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合上双眼，回忆三十四年前，那列由维金尼亚(Virginia)驶往德州阿比灵的火车；成百的年青新兵，大部分像我一样，是初次离开家庭。我生长在利趣门(Richmond)，因此，我在途中惊异的发现，地球上竟有如此树木稀少的地方？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底，”我开始讲：“我正前往德州的巴克利营接受基础训练。”当时我二十岁，高而瘦，是个相当典型的孩子，满脑子是打胜仗、击败纳粹势力的理想主义。
唯一我没有预料到，会去战一场的就是灰尘；在阿运比灵的火车站，我们被一堆堆地装进卡车，等着拉到几里外的营地。因为尘埃满天乱飞，以至于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我想巴克利营准是庞大的一块地——估计有二十五万人在此受训——然而一直到几天后，尘埃稍稍落定时，我才看清此地的面目：延伸到沙漠中的一座散装的木造兵营城。
在沙尘的猛击中，我们必须戴着护目镜操练，这当儿我们仍需将一双手搭在前面家伙的肩头，否则我们准会撞在一起。接着在十一月中开始下雨，于是所有的沙尘转变成烂泥，但狂风依然不断地把地的表面吹干、把沙尘打在你的脸上。大家都惯于说，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能让你行进在及膝的烂泥中，但仍然满眼飞进灰尘的地方。
十二月里，最严重的是天气转冷，较之利趣门的酷寒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二月十日那天，气温是华氏十度，我们坐在地上听几位年轻的尉官讲了二小时有关装备清理的正确方法，当晚，整排的人都咳个不停。
次日清晨，我的喉咙依然作痛，于是我去病房挂号；我当然是在发烧！只是热度不甚高，约有华氏一百零二度左右。随及一辆吉普车驶来，将我载往基地医院。
这是一间有五千床位的大医院，约占用了两百栋以上的低矮木造建筑，全都以通廊相互连接起来。由于我在发热，那位老资格的护士就把我分配到隔离病房，那是一栋有二十四床位的营房，其中医生和护士各有一间办公室，另外在进门处有间储藏室，而它的正对面有三件单人床的小卧室，如果你真病得严重了，他们就将你摆在那里。但我仅有一点微热，所以我是住在另一头的大病房中。
事实上，唯一让我忧虑的是，这天已是十二月十一日了，而我必须在十二月十八日搭火车回维金尼亚州；我刚刚获得了一个小兵由美国军队中所能得着的最大假期，所以我无论如何不愿意被一个笨蛋感冒骗掉了。我家乡利趣门的维金尼亚医院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开课，透过陆军的特别训练计划，我将在那里变成一个医生呢！
这件事的惊喜之感，常让我在夜间醒来，还一直的怀疑这究竟是否真实？那是感恩节隔天，我在操练场里突然被叫到屋中，面对着一屋子的少校和上校——其中还有好几个准将呢。我暗自深信那是个军事法庭，因此努力地想着电影中的情节，到底他们是否给你一个机会打电话回家通知父母，还是一下子拖出去枪毙掉？
他们向我发射问题时，我虽立正站着，但我的膝头却还都得撞来撞去。他们问道，你完成过利趣门大学的医学院预科训练，这是真的吗？你已得着维金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许可，这是真的吗？当医学院的学生们都自动地申请缓征时，你偏偏申请入营，理由何在？
终于有个长官向我解释；到目前为止（一九四三年冬天），军中严重地缺乏医生。每个人都知道明年某刻，同盟国将在欧洲大进击，但谁能预料此后战争将要持续多久？五年？六年？所以他们急需医生。显然的，培养出医生最迅速的方法，就是在士兵中找一些受过预科训练的人，再去受训。
