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集体行为的道德问题——
行为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行为都是个人行为。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行为的目的、动力、处境、方式（尤其在是否有意识地协同等方面）区分出特定的“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集体行为”（collectivebehavior）这个词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Pack）创造的，它不同于后来奥尔逊（M·Olson）所用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的概念。1帕克解释“集体行为”是在共同和集体的冲动影响下的个人行为。他强调这种冲动是互相影响的结果，2集体行为的参与者具有一种共同的态度或类似的行动。它意味着人们在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行动一致。“集体行为”的形式有：对灾难的共同反应（如同处地震灾区的人们）；集体着迷（如时尚、气功热）等等，而尤其突出地表现为“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
我将要在这一章里讨论的也正是一种作为“社会运动”或其雏形的集体行为，埃贝尔（R·Herbele）强调社会运动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团体意识性、团体认同感以及团体性。这三个特征由规范性信奉“基本思想”或意识形态的特殊样式整合在一起。在这种规范性信奉形式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信仰的价值、理性的伙伴关系；对具有超凡魄力（“卡里斯马”）的领导人的仰慕与崇拜；以及利益结合的纽带。3我还想强调集体行为的这样一个特点，即无论这些行动是由一些集合的个人共同在场做出的；还是由集体中的一些个人零散地、分别地做出的，它们都是集体的功能行为，其中的个人很难摆脱这一点，甚至反叛、脱离的行为也是最后的一个集体行为，不过，在社会运动中，这种后来的“不由自主”通常是和开始时的“自觉自愿”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它后来常常具有一种“难于退出性”，“退出成本”很高，乃至“退出”即意味着决裂和背叛。
从道德方面思考这种集体行为的焦点是：能否为实现社会理想采取不符合一般道德（乃至不合其理想）的手段，例如使用欺骗、隐瞒、谋杀伙伴或无辜者、恐怖主义和强制等手段？在此，我们有必要严格区分目的与手段，区分对理想的讨论与实际行为。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以从《群魔》中取得：希加廖夫提出了一种他所设想的未来世界制度的体系，这个体系“从无限的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告终”，他提出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并把这当作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十分之一的人享有个人的自由，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有无限的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丧失自己的个性并变成一群动物似的东西，通过永无休止的服从，经历一连串蜕变，然后达到伊甸乐园式的原始的纯朴。4但希加廖夫并不想自己推动这个过程，而毋宁说是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自然过程，甚至是一个令其遗憾和烦恼的自然过程，最后的专制在此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通过多数人逐渐放弃自己的自由而最终达到的，而并不是通过暴力、强迫与欺诈形成的。这一主题我们还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的作品中反复听到。
对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的探讨无疑是隐含有行动的意图的，有些理论则更明确主张直接诉诸群众，诉诸武器的批判，而另一些理论也至少在提供一种可供他人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意义上是实践性的。但只要不是直接的、明确指向具体对象的鼓动，理论就还是保留在思想、言论的范围内。它对某些因它而起的行为虽可能负有某种道德上的责任，但却不负有法律上的责任。希加廖夫的理论和他本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他在理论与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希加廖夫的理论中隐含有一种体制的、强制的因素，然而，当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集合小组成员，准备谋杀沙托夫时，希加廖夫经过慎重的思考，却断然拒绝参加此事，并且当众做出了如下声明：
我把事情深思熟虑了一番之后便断定，拟议中的暗杀不但是浪费本来可以用更为恰当而有益的方式加以利用的宝贵时间，此外也极其有害地背离了正常的方法，这对事业一向有极大的危害，使它未能接受纯粹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却屈从于一些轻举妄动之辈，而且多半是些政客的影响，因而数十年来一直未能取得成就。我此番前来，只是为了对打算采取的措施提出抗议，使大家都受到教育，然后就退出当前这个时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把当前这个时刻称作我们的危急关头。我所以要走，并非由于害怕这种危险，也并非由于我对我根本不想与之接吻的沙托夫过于多情，而仅仅因为此事从头至尾都直接违背我的纲领。至于告密和被政府收买，那您对我可以完全放心：我不会告密的。
不是别的小组成员，而恰恰是提出过一个“可怕”理论的希加廖夫声明退出此事，此甚至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惊人之笔；这件事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而又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那时的理想主义者或幻想家保存着普通人的常识和良知。希加廖夫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然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有所不能，有所不为，是因为他不想否定千百年来公认的道德准则去杀死一个无辜者。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向西欧寻找真理、寻找社会理想表现了极大的热忱，正如《群魔》中的跛腿教师所说到的，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谈话和争论，对于当时一切正在思考的人而言，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赫尔岑毕生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别林斯基整晚整晚地跟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进行讨论，甚至对未来的社会制度中最琐碎的，可说是鸡毛蒜皮之类的问题都要预先加以解决。5他们多迷醉于傅立叶、卡贝、蒲鲁东等人的学说，但那时他们还不太考虑手段，他们所接触的这些理论也主要是提出一种价值理想，而较少涉及实现这一理想的实践途径和手段，或者所指出的手段也是相对温和、渐进和缓慢的，如说服、合作社之类。而作为行动者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显然对此感到不满，他说：
“我现在避免一切谈话，──因为迄今人们已谈了三十年，总不能再谈三十年吧，──只问你们喜欢哪一种办法：一种是慢办法，这就是编写一部又一部社会小说，并象起草公文似地预先在纸上决定人类今后数千年的命运，而与此同时，专制主义将把那些本来会自动飞进你们嘴里但你们却让它从嘴边溜掉了的煎饼一口吞下去；也许你们想采取另一种快办法？不论这种办法是什么，但它最终总会松开你们的双手，使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地自行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并且是在事实上建立，而不是在纸面上建立。他们叫嚷：‘一亿颗脑袋’，──这也许只不过是个比喻，既然专制主义根据写在纸上的慢悠悠的美梦要在一百多年里吃掉的不是一亿颗，而是五亿颗脑袋，那末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因此我请求可敬的在座诸君不要表决，而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明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办法：是在泥潭里象乌龟一般爬行呢，还是开足马力飞越泥潭？”
“我完全赞成开足马力！”中学生欣喜若狂地叫道。6
