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結束了在遠東聖書學院的為期三年半的學習，來到了天津聖會所事奉。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聖會所是由宋尚節博士在天津創立的布道團演變而來的。布道團先由張周新和陳善理夫妻負責，後來張陳二人把家產賣掉，開辦了聖會所，並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與張周新在布道團中認識，後來張周新就邀請袁相忱來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從北京來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傳福音，帶領聚會，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時，袁相忱有機會常去阿珍家里，但當時因天津太亂，阿珍的父母就讓阿珍和兩個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里，那里很安全，日本兵不會進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卻沒有看到過阿珍，只听阿珍的媽媽講，阿珍現在也信耶穌了，每天都在家里讀聖經，脾氣性格也有很大改變，不像以前那樣愛生氣了。她還想去讀神學，只是神學院只招走讀的，而阿珍的媽媽又不放心她一個女孩子在外面走來走去，因為時局實在太亂了，所以就沒讓她讀。相忱听後很高興，這也算是他所結的一個果子，他沒想到阿珍真的信了，並且信得這麼好，就很為阿珍高興。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里，阿珍的母親告訴相忱，有人給阿珍介紹對象，對方是一個銀行行長的兒子，可是阿珍一听人家不信耶穌，就一口回絕了，連面都不肯見，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氣。後來阿珍就干脆對家人明說︰“聖經上說，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負一軛；我信了，就要找個信的對象，以後你們就別給我瞎張羅了。”
阿珍的媽媽說︰“你看看，這個樣子，我們怎麼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會。外面那麼不安全，並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個性很強，她說要找個信的，別人再勸也沒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穌的，認識的人多，看看有沒有條件好一點的基督徒給阿珍介紹一個。”袁相忱點頭答應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處，就立即給自己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說︰“阿珍的媽媽讓我給阿珍物色一個對象，我挺喜歡她的，如果父母也覺得合適，就請父親寫封信給阿珍的父母，向他們提親。”
袁禹庭接到兒子的這封信，非常高興，覺得這是兒子最近幾年來最讓他們滿意的一個舉動。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時正患重病，但一听袁禹庭念完了這封信，就高興得合不攏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當時是無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寫了信，就應該有點把握。俗話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興，病就好了，並且可以下床走動了，于是全家人就合計該怎麼給梁家寫求婚信。最後還是由袁禹庭親自執筆，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長信給阿珍的父親，大意是︰“
得知令愛阿珍也信了耶穌，並且說非基督便不嫁，我們很為她高興。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穌的，如您不嫌棄，就懇請向令嬡提提這件事，看看他們兩個的想法。我們也知道，按理說我家阿邦無論從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與令嬡商量一下此事，我們將感激不盡。”
這是一封近乎懇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親收到信後很為難了一陣子，他知道阿邦是個好孩子，不抽煙不喝酒，為人正派，可是要成為他女婿的話，又似乎太窮了，恐怕女兒將來要跟著他受苦。他思來想去，最後還是把這封信給女兒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態，並反復對阿珍說︰“你自己可要考慮清楚了，阿邦雖然是個好孩子，但他家實在太窮了，房沒一間，地沒一畝，他自己又是一個傳道人，也不可能賺大錢。你要考慮以後的生活問題，別急著答復，終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慮了一段時間，最後的結論是︰“就沖著他是一個為主工作的傳道人，我答應了。”
