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一、被捕
五八年姍姍來遲的春天終于叩響了北京的城門；清明過後，第一場春雨為北京帶來了朦朧的綠意。袁相忱每天帶著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邊的小店吃早餐時，明顯地感受到春天的腳步。六歲的小女兒在春天里，明顯地比以前更加活潑，更加懂事。過了一個年，孩子又長大了一歲。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種勃勃的生機，也感到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內心卻毫無輕松感，知道自己離開家的日子不遠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懷來一一體味這一切的。
天熱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換下來，開始穿毛衣。梁惠珍幫他把棉衣洗好後，準備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對妻子說︰
“你別把我的棉衣收起來，就把它放在我枕頭邊就行了。”
梁惠珍問︰“你還穿嗎？不穿就收起來吧。我剛洗過了，放在外面會落上灰塵的。”
袁相忱猶豫了一會，還是說︰“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塊小布包起來，放在我枕頭旁。”
梁惠珍就沒再說什麼，把棉衣疊整齊了，用一塊干淨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頭邊。
袁相忱已經預感到自己會在近期內被捕，所以就想萬一被捕的時候，就把棉衣一起拿著。听說監獄里邊被子很薄，到時候肯定用得上。又過了兩天，袁相忱對梁惠珍說︰
“你出去給我買雙新布鞋吧，要合腳一點，耐穿一點的。”
梁惠珍問他︰“怎麼想起來要買新布鞋穿了？”
因為袁相忱平時經常登台講道，所以穿皮鞋的時候較多，並且袁相忱一向注意節儉，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讓梁惠珍去買；若是衣服還沒穿破，梁惠珍就幫他買了，他還會說梁惠珍不該浪費錢。這麼多年來，梁惠珍已經摸透了丈夫的脾氣，並且也養成了同樣節儉的習慣。這一次是袁相忱主動提出讓她買鞋，她就覺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問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說︰
“買雙布鞋，好在以後勞動的時候穿。”
梁惠珍听了楞了一下，繼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經為被捕作準備，前幾天丈夫不肯讓她把棉衣收起來，她當時不明白為什麼，現在想起來，應該也是為被捕作準備。梁惠珍楞在原地，淚水就在眼框里打轉，但她控制住，沒有讓它流下來。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樣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著，當做沒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樣，走到外屋看書去了。
被捕的預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擔憂。他不是為自己擔憂，而是為他走後一大家人的生活擔憂。他的母親當時已六十多歲，妻子梁惠珍沒有工作，家里有六個孩子︰老大福音剛滿十七歲，小六還只有六歲多；五個孩子在讀書，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顧的時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這一家人怎麼辦呢？
撒但很會尋找人的致命處來攻擊人。他知道袁相忱對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關鍵的時候，撒但已經藉著袁相忱的這個弱點來多次攻擊過他︰不論是政府的警告，還是主內信徒的勸說，都以“你走了以後，這一大家人怎麼辦？”
這個問題來做文章，今天他又面對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內心的擔憂的挑戰。
弱點是明擺著的，關鍵是怎麼解決。袁相忱反復地考慮著。
當時從表面上看，只有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向政府表態，願意參加SZ；參加了SZ，自然就不會被捕，不會和家人分開了。二是徹底堅持到底，堅決不參加SZ；這樣的結果就必然是被捕，顧不了家人了。
除了這兩條路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脫離這患難，使他既不用加入SZ，違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與家人分離，他就在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這樣向神求，禱告的時候他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為他個人和家庭開路，更求神為中國的福音工作開路，因為他相信，凡是出于愛神的動機的，神就必保守。
沒錯，神是會保守義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權用各種方法來保守他的兒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們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後，袁相忱回憶自己被捕的前前後後，才明白︰神己經為他和他的家庭開了出路，神也為中國的教會和福音工作開了出路，並且神所為他個人和中國的福音工作所開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遠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禱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來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沒有人警告他，沒有人勸說他，沒有人打擾他。他想，“神一定是听我的禱告了，要救我脫離這患難，要為中國教會開一條新的路，讓人們看到，不參加SZ也是可以的。只要基督徒能堅決地擺明立場，政府就不會把我們怎麼樣。”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從街上回來，把一雙新的厚底布鞋交給袁相忱，說︰“你先試一試，看看合適不合適？”
