原罪，或者指望它承认自己的局限。人性的无用就在于自负，它寄生在我们的理性、良知和世界中。原罪就这样使心灵沉沦，丧失活动能力。因此，人不仅仅需要良好的愿望。他还需要圣灵的权力和临在，向其心灵彰显圣言，影响他的感情。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为《圣经》而战”忽略了一点，即《圣经》启示给予我们的，远不止是绝对正确的论据。它也改变人的内心世界。
爱德华兹和灵性复兴的真实性质
爱德华兹在1727年承袭外祖父的衣钵，声称他的教众“骨瘦如柴”（drybones），虽然拥有虔诚的形式，却否认它在上帝那里的活生生的力量。1734年，他撰写《上帝惊人之作的信仰录》（FaithfulNarrativeoftheSurprisingWorkofGod），描述了一种复兴，并向软弱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5年以后，大觉醒运动出现，这时，许多真实复兴的伪造品也开始出现。因此，一些神父，如查里斯·昌西（CharlesChauncy），正确地批评浅薄的唯情论和一些皈依者制造**的伪善对教会构成一种威胁。
爱德华兹在一本题为《辨别上帝意志的标准》（TheDistinguishingMarksofaWorkoftheSpiritofGod，1741年）的着作中，为这种复兴辩护。他表明，真正的复兴有5个特点：基督是规劝的，邪恶的王国受到抨击，《圣经》受到尊重，健全的学说得到提倡，对上帝和人爱受到鼓励。但是，在《关于新英格兰宗教复兴的一些想法》（ThoughtsontheRevivalinNewEngland，1742年）中，爱德华兹急于揭露宗教狂的虚伪，这种宗教狂归根结底扎根于自负，因而扎根于物欲之中。所有这些洞见都有助于他撰写《信仰的深情》，该书对一个当代问题进行了娴熟的探讨。爱德华兹断定，以死气沉沉的方式传达真理是不恰当的，是一种矛盾。我们必须感受我们正在传达的东西，并用一种有效的方式传达这种感受。在当代理性主义文化中，我们要记住，思想决不是生活的代用品。将思想等同于生活是最糟糕不过了。思想充其量不过是生活真理的一种手段。理智本质上被看作工具性的，因而理智本身不是目的。这是一个真理，明谷的伯尔纳、伯纳文都拉（Bonaventura）、帕斯卡（Pascal）和克尔凯廓尔（Kierkegaard）都强调它。
心灵可以在伦理学中远用它的辨别能力，例如，选择我们所遵循的正确道路。但是，只有内心，才能最终作出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不过，爱德华兹表明，内心从未作出过正确的选择，也没有摆脱自负作出选择。内心能够摆脱自我的唯一方式，是认识上帝之爱和恩典。只有圣灵才能够把它给予一个人。上帝真正的圣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禀性中持久的新原则，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它完全不同于瞬间的情绪和复兴精神的骚动，也不同于当代生活中那种舒适的信仰主义或者行动主义。后者没有为人格留下任何永久的、虔敬的印记。
“发自内心的感受”在个人中引起对上帝恩典一种新的、独一无二的知识。上帝的子民像孩子一样，由于被另外一个家庭领养，因而获得了一系列全新的关系。超自然的领养引出信仰的新习惯，因为他在自己的灵魂中，对圣灵的作用有一种直接的体验。正是这种体验性的知识，证明了它自身的有效性。
因此，爱德华兹看到，真正的宗教的本质在于，拥有“圣洁的”（holy）或者“恩典的感情”（graciousaffections）。他并不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人。比爱德华兹早一个世纪的清**威廉·芬纳（WilliamFenner），撰写过《感情论》（ATreatiseoftheAffection，1642年），尽管爱德华兹从不知道这一本独特的着作。但是，“发自内心的是生命之流”这一清**的认识，是《圣经》的传统，这种传统强调，拥有一颗“精制之心”（apreparedheart）是生命的需要。心在接受圣义（justification）时变圣洁，就是为生活真理辩护的证据。
《信仰的深情》梗概
当今的基督教信仰，受到方方面面的严重曲解，如我们把它组织化、制度化、普及化等。爱德华兹强调指出，生活中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宗教维度，它主要由感情组成。试图减少或者曲解这一范围内人类生活的内在现实性，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爱德华兹看到，个人的虔敬决不是地道的私事，以致于不能被公开地、仔细地检查，判断其禀性的真与伪。
