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听到伊利克·里达尔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死于日本拘留营时，你一定很快联想到这些残暴、鞭打及饥饿的事，同时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位英雄人物，在面对着污秽、疾病以及惨无人道的**后，悲惨的过世了──这是远东地区在那几年可怕的大战中，成千上万的男女所遭到的待遇。其实伊利克·里达尔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过世的。他去世的真实情况，却更加感人。
如果他是被日本刺刀所刺，或被日本武士刀所杀，或在晓张无人的旷野地区来不及躲避空袭而被炸死，甚或在潍丝的拘留营中。因为长期没东西吃而饿死，这些都与大家对他存有的那种浪漫思绪比较吻合，毕竟他曾在巴黎奥运会中留下光辉的记录。然而，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伊利克·里达尔的死因依旧令人心痛，只因它一点儿也不戏剧化，是那么的真确，那样的真实──这和他惯有的作用是一样的。
他的死因和许多人一样，乃因身体起了不良的化学作用。原来，他染上了致命的疾病，但这病情发展得很慢，会有痛苦的感觉，却一直没查出是什么病；虽然如此，他仍然本着往日在径赛场上那份勇敢坚忍，来忍受这剧烈的痛苦。每当病痛袭击他时，他总是表现得那么刚毅，此外，还不时表露出他独具的吸引力，这始终是他的物质，这物质使他能移去高山，也能感动人，这就是他的人格。
他原本乐观的天性，也不曾因而变得与人格格不入，或变得暴躁易怒──他自始至终以仁慈、体贴对待他人。不过，他却也因这病，多次陷入极严重的沮丧里，变得和原来的伊利克·里达尔完全两样。有时，也对一向支拄着他的信仰感到挫折。
虽然如此，他绝不是“失败”，尤其在最后，更可证明他并不曾“失败”。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伊利克·里达尔和在天津的一些同工们──以及数百名其他的英国人、美国人并敌对国的人民──接到通知：他们将被送往山东省潍丝的市民集散中心。这里们于北平正南方。其实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巷，美国全面加入二次大战后，在中国境内日本占领区的外国人，被拘留是迟早的事。幸好日方在北京及天津一带，执行该策略时，不曾遭到抗拒，因此，这些外国人才没被看成战俘，而只被当成“一般的拘留者”。
被拘留的英国人共分成三组，伊利克被指定为第三组──宣教士组的组长。日方要他们在三月二十六日先将行李送出去；每个人只准携带四样东西──三个皮箱，自己的床铺及铺盖。旅程中，每人可亲自携带两个手提箱，私人物件都可放在这两个手提箱内。但没有人提醒他们：一些餐具也是用得上的。
三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钟，他们全部集合。日军守卫一一检查他们他们的行李。两小时后，他们沿着天津的街道朝火车站走去。在中国北方所有同盟国家的外国人都被聚集。不论在天津或在北平，情况多半相似：数百名来自不同环境、不同阶层、年龄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提着行李在街上蹒跚前行。一些同情他们的中国人，列在道路两旁目送他们。这是日本人原先就安排好的一幕，旨在羞辱这些人。
他们全被遣上第三等车厢，是时，无论是宣教士、商人、社交界名女人、娼妓、护士以及秘书，全都混在一块儿。到了晚间十一点四十分时，他们的火车开动了，这一夜，大部份的乘客都不曾合眼。次日早晨，他们在一中间站换了车，到下午三点四十分，抵达潍丝，而拘留营离该城市还有两哩路的距离。
这个营地很小，大约只有一五○码宽，二○○码长，一千八百人要全住在这里面的确非常拥挤。这里原是美国长老会福音据点所在，现在多已毁坏，灰暗而规格化的建筑模式，和所有的外国福音据点一样，它的中文名字意思是“幸福之道大庭院”。当这些被拘留者零零散散地走入庭院内，发现里面有一所学校，一家医院和一座教堂。有些观察较敏锐的人，会发觉到院内还有三个厨房以及几个烤炉。其中有一点是每个人都会注意的：这地方已相当残破，建筑物本身还未损坏，但里头却活像个屠宰场：一些拉拉杂杂的东西，诸如：旧床、暖气机以及许多破旧又会发出吱喳尖锐声的桌子、椅子，都丢弃在街道上，显得零乱不堪。
这批新来的人被引到所分发的区域。单身的男人、女人各被带往男、女宿舍；而已婚的夫妇，则带着孩子们各自往进十三尺长，九尺宽的房间里。该营的四周围都是这种小房间，多得不可胜数。那天晚上，每个家庭住进小房间后，都试着安顿下来，然而难免伴随着孩子们哀哭的泪水。
第一个晚上，这些新来的拘留者迟早都必须上洗手间，这一天下来他们仍然余悸犹存！当时，一位在北京附近的中英大学担任讲师的朗登·基尔奇──他是中国“基督徒同工”之一，那时候还很年轻──在这一切都过去后，写了一本书描述的第一印象。书名是：山东大庭院：男人和女人受逼迫的故事。这书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当我们一进男仕洗手间时，立刻有一股臭气直逼而来，使我们几乎要转身而逃。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却发现里面的设备挺新的：在厕所的地面上安置了好几个瓷制便器，我们如厕时必须采取挺不方便的蹲式。在便器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个大型冲水箱，箱上还安装了一条很长的金属制拉动链子。从水塔引出来的水管只通往男用浴室；没有管子和洗手间相连，因此，在我们上头那些装饰性的管子根本就没有作用，而便器里的粪便早已四外横溢。营内没有佣人，没有安装铅管的工人，也没有自来水可用，真不懂他们以前是怎么清扫的。
