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獻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3C.考古學上的證據
猶太名考古家學葛魯克（NelsonGlueck）寫道︰“我可以很肯定的說，至今所有考古學上的發現，都沒有一項是與聖經文獻相抵觸的。”葛魯克又說︰“聖經中有關歷史記載的正確性是無可比擬的，尤其當考古學的證據能印證它時更是如此。”15/31
亞布萊特教授（WiliamF.Albright）是世間聞名的考古學權威，他說︰“無疑的，考古學已經證實舊約聖經傳統具有絕對的歷史性。”64/176
亞教授又說︰“當十八、十九世紀期間，許多重要的歷史學派都懷疑聖經的可靠性，雖然今天仍有一部分當時的學派偶然又重復地出現于學術界，但早期懷疑學派之說均已逐漸被否定了。考古學上的新發現一再印證聖經中許許多多細枝末節的部分，使人們重新認識聖經乃是查考人類歷史的一部最好資料。”2/127-128
孟沃華（JohnWarwickMontgomery）在“福音派人士與考古學”一文中（EvangelicalsAndArchaeology）討論到今日學者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時，說︰“美國聖地研究院（AmericanInstituteofHolyLandStudies）的研究員曹北拿（ThomasDrobena）提醒我們說，考古學家與聖經之間所起的最大爭執，就是關于年代的鑒定問題，這也是今日考古學家們覺得最無把握的領域，這里科學的演繹說與自己的自圓其說往往取代實際實驗上的分析。”64/4-48（上文摘自“今日基督教”雜志）
魏思曼（DonaldF.Wiseman）在卡亨利（CarlHenry）所編的《啟示錄與聖經》（TheRevelationandtheBible,BakerBookHouse,1969年出版）一書中引用羅列教授（H.H.Rowley）的話說︰“今天的學者並不比前一代的學者持較保守的假定開始從事研究工作，他們也不見得比過去的學者對聖經中的故事持較尊敬的態度，只是因考古學證據俱在，使他們責無旁貸。”62/305
翁格（MerrillUnger）在《考古學與新約聖經》（ArchaeosogyandtheNewTestament,ZondervanPublishingHouse,1962年出版）中說道︰“新舊約聖經考古學的研究，其目的在加速科學上的新知識，平衡批判聖經的理論，說明、闡述、加強並鑒定聖經與世界歷史及文化背景間的關連性，希望為未來聖經內容的批判上帶來光明的一環。”88/25-26
耶魯大學的鮑羅斯（MollarBurrows）注意到︰“考古學好些時候駁倒新派的聖經批判學說，證明他們的學說多是建立在不正確的假設之上，及一些不真實與人為的歷史發展程序中，這些考古學上具體的貢獻實不容我們忽視。”68/291
布如斯（F.F.Bruce）說︰
“凡是別人猜疑路加所記為不屬實的地方，考古學所掘出的碑文都證實它們是可靠的，由此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考古學可以證實新約的記載。”86/331
翁格（MerrillUnger）曾如此結論說︰
“根據新約聖經的資料，考古學家們曾掘出好幾座古代的城市，發現過去被人視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學以驚人的手法增添我們聖經知識的背景，也填補了歷史上的空白部分。”88/15
亞布萊特教授（WilliamF.Albright）繼續說︰
“聖經的批判研究深受近來大量自近東發掘的資料所影響，我們慢慢可以看見，今日仍為人忽視或渺視的新舊約經文，終有一天要被人視為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了。”2/81