“一亿对五亿”，不如此死人会更多，这常常成为采取暴力手段的理由，但它并不是建立在一种可以证明的命题之上，却隐涵了人们是绝对固定不变地被分为好人和坏人的前提。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来说，甚至价值理想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行动、是手段，是立即投入斗争。他认为他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他想出了第一步，他知道该从那儿下手。他对斯塔夫罗金说：“但是我想出了第一步。希加廖夫永远也想不出第一步。希加廖夫之流比比皆是！但在俄国却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想出了第一步，并且知道如何加以实现。此人就是我。”7而我们现在要着力考察的也就是这“第一步”，就是这行为或手段。
一、目的与手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的上空一直乌云密布，聚讼纷纭，8然而，由于一部天才的艺术作品往往容易被政治上的各方利用，那种种带有政治旗号的争论就可能妨碍我们对作品进行真正深入和具体、细致的分析，妨碍我们从作品本身去评价作品，去根据作品中的人物及其行为本身去判断究竟何者为正当，何者为不正当，而只是忙于给人物贴上标签，轻易地给作品盖棺论定。
在《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一最积极的行动者，并且他并非是仅仅个人在行动，而且在努力发动其他人投入行动，形成一个组织，努力把分散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引向一个他所期盼的事件，使个别的行动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其他重要人物如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甚至沙托夫，虽然过去同属一个组织，但此时都有些游离于众人之外，只有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紧张地、穿梭般地奔走于各种人之间，力图使所有人都动起来──当然是不同的动。总之，他扮演的是一种集体行为的组织者、发动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这些行动中，主要的措施有：
1、树立一面旗帜。这既包括树立一面思想的旗帜也包括一个人物的旗帜，不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看来更重视作为人物、作为领袖的旗帜，而对思想的旗帜，理论的旗帜却采取了某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也谈到平等的社会理想，说他在这方面“拥护希加廖夫学说！”9但他并不坚持一定要拥护那个理论，他甚至考虑可以和教皇达成协议，但他很快又说：“我抛弃了教皇！让希加廖夫学说见鬼去吧！让教皇见鬼去吧！我们需要的是耸人听闻的事件，而不是希加廖夫学说，因为希加廖夫学说是一种精致的玩艺儿。这是一种理想，它属于未来。希加廖夫同任何一个慈善家一样，是个首饰匠和蠢才。我们需要的是粗活，而希加廖夫却瞧不起粗活。”10
他还说到要利用人们的感伤和怜悯的心理，说“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的传播，主要是出于感伤心理。”11但总的说，他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没有提出或者找到热烈鲜明的、足以使人衷心信仰、热情奉献的旗帜，他在这方面并不成功，也正是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够格的“领袖”，他没能在其组织中，用一种统一的、牢固的、让人动心和感人的理想信念把他们结合起来，所以，在他仓皇出走之后，组织很快就土崩瓦解，他也因此未能充分地、足够多地吸引到那些最优秀、愿意为真理献出生命和一切的人们（只是在少数人如维尔金斯基身上体现出这种精神），因而，处在行动核心的这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就还不能说是完整的，甚至不能说是典型的革命者形象（尤其不是革命领袖的形象），而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被漫画化、丑化了的“痞子革命家”角色，正是这一点最易激起革命民主阵营中人的愤怒批评（如米哈伊诺夫斯基的批评），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一个失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的倾向过于强烈，以致冲淡了思想的问题性，如果这个人物被处理为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和优秀品质的人，具有高度理论素养的人，应当更能够表现在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价值与规范之间的冲突。
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相当关心树立一个人物的旗帜，并希望斯塔夫罗金来担当这一角色，为此他用尽了各种手段：如唆使人杀死斯塔夫罗金向众人隐瞒了的、出身低贱的合法妻子，想用这桩罪行把他拴住，以便使之与自己捆到一起，他甚至不惜卑躬屈膝，反复说服、哀求斯塔夫罗金担当这一领袖角色。这种屈尊当然也是为了他的“事业”。他深知喋喋不休、才智中常、出身也不很高贵的自己尚缺乏领袖群伦的精神和人格魅力，他急需一个“伊凡王子”来发挥一种号召作用。他甚至说这是因为他爱美，他对斯塔夫罗金说：“斯塔夫罗金，您是个美男子！……您就是我的偶像！您不侮辱任何人，大家却都恨您；您对大家一视同仁，大家却都怕您，这很好。谁也不会走到您跟前拍拍您的肩膀。您是个可怕的贵族。一个贵族一旦主张民主，他就令人神往了！牺牲生命，无论这生命是您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对您来说都无所谓。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我，我正是需要一个象您这样的人。除您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人。您是领袖，您是太阳，而我则是您的一条蛆虫……”12
但美与高贵只是一个方面，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之所以选中斯塔夫罗金还有另外的方面。斯塔夫罗金在沙托夫也寄希望于他之后说：“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硬要塞给我一面什么旗帜？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相信，我可以‘举起他们的旗帜’，起码有人把他的话转告我了。他认定我可以为他们扮演斯坚卡·拉辛的角色，‘因具备特殊的犯罪才能’，──这也是他的话。”13也就是说，不仅是美，还有丑，正是一种善与恶、高贵与卑鄙的混合，而且是在一种很高层次上的混合吸引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光有美善是不够的，光有丑恶也是不够的，这种混合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运动领袖的形象：为了一种纯洁、高尚、美丽的理想，准备去做任何肮脏、卑贱、丑恶的事。而做这一切肮脏、背离常轨的事，又可因这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理想而得到安慰和辩护。也就是说，彼得还看准了斯塔夫罗金有不畏惧行恶的另一面。14
2、联络各种人，利用各种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身世在作品中不清楚，以前的生活经历也未仔细交代，15他是老一代自由主义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但大概是私生子。16但无论如何，他是可以在上流社会活动的（发动者差不多都来自上流社会），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先是利用了省长夫人尤莉娅·米海洛夫娜的自信和骄傲──使她错以为尽管他来历不明，负有某种危险使命，但却理解和信任她，会在适当时候把阴谋完全告诉她，他并通过省长夫人来影响和操纵省长，他有时也抛出一点虚假的“秘密”──如沙托夫拒绝承印一首鼓动诗的便条（这一便条被他曲解为沙托夫是该诗的作者）──来吸引省长，来获取其信任，并达到打击沙托夫的一箭双雕的目的，总之，他用了相当的精力来走上层路线，打上层牌，他在城里的贵族、官员家到处走动，他怂恿一些人，奉承一些人，迷惑一些人，恐吓一些人（如对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到处制造一种紧张不安的空气，引起猜疑、纷争和混乱，然后溜之大吉，以便混水摸鱼，火中取栗。
