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一八八○)
传教的一般概况
主后1860年，保护传教条款已大致签订，传教工作已获得了充份的自由，所有政治上的障碍皆告除去。恰好在此时期，欧美各国来华的传教资源大幅增加，配合着传教工场的全面开放，事工的发展遂相当可观。
西方来华的传教资源增加，原因有二。其一是欧美诸国在第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资源充裕(美国在1860年代初虽曾受南北内战的困扰，但严重影响仅限于南部；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全国的经济全面起飞)。其二是在经济好景的同时，欧美诸国又相继产生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一些著名的布道家(evangelists)如慕迪(D.L.Moody)在英国、苏格兰及美国均造成很大的影响，推动许多基督徒投身布道工作；此时期的学生工作尤为重要，除主后1856年成立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MenChristianAssociation)外，奋兴布道家亦致力在英、美的大学校园推广海外宣教的异象，因而促成了轰轰烈烈的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rForeignMissions)。向海外宣教的口号响彻四方，大量的青年及金钱投入各传教工场中，就以中国为例，来华的传教士人数大增，由主后1858年的八十一人增至主后1893年的一千三百廿四人。
工场开放配合着资源的增加，整个传教的形势自亦因应转变。
大致上，早期来华又原居于广州及香港等地工作的传教士大都向北迁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深感到华南的居民排外情绪太炽，传教效果极差，不值得继续留恋；加上他们来华已有一段时间，无论就语言或一般社会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故敢于向北方或内陆开拓新的传教工场，寻找新的机会。事实上，由广州或香港北上的并不仅是个别传教士的抉择，甚至是整个差会的策略，例如伦敦会及美部会(AmericanBoardofCommissionersforForeignMissions，属公理宗)两个最早来粤的差会，都相继地结束它们在华南的工作，向北发展(伦敦会要到第十九世纪末才重开华南工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华南的传教工作自此停滞不前，离去的差会及传教士的空档，很快便被更多新来者填补，并且大大的超过了。
但是，传教的流动情况倒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全国性的传教重心已由从前的广州、香港转至上海这个新开辟、并位于长江入海处的口岸去。由于上海位置适中，交通方便，故此大部份传教组织的后勤基地、全国性的差会总部，以至大型的宗教会议，皆集中在这里开办及举行。
由于交通不发达，运输和接济的困难，绝大多数的传教工作，仍仅集中在东部的沿海大城市，包括北部的北京、天津、山东以至东三省一带，中南部的长江流域及江南平原地区，以及华南的广东和福建。其中又以福建的传教工作最为成功，除基督徒人数冠于全国外，传教事业也最为蓬勃(故在1920年代划分传教区域时，福建是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及华中五区以外的第六区，一个省自成一区)。内陆的福音工作，要待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成立后才略有改善，但仍不成比例。
传教策略
在华的传教事业，除了直接的布道工作外，大概可以粗略地分为教育、医疗，及慈惠与救济工作等三个组成部分。如同第二讲所做的介绍，这些服务旱于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不久，便相继引进采用了。直至主后1949年中国不再成为全球最大的传教工场为止。百多年间，服务工作都在整个在华传教历史中占着重要的角色。