文献第一部分，爱德华兹运用《彼得前书》1：8的经文探醒我们，困苦永远是最好的考验，它将向我们展示出宗教生活的真谛。它帮助我们辨别“虚假的感情”和“恩典的感情”（graciousaffections）。爱德华兹也对感情（affections）和激情（passions）做出区分。后者是暗昧的、无法控制的情绪，阻碍“恩典感情”的形成。爱德华兹把爱看作感情之主，一切其他感情之源。爱德华兹引用《圣经》中许多决定性的例子，以表明感情在《圣经》的思想和语言中，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在第二部分，爱德华兹描述了预示着虚假感情的那些征兆。他尤其关心那些人，他们把圣灵的临在和力量，限制在有限的运作范围内。对于单纯的活动，如读经、祈祷、唱颂歌、或者一个人在宗教活动中强烈的自信等，是否是真实感情的征兆，他也持怀疑主义的态度。我们还不知道对他人的动机做出怎样的判断，所以我们必须留意我们自己的动机。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大部分，爱德华兹详细说明了“恩典感情的12个征兆”。第一个征兆表明，圣灵临在和圣灵的力量，是对上帝真实感情的唯一源泉。第二个征兆表明，恩典感情的起源是把上帝看作上帝。对上帝的热爱，来自他自身（His）的至善至美，而不是来自我们对他的需要。因此，第三个征兆是，只有我们喜爱上帝的圣洁，恩典感情才会得到发展。上帝的景象足以使我们在他临在时，迎接他，屈从他。爱德华兹的第四个征兆断言，恩典感情需要由上帝给赐我们的属灵的悟性。没有它，这些感情依然是冷漠的，不充分的。
根据第五个征兆，感情还得到真实的、历史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向非基督徒提出挑战，并且加强了基督徒的力量。第六个征兆表明，正是我们个人的不充分感和我们对上帝深层的需要，使恩典之感流啊，不停地流淌。于是，精神的骄傲是堵塞感情涌流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福音的蒙耻”（evangelicalhumiliation）对于上帝的子民如此重要。第七个征兆指出，禀性的变化由皈依基督教而生。恩典感情使我们更像基督。第八个征兆表明，他们产生了耶稣式的温顺和柔和精神。第九个征兆表明，一个拥有恩典感情的人，是心地善良的人，没有标志着不虔敬的“心的刚硬”（hardnessofheart）。
在第十个征兆中，爱德华兹断言，这样的生活将有性情和道德的平衡，也有禀性的坚韧和持久。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发现这样的特征越多，他的生活中对于上帝的渴望便越持久。这是第十一个征兆：圣洁的上帝似乎是不可及的。不过，越渴望接近他，就越与他相像。
最后，第十二个征兆表明，基督徒体验的现实，将体现在他的道德实践中。没有这一点，基督教就被简化为概念化的思想体系，而且不可能作为一个构成的现实，在可靠的生活中持续下去。因此，承认对上帝的信仰，就是过一种受圣洁情感支配的生活，如对上帝的敬与畏，忏悔罪过，享受对上帝矢志不移的爱，以及对邻人的爱等。
《信仰的深情》的版本
对最初版本的通俗改写和节略，可能已经对许多人产生过最强有力的影响。1746年波士顿首版的节略版，由威廉·戈登（WilliamGordon）制作，1762年首次出英文版。这个文本被缩短1/3。在节略本的基础上，约翰·韦斯利（JohnWesley）于1773年进一步改写了它，此版于1801年出版，届时韦斯利已经逝世。首版也被译成德文（1779年）和威尔士文（1883年）。节版是足版的2/3，一直以1808年武斯特（Worcester）版为基础，不过也参考了标准的耶鲁版，该版由约翰·Ｅ·史密斯（JohnE.Smith）编辑，195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节略的方法是去掉一些全文引证的《圣经》的引文，代之以标明出处；把一些说明材料压缩为一个例子；削减了一些滔滔不绝的题外话；普遍缩减了句子和段落。
现在，再生运动（Born-AgainMovemnt）——美国现代的复兴运动，有流产的可能，因为它缺乏“恩典感情”的精神滋养。在我们的时代，只有查理斯·W·科尔森（CharlesW.Colson），《再生》（BornAgain）和《爱上帝》（LovingGod）的作者，才有资格为爱德华兹的《信仰的深情》撰写如下导言。我对他在此举中奉献的友谊表示深切的谢意。
对简·诺兰（JeanNordland）夫人和沙伦·特恩布尔（SharonTurnbull）夫人，以及打印此书材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朋友，也表示深深的感谢。马尔特诺马出版社的丽兹·希尼（LizHeaney）小姐奉献了她的全部编辑技巧，使本书得以臻于完善并且最终成形。
詹姆斯·Ｍ.豪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