而另一方面，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把利用的手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伸到最底层，伸到那些处境最差的人那里，伸到那些有隐私、有把柄、有劣迹、胆大妄为，或者就是被追捕的罪犯那里，他利用他们来打头阵。他说他把这样一些人都计算在他可利用的力量之内了：有一个教师，他和孩子们一起嘲笑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的摇篮；有一个律师，他保护一个受过教育的凶手；有几个小学生，为了体验一下杀人的感受而杀害了一个庄稼汉；还有几个为一切罪犯辩护的陪审员、一个因感到自己不够自由主义而在法庭上哆嗦的检察官等等。17也就是说，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使所有一切的活动都指向成功。所以，他甚至要利用基里洛夫的自杀，让他自杀时留下一张承认自己杀了沙托夫的纸条来作掩护。他几乎是要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他不是不知道其中有些人，尤其一些打头阵的人品质恶劣，名声很坏，但他认为：“现在却必需有一代或两代腐化堕落的人；需要那种骇人听闻的、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这就是现在所需要的！”18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说到需要一些无赖之徒打头阵，然后慢慢就好了。19然而，这可能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面，或者是在底层发生的一面，在被动员者的一面，在另一面，亦即在上层，在动员者的一面，倒有可能发生另一种趋势：即首先是最无私、最有正义感和怜悯心，也最有思想和教养的人加入，然后就慢慢地功利化、鄙俗化、粗野化、残忍和投机的人物越来越多。“事业”常常是由那些最好的人与最坏的人首先干起来的。
在《群魔》中，抢劫教堂被判刑，而后又从西伯利亚潜逃的苦役犯费季卡就起过类似在底层打头阵的作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先想让斯塔夫罗金给其隐瞒的合法妻子列比亚德金娜一大笔钱，同时把这情况告诉费季卡，让他为这笔钱去杀死她，并允诺给他护照和另外的钱，以达到把斯塔夫罗金逼向自己这一边并制造混乱和恐怖的双重目的，后来费季卡果真杀死了列比亚德金兄妹，并纵火烧毁了一片房屋，却没拿到他所希望的钱，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又想用钱把他支开，让他去找斯塔夫罗金报仇。最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还利用了费季卡恰巧被人杀死的情况，对其小组的成员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
3、建立组织。当然，对于事业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自己的组织，建立自己的行动小组，培养一些核心的成员，他在城里建立了一个“五人小组”，这五个人原先大多属于他自由主义者的父亲斯捷潘的圈子：吝啬、胆小却喜欢追逐新潮，标榜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者”利普金；心地纯洁、眷恋家室，然而一家人全追求最新见解的维尔金斯基；他的内弟，空想主义理论家希加廖夫；还有可以在聚会时弹奏钢琴的犹太人利亚姆申；以及一个来历不明、常出入于下等酒馆，与农民，尤其与骗子和强盗十分熟悉的托尔卡琴科。他们听到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一声号令立刻都毫无异议地参加了小组，其中一个动机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日后议论他们不敢加入。又因为他们都热烈地相信，这个小组只不过是遍布俄国的千千万万象他们这样的五人小组之中的一个，它们全都从属于一个庞大但又秘密的中央委员会，而后者还跟欧洲的世界革命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小组又吸收了一个年青人参加杀死沙托夫的行动，这个年青人叫埃尔克利准尉，刚从炮校毕业，人很俊秀，极其孝顺生病的母亲，按期把自己微薄的薪饷寄一半给她。他不爱说话，却总是记笔记，他一认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不久就对他崇敬备至了，准备毫不思索地接受他的任何命令。后来，当小组议决杀死沙托夫时，维尔金斯基多次抗议，希加廖夫最后退出，利普金与利亚姆申均有些畏缩不前，只有埃尔克利与托尔卡琴科表现得最坚决、最果敢。故事的叙述者评论说：埃尔克利是一个仅仅在大事上糊里糊涂、没有头脑的“小傻瓜”；但在一些次要的小事上却聪明得很。他狂热而幼稚地献身于“共同事业”，其实是献身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他永远渴望着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当然，只是为了“共同的”或“伟大的”事业。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替一种思想效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知道把这种思想跟那个在他看来是表达了这种思想的人混为一谈。在所有那些准备谋害沙托夫的人们当中，多情善感而又温和善良的埃尔克利却正好是最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一个，虽说他对沙托夫并无任何私仇，但在参与谋杀他的时候却表现得最为坚决。20
这里涉及到作者写作《群魔》这部书的一个主要意图，即他想指出：人们，尤其是青年，包括有知识、有教养的年青人如何被光辉的理想（或理想的化身：领袖）吸引，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却做下了许多残忍的、倘在平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必须提供一个理由，一个理想，才能鼓舞年青人去义无反顾地杀人，去大义灭亲、去做平时不敢做或者道德上厌恶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我企图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提出一个问题，并尽可能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我们过渡性的和奇怪的现代社会中怎样才可能出现──不是涅恰耶夫，而是涅恰耶夫分子，以及涅恰耶夫分子怎样在自己周围收罗到涅恰耶夫的信徒？21
……我自己是一个老的“涅恰耶夫信徒”，我也曾站在断头台上，被判处了死刑，而且我要请您相信，我是和一群有教养的人站在一起。这批人几乎全部修完了高等学校的课程；后来，当一切已成为过去，有些人还以专门的学识和着作扬名于世。不，先生们，涅恰耶夫的信徒并不总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之辈。
但当时这一切还是从最美妙和最纯真的道德角度去理解的。真的，事实上刚产生的社会主义当时还被它的某些首领拿来与基督教作比较，并当作只是为了与时代和文明相适应而对后者的修正和完善。我们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那里十分欣赏当时这些新的思想，似乎是高度神圣的和崇高的，而且最主要是全人类的，是全人类无可例外的、未来的法则。我们早在四八年巴黎革命之前便完全处于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了。我还在四六年就由别林斯基告知了这种未来“新世界”的全部情况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圣洁性。现代社会基础本身的不道德，宗教、家庭的不道德，私有制的不道德等等信念，为了世界大同而消灭民族，蔑视祖国，因为它是共同发展中的阻力，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思想──这都是当时我们无法克服，相反，以某种忘我的精神为名占有了我们的心和头脑。……在我的长篇小说《群魔》中，我仍然想描绘多种多样和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心地纯洁和诚实的人因此而可能被吸收参与这类可怕的罪恶行径。22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小组成员的成分是相当混杂的，但里面却有像维尔金斯基、埃尔克利这样并非为私利，而是一心为理想的、相当纯真的年轻人，维尔金斯基的特点是：心灵极为纯洁，很少有比他更为正直热情的人。“我永远、永远不会放弃这些光辉的希望，”──他经常两眼闪闪发光地对人说。他谈到“光辉的希望”时总是轻声地、富有深情地、象是谈论什么秘密似地窃窃低语。23而他在被捕后也没有放弃他的“光辉的希望”，他只是诅咒“风云变幻的时局”把他卷进去的那条政治道路，他被捕时几乎感到高兴，“心里像卸下了一块石头。”而埃尔克利被捕后也不后悔，他只是此前在火车站送出逃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看到他那么快地与别人坐下玩牌而不再理自己而感到有些黯然神伤和失望。然而这失望还不是最后的失望。那种最后的失望在有些人那里会较早发生，而在有些人那里却可能要到很晚才会发生。
在《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所建立的小组还是仅具雏形的、不严密的，所以还相当软弱和缺乏力量（尽管如此，仍做下了相当骇人听闻的事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使用了一些手段和策略来维系组织的向心力：例如利用了人们对理想的巨大热情，对进步和新潮观念的强烈兴趣；利用了人们对国外“神秘的中央委员会”的好奇和投入集体的归属感和得意感；利用了人们对职位安排和官衔，参与秘密活动的本能爱好；利用了人们在组织中耻于有自己的见解和崇拜权威的心理。他也不惜利用谎言来欺瞒小组的成员，例如使他们觉得全国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小组，将同时开展这样的行动。这一点对像胆小的利普金这样的人是很重要的，但利普金直到杀人之后才真正明白这样的小组实际上只有一个。24他还出钱给利普金的女仆，让她报告利普金的情况，并要小组的成员互相监视、互相牵制。但总的说，由于他尚非真正具有运动领袖的气质，也由于对于这种组织的实践还处在相当分散、缺乏经验的初期阶段，纪律尚不严明、权威也尚未稳固地确立，仪式和象征的重要性也尚未被充分认识和运用，秘密聚会的成员们甚至还弄不清开会是什么意思。总之，在那个时候，鼓舞精神、控制思想与组织动员的技术还很不完善。这种行动小组尚只是初步预示了后来发展到极其完善严密的革命政党的某些特点，虽然已经是一些重要的特点。
