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军轰炸珍珠港，紧接着，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依然逗留于在华日占区的外国人的命运。他们有可能遭到搜捕、拘禁，甚至被投入监狱，这些都只是时间问题。
而事态的发展也正是如此。1943年3月12日，埃里克·利德尔及其在天津的同事接到日方命令，立即去山东省中部的潍仙市(后改名为潍坊市)的“民间人士集合中心”(拘留营的委婉说法)报到，同行的还有几百名其他“敌对国国民”。
利德尔被指定为英国传教士小分队的队长，他们奉命把行李送去营地：每人规定可带三只箱子、一张床，以及一些床上用具。3月30日，这些外国人手提行李，排着队穿过中国人夹道而立的街道，狼狈地向天津火车站走去，这是一个令人蒙羞的最后场面——白人在远东的统治不光彩地结束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已在东方崛起，他们将接过被西方长期占有的衣钵。
经过了16个小时令人疲惫不堪的旅程，他们来到离潍仙市2英里处的拘留营。这里原是美国长老会布道团的驻地，现已被毁。院落宽183米(200码)，长137米(150码)，里面有一所学校，一座教堂，若干公共宿舍，三间厨房和一间面包烘房。虽然建筑物的外观还保持完整，但在日本人反西方思潮冲击下，室内的所有设施，已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床、暖气设备、管道、家具，都被刀劈斧砍，街上一片狼藉。
拘押犯蹒跚走进营地。入口处上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原来传教团的中文名字“幸福乐园”，无疑，对于现在正从它下面走进去的人们，这真是一个辛辣的讽刺。而映入他们疲倦眼帘的最令人丧气的景象，则是营地内的厕所。即便是最最麻木的人，乍见之下，也会为之骇然。兰登·吉尔基，来此以前是北京郊区英美大学的青年教师，他在那本名为《山东的院落：处在压力之下的男男女女的故事》的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第一眼见到这些基本生活设施时的感觉。
“当我们打开门走进男盥洗室，一股恶臭直冲鼻孔，我们恨不得立即退出，重新回到室外三月的清新空气中来。当我们发现内部设施几乎是新装的，实在惊讶不已。这是东方式的厕所，瓷便盆嵌入地下，如厕时不得不蹲在上面，令我们感到不适。便盆上方墙上，挂着带有长长的金属拉链的瓷水箱，但没有一根拉链连着便盆。上面那中看不中用的管道不通，便盆内均已满得往外溢淌。拘留营内没有清洁工人，没有管道修理工，也没有自来水，那么要制止便盆内脏物外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传教士梅雷迪思·海尔斯拜回忆道：“在潍仙的生活，实在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严酷战斗。”戴维·米歇尔，进拘留营时才是个9岁的男孩，在《一个男孩眼中的战争》(OMB丛书，1988年出版)一书中写道，他还能清楚记起那种恶臭，以及“污秽不堪的露天污水池，我们用来吃饭的厨房兼餐厅里的老鼠、苍蝇和疾病。在炎热的夏夜，这种恶臭充斥在笼罩于拘留营上空的酷热、刺鼻的尘雾中。”
这1800名被拘禁者，是一个各不相干的群体，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和阶层：有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有白俄，甚至还有来自一支流动回力球队的两家古巴人。无论他们以前从事何种职业，人人都得尽快学会新技能，掌握谋生之道：过去不习惯手工劳动的高级行政官员，现在不得不学会烤面包、捅火炉；以前很少踏进厨房的端庄娇贵的上层社会的淑女们，此刻已能熟练地刷地板、洗餐具了。
没过多久，营地就安顿下来，生活变成了一种纯粹是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早上7点起身，处理杂务，完成分配的工作任务；点名(自从两名被押人员逃走，点名已变成一日两次)；排队如厕，排队进餐——但永远也填不满啃噬肠胃的饥饿。戴维·米歇尔至今还记得拘留营那张毫无营养、千篇一律的菜单。早餐：两片薄薄的面包(发酵粉供应不足时，常常烤得又硬又瘪)，小米或高粱稀饭，偶而加一点白糖；正餐或午饭：乱七八糟的杂烩或随便什么的混合物，包括一点软糊糊的茄子，通常人们称之为S．O．S．(‘老一套的杂烩’)，偶而供应一道甜食；晚餐：通常是汤，实际上常是老一套的杂烩搀水的另一种叫法。