袁相忱當時正在看書，頭也沒抬，也沒細想妻子的話，拿起鞋來套在腳上時才想起來，這是自己前一段時間叫妻子買來準備被捕的時候穿的，而現在，鞋己經買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驚︰“神啊，難道你是藉著這件事來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說話，以為他在看鞋，就說︰“這鞋很結實的，花了四塊八毛錢。我剛才拿了十塊錢出去，找回來五塊多，這五塊多零錢就擱你的兜里吧。”說完就把錢塞進袁相忱的褲兜里。他們誰都沒想到，這雙鞋在當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場︰袁相忱是穿著這雙新布鞋，帶著那五塊多錢，進了監獄的門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個特別的年份︰春天的時候從中央傳來一道命令，全國的人都必須參加“除四害”的活動，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別，全國每一個地區在一天里集中時間集體行動，制造各種噪聲，使麻雀驚嚇之際，四處飛，但飛來飛去，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繼續飛，直到在天上疲乏過度，掉下來摔死為止。打麻雀的結果有兩個︰一是功夫不負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從第二年開始，各類昆蟲因失去了麻雀這個天敵，而開始大量繁殖，釀成了另一種蟲災，其中尤以蝗蟲為甚。蝗蟲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蟲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為比麻雀更大的一種災害，使各種農作物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直接引發了五九年的糧食大饑荒。緊接著又是三年困難時期。用人為的手法破壞神所立的自然法則，必然導致嚴重的後果。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統一行動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點正準時開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區，由區到片，由片到街道，層層落實，要求必須準時、準點、全部人都參加。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來開會，做進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為街道主任（一條小街道的管理人員），自然也參加了。那天夜里，布置任務會議開到十點半才散會，梁惠珍回到家里，孩子們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書。盲人青年陳邦恆因下午來袁相忱家里請教問題，吃完飯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當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里，睡在另一個房間里。梁惠珍洗漱完後，也就準備上床睡覺了。那時大約十一點多一點，忽然听到門外有人敲門，又有一個管戶口的警察在門外叫︰“梁主任，開一下門。”
梁惠珍以為是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邊問，“有什麼事？”
一邊打開了門。開門後看到門外站著兩個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時都很熟。那兩個人說︰“
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們所長要請老袁去談話。”
袁相忱听了，說︰“好吧，等我一會。”
邊說邊趕快起來，下床的時候，順手拿出放在床邊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識到要發生什麼事了，但他們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話，不會有這麼客氣。”
其實是派出所的人因為剛剛與梁惠珍一起開完會，布置完工作，所以給她一點面子，不讓她親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門口，又回頭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卻沒說什麼，就跟著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個派出所的人對梁惠珍說︰“你睡覺吧。”
但另一個人卻說︰“等過一會或許我們還會再來。”
梁惠珍听了覺得很奇怪，心想，“他們說話怎麼兩個人都不一樣？一個說讓我睡吧，意思是沒什麼事了；另一個卻說過一會還會再來，意思是還有事情沒辦完。他們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干什麼？”這樣想著，心就咚咚地狂跳起來。她趕忙跪下禱告，哪里還有心思睡覺！
袁相忱跟著兩個警察往香家園派出所走，他一邊走一邊想︰“叫我去，干什麼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這里，他心里後悔剛才沒有去另外一個房間里與母親道別，也沒有去看一看六個孩子，也後悔還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沒有向同工們交待。走到半路，一個警察問袁相忱︰“哎，你是屬于什麼**？”
袁相忱楞住了，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我也沒有**。”
警察就不再說什麼。原來，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現行**”。
到了香家園派出所，剛坐下，就從屋里出來三個人，是袁相忱不認識的，可能是從市里面來的。他們凶巴巴地走過來，呼喝說︰“站起來！”