当他们被领到大庭院的另一处地方，准备吃饭时，每个人就更加沮丧了：
在我前头大排着长龙，约七十多码长，每个人手里拿着个碗及汤匙，很有耐心静静地站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天为了三顿饭，必须排这么长的队伍，这岂是人所能忍受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排入队伍，结果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才来到一个大桌前，桌上放置着舀好了的一碗碗很稀淡的汤，以及面包，这就是晚餐。这一天下来，我们在火车上什么也没得吃，早就饥肠辘辘，现在有面包可吃，已经够幸运了。
吃过晚餐后，我们再排着队，将碗和汤匙交给从青岛来的妇女，让她们清洗。来到这个新环境后，大家渐渐熟悉这儿的杂务该怎么去做。当我走过满是蒸气的厨房，只见当中有个中国式的大型锅子。这时，有几位三天前刚从青岛来的男子，正在教导我们北京圈中的三名男子，如何使用烹煮用具。
过没几天，他们全都熟手了。一些社交界的名女人，以前是极少下厨的，现在必须亲自擦地板、洗碟子。同时，还要烤面包并汲取地下水；大庭院里一切有待重整，每天三餐必须按时煮好，墙壁要重新粉修，炉子要升火，家具要复原。“因此，”吉尔奇写道：“所有的银行职员、教授、推销员、传教士、进口商及行政官员都变成了面包师傅、司炉者、厨师、木匠、泥水匠以及医院的看护。”
按照典型的日本人作风，总是先做行政规划。因此，这个营区按着他们在天津、北平及青岛三处原居地，被分成三个集团。每个集团的人都聚在一大型饭厅内的长条木桌前用餐。每个人必须预备他自己的杯子、盘子以及餐具。
营里成立了九个部门以分担营区内的工作；有风纪、有教育、娱乐及体育部门；有雇佣部门；有住宿及宿舍部门；也有供应部门。每一部门都有所属的委员会。此外，也有基督教教会的团契、妇女辅助者以及家庭委员会(帮助妇女如何负起家庭中的责任)。雇佣部门委员会要求营里每名健康情况良好的男子和女子，每天最少要工作三小时。已找不到中国帮佣来做些琐碎的事了，任何事情都必须由被拘留的人亲自来做。
他们的生活渐渐上了轨道，每个人必须在早晨七点钟准时起床并分担各样杂事。有的人要到井旁提水，有的人要清理砖炉里的煤灰以备升火。任何人只要一碰着木碳，脸上和膝上就会到处涂得一团黑。这里的木碳是和上泥土，然后放进用软金属制造的婴儿奶粉罐中──这些奶粉罐是红十字会透过瑞士大使馆送来的──放着让它干涸，就成了木碳。大家也能体贴一点年纪较大而无法独立生存的人，让他们少做些杂务。
被拘留者并非正式的“战俘”，因此，守卫很少找麻烦。但每两天一次的点名──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或你正在做什么──弄得每个人烦透了。此外，食物供应短缺，个个面黄饥瘦，天天总处于饥饿状况下。
一名营内的加拿大宣教士，写信给汤姆森提起了这件事：
第一个月过后，每星期送来一份报纸。这些报纸是在北平或日本印行的，只刊登德国及日本的快讯，不过，对于欧洲的战况也有相当的描述。而每个人对于太平洋区的战况都感到纳闷，因为报上每条重要新闻都提到日军获胜！但为何胜利的军队老是撤退呢？
在被拘留之前，美国及英国的公民若缺钱用，可透过瑞士驻外使节，从他们本国政府获得每个月的生活津贴贷款，到四月底以前的钱已先付给我们了。此外，在营区里，我们还可以申请“安顿津贴”，大约是生活津贴的十分之一，如此一来我们是不缺钱的。不过，这其中当然还是有限制的，钱是由司令官分发给我们，他大可随已意发放。好在我们颇受重视，所以发放的钱还算合理。
全营一千八百人，来自许多个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有些是什么宗教也没有，聚在这个营区里，各方面都比以前来得不自由，因此，和守卫之间起冲突是难免的，好在这事很少发生，也不怎么严重。值得庆幸的；不曾有人企图逃出去──这种企图很可能会失败，无疑地会使得留下来的人遭受惩罚，将来对这些人的管束也将更为严苛。在庭院墙外头，偶而有黑市买卖，由那儿可卖到许多东西──从蛋到鸦片，应有尽有……
前六个星期过去后，有关当局在营里开了家杂贫店，所卖的东西很有限。我们偶尔可在那儿卖些花生、花生油、蛋、糖蜜、四季水果、牙膏、皮鞋亮光剂、中国鞋、木屐，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这家杂货丫是由我们自己经营的。
当他们安顿下来后，就开始筹划属于他们自己的娱乐节目。为了符合大众的需求，起初他们一星期有一次节目，后来改为两星期一次。这些节目有戏剧、轻松歌舞、合唱、甚至有交响乐演奏。有一次晚会，观众们听到了韩德尔作品“弥赛亚”的演奏；另一次，听到全曲莫扎特D小调协奏曲演奏。在戏剧方面，以英国剧作家修(Shaw)所作的“安德洛克斯和狮子”(AhdroclesandtheLion)全剧的演出最受欢迎。它以舞台剧的形式演出，根据朗登·吉尔奇的描述：“其中有三种完美无瑕的大道具，一支和真正狮子般大小的狮子，用布及硬纸板做成的，还有十位罗马兵丁的甲胄和头盔，是由红十字会所寄来包裹中的锡罐做成的。”
每个星期天总有各种教会崇拜聚会，晚上还有诗歌演唱。他们甚至自组救世军乐队，于每星期天早上，在广场演奏诗歌，后来应大家要求，另外在医院外头演奏一小时。男童军及少女团依旧不可或缺，凡是勤劳的人可获得特殊的“潍丝”徽章。在营区内，虽然上课的人不多，却仍开了一百多班不同的成年教育课程，有宗教课、数学课、美术课以及哲学课。各种专业教师都通力合作，为孩子们预备个理想的学校。