奥斯瓦德·达拉斯，被拘前是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官，现在成了潍仙的面包师。每当面粉供应不足，他只能用花生壳磨粉做面包。“热的时候，还能勉强凑合着吃，可一冷却，就硬得像石头。”后来，日本人终于开了一家小卖部，被拘押者偶而可以加点菜，可以买些诸如花生、鸡蛋、蜂蜜、应时水果等。
玛丽·泰勒·普雷维特的曾祖父詹姆士·赫德森·泰勒，曾在中国内地创建了传教团。玛丽进拘留营时，才9岁。“在战争初期，我们靠细高粱、粗高粱或绿豆过日子，把他们煮成当早餐的谷类食物，也用他们来做我们想吃的面包。”
“在肉店工作，可真得有点胆子，他们面前尽是些刚刚扫去蛆的死动物。人们还来不及用苕帚把讨厌的苍蝇赶走，他们已在食用肉上产下了卵。有一次，跟日常饮食供应同时送来的，还有看上去令人作呕的肝——黑乎乎的，样子可怕，周边发硬、呈乳脂色——厨师们觉得可疑，就请来我们学校的医生，再征求一下意见：这究竟是否能吃？医生猜想，这可能是一头老骡子的肝。于是，我们就把它吃了。”
人们的情绪越来越紧张，脾气急躁似火，一点就着。为了区区小事就会争执不休，而这些事情在正常生活中都是微不足道的。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令人窒息的、干苦活的环境中毫不足怪。“如果你想见识一下人性恶的一面，”一位在押犯后来回忆道，“你只要站在那儿，瞧瞧那领食物的队伍就行了；怨怒和乖戾，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饥饿的囚徒时刻会猛扑分发食物的服务人员，犯人们斥责他们在分发规定的半勺子汤时不公，给这个多了，给那个少了。排着队洗餐具的女人们，尖声叫着，把油腻的洗碗水互相泼到对方身上。”
潍仙是社会的缩影：这儿有医院、实验室、学校和教堂。这儿也有娼妓、酒鬼、吸毒者、窃贼和小偷，专偷厨房里的份外食物；此外，还有一帮帮四处闲逛的愁闷的青少年。由于没有父母的监管，十几岁的孩子夜间在拘留营地范围内闲逛，传闻在某营地大楼的地下室内还发生过**事件。珍妮·考特莉尔记得，那儿许多年轻人由于被监禁在拘留营内,不能真正享受人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挫折感。“有一位异常聪明的女孩就曾说过：‘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我们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男朋友！’”
“类似的骚乱事件不断，”考特莉尔回忆道，“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们渴望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可日本人给我们提供的仅有的消息，无非是他们又一次击沉了整个英国舰队，或是伦敦第5次被炸成残垣断壁，等等。显然，都是些胡说八道，可是我们得不到任何确实的消息，我想正是这一点，尤其使人感到沮丧。”
“有一二个军官特别喜欢滋事，”她的丈夫乔·考特莉尔回忆道，他当时也在拘留营(他俩是在被拘期间结的婚)，“有一个警察头头非常凶残，人们给他起了个‘金刚’的绰号，因为他个子很高大。幸好当时似乎尚未有蓄意侵犯个人的政策。那时夜夜实行宵禁。从夜晚10点起我们就不得走出公共宿舍区，宵禁时间根据一年不同时期而定，或至早晨6时，或至早晨7时。厕所设施都在宿舍外面。事实上，夜间如厕是件既麻烦又危险的事，特别对女人。街上有日本兵巡逻，已有多起不幸事件发生。”
拘留营内时常受到虫害侵扰，所以多次组织了灭鼠竞赛以及灭蝇运动。“到处是嗡嗡嗡飞来飞去的蚊子，以致疟疾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疾病。”被拘押的儿童凯丽·托伦生—马尔科姆回忆道，“夜间，床垫里的臭虫爬到我们身上，拼命吸血。海根(她的兄弟)有一天早上在自己床上数了数，共有500多只臭虫。我们用开水浇床垫和家具，试图一举歼灭他们，但这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我们依然浑身发痒，搔得更勤。”对付这种体形扁平、浑身通红的臭虫，人们常用刀子或拇指指甲沿毯子边缝掐死他们。可是不管囚徒们用什么方法消灭这种害虫，他们的战斗均以失败告终，因为臭虫实在太多了！
无法保持隐私、缺乏生活空间，是拘留营生活中最令人头痛的两件事。居住在公共宿舍里的单身男女，每人可分得长度仅183厘米(6英尺)、宽度仅91厘米(3英尺)的空间，床与床之间相距只有46厘米(18英寸)。已婚夫妻可以拥有房间，面积是396厘米(13英尺)长、274厘米(9英尺)宽。