鮑羅斯（MillarBrrows）論及不信者所以懷疑的原因︰“許多自由派學者之所以懷疑聖經，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現存的考古資料作過任何仔細鑒定的工作，而是因為他們心中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根本就反對任何超自然的事跡。”79/176
這位耶魯大學的考古學家繼續補充說︰“然而全面來說，考古學上的發現無疑地印證了聖經的可靠性。許多考古學因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對聖經的敬畏之心大增。68/1
“一般來說，這些考古學上的證據，尤其是新近發現較古的聖經古卷，實在增強我們對聖經能歷經輾轉騰抄欲不失其真的信心。”68/42
甘揚爵士（SirFredericKenyon）說︰
“因此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說，十九世紀末葉那些企圖破除舊約中某一部分經文的學說，如今已不能存在，考古學的證據重新肯定聖經的權威性。同時，由于考古學的證據能提供我們對當時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情況的完整知識，我們因此看出聖經的價值。考古學的工作至今尚未全部完成，但藉現在已挖掘出來的證據，我們看見它已經印證我們信心的確據——聖經的真實性能隨著人類知識日增而更為彰顯。”56/279
考古學也發掘出大量的證據，證實猶太人馬所禮經卷的準確性。
蘭姆（BernardRamm）在“耶利米的封印”（JeremiahSeal）中寫道︰“考古學一直提供證據，證實我們的馬所禮經卷的準確性。耶利米封印乃是印在一個酒罐的瀝青封條上，估計是在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紀時印上的，封條上印有舊約耶利米書四十八章十一節的經文，內容與馬所禮經卷的經文完全相符。此‘封印證明抄寫準確的程度，且沒有因時間上的差距使內容有所改變。’除此之外，公元前第二世紀羅拔士紙草經卷（RorertsPapyrus）與亞布萊特教授鑒定是出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納西紙草經卷（NashPapyrus）也都能與馬所禮經卷相符合。”37/8-10
亞布萊特教授（WilliamAlbright）也肯定蘭姆的發現說︰
“我們可以很肯定地相信，希伯來文的子音經卷，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無誤的，但其所保存的精確性仍是任何其他遠東古典文獻所望塵莫及的……最近由敘利亞西方所挖掘出來的烏格里文獻（Ugariticliterature）已經印證各時代的希伯來文聖經，其中的詩詞不但能一直保存著原有的古色，抄寫者的準確性也實在令人敬佩。“63/25
考古學家亞布萊特（William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學》（TheArchaeologyofPalestine,PelicanBooks,1960年出版）一書中論及考古證據印證聖經之可靠性時，他說︰
“摩西五經所敘述的內容遠比摩西寫完全經的日期早許多，考古學家所挖掘的證據一再印證其中內容及文體的真實性……只有假說能否定摩西時代的人物並不存在。”61/224
亞布萊特在《亞伯拉罕至以斯拉的聖經時代》（TheBiblicalPeriodformAbrahamtoEzra,Harper,1960年出版）一書中繼續說，聖經批判家常這樣說︰“直到不久以前，聖經歷史家們常習慣視創世記的人物為這個**的以色列王國中文士們手創的故事，或是想象力豐富的狂士們，在侵佔這個國家數百年後圍著以色列人的營火所說的故事。許多鼎鼎大名的學者們都視創世記十一章至五十章為後為之產品，或是對早已消逝的王朝所編造出來的故事或情節。”67/1-2
