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一九一四年，中國。封建帝制剛剛結束了它在中國的統治，新的思潮風起雲涌。經過洋務運動後，中國呈現出一種貌似生機勃勃，實則雜亂無章的局勢，各種人物爭相在中國這個大的舞台上粉墨登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歷經了極為動蕩不安的時期，在連年的戰爭和農業欠收的雙重打擊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這一時期也是中國蒙福的一個時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時期。一九一四年，在華的外國傳教士共有三萬多人，全國信徒有十多萬人，在痛苦艱難的時勢下，中國卻正進入一個空前的福音大興旺時期。上帝的祝福沒有忘記這個有著四億多人口的大國。
一九一四年農歷六月，安徽蚌埠正值悶熱無比的夏季，太陽直直地照射著，沒有一絲風，鳥不鳴，樹枝也不動，整個城市都被濕悶而凝郁的空氣所籠罩。在蚌埠一座中等人家的院落里，氣氛更加緊張沉悶︰女主人在房間里痛苦呻吟，接生婆和佣人們忙里忙外，男主人在外面踱來踱去，卻又干著急幫不上忙。過了不久，一聲微弱的嬰兒啼哭聲終于劃破了這沉悶的空氣，緊接著又傳來接生婆高興的喊聲︰“是個男孩，是個男孩。”剛才在外面一直低頭焦躁地不停踱步的男主人一听是個男孩，高興得直搓著手，臉上立即露出了寬慰的笑容。于是愉快喜慶的氣氛沖破了空氣的沉悶，充盈在整個院落中。
這個家的男主人姓袁，名禹庭，廣東東莞人，因父親跟隨著同是廣東籍的鐵路工程設計師詹天佑先生，修築著名的京張鐵路，就從南方遷到北京南口鎮落戶。袁禹庭從小受過良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因父母早故，袁禹庭長大後就子承父業，在鐵路部門工作。由于鐵路部門流動性較大，袁禹庭就帶著妻子來到安徽蚌埠就職，任鐵路行李員，專營行李過磅，有固定的收入，在當時稱得上是小康之家。袁禹庭是家中獨子，傳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頭胎就生了個兒子，對他來說是最高興的事。女主人姓羅名孝純，家庭背景與丈夫袁禹庭相似，羅氏父親祖籍也是廣東，當時在天津鐵路部門工作，專營財務工作，與袁家屬老世交。羅氏也是獨養女兒，被父母寵愛有加，雖生在封閉落後的時代，但因是家中的獨女，加上家庭條件許可，所以不僅沒有纏過足，而且受過良好的教育，畢業于女子師範學校。羅氏心靈手巧，有一手刺繡的好手藝。羅氏與其母篤信佛教，無論走到何處，都帶著一串長長的念珠。
袁禹庭夫婦喜得貴子，自然對孩子寄托了無限希望，所以就給孩子起名為袁振邦，小名就按廣東人的習慣稱為阿邦。在那個社會無比動蕩的時代，袁家上下對這個出生不久的小生命寄托了振興國家的宏偉願望，這也是他們當時所知道、所理解的最偉大的願望。
但這個小生命也讓他的父母時時處在擔心之中，最主要是因孩子的身體問題。這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的，臨產時只有七個月。俗話說，七活八不活，這七個月就生下來的孩子雖然活了，但卻很難養。最初是不怎麼會吃東西，吃了東西後又經常拉肚子，成天生病，瘦弱非常。袁羅氏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再加上沒有奶水，所以阿邦從小就喝牛奶，全家人都圍著這個小生命轉，養得很嬌，可是小東西還是三天兩頭地出問題。孩子稍長大後，更是成天泡在藥罐里。像所有先天不足的孩子一樣，小阿邦比其他同齡的孩子個頭小、走路晚、說話晚。盡管出生後營養在當時算是不錯，但阿邦的身體還是一直都比同齡人弱。袁氏夫妻為了使孩子健康成長，就按迷信的說法，給孩子認了個干媽。算命先生說，阿邦福淺，要找個以四條腿的動物為姓的女人認干媽，才穩當，小命才不會跑掉，找姓羊、姓馬的都行。最後袁氏夫婦就為兒子找了個姓楊的女人做干媽，雖然這“楊”不是那“羊”，但畢竟了卻一樁心事，圖個好意頭。
