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人格—荣格
冯川着
长江文艺出版社
神话人格—荣格
西方智哲人格丛书
目录
序言…………………………………………………………………１…
荣格的生平………………………………………………………１…４
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１…４
二、命中注定的选择…………………………………………２…１
三、职业生涯和学者地位的奠定……………………………２…５
四、与弗洛伊德的恩怨………………………………………３…８
荣格的思想………………………………………………………５…１
一、深海下的海床……………………………………………５…１
二、原型与原始意象…………………………………………６…０
三、“个性化”之路…………………………………………７…１
四、心理的超越功能…………………………………………８…０
五、人及其象征………………………………………………８…６
荣格的方法………………………………………………………９…７
一、两种不同的释梦方法……………………………………９…８
二、“解梦”意味着什么？…………………………………１…０７
三、放大与比较……………………………………………１…１４
四、现象学吗？……………………………………………１…２０
荣格的先驱………………………………………………………１…３４
一、集体无意识与阿赖耶识………………………………１…３５
二、荣格与尼采……………………………………………１…４０
荣格与中国传统文化…………………………………………１…５０
一、人的潜能的实现………………………………………１…５１
二、梦的预言与应验………………………………………１…５８
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１…６７
一、精神分析的语言学转向………………………………１…６７
二、荣格与后结构主义……………………………………１…７４
三、荣格与当代阐释学……………………………………１…８１
四、荣格的后现代意义……………………………………１…９３
荣格的世界性地位与影响……………………………………１…９７
一、“埃拉诺斯”的精神会餐………………………………１…９７
二、若干当事人的回忆……………………………………２…０２
三、荣格的世界性声誉……………………………………２…０８
序言
一位在本世纪享有巨大声誉，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堪称功成名就的伟人，竟然用《回忆.梦.反思》作为书名来传记自己的一生，这不免令人感到有一些沮丧和吃惊.如果个人的生命价值真像他暗示的那样取决于内心世界的充实而不取决于现实生活中的成功，那么人们应该怎样去对他作出身份和地位的判断呢？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为人们提供了那样多的成功机会和就业领域，而他却至今难以被确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这会不会正是因为他注重内心生活的完整更甚于外部世界的破碎呢？
当一个人把他的兴趣更多地从外部生活转向了内心世界，并试图通过阐释“心理”的种种象征而赋予人生以意义时，我们能够因为他曾经当过医生，从事过科学研究、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写作过各种各样的着作和文章，就把他定位为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吗？
这里，我并不是要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我们面前的这位伟人是一位“古代”意义上的圣哲或先知——他醉心于神话、艺术、宗教，执着于一切精神产物和神秘象征的“文本”阐释，始终不懈地致力于透析梦的预兆以及梦中包含的启示.尽管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德性，我还是更宁愿和那些思想较为开放的传记作者一道，把他视为二十世纪最值得注意的精神现象之一，看看他究竟能否给我们以某些有益的启迪.毫无疑问，从职业上看，荣格首先是一名医生.但作为医生，他的确与其他医生大异其趣.这倒不是因为他并非一般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而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而是因为他根本不像大多数医生那样对医学问题持一种“科学的”、“唯物的”态度.例如，他居然不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甚至断言死后的情形至今仍然未知——“死亡以后的‘科学’证据在哲学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对这种事情我们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人生诸阶段》）他认为对那些因死亡逼近而感到人生没有意义的人来说，相信灵魂不朽、相信死亡以后生命仍然存在比不相信要好一些；他认为信仰使人的生活变得充实，因此即使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有信仰也比没有信仰要好一些.对被迫处在死亡恐惧中的人们，他提倡以一种更能适合自己的解释去消除生命在死亡威胁下可能给人带来的毫无意义感.站在医生的立场，从治疗的角度考虑，他居然认为宗教信仰是符合心理卫生的：“作为医生，我认为从死亡中发现一种能够为之努力的目标是符合‘卫生’的；反之，在死亡面前退缩则是不健康、不正常的；它使我们的后半生完全失去了目的.我因此认为拥有一个超世俗指向的宗教，从心理卫生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合理的、可取的.当我住在一间房子里，心里却知道它在两周内就要塌下来砸在我的头上，我所有的生命功能便会因为这一想法而受到损害；但如果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我就能正常而舒适地居住在里面.因此，从心理治疗的立场，把死亡看成是一种转换，看成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其范围和延续均在我们的认识能力之外，我认为是可取的.”