营区里有好几百名孩童，其中约有三百个孩子是烟台学校的学生。这个学府是由中国内地会创设的，位于山东渐台的港口附近，在上海北方五百哩处，这是一所为宣教士的孩子们所设立的学校。“它位于宁静的弯道处，前临黄海，后傍连绵的山丘，”后来，有人形容道：“当整片土地尽是饥荒、贫苦、盗贼作乱、内战频仍且洪水泛滥之际，这里无异是代代宣教士子弟们的避难所。”这学校和英国公立深夜一样，运动方面包括板球、足球、曲棍球、划船以及纲球等各项目。
一九三八年，日军攻占了烟台市及烟台学府，港口的货车一片混乱，由于炮艇不断地射击使得港口地区火光闪闪，战事就此展开，然而烟台学校依旧照常上课。一九四一年八月，学校里大部份的孩子大多离开学校回家去了，而留下来的学生仍然为数不少。当日军大举向内陆推进，各地反英情绪也正升高，学校当局的负责人开始聚集商议：打算在英国及美国直接加入远档战争之前迁往他处。然而有人要求传教领袖们别做大规模的搬迁，因为这么做，势必引起中国民众的恐慌。不久就发生珍珠港事变，一九四二年，学校将孩子们迁往城西的美国长老会斜坡教堂内。一九四三年九月，他们再次迁徙，搬入潍丝拘留营内，时间是在伊利克·里达尔进拘留营的半年之后。
在潍丝拘留营中的生活不难想像，整个营区极其拥挤，每个人的床周围仅拥有九尺长、五十四英寸宽的空间；局限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幼童们感到极其厌烦，十几岁的孩子倍感挫折，而老年人终日迷糊困惑的发着愣，出出入入总是摩肩接踵。此外，吃饭、上洗后间都得大排长龙，两天一次的点名，及各样杂务，在在使人精神受折磨，使人格产生冲突，却又无处可躲。所有熟悉的安适环境都不复存在，人们组织生活的结构也就变得很混乱。
在这情况下，营区内不时会有一些紧张气氛，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以商人和宣教士之间的不和最为明显。朗登·吉尔奇认为：远东地区已发展出一种情势，那就是“在商人及宣教士之间有着猜疑及轻蔑的鸿沟”，当两个团体的人得知要在同一庭院中共渡好几年时，那道鸿沟就更加鲜明了。
“大部份在中国的西方人都不喜欢传教士，除了讽刺、嘲笑外，大家对他们是绝口不提的。”
另一方面，西方的宣教士们则认为商人们是“冷酷、不道德、酗酒的一群，他们只知道从可怜的中国人身上掠夺财物，却又以傲慢的姿态对待中国人，把中国人逐出他们自己的城市、俱乐部及休假场所，并对他们固有文化的价值及需求漠不关心。”吉尔奇认为，这当中有些是真的，但整体而言，却嫌夸张。商人们一心只想开创他自己的世界，为此他们丝毫不曾闲懒过；而他们心中似乎从来就没闪过这样的念头：成为广阔中国社会中的一份子。
他的生活范围相当狭小，就局限在做生意的办公室内，俱乐部的门廊间，以及通商港埠中一些名流绅士间的社交活动。除了这些小圈子的外国人外，他所接触到的就只有办公室里的那些中国属下(他并不了解这些属下，因此，也不信任他们)，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对于其他成千上万的中国“土著”并不感兴趣，只将他们视为广大的市场罢了。如今他视财富和利益至上，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中国北部和隆里(英国东南的州名)有些儿相似”──并没有更大的社区团体，能使他像在家乡一向，扮演着一种责任的角色，使得这角色在他心中的份量能和他的财富、利益相当抗衡。
至于商人们对传教士的看法总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吉尔奇的说法：商人们认为这些传教士是一群毫不可爱、禁欲的、不做坏事、老是唱反调并假冒为善的宗教狂。他一再的压抑自己，并列了一大堆严峻的教条，强制自己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同时，也勉强别人按照他所列的教条去做。这些教条压榨出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生命中所有自然的本质和弥补性的喜乐。吉尔奇还接着写道：
一开始在北平时，我觉得传教士被塑造成这种形象是不真实的：它似乎和我所认识一些自由团体的传教士们不相符。但是在拘留营时，和更多的传教士接触后，发现这个论调的确含有几分真实性。
从吉尔奇对这事一页又一页的记载中可看出，传教士们的行径实丰极其不可爱。他描述道：当他们刚进营内时，日方大致做了个分配，有些家庭是四家住两个房间，而有些却四家挤在一个房间里。大家为了让分配到一个房间的四个家庭能住得宽敞些，逐建议凡由四名成员组成的家庭，最好能让十几岁的孩子住进单身宿舍。吉尔奇为此曾访一著名的美国宣教士家庭──这家庭有两个男孩，一个今年十六岁，另一个十三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一个或两个孩子住进单身宿舍，如此，能空出空间给那些拥挤的家庭。吉尔伯认为：这个家庭一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隔壁的房间，就挤了四个家庭。
“对于你所提的问题，我们祷告并思考了一整个晚上，”这位传教士的太太面带微笑的说道：“最后做了个决定，我们不能让年幼的孩子们住进单身宿舍。”
“但他们的宿舍距你们的住处只有五十码远！”吉尔奇说道：“你该不至于认为他们在那儿会发生什么意外吧？”
“哦！不是的！我们只觉得保罗才十六岁大，目前很容易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我不想批评其他那些男孩子，但你应该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个模样！此外，我清楚此地的暖器及气流相当不稳定，再加上他平日总是吃得很少，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旁看着他，他会经常患流行性感冒或伤风。至于强尼，今年才十三岁，是绝对不可能离开我们，住到单身宿舍的。”