袁相忱就站起來，接著其中的一個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證朝袁相忱一出示，就開始宣讀逮捕證，正式宣布逮捕他。讀完逮捕證後，又拿出印泥，指著一處空白的地方，讓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過手印後，就有人給他把手銬帶上了。這一切做得干淨利落，前後不過三五分鐘，顯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時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點半，黑暗正濃。從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長達二十一年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袁相忱走後約半小時，梁惠珍還在禱告，就听到轟隆隆好多汽車開過來的聲音，梁惠珍心中一驚︰“難道相忱真的被捕了？”
緊接著，又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看到門外站滿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對她說︰“袁相忱已經被捕了，這是逮捕證。”
說完就拿出逮捕證給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陣發軟，幾乎站立不住。她心里說︰“要挺住，一定要挺住。”
警察又接著說︰“現在要把這里所有的東西都翻出來，我們要徹底搜查。”
說完話，一擺手，做了個開始的動作，就有五六個警察忽拉一下進到屋子里，每人手里都拿著工具，二話不說，就先從聚會的福音堂開始搜起，把東西摔得闢啪作響。
最先被這吵嘈聲驚醒的是袁相忱的母親。她听到兒子已經被捕，渾身發顫。梁惠珍對她說︰“媽，我們一起去把孩子們叫醒吧。”
老大福音已經自己起來了，一邊扣衣扣，一邊從房間里走出來。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經被推得東倒西歪，所有的聖經、詩歌本、屬靈書籍都被堆在地板當中，連袁相忱布道時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緊緊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紀輕，容易沖動，就對他說︰“你進屋里把弟弟妹妹們都叫起來。”
福音就進去把大家都喊起來，把陳邦恆也叫起來。孩子們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櫃，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來的時候還閉著眼，滿肚子不高興，但她睜開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亂丟東西時，就嚇得一下子哭出聲來。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著哭了起來。
梁惠珍把小六攬在懷里，輕輕撫摸著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紀老邁的婆婆和六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他們一家人就這樣看著警察在那里搜尋。
搜完了福音堂又進到每個房間里搜，每個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鐵棍，每走一步都用鐵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麼地方有空洞的聲音就撬開。福音堂的地下有一個浸池，警察把浸池的蓋子揭開後，看到里面什麼也沒有，還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圍的地都撬開，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搜查從夜里十二點開始直到凌晨四點多才結束，檢查之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上車帶走，臨走的時候又對梁惠珍說︰“你覺得我們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覺得合理，就簽個名。”
搜都搜完了，才問“合不合理？”
明擺著是走過場。梁惠珍看也沒看，就拿過筆來寫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點半，警察開著車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經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陳邦恆一大早就離開袁相忱的家里，回到了盲人工廠。他把經常去袁相忱家里的幾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後告訴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師被捕了。”
說完就放聲大哭。其他人听後也都哭起來。
二十日早上九點鐘，集體行動打麻雀的時間到了。梁惠珍照樣按著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戶地通知大家出來打麻雀。街坊們都已經知道梁惠珍家里出事了，可沒想到她還能出來照樣工作。大家對她充滿關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負責十一個居委會。當時香家園派出所一共管轄二十二個居委會，梁惠珍就負責了一半，並且是義務的。她當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只是出于幫忙之心而已。現在家中發生了那麼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樣出來認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從十九日晚開始，她已經被列為“**份子”的家屬了。她心中有不滿、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懼和擔憂，但她都強壓著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應該在自己的職份上盡本份，不管將來如何，只要今天她還是街道工作的負責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當時受袁相忱的被捕影響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長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時福音在讀小學六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好，並且處處很關心同學，老師們都很喜歡他，他還被選為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學回來，看到家門對面有幾個穿著藍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張望，他當時感覺不對勁，想這些人到底是干什麼的？