营地建立不久，日本人曾把某些四口之家的家庭安置在两个房间，而其他家庭则被迫挤在一个房间。兰登·吉尔基，作为营地住宿委员会的负责人，试图调整这种状况，他建议把四口之家的十几岁的孩子转移到接受监管的集体宿舍去，腾出来的房子可以分配给住房拥挤、急需扩大空间的家庭。吉尔基确信，前面提到的那些家庭一定能理解这一建议所包含的合理性以及博爱精神。于是，他信心十足地来到一个杰出的美国传教士之家：
“屋子的主人，尽管已步人中年，依然英俊、聪明、待人接物圆熟老练，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妻子是一位能干、令人敬重、慈母般的妇人；她献身众多的社会事业，在家里是位称职的女主人，举止优雅，为人宽厚。他们几乎完美地体现了美国职业夫妇的风范：受过良好教育，慷慨大方，心地善良，集中体现了对人友好以及基督徒关心人的精神。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16岁，一个14岁，按我们的计划，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都有可能得迁入集体宿舍。由于他家紧邻就住着拥挤的一家，我相信，这些好心人绝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当我敲响他家屋门时，我想问题将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不出所料，怀特夫人谦恭有礼，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当我热情地讲到这个话题时，她表示对那些不幸人们的处境十分关切，这使我确信，她和她丈夫一定非常乐意尽他们所能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深受鼓舞，把准备让男孩们集体住宿的计划摊了出来，并告诉她，将由‘优秀教师，笃信基督’的埃里克·利德尔来监管这间宿舍。我热诚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决定……我们的话谈到这里，如果说怀特太太有所变化的话，她似乎变得更礼貌了。可是同时，她讲话也变得有点模棱两可起来——我注意到她有点犹豫不决的样子。要想回过头来谈计划的细节，似乎越来越困难了。最后我建议，也许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第二天再来听她的回音。
“‘噢，真是太感谢您了，’她温柔地微笑着说，‘这样，我丈夫和我今晚就有机会好好考虑此事，还可作个祷告。’在这种令人鼓舞的语气声中，我离开了。
“第二天，我又来到她家，她的态度似乎明确了，语气充满自信。我感到一丝欣慰。我想，这儿终于有人来带头了，不是反对我们，而是给我们以帮助。当她彬彬有礼地开始谈到这个话题时，我急切地听她往下说。
“‘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昨天夜里我们考虑过了，还为此作了祷告，’她笑着对我说，‘我们作出了决定，我们不能让年幼的儿子去住集体宿舍。’
“‘可他们的住处离开你们不过50码，怀特太太！’我大声说道，‘我相信，你们不至于怀疑在埃里克·略德利(显然，这是利德尔的代名)的照料下，他们还会出什么事吧！’
“‘噢，不。只是保罗才16岁，这个年龄很容易受外界影响。对别人家的那些孩子，我不想说什么闲话，可是你知道他们的情况！此外，这儿暖气和通风设施很不正常，而且我清楚，除非有人管着，保罗吃得很少，所以他老是伤风感冒。约翰尼才13岁，让他离开我们，这绝对办不到……昨天夜间我们谈过了，事情再清楚不过，在这种地方，家和家人有多么重要。我们肯定，待在拘留营中，我们首要的道德责任就是要为孩子们保持一个真正的美国之家。’
“我看得出，在她谦恭而坚定的态度中，她自感心胸坦然，因为她找到一种问心无愧的道德准则来支持她的做法。她已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裹上了‘道德’的包装，这种道德的前提是，确认任何具有人性的人都讲道德责任，愿意与别人和衷共济；所以，除了符合她的道德责任观念，她对其他事情全都无动于衷，甚至当她为了捍卫家庭的利益而违背群体中别人家庭的利益时，她也是受这种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于是我明白了，要刺穿这张“正义”的盔甲是十分艰难的。至此，我不免有些恼火。
“‘就算你说得对，怀特太太，家和家人对人人都十分重要，’我加重语气反驳她，‘那么，对于你邻屋的那对夫妇，对于那和两个男孩共住一屋的夫妇，真正的美国之家又该如何保持呢？’