“好吧！似乎有道理，”吉尔奇说道：“那么还有另一个方法。你的小儿子和你们住在这个房间，而让你们的大儿子和两个男孩住到隔壁排房子去如何？”
“哦！不！昨晚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最后决心不这么做。我们认为在孩子们醒来时，以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幸福的家中这点很重要，同时，要我们和另外四个人共住一个房间是绝对不可能的。昨晚我们讨论这事时，这一切变得愈清楚：家庭在这样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决心在这营区里，为两个孩子维持一真正的美国式家庭，这是我们首要的道德责任。”
吉尔奇同时记载一些小事件，像：一位热心的宣教士和一名时髦的英国秘书两人间的争吵情形。“那些可恶的传教士，”秘书中有一人代表抱怨说：“不只坚持在晚上大声祷告，还在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唱诗歌。你知道吗？才清晨六点钟呢！我们实在忍不无忍，而发生了那场争执。”
“你很清楚：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位盛怒的英国宣教士太太反驳说：“每晚，当我们想睡觉时，他们总是吱吱喳喳的说个没完。甚至还提及他们过去那些可怕的荒唐事──我敢说有一大半是捏造的！就因为这样，我们便开始吵嘴。”
后来想了个方法，让那位大声唱诗的姐妹搬入一幢多半住着宣教士的宿舍。曾在晓张福音医院担任护士长的安妮·布倩比其他人晚了几个月进来营区，她还记得当时类似的情形。
“在我们宿舍里有一位老妇人，生性热心爱主。不论发生何事，最先想到的就是祷告。每天早晨，她起床后，总要跪在地板上祷告。如此一来，她邻床的人就必须越过她，才能开始做事，这事不断发生。”安妮·布倩笑嘻嘻的继续说：“祷告时实在没有必要去激怒任何人，大可在自己的床上安适的与上帝交通。”
吉尔奇在书中对于宣教士们为人诟病的行为所作的描述是冷酷了些。他还描述到，有一回，从红十字会寄来给每个人的包裹中，各放了十六包美国香烟。宣教士们逐面临道德问题的考验：该如何处理它成了一种试探……因为现在可能获得有利的交易。一些瘾君子会拿奶粉、奶油及肉类和他们交换一、两包烟。“他说：差不多所有原先不愿出借配给卡的传教士，现在都用他们的十六包烟去换取罐头、奶粉和肉类。
而吉尔奇评论：
事实早已显示：这整个社区有一深层道德问题的隐忧，问题严重到足以威慑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然而，社区内为数甚众且德高望众的基督教领袖们，所关心的一些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事实上和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严重问题根本扯不上关系。因此，他们那极高层次的道德观，使得他们本身及所持守的严苛道德律与社区生活脱了节，所产生的影响力自然不大。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那股富积极建设性的道德力量逐渐减弱。而宣教士们批评一些为人诚实，肯辛勤工作以及经常牺牲自我的人为“坏人”──只因这些人爱抽烟或发了誓──并警告他们的年轻人别和这些人为伍，大家便开始对这样的道德观抱着嘲讽的态度了。
吉尔奇把所有记得的一些人，以写实的方式描述他们的性情。他使用一些和原来的人名很相近的假名，正足以显露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从他所描述的内容中发现，他们经常中吵嘴、争斗、道德上自我抑制以及贪婪自私的。或许你会感到讶异，伊利克·里达尔又如何适应这一切？毕竟这些人是他的同胞，而吉尔奇对这些人的描述，仍少予以好评。
吉尔奇也谈到了那些不是宣教士子女的孩子们。这种营区式的生活使他们感到呆板又厌烦。到了晚上，十来岁的孩子们总是在营区里到处闲逛，无所事事，这时开始有流言传布：这些孩子们在一个废弃不用的地下室乱搞性关系。吉尔奇又提到：在一次大会中，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很生气的讨论到这项危机，并且宣称“他们”──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人──必须对这事采取行动。但却没有一个父母，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或建设性的看法。从吉尔奇显然带有成见的记载中──由于他小心谨慎，因此，对人的夸赞总是有保留，同时也不让自己的言论过于激昂──，你会在无意中发现这样的叙述：
对十来岁孩子们的问题，能提出最有效解决之道的是伊利克·里德雷(与伊利克·里达尔本来的名字略有出入)。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德性好到堪称为圣人的，而他却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接近圣人标准的一个。在那最后一年中，我因为晚上和女友约会，常从游戏室经过，总会注意一下那些宣教士为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们做些什么事。我经常会发现，伊利克·里达尔就在里面，正专心地下棋或制作船模型，或者直接教他们某种方块舞──要全神贯注，会觉得累却是挺有趣的一种舞。他总是极尽心力去擢住那些被拘留在营区中的孩子们的心思主想像力。任何人能做的事，他也一定能做。这位径赛场的健将在二十世纪奥运会中为英格兰(事实上是苏格兰)获得一面四○○米径赛牌之后，就到中国当宣教士了。他被送进拘留营时，已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但走起路来仍然轻快有力。最让人难忘的，是从他身上洋溢出的幽默感以及生活中不时流露出的爱心。当然，其他人帮助过他，但主要还是由于他热心和吸引人的个性，才使生活中所有的努力得到果效。