穿著球鞋，但又不是鍛練身體，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開，他根本沒想到這些人是來監視他家里的動靜的。父親的被捕給福音很大的打擊，他不清楚自己的父親到底為什麼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為家中的長子，將來的道路該怎麼走。父親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學校的門口，就貼出了“**袁相忱”的大字報，大字報中列舉了袁相忱的數條罪狀。中午等到同學們都回家以後，福音一個人去看。當時青年會、缸瓦寺、白塔寺都有關于袁相忱的大字報，說要把袁從一白六十號趕出來。看完學校門口的大字報後，福音沒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沒有父親的大字報。作為長子，作為袁相忱的兒子，他想知道父親到底為什麼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兩次針對袁相忱的大字報，第一次是參加SZ的牧師寫的，第二次是針對重點人物寫的，專對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里看大字報時，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傷地離開，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親真的是**，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沒有任何理由地亂抓人；他無法理解這一切，也無法跟別人說，包括自己的母親，因為他知道，母親己經承受了夠多的壓力了。福音含著眼淚，只好一個人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懷疑、迷惑、失望、無助，過早地介入了這個十七歲青年的生活。他在這壓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間就變成大人了，他知道他從此就是家中擔負責任的男子漢了。
一個星期後，老師把袁福音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從今天開始就由另一個同學擔任了。福音點點頭，他沒有問老師什麼原因，老師也沒有講原因，但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里，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母親，因為他怕母親擔心，他倒是對母親說︰“媽，你別發愁，等我六月份畢業了，就找份工作，我來養活你。”
二、審訊
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個底朝天的同時，袁相忱自己卻被押上另一輛汽車，拉到北海後面的草嵐子胡同，那里是預審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後，預審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銬摘下來，又讓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預審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關袁相忱的材料，這期間沒有問袁相忱一句話。
約到半夜兩點鐘，預審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帶到一間監舍里邊，吩咐他在這里睡覺。監舍大約只有十多個平方米，里面卻有十來個人，每人一條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會掉下去。警察告訴袁相忱睡在那條空的木板上，之後就把門鎖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經睡覺了，被開門關門的聲音驚醒後，看到又新來了一個斯斯文文的戴眼鏡的中年人，也沒什麼特殊表示，大概這里來來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對新來的人已經失去了新鮮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著，心里一片紛亂。不知道家人現在知道他的情況了嗎？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將會怎樣，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來想去都沒結果，就好像什麼也沒想一樣，惟留一顆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監獄到了吃早飯的時間，有人把飯菜用一個大盤子端進來，袁相忱一看，每人一個窩頭，一碗白菜湯。袁相忱一點食欲都沒有，這種時候哪里還能吃得下飯？可一想，萬一要是被審問的話，還得要有足夠的精力來應付，所以還是要勉強吃一點。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個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這怎麼能吃呢？但看到別人就這樣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著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湯，把湯都喝了，窩頭則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說話，就有人把他的窩頭拿過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後來都不明白為什麼每人只給一根筷子。