4、行动纲领。这一组织的行动纲领虽然也像其理论、领袖和纪律一样都不很明确，但还是可以看出其主要倾向：这就是通过制造混乱和破坏而最终夺取政权。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曾说到要利用那种认为“罪行是正当的，是对旧社会的高尚反抗”的想法，以及利用俄罗斯老百姓普遍酗酒的状况。25他在杀死沙托夫之后对其小组成员说：“目前你们要做的一切，就是促使整个国家及其道德全都土崩瓦解。将来只会剩下我们这些早就作好了夺权准备的人：我们要把聪明人拉到我们这一边，对于蠢才，我们要骑在他们脖子上。你们不应为此感到害臊。应该重新教育这一代人，使他们配得上享受自由。我们还要对付千千万万的沙托夫。我们要组织起来控制舆论；对于被搁在一边并张大嘴瞧着我们的东西（指国家权力），我们若不伸手去拿，那就太可耻了。”26据希加廖夫的转述，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想在俄国编织一张由众多行动小组构成的绳结之网，每一个行动小组在吸收新成员和无限地发展分支机构的时候，都负有这样的任务：通过经常的揭露性宣传，不断削弱地方当局的威信，在乡村里制造混乱，散布愤世嫉俗的情绪和种种丑闻，让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毫不相信，只顾追求吃喝玩乐，最后，则不惜采取引起民间骚乱的主要手段──纵火，在预定的时刻使国家陷入绝境。27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及其小组也确实在这一外省城市里掀起了许多波澜，制造了或引起了一系列混乱：省长夫人周围一伙人的胡闹；节日宴会出乖露丑的闹剧；纵火以及抢劫；以及一系列流血惨案。当后来向当局自首的利亚姆申被问道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凶杀案和丑闻时，他狂热地急忙答道：“这是为了有计划地动摇基础，有计划地瓦解社会和一切原则；为了使所有的人都丧失信心，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当社会被弄得摇摇欲坠，病入膏肓而且一蹶不振，厚颜无耻而且怀疑一切，但又无限渴望获得一种主导思想并保全自己的时候──突然打起**的旗号，并依靠由许多五人小组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网，把整个社会都抓在自己手中。在此期间，那些五人小组则积极活动、招兵买马，并切实地寻求一切手段和一切可以抓住的弱点。”他最后说道，在这个城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只不过是为这种有计划制造的混乱作了第一次试验。28
这里也许可以特别提一下纵火及其对文化的破坏问题。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了延续两周的火灾，同时出现了号召**沙俄政府的**，人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此专门去找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力，设法制止那些人所做的事。在《少年》中，维尔西洛夫也同样表现了对这样一种不加分辨的纵火和焚毁一切的忧虑，而其立足点是希望保存那超越民族的文化的价值。他说：
我不光是谈战争，也不光是谈杜伊勒利宫29；除此以外，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欧洲旧世界的整个面貌迟早会消失的；但我作为一个俄罗斯的欧洲人，这我是不能容忍的。是的，当时他们刚烧毁了杜伊勒利宫……
……这不过是些鲁莽汉子，但这是执行的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这里面又有他们的逻辑；但在逻辑中永远包含着叫人发愁的东西。我是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我的良心不能容忍这个。这是他们抛弃思想时的忘恩负义，那些嘘嘘声和扔泥块我都不能忍受。这个过程的野蛮残忍使我惧怕。然而现实总是有点野蛮残忍的味道，甚至在最明显地追求理想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当然必须知道这点；可我到底是另一类型的人：我有选择的自由，而他们却不能──我也哭，为他们而哭泣，为旧思想而哭泣，30
5、流血。在这整个行动纲领中，相对于其他所有的手段：制造谣言、混乱、惊惶、纵火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手段还是要直接诉诸暴力，要直接剥夺生命，也就是要造成流血。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看来，如果要加速实现理想，流血是绕不过去的。虽然如何以武装力量和军队厮杀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要砍掉“一亿颗脑袋”的问题已经开始讨论。秘密**上的跛腿教师指出：如今人们通过外国印制的各种偷偷散发的**建议人们联合起来并建立小组，唯一的宗旨就是毁灭一切，其理由是既然这个世界无论你怎么医治也治不好，那倒不如干脆砍掉一亿颗脑袋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这样就可以比较安全地跳过沟渠。31靠说服宣传逐步来解决问题，逐步改造世界被认为是慢办法，甚至完全是空想；支持即便吃掉一亿颗脑袋也要加速推进的一个理由仍然是目的论的，即如果不死这一亿人，专制主义也许要吃掉五亿人。32在这一点上，虚无主义的子辈与自由主义的父辈不同，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虚无主义的子辈正是由自由主义的父辈孕育出来的，但父辈仍是明确反对流血的。如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父亲斯捷潘说：“倘若你们把断头台置于首要地位，而且还这么喜不自禁，那只不过因为砍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而具有思想则是最难的！”33
这种流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流敌人的血，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人要被视为敌人，甚至视为非人──从“人民”乃至“人”的阵营中开除出去，这其中包括被蒙蔽的敌人，比方说敌方军队的士兵，尽管他们同样属于要被解救的阶级，但仍免不了要流他们的血──而且这甚至可能是最大量的流血；另一种是流自己人的血，因为在杀死敌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必有损伤，即便一场胜仗也一般是“敌死三千，我伤八百”，向对方诉诸暴力是不可能不自己也流血的。此外，还会有许多并非敌人，但也不是自己人的，纯粹是被卷入，被波及的无辜者的流血。另外，还有比较复杂的一种是使脱离自己营垒的人，或者同一营垒内的不同派别的人流血。“革命常常首先吞噬自己的儿女”，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后，甚至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开始内部的流血了。自己阵营的异己者常常被更冷酷无情地对待，并且被首先拿来开刀。34流血需要习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说，除了一两代腐化堕落的人，“此外还需要一点‘鲜血’，以便使我们渐渐习惯。”35杀死沙托夫大概也是要培养这种习惯。然而，杀人一旦变成习惯，一旦变为嗜血，这习惯就不容易改掉了，人们将习惯于不是用说服、讨论和表决的方式，而是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虽然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城里只是建立了一个松散的活动小组，虽然真正一直积极主动的只是他一个人（当然，起作用的还有当时的思想氛围），然而，就在这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流血：首先是列比亚德金兄妹的被杀，然后是莉莎在失火后的群众骚乱中被不明不白地打死（连凶手也无法确证）；再是杀人者的被杀，即杀死列比亚德金兄妹的凶手、苦役犯费季卡也被杀了；而这一系列悲剧的最高峰是对沙托夫的谋杀，其结果不仅是他的死亡，还导致他妻子、刚刚找到沙托夫并与之重归于好的玛丽娅·伊格纳捷夫娜的死亡以及一个新生儿的夭折；而基里洛夫恰在此时自杀以及随后斯塔夫罗金的自杀也与这些活动不无关系。这期间甚至还没有开始杀死真正的敌人，就已经有这么多人丧命了，还有一些人则将被判刑。
人们的行为动机总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在作为社会运动的集体行为中。尽管参与者可能不乏为了共同事业和崇高理想的冲动，但其中也很容易掺入个人情感乃至挟嫌报复的动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杀死沙托夫也有报复宿怨的私心，并想用杀死沙托夫的罪行、用鲜血把小组成员拴到一起，因为共同犯罪的纽带有时甚至比共同利益的纽带还要牢固，“你和我一起杀了人，那么你就必须和我一起干了”，或者“我把抢来的东西分给你，你就必须和我一起走了”，何况一起干也许还好处无穷，前程无限，这样，恐惧就将和利益结合在一起成为组织最强固的凝合剂。集体行为又有一种个人非有很大勇气不易独立，不易抗衡的性质，如维尔金斯基尽管抗议，却还是被裹胁进了这一行为之中；当然，有勇气者又可能遭到沙托夫一样的命运。