性嗜苛评的吉尔奇先生竟然对伊利克如此赞许，的确叫人惊讶。我们也因此发现伊利克和他那些──无论如何，总是有几个──极不可爱的宣教士伙伴们，在各方面都有显着的不同。他消除宣教士及商人间的怨隙，成为两者的桥梁，因此，受到这两个团体的敬重。在那回香烟大危机中，他坚持原则，将原来可以卖的香烟全部毁坏。他祷告时，总是私下找个地方安静的祈祷。他在生活中活出他道德原则，却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他的笑容是富有影响力的。
当然，在伊利克来到营区后，就已经是个出了名的人物。“现在先别瞪着他看，”当当两名被拘留者正蹒跚的穿过营区时，当中一位对另一位新来的人悄悄说道：“那个朝我们方向走过来的人就是伊利克·里达尔。”这位新来者，这么久以来仍记得那次的情景。“我当时实在太疲累了，而没有把前面走过来的那个陌生人，和几年前著名的奥运选手联想在一块儿。不过，我不是很快的瞥了那人一眼，他的个子并不高，蛮瘦的，那一身常曝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呈现出健康的铜褐色。当时，他穿了件我所见过最滑稽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这衣服原来是用里达尔夫人的窗帘布做成的。”
如果伊利克在拘留营中曾发现一件令他称心的事，那应该是他在这里可以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而不会遭到任何人的反对。佛罗伦斯的窗帘布并不比这些具异国风味的衣裳来得特别，从学校的制服到破烂的毛大衣，应有尽有。有位太太，一次站在营区门口瞧见这群人，还以为他们是群疯子。她发出他们一个个眼目迟钝，面容枯槁。从他们的衣服可以看出，他们在被释放以前，曾渡过各种悲惨的生活。
伊利克一进到营区时，就立刻被派担任学校里的数学及科学老师，并负责营区内的运动竞赛。他不但兴起一股运动热，同时还把营区里的人组成许多球队，并搜寻所有的器材。在冬天，他会撕下自己的窗帘、被单及桌巾修补破损的曲棍球棒，夏天，他就成立棒球队伍。
他同时但任二十三、二十四两排大宿舍的监护人，这两排大楼住了两百三十名单身的男子、女子、男孩及女孩。监护人的工作性质是收集补给品，同时在每天早、晚点名时，要确定他所监护的人都能在场。在房间里，他仍须分担每天的杂务，像接水，倒脏水和垃圾，并清洗房间。晚上，他还要教营区内一些想继续念书的青少年们功课。他同时又主持了潍丝基督徒团契。此外，他还有个工作：为营区内的日本人负责翻译。这些都是他职务上的工作。然而，你还经常能看到他到处徘徊。一下子在这里修补曲棍球棒，一会儿到那儿为个老人家送木炭，或者帮小孩子拿一些书。“无可置疑的，他真正是我们里面最需要的人，同时也是全营区最受敬重及爱戴的人。”一位当时被拘留的人说道：“有一晚，他在我们那里跟我们谈起：他一星期总共工作多少小时，听了之后，真叫我大吃一惊，我真没想到：竟然有人将时刻表排得这么紧凑。”
朗登·吉尔奇曾看过他筹划了许多比赛及娱乐，如：象棋或西洋棋比赛，手工艺展览，掷标枪竞赛，一种动作比赛以及自制木偶表演。自这些节目被排妥后，十来岁孩子们的那些问题就不曾再发生了。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是：伊利克在这件事上并非孤单奋战，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老师──全是那些被人恶意中伤的宣教士──帮着一起出点子，安排比赛及娱乐的节目，而孩子们的父母亲却什么也没做。这些老师们放弃了休闲时间，为的是让孩子们获得欢乐，同时，宣教士们也实际解决了厕所的问题。那时，一些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及几名新教的宣教士们，每个人用块布蒙着脸，借了靴子和扫把，就开始清除粪便四溢的厕所。最后，他们为了防止问题重演，逐建议营区内的同宿者，每次上过厕所后，务必用半桶清水冲洗便器。
吉尔奇虽然百般批评这些宣教士们，但最后他仍旧夸赞他们：
在宣教士团体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独具的特性，就是：他们对于一需求会很自然，而且丝毫不做作的付诸行动，若换了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一类事大都容易被忽略，若我们营区里缺少了它，必定是一团混乱，不堪设想。若要找出看得见的证据，证实上帝的确施恩于这个营区的话，那就是这批宣教士莫属了。
许多对于伊利克·里达尔记忆犹新的拘留者，总会以很生动并富感情的语气，来描述他们过去看见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只要时间许可，伊利克总是尽可能的教导那些孩子们(其中一人这么写道)。他为男孩和女孩们补习功课，希望这些孩子们在被释放后，能到大学里修习一些学问。他曾单独为一个女孩，做了一本画满各样仪器模型的漂亮笔记本，本来这女孩必须要使用笔记本中所画的这些仪器，但营区内没有这些材料，伊利克就将它们逐一画出来。结果，女孩认真的熟记了这一切，当战争结束，就释放后，她就顺利的进入梅尔波恩尼大学就读。
除了这份工作外，他还筹画所有的运动比赛。夜复一夜，他总是面带着笑容，将他太太留给他使用的被单撕下来，用来修补他那几坂受损的珍贵的曲棍棒，而这些球棒是在万难当中，带进我们的留营里的。他先将中国胶放在一烛光的花生油灯上让它溶化然后涂在被罩布条再黏到曲棍球棒上，用这样的方法不断的修补。他接管烟台学校的一些体育活动……如此，使得他们那些焦虑不堪的老师，每星期能有几分钟喘息的时间。
