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不是筆者的意願，但本書仍以主後1956年做為結束。在此之後文字史料(特別是教會方面的)實在太過稀少；而個別地區的個別基督徒的口述史料固然可補若干缺環，但一方面許多關鍵性問題的資料如政府的明確政策、三自領導層的互動與不同人物的態度等，皆仍付闕如；另一方面個別見證的普及程度也難以用某些公認的標準來予以判別。所以筆者感到這已超出了自己的訓練所能提供的研究保證，不敢遽然妄下結論。也許在日後當有更多資料被揭露以後，才能較公允及如實地檢視此階段的歷史發展。
在各章里，筆者曾表達了對目前流行的理論(如「中國傳統反教論」)的一些負面性的看法；但是，對于如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中共的宗教政策、傳教事業整體性的評估等重大課題，卻並無任何正面的立論。這除了因為此等專題研究已超出本書的盛載能力外，更是因為就筆者目前的學力水平，根本無法全盤駕御和掌握所有的相關元素，以給予一整體性的斷說。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當有能者能補這些遺憾的。
最後必須附帶一提的是，文內對任何機構或個人的正、負面的評價，都不代表筆者對他們的神學思想和信仰抉擇的認可或不認可。追溯他們的神學思想背景，固然會對詮釋他們的行為提供重要的門徑，但畢竟歷史評價仍主要在于人在其中的行為表現及影響方面，並且也只有如此，我們方可避免全盤抹煞、因人廢言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