而这仅仅还是开始，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预言：“好啦，先生，一场暴乱就要开始了！一场世界还未曾见过的动乱即将到来……俄罗斯将是一片愁云惨雾，大地也将为古代的神灵啼哭……”36这一预言也使人想起布洛克的诗句：
我在罗斯上空远远看见，
火辽阔而沉静地燃烧。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并不是一个作者完全虚构的人物，而是实有原型。这个原型就是涅恰耶夫（1847—1882）。涅恰耶夫当过小学教师，但那时他就常常把小学生留给不负责任的朋友照看而自己外出活动，后来在彼得堡医学院做旁听生时参加了旨在**沙皇的运动，通过自编自导一出虚构的“被捕和逃脱”的故事之后，他获得了一个革命家的名声，到了瑞士与巴枯宁结识。1869年他潜回俄国在莫斯科建立了“人民的复仇”的秘密组织，计划刺杀沙皇。在涅恰耶夫的“核心小组”中有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大学生，他和别人的不同是有时会和涅恰耶夫争论，而每一次争论都以涅恰耶夫从上级“委员会”（实际上只是涅恰耶夫自己）那里传达对伊万诺夫的否决而告终。伊万诺夫产生了怀疑，于是涅恰耶夫认定伊万诺夫已经构成了对组织的威胁，他必须被“清除”。“核心小组”的其它成员服从了涅恰耶夫。他们以让伊万诺夫帮忙寻找埋藏的印刷机为由将他骗到荒地，伊万诺夫被打晕后由涅恰耶夫向他后脑射了致命的一枪并将尸体沉入冰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密谋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亲自去看过案发现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涅恰耶夫携回国的一份名为《革命家手册》的重要文件。“手册”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第一句话是“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要从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礼仪、通行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毁坏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就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第二部分是“革命家对待同志的态度”，其要点是革命家不能牵扯上任何与事业无关的友谊或依恋，同志之间友谊的标准仅仅视其在斗争中的有用性而定。“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革命者，即不太有觉悟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对同志的评价只能看他对事业的利弊。”
第三部分是“革命家对社会的态度”，手册把这个“肮脏的社会的所有成员”划分为以下六类：一是应毫不延迟地处死的；二是也应处死但暂且留着以便其行径促使更多的人走向革命的；三是平庸而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必须设法操纵和利用以间接为革命服务；四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和各种自由主义者，对他们要假装追随而实际上逐步控制，借他们的手给政府制造麻烦；五是教条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家，要利用他们去散布革命言论；六是妇女，对于那些轻浮而头脑空虚的，照上述第三、第四种人去利用，对有主见而不愿跟“我们”走的，则照第五种人去利用，而对其中真正革命的，才当成自己的同志。
第四部分是“革命组织对人民的态度”，其中说除了“彻底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外，革命组织没有其它目的，但为此却必须先用一切手段去强化和加深人民的苦难，直到他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从而迫使他们走向革命。这种革命绝不遵循“古典的西方模式”，那总是以一种**代替另一种**，而是要消灭和摧毁一切传统、秩序和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同盗匪联合，他们是俄国唯一和真正的革命力量”。手册要求抛弃文明世界的法律，说“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要四处破坏”，要冷酷无情，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深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已，包括同刑事犯、犯罪分子结成同盟。37
据涅恰耶夫少年时代的朋友卡帕辛斯基的描绘，涅恰耶夫“善于在论辩中设下圈套并羞辱其对手。他十分雄辩，深知如何用真理、诚实、勇气等字眼从心理上影响青年。他不能容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强者面前他会保持沉默并制造出一种对他们的怀疑气氛。他信念坚定，但却是源于自大，并为此准备牺牲任何人。因此，其个性的主要特点是专制和狂傲。他善于吸引别人并制造出对自己单纯和天真的崇拜……他只有两种同志：一种是年长而被他利用的，另一种是同龄或年轻而被他控制的。”涅恰耶夫观察社会的唯一角度是政治，认为政治权力能导致、也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评价各类人的唯一标准、是看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利用来为权力斗争服务。涅恰耶夫对洞悉和操纵青年的心理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和天才。他利用青少年成长期的焦虑，对生活目的的追求，对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反抗心理，以及在宗教传统的熏陶下培养起来的圣徒崇拜和盲目的献身热情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一旦他将他们网罗进其组织，便让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建立起对自己的信赖和崇拜，同时又用严格的等级、纪律和制裁控制他们。但是，正如彭佩（PhilipPomper）在他的涅恰耶夫传记中所说：“涅恰耶夫不幸生在一个其活动只能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戏剧而产生不了解群众性政治效果的时代。”38所以他很快还是失败了。
我们也许可以更明确地说，涅恰耶夫不幸生在19世纪而非20世纪，而大规模的政党和群众性政治的时代要到20世纪才会来临，所以，涅恰耶夫尽管有极强的盅惑和煽动能力，却还是只有少数几个追随者而成不了号令万众的领袖人物，当然其个人的不幸又可以是社会的幸运。而且他也过于直率，把本该隐蔽不言的东西都直接说出来，甚至形成文字，所以，涅恰耶夫档案及其这本《革命家手册》在沙皇专制倒台后也仍然被长期作为密档尘封。涅恰耶夫固然是“革命家”的一种极端类型，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只管目的，不计手段”，从这样一条路上可以走得有多远。
二、他人的血
“他人的血”是借用波伏瓦一本同名小说的书名（LeSangdesAutres,1944），小说的主人公让出身资产者家庭，却参加了工运与警察对抗，在一次流血冲突中，是他给了他的朋友雅克手枪，而死的却是雅克，流的是他人的血，他感到痛苦，觉得他人的血被白白地流掉了，因而退出了政治。但当二次大战来临，法西斯侵略法国时，他又不得不面临选择，于是他进了军队去做普通一兵，想着要流就流自己的血，但他没死，德国占领期间，他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袭击盖世太保，每次袭击都导致大批人质被枪毙，他的女友海兰娜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中弹，他坐在她濒死的床边，痛苦地想着始终是他人的血，即使最后成功了、目标达到了，也流了大量他人的血，他自己还活着，但很多人却死了。
波伏瓦也许仍然倾向于认为，为了正义的事业和争取一个美好的社会，不可能不流他人的血，但她毕竟尖锐和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决没有去试图掩盖它，她的作品并且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道德上的反省：流血，尤其是流他人的血，是否总是有必要呢？是否在道德上总是正当的呢？是否用日后的成功和胜利就可以证明其“值得”呢？而即使“值得”，“值得”是否就可以证明正当呢？对这种“成功”又当作何解呢？它是否仅仅是夺得及保持政权？而即使“成功”包括了人们的普遍美满幸福，它是否就能免除人们对流血正当性的追问？或说流血者是自愿的，但是否还有不自愿者呢？而他们毕竟是死去了，他们不再能说话，而只有活着的人们来思考和追问。而这种思考和追问的一个前提是，成功的存活者是否会对此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是反省能力未曾失去的一个证据。