小阿邦一歲後，因父親工作調動，就隨父母一起遷到了徐州，袁禹庭在徐州火車站售票房工作，負責賣車票。在徐州的這八年中，袁家無意識地進入了一個經濟頂盛時期，也進入了一個全家人長期痛苦不安的時期。
到徐州工作時，袁禹庭正當盛年。他腦子靈活手腳快，再加上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不僅很快適應了工作環境，而且還迅速發現了一條不用本錢就能賺大錢的捷徑。當時社會上流通兩種錢幣︰一種是銀元，一種是中國銀行印的新鈔票。這兩種錢幣在銀行里面值相等，但在老百姓手中，價值相差卻很大。因為當時社會局勢動蕩，新鈔票面臨貶值的危險，所以老百姓不相信新鈔票，只相信銀元，在黑市上一塊錢的銀元相當于一塊五的新幣。從事這種換幣生意的人都能發財。袁禹庭賣火車票時，每天能經手幾百塊錢，這里面有銀元，也有新票，而車站結賬時，兩者都可以。袁禹庭就把收到的銀元拿到黑市上換新鈔票，然後完全用新鈔票向車站結賬，除能補足欠車站的款項外，還可以自己獲一大筆利潤。這樣他每月利用工作之便兌換銀元所得的錢，是他工資的幾倍，家底隨之日益豐厚。袁禹庭辦起了自己的飲料廠，在戲園子里有了寫著自己名牌的包廂，花錢大手大腳，家里有男女佣人，前呼後擁，全家一派興旺景象。小阿邦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他只要想去哪里，就立刻有佣人來抱著他去；想要什麼，就立即能得到。洗澡、看戲都有專人伺候著他，那是他最享受的一段時間。他的父親用自己的小聰明與小手段，為兒子成就了一生中肉身生活最幸福的時期，也成就了兒子一生中思考人生意義的開端。
中國有句古話，不義之財發不得。袁禹庭發財不是靠勞力，不是靠正當生意，所以錢來得不光明，去的也就不干淨。這種不用費力費腦賺來的錢，使袁禹庭認為賺錢太容易了，關鍵是怎麼享受這些錢，于是漸漸地，他就沾染了一切有錢人都容易染上的壞毛病︰吃喝嫖賭，無所不嗜、無所不沾。他的整個家庭在享受到金錢所帶來的歡樂時，也很快地飽嘗了金錢所帶來的惡果。因袁禹庭在外面的**行為，使得他與妻子的關系很快陷入僵局。家里從此失去了寧靜，夫妻倆常常是一見面就爭吵不休，吵完之後就是僻哩叭啦的砸東西的聲音，之後就是妻子痛哭的聲音，再之後就是丈夫離家時的摔門的聲音，再之後就是死一樣的寂靜。每次吵完架後，袁禹庭都會幾天不回家，但只要一回家，夫婦倆就又繼續吵。小阿邦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吵，但知道這不是好事，所以一看他們吵就非常害怕，又不敢哭，只有縮在一個角落里，瑟瑟發抖。母親平時很少帶他玩，只是讓佣人來帶他玩，她自己每天除了念佛就是打麻將。父母雖然不和，但對他還是很喜歡，因為他是這個單傳家庭里的單傳繼承人。父親偶爾也會抱著他出去玩，母親心情好時也會很疼愛他，但心情不好時，他也很容易就成為父母的出氣筒。父親對他態度會很生硬，母親對他也很厭煩。有時他也會挨打，父親會用手指敲他的腦門，廣東話叫做“吃菱角”；母親則趁他還光著屁股睡在被窩里時，用藤條打他的屁股。總之，父母要隨著自己的心情來定奪對孩子之愛的程度︰有時是過度地溺愛，有時是過份地苛責。小阿邦七歲的時候，父親把他送進一所私墊學堂里，接受中國最傳統的教育。老師是一位留著胡子的晚清學士。一進去讀書時，老師坐在中間，先讓小孩子們站成一排，在孔夫子像前下拜，之後就是沒完沒了地背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背好了，老師會口頭鼓勵幾句；但背不好，就要挨板子。老師總拿著一條細尺子，每天一上學就讓學生上台挨個背昨天念的書，不會背書的就要自覺地把手伸出去挨打。小阿邦雖然在學習上較有靈氣，但也有挨板子的時候。板子打在手心上很痛，有時會留下很深的印子，但老師說︰“就得打！不打不成才，那些狀元們都是打出來的。”這位老先生留給小阿邦一生最值得紀念的東西，不是他的板子，而是他在開學第一天為阿邦取的一個學名︰袁相臣。這個名字與他原來的名字“振邦”在意義上相同，只是這個學名把振興國家的具體內容表達出來了——小阿邦振國興邦的具體目標，就是將來要做宰相大臣。“袁相臣”這個由第一位啟蒙老師所起的名字，從此就成了阿邦的正式名字。