（同上，ｐ２１）这哪里还像一个医生，哪里还像一个相信科学、相信生命是一种“蛋白质现象”的人说的话.这倒像一个用廉价谎言，用精神鸦片欺骗和麻醉病人的江湖郎中.——但这些话中真的就一点深刻的智慧也没有吗？
同样，我们也不能把荣格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家.一般的精神分析学家通常都把自己对病人的帮助理解为帮助他人“适应”现实、“适应”外部世界.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通过分析病人的深层心理，找出其不能与外界和谐的隐秘原因，并通过使病人最终摆脱这些梦魇的纠缠而走向对外部世界的顺从和适应.但荣格心理学却抱着与此完全不同的宗旨.在荣格心理学中，精神分析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达到精神的综合；这种综合只有在病人的心理取向从外部价值的执着，返回到内在价值的追求时才能实现.心理治疗不能着眼于“向现实认同”而压抑自己的内在需求，相反它必须同时也接纳和吸收来自精神深处的“他性”（ｔｈｅｏｔｈｅｒ），并经常与我们内心深处的“声音”作相互理解的对话.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为了适应当前的现实而压抑那些一直是生命根本的需求，不能为了适应现实而使自己陷入精神的单一、枯竭、**和破碎.在心理治疗中，荣格一直着眼于这样一条宗旨，那就是帮助病人摆脱囿于外部世界而不能回归精神故乡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处境.在对梦、幻觉和各种“症状”的重视中，荣格最终是要病人通过对“自性”的阐释，达到完整的自我认识并由此而把握住人生的意义.可见，作为特殊意义上的精神治疗者和“现代先知”，荣格与一般的精神分析学家是大异其趣的.但如果我们以为荣格的意义就仅限于开创了新的治疗方法和新的心理学学派，我们就大大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和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荣格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心理学的领域而对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位思想先驱，荣格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至今还没有被众多研究者们所穷尽.举例来说，当六十年代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不少人曾把荣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先驱；但后来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出现时，人们又颇为困惑地发觉：荣格对“理论体系”的坚决反对，以及通过“语词联想”（ｗｏｒｄｓ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放大”（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等方式对梦、幻觉、象征所作的自由而开放的解释，竟与德里达“延宕”（ｄｅｆｅｒ）、“扩散”（ｄｉ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增补”（ｓｕｐｌｅｍｅａｎｔ）等说法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那么，德里达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会不会也从荣格那里受到过某些启发呢？更奇怪的是，如果把梦、幻觉、象征等视为“自性”这位隐匿的作者写出来的“文本”，那么荣格对这些文本所作的阐释，在方法上竟能够为当代阐释学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荣格的意义还远远没有穷尽.大约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思想僵化的人便认为荣格的学说难以“从技术上”作学科“定位”，而试图抹煞荣格在二十世纪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突出贡献.荣格的难以“定位”。
从下面这一事实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１９８６年（荣格逝世后二十五年），“荣格与人文学科大会”在纽约召开.这次会议的宗旨是重新估价荣格在现代思想文化中发挥的卓越而有争议的作用，重点是确定其对人文学科的阐释方法所作的特殊贡献.同时，这次会议力图把荣格放在当代思想的背景中，对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作所谓“后荣格式读解”（ｐｏｓｔ－Ｊｕｎｇｉａｎｒｅａｄｉｎｇ）。而其特殊背景之一，则是由于后结构主义在语言和文本等问题上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这样，这次会议和由这次会议引发的“后荣格式读解”，便成为对后现代文化和后精神分析学时代的一次展望.这一展望接触到众多问题，恰恰说明了荣格思想的丰富和驳杂.从纽约大学的卡林.巴纳比（ＫａｒｉｎＢａｒｎａｂｙ）博士和霍夫斯塔拉大学的佩莱格里诺.达西尔诺（Ｐｅ１ｅｇｒｉｎｏＤ－Ａｃｉｅｒｎｏ）教授合编的大会论文集可以看出，在这次大会上，人们从神话、宗教、人类学、哲学、文化、文学、历史、艺术、妇女等众多问题上，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中，讨论了荣格对文化阐释学的贡献.讨论中人们特别提到了玛丽－路易丝.冯.弗兰茨（Ｍａｒｉｅ－ＬｏｕｉｓｅｖｏｎＦｒａｎｚ）１９７２年在《荣格：他的神话与我们的时代》中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指出：
荣格的工作囊括了如此众多和如此不同的兴趣领域，他所产生的影响，迄今只能说刚刚开始.今天，人们对荣格的兴趣正越来越浓厚，特别在年轻一代中更是如此.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影响的日益增长，迄今也只能说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从现在起，三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来讨论他的工作和他的着作.也就是说，荣格是如此领先于他的时代，以至今天人们也只能逐渐地追赶他的种种发现.