按預審股規矩，犯人每天起來洗完臉吃完飯就穿好衣服，準備被提訊。提訊時點名，叫到的人就跟著當兵的走，沒有叫到的繼續留在監倉里。每天早晨八點鐘就開始叫號提訊，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個就提訊袁相忱。提訊的時候，前邊有一個領路的，後邊有當兵的拿著槍，跟在後邊，袁相忱走在中間。院子的另一邊有一個單獨的地方，這是專門用來審訊犯人的。袁相忱被帶到一間房子里，里面已經坐好了三個穿制服的人。他們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讓他坐到一張硬板凳上，開始問話。
問完姓名、年齡、籍貫之後，袁相忱被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召集人開會的事。中間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問︰“你有沒有寫信給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會堂里開會？”
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禱告︰“主啊，求你賜給我當說的話語。”
當他听到這樣的問題後，就點頭承認。那三個人互相交換一下眼神，大概是沒想到袁相忱這麼老實、這麼快地就承認了。他又接著問︰“你是什麼時候給他們寫信的？”
袁相忱想了想，說︰“我忘記了。”
其實袁相忱說的是實話，他的記憶力確實是很差，又何況事隔這麼久？並且自己發明信片的時候，既沒有把這當作一件大事，又沒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寫上地址，告訴大家聚一下罷了，誰料到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審訊他的人卻不認為這是真的忘記了，以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從實回答。之後，又問他承不承認寫黑信召集大家開會這件事是犯罪？
袁相忱說︰“我寫的是明信片，連郵遞員都能看到上面的內容，沒有什麼不可以讓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說，寫信讓大家來聚一聚，純屬基督徒之間的肢體聯系，根本不是罪。”
審訊他的那個中年人听了，氣得不得了，就威脅他說︰“如果不認罪，就等著瞧！”
袁相忱以為他們會動粗，但他們只是嚇唬他一通而已，並沒有太為難他，最後又讓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間去的時候，同房間那些沒有被提訊的人都問他情況如何，袁相忱沒有說什麼，但那些人卻以老大哥的身份來教袁相忱。有幾個老犯人對袁相忱說︰
“你要認罪，認了罪就判得輕。”
袁相忱說︰“我沒犯罪，認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漫長的審訊期。他們提了很多問題，並且問的非常詳細。這樣的日子對袁相忱是痛苦的，因為他實在不記得那些瑣碎的事情。並非他的記憶力不好，而是因為他這麼多年來養成了從來不去為這些事情操心的習慣；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傳福音。他所能記得的都是有關福音方面的東西，所以每次提訊時，公安人員問什麼，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卻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說自己沒犯什麼罪，他也確實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們問他為什麼想不起來？袁相忱就說，“不習慣記這些事”，但審訊員說，“想不起來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
袁相忱出獄後，甚至連他們審訊時提的問題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公安人員曾讓他復述自己的右派言論，袁相忱說︰“我只記得兩個觀點，一個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個是SZ隊伍中有人是最不SZ的。”
審訊員說︰“還有一個你為什麼不老實交待？你說過‘老和尚為什麼不說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袁相忱覺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但公安人員說，“你這些話是指著毛主席說的。”
袁相忱說︰“我真的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你們現在定我為右派言論，但開始全是因為你們讓我發言，讓我說的。我本來是不發言的。”
他們說︰“不讓你發言怎麼能了解到你的**思想呢？還有人揭發你，你曾說過GC黨是‘大紅龍’，多次在講道中煽動信徒不要愛黨愛國。”
袁相忱回答︰“我講道的時候講的都是聖經上的道理。”
後來審訊員又問到誣蔑SZ領導是“三朝元老”這個問題時，袁相忱說︰
“我確實是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我說的都是事實︰王梓仲是公理會的一個牧師，原是美國教派，日本人來了後，又做了‘中華基督教團’的負責人，在SZ時又做了副主席。這些事，每個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實就不是罪。”
公安人員還問到袁相忱護送胡俊德姐妹去廣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護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會。她的丈夫在美國做生意，看著國內的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胡姐妹就決定自己也出國。一九五六年，胡姐妹從廣州坐飛機去美國找她的丈夫，她一個人帶著兩個雙胞胎兒子，又帶著許多行李，坐火車去廣州，諸多不便，就請袁相忱幫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廣州，當時到了廣州的時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馬站林獻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飛機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車回北京來。這是袁相忱第一次見到林獻羔，但時間倉促，並沒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這次公安局又把這件事提出來，並且強加給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國，勾結外國人”。袁相忱說︰