另外，我们已经指出过《群魔》的局限性：由于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漫画式的丑化处理，其理想带有投机性质，其品质也不足以服人，因而也就不足以透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深刻紧张，不足以充分表现出不同思想的交锋，以及思考者极度的困惑和苦恼。所以我们想在此再观察一下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两部剧本：加谬的《正义者》和萨特的《肮脏的手》，这两部作品都发表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是在一种更广阔，也更发展了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上来思考集体行为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且作者都是采取了一种对革命者试图理解、同情或支持的态度，其中的主人公是在真诚地追求一种旨在正义的社会理想，这样，他们所要承担的谋杀手段与其理想目的，以及与一般道德标准的冲突就显得格外突出，而且，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主要的思想者类型──即不是不发问直奔目标的人，而是经常受到自己的良心折磨和拷问的人。《肮脏的手》的主人公雨果为自己在组织中取的化名正是《罪与罚》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拉思科里涅珂夫”，他出狱后仍坚持要用此将被追杀的名字。《正义者》的主人公卡利亚耶夫被称作“诗人”。他愿意为思想而死，认为这是唯一达到思想高度的办法。最后，这两部作品也将使我们更集中于目的与手段冲突的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即一个美好理想的目的是否允许我们采取流血杀人的手段，而且不止是杀死敌人，也包括杀死孩子、杀死无辜者，乃至杀死朋友，杀死亲人？
《正义者》取材于1905年2月俄国社会革命党一个恐怖小组用炸弹炸死塞尔日大公的行动。这也是一个五人小组，但《群魔》中的那个五人小组与之相比就远为逊色了，就有些接近于是乌合之众，而这个小组则是由久经考验、纪律严明、极具理想和精英色彩的志士组成。他们大概都不是下层出身，而是来自贵族或平民知识分子。小组中要求投第一枚炸弹的卡利亚耶夫说：“我们谋杀，是为了创建一个永远不再有杀人的世界！我们情愿成为凶手，是要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39他认为他要杀死的不是大公而是专制政权，他是往“专制上”，而不是往“人身上”投炸弹。40小组的其他成员如斯切潘所表达的理想更带有一种绝对的性质：“大地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受奴役，自由就是监狱。”41“对我们不信上帝的人来说，要么争取完全的正义，要么绝望。”42乌瓦诺夫虽然生性怯懦，也认为必须行动：“我明白了揭露社会不公是不够的，必须舍命剪除不公。”43
但当卡利亚耶夫第一次要投弹炸大公乘坐的马车时，他突然看到大公旁边坐着两个儿童，于是他放弃了投弹，由此在小组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大致以斯切潘为一方，以多拉与卡利亚耶夫为另一方，安南科夫、乌瓦诺夫也偏向于后者。刚从狱中出来的斯切潘主张无论如何都应投弹，认为放弃投弹意味着前面两个月的准备和为此牺牲的两个人都完全白费了。就因为卡利亚耶夫没有干掉那两个孩子，成千上万的俄国儿童还要在几年当中饿死，他认为不必选择医治每天病痛的慈善，而要选择医治现在和将来所有病痛的革命。他说，我们只要忘记儿童，毫不顾惜，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革命就将胜利，在胜利面前，两个孩子的死又有多大份量呢？斯切潘的论据是目的论、效果论的，即一切要为了计划的成功，一切要服从这成功，当然这一计划的成功又连着一个美好的理想，所有计划最后都指向革命的胜利，消灭专制，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为此一切行为都可以允许，破坏不应有限度。在他的目的论逻辑中，显然有些过甚其辞的地方，一次放弃投弹是否意味着以前的准备和牺牲全都白费了呢？而一次延迟是否就意味着要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在几年当中饿死呢？这些都是没有经过验证的，甚至是无法验证的。不过，斯切潘的论据是很明显地依赖于最后的成功，最后的胜利，这成功和胜利能解释一切，能抹去一切。
对斯切潘的反驳来自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仍是保留在目的论的范围之内而尚未质疑“目的证明手段”的理论，而只是怀疑这样做是否可行，这样做是否能够达到目的，或者这样做所达到的胜利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所设想的。这也许还不是明确的反驳，而只是疑问，就像多拉在卡利亚耶夫说自己情愿成为凶手而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之后所问的“结果要不是这样呢？”44以及多拉说卡利亚耶夫死是为了想让别人生活之后，自己又怀疑：“如果别人也活不了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亦即：即便肯定目的，肯定目的能证明手段，也还有一个“烈士是否会白白死去，白白流血”的问题，他们是否死了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在真诚地为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奋斗而牺牲的人那里，这目的并不止是成功、并不只是夺得政权，它还意味着清白和适合于人的美好生活。
另一层次的反驳论据则是具有道义论性质的，即卡利亚耶夫所说的：不能为了实现未来的正义理想，就允许自己现在就干不正当的事──杀死孩子，不能为一种尚未存在的正义而在眼下就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说这是连最纯朴的农民都会说的话──“屠杀孩子不光彩。”他认为革命中有荣誉，如果那一天革命要脱离荣誉，那他就会脱离革命。从他的论据可以推出：杀死孩子这件事是否正当并不依赖于任何目的和效果，再好的目的效果也不能证明这件事正当和光彩，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和不光彩的，因而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目的都不应被允许，都不应去做。他认为这是最纯朴的道德真理，是任何纯朴的农民都会说的话。这里也涉及到了普遍主义的论据，多拉说：如果真的那样做，到了那一天，革命就将受到全人类的憎恨。斯切潘说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深深地爱人类，我们就能把革命强加给人类，并把人类从它自身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多拉反问：如果全人类抛弃革命呢？如果你为之战斗的全国人民不同意杀儿童呢？也要打击全国人民吗？在他们心里，杀孩子显然是违背千百年来流传的基本的道德规范，违背一般人的意愿的。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道德诫命，例如“不可杀孩子”（还不是“不可杀人”），本身具有一种客观的普遍必然性。卡利亚耶夫还说斯切潘的话里显露了一种专制主义，斯切潘说在破坏中“没有限度”，多拉则认为“有个限度”，安南科夫也说：我们牺牲了数百个兄弟，就是要让人知道并不是一切都允许的。他同意杀害那些孩子毫无意义，决定重新跟踪，如果车上再有孩子，则再等待新的机会。45
然而，卡利亚耶夫，多拉毕竟还是要杀人，要杀死成人，杀死敌人，杀死大公（不排除大公夫人）。所以，随之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思想不能容忍杀戮儿童，它值得让人杀害大公吗？”46斯切潘不会想这个问题，但卡利亚耶夫、多拉看来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们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是被迫如此做的。多拉说“我们杀人是被迫的”47卡利亚耶夫说：“有一种事情比犯罪还要卑鄙，就是迫使不会犯罪的人犯罪。”48这涉及到一个极其困难的、如何判断一个体制的非正义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以及体制中人如何反抗、可以反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也准备死，准备牺牲，亦即“杀人并且牺牲”（多拉语），卡利亚耶夫说他接受投弹任务后，夜里翻来复去睡不着，受着一个念头的折磨：他们把我们变成了凶手。不过他同时又想他自己也要为之而死的，心情于是就平静下来。多拉甚至说“走向谋杀，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卡利亚耶夫同意说：“对，这就是死两次。……现在谁也不能对我提出任何指责了。现在我信心十足。”49也就是说，杀人是死一次，被杀是又死一次。有意犯罪，然后再接受相应的惩罚（卡利亚耶夫因此说当场牺牲还有不足的地方，他更愿死在绞刑架上）。杀人不仅是让人死，自己也等于先在心灵里死一次，然后才是肉体的死。卡利亚耶夫与多拉实际上相当充分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杀人）的份量，乃至承认它的罪性，不然他们就不会如此不安并且愿意接受惩罚了。所以，爱着卡利亚耶夫的多拉虽然多么希望卡利亚耶夫活着，却又宁愿卡利亚耶夫死去，因为她知道活着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他人、对组织又意味着什么，知道他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她只能要求下一次由她第一个投弹，这与其说是她希望被炸的对象死，不如说是她希望自己死。她已完全失去了生趣。她感觉到她在卡利亚耶夫，以至小组所做的事里已经有了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她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