亞布萊特教授說︰“但如今一切都改變了，1925年以來，在考古學上的新發現**這一切的假設。除了少數較頑固的一些老學者外，幾乎沒有一位聖經歷史學家不為與日俱增能用來支持以色列支派傳統歷史的證據所感動，根據創世記的記載，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末期及公元一千年前的頭一世紀時代，已是外約旦——也就是敘利亞、幼發拉底河盆地及阿拉伯北方民族的近親。”67/1-2
鮑羅斯（MillarBurrows）繼續說︰
“要想看清這件事實，我們應該明白這些考古資料可以肯定兩種不同範圍的事實︰一般性的與特殊性的。所謂一般性的肯定是指事物大體能相合，而不求細節上的相應。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可以用在一般性的肯定上，等于圖有了，框子也能配得上，音樂的旋律與伴奏均能和諧。這類的證據層出不窮，我們從聖經中找到的物件愈多，考古學上所能印證的也愈多，我們對聖經的真確性也能愈俱信心。若聖經僅來自傳說或小說式的構想，無疑地，終久必要露出馬腳來。”68/278
1D.舊約中被考古資料證實的實例
1E.創世記中記載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來自米索不達亞一帶，這點與考古學上的發現完全吻合。亞布萊特（W.F.Albright）說︰“希伯來人原來是來自米索不達米亞西北方的白立克山谷（BalikhVslley），這點是無法否認的。”考古學家曾返溯希伯來人的歷史，發現他們果真是自米索不達米亞一帶遷移出來的。67/2
2E.按照舊約聖經的說法，“在建造巴塔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創世記十一章1節），後來上帝毀壞該塔、變亂天下人的言語（創世記十一章9節）。而今天許多語言學家也同意，世界的語言很可能是同出于一源。龔百地（AlfredoTrombeti）說，他已經追溯出世間所有語言均出于一源。莫勒（MaxMueller）也證明語言之同源說。杰斯波生（OttaJesperson）更進一步地說，是上帝把語言賜給第一代的人。72/47
3E.在以掃的家譜中，提到何利人（創世記三十六章20節）。曾有一段時期，何利人被視為“居住在洞穴中的人”，因為希伯來文中何利與洞穴二字十分相近。但如今考古學家證實在早期以色列歷史時代，確有何利人居住在近東一帶，他們都是能戰的武士。72/72
4E.考古學家賈時譚(JohnGarstang)在1930年至1936年挖掘耶利哥城的時候，發現一件驚人的證據，他甚至與其他兩位考古學家聯合簽字，記下他們的新發現。賈時譚這樣寫道︰“我們對主要的一件事現已毫無異議︰耶利哥城的城牆確實是向外倒的，因此城外的兵士可以爬過倒牆，進攻城內。”這點又有何特別呢？特別的地方是，一般的城牆多不向外倒，卻是向里倒的。但約書亞記六章20節中卻說“……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耶利哥的城牆是上帝使它向外倒的。90/146
5E.我們又發現亞伯拉罕的家譜具有絕對的歷史性。我們不明白的是，這些名字究竟是代表人呢？還是代表不同的城市？我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亞伯拉罕是個人，他確實存在過。鮑羅斯（MillarBurrows）說︰“考古學的證據處處指出亞伯拉罕是位歷史人物，在已知的考古文件中沒有提及此人，但是與他同時的巴比倫文獻中有他的名字出現過。”68/258-259
早先有人想把亞伯拉罕的時代挪至公元前十四或十五世紀，這與他存在的時期相比要遠得太多。但是亞布萊特（W.F.Albright）指出，“以上巴比倫的資料以及一些其他的資料，使我們擁有大量的人名與地名的證據，印證更改亞伯拉罕存在的時期實無必要。”67/9
6E.雖然至今考古學家們尚找不出早期以色列族系統治國的證據，但我們所找到的社會、風俗文獻與當初以色列國的故事頗能吻合。68/278-279