于是我战栗而释然地告诉他们说，是的，去年夏季我十九岁时就完成了医学院预科的训练，且向大战期间的一些学生那样，以两年的时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是的，维金尼亚医学院已接受了我的入学申请；至于为什么我偏偏要入伍？……这是私人的事呀！然而所有的军官全望着我，等着听我回答。
我告诉他们，这是因着我父亲的缘故，因为他服役去了。他们一直瞪着我，等待着全盘的故事，所以我只好把一切都掏出来。我解释道，父亲是铁路局的煤矿专家，四处旅行，去向他们的煤矿大主顾们示范如何建筑良好的熔炉等等。大战爆发后，公司将父亲借给联邦政府，随及他走遍全国，检查了军事基地中所有靠煤燃烧的工厂。当欧洲大进击的可能性增大时，父亲接到一个军中的任务，被分派到专为“进击日”储备燃料的小组里。
这就是我父亲，早已超过了征兵年龄却要前往海外，准备随着第一支队伍踏上欧洲大陆去设立燃料补给站；而我，正值二十岁，怎能无视于战争而继续求学？所以我志愿入伍，接着被送到德州的巴克利营。
当然，我并没告诉长官说，这数周在尘沙与烂泥中的生活，已经让我对一个步兵在战争中的价值起了很大的思想改变。虽然我丝毫没有期望得着什么，但竟传来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说我将要进入医学院！居然是军队决定送我去的！
穿着他们给我的一件袋子般松垮的白睡衣，我躺着瞪向这间隔离病房的木制天花板，感觉事情的进展相当令人满意。我在想，如果我是个虔诚的信徒，我一定会说这是神所做的，然而这反应到没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我在家时曾上过教堂，但对我而言，那并非是很重要的事。
要紧的乃是参加童子军活动！我十二岁时参加童子军，由最底层的新手一直干到鹰级童子军，接着在去年夏天晋升为少年童子军副教练。因此我自然的倾向以荣誉的记号——一种善行——而被送往医学院则是奖赏似的。
这就是我人生进展的方式，以读医为例吧！远在我不懂何为赚钱谋生时，我已决心做个医生，然后在大学时才发现，原来医生带给人们好处的同时，也能赚一大笔钱。问题是，我并非为报酬而踏入此行业的，那酬劳只是完成了正确事情之后随之而来的结果。
随军护士在我床头停了脚步，甩了甩温度计，于是我把它塞在舌头下，祈望终于能出现好消息。已经是十二月十五日了，我在这病房中已捱了四天却毫无起色，十八日要上火车的事已叫我着实的担心起来。我知道即使是热退了，他们还会叫我在复元室待上好几天。
她看了看温度计，然后记在统计表上，“还是一百零二度（华氏）没错。”她说着，语调听来满含歉意似的。我曾告诉她我的大假期，而她和其他的职员一样，似乎真诚地在关心着我。
因为我一直搅扰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搜集来一堆火车时刻表。我将它们搁在床边桌上，和水壶、饮水杯、痰杯以及夜灯放在一起。
医院中所有的装备里，只有这些时刻表是我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万一十八日我不幸仍呆在这里，我就要研读此地通往维金尼亚州的每一个火车站班次的时刻，一直到能找着让我在利趣门参加二十二日开课的一个方法。万一到时我不能露面，唉，此地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士兵正等着要代替我呢，这是我相当清楚的。即或有个奇迹使他们替我保留位子，但只要我到达时其他的课程都开始了，那么我想赶上进度的机会也就等于零，因为这是服役中竞争最激烈的课程之一！而且我已接获警告说，起初九个月里，班上就有三分之一会被淘汰。
我将护士留在纸杯里的药丸吞下去后，马上回到自己那令人舒服的哲学中，告诉自己说，我十分明白我想成为医生的动机，决不是为赚钱而是想帮助达比尼爷爷。