撇除那些专业性的团体不谈，几乎所有以建立中国信徒群体为目标的差会，都开设了或多或少的教育、医疗及慈惠工作。它们的数字庞大，服务的种类和范围也极广，不可能一一交待。因此，以下我们只就每一个大部门的传教事业的主要发展轨迹、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作一简括的叙述，并且会集中讨论它们的传教效果。因为纵然这些服务已有它们充份的自存价值；但设若我们认定传教士来华的首要动机是传播基督信仰的话，则便有理由以此作为各类服务的评估标准。
一、宣讲及文字布道
传教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旨在引导国人皈依基督教，故此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公开宣讲自然是最主要的途径。这通常是以几种不同的形式来进行的。传教士或在城中租赁一个讲堂(和他们的住宅相连的铺位)，每天打开大门，由他或一些聘任的本地助手在门外邀请或吸引过路的人内进听讲。在主后1842年传教士可以合法地在中国居留及活动后，传教士又会偕同本地助手，站在街头市集的人群中，作公开的街头布道。这些公开宣讲，一般是配合着派发福音文字的工作一起进行的。
传教士在到达一个地方，站稳了阵脚，建立起传教基地之后，又会到邻近的乡镇作试探性的**布道，以观察不同地区对基督教的反应。假若某地的传教效果良好，便会在该地开设福音据点，派遣本地传道人到那里购买堂址作长期的工作。
**布道和派发传教刊物是传教士主要传教方法。其好处是直接地将基督信仰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给最多的人；并且除了编写及印制福音单张费用较为昂贵外，整个传教方法完全不需要特别的资源和长线的投资。例如一个才抵步不久、连一句中文也听说不通的传教士，也可以在本地传道人的协助下，立即投入工场，派发传教刊物。基于此方法的灵活性和简便性，故最宜做为开辟新工场的试探性工作。
但就传教效果而言，**布道和派发传教刊物却又是极其恶劣的传教方法。传教士站在街头、或租赁讲堂布道，间会吸引一些对洋人感到好奇的途人驻足而听。不过由于福音话题的隔阂，加上文化、宗教的重大歧异，最常有的反应便是半讥半骂地离去，严重的更有指传教士妖言惑众，出言侮辱，并于窘逐。传教士乘舟沿江作**布道，也常遭人放火掷石，甚至鸣锣合乡将他们驱逐出境。此等情况一直伴随着这个传教方法，直至第二十世纪仍屡有发生。
派发传教刊物本来是消解人民猜忌和敌意的好办法。基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资源缺乏，加上人的贪念，对于任何免费可以索取到的东西都是欢迎的，一些地方甚至为抢夺传教刊物而引起小型的骚动呢。但是，这些刊物的福音传递能力奇差。一方面编写的都是传教士及本地传道人，传教士的中文能力差不用多言，即旱期的本地传道人，也几乎全来自极贫苦的低下阶层，他们要不是全文盲，便是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在他们的合作下写成的福音文字自然是文白相混，语焉不详、句法不通了。二方面，对中国人来说，基督信仰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大部分的宗教概念都是原来的中文字汇所没有的，因此在翻译时不免要大量借用传统的儒、道、佛三教的词汇和概念。这样更加深了这些福音文字的深奥难懂。要透过阅读它们而皈依基督教，可谓难乎其难；有也只是洪秀全般默想创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拜上帝教」而已。当然福音单张的语文水平在日后有所改善，类似的误解当不致重演，但是其福音效果当仍不大理想。就笔者至今所接触的历史资料而言，只有一人的信主过程是可以与福音单张社上关系(这不一定有足够的代表性，但起码可反映了部分的事实)。
在大规模地散发福音单张之后不久，传教士便发现这些单张会被人以废纸的形式收集起来，沽作商店包里药物或水果的用途。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传教士记述了这个情况。可以想见这些福音单张的效果与命运。由于派发单张花费甚钜，而效果又不理想，因此早在三十年代末期便已有传教士提出，与其将大量资源投资在这个徒劳的事工上，不若挪用之在教育方面好了。