一些有關民情風俗的資料來自挖掘拿佐（Nuzu）與馬利（Mary）兩城。烏格里（Ugarit）的挖掘工作使我們對希伯來人的詩歌與文字有進一步的了解。摩西的律法我們可以自古敘利亞帶的赫提特（Hittite）、亞述，幼發拉底河下游的薩姆里及以修納（Eshunna）法典中看出來。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看見希伯來人與其周圍的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誠如亞布萊特教授所說的︰“這個發現實為考古學上的一大貢獻，使其余的都顯得微不足道了。”63/28
無論這些考古學家們宗教信仰如何，他們均一致承認這些早期的希伯來人祖先都是可以證實的一些歷史人物。
7E.魏豪生（JuliusWellhaussen）是十九世紀一位有名的聖經批判家，他覺得摩西頒布的大祭司條例中，論到用圓銅鏡制洗濯盆很可能是後人加入的資料，為配合他的這種看法，他不得不把記載帳幕的時間挪得再後些。只是當時我們沒有肯定的資料，證明魏豪生所定的時期（公元前500年）不對。但後來我們發現從埃及歷史的帝國時代中確實找到有關銅鏡的記載（時間約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間），由此我們推出摩西與出埃及記亦屬此時代的事跡，即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間的事。72/108
8E.亨利莫理斯（HenryMorris）在《聖經與現代科學》（TheBibleandModenScience,MoodyPress,1956年出版）一書中如此注意到︰“我們不能否認，考古學所發覺的資料與聖經上的記載仍有不能完全吻合的地方，但其中的差異並不嚴重，只要我們肯繼續下功夫，問題總有解決的一日。值得我們欣慰的是，考古學家挖掘出許多與聖經背景有關的證據，然而直到今天，其中尚沒有一件能證明聖經是錯的。”
2D.新約中被考古資料證實的實例
1E.路加所記載的歷史，其可靠性已不足懷疑。翁格（MerrillUnger）告訴我們考古學家已充分證實福音書的記載，尤其是路加作品的真實性。翁格這樣說“現在學術界均一致同意，使徒行傳為路加所著，大約是在第一世紀前寫成，路加以一個史學家的工作態度從事寫作，且曾正確地使用各式可靠的參考資料。”88/24
藍賽爵士（SirWilliamRamsay）被人視為世間最偉大的一位考古學家。他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校中受教，在校期間他從學習中知道使徒行傳乃屬公元第二世紀中葉的作品，他不僅深信此說，並且決心要證明此說。然而經過他的努力，收集來無數的證據之後，他反而**了自己以往的信念，他這樣解釋︰“當我最初開始從事此項研究工作時，絲毫沒有想到路加的作品應屬第一世紀。相反的我反對這種說法，別出心裁與听起來完善的托賓根（Tubingen）理論完全把我說服，我已沒有興趣對使徒行傳寫成的時間再去仔細研究。直到近來因研究小亞細亞一帶的地勢、古跡及社區情況，我才再度有機會詳讀使徒行傳，無意中卻發現其中的記載竟是出人意料的真實。事實上，我一直視此書為公元第二世紀的作品，根本不信其中所包含的證據能印證第一世紀時的實況，但我卻慢慢發現這本書實在是研究費解難題的良友。”（上文引自藍賽爵士所著之《羅馬公民與旅行家——保羅》（St.PaultheTravelerandRomanCitizen,BakerBookHouse,1962年出版。）94/7-8
藍賽也對路加寫作歷史的能力甚為佩服︰
“路加是一位第一流的史學家，他所寫的資料不但真實可考，他也擁有史學家應有的歷史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歷史演進的一些理想和計劃上，又能適當的處理每一件重要的歷史事跡。他能掌握住重要的事件，據實長談，對不足輕重的史跡，他則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有些則完全刪除不記。總之，路加的名字應與世間偉大的史學家同列。”91/222
有一度史學家們認為路加在描繪耶穌誕生前的情形時（路加福音二章1至3節）離譜太遠。他們找不出歷史上有申報戶口的事，居里扭未曾作過敘利亞的巡撫，當時百姓也沒有要各歸各鄉的事。70/159，160；29/185
