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圣经阿摩司书第五章
雁子
今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刚才在中央电视台看见两个理论权威历以宁和吴敬连的访谈，突然觉得我也有话要说。他们说的两点我非常同意，一是社会保障问题，二是政府应该退出政府不该管的领地，管好该管的事情。正好是我也想说的。
2007年中国税收达到了惊人的历史最高增幅，完成税收收入49442、73亿元，比上年增长11806亿元，增长31、4%。这个高增长的数字与我们有多少关系吗？
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充满活力的中国，快速前进的中国，但同时也是问题的中国，混乱的中国，无序的中国。目前中国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遮掩的地步。
我不是政治学家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面对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过去我写过一些比较激烈的文章，针砭时政揭露丑恶，自从成为基督徒，这方面文章写得越来越少了，因为每每触及，总会遭遇来自主内的“批评”和劝勉。久而久知，把我“修理”得几乎没了棱角。最近看了唐崇怀老师关于神学和哲学的一些理论，看了王诒弟兄的文章，加上自己近2年来的思考，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基督徒不能闭门修身不闻时政，而是要勇敢地走向社会为民说话，高举基督公义的大旗与罪恶作必要的斗争，争取在各个领域的话语权，在大众中作光作盐，以信仰之光开民众之眼，以基督徒的言行荣耀主名。
今天就说说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发展飞速，人民生活大大改观，人均工资增长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准不是钱的增长，不是看你家有多少家用电器和多少存款，而是应该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和大多数人幸福指数的增减，人们是不是感觉比过去幸福和平安了？大众上不上得起学？生不生得起病？住不住得起房？这些最基本的状况应该成为改革成败的首要标准。
曾几何时，这三大福利事业正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几元钱上个学，几毛钱看个病，按工龄排队分房是“公有制”的模式。那时一个人月工资30元就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那时我们穷吗？并不觉得穷，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改革了，这“三座大山”成了国家的负担，成了改革的绊脚石，好象不搬掉改革便难以继续。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三大改革：教育产业化，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如今培养一个大学生至少要近10万元，相当于普通农村几十年的收入；医药费涨了几十倍几百倍，得了大病只能等死；一个中等城市买一个两居室住房要几十万上百万，是一个普通大学生毕业生不吃不喝30年的工资收入。
我们可以不去高消费不去宾馆酒楼不坐出租车不逛商店，但是我们不能不让孩子上学，不能保证自己和家人不生病，不能没有一个安居的住所。这恰恰是中国政府对外声称的“生存权才是最大的**”的基本内容。一个政府如果连大众这些最基本的**都不能保证，还谈得上是人民的政府吗？拿与老百姓生命最直接的安身立命的事情来“改革”，还美其鸣曰为民谋利为国发展，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恶劣之极。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大改革的直接“成绩”。
首先看“教育市场化”，所有学校的定价都是经过政府部门核定和批准的，分明是计划体制的做法，却一把推给了“市场”。在国家的法定收费数字上，一些贪恋的地方官员和学校蛀虫又加上了“额外”的盘剥，这些后来被划为“教育乱收费”的范畴。2004年国家审计署披露了广东化州、浙江东阳、河北涞源等50个县基础教育经费的审计结果，发现“2001年至2003年10月，45个县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政府部门违规制定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校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一些政府机关将“乱收费”金额挤占、挪用去盖楼、吃喝甚至合伙瓜分。如广东某市财政局挪用学校收费资金4百万元用于平衡预算；该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交纳的1,356万元图书资料款、体检费等以现金、私人存折等形式隐匿账外，其中大部分已被集体和个人私分。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千亿元（该统计数字不包括隐藏瞒报未被发觉的数额）。
这就是教育市场化的“伟大成绩”。与此相对应的是，自“改革”之后的教育水平每况愈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比改革前的“包袱”更大的包袱。
再说医疗改革，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可知，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持续上升至目前的5%（这个比例也并不算高）；与此同时，政府负担的卫生支出比例却从32%持续下降至目前的15%，而且，卫生总费用中由社会支出（即社会保险机构和病人所在单位负担的支出）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从48%降至25%），而个人负担的医疗支出比例则从20%逐渐攀升到现在的60%左右。这说明，“医疗改革”造成了对个人财产的侵蚀和对居民收入的严重透支。