看他教他们打圆场捧球实在是件有趣的事！他为美国人筹划一连串的棒球比赛，虽然他不愿负起星期天比赛的筹备责任──他们曾要求过他──，但其他时间的比赛，他都为他们安排得很圆满。为了让十八岁的年轻人能适应各样的跑道，他亲自沿着营区墙内的四周跑了一圈，并教他们一些跑步的技巧。
然而，他所有的工作并不仅仅是这一些而已，他还是营区的风纪委员会之一，这是我们营区里最重要的一个组织，这组织可避免许多愚蠢的争吵传到日本守卫和耳中。他同时在星期天带查经班。当人际关系有纠纷时，我们多半会找他仲栽。因为我们住在寝室很大，而每个人所拥有的空间仅六尺长、三尺宽而已，争吵是常有的事。他经常用温和并幽默的方式来缓和和爆怒的脾气，同时让人忆起从前一些快乐的事情，或者提到“当我们被释放之后”的未来盼望。
营区里的人经常爱咬耳根子，批评、诽谤、说闲话，但却不曾有人说一句伊利克·里达尔的不是。他对待每个人的态度都一样，你会发现：他和商人讲话的态度、和天主教神父，甚至和烟台学校的学童说话的态度没有两样。我们可以找出许多人夸赞他在那段时间里所表现的，他们对他所做的那些点点滴滴都记得非常清楚。举个例子：有一次，因为垒球比赛缺少用具，需要一笔钱去卖更多的用具，伊利克便将在爱丁堡所得到的奖品──金表很仔细的称过，并请人估价，想把它卖了，结果最后所需要的钱筹到了，他才没有变卖手表。虽然如此，大家对他的心意，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若能听听当时正值青少年阶段的人，兴奋的谈到这位全营小孩都认得的人物，的确是件令人着迷的事。我们就拿以撒贝尔·哈伦太太为例，当时她叫以撒贝尔·哈利斯，年仅十四岁，是从烟台学校来到潍丝的。现在住在爱丁堡，她仍然记得伊利克·里达尔：
“记得伊利克，总是站在曲棍球场边，当我们要离开时，他会一一检查我们的球棍。当时，我们是不可能有机会更换球棍的，因此，每根球棍必须补了又补。同时，我还记得他每次都将球棍拿到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捆扎起来，以备下次球赛使用。他永远不会让人觉得他很忙碌。并常常出现在我们身旁，帮助我们……”
“记得有一回他在投球位置上发脾气，原因是有人犯规或类似的事吧！如果你在球场上感到自己犯了什么错，那可能是他告诉你的……”
“他是个朋友；当你有需要时，永远会出现在你身旁的人。他花许多时间，为一些体弱的人提水、送木碳……”
“他不是个能说善道的讲道者，但他的确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专心听他讲道，只因他的人格和诚意，或任何从他身上散发出的强烈震撼物质……”
“当伊利克去世时，营区里的一个女人，她是俄国娼妓，曾告诉我母亲：伊利克·里达尔是唯一为她做任何事，而不求回报的男人。我想：当她刚搬进营区时，伊利克就帮她忙，为她钉置几块阁板之类的。伊利克不论断任何人，也不在意一个人是什么出身……在营区里有些宣教士，就不愿意帮助像她这样的人。但伊利克却不以那种方式来看事情……”
“他宁愿做任何事，而不愿花时间去谈过去在奥运的光荣历史：倒不是他故作谦虚，而实在是他对‘现在’太感兴趣了。他不是对过去念念不忘的人，这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部份，不过，我想在他生命中，仍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部份……。”
“这很难解释……但宣教士可分为好多种。有一种宣教士对他们本身远比对其他人更感兴趣。同时，宣教士们的确也没时间关心他人的孩子，他们的工作范围只限于宣教士的孩子们。但伊利克工作的对象却遍及每一个人。这点使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他一定是个很健壮的人，因为他能顾及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另一个烟台学校的孩子叫做诺尔门·可利福，写了一本书，描述他在营区中的经历，书名叫“幸福之道大庭院”。他在书中称伊利克·里达尔“为潍丝地区最杰出的人物……那时他正值四十出头，话不多，经常面带笑容。伊利克是我所遇着的基督徒中最好的一个，我蒙何等的恩宠，竟能遇到他。”
这些人现一再的强调：他活出了基督信仰。伊利克在营区里以及在晓张的中国人民中，教被描述成具有基督馨香之气的人。他帮助**以及受人鄙视的商人；他为体弱者搬送木碳，还教年轻人功课；为了添购运动器材，他几乎卖掉金表；此外，他还撕下自己的床单修补曲棍球棒。同时，他依旧是以前的伊利克，穿着五颜六色的窗帘布做成的衬衫到处行走，看起来极其平凡，毫无特殊之处。
在营区里，他最难下的决定是：在星期日举行运动竞赛之事。他说：不可以，星期日不可以举行运动比赛；这是他向来所持守的原则。但是许多十来岁的孩子们都抗议，他们决定自己筹划曲棍球比赛──男孩与女孩对抗赛。结果，因为没裁判而变得混乱。到了下星期天，没想到伊利克竟出现在球场并担任他们的裁判。这是他生命中最具启发性的生活细节所在：他曾因为拒绝在星期日出赛，而丧失奥运百米径赛金牌并获得世界性荣誉的机会；但他却在星期天担任一场运动比赛的裁判，而他之所以破例，目的只为了让这些男孩和女孩能和平相处。由此不难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伊利克时常在营区的教会讲道，他的主题常用登山宝训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谈到的“爱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他告诉下面听道的人：“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保罗这一番话成为他信仰的根基。另外，还有耶稣的登山宝训──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都有福了。也就因着这些，他相信爱可以从实际生活中彰显出来。