达比尼爷爷是我外祖父，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仿佛就看见他的蓝眼睛与根根直立的白胡子。达比尼家族是十八世纪移居到维金尼亚州的法国新**，他们所住的区域至今仍保留着特殊的语言。达比尼爷爷总是把花园念成“花依园”把车念做“吃依”。
对结节与我而言，与其说达比尼爷爷和奶奶是我们的外祖父母，不如说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出生一个月时母亲去世，而父亲的工作使他到处游历，因此达比尼爷爷和奶奶把玛丽珍和我，带到利趣门郊区他们那栋叫“苔边”的古老大房子去住。
那里实在是一个小男孩成长的奇妙环境，在宽敞的走廊上有很大的柳条椅，在院子中有古老的榭树。达比尼奶奶在草地上养着乳牛和小鸡，一直到城中立下了禁令才停止畜养。她是一位个子小小的守旧女士，称呼她的丈夫为达比尼先生。她宁可保留她那老旧的、燃烧木头的炉子，也不愿使用新式的瓦斯炉。童年时，每个清晨醒来，我就听见她在厨房中敲面糊团的声音。
达比尼爷爷拥有南方最大的一间鞋铺。二楼孩子们的房间里，有座靠脚摇动的旋转木马，是我最爱玩的。有时候，他会带我到阿卡铁道区，就在我们房子附近，老利趣门、佛德瑞克和波多马克河的交汇处，观看转辙器的引擎。
家中的另一分子是威廉斯小姐，她是颇富经验的护士，由医院里陪着我这不足月而恐怕活不成的婴孩一直回到家来。达比尼爷爷很喜欢提起当时我是多么小呀，以至只好用鞋盒装回来。威廉斯小姐带着银边眼镜，在鼻子上有块肿瘤，是以前受过伤而随便处置的结果。她把我疗养于一个大瓶子中，那是利趣门当时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后她继续留下来照顾玛丽珍和我。
七岁时，父亲续弦，于是玛丽珍和我回去与父亲、继母同住，而威廉斯小姐则去别人家工作，但几乎每个周末我仍然跑去“苔边”和达比尼爷爷奶奶在一起。年复一年，我看着达比尼爷爷因一种无人能治的疾病，慢慢的扭曲、弯腰起来。
人们说那是风湿性关节炎。当我还小时，风湿仅在他的腿里，所以他支着拐杖来来去去，接着风湿蔓延到肩膀和双手，于是他只好坐在轮椅中。我长大些后，常常将它由椅子上抱起来，放进他的车或床上，那时我才了解风湿是多么的令他痛苦。达比尼爷爷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他是世上最不会埋怨的人。事实上，他的医生常常带一些病人来探访这个严重的残废的老人，好让他使这些人快乐起来。但有时它会因着剧痛而退避，一张脸变得纸般白，此刻就是我决心做个医生的时候。
现在想为达比尼爷爷做什么都太迟了，因为三年前在我十七岁时，他去世了。记得当我从周末的童军旅行回家时，发现小弟亨利和小妹布鲁丝倚在前窗旁；亨利只有七岁，布鲁丝五岁，他们太小了，根本不懂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一眼看见他们在哭。父亲、母亲、玛丽珍都在“苔边”，他们告诉了我。
他们将达比尼爷爷置于前头的客厅。我在这熟稔的门边站了许久，感受着一种莫名的不情愿，很不想踏进去。灰色的金属棺木立在支架上，紧挨着一架老式的爱迪生留声机。最后我跨了过去，站着俯看我的外祖父。
可是这苍白、寂静的躯体不是达比尼爷爷啊！他太沉默、太缺乏色泽了。他的双手尤其让我吃惊！化装师将它扭曲的手指拉直，因此他们平摆在发亮的锻布上。达比尼爷爷的手以前扭在一起的样子，对我而言是很美的，然而眼前这双手过分光滑、过分呈现蜡白色，因此让我觉得可怕。
纵然我再也没有机会帮助我的外祖父，但至少他是我了解了世上的苦难。按我现今的见解，如果一个人能借着防止痛苦而赚钱的话，这纯粹知识因为构成着宇宙的那种令人叹服的正义使然吧。