中国有4千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医药最发达的美国也才200多家制药企业），每年有超过3万件的新药注册申请，药监部门一年要审批1万件左右，2005年在中国被批准的“新药”是1,113个（同年，在技术力量和财力最为雄厚的美国，被批准上市的新药只有81个）。中国所谓的“新药”大多是改名称、改剂型、换包装的老药，只有价格才是新的，而这新价并不是由药品市场的竞争所形成，却是在药监局、物价局里诞生的。药价里包含了给有关政府部门及官员个人的“好处费”（2005年以来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等官员先后被拘押，在“医改”期间一直主政药监局的前局长郑筱萸更涉嫌腐败大案，即为明证）；还得预留给医院院长和医生们的回扣（近几年媒体披露的案例中，回扣之高往往导致一些药品价格在出厂价基础上翻番甚至涨价50倍）；此外还要给药品招标采购部门准备“公关费”；最后，“新药”进入实行“以药养医”体制的各地医院后，还名正言顺地加价，国家允许医院加价15%。（引自杨光文章）
以中国人的性命作抵押来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在一种完全没商量的绝对不公平的状态下实行的“改革”。谁都会生病，谁都必须来医院看病，没有选择的余地，根本就是一种卑鄙的乘人之危。中国的医疗体制还基本上是以国有为主，所谓走向市场实际上就是走向垄断，走向专/制。
再看住房改革。中国的房价以每月两位数增长，一两年内几乎翻番，这是市场规律吗？是什么样的“规律”导致如此疯狂的上长？这个规律就是人的欲望，无休止的贪欲。搞得大部分人买不起房是改革的目标吗？单凭市场的自主调节根本不可能如此畸形发展。中国的房价畸形完全是人为的，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从土地政策，拆迁政策到安置政策都是极为不合理但却合法的。房地产业是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首，政府和开发商是最大获利者，而国家在税收和利息上的调控手段最终还是都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穷的人更穷，富的人更富，严重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社会极为不安定的因素。这就是中国住房改革造成的直接效果。
不管是上学还是看病还是住房改革，打的都是市场化的招牌，行的却是垄断行为。老百姓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甚至连总理都没了办法，尽管心里埋怨那些打着改革的招牌为自己谋利的经济学家，改革理论家，黑高参，实际上也把他们没有太大办法，只好“举头望天”了。
老百姓能知道什么？他们可能还真以为自己为改革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可能还真以为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要走的道路，可他们却不知道，那些被我们批判了半了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开始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了。被我们当作“革命”手段破掉的社会主义“铁饭碗”，如今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一个国家在没有可靠的福利保障制度下搞这种撕心裂肺的“改革”，无易于拿人的性命开玩笑。
有人说，“唯物主义”就是唯物质主义，就是惟利是图。在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信仰的国度，每个人都会有极不安全的恐惧感，只有眼前的利益才是最真实的，只有立即抓在手里的才是最实际的，金钱，物质利益，成了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没有信仰的人和国家，会沦落成什么样的国度？这是怎么想都不会过分的。
国家如何治理？法制如何健全？中国下一步如何走？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中国政府该正确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了，这才是治疗社会痼疾的根本之道。
以唯物主义为主流世界观的共产党人其实一贯十分重视“心”的作用，比如几十年一贯制的“思想政治工作”，几年搞一回的各项政治运动，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都是在作“心”的文章。如果说过去还有一些用处的话，现在却越来越难了，原因正是信仰的缺位。老一辈革命家是有信仰的，为了他们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生命，可以在所不辞。现在这种信仰已经消失怠尽，再说便是自欺欺人了。
中国需要兴起真正的信仰，需要一种能够控制心灵的力量，否则中国的所有“改革”都还会是无序的，混乱的，危险的。
公平和公义是上帝制定的人类生存法则，也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违背这个“道”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不信，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问参考了杨光的文章：“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现状与成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