**布道和派发单张的成效甚微，又常遭遇困窘和不善的待遇，因此可以说是相当具挫折感的工作。前面曾提过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原为来华传教士的儿子；他本人便因幼年时目睹父亲及其他在华传教士的工作情况，产生厌恶及恐惧心理，甚至欲抗拒做传教士呢。
不过，由于传道者很少会以成效来评估甚或中止一项传教工作，故**布道和派发单张的方法至今仍被沿用(即使今日亦鲜有人心平气和地评估福音单张的确实效用)，在整个中国教会史上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传教方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布道和派发单张这种直接传递信仰的传教方法(DirectEvangelism)收效不大，才激发起不少传教士转而探求其他传教的途径。在第十九世纪，甚少有传教士是纯粹抱着教育或医疗的目的来华的，拯救灵魂才是催使他们前来的目标，只是因着直接布道的无效，他们才逐渐地引进这些间接布(IndirectEvangellsm)。
二、教育工作
如前所述，教育是来华传教士很早便采用的方法，在南洋及中国境中皆有兴办。传教教育(MissionEducation)“开办的目的有三：第一是训练本地传道人。米憐到马六甲办学的首要动机实本于此。可以说这是传教士最早的设想，但其实现则为最晚。迨至八十年代初，各来华差会纷纷突破传统半学徒制的本地传道人的训练模式，引入正规的神学教育课程。不过，神学教育还是与其他各级的中、小学相衔接的，它或者是传教中学的最高班级，或者是在完成中学后升读的「大学」课程(不少差会的确以「大学」名之)。无论如何，这个衔接反映了传教士仍企图坚持训练本地传道人是各级教育事业的终极目标，虽然实际情况并不见得如此。
第二个目的是传福音。传教士发觉就纯粹的传教而言，办学的其中一个好处是可以固定地留住若干学生以为受众，并且有系统地向他们讲授基督教信仰，裨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以考虑接受与否。这总比每日作漫无目的撒种工作为可靠。传教士进一步发现，基于中国的尊师重道传统，一旦有儿女成了传教学校的学生，家长对传教士的态度顿告改观，传教士更可以借家访等理由进入学生的家庭中，如此亦使传教机会大为增加。
第三个目的是为信徒的子女提供教育。第十九世纪来华的传教士，绝大部分都有强烈的白种文化优越心态，并且持守二元世界和文化观(世界上有基督教国家与异教国家两种，文化也如此划分；作为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所持守的文化自然是基督教文化，其他的都是异教文化)。中国既属异教国家，她的所有文化也是敌挡真理的异教主义(Heathenism)。故此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对传教士及本地传道人(包括传教学校的中文课程)而言，仅有帮助传教的工具性意义；至于一般的平信徒，传教士既不欲他们受到异教主义的污染，乃自觉对他们的子女有肩负教育责任的承担。故此传教士开办学校，为信徒的子女提供合乎基督信仰的西洋教育。
按着这三个目标，传教士开办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单就传福音此目标言，「一人主理学校」是最简易便捷的方式。传教士只须租赁一个小房子，甚或利用自己的居所，添置几张条凳，便可以辟作教室。师资方面，除半天的中文启蒙课聘请本地老师担任外，另外半天圣经课顺理成章地由传教士或本地传道人负责。课程及课本方面，亦不存在困难，只须采纳传统的启蒙课本便可。唯一困难的是在招生之上。由于富有人家有能力自聘西宾，毋须进洋人所办的书塾；而贫苦人家则并无教育的需要，送子女进校只会减少家庭的劳动力。是以传教士常苦于难招到足够的学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教土除偶然街上检舍弃婴孤儿回校抚养教导外，只好付钱给贫苦人家，俾他们愿意将子女送校。在学校里面，传教士既免费提供教育，又供应学生衣食住宿及一切零用等。如此使早期的传教学校具有强烈的慈善事业性质。
由于「一人主理学校」开办容易，故广为各差会的传教士采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陵会(BerlinChurch)的韩士伯(A．Hanspach)的教育实验，他在主后1855年到广东南部的客属地区传教，因深信教育工作的效果昭著，乃到各乡访问，联络已存在的学塾，要求塾师每天拨出部分时间来让学生读基督教书籍，他则负责提供书籍给学生，又付钱给塾师以为酬报；倘有些乡村尚无学校，韩氏便聘用基督徒为教师，迳自开办学校。他本人定期巡视各校，主持考试，以确保学生的圣经科学习。如此在十数年间，韩士伯竟开设了超过138间这样的学校，学生总数超过一千五百人。这个例子足证办学是轻而易举。
