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诞生六百多年以后，他的一批并非嫡传的门徒来到了中国。不过，
他们的身分，又过了将近一千年才为世人理解。
从大秦景教碑说起
如果说，龙与上帝的关系史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那么，它的第一朵浪花发端于何时何地？对此有多种说法，但至今仍保持最权威证者身分的，是一方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常简称“大秦景教碑”）的石刻。所谓“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大秦景教”，乃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起码在唐代即传来中国的确凿证据。
此碑诞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年），湮没于地下达数百年之久，到明天启三年（1623年），才因偶然的机遇，在陕西省出土，重见天日，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镌有十字架图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个汉宇的碑文，碑底和两侧是古叙利亚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录。这方碑碣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耆老，向人们宣示珍贵的史实。
备受皇家礼遇
古碑告诉我们：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城氏安，被唐迁“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里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初称“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对人。不久又让人将自己的肖像画于寺壁，以示光宠，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门”之誉。
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
武则天执政期间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门虽曾遭到过佛、道两家的攻汗，但因景教士们能干方百计地取悦皇室，使其教维持了下来，并很快时来运转。玄宗虽说迷恋杨贵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关照景门，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亲临景寺，建立坛场，并将皇家五代祖宗的画像陈列寺中，又诏令景教士十多人在兴庆宫诵经习教。
其后，在安史之乱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也还想到在他即位的灵武和另外四郡，重建被战乱破坏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现得更为礼貌，每逢圣诞节，不但赐下几炷“天香”以示庆贺，还要设宴款待教士们。随后的德宗李适，效法先祖，对景门亦颇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诞生于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该帝“披八政以黜涉幽明，阐九畴以维新景命”①的功德。
①由此以上的引文皆出自大秦景教碑碑文。
从大秦景教碑提供的上述情事可知，自景教在太宗时传入，一直到德宗时期，其历程虽非一帆风顺，但在大多时候受到皇家礼遇，获得一定的发展。其后的情况碑文虽未能载及，但有其他史料说明，直到文宗李昂时，请代皇帝一般也还是优容景门的，该教仍颇为兴旺。由文宗末年上溯到贞观初叶，历时约二百一十载，此间，对景门来说，可算是被“天姿泛彩”的幸运色彩所辉映。
多才多艺的景教士
景教土们并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积极主动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
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经典的翻译，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名为景净（Adam）的着名教士，自己就译经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资建筑和制造奇器来取悦皇室。一位名叫阿罗憾（Abraham）的，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曾为“聚钱百万亿”，助成洛阳皇城端门之外名为“颂德天枢”的建筑。这是纪念和颂扬武氏功业的一座巨型铜柱，巍峨别致，高耸云天。景门为此献资出力，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时曾“广造奇器异巧”进呈皇室，为所悦纳。对当时景门摆脱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纲”而“维绝纽”，有重要作用。这从唐廷某些官员对其所谓“求媚圣意，摇荡圣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证明。
有的景教士则善施医术，亦成为讨好皇室的有效手段。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的弟弟李宪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们十分着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诊治之后，竟立见好转，玄宗大悦，“特赐绊袍鱼袋，以赏异崇一”。“绊袍”是一种红色的品官服饰，“鱼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员姓名，随身佩带，由此可见赏赐之隆。文献中还有关于景教士善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的记载。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参与军政要务，授予高职。大秦景教碑碑文中就载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肃宗委派在郭子仪帐下襄办军务，因功被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等职衔。