“当我提到这一点时，怀特太太关心人的基督精神溢于言表。她义愤填膺，满脸通红，而且十分同情。她点着头表示同意我说的话，她说：‘我知道，那些日本人可恶之极，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
“结果就是如此。我看得出，送保罗去集体宿舍是绝无可能了。我走着回家，既生气，又失望。我自忖：‘如果连怀特夫妇都不愿和我们合作，我们还能去找谁呢？我们中间难道就真的不存在友好和善意了吗？”’
如果说，吉尔基对拘留营中的商人说了不少坏话，说他们心怀偏见、贪得无厌、名声极坏，那么，他在谈到传教团成员用伪善的道德包裹的桩桩件件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行为时，他语气的尖刻和谴责的力度，便大打折扣。他讲述下面这件事时，口气就显得有点轻描淡写。
有一次，红十字会送来了包裹，每个包裹里塞了16条美国香烟。这可使传教士们在道德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该如何处置这批香烟。按照教会禁止吸烟的神圣原则，他们本该全部予以销毁，可是正如吉尔基所说：“诱惑力太大了，这批香烟很有利用价值……瘾君子们愿意用牛奶、罐头、黄油和肉来换一二包香烟。交易有利可图，而且准保成功。”几乎所有原来假装虔诚、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出借定量配给卡的传教士们，现在都拿自己的16条香烟用来换取爱好的食物。
吉尔基不断进行这种令人沮丧的指责，直至他碰到埃里克·利德尔。
“人们很难有幸遇见一位圣徒，而他很像我所认识的圣徒，已非常接近这一标准。在那儿的最后一年，我常常在晚上兴高采烈地去和女友约会，路过游戏室时，我总要往里瞧一眼，看看这些传教士煮些什么东西给孩子们吃。可我老是看见埃里克·略德利(利德尔)俯身在棋盘或模型船边，或指导孩子们跳某种方形舞，他是那样专心致志、那样热情洋溢和兴致勃勃，为了吸引被集中在一起的小伙子们的注意力，开发他们的想象力，他竭尽全力，全身心地投入。”
乔治·金来到拘留营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第一次见到利德尔的情景：“我吃力地拎着两只沉重的箱子，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小道，步履艰难地向前走着。在这之前，我们刚刚乘坐一艘中国海岸航船，经过了两天折腾，感到非常饥饿和疲惫，有人领我们到集体宿舍，面对这间空荡荡、谷仓似的屋子，我们感到凄楚可悲。突然，一路上给我帮忙的人压低声音说道：‘不要盯着看，听我说，朝我们走来的那人就是埃里克·利德尔。’
“我十分虚弱，难以集中精力把迎面走来的陌生人跟若干年前‘名声远扬’的奥运健儿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朝边上扫了一眼，看了看走在路上的这个人。他个子不高，相当瘦，由于风吹日晒，皮肤呈古铜色。他身上的衬衣十分古怪，我从来没见到过，虽然在那种地方，我对各种古怪服饰，已经司空见惯。我后来听说，这是用利德尔太太的一对布窗帘改制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那种平凡普通的外表。他的样子一点不像著名运动员，或者不如说，他似乎从未想把自己扮成个著名运动员。这一点，我后来逐渐清楚，正是他绚丽人生的奥秘所在。我敢肯定，他是当时活着的人中间最谦虚的一位。”
利德尔一到潍仙，就被指派担任学校数学和理科教员，负责组织拘留营内的体育活动，还担任管理员，负责照料单身男女和孩子们居住的两大集体宿舍。他还被委托领导基督教联谊会的工作，并充当营地日本人的首席翻译。除了“官方”指定的这些职务，他还主动承担照料老人、病人、体弱者以及穷人等大量任务，包括为他们排队买煤，买配给品，还为他们劈木柴。“做这一类事情，耗尽了埃里克的精力。”当时的一位被拘押者回忆道，“此刻，我仿佛仍能看到他背负50磅重的红十字会包裹，从教堂送到那些年老体弱者的家里。”另一位被拘者说道：“我现在还记得，他沿着营地内的路沉重缓慢地走着(‘沉重缓慢地走着’这词用得恰当，因为拘留营的伙食早就使埃里克的步履失去了弹性)，肩上挑着装满煤灰、煤屑的沉重木桶，送到那些需要做煤球、烧炉子的人家。”
按照乔治·金的说法，利德尔“无疑是拘留营中人们最需要、最敬重和最爱戴的人。有一天晚上，他在计算一周中估计可以干多少小时，我十分惊讶，这张时刻表人人都能承担，何必要他独自去操心呢！”
乔伊斯·思特朗克斯，在拘留营时才十来岁，他至今记得，当时去找利德尔的年轻人特别多，使得与他同住一室的室友十分厌烦，他们做了一个可以翻动的示意牌，两边分别写着：“埃里克在”和“埃里克外出”。埃里克通过把牌子翻到“在”或“外出”，就可以让找他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去向。