一九二三年，袁相臣九歲時，因父親不思悔改，在歧路上越走越遠，無節制地吃喝嫖賭，不僅花光了所賺到的錢，還虧空了大量的公款，最後終于東窗事發，被單位開除了公職。徐州鐵路局給袁禹庭兩條出路︰一是賠償欠款，二是入監獄，由他自己任選。走投無路的袁禹庭賣掉了飲料廠，賣掉了所有的家產，仍不夠還欠款；最後還是在天津鐵路局工作的岳父不計前嫌，幫他還清了其余的款項，才使他免受牢獄之苦。于是一家三口經過了大起大落後，兩手空空地回到天津，暫居在外祖父家中。
徐州這八年的生活給袁家帶來了一場夢，夢醒了，但陰影卻沒有散去。袁氏夫妻的感情因這八年的蹉跎，再也回不到溫馨的從前了。袁禹庭到天津後身無分文，面臨生活上的困難，四處找工作，但因時局不好，加之他本人不光彩的過去，所以一般的單位也不敢用他。最後還是岳父出面，托人介紹他去京張鐵路做電報員。但過了不久，因軍閥混戰，鐵路也不景氣，最後發不出工資，于是袁禹庭又不得不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北京東華門大街的真光電影院收門票。這期間因袁禹庭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穩定，所以孩子和老婆還是留在岳父家里。剛有了一點起色的小家庭又分散了。
在徐州的八年也是小相臣性格形成的關鍵時期，他的身上明顯地有著一切破碎家庭的孩子們都有的性格矛盾性︰膽小怕羞但又嫉惡如仇；在溺愛中卻又感受不到愛；不善表達卻又性格倔強；馬馬虎虎卻又敏感脆弱；性格單純卻又憂郁；缺乏安全感，缺乏知心的朋友。小相臣就帶著這樣的矛盾成長著。到天津後，他迎來了自己精神上第一個釋放的時期。
因為相臣的外祖父羅子剛先生只有一個女兒，所以女兒的唯一孩子就成了老人的心肝寶貝。相臣在外祖父家里享受到了充分的家庭溫暖，過了一段耳邊沒有爭吵聲的日子，這也是他一生覺得最好玩的時期。外祖父在天津勸業場旁的租界租了樓房，當時能租得起樓房的人也不是很多。他還把相臣送進一所新式小學讀書。學校的功課並不緊張，加上相臣以前讀過私墊，認識很多字，所以上洋學就更輕松。這一時期，相臣還結識了許多新朋友，成天在街上奔來跑去地瘋玩，有時也和小朋友一起大聲地唱︰“小白菜，地里黃，二三歲呀，沒了娘。”
他最喜歡的玩具是刀，這也是大多數男孩最忠愛的玩具。他向家里人要刀，但家人沒有給他買，于是小朋友就教他如何自己做刀︰把一塊鐵片放在鐵軌上，等火車一輾過去，車輪就會自然地把鐵片壓成一把刀。有一次，他看到一個小朋友有一把小寶劍，非常好看，他就偷偷地拿過來，悄悄拿回家，也不敢讓家人知道，又不能拿出去玩，他就把這把寶劍放在一個小箱子里。這小箱子裝滿了他所喜歡的小玩意︰小刀、彈珠、小泥人等，他最喜歡的是這把寶劍，但只能是沒有人在場時偷著看一眼，然後又趕忙把箱子蓋上，以免別人發現。還有一次他想買玻璃彈珠，但母親不給錢，于是他就趁外祖父不注意，偷了外祖父的一個銅板，買了幾顆彈珠。他是彈彈珠的好手，與小朋友交戰時，往往大獲全勝，每次都能贏回幾個彈珠，有時還能贏一點小錢，贏了錢就去買吃的。有一回，他也偷過一塊小毛巾。但他基本上沒干過太出格的壞事。
在天津還有一個好玩的地方，就是去離外祖父家不遠的一個廣東老鄉家里。這家廣東老鄉姓梁，也是在鐵路工作，家境比羅家還略好。相臣叫女主人二嬸，二嬸的婆婆與相臣的外婆同姓黃，又是同鄉，就結拜為干姐妹，所以袁羅氏就常來與二嬸聊天，相臣就隨著一起來。二嬸家里最大的孩子阿珍比阿邦小五歲，阿邦就常揪著阿珍的小辮，欺負她，而阿珍也許是因為小的原因，卻並不介意。相臣也經常在梁家吃飯，梁家祖父過生日時，請羅氏全家，並為小孩子單開一桌，阿邦就做孩子王，把雞腿搶過來自己吃掉。
偶爾犯錯母親要打時，相臣就喊外祖父母幫忙，所以這期間他所受的皮肉之苦也少了很多。因為羅家全家都愛玩麻將，所以晚上相臣還和外祖父母、母親一起打麻將，生活悠閑而快樂。這時期相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以各種方法玩以前不會玩的各種游戲，以及干一些小小的壞事，享受以前在徐州因被家里的佣人、及各種規矩所束縛而得不到的自由。