但是考古學家們以後發現，在羅馬帝國中每隔離十四年，均有一次人口調查，確實有要求付稅人報名上冊的事。這條法令是在羅馬大帝亞古士督在任時開始的，首次或在公元前23至22年，或在公元前9至8年時舉行的。路加所指的可能即後者。
其次，我們找到居里扭在公元前7年左右，任敘利亞巡撫的證據。考古學家們根據在安提阿找到的一塊碑文，其中刻有差派居里扭任巡撫職位的記載。我們依此證據相信居里扭曾倆度任敘利亞巡撫，一次是在公元前7年，一次是在公元後6年（約瑟夫的估計）。70/160
最後，有關報名上冊一事，我們在埃及的紙草卷上發現載有戶口登記的規條。
其上寫道︰“由于報名上冊之時已近，凡因故遠離家鄉，遠居各地之人都應準備回鄉，以便完成全家戶口登記的手續，才可保留屬他們的耕地。”70/159-160；72/185
考古學一度認為路加在使徒行傳十四章6節中的記載有誤。因為路加說路司得和特庇二城屬呂高尼，但以哥念不在呂高尼地。而羅馬其他作家如西賽祿等的作品中則提到以哥念城確實在呂高尼，因此考古學斷定路加的記載不實。在1910年時，藍賽爵士（SirWilliamRamsay）卻找到一個紀念碑，其中說到以哥念乃是小亞細亞的一座古城，以後考古學上的發現也印證路加的記載原是正確的。72/317
另在路加福音三章1節中，路加提到當施洗約翰開始傳道之時，時間大約是公元27年，是“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的時候。但史學家唯一能找到的呂撒聶王卻在公元前36年時已被人暗殺而死。以後考古學家在大馬色城附近發現一塊碑銘，其上列有“呂撒聶分封之王所釋放的奴隸”等字樣，根據考證，此碑文是刻于公元14至29年間。89/321
當保羅在哥林多城寫羅馬書時，他提到哥林多城的司庫以拉都。1929年當哥林多古城被發現時，考古學家們掘出一條馬路，其上刻有“ERASTVSPRO︰AED︰S︰P︰STRAVIT”的字樣，譯出來即是（“以拉都，公共建築物的監護人，出私款鋪成此路”）根據鮑羅斯（MillarBurrows）的考察，此路可能是在公元第一世紀時所築成，出資築路之人與保羅所提及的司庫，很可能同屬一人。7/95；79/185
另外在哥林多古城中，考古學家們掘出一塊碑銘的殘片，經拼湊後，很可能是“希伯來人的會堂”幾個字，也許是來自食堂大門上的匾額，保羅曾在其中辯論勸人信仰真道（使徒行傳十八章4-7節）。此外他們還發現另一碑文殘片，其上列有“肉市場”字樣，很可能即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章25節中所提及的地方。
感謝考古學家的辛勞，新約聖經中提及許多城市得以一一被證實。保羅三次的傳道旅程，如今也可由考古學資料中很正確地追溯出來。7/95；65/118
路加曾提及以弗所城的暴動，及人們在一家戲院聚集的情形（參閱使徒行傳十九章29節），由所發現的銘刻文字上，考古學家們發現，確實在一次大聚集時有人將銀刻亞底米雕像（即希臘的戴安娜月神）“抬入戲院中”，證明保羅之話非假。隨後所掘出的戲院，證實可容納二萬五千人。89/326
路加又記載耶路撒冷城中暴動的情形，因為以色列誤以為保羅將一個外邦人帶進聖殿當中（使徒行傳二十一章28節）。同樣考古學家發現有一片碑銘其上同時用希臘及拉丁文寫道︰“外邦人不可進入神殿外的欄柵，違者一律處死。”這又證明路加是對的！89/326
過去有些人懷疑路加的用字是否正確，因為他稱腓立比是馬其頓“這一方”或作“這一區”中的一座城（使徒行傳十六章11節），路加選用希臘字meris，可譯作“區”也可譯作“一帶”。何德（F.J.A.Hort）認為路加的用法欠妥，因為meris在希臘文中是“部分”的意思，而非“區”的意思，然而考古學上卻發現meris一字確實是指按區劃分的地界。可見考古學再度證明路加記載的正確性。72/320
又有人批評路加稱腓立比的統治階級為“民政官”（Praetors），“聖經學者”則認為當時的腓立比采用二頭共治的政體。然而路加還是對的，從考古學的發現中，我們得知羅馬屬地的長官均稱民政官。72/321