他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登山宝训：给主日学的老师们”。这本书是一九三七年，他离开天津，开始在外工作时出版的。这本册子是他有生年日里学习的心得及对人、事的洞察能力。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在小册子中这么写道)，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参考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温柔──是脾气温和、谦卑、亲切、平稳、服从以及不坚持的个性。着名的亚里斯多德对于温柔做了如下的阐释：认为它是一种能控制愤怒情绪和品德，如此，这个人就能获得心灵上的宁静，不再感到纷扰。而这种控制是源于清楚的认识。温柔和懦弱经常混为一谈，两者所显露出来的都是亲切及温和，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其区别是否就在惧怕这个因素上？
温柔──亲切、温和而不惧怕。
懦弱──亲切、温和，之所以如此表现是源于惧怕。
温和──能以爱来面对别人的过错。
一九四二年，也就是他被关进拘留营的前一年，他出版了另一本书，叫做：“日常生活中的祷告”(PrayersforDailyUse)，当中提到──顺服是认识上帝之关键：“顺服上帝的旨意，是获得属天智慧及洞察力的秘决所在。这并非希望能明白一切的奥秘，而是希望去行(遵行)上帝的旨意，从实际去行当中而产生确信。”
他无论在营区，在大教堂中或在小的默杨团体中，所说的大多是这一类的信息。它的主题大体相同──常常都是爱、顺服以及被上帝护庇的生命所散发出的馨香之气。而群众永远专注地听他讲道，他们倒不见得是被他的口才所吸引，而是有些他们也说不上来的因素，使得他们这么做──“……他的人格、他的诚意，或其他的物质”，正如以撒贝拉·哈伦所努力尝试，但始终解释不出来的那个因素。他的秘决在那里？当时，已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即使到今日，还是有人这么问。另一个被拘留的人提出了她对这问题的看法：
“有一次我问他：他的秘决在那里？如今，我已知道答案的所在了。因为我丈夫曾和他共住一间寝室，并和他分享得力的秘决。每天清晨六点钟，他总是从顶层的床铺下来，从那些睡得七横八竖的室友们旁侧悄悄经过。然后，到一张中国式的小桌子前，两人靠近着坐，在一盏仅能让他们的看得到字的花生油灯下，看他们的圣经和笔记本。这时他们将窗帘紧紧地拉上，避免暗弱的灯光外泄，使那些日本哨兵以为有人准备逃跑。他们静静地读经、祷告，思考这一天所应尽的责任，以及该做的事情。伊利克不是那种只在固定时辰才祷告的人──虽然他并不愿错过任何排定好的祷告会或交通聚会。他随时随地和上帝交谈，而且很自然地，正如进入“祷告的学校”般，从其中经历到许多内心的操练。他的心灵似乎不让什么重大的问题长久盘绕住：他的生命奠基于上帝、信心及信靠之上。”
然而营区的生活过于劳苦，营里的人相继去世，特别是那些四十岁以上的人。他们当中有人精神崩溃，有的患了伤寒、霍乱及痢疾。夏天的酷热令人难耐，最糟糕的是食物的供应愈来愈缺乏，到了一九四四年底，达最严重地步。伊利克也和大家一样，感到相当哀弱。
安妮·布倩在伊利克进拘留营的几个月后也入营了。她一进去，就注意到伊利克的外形和以前不同了。“伊利克怎么啦？……他整个人都慢了下来……他走路慢了，说话也慢了。”她到营区后四处告诉别人。营里没有其他任何人发现伊利克有任何改变；但对一个认识他多年，隔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的人，一眼主发现他不再像过去那么活跃了。
这位前任晓张医院的护士长，刚开始时，她以为自己可免于拘留。因为她曾接到有关当局寄来的一张信卡，上面提到：由于她向来“和蔼亲切”，可以免除拘留。但有一天，日本宪兵到来了，并告诉她必须离开在冯平的英国领事馆，她曾在该馆中照顾一位伤残的朋友直到那位女仕过世为止。这回昌方要她到潍丝去，目的是要报复；有两个人逃出营区，因此，她将被拘留，以填补他们的空缺。
这回，她发现伊利克──她已多年没见到他──工作太繁重。“伊利克是个责任心极重的人，”她说：“我想，他所做的工作远超过他所应该做的。但是营敬里的大大小小那么依赖他。他教烟台学校来的孩子们一些科学科目，这工作由他一个人独自担当已经够重了。而他又那么热心，到处替别人做许多零星的工作。他们仰赖他来筹划营区内所有的运动竞赛。其实这些事还有其他的老师能做，但伊利克总是独自承担下来，这些工作实在太繁重了。
到一九四四年秋天，伊利克不再像以前那么精力充沛了；和家人的久别，也造成他心灵上的沮丧。后来，有些拘留者才惊异的发现，他竟是个有家室的人，而他极少诉苦；他是如何如何的想念他的妻儿。“营区里也有一些和他同样景况的人，”以撒贝尔·哈伦说道：“他们经常到处诉苦，说他们有多久没见到妻子了。但伊利克一心忙着替别人带来欢乐，而将自己的悲苦和问题隐埋在心里……他是个相当深沉内敛的人。我还记得，当我发现他和佛罗伦斯是多么亲密时，着实吃了一惊。”
在历经十八个月的拘留生涯后，即使像伊利克这种活力旺盛的人，也因为生活的艰苦及长期的饥饿，而逐渐哀残了。加上为了带给年轻人欢乐而连续不断的举办运动比赛，最后他积劳成疾。潍丝拘留营中的人们，不知不觉中，受到慢性饥饿的啃噬。如果红十字会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月底，没将包裹寄到的话，所有的人都将面临严重的饥荒问题。