二、尋求
袁禹庭初去真光電影院任職時，是負責收門票。干了一段時間後，袁禹庭自己寫了一份英文簡歷，送給華北電影公的經理。經理一看，才發現原來老袁是個很有文化的人，並且懂英文，收門票太可惜了，就把他調到辦公室，負責進口片子的審核。袁禹庭的收入、住房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就在一九二七年秋把兒子接來，送進電影院附近的一所青年會辦的教會學校讀書。他之所以把相臣送到教會學校讀書，一是因為學校離電影院近，從東華門穿過金魚胡同，就到了米市大街的學校，免得接送；二是因為教會學校從小學起就教英文，袁禹庭想讓兒子多學英文，多接受好的教育，與信仰問題一點關系都沒有。于是相臣就離開母親和外祖父母，與父親一起來到北京，繼續讀小學。
相臣在青年會學校開始讀四年級。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在他眼前鋪開了。青年會的學校實行會員制，凡入校的就都必須入會。青年會的會員以繳納的會金多少分為幾個等次，有甲種會員、乙種會員、丙種會員。繳付的會金越多，可享受的權益越多，這權益就是學校的活動設施，如免費的羽毛球場地和器材，免費在學校浴池洗澡等。學校里讓他最覺得新鮮的東西有兩樣，一是有一個白皮膚、黃頭發、藍眼楮的女老師，教相臣學他一竅不通的英文；另一個是學校專門有一門課叫《聖經》研讀，課上講一些聖經章節，還要求學生背誦部分章節。相臣在這里開始知道了耶穌的名字，也知道了一些基督教的基本常識。背書對相臣來說輕車熟路，但英文課倒是激起他很大興趣。他很認真地跟著那位中文名叫蕭安娜的美國老師學習，從發音、字母開始，每一個環節都很認真。蕭老師也很快就特別喜歡上這位插班的學生，覺得他聰明、听話，又有語言天賦。蕭老師總愛讓相臣回答問題，漸漸地他們師生之間開始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默契。相臣的各科成績都非常好，他身上在天津養成的玩性和野性，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改掉，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學習認真的好孩子。他的英文作文成績非常好，常被當作範文在班上誦讀；他的英語作業工整，干淨，常披掛在牆上展覽。他很快就因學習好、听老師的話而被選為班長，成了老師所器重的好學生、好幫手。
不久，一位叫石天民的男老師又開始教相臣的國文課。所有的老師都是喜歡好學生的，這位姓石的老師也很快就喜歡上了相臣，而相臣也開始用自己的眼光來細心觀察這兩位自己最喜歡的老師。他很快就發現了這兩位老師與其他老師的不同之處︰別的老師言談行為隨便，但這兩位老師對學生和藹卻又恪守規章；別的老師下課了就是聚在一處抽煙聊天，而這兩位老師卻不參加那些粗俗的閑聊，下課後就認真地備課；別的老師有時對學生粗暴，而這兩位老師卻對學生和顏悅色；別的老師有時發牢騷，這兩位老師臉上卻總帶著喜樂與平安。他感覺到這兩位老師與別人不一樣，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因相臣的媽媽還在天津居住，相臣是與父親一起住在電影院里的一個小房子里，所以兩位老師更關心這個母親不在身邊的學生。相臣經常到蕭安娜老師家中玩，了解到蕭老師原來是傳教士，因嫁給一個姓蕭的中國人，母會就與她斷絕了經濟支持關系，現在靠教書維持生活。人們就按她丈夫的姓，稱她為蕭太太。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袁相臣因常去她家里玩，就被其他同學戲稱為蕭太太的干兒子。在那段時間里，蕭老師給了相臣母親一般的愛和關懷，她和相臣在師生感情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種忘年式的好朋友的感情。相臣對她無話不談，她也常勸相臣要真心相信耶穌。那時相臣嘴里不表態，心里卻在想︰“我在課堂上听听聖經教訓就夠了。我不能信這外國人的洋教，我還要光宗耀祖，做國家棟梁呢！”