至于他稱迦流為“亞該亞的方伯（地方長官）”（使徒行傳十八章12節）也是對的，因後來掘得的戴費碑銘（DelphiInscription），其上有記︰“至于我們朋友迦流，則是亞該地方方伯……”79/180
公元52年刻成的戴碑銘（DelphiInscription）又幫助我們肯定，保羅在哥林多布道一年半確為屬實，其他資料中也印證這是事實。因為迦流是在7月1日上任的，他的官期僅一年，正與保羅在哥林多工作的一部分時間相合。89/324
使徒行傳二十八章七節中，保羅稱米利大島（即今日地中海西西里島南方的馬耳他島）的統治者部百流為“島長”。考古學家所發掘的碑文亦稱他為“島長”。89/325
另外路加在使徒行傳十七章6節中稱帖撒羅尼迦的官員為“地方官”（Politarch），因古典文獻中從未有這字出現，學者們就結論路加是錯的，但以後有十九塊碑文上列有“地方官”Politarch這個官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五個特別是指帖撒羅尼迦城而言。89/325
1945年在耶路撒冷城郊外，考古學家薩肯尼教授（EleazerL.Sukenik）發現兩個“骨甕”（盛放遺骨之器），其上刻有字畫，薩氏認為這可能是有關“基督教的最早記錄”。這兩個骨甕是在公元50年的一座墳墓中找到的，其上寫著lesousiou及lesousaloth幾個字並刻著四個十字架。頭一句看來是向耶穌求助的禱詞，第二句則是為骨甕中此人之復活所獻的禱告。89/327-328
無怪乎奧克蘭大學(AucklandUniversity)的古典文學教授柏萊洛克（E.M.Blaidklock）這樣總結說︰“路加是位徹底的史學家，他的獨特之處使他可與世間其他希臘作家齊名。”12/89
2E.碎紋石小道（ThePavement），希伯來語叫厄巴大（Gabbatha,約翰十九章13節）。許久以來，人們一直找不出這個耶穌受披拉多審判的地方究竟何在，因此有人說︰“看吧！聖經不過是神話，並沒有任何歷史根據。”
亞布萊特教授（WilliamF.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學”（TheArchaelogyofPalestine）一書中卻指出此處就是耶路撒冷的羅馬軍事總部所在地，乃是一座稱為安東尼之塔的公堂。該地在公元66至70年間當耶路撒冷城被毀時同時遭毀。以後羅國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137至138年）在位時曾重建耶路撒冷城，卻將該公堂埋在地下，直到近來始為人所發現。2/41
3E.畢士大池，這是新約聖經上另一處史無稽考的地名（約翰福音五章2節），現在考古學家們已頗有把握地相信，“此池大約座落在第一世紀時耶路撒冷古城的東北部（此區稱為畢士沙，乃‘新草地’的意思。1888年左右考古學家們在聖安娜教會附近，挖掘時找到它的遺跡。”89/329
結論
我個人原企圖粉碎聖經的歷史性及可靠性，結果卻因此認識聖經在歷史性上是絕對正確可靠的。如果一個人認為聖經是不可信的一本書，必須將之拋棄的話，那麼除了聖經外，他恐怕要連所有的古典文學作品都要擲棄不用了。
我個人所面臨最大的試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數人最易犯的一項錯誤，就是用一種標準來衡量通俗文學，卻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聖經。其實我們該用同一尺度來衡量所有的文學作品，不論它們是通俗性的，還是宗教性的。
當我們這樣做了以後，我們才有資格把聖經拿在手中，說︰“聖經是可信的，是具有歷史性的。”
瓦爾特司考特爵士的詩句可以說是恰當的概括了對聖經的評價︰
“那威嚴的書卷里展現著
一切奧妙的奧妙
人類歷程中最福氣的珍寶
上帝賜予的恩惠和教導
學習，敬畏，盼望和祈禱
卸掉門閂，向上帝的道路奮力奔跑；
最好是對那奧妙從來不懷疑或者輕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