如此看来，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几分气势。但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灭佛风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骤然崩散，夭于一朝，体质的脆弱似与外表的气势很不相称。唐朝景教的真正实力究竟如何？
与波斯的文化交流
阿罗本的来华，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带来的景教属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该教派的创始人聂斯脱利（Nestorius），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其学说与当时通行的基督教义不尽一致，特别是坚持有悖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二位二性”说，在公元431年举行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上被判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聂斯脱利派。
他们道**向东逃亡的过程中，在波斯（伊朗）受到容留和保护而得以立足发展。所谓“大秦国”的阿罗本，便是以波斯为基地将景教传入中国的。所以，就当时这一教派与正统基督教的关系来说，不论是在波斯还是中国，都属于“政治避难”的性质。其入华，可以说是当时中波文化交流的“附带
波斯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候，中国的使臣就到过那里，接通了中波联系的纽带。着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经由当时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咽喉”地带的该国，最终通达地中海沿岸的。中国与波斯的文化联系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在景教入华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及至唐贞观初年，**厥被伐灭，西突厥亦闻风降服于唐，中波之间的交通恢复，景教人士才得以东来。
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亏了波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
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并非独独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显示出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强大和繁荣的国势，使当时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并蓄兼收，又更加促进其强大和繁荣的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遂在前已积累的文化基础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文化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许多国家，从官方使节到民间访者，从学人墨客到教士僧侣，从商贾游人到乐工舞士等各种人物来来往往，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繁华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势
作为基督大本营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这时尚处于中世纪初期。其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日耳曼蛮族南侵，把本已相当可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严重破坏后，从粗野的原始状态重新发展的，因此造成两个时代的文化断层，不像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传承和连续性。这使得它与中国唐朝文化相较，处于明显的劣势，不足以对唐朝文化造成重大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当时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响中国的力度。
此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先前与中国曾有过的直接联系已基本断绝，改由西亚地区充当中西联系的中介。据有该区西部的东罗马帝国虽奉基督教为国教，但与“异端”的景教不可能发生密切联系；与波斯等国也多有不谐，这就更妨碍了景教与故乡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区，则正在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及其独具特色的地区文化体系。凡此种种，使得景教难以得到母乳的充足哺养，它的发育以及在异域的竞争力便更受到限制。
所以，景教传入中国，若单纯从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说飞疑是具有肇端意义的大事，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里看，那就有如汹涌大潮挟裹的涓滴细水，缺乏喧腾的力量和声势。
柔弱的附庸
处于开放社会环境中的唐朝前半期，固然显示出一种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平列对等的地位，其中为主的只有儒、佛、道三家。它们紧联着皇宫御座，吸引着大唐天子们不可或懈的注意力，充当着华夏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上演着一场打中趋和、热闹非凡的活剧。当阿罗本辈带着几分陌生和腼腆将景教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插足这一事局中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只有侧身其间左右依傍，惊异地注视着三家各显神通。三家为主与两教盛势
其时的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了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已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成为中国化的释氏，并达到鼎盛的巅峰。其教派并立，寺多僧广。唐武宗灭佛时，一下子就荡毁寺院4600余座，招提兰若（私立的佛教场所）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回寺院奴婢15万人。由此可见其平时的规模之大。