“我只是幫助人而已，並且以後並無任何聯系。”
公安局還讓袁相忱詳細交代阜成門福音堂與日本牧師的關系。袁相忱據實回答︰
“一九四六年開辦阜成門福音堂的時候，日本牧師幟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從房東那里租的房子，與幟田金雄沒什麼來往，並且幟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時候，他隨一個訪華團來到北京，並且去阜成門福音堂參觀，SZ還派牧師陪著幟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來，怎麼能說我和他勾結呢？如果真有勾結的話，也是SZ和日本人勾結。”
但公安人員卻說︰“我們說你和日本人勾結，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
袁相忱說︰“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兩個月才回到北京的。當時我母親病重，我在家里忙于照顧她，兩個月之後，幟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麼可能有機會和他勾結呢？”
但公安人員堅持說︰“不管你怎樣狡辯，我們認為你有漢奸的嫌疑。”
在審訊期間，公安局對袁相忱的評價就是︰“你任何問題都不肯老實回答，不肯認罪，回答問題時要不就說忘記了，要不就說這不算罪。你的行為是公開表示抗拒。”
為了懲罰袁相忱，他們就決定把他交給其他犯人去教育，讓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監號是個犯人來路很雜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問題都比較輕。袁相忱剛去的時候，里面有一個小伙子是天主**，袁相忱自然對他有一份親切感。他也是因為不肯參加天主教愛國委員會而被抓的，進監獄的時候只有二十多歲。有時候他常自己坐在一邊哀聲嘆氣，袁相忱就安慰他幾句。這個年輕人很害怕會在監獄里呆一輩子，所以每次提訊前都緊張得要命。袁相忱問了他的情況，得知他不是教會負責人，只是一個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對他說︰
“你可能沒什麼大問題。你這麼年輕，又沒犯過大錯，公安局了解了解情況就會放了你的。其實我和你一樣，我們都是為義受逼迫的，不過就是信仰問題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神只是用這個小試煉來試一試我們是否忠心。”
袁相忱的這番話是真心話，他在大難臨頭的節骨眼上，還認為這個問題只是信仰問題，可見他的確是很單純的。他還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時代下，不參加SZ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他的罪已不是信仰問題了，而是革命與**的問題。
年輕人在被提訊過幾次後，從審訊他的人的口氣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大問題，心情也就漸漸安定下來，開始計劃出獄後的事情。那個年輕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擔心出獄以後沒錢，回不去老家，就告訴他說︰“你出獄後如果有困難的話，就上阜成門找我的愛人，姓梁。你告訴她你是天主**，她一定會幫助你的。你可以從我愛人那里拿錢做路費回家。”之後，袁相忱又向他說起了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區別，勸他仔細想想。沒想到，那個年輕人第二天就去把這些都匯報給隊長了，說袁相忱拉攏他，在監獄里還繼續傳道。隊長就說袁相忱氣焰囂張，在監獄里繼續**。這後來也成為他的一條罪狀，一起寫在判決書里。而那個年輕人則因為揭發有功，不幾天就被釋放了。
與袁相忱同一監舍的還有兩個人，更是冤枉得很。他們因為在參加國慶**喊口號的時候，不小心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喊錯了，喊成了“**萬歲”，結果被揭發，關到監獄里來。袁相忱開始只跟那個天主**說話，但後來被出賣，吃了大虧，就更加謹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說話，只是靜靜地坐著，思想或是默禱，所以大家對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細，也就不敢太放肆。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後來的犯人斗爭犯人的時候，沒有受太多的苦。監獄中所謂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針對那些不肯認罪的人，要讓同監舍的犯人幫助你反省認罪；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經過許可的監獄內的暴力。幫助的內容主要有三項︰一是開批斗會，大家一起來口頭批評，然後就是罰被批評的人做一些疊被子、倒尿盆之類的小事，這是最輕的。另有一種是讓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時候兩條腿要盤起來，身子要坐直；雖然不痛，卻是讓人累得受不了。被幫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個鐘頭，有時甚至一個晚上都要這樣坐著，等到睡覺的時候，兩條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覺；有時實在受不了，還會從木板上摔下來。但只要那些幫助你的人不肯點頭，就還得再爬起來接著坐。最嚴厲的一種方法叫“坐飛機”，就是把人的手舉起來，使勁往後拽。這種刑罰的特點是︰斗爭人的人根本不費力，但被斗爭者卻是疼痛難當。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從一些監舍里發出慘叫聲，大家心里就會說，不知道是哪個人又在被斗爭。這時候監獄的公安人員都听得很清楚，但他們從來不去管，因為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他們授意的。