事实上，很有趣的是……一旦我想到金钱这一个角度时，我的心便会开始想到一切我所爱拥有的东西。目前我已与相当不错的清单了，从卡迪莱克跑车、游泳池、一直排到游艇。
这时病房的小弟推着午餐进入大房子中，于是我把高尚生活的梦想暂搁一旁，以便能集中精神面对眼前的铁盘子；但午餐一过，顽固的思想立刻又回来了。我盘算着，自己将借着军队的火急计划，成为毕业的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位。然后——哦，大战是不会永远打下去的。
我瞧着左手上的戒指：在卵形黑玛瑙上的是代表费·加玛·德塔弟兄会的金色猫头鹰，玛瑙座上绕着一圈字“利趣门大学一九四五年”。像大多数一九四五年的班级那样，我不但已毕业且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就穿上了制服！倘若这个月我能开始读医学院，并且在三年内完成学业……我算了算，自己在二十五岁时就能拥有卡迪莱克跑车了。
十二月十六日，我从床边桌上抓起一堆火车时刻表，读它第一百遍，但不论我如何计算，就是无法在三十个小时之内，离开德州阿比灵前往维金尼亚州的利趣门。其实，战时的旅行较困难，又遇上圣诞节前后，能够在四十八小时内到达，已算幸运了。换句话说，十二月十九日是我必须离开阿比灵的最后一天了，然而医生刚才却宣布我并非受寒，而是染上了流行性感冒。
出乎意料的，十二月十七日早晨，水银柱在细小的玻璃管中停于九十八点六度，于是，执班护士立刻向值日的医官报告这个好消息。几分钟后，医官出现在我的床边。
“我要亲自送你去复元室。”他说。
他亲自把我的厚毛衣搭在肩上，而我穿着靴子和外套疾步地跟着他，走过一些错综复杂的木造走廊。我简直无法相信，这许多男女长官竟肯为我这个低阶小兵惹上如此多麻烦，然而这医官向我保证，若我的温度维持不上升，他会尽快地办好离营手续，第二天就送我出去。
我所迁入的这间复元室，与我刚离开的那间看起来一模一样，两边沿墙各有十二张床，计二十四张漆白的椅子，二十四台窗边桌，桌上各有一盏台灯和一个小夜灯。进门处同样有三间办公室，正对面也是三间单人小卧房。唯在此处，因为我们是恢复健康中的病人，所以能自由地出入于这复杂大医院的其他部门——举例来说，可以进出坐落于相连几栋建筑物之外的医院贩卖部或者电影院。然而，这一整天我都坐落在床边。外面飘着雪花，我绝不愿冒险在那通风的走廊上再得个感冒。
我不断地想着圣诞节。如果届时能会到利趣门该有多棒！我确信他们会在圣诞节给医学院学生一天假期的，由于利趣门是我的家乡，换言之，我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父亲当然仍是出远门的，不过母亲一定在家。事实上它只是我的继母，而我们一直处得不甚好，不过此时枯坐在德州这栋木造的医院营房中，听者乒乓打在窗上的霰（注：一种弹药），我心里知道自己在想念她。
玛丽珍与新婚丈夫也许会从维金尼亚州的贝福堡南下。我真是想念玛丽珍！甚至我也想念亨利和布鲁丝，自从他们生下来之后，我一直在嫉妒他们：如今继母有了她自己的孩子，我相信他是不至于那么关心我的。但是，这个圣诞节——若能看见他们沿着楼梯叫喊着冲下来，那可真是太棒了！
熄灯时刻，一个护士穿过复元室，量出体温并记在笔记簿上。这是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一天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巡一次——我毫不当它一回事。然后病房小弟出现在我床头。腋下夹着我的行李袋和其他装备。
“我们必须去隔离病房。”他说。
“可是——我已退热啦！明天我就要出院！”
他耸耸肩跑去找护士，此时我自己读了温度计：一百零三度（华氏）。