“这是我逗留在拘留营期间最伟大时刻之一，”当时的少年被押者凯丽·托伦生—马尔科姆在她的《我们签名放弃生命》(大学校际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写道，“当时，厨房里只有我一人，我正单枪匹马地要抢在600个人挨次进来领取他们的配给食物之前，消灭厨房里数百只苍蝇。埃里克·利德尔恰好走过。我跟他很熟，他既当过我的垒球教练，又是我的《圣经》老师。他停步走了进来，专心地看我忙碌了一会。他那双湛蓝、锐利、带笑的眼睛，以及让人安心的笑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对我说，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正通过自己的行动领着人们走近上帝，尽管我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只不过为他们扑杀苍蝇而已。他曾教导我说，我们的所作所为若不是引导人们接近上帝，那就会把他们从上帝身边推开。他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此刻除了上帝，谁也没看到我做的事情，谁也不会给我应得的荣誉。”
就像在英华学院时对学生们一样，利德尔对拘留营中的青年人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组织各种活动，让孩子们始终有事可做，他组织的活动包括国际象棋和跳棋比赛、工艺品展览、游戏和木偶戏演出。为了鼓励孩子们保持身体健康，他常常领着他们绕着营地四周跑步，并教给他们跑步技巧。
“一个又一个晚上，”一位被拘者回忆道，“他苦笑着把妻子留给他用的所有被单撕成一条一条碎片，用来包扎几根被弄坏的曲棍球棒，谁也不知道这些球棍如何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出现。他把中国胶水在相当于一支烛光的花生油灯上方熔化开，然后把撕成条状的亚麻布粘贴到棒上。
“他教他们玩圆场棒球，这是个令人开心的场面。他还作出安排让美国人进行一系列棒球比赛，尽管他对星期日的比赛从不过问。”可是有一次例外。按照拘留营营规，星期日不准举行任何比赛，但有一个星期日，一群闲得无聊的年轻人公然违抗这一规定，组织了一场男孩对女孩的曲棍球比赛。没有裁判员，双方火气越来越大，比赛以吵架收场。第二个星期日，利德尔出现在比赛场上，亲自为这场比赛执法。
“埃利克确信，让年轻人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一起游戏和工作，比保持他的严守安息日原则不受亵渎更为重要。”他的好友乔·考特莉尔如是说。所以，这位曾经因为拒绝在星期日比赛，宁愿放弃在奥运会上夺取100米金牌机会的人，为了在年轻人中间提倡和平相处、团结友爱的精神，却心甘情愿牺牲自己原先奉行的原则。
利德尔还花费大量时间，对希望在战后能上大学的年岁较大的孩子，给以额外的理科知识辅导。仅仅为了帮助一位女孩学习，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多时间，为之绘制化学仪器，因为这些仪器在拘留营中根本无法获得。这女孩从利德尔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战争一结束，她就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墨尔本大学。
有一位拘押者在被监禁时才18岁，他后来写道：“我和别的年轻朋友一起，非常有幸能聆听埃里克给我们讲课；他给我们当私人导师，讲授物理和化学课程。当时，我很迟钝，老是记不住数学公式。为此，他特地设计教学法，对我循循善诱，十分耐心。每次想起这些，我对这位杰出的教师楷模，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利德尔的另一位学生至今还记得，他曾把一堂课的内容录写在一张圣诞卡上，而此卡是他亲自设计、亲自绘制的。
正是这种悄悄的、不拘礼节的姿态，往往比语言更有说服力。譬如那次他把在爱丁堡奖得的一块金表拿去称重、估价，准备卖了筹钱给大家买垒球设备，尽管最后没有必要那么做。
哪里有不幸和痛苦，哪里需要安慰或帮助，利德尔就会出现在那里。无论青少年，无论体弱多病者，只要他们需要补充食物，利德尔就主动献出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定额，不带偏见、不带歧视地平分给大家。