袁相忱在監舍里很少說話，在提訊的時候雖然是有問必答，但答案卻往往不能讓審問者滿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們監舍里的重點幫助對象。監獄領導曾多次明說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對袁相忱實行嚴厲一點的幫助。可神卻保守他，使他在這期間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幫助”，也只是盤腿坐在硬木板上。這一點，連袁相忱本人也頗覺得奇怪，實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謝神的保守。
在監獄里，袁相忱所面對的最大的試煉，還是來自家庭的壓力。在關押他的監舍中，有一個小小的窗戶，窗戶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們在街上嬉鬧的聲音就從窗子傳進來，袁相忱就開始想起自己的六個孩子，擔心他們會不會被人欺負，擔心他們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擔心他們將來的成長教育問題。還有，看到監獄里做飯菜時，聞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飯菜的香味就是一個家庭的象征，可是他現在卻享受不了家庭的溫暖了。當這些煩惱涌上心頭的時候，袁相忱就在這矛盾中變得軟弱。母親需要兒子的照顧，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親的呵護。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監獄的高牆鐵網，此刻人最容易手扶著犁往後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當他最軟弱的時候，總有一句話臨到他︰
“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的國。”
袁相忱此刻經歷了不能夠愛父母、愛子女超過愛主的痛苦抉擇。他每次在軟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還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會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審訊期間不許探監，所以他沒有教會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卻擔心他們會因自己受牽連。阜成門福音堂開辦後，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為放假兩天，袁相忱的教會就利用這兩天的時間安排兩次教會同工聚會，大家在一起座談，彼此分享。他被捕後，不知教會是否還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這些同工還有沒有堅持服事？其實，自從他被捕後，阜成門福音堂已無任何聚會，同工們各自分散，但他對這一切卻一無所知，惟有在禱告中紀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們。
在長達半年的審訊期里，袁相忱過著一種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生活︰沒有家人的消息，沒有教會的消息，沒有關于時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憶、交待，不停地被別人揭發，也不停地被要求揭發別人。袁相忱告訴公安局說︰
“我的記憶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記不清，能記清的我都已經說了。至于別人的事情，你還是問別人好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同監舍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遲關進來，都一個個地結案了，惟獨袁相忱一個人在那里老結不了案。之所以結不了案，是因為官方認為袁相忱不認罪，不認罪就無法結案。公安局多次對他說︰“抗拒是要從嚴的。”而袁相忱卻說︰“我沒有不認罪，因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沒有抗拒，只是實話實說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獄整整半年後，法院要他寫一份親筆供詞，承認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這就表示要為他結案了。寫了供詞後不久，他就被轉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監獄，開始勞動。先是在毛巾廠，後是在襪廠勞動。在襪廠的時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決書，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決後當場暈倒。法院的人要當著犯人的面念判決書，袁相忱听了別人的罪名和判決，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這個時候，他還幼稚地認為，他的問題還是信仰問題，達不到**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決書下來了。發判決書的時候，袁相忱正在勞動，法院來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來听判決。首先宣讀罪狀，然後是依法做出判決，判處“無期徒刑。”判決書中特意說明，袁相忱是屬于**的首惡，又加上在審訊過程中態度不好、抗拒，所以要從嚴處罰。至于判決書的具體內容，袁相忱己忘記，只記得法院的人告訴他，如果不服判決，十天之內可以上訴。袁相忱說︰“我不上訴，因為基督徒從來不主動打官司。”