我麻木地尾随着小兵走过一串木造长廊，进到一间和我曾住过的两间病房一模一样的营房。起初我还期望，至少也得把我带回今早离开的病房，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相当感兴趣，然而当我对这间完全相似的营房瞄了一圈时，心里立即明白，这不是原来的那间！病房小弟说，目前营地里到处是流行性感冒，只要病床一空出来，立刻有人补上去。
我爬上他指示我的那张床，但睡眠是不可能的事了。现在我怎么办呢？明天就是十八日了，看来我是永远搭不成预定的火车了——万一连十九日那班车也赶不上，怎么办？
整晚我痛苦地翻来覆去，因着自己和四邻的咳嗽声，我无法入睡。为什么我的热度会突然上升？医学院预料的训练使我明白，流行性感冒常会一声不响地转成肺炎，这种情形一发生，则谁也帮不上忙。听说有几名医生正在试验某种新药，不过他们尚未大量使用它。如果我恶化成肺炎——噢，那就别提我会在此待多久了。
次日，十二月十八日的清晨，我的热度略减，固然仍不足以送我回复原室，倒也够让我的希望节节激增。我告诉新护士们有关利趣门医学院的截止日期，而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显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天黑之前，已有一小群关心我的医护人员在花时间注意着我的难题。有人细读时刻表，发现有一班火车将在十九日晚上开出阿比灵——实际上是二十日凌晨的班车——四点钟！如果幸运的话，或者能及时载我赶到利趣门！
“我可以安排一辆吉普车到医院来接你，”其中一位医生说：“只要你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在清晨时就把你送到复元室——那是十九日——然后明晚你便可以直接到火车站去，根本用不着回原单位报告了。”
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在十九日清晨，我的体温再度回复正常！诚如医生所说的，随同所有的装备，我立刻被送往复元室，并且在翌日清晨三点二十分将有一辆调来的吉普车到此接我！
这已是我在此大杂烩医院中所分派的第四张床了，但外表看来，它们毫无不同。十二张床一排，而隔个通道也是十二张床；靠门边三间办公室，另外正对面有三间小病房专为重病患使用。但这些单调的排列对我而言，竟是全世界最美的房屋了，因为今夜将有一辆吉普车到此，把我永远的载离狂暴的尘沙与操练场。
那日下午我穿上制服，试着让自己再次习惯于穿衣。虽然我尽力叫自己休息，但我太兴奋了，根本无法安静地久坐。约五点钟时，临床的家伙提议去看电影打发时间。上次在复原室时，我动也不敢动，唯恐一动又病了，但这次，只要是能让等待的时间过得快一点的事，我都乐意去干。几天来，眼看要出院却忽又回到隔离病房，现在又跑到复元室，这种悬而未决的焦虑，委实把我搞惨了。
因为我希望早一点睡觉，所以吃过晚餐，我们就去看头场。我几乎想不起演些什么了，只记得当时我们坐在电影院中，而强烈地咳嗽不断地向我猛攻。
回到病房已是九点十五分，于是我暗自庆幸着护士已作过夜晚的巡行，现在仅剩病房小弟值班，因此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仿佛感到自己会再度发热似的，不过我不希望再有人插一根温度计到我嘴巴里。
我跑到病房小弟的小房间去讨几粒阿司匹林，他给我六粒、外加三篇综合要锭，他只准分这种药。我又到他屋后去取行李袋、高及足踝的美国陆军靴以及黄褐色外套，把它们全堆在我的床脚，然后我把制服折好摆在椅子上，预备好夜间要穿。
有位护士借我一具闹钟，我检查了它两遍以确定它是拨到凌晨三点钟，最后我吞了两粒阿司匹林和一片综合药锭，也管不着病房中其他家伙们还醒着、还走来走去，便一头倒在床上，瞬间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