伊莎贝尔·赫朗太太，当时名叫伊莎贝尔·哈里斯，她从齐福学校进入拘留营时才14岁。她回忆道：“埃里克去世时，营中一个俄罗斯**曾对我母亲说，埃里克·利德尔是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而从不要回报的唯一男人。我想她指的是这件事：她刚来拘留营时，埃里克曾去帮她钉过一些架子。她是个一切都得靠自己张罗的女人，没有人会帮她干这些事。利德尔从不计较一个人来自何种社会阶层，他从不以此取人……拘留营中有些传教士是绝不会向她那样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可埃里克对待事情绝不像他们那样。
“传教士”赫朗继续说道，“可能是与别人保持某种距离的人。当时他们中间有人只关心自己的同类人，对其他人就不太关心。传教士们没有时间关心别人的孩子，他们只关心传教士的孩子。可是利德尔却能跟任何人通力合作。每当我想到他，这一点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肯定是个信念非常坚定的人，因为他对待我们大家都一视同仁。”
诺曼·克利夫曾在《幸福乐园》一书中描述过自己少年时代在拘留营中的经历。他还模糊地记得另一件事。一个名叫玛乔里·温泽的女孩患了伤寒病，必须和其他拘押人员隔离。唯一能安置她的地方就是那间陈尸室，在戴维·米歇尔的记忆中，这是整个拘留营中最吓人的地方。“我们中间胆子大的，”米歇尔想起此事犹觉可笑，“常常用棍子去捅那盖尸体的被单，可要是谁忘了把门带上，风吹动被单时，我们就拼命地逃开。”玛乔里的头发不得不剃光，令人卒不忍睹。在这间陈尸室里，她虚弱不堪地苦熬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她还亲眼目睹邻床患同病的天主教修女死去。利德尔坚持每天来此停留片刻，给她读点故事，竭力给她的心灵和备受煎熬的生活注入一丝欢乐。对自己的所为，利德尔从不张扬、不炫耀。
“要是有谁没完没了地抱怨拘留营中的环境，”另一位被拘押者说，“那么埃里克就会指出，生活中毕竟还存在有趣的、给人以欢乐的事情，他眼中闪烁的喜悦光芒就会驱散人们心中的愁云。反之，假如他担心某人家庭关系陷入麻烦，他就会想方设法找出他认为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人，让他来弥合裂缝、促进和好。他待人友好，性格平和(我从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火)，加上他对上帝和原则的忠贞不渝，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面对险恶的突发事件，化险为夷，安然地度过风风雨雨。”
长期的拘押环境使身体最强壮的人也纷纷病倒。到1944年夏天，众多的被拘押者患上了伤寒、痢疾和疟疾，身体几近衰竭。此外，还有很多人患了精神崩溃症和忧郁症。当战争进程转向不利于日本时，我们的配给开始减少，基本食品日益局限于面粉、高梁和绿豆，质次的蔬菜和发臭的肉食成了风毛麟角。当这些东西也吃完时，就只剩下面粉了。厨师们发明了一种面包糊。他们把不新鲜的面包隔夜加水浸泡，第二天榨去水分，给难闻的面包糊搀少许面粉，再加上肉桂做调料即成。只有极度饥饿的拘押犯，才敢把这玩意儿吃下去。
一个承担重体力劳动的普通人，每天需要的热量大约为4800卡路里，然而，拘留营中男人每天的配给食物已减少到1200卡路里。饥饿的情状，显而易见：人们憔悴、疲惫、冷漠。孩子们的牙齿缺少珐啷质，而少女长成了妇人却不来**。有些老师想方设法要改善孩子们严重缺钙的状况，他们按照营地医生的建议，把蛋壳洗净、烘干，再磨成砂砾般的粉末，然后一匙一匙地喂给孩子们吃。“我们感到窒息，感到噎住了，于是就用力呼气，”玛丽·泰勒·普雷维特有趣地回忆道，“我们希望在不得不吞食前，能把砂砾吹掉，可怎么也做不到。所以我们就用牙嚼粉状蛋壳，以吸取纯钙。”
食物定量的减少、食品中最基本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就连利德尔也同样无法避免。到了1944年底，他主动承担的巨大工作负荷和沉重的责任，加上严重营养不良，使他的健康开始大大恶化，终于导致疾病缠身——该疾病最后夺走了他的生命。
根据玛西·狄特蒙森所说，当时利德尔已患了严重的头痛病，而且变得健忘。为了努力改善记忆状况，为了集中注意力，他开始背诵狄更斯《双城记》中的某些章节。狄特蒙森还记得，其中一节正是西德尼·卡顿在代替朋友接受死刑前，于断头台旁说的那段感人肺腑的独白。