从更高文化层次上看，佛教经典的搜集翻译，教义理论的丰富深化，唐代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果。仅玄类和义净两人，就译成经论136部，计1547卷。特别是禅宗南宗的产生和发展，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为与儒学的融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基础。
发展势头本来远不抵佛教的道教，及至唐朝开国也获得了地位飞跃提高的契机。说来颇有些传奇色彩，只因为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耳，与唐室同姓，太祖李渊便要认他做自家的祖宗。并不是仙化的老子趋炎附势地来和皇室攀亲，而是李渊觉得认这样一个既是哲人又是神仙的祖宗，给王权套上神圣的光环，对护佑李家天下有利。
既然将道教的始祖认成了祖宗，那该教的名位称号就当在佛先，从李渊到李世民都这样明确宣布过。高宗时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更是锦上添花，加尊其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广置道家坛宇，颁令大力传抄和颂讲道经，颇有道教风雨满天下之势。
道教于有唐一代得此殊荣，诚然幸运之至。不过，即使其极盛之时，信徒人数和道观数量也仅有佛教信徒和寺院数目的二十分之一，力量相差仍颇悬殊。其名位一朝间跃乎释门之上，靠的是大唐“真龙天子”们的抬举。
然而，在佛道两家轨为伯仲的问题上，唐朝皇帝们也并非一致认同。譬如，武则天登基之后就把佛、道的名分位次颠倒过来，规定佛在道上。这恐怕和她曾置身庵堂，与佛门有特殊缘分密切相关吧？武宗以前的诸帝，对佛、道基本上都是一伯一件兼容并纳的。如高祖在崇道的同时又承认“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太宗对释门之事亦不冷淡，他对玄奘的态度即可为一证。玄宗兴道中间也宣明“道释两门，皆为圣教”。武则天佞佛但也未灭道，甚至还特别保护下了道籍中的《化胡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深知，佛、道两教都可以用来做皇权的护符，哪一家都是不能丢弃的，事实上也丢弃不了。
孔门依然居首
面对佛、道两教锋芒毕露地激烈竞争，儒家这时表面上好像退避三舍，缺乏凌人盛气，但实际上仍是稳居佛、道之上的老大，大唐皇帝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和利用它。开国的高祖是这样，继之的太宗尤为典型。他明确宣示：
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
不可暂无耳！①
①《资治通鉴》卷193第6054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北京。
唐太宗极为推崇儒士，诏令颜师古考订五经，编纂了标准的五经定本，又命孔颖达等人撰成《五经正义》，从经籍的版本到章句的注疏，都予以统一。自此以后，不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传授经书，都有了标准。原怒目相向、各行其是的宗派于今握手言欢，心齐力合，使得儒家营伍更加壮大，阵脚愈为严整。孔老夫子被唐室毫不吝啬地加上了“先圣”、“宣父”、“太师”、“文宣王”等一系列尊衔，较前更风光了许多。
儒家与佛、道之间也少不了明争暗斗，不过，在保持绝对优势地位这一点上却胸有成竹。唐朝的士大夫中虽然崇佛者大有人在，但孔门圣学绝对是他们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王权安身立命的灵魂。受佛教影响极深的大诗人白居易所持之论就颇具典型性：儒、佛、道三家鼎立，但治理天下只要儒家一元化；佛教有些内容虽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但决不可以以佛代儒，舍本逐末，因为那些东西儒家本有，所谓“王道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①。
①《白居易集》卷65第1367—13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北京。
不论是佛是道，对于中国的“王化”来说只起辅助作用。这就决定了以儒学为主体而吸取佛、道的一些成分，乃三家合流的总势。这在唐代不但不例外，而且表现得相当典型。三家合流正是在它们明争暗斗之间不知不觉地逐渐完成的，唐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该朝儒学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小巫见大巫
景教不消说与儒、佛、道三家的总体相比，即使与其中任何一家单独相比，强弱程度也判若云壤，远不能望其项背。
唐武宗灭佛当中，遭受殃及被勒还俗的所谓“大秦穆护祆”，即景教、袄教、回教等信徒，总共不过二、三千人，①大约仅为还俗僧尼的百分之一，从此以后，景教便濒于灭绝，足见其信徒数量之有限。而且，有迹象显示，景教的信奉者当中，大多为来华的西方人和少数民族，汉人恐怕很少。
①《旧唐书》、《唐会要》等史籍中记载不一，或说2000余人，或说3000余人。
景寺与佛寺的数量相差之悬殊，从下面一条史料便可揣知大概。这是某佛寺碑刻上的一段文字，镌刻时间是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或稍后，正是武宗灭佛之前景门尚较兴旺的时候：
（国朝）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
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①
①《全唐文》卷727，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北京。
至于经卷，据唐代景教文献《三威蒙度赞》后所附《尊经》记载，大秦本经籍凡五百三十部，只中译三十部卷，其余存放而没有翻译。景教译经与当时流行的佛经相比，简直是沧海一粟。并且，从景教这为数寥寥的译经后来也大多亡佚的情况看，当时的流传也不会很广。
景教始终未能像佛教那样建立起规模巨大、形态完备的组织和设施，没有自己的神学教育机构，未能尽多地吸引、发展中国信徒和培养出本土化的教牧人材。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云云，夸张性的颂辞而已。
依傍于三家之间
更要紧的是，唐代景教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像儒、佛、道那样系统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缺乏从学理、学派上与三家竞争抗衡的基础条件，这也就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灵魂。事实表明，景教对儒、佛、道三家都得趋附。