于是袁相忱與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訂了婚，並于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了婚禮。
袁相忱與梁惠珍雖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馬，沒有介紹人，但嚴格地說並不是自由戀愛，因為他們兩個人之間從未談過戀愛。結婚前兩天，梁惠珍由母親和妹妹陪著坐火車來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時約有半個月的時間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說結婚時下雨不是好兆頭，並且下火車時因為拿的東西太多，結果就把傘放在火車上忘記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興。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結婚這一天，卻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與梁惠珍的婚禮在王府大街的大飯店舉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馬拉車，穿的卻是西式的婚紗。袁家請了一百多個客人，其中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各佔一半，還有一些外國牧師來參加。婚禮先由牧師證婚，之後又按中式規矩進餐，吃飯前，飯店先按中國的規矩給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面條，服務員給新郎新娘道喜，說︰“新郎一碗長壽面，新娘一碗長壽面，長長久久到永遠。”
然後就把兩碗面條擺在新郎新娘面前。袁相忱一听，就不高興，說︰“我是信耶穌的，不信這個。”
邊說邊拿起自己的那碗面往地下一擱，然後又把梁惠珍面前的那碗面也往地下一擱。袁母的臉刷地一下就變了，可礙于新娘和客人的面，又不便發作，過了好久臉色才稍微緩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卻絲毫不在意，又繼續招呼大家吃飯。這段婚禮上的小插曲一直讓梁惠珍記憶猶新，這是她第一次從近距離領略丈夫的風格。
婚後，袁母曾對兒媳梁惠珍說，“阿邦脾氣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腸子，你以後多擔待他，別跟他計較。”
梁惠珍卻心里想，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氣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繼續事奉，梁惠珍也跟著他回到天津，暫居在娘家。約過了半個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遷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後面收拾好了一間小屋後，才把妻子從岳母家中接來。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經常會有日本兵進來，但多數的日本兵也只是進來看看而己，並不鬧事。有一次，兩個日本兵進來，把槍擱下，拿起粉筆在小黑板上寫下了“戰爭罪惡”四個大字，一問，才知道他們也是基督徒，是被迫來服兵役的。看來普天下神的兒女都是痛恨戰爭的。
二、北京
一九三九年秋，袁相忱結束了在天津一年半的事奉工作，回到北京。當時妻子的身孕己日漸接近產期，袁相忱正進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艱難時期。恰在此時，遠東聖書學院的吳智院長非常熱情地邀請他回神學院做翻譯，每天只上半天班，每月有較高的固定的薪水，袁相忱每月除去十一奉獻、吃喝外，還能結余一半，這在當時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粱惠珍在協和醫院產下一子，取名為袁福音。袁家上下非常高興，袁禹庭最高興，他還希望將來兒子媳婦能生五男三女，他還把五個孫子的名字安排好了，就是“音聲樂慶榮”。袁禹庭給孫子起名字的本意沒有一點與基督教有關的，他只是高興袁家有後，香火有繼了。但袁相忱卻很恰當地為孩子的名字加上了個“福”字，他的三個兒子的名字分別為福音，福聲，福樂，從此意義就大變了。