当安妮·布奇恩在利德尔患病数月后抵达营地时，对利德尔外貌的变化十分吃惊，他已变得呆滞木讷。他的健康状况显然在日益恶化，原来走路时富有弹性的步伐和充沛精力，几乎已丧失殆尽。而且，他还受到剧烈头痛的折磨，这迫使他不得不卧床，用绷带蒙着眼睛，恳求别人让他安静。和利德尔同住集体宿舍的乔·考特利尔回忆道：“埃里克开始抱怨头痛，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少有的。他对我们在宿舍烧煮食物时的些微气味抱怨不止。我们开始明白，他的情况不妙。”利德尔尽管头痛剧烈，但仍坚持给年轻人以教诲、忠告和鼓励，只要他们需要他，他就出现在他们中间。
1945年1月，利德尔遭到流感和窦炎双重袭击，治疗效果不如预期那样见效。安妮·布奇恩听说他病情恶化，便疾步直奔男子宿舍，不顾禁止妇女进入的营规。“我一见他的病况，就立即去找拘留营内的主任医生，我对他说，埃里克必须立即送医院。医生说，没有床位，可我仍然坚持，埃里克必须进医院治疗。最后，他被送进了医院。因为他坚强无畏，从不说自己有何不适，所以医生们说：‘噢，他会挺过去的。’”
可是事实正相反，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院期间，他似乎突然中风，导致右脚部分瘫痪，讲话含糊不清，神情恍惚。医生们怀疑他长了脑瘤，可他们对此束手无策。
表面上，利德尔愉快如常，他不愿透露内心深处的想法。安妮·布奇恩是他愿意倾诉内心感受的为数不多的对象中的一个。由于长期与弗萝伦丝和孩子们分隔两地，加上剧烈的头痛，他意志消沉、度日如年。“在拘留营中，人们多次见他对着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发愣，”布奇恩回忆道，“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觉得前途渺茫，万事皆空。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他没能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弗萝。这不像原来的埃里克。他可是个一直充满希望的人。”
尽管剧烈的头痛继续折磨着他，利德尔的体力似乎稍稍恢复，而且开始锻炼右腿。“埃里克跟我妻子和全家一起喝茶。我们为他以及像他一样长期远离亲人的人们感到遗憾。”在利德尔住院期间曾去拜访过他的一位传教士说，“由于我们住在医院顶层，中国内地布道学校的孩子们和我们待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也许能使他在康复期过得愉快些。我太太做了些小蛋糕，邀他一起品尝。他请求护士允许他攀登4层楼梯，到我们小小的房间来看望我们。护士对他说，他是要想‘伸手摘星星’。然而，在护士扶持下，利德尔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当他坐下时，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埃里克说话说得很慢，显然，他说话很困难，但他相当开朗，充满希望。看得出，他用自己的意志战胜了虚弱的肉体。他没有待很久，但我们邀请他两天后，也就是星期一，再来和我们一块饮茶。当我们匆匆赶去参加一个聚会回来时，我们才发现，对于一个刚刚摆脱沉疴，不久前才能起床的人，竟能像我们现在一样攀登那么高的楼梯，完全是奇迹。我们盼着他再次光临，我们在那家供应匮乏的拘留营商店中为他买来了最好的食物。
“他来了，看来病情有所好转，一只眼中的异常神色也已消失。他穿戴整齐，行动比以前稍稍利索。我们坐下聊天，一起喝茶，吃点心。我们谈到上帝对他的眷顾，健康得以逐渐恢复，他也告诉我们，根据医生诊断，他的病痛主要因工作负担过重所致。
“接着，埃里克说的话使我永生难忘：‘使我陷入麻烦的只有一件事，’他说得很慢，‘我本应指望上帝来解决这一切，那我就不会在重负下崩溃了。’
‘‘我丈夫竭力让他宽心，但是，他最后感叹道：像埃里克这样的人，若不是被工作重担而压垮的该有多好啊！对这一点，他去世后的进一步诊断作出了清楚的证实。
“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埃里克又一次爬着楼梯来还我一个盘子(前一天我曾用这个盘子装过食物给他送去)。他高高兴兴地聊天，高高兴兴地笑，还肯定地说，他身体在好转。然而，就在那天夜晚，他却去世了！”
“在拘留营时，”利德尔在天津的一位同事的妻子撰文写道，“我在医院厨房做饭，兼做管理工作。我们要给150人做饭，全都是4岁以下的孩子和病人。听说埃里克喜欢吃蛋糕，我就拣个日子‘专门’为他做了一个送去。他很激动。后来我见着他时，他告诉我说他吃得很开心。