關在自新路監獄的人，若是被判無期徒刑，很多當事人一听就會暈倒，但袁相忱卻沒什麼感覺。他沒想到會判他無期，因為他認為自己沒犯什麼大罪，但判了無期也沒覺得太難過。袁相忱此刻的心態是，在監獄里呆一年和呆一輩子已沒有什麼區別。經過火的試煉後，他重新剛剛強強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準備為主殉難，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對自己那已沒有未來的未來。他只求自己有一顆順服的心，卻沒想到這其中包含著神多少的美意。他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從監獄里出來，更沒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話，在文革中他早就會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沒有獄中的勞動鍛練，他瘦弱的身體也活不到現在。在中國最動蕩的時刻，神把他的僕人送進了保險箱。多少人死在勞改農場上，而袁相忱卻在二十多年的鐵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過。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跡！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後，北京的六十四所教會合並為四所。一九六六年後，所有的教會都被迫關閉，GC黨己暫時達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離阜城門福音堂，帶著六個孩子和婆婆，遷到白塔寺內大街四十號居住。四十號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後來喇嘛就把這里租出去，最終又被收歸國有。梁惠珍攜母帶子，八口人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里。她所有的家當就只有幾個包裹著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帶著孩子出去找來幾塊木板，用磚頭墊起來，再鋪上一層褥子，他們全家就睡在這一條通鋪上。那時她家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清貧。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後，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養家糊口。當時房管所是建築單位，又苦又累，工資又低，沒有人願意去，但梁惠珍作為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婦女，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貧的生活更讓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掛念。她對丈夫的情況一無所知，她也無法面對孩子們的痛苦。小六還不懂事，想爸爸的時候就哭，有時候一個勁地追問︰“爸爸到哪里去了？”
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靈過早地受到傷害，就告訴她說，“爸爸去學習了。”
于是小六又天天盼著爸爸早點學習完了就回來，再帶她去街對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個極其聰明的孩子，伶牙利齒，非常出眾，袁相忱非常疼愛她，小六也非常喜歡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讓袁相忱給她講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懷中，一邊講聖經故事，一邊搖著她入睡，等她睡著了，才輕輕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問梁惠珍︰
“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為什麼學習這麼久還不回來？別人的爸爸為什麼總在家里，我爸爸為什麼要出去？”
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淚，強作歡顏來安慰孩子，因為她知道，現在這種情況下，她一定要剛強，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來維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約六點鐘，梁惠珍還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門，梁惠珍連忙起身開門，一看，是兩個不認識的人。來人問她︰“你姓梁嗎？是從阜成門搬來的嗎？是袁相忱的家屬嗎？”梁惠珍連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兩個人接著說︰“們是從法院來的。袁相忱的判決書已經下來了！我念，你听著，最後我會問你听明白了沒有。”當念到“判處無期徒刑”時，她心中一楞，但最後還是回答︰“听明白了。”
法院的人把判決書交給梁惠珍，接著又說︰“如果你要上訴的話，還有機會。十天之內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訴。”梁惠珍說︰“我不上訴。”
法院的人說︰“那好吧，”並告訴她，袁相忱現在在北京監獄，因為己經過了審訊期，所以就可以接見家屬，每月一次。袁相忱會從獄中發明信片，上面寫有接見日期，按日期來就可以接見。說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後，梁惠珍才看判決書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狀，一共是七大條︰一是右派言論；二是反對破壞“SZ愛國運動”，污蔑SZ領導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劃開黑會，反抗政治學習；四是誣蔑政府，說信仰沒有自由，與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監獄里繼續**，氣焰非常囂張；六是有漢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國。後來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無期徒刑的消息後，就勸梁惠珍說︰“這樣判是太重了，你為什麼不上訴呢？”
梁惠珍答道︰“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搶又不是偷，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主所許可的。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想主動打官司。既然判的是無期徒刑，我也只好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