当然，伊利克对自己的处境及健康状况从来不抱怨，只是他从来不向安妮·布倩隐藏自己的感受，毕竟她那么了解他。他两只要一有空闲，就溜到外头，坐在户外的庭园，伊利克会一股脑的向她描述佛罗伦斯和孩子们。有时他会对着照片凝视良久，并将加拿大那边过来的任何消息都告诉她──这些消息通常很有限，因为每次信都得等上好几个月才收得到。在这些平静的交谈中，他曾提到一件事使她永难忘怀：“安妮，我最忧虑的是”他说道：“我所给佛罗的时间太少了。”一回，他也曾对她说到：他觉得前途茫茫──任何事似乎都那么空虚无望。“这实在不像伊利克说的话，”安妮道：“他向来是个充满希望的人。”
到一九四五年元月中旬，伊利克和营区里其他人一样患了初期的营养不良，正受到病痛的煎熬，大家认为他是患了流行感冒，外加严重的静脉窦炎；然而，这种严重的炎症应该尽快治疗，但在营区里却无法予以快速的治疗。伊利克开始头痛得很厉害，于是他用布蒙着眼，在房间里躺着，什么都不想做，只希望安静。
当安妮·布倩一听说他病了，就顾不得营里的规矩，迳自闯入男宿舍。“我看了他的情况，立刻去找营区的大夫，告诉他：伊利克一定得住院。他回答说：医院里已没有空病房。但我坚持：伊利克必须接受医院的治疗，因此，他就被送进医院。亏他这人忍得住，从来不说他那里不舒服；于是，他们只说道：‘哦！他已经康愈了。’”
在医院里，他被认为是局部性发作的病人。当他不再发病时，院方准许几位访客进去看他，据这些人说：他似乎很开朗，但是，偶尔会流露出“迷惘”的神色，一提到他在加拿大的家人，他就显得很沮丧。他有双眼睛看起来怪怪的，同时他讲起话来显得为滞不流畅；他的右腿因局部麻庳而不良于行。虽然如此，他依然开朗，每个去探望他的人，都心情愉快的出来。一对他所熟识，即将步入礼堂的男女，前去探望他，他便和他们谈到婚礼的事宜，同时也讨论到女傧相的服装，他最讨厌营里衣橱中那些应急的衣服了。
后来，医生们都为他耽忧，他们猜测他长了脑瘤。他们曾花了很长的时间，详细地替他诊断，却由于医院设备简陋，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很有限。别的姑且不论，因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处于极疲怠的状态，他们就要他做长时间的休养。
有段时间，他似乎已快康复，可以到处走动了，然而，他的头部仍然经常会剧烈疼痛。关心他的朋友问他的头部病痛是否好转时，他答道：“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我的头部里面究竟有什么毛病。”他曾告诉一位和他在晓张同工过的退休宣教士──C·H·B·朗门先生道：医生认为他患了精神哀退症。有时，他因为头痛而产生精神上的沮丧；而他更在乎的是：他认为自己无法像以前那样，凭着作心，以喜乐的心情来面对任何事，这是他灵里软弱的一种迹象。“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困扰我，”他以缓慢、无精打采的语气对这位宣教士同件说：“我必须将这毛病全交托给主，不要因它而感到灰心。”
有时，他似乎已痊愈，院方就准许他和朋友们一块儿喝茶。同时，他甚至坚持爬上四层阶梯，到医院顶楼去找他的同工。“那简直像攀登星河那么难，”当时帮助他的护士这么说道。不过，他还是做到了。
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的下午，曾独自外出散步，途中遇见他在天津一位同工的太太，两人一块儿步行了十五分钟，他似乎又恢复了以往的快乐。
“你有佛罗的消息吗？”她问他。
有的，才接到她的信，他这么说道，语气缓慢，神情疲累。
“你必须多多休息，”她说道。
“不，我得常走动走动，腿才会恢复。”他答道。
在最后一天，伊利克亲自到邮局寄信给他太太，因为那封信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当时限制这些拘留者所写出去的信，字数不得超过一百字，这么一来，他们的信就必须像电报文体一样。佛罗伦斯好几个月后才接到这封信：
因担负过重的责任，轻微神经哀退，住院一个月后进步良多。医师建议我改变工作，放弃教书，做些不用脑筋的工作如烤面包……。和我保持联系，安慰话语和包裹已享用。将挚爱献给你和孩子们。──伊利克。
在他写守这封信的当晚，一阵痉挛性的咳嗽，几乎令他透不气来。当时，一个以前在天津主日学的学生正和他在一起，他头部的疼痛又发作了，他痛得紧抓住她的手臂。不久这一阵过去了，较晚的时候，他再度和宣教士的孩子又笑又闹。突然间，他再次发作。和他在一块儿的这个小女孩，赶紧跑出去叫医生，医生立刻将他送进隔离的单人病房。
才刚刚退休的护士安妮·布倩，这时，来到他床边：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毛病。这是他常用的句子──‘没有人知道。’我不肯离开，就一直待在那儿。有一、两个医生站在隔壁病房，当我加入他们的谈话时，其中一人说：‘你知不知道伊利克快死了？’我立刻反驳道：‘胡说！’当我再回到伊利克的病房时，他真的奄奄一息了。他只是对我说：‘安妮，这是完全的降服。’之后，他全身痉挛，开始呕吐，吐得我一身都是。接着就陷入昏迷。从此不曾再醒过来。”
“‘降服？’是的，他是这么说。当时我正扶着他，不太听得清楚他说些什么。他开始说出这个字，而且说得很吃力。不过，他的确是说：‘完全降服’。“
降服！一个英雄临终时，说出这样的字眼，特别是对一个即使面临最严厉的挑战也从不放弃的人，的确叫人纳闷。这话只就他生活重心所在的信仰而言，才真正有意义，也就是如今他已完全降服在上帝面前了。
第二天验尸后，发现他的左脑长了个无法动手术的瘤。这个瘤带给他持续了几个星期的痛苦，加上大量的血，终于导致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