确实，这段话的重新被提及，表明了人们确信荣格丰厚而有待开发的思想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东西需要探索.也许，今天人们更应该着眼的正是如何去发掘荣格思想中那些尚未被人们发掘到的东西，而不是困惑于如何从职业和学科上为他多方面的工作作机械而僵化的定位.荣格的思想虽然堪称庞杂，接触到的领域也可谓繁多，但却并不是不能对之作出大致的清理.在这方面，着名的荣格学者菲利普.赞布里斯基（ＰｈｉｌｉｐＴ.Ｚａｂｒｉｓｋｉｅ）的意见值得重视.在为《荣格与人文精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０年版）一书写的引言中，赞布里斯基指出：荣格的思想和工作，其影响面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一个领域中的影响是它形成了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实践中的一个学派.而在此之外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他对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影响.尽管人文学科诸领域中的许多人或者并不承认这一影响，或者对荣格所知甚少，或者坚决抗拒荣格的思想，但却并没有影响他们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语言中使用诸如情结、内向、外向甚至原型等说法.——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他们无论如何逃避不了荣格思想的影响.在谈到荣格对当代人文学科的影响时，赞布里斯基作了这样的概括和清理.他认为荣格主要以三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精神视野，第一种方式是对无意识的理解，对此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作出评估：
一、无意识是实实在在的；心理现实及其无意识层面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予以认识和强调.“我们头脑中的意识并不是我们舰队唯一的舰长，甚至也不是我们思想的舰长.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也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都要受到那些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力量的影响.”
二、由于无意识毕竟是无意识，我们当然就不可能直接认识它而只能通过其间接的显现、“通过其结出的果实”来认识它.这些外在的显现可以从梦、艺术作品、思想和想象、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那些使人们普遍受到感动的象征中得到辨认.
三、心理的每一外在显现都同时混合着多种影响.首先是清醒的自我（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ｅｇｏ）的影响；其次是个人以及个人所从属的群体身上那些很少被意识到的情结的影响；再次是来自未被意识到的集体心理的那些无论以什么方式结合在一起原型动力机制的影响.
四、无意识通过想象产生出象征.这些象征始终关涉着人的心灵.人们不能将其视为具体的实物或事件，也不能将其视为形而上的实体或视为某种符号.象征之所以难以解释是因为它始终闪避着“这意味着那”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举例来说，公牛可以是心理能量的象征，这一象征也许表现和代表了富于攻击性的男性**，但它同样也可能表现和代表的是某位神灵所具有的那种巨大而可怕的“男性创造力”，在后一种意义上，它已经具有了神话学的涵义.
五、心理象征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个人的领域而具有超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荣格不可避免地是宗教的.”
“荣格相信人生故事必须在两个层面上讲述，就像在古老的史诗如《奥德赛》和叙事性典籍如《圣经》中一样.荷马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在必有一死的人们中进行的一切，例如俄底修斯滞留在卡吕普索的岛上，孤弱无助地默默垂泪；紧接着，他描写了在不死的神祇们中发生的事情：诸神集合在奥林匹斯山上，雅典娜劝告宙斯，说现在是让俄底修斯返回家园的时候了；于是赫尔墨斯被派去传送这一消息……俄底修斯的故事、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耳的故事、摩西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必须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讲述，否则便不成其为完整的故事，也不成其为真实的故事.”
在对无意识的理解上，赞布里斯基的上述概括，的确富于时代性地揭示了荣格在精神领域或人文学科方面的贡献.像约瑟夫.坎培尔一样，赞布里斯基及时地指出了荣格对当代宗教的贡献.宗教并不是远离日常生活的高头讲章，相反，它不知不觉地渗透在古代和当代的叙事性典籍特别是文学和神话之中；此外，通过其它许多艺术形式，宗教的精神也总是致力于以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当代阐释学的工作，更多地应致力于从象征的层面上阐释文本在宗教精神方面的涵义.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荣格早已开始了这一意义上的阐释工作.宗教精神的沦丧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看到：忽略生活中种种事件（广义的“文本”）寓有的象征涵义，例如对一切作品一切事件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不考虑其深层寓意——这正是技术理性时代的一大特征——也无疑是宗教精神终于失落的一个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恰恰是荣格在他的着作中不断地告诫人们重视象征具有的“未知的”和“神秘的”涵义，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包括当代文学、当代阐释学在内的当代人文学科的认识.荣格影响当代精神视野的第二种方式，按照赞布里斯基的说法，是他对邪恶和悲剧的忧郁而阴暗的感觉.浅薄的读者也许会误以为（与弗洛伊德相比）荣格对人类历史持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而许多认为弗洛伊德比荣格更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也往往不知不觉地同意了这一看法.然而正如赞布里斯基指出的那样，“那些涉入到艺术和人文学科中的学者怎么可能不接触到（邪恶和悲剧）这些重大问题？荣格对人类心灵和人类历史持一种黯淡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并不是一个田园般阳光明媚的世外桃源（或至少很难得是这样）。