即便如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还有一些问题留存。多拉怀疑：如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亡，始终是死亡，那我们也许就还没有走在正路上。50她感慨“流血太多，暴力行为太多”，甚至怀疑起他们自以为是“爱人民”的理想，“而人民呢，他们爱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吗？人民默然无声，多么寂静，多么寂静……爱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是不是能停止单方表白，并时而得到回答？”她指出斯切潘先摧毁这个世界，然后再相爱是假的，斯切潘也承认了他其实是恨，恨自己的同胞！“我至少还剩下恨的力量，这总比麻木不仁要好。”51这种对自己同胞的恨也许只是恨铁不成钢的恨，但如果铁就是铁，铁永远不能变成钢呢？他们真的理解人民或者说多数人的愿望吗？真的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吗？第二次投弹卡利亚耶夫成功了，炸死了大公，自己则被抓入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囚犯弗卡，弗卡是一个最贫穷的人，是他为之战斗的“人民”中的一个，但却在替监狱干绞死犯人的活（以使自己减刑）──很可能还要绞死自己，当卡利亚耶夫说弗卡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时，弗卡反问道：“那么，老爷，你呢？”
但是，无论如何，那一热血的刺杀仍然是极其悲壮的一幕，那还是一个英雄的时代。相对于后来反复拉锯的两军对阵，刺杀的特殊意义在于：第一，刺杀的对象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是极个别的，往往是针对心目中最大的障碍，被认为是“最反动”或“最危险”的人物（虽然这种判断也有可能出错的时候）。它的目的是旨在造成恐怖的，但它尚不是那种对对象不加区别的恐怖主义；第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刺杀者冒有很大的风险，一般是直接投弹，逃生的可能性很少，所以常常是抱着必死的决心采取行动，几乎是立即地、完全地承担责任；同样，由于这种投弹是要面对面地进行，远非那种操纵按钮、设置定时炸弹、看不见对象的杀人，所以刺杀者还要面临一种直接面对自己要杀死的那个人、看见他的面容、眼神、也被他看见的考验。多拉曾向卡利亚耶夫提醒过这种考验，而卡利亚耶夫也正是因为看见了坐在大公的身边还有两个孩子才放弃了投弹（而如果是在轰炸机上投弹呢？或者在千里之外按动让洲际导弹发射的按钮呢？）这样，刺杀就确实还是把流血缩小到了一个很小的，有针对性的范围，并且是自己选择，自己负责，自己亲自杀死想杀的人，自己为之付出流血的代价。无论正确与否，这是真正勇者的事业却无疑义。而多拉有时听斯切潘说话不禁觉得毛骨悚然，她说：“也许再来别的人，他们命令我们杀人，自己却不付出生命的代价。”安南科夫说：“那就是怯懦。”多拉说：“天晓得？也许那就是正义。而且再也没人敢正面看它了。”
多拉的恐惧将变成事实。萨特的《肮脏的手》所涉及的20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了，这时候的组织已经纪律严明、权威突出、上下关系非常明确，个人已不可能再讨价还价。在《正义者》中，乌瓦诺夫被安排投弹，他突然感到了害怕，他就说出来了，请求去做别的工作，组长安南科夫也就同意了，并在别人面前为他掩饰，这在后来的政党中就决不可能允许了，他将或者执行命令，或者被淘汰乃至清除。《肮脏的手》中的奥尔嘉说：党命令我的，我一定照办。那怕是去杀死自己所爱的人。反省的、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更加被排挤到一边，被认为是“不中用”。投弹刺杀也被认为是过时了的“恐怖主义”。
《肮脏的手》的主人公雨果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由路易、奥尔嘉介绍加入组织，然后他就把他们认作是党，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他不愿只做宣传而渴望行动，于是被路易命令去暗杀党内另一领袖贺德雷，因为路易不同意贺德雷所主张的先与国内敌手谈判再夺取政权的策略。雨果被安排到贺德雷身边做秘书，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快就觉出了与组织的其他成员的差别，当他说他参加组织是为了有一天使所有人都有体面的权利时，奉贺德雷之命搜查他的两个警卫叫他别说这些好听的了，说“小同志，我们这些人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他们觉得和他隔了一座大山，说他只不过是个爱好者罢了，是想办件好事，而他们加入却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52雨果是看见别人饥饿心里不好受，他努力想偿还他所认为的自己作为富人之子所欠的穷人的债，但还是和他们很难融到一起。他想通过参加组织忘掉还有自己，但他还是留恋自己的过去，暗中保存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他也还有洁癖，既喝不了浇酒，也抽不了烟，害怕看着对方的脸开枪，他厌倦自己想的东西太多，想把它们都赶出去，梦想自己成为像警卫史力克那样的人：身上一百公斤的肉，可脑子里装着的只是一个胡桃般大小的东西。他想不思考，只服从命令，服从纪律，想无动于衷地杀人，但他还是办不到，他最后杀死贺德雷只是因为偶然目睹到贺德雷与他妻子亲吻。
贺德雷则已经是真正合格的领袖人物了，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他对谈判的敌手，五角大楼党的党魁卡尔斯基说：“我们是同一种类，但不是同一阶级。”他们都是行动界的顶尖人物，都是通过各自的才干历尽艰险而爬到各自政党的顶峰的。贺德雷也告诉雨果：现在不赞成我的政策的路易不是你那种人，而是我这种人，时机一到，他们又会赞成我的。后来雨果也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对奥尔嘉说：“一个样！贺德雷、路易、你，你们全都属于一个种类──优秀的种类。你们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一些征服者，一些领袖人物，只有我走错了门。”53
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杀死敌人（是否可以诉诸暴力的问题己变得毫无疑义，甚至在雨果那里也已毫无疑义），《脏手》所涉及的中心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为了成功，为了夺取政权而密谋杀死自己的同志？路易与贺德雷两位的分歧只是夺权策略上的分歧，路易因为无法抗衡贺德雷的威望，也无法通过争取多数取胜，于是派雨果暗杀贺德雷。而杀了贺德雷的雨果入狱后被寄给含毒的巧克力，只是侥幸未死，出狱后又被路易追杀，这是为了杀人灭口，因为后来党的政策实际又改变了，路易所执行的正是原先贺德雷所主张的策略，是没有贺德雷的贺德雷路线，杀死雨果只是为了灭口，当然，如果他允诺永远不揭开这一事件的真相，他还有可能被“回收”。贺德雷本人原则上也并不反对那怕是内部针对自己人的谋杀和说谎。54所以，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比谁更强，谁更有力量，谁的机会更好，谁更机警和果断而已。谁能顺利地把党引向夺取政权的胜利，谁就是党当之无愧的、公认的领袖。一切最后都要诉诸于权力的较量，一切最后也都指向权力。贺德雷说：“建立革命政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当雨果说应用武力去夺取，而不应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时，55贺德雷指出凭自身的武力暂时还无法取得政权，但利用苏军兵临国境的形势，迫使国内对手与之一起分享政权，先作为少数派，让对方去承担战争刚结束时的困难，然后在两年后再利用他们的困境起而夺取政权却是可能的。当雨果问为什么一定要取得政权，贺德雷说不利用这一一去不复返的机会就太傻了，他重申磨刀千日就是为了用在一时，“一个政党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权。”56他说他不去管这样做是否对得起那些与国内对手斗争时死去的先烈，因为，“我是搞活着的人的政治，是为活人的。”对同志有时候也要用欺骗的办法，“必要时我说假话，但我并不看轻任何人。”“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政治谋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采用。”他对雨果说“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是这对谁有用处呢？……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血污里去。……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57他说雨果爱的只是一些原则，而不是人，而他爱的是现实的人，“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一起爱，对他来说，“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是重要的；人是可贵的。”58虽然很难说贺德雷要求谈判妥协究竟更多地是考虑到减少生命的损失，还是更多地为了成功地夺取政权，因为按他的原则，若是诉诸暴力能够更迅速地夺到政权，大概他也可以毫不迟疑地使人们浸在血泊中。但这里确实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态度上的变化：在《正义者》中，是知识分子对鲜血犹豫，而在此，反而是雨果反对一切妥协，而坚决地要求诉诸暴力，要求革命者直线行进，不断出击。不计成败的知识者也可能会不计鲜血，追求人道的理想会变成不爱人而只爱原则。这是理想的异化，但它仍是目的被手段异化。在为了目的不计手段上雨果与贺德雷并无二致，只不过雨果表现得更坚决、更激烈、更纯洁（而实际是更幼稚、更不成熟、更缺乏现实感、更绝望）而已。在这一方面，雨果若继续勇往直前，彻底脱胎换骨，他甚至会变得相当可怕，虽然大概也仍然成不了第一号人物。因为，这脱胎换骨可能还是来得太晚了。