「一人主理学校」虽符合传福音的需要，但对于训练本地传道人及栽培信徒子女而言，此种简陋的教育形式显不足够。端此，传教士乃在「一人主理学校」之上，兴办一些程度较高、更类似西方教育模式的学校。这些学校多由传教士自己负责教授，并按着他们母国的制度来设计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内容。由于来华的传教士有限，未能分配在每一个差会设立的传教根据点(out－stations，或称布道所、支堂)里(这些据点一般只能有本地传道人驻守工作)；本地传道人既不能胜任教授西洋科目，福音据点的资源又不足，故此较高程度的学校都只能在有传教士派驻、且位于主要城缜的传教基地(stations，地区教会)内。学生来自不同乡镇，路途遥远，学校必须为他们安排住宿，所以这些学校绝大多数是寄宿学校。
传教学校具有强烈的慈善性质，除信徒外，家长迭子女进校纯粹是基于经侪利益的缘故，他们对学校提供怎么样的教学内容既无要求、也无期望。如此传教士乃得以全权设计课程，并可将西方的模式完全移植过来；在寄宿学校内，传教士更可以全面地灌输学生西洋的伦理价值与生活习惯。是以传教教育事实上是在中国的西方教育。这种教育既无法与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衔接，在社会上也罕有实用性的需求，所以毕业生大都只能投身入传教事业中，充当传道人、传教学校教师或传教医院的医疗助手。
就传教效果而言，教育工作是相当成功的。学生在入学一段日子后，不少都会皈依基督教，并且接受传教士为他们进一步安排的升学或就业。即使有少数未接受信仰的人，在对基督教的教义及西方文化有较全面的了解后，亦会消除了许多当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偏见与误解，间接地亦有助传教工作的推展。
传教教育在日后还经历了许多转变，我们留待后面才续谈。
三、医疗工作
医疗与教育被视为在华传教事业两大支柱。不过从数量及普及程度言，医疗工作则远不及教育。
自柏驾在广州开办了第一所传教医院后，医疗便一直成为其中一种传教的方式。从传教目的看，医疗工作的效果是相当理想的，特别是在改善国人对基督教及传教士的印象上，更为显著。因为医者为再造父母，任何来就诊的人被传教士治疗康复后，他本人及其他亲友、乡党，都自然地产生强烈的感戴，日后要在他们中间进行传教工作，将会异常方便。
但医疗宣教却又面对看一些重要的限制：
第一是在人才上。传教教育并没有严重的人才问题，纵然日后有不少专业的教育传教士(Educationalmissionaries)投入工场，专责料理教育工作；但大致上所有来华的传教士都自觉有能力担任小、中学甚至神学院的教师职责。医疗工作则不同，由于从事此工作者必须曾接受过专门的医学教育，而来华的传教医生数目有限，故此医疗宣教便受到先天性的限制，无法任意扩充。虽然也有一、二例子是有传教士来华后，发觉医疗宣教的有效性，遂毅然进入在华的传教医院，作短期的医术学习，但这样做的人为数甚少。其他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只能望门兴叹了。
第二是在经费上。医疗服务是一桩相当昂贵的服务，所需经费庞大。特别是在第十九世纪的中国，几乎每一种设备、每一服针药皆要长途跋涉地从欧美付运来华，并且又不能如「一人主理学校」般因陋就简，故此要承担一间医院或诊所(dispensary)的经费并不容易。主后1860年以后在中国所设立的数间较大规模的医院如上海虹口同仁医院、仁济医院、北京施医院、广东的博济医院等，甚至不能单纯仰赖所属的个别差会供应其需要，而必须独立在华及在海外筹募经费；为了方便筹款的缘故，个别医院更脱离原来的差会，另组董事会，以董其事。可见医疗服务费用之钜，如此也不能任意扩展。
第三是在传教工作上。欲借着医疗服务来开展传教工作也面对着一些实际的困难。因为来就诊的人目的仅在求治，一旦接受治疗以后便会离去，且很少会无故重来。要长期接触受众并不容易，加上每天赴院求诊的人极多，传教士要应付每一个新来的病人已很吃力，遑论继续探访及教导从前来院的病人了。因此在接触面不断转变的情况下，福音的传递仅能停留在最简单的内容介绍上，并无机会阐明基督教的义理。当然也许有主动前来要求进一步了解的人，惜为数很有限。住院的病人较门诊的情况为佳，因他们逗留在医院的时间较长；但在当时需要留院的除部分是因病情严重外，更大部分的却是因为病人来自偏远的乡间，往还覆诊不便，故医院为他们提供宿处。这样的病人在痊愈后离去，即使他们已皈依基督教，但路途阻隔，亦难以定期往返参加教会聚会。所以跟进工作并不易为。