１９３９年弗洛伊德去世之际，荣格关于弗洛伊德曾这样写到：‘所有那些关于人性本善的滔滔而谈，自原罪的教义不再被人们理解之后，已经弄昏了那么多人的头脑，而现在却被弗洛伊德席卷而去，我们期盼着那仅剩的一点残余也被二十世纪的野蛮一扫而光.’（ＣＷ，Ｖ.１５，Ｐ４６。）尽管出自不同的背景，他的这一说法却与他瑞士的同时代人卡尔.巴特的说法毫无二致.然而，与卡尔.巴特不同的是，荣格走得更远.邪恶和悲剧是如此深深地渗透到事物的本质中，以至荣格被迫深思甚至是上帝中黑暗的撒旦本性.“
这的确是十分沉重的肺腑之言.技术极权时代表面繁荣下掩盖着的危机，的确已使世界黯淡到甚至基督教也不能拯救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人文学者的悲哀就不仅限于失去的乐园不能复得，而且还深广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找不到现成的、曾经有过的、人类可以赖以栖身的家园.但是从另一生存维度，通过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传统作坚持不懈、立足于现代和后现代处境的对话，通过重新恢复文学、历史文本那已经丧失了的神圣内涵并使这一内涵从当代境遇和当代阐释中透显出来，通过显发和揭示当代种种象征的古老的神话学含义，世界又并不是不能投射出一线隐隐的希望.然而，正像仅仅基督教（或东方新儒学）已不足以使人确立得救的信心，仅仅道德和宗教也不足以重新振拔沉沦已久的人类精神.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荣格才对艺术和审美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不同于历史上宗教和道德总是认为文学艺术败坏人心而蓄意加以排斥的局面，今天，致力于重建精神家园的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当代文学和艺术（包括后现代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神话功能、神学功能和宗教功能（当然并不仅限于此）。也许，唯有通过以一种艺术的和审美的态度去使许多东西成为意义不确定并因而永远有待阐发的象征（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象征还是美学意义上的象征），逐渐退隐的神圣意义才有可能再现真善美的光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和艺术这一集中体现了人类精神创造力的领域，便不再如扬雄所说是所谓“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相反，它应该是通过叙述、抒发、表现、隐喻、象征等方式营构精神家园的“英雄用武之地”。
在赞布里斯基对荣格的概括性阐释中我们看到，荣格对当代人文学者发生影响的第三种方式，乃是荣格本人对精神那无穷无尽、令人惊异的创造力的敏锐感觉和浓厚兴趣.“一次又一次地，从极有天赋的心灵、头脑中和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直觉和象征中，产生和迸发出了携带着生与美的力量、能够治愈和猛然唤醒的力量、能够把工作与爱——把逻各斯与厄洛斯——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这是来自自性（ｔｂｅｓｅ１ｆ）的创造力，它似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对人们行使着它的力量.“
“创造性想象和情感用它们的作品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它们能够纠正我们片面的自觉意识和自觉思维……并且几乎总是带来一种价值上的补偿.”这就正像荣格本人在《心理学与文学》中所做的那样，赋予了艺术作品以一种拯救性的价值和力量.站在我个人的阐释立场，我认为荣格身上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人类精神现象的高度尊重.这种尊重是对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在荣格看来，精神和精神现象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并不附属于某种外在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对之作出解释.精神现象从梦、幻觉、想象一直到神话、宗教、文学、艺术，在较浅的层面上固然可以用现实生活、历史社会去对之作外在的解释，但其深邃的精神内涵和象征内涵，却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角度去予以诠释.这种外在的诠释被荣格视为“客观层面上的分析”，它的巨大弊病，就是导致对精神和精神现象作简单、片面的理解.这种简单、片面的理解，最终是要把精神和精神现象肢解、打碎以便缩减和消解其固有的价值，使之成为另一些东西（如物质基础、生物冲动、经济目标、政治需要）的附庸，从而剥夺其独立存在的地位和意义.在十九世纪的气氛中，在当今对金钱和实利的信奉和追逐中，许多人早已不再相信精神还有什么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但与此同时却又因精神的失落而产生出巨大的焦虑、苦闷和空虚.不过，尽管人们普遍感觉到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精神家园的丧失，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精神采取了放逐的态度，把它视为物质的奴婢、肉体的附庸.从而，只要我们自己改变这一态度，给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应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和精神现象从起源、性质和意义上归结为精神以外的某种东西，我们便不难摆脱因精神失落而产生的种种苦痛，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另外要声明的一点是：本书虽然被定名为《重返精神的家园》，却并不等于我认为我们此刻就有一个既定的、现成的、可以当下回归的精神家园，也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舒适而温馨的精神家园.“重返”仅仅是一种譬喻，甚至不妨说是一种譬喻的譬喻.在本书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中，“重返”不妨被读解为“营构”，因为在本书作者看来，唯有通过建设性的阅读、聆听、对话和诠释，东方和西方的人文学者才能共同“营构”起可以“重返”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