一九三零年秋，相臣升入高中，還是在青年會的這所學校。十六歲的相臣個子長高了，但依舊很瘦弱。他成了一個非常活躍的青年人，學習成績好，愛好體育運動︰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樣樣在行；也愛出風頭︰學校的一些公開活動，如演講比賽什麼的，總能找到他的身影。此時他已是一個初步成熟的青年了，開始思考一些比較長遠的問題，對政治、對社會有積極的參與意識，但又只是處在紙上談兵的初級階段。當時正是民國時期，三民主義思想在中國大行其道，相臣也很時髦地成為三民主義的擁護者。他非常崇拜孫中山先生，認為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最適合中國的，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救國主義。他開始大量地讀孫中山先生的著作︰總理遺訓、建國大綱、中山全書等，一一細讀，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能背下來。袁相臣接受了新思想後，就開始用自己的眼光來審視社會、審視人生。他首先對自己的名字深深地不滿，覺得“相臣”兩個字太腐朽了，流露著晚清的腐味，做為一個有新思想的人是不能要這種名字的。但這個名字大家己叫熟了，在教會學校也用了好幾年了，忽然改一個全新的名字也不太合適。想來想去，他就自己把大臣的“臣”改為熱忱的“忱”，發音雖相同，但整個意思卻改了，少了腐朽的味道，多了一股年輕人的朝氣，但“相忱”這個名字卻沒有任何特殊含義了。這個名字也成了他從十六歲起使用至今的名字。當時教會學校的校長蔡八全先生是國民黨黨員，他看相忱對三民主義如此追求，就說︰“我介紹你加入國民黨吧。”但這事終因相忱年齡太小而擱置不提。
與此同時，蕭安娜和石天民兩位老師也更積極地向相忱傳福音。石天民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親密同工，他多次把相忱帶到王明道的聚會點去听道。相忱就是這樣在二九、三零年就認識了王明道先生。那時王先生在外租房子聚會，相忱開始不想去，但礙于兩位老師的面子，又不好意思直接說不去，每次去了總是站在最後邊，看著那麼多人在前面禱告，就覺得他們真可憐、真愚昧。每次听道他都覺得好笑，他听的目的是想找出破綻來駁斥給他傳福音的人。每次去听道，他都看王明道先生口若懸河地講個不停，就很佩服王先生的口才，但也僅僅是佩服他的口才而已。至于其它嘛，相忱就想︰“別看你講得好，講了半天都是空話，都是在說天書，根本就沒有神，你講得再起勁也是沒有神。”
王明道先生在講道時對罪的斥責讓相忱听起來也不舒服，他認為王先生說得太玄乎了︰一個小孩子，又沒犯什麼大錯，沒被法院抓進去，怎麼會有罪呢？說每個人都犯了罪，為什麼法院沒把每個人都抓進去？既然沒被法院抓進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每次听完道，石先生和蕭太太都問他感受如何，他都搖著頭說︰“根本沒有神。如果你們能拿出來讓我看看神是什麼樣的，我就信。”石先生和蕭太太看到這種情況，也不和他爭論，惟有為他禱告。
這個十六歲得剛硬的青年人，也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在初步思考人生的時候，陷入了一種青春的迷惘︰他不停地涉獵各種書籍，但有三個問題始終找不道答案。一是他無法解決自己心中莫名的煩惱，那種煩惱老是困擾著他，使他覺得生括沒意義，甚至想自殺。他一次次地反觀自己的生活環境，實在找不出煩惱的來由，但煩惱又確確實實地無時不折磨著他。他是家中的獨生子，父母很愛惜他，當時父親工作很穩定，生活豐衣足食；他自己的讀書成績很好，與老師和同學相處融洽；因父親在電影院工作，所以他還可以隨便到電影院里去看電影。這種無憂無慮的環境下為什麼還會有煩惱？袁相忱自己也解釋不了。這種煩惱有時使他痛苦到極點，甚至想以死來解決。有一個下午，他照著從書上看來的自殺樣子，雙手各拿一根大鐵釘子，準備往電源的插孔里插，就在雙手伸向電源的一剎那，忽然有一個聲音從心里響起︰“袁相忱，你這樣做，對得起父母嗎？難道他們就白白地養你一場嗎？”于是，伸向插座的雙手就慢慢地縮回來，但心中的煩惱和悲觀依然滋生漫長。