基于以上的一些限制，故医疗工作直至第二十世纪为止，仍是一种有限度的服务，不能如教育事业般普及；并非每一个来华的差会皆提供此项服务，即有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城市里。
为了开展医疗宣教，传教士多数会聘用一至数住本地传道人留驻院内，向来求诊的病人作个人谈道，并派发传教刊物。医院也为留诊病人举办一些福音性的聚会，及定期的崇拜。此外传道人也会试图选择个别的对象，做日后的家访和跟进工作，但数目不会很多。
虽然医疗宣教的直接布道效力不一定很大，但对改善基督教及传教士的公众形像却起了极大的作用。一般而言，社会人士对传教医院的贡献是极其肓定的，不少政府官员乃至绅商士子，都乐意捐款支持医院的经费开支；一些医疗传教士在工作了一段日子后，当返国时，往往受到乡里居民的热烈欢送，大量馈赠诗文及礼物。这些纪录在「万国公报」、「德华报」等报刊上常常出现。
伴随着医疗宣教而来的是医学教育。前面提过柏驾开办的医学班不算，第一间正现的西医学校为主后1866年附设于广州博侪医院的南华医学校，由该院院长嘉约翰(J．G．Kerr)和黄宽任教。主后1897年，该校收录了第一位女生，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接受西医教育的。
四、慈惠工作
由于第十九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对象是低下阶层的平民，是以向他们展开救济及慈惠性的工作往往是需求最大、且效果又极佳的。事实上，早期各种传教方法几乎都具有慈惠性质。例如传教士办学，除免费供给学生在教育和生活需用外，又借派发金钱给学生家长以作招徕；医疗服务即是赠医施药；甚至有不少信徒加入教会，也是为在传教事业中谋得一职以为生计。故此，可以想像在早期的中国信徒之中，有相当部分是吃教者。慈惠工作，也是接触一般穷苦大众的普遍方法。
除了教育和医疗以外，传教士还因应着中国社会的某些需要，开办各种不同类型的慈惠事业，包括育婴堂、盲人院、疯人院、麻疯病院等。第一间育婴堂大概是主后1840年由巴陵会(BerlinMissionarySociety。按指小巴陵，该会于1870年结束在华工作；及至1882年后另一个巴陵会接续来华，是谓大巴陵)在香港开办的。第一间盲人院成立于主后1874年的北京，名为穆雷希尔瞽童院(Hill－MurraySchoolfortheBlind)。第一间疯人院于主后1898年由嘉约翰成立于广州，名惠爱医院(英文则以JohnG．Kerr的名字命名)。至于第一间麻疽病院则成立于主后1887年，由圣公会(ChurchMissionarySociety)的何戴医生(Dr．E．G．Horder)在北海该会的普仁医院内附设，主后1894年独立自办。至于其他地方开办的同类型服务机构，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作详论了。
至第十九世纪末，开始有一些专门从事这些特殊服务的差会团体出现，服务遂更趋完备化。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在提供服务的同时，逐渐地引进或创造了一些新颖的教育和医疗方法。例如第一套教导盲人认字的点字法便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至于专门医治及照料疯人的服务，在传教士未引进入来前，根本从未曾在中国出现过。这些都是传教士的重要贡献。
慈惠工作也包括赈灾济贫方面。小规模的地区性赈灾这里且略而不谈，特别要注意的是光绪二年(1876)至六年(1879)年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的严重旱灾。由于长期不雨，灾情极其可怕，灾难范围广泛，影响亦至惨烈，据估计在灾荒期间死亡人数接近二千万人。虽然中央及地方政府努力施赈，民间士绅亦慷慨援手；无奈灾民适数千万，故赈济数目不过杯水车薪。于此时期，灾区及附近地区工作的差会及传教士纷纷加以援助，其中尤以李提摩太(T．Richard)出力最大。他们除自行筹募外，又向在华的洋商及母国的差会劝捐，然后在政府官员的协助下直接施行赈济工作，活人无算。传教士的救灾行动，带来了良好的后果，一方面是改善了人民对基督教的态度，灾区内信主人数大增(惟日后数字又回降)；另一方面在施赈的过程中，因着必须寻求政府官员的合作，传教士乃得以结纳中国政府高层的官员，这影响了李提摩太日后的传教路线，我们在下一章会有交代。
慈惠工作的传教效果是即时立竽见影的，信徒增长数字可以陡地增加。只是从信徒质素以至长远的教会发展而言，则其实际效果便需要进一步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