基于同系宗教之属的关系，景教在语言方面多借助于佛、道。譬如其教士通称为“僧”，教堂通称为“寺”，使徒、天使和圣者则称为“法王”，甚至称天父为“佛”，显然都是袭用佛家称谓。此外景教文献中还有像“妙身”、“慈航”、“真寂”、“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等不胜枚举的大量佛家语。景教士中最着名的文人景净，竟还直接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与人合译过《六波罗密经》。
景教也借助道教语言，譬如其译经中或以“天尊”指称上帝，便是明显例证。若不如此，景教的信息传播都成问题。而这样做来，就很难不失却其内容本意。但是佛道两家并不喜欢景教的混迹和帮闲，起而攻汗景门的事情屡有发生。
儒家对景门的敌意也决不为轻。景门却不能不极力迎合儒学的“真义”。这从唐景教的《序听迷诗所（诃）经》中即可以斑窥豹。
该经又名《移鼠迷诗河经》，“移鼠”是耶稣一名的古译，“迷诗河”即“弥赛亚”。此经前一部分阐释教义，后一部分叙述耶稣行传。其所阐释的教义中，“十愿”是为重要内容。这是由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演化而成的，但作了明显改造。十诫中的前四诚是要求信徒遵守的纯宗教规矩，强调独尊上帝，实际这也是十诫总体内容的核心。而十愿中以所谓“人合怕天尊”一项取代了十诫中的前四项内容，余则着重阐释孝养父母，以此作为十愿的核心。并且把“事圣上”而讲忠道与“事天尊”、“事父母”并列，作为一体讲求、不可割裂的“三事”，伦理化、世俗化的倾向显而易见，具有浓重的儒学味道。
看来，这种所谓“译经”。很难说是忠于原文的照译，有意取舍加工迎合儒家伦理的痕迹很明显。再联系景门效法习行“跪双膝，并两肘”、“拜龙颜，献圣寿”等中国礼仪，更能说明问题。
景门不但难堪地依傍于儒佛道三家之间，到头来更得逢迎李氏皇室。上面述及的阿罗憾的集资，及烈的制器，崇一的施医等事皆不失为例证。即使大秦景教碑的产生，与其说是为本教树碑立传，不如说为唐室歌功颂德更合其主旨。碑文连篇累牍地是对唐室的谀颂之辞。将唐帝的偶像陈设于景寺接受礼拜，按说分明是大悖于基督教教规和礼仪的事情，但碑文中却颂扬备至。
唐武宗以前的诸帝，对景门礼则礼矣，但因为该教对唐室来说并无儒佛道那般重要的功用，所以对其决谈不上真正看重，只不过如同长者对远道而来的一位垂髫小客，捉手抚头般地做一点亲昵的表示而已。
既然景门是这样一种附庸的身分和处境，平时唐室打个喷嚏，它也要被震得抖上三抖，那么一旦君王主子的脸色一变，态度一改，真的发起脾气来，其厄运和灾难自然就是在劫难逃了。
风雨飘零
按说，唐武宗祭起的那场风暴，主要是针对佛教而非景教。事实上，凭景教的地位和力量，根本不足以对大唐皇权构成什么威胁，是不值得其动用牛刀的。那么，武宗为何在灭佛中间连景教也捎带同灭？
变因的启示
武宗灭佛的原因，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因为寺、僧规模过巨，给社会压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但影响社会经济，而且有危害王权之虞；二是作为长期以来唐室导演的佛、道之争的突发性激变；三是出于排外思想动机。最后一点尤需特别注意。
武宗在灭佛诏中有云：“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行滋多……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①可见，他是把佛教以及连同景教在内的一切来源于外国的宗教，都视为不可容忍的“异俗”，鄙以“区区”二字，排外的狭隘情绪明显表露。从另一敕令中，有所谓“大秦穆护沃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②之言，可得到更真确的印证。
①《唐会要》卷47第840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北京。
②同注2书，卷248第8016页。
其实，这不仅仅是武宗和个别臣僚思想情绪的反映，而且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心理。这时的国情国势和社会环境条件，较之唐前期发生了明显变化。武宗灭佛诏中的“是逢季时”四字，绝非偶然之笔，大有文章可堪揣摩。正如着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论，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
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举国动荡，国势大衰，非能昔比。唐后期的皇帝们已经缺乏唐太宗那般宽阔的胸襟和谦虚的气度，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命运各不同
武宗灭佛后佛教与景教的命运，因为它们势力上的大小之差，根基上的有无之别，生命力的强弱之异，结果也就大为不同。
佛教虽然是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一时也的确遭受大劫，但不久便又开始复兴。景教则一灭殆尽。景寺荡然无存；中国的**统统被勒还俗；外国教士则多被遣返回国，个别留居者也不得不改换门庭，或是讲习中国儒术，或是潜入中国教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向道教的委身。以吕洞宾为代表的吕祖道派就融进了景教成分。像《吕祖全书》以及专记吕祖故事的《海山仙迹》等书中，都杂糅进了与景教有关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吕祖全书》中的《救劫证道经咒》篇中，包含着景教赞美诗歌中的许多语句。对此，有的学者作有专门考证。①这说明，景教在唐末被禁绝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
①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第136—141页，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版。
但无论如何，景教作为一个教派，自唐末在中国内地就不复存在了。一直到元朝建立，这数百年间，在中原大地上连其几星残火也已罕见，惟在边塞某些地方，它尚有一息相延。
文化昌明的唐朝，留下的史料相当丰富，而有关景教的记载却如凤毛麟角，以至龙与上帝关系史上这第一朵浪花，险些被岁月的长河湮灭。在大秦景教碑出土以前，唐代长时间里有过基督教流传之事已鲜为人知，唐朝典籍中偶尔记载到的“波斯僧”、“大秦穆护袄”，一般都认作是佛教一类的称谓。直到明末偶然发现大秦景教碑，经过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考释，才认定了有关史实。后来在敦煌石窟又发现了少量的唐代景教文献。据此，再结合其他有关资料，我们才得以一睹这本来就不甚显眼但又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