人们常常赞扬行动的坚定和忠于信念，然而这并不一定总是一个道德上的优点，因为，不仅目的与信念可能有误，即便它正确无误，它也可能被不正当的手段渐渐异化而变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写道：“道德的东西并非仅仅指对自己的信念始终如一的思想，有时候不恪守自己的信念更为道德，而且本人是坚定的，……他之所以停止的惟一原因是他认为停止和不恪守自己的信念是比恪守信念更为道德的行动。扎苏里奇——‘准备斗争流血是痛苦的’——这种犹豫比流血本身更为道德。”59因为，在使事业成功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道原则。
“集体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集体行为的许多道德问题都是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中展开的，在一个自发的运动中，尤其在其初期，道德可能主要是一个群众的道德问题，而在有组织发动的运动中，尤其是随着运动组织化的加强和规模的扩展，就将越来越是一个领袖的道德问题。可惜这些问题还不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作中展开，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主要还是一个“小组”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政党”的时代，不是一个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代。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写到了狱中一些具有某种“打头者”或基层“领袖”潜在素质的人物，但这些人物的性格尚没有充分展开，并且，他们多是来自下层，而最高层次的“领袖”尤其是作为开创者的“领袖”一定还要具有某种较高的文化教养或知识训练，能够联接上、下层，乃至擅长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人物，这类领袖人物的登场将要到20世纪。我们希望能在别的地方来探讨这种关系。
1奥尔逊在《集体行动的逻辑》（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publicgoodsandthetheoryofgroups，1971）一书中将“集体行动”理解为一个团体的成员为追求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如农民为说服政府提高价格补贴而采取的行动。他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团体中的不参与行动者也能坐享其成的问题。
2我将更强调发动者与被发动者的区别，尤其在作为社会运动的集体行为的初期。
3参见保罗·威尔金森所撰：“社会运动”，载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群魔》，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6—537页。
5《群魔》，第538页。
6《群魔》，第541—542页。
7《群魔》，第557页。
8如高尔基说：《群魔》是“所有企图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无数尝试中最有才能也最恶毒的一个。”见其：“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载《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
9这实际上只是他眼里的希加廖夫学说，是经过他的转述而扭曲了的“希加瘳夫学说”。
10《群魔》，第555页。
11《群魔》，第512页。又见第99页，斯捷播也说到迷恋社会主义的年青一代：“使他们入迷的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感伤的、理想的成分，也可以说是它的宗教色彩，它的诗意……”。
12《群魔》，第556页。
13《群魔》，第337页。
14但斯塔夫罗金不肯担任这角色，也许是因为高傲，因为鄙视，还因为厌倦。
1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差不多都是这样来历不明，就像他也不怎么交代他笔下人物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他一下就把它们端出来，他最关注的是它们所构成的紧张、所产生的影响，他总是更注意现在和未来而非过去。
16见《群魔》，第96—100页，以及第407页的暗示。
17《群魔》，第557页。
18《群魔》，第558页。
19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191页，伊凡这样讲到斯麦尔佳科夫：“他是个奴才和下贱人。在日子到来的时候是一块打冲锋的活肉。”“打头的是这类人，然后才出现好些的。”
20《群魔》，第763页。有关埃尔克利的情况，另见第521、719—720、760—763、800—801、829—834、889—890页。
21涅恰耶夫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真实原型，介绍见后。
22《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172页。
23《群魔》，第38页。
24《群魔》，第807页。
25《群魔》，第558页。
26《群魔》，第804—805页。
27《群魔》，第725—726页。
28《群魔》，第887页。
29该宫1871年5月被巴黎公社社员焚毁。
30《少年》，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609页。
31《群魔》，第539页。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在赫尔岑的回忆录里，一个革命家施特鲁沃说：“只要杀死二百万人，革命就会成功。”见项星耀译：《往事与随想》中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32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语，见《群魔》，第542页。
33《群魔》，第286页。
34赫尔岑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当时法国的一个革命者巴泰勒米主张必须首先从自己的阵营中清除敌人，甚至包括清除象雨果、马志尼、科苏特这样的人。见《往事与随想》下册，第80页。
35《群魔》，第558页。
36《群魔》，第559页。
37以上材料分别引自拉津斯基根据原苏联秘密档案写成的《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页、60页；程映虹文：“涅察也夫现象”，载《读书》1997年第7期；鉴真文“《革命者教义问答》”，载《南方周末》1998年6月12号。
38以上一段转引自程映虹文：“涅察也夫现象”，载《读书》1997年第7期。
39《正义者》，李玉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40《正义者》，第180、217页。
41《正义者》，第166页。
42《正义者》，第207页。
43《正义者》，第170页。
44《正义者》，第177页。
45以上见《正义者》第二章。
46《正义者》，第220页。
47《正义者》，第178页。
48《正义者》，第224页。
49《正义者》，第178—179页。
50《正义者》，第232页。
51《正义者》，第209页。
52《脏手》，载：《萨特戏剧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23—324页。
53《萨特戏剧集》上，第414页。
54《萨特戏剧集》上，第346页。
55指与过去的敌手妥协，欺骗和利用他们以争取时间和壮大力量的手段，而雨果在此之所以说不正当，可能是指这是机会主义，并且对不起牺牲的同志。
56《萨特戏剧集》上，第385页。
57《萨特戏剧集》上，第386—387页。
58《萨特戏剧集》上，第389页。
59《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