“接着，他离开了一阵子。后来有一天下午3:15，他遇到了我，我刚好下班。他正在散步，我离开身边的女士，走过去和他谈天。我们一起走了大约15分钟。他还是以前那个乐天的他。‘你收到弗萝的来信了吗？’我问他。哦，原来他果真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他对我说了此事。他看上去累了，说话不大利索。由于多日没见到他，我想该让他多休息休息。‘不，我必须让这两只脚重新走动起来。’他说。可我还是把他送进屋里，让他享用午后茶点，而这竟成了我们的诀别，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他去世了。”
利德尔去世前三天，克莉丝汀·海尔丝拜也在营地医院，她刚刚摆脱几乎夺去她生命的伤寒病。利德尔来这个病房借赞美诗集，他在给弗萝伦丝的信中引用了一首赞美诗，他需要核对一下是否准确。他认出了她，由于高兴，脸上带着笑容，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利德尔通过红十字会给弗萝伦丝发出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以下是原信的副本：
“我担负的责任过重。神经系统稍稍出了点毛病。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后，情况大为好转。医生建议我换个工作。他要我放弃教书和运动员生涯。做些体力劳动，譬如烘面包……要是这样的话，确实不坏。务必与我保持联系，告知我家中的情形。谢谢你的安慰，寄来的包裹我很喜欢。向你以及孩子们致以我的特殊的爱。——埃里克。”
“有件事后来让我很不安，尽管读信时我并未想到，”弗萝伦丝回忆道，“他最后一封信是打字机打的，这可不同往常。他准是请谁代打的。信中他说神经系统稍稍出了点毛病，对此，我也觉得可疑，利德尔怎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天早上，一阵突发的胸闷和咳嗽向他袭来，稍停，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他又开始发出朗朗笑声，又和人们开起了玩笑，就在这时，又一阵痉挛。这时守在他床边的一位学生，尖叫着跑出病房呼叫医生。医生立即派人将利德尔送到单人病房。安妮·布奇恩此时正要下班，闻讯后迅速奔到他床边。“我问他感觉如何，而他答道，谁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这是他平日的口头禅：‘他们一无所知。’之后，我拒绝离开，我要留下照料。有二三位医生站在隔壁病房的中间，正在议论埃里克的病况。我向他们走去，并问道：‘你们是否认为埃里克就要死了？’一位医生说道：‘胡说八道！’我回到埃里克的病房，此时他已将近走完人生道路。他悄悄对我说，‘安妮，这就是彻底奉献。’他又一次痉挛、呕吐，污物全都吐在了我身上，接着，他陷入了昏迷状态，而且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他是个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人，我相信，他说‘彻底奉献’，理所当然，绝不过份。大家都清楚，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完全清楚。”
第二天早晨，为他所做的尸体解剖显示，他脑部左侧有一颗很大的肿瘤，根本无法手术切除。就是说，即使他获得最先进的治疗，充其量也只能推迟必然结果的发生而已。
埃里克·利德尔去世了，仅仅6个月后，即1945年8月，美国的伞兵部队就解放了这座拘留营。
玛丽·泰勒·普雷维特至今仍清楚记得美军到来的那个日子：
“那天的上午已过去一半，我躺在床垫上，突然听到拘留营上空有一架飞机的嗡嗡声。我迅速冲向窗口，只见这架飞机陡地朝下飞来，然后缓缓下降，接着又一次绕空翱翔。这是一架巨型飞机，机身绘有一面美国国旗。美国人正在飞机窗口向我们挥手致意！
“树梢后，银色机身的门打开了，我惊讶地瞧着一张张巨大的降落伞缓缓飘落地面。
“整个潍仙疯狂了。我向大门跑去，随着混乱的人流向前涌动。囚徒们跑来跑去，挥舞着双拳伸向天空。他们哭泣、诅咒、相互拥抱、翩翩起舞。尽管嗓子已嘶哑，他们仍高声欢呼着。一波又一波的人群裹挟着我，从哨兵身旁涌出，来到拘留营外的田间。
“1英里外，我们找到了他们——7名年轻的美国伞兵——手持武器站着，周围是一片沉甸甸的高梁。
“欣喜若狂的囚徒们潮水般地向他们涌去。人们在旷野尽情地享受着自由。他们赤着双脚，饥肠辘辘，混杂一团，把伞兵小队长扛上肩头，抬着他凯旋返回拘留营。”
历经3年的饥饿、污秽、凄惨和蹂躏，3年面对死亡和疾病的折磨，囚徒们终于获得了自由。几周内，他们将全部被遣返各自的祖国。孩子和父母，丈夫和妻子即将重逢团聚。但是，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埃里克·利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