袁相忱解決不了的第二個問題是︰自己如何才能戰勝罪惡的引誘，過一個聖潔的生活？他感受了自己家庭被罪惡所苦害的傷痛，也看到了許多年輕人在學校當學生的時候很純正剛毅，但一進入社會，很快就被同化，在大染缸里腐化墮落了。他深深地恨惡罪惡，渴望自己將來能過一個完全聖潔的生活，如荷花般出污泥而不染，做一個邪惡社會中的正直的中流砥柱。但他自己也明白，靠自身的力量來對抗社會的潮流，簡直是以卵擊石。那麼，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不停地尋找著，不停地失望著。
袁相忱無法解決的第三個問題是︰人死了以後到底會怎麼樣呢？到底有沒有鬼怪，有沒有靈魂呢？人死後難道真的就是與草木同朽，一了百了、就此拉倒嗎？
帶著這一連串疑問，相忱開始對人生哲學和世界觀作苦苦的尋求。
他首先從傳統的宗教入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對社會有較深影響的有兩大傳統宗教，一是佛教，二是儒教。袁相忱以他十幾歲的青年人的眼光，開始分析這兩大宗教。他認為佛教雖然有數千年的歷史，並在中國有較大影響，但佛教消極出世的人生觀不符合他光宗耀祖、振興國家的遠大理想，所以佛教也根本解決不了他的問題。儒教中不提將來的事、死後的事，只講忠孝禮儀廉恥、三綱五常，這也不能解決他對人死後將何去何從的疑問。最後袁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轉向就在身邊的基督教信仰。經過教會學校幾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石、蕭兩位老師的引導，相忱對基督教教義已基本了解。他承認基督教在倫理方面是無比的，是個很不錯的人生哲學，但卻還不能完全接受。他仍然認為這是洋教，中國人不能信。當然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還沒有認識神，還不相信神的存在；他還頑固地認為，看不見、摸不著的就是沒有。科學一天天地發展，人類思想也會一天天地進步，再過十幾年，等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會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這一時期，袁相忱不停地尋找、失望、再尋找。他對任何新鮮的觀點理論都感興趣，但任何觀點理論都不能使他長久地徹底滿足。
一九三一年冬天，袁相忱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聖誕公宴，這是一個任何學生都可以參加的晚會。吃過飯後，大家舉著蠟燭唱了幾首聖歌。唱過歌後就有一個姓王的公理會的牧師來到每個人面前，給大家施點水洗禮。王牧師沒有問︰“誰願意受洗？”
他直接就過來，挨個給大家施洗。袁相忱也受了洗，但他並沒有真心相信。
轉了一圈，相忱依然找不到答案。他依然處在極度的痛苦、煩惱之中，心靈的空虛使他生活在一種看不見卻感受得到的黑暗中。他知道人需要信仰卻又拒絕真正的信仰；苦苦尋求卻又不相信獨一的真神；干渴難耐而卻又不肯喝生命之水。他在愛中卻感受不到愛，在安全中卻沒有平安，在舒坦中卻沒有喜樂。他知道自己該被一種更高的力量來感染、來充滿，但卻找不到方向。他像所有尋求真理的人一樣，走過了一條很痛苦的心靈歷程。
然而，心靈痛苦的人有福了，因為尋找的就必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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