袁相忱在遠東神學院依然保持了認真勤懇的工作作風，在工作的時候，從來沒有遲到或早退過，他主要的工作是給院長吳智當翻譯︰吳智講課時，袁相忱就同步翻譯，還有一些講義，也需要袁相忱來翻譯成中文。在遠東神學院工作之余，袁相忱還堅持做一些教會的事奉工作，生活很安定，也很富足，全家人又都團聚在一起，一切都很好。漸漸地，袁相忱心中的不平安卻越來越大，他不停地向神禱告︰“神啊，我是不是貪圖世上的享受，淡忘了你的呼召？你召我本是為救農村的同胞，可是我目前這麼優越的生活，這麼舒適的環境，與農村的生活越來越遠了，我讀神學也是為了更好地去農村傳福音，可是我現在卻在這種舒適的環境中，越來越遠離神的呼召了。神啊，如果你讓我去農村，就求你引導我，我願意順服你的呼召。”
一九四零年夏天，袁相忱在遠東宣教會堂很意外地見到了裴約翰牧師。這是一次奇妙的相遇︰裴牧師是去北戴河避暑，途經北京做短暫的停留，他們兩人既沒有事先的聯絡，也沒有刻意地尋找，沒想到卻在遠東宣教會的教堂里踫見，這真是神的安排。此刻袁相忱正在尋找農村事奉的途徑，而裴牧師在河北和山東的農村的事奉工作也剛剛有起色，急需要事奉的同工，于是兩個人一談即通，非常合拍，因為神已經在他們兩人心里都完成了奇妙的工作。當裴牧師從北戴河回來的時候，袁相忱已在神面前得到許可，決定帶著太太和不足一歲的兒子，一起隨裴牧師到河北南部的農村傳福音了。袁相忱一家三口動身去河北農村的時候，袁家父母很不高興，覺得這小兩口放著北京城里的舒服日子不過，偏要去農村，簡直是不可理喻。但袁相忱心中堅定，他知道，這是神的帶領，他不能也不應抗拒神。
三、在河北、山東農村傳道
一九四零年夏，袁相忱攜妻帶子，來到了河北省南部的城安縣，在縣城東關的一座小教堂里安家落戶。這是一片充滿泥濘的土地，下雨的時候遍地黃泥，天晴的時候，腳踩在地上，會有一路黃色的塵土隨著你，鞋和襪子片刻就弄髒了。但這也是一片事奉工作的熱土，到處是一顆顆饑渴的心。這里的生活比起北京差了一大截子，吃的東西也非常簡單，每天就是小米粥、窩窩頭、酸白菜，好一點的就是紅蘿卜。袁相忱曾與裴牧師一起作過一首詩，來形容當時的飲食狀況，詩的上聯是︰“紅蘿卜，白蘿卜，紅白蘿卜。”
下聯是︰“稀米飯，稠米飯，稀稠米飯。”
橫批是︰“頓頓如此。”
裴牧師最喜歡喝小米粥，人們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小米缸”，裴牧師也很喜歡這個名字，還經常主動告訴別人他的綽號。每逢吃飯時，裴牧師總是與別人開玩笑︰“
猜猜今天吃什麼？”
說完後又用英語回答︰“又是酸白菜！”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大家就一起快樂地吃飯。能吃得上酸白菜還算是好日子，一九四零年秋天欠收，莊稼打得少，結果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夏，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天天吃的都是糠窩頭。河北南部盛產棉花，把棉花籽放在玉米面中做成花籽窩頭，這成了他們當時很長一段時間的主食。這些東西中國人吃起來都難以下咽，更何況是平時吃慣了面包牛奶的美國人。但裴牧師每次吃飯時都吃得很香，人們都沒有什麼怨言。
袁相忱與裴牧師以及當地一位叫尚志榮的同工，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起去各鄉村布道，而梁惠珍則與裴師母一起，在教堂附設的學校里教書。梁惠珍教小學六年級的課程，上課的時候就把兒子福音托給工友看管，下課後還要備課洗衣服，晚上還要帶學生上晚自修，工作雖然累，但卻很充實。
去鄉間布道是很辛苦的。他們帶著一個帳篷和一些簡單用品，從縣城出發後，逐村去布道。裴牧師與他們兩個人一樣，都穿一身中國最普通的黑色長袍，頭上頂一盞汽燈，因為當時還沒有電燈，晚上就靠著頭上的汽燈照明。每進一個村，先把帳蓬支開，安營扎寨，然後裴牧師就拿出一部手風琴，尚志榮就拉風琴，袁相忱敲鼓，開始唱詩歌。樂器聲和歌聲把人們吸引出來後，他們就開始傳福音，三個人輪流講。一個人在講時，其他兩人就在一邊禱告。每逢廟會，從各村來趕廟會的人川流不息，正是傳福音的好時候。人們听到鼓聲，以為有什麼熱鬧，就紛紛從家中跑出來看他們。一看，原來是洋人來樂，就圍著裴牧師看新鮮。他們趁大家都圍上來的時候，馬上開始傳講福音，有時一天內每人要講兩三回，都是一些簡單的道理。那時正是日本佔領時期，老百姓心中沒有平安，很容易接受福音。每天出去布道，都有人悔改歸主。對那些表示悔改的人，就約他們晚上來談，或在大樹下，或在他們的簡易帳篷外，帶領他們作認罪禱告。一直到很晚，他們才能進入帳篷內休息。至于吃飯問題，就隨便湊合。他們大約在每個村子呆四五天，然後又去另一個小村子，繼續敲鑼打鼓，游巡布道。每次從縣城里出來，都要走五六個村子，一個多月後才能返回到縣城。回到縣城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後就是用開水燙衣服，因為長時間在農村，吃住條件差，所以身上長了虱子，但每次回來後，在縣城也休息不了幾天，他們又下農村去了。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們走遍了河北南部的農村，一個村落、一個村落地走下去，把神的福音帶給饑渴的人。
在曠野的帳篷里，三個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背景、不同區域，但卻有著同樣為主工作心志的人，藉著禱告，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裴牧師身為一個外國人，但他擁有的卻是一顆坦誠的摯愛中國失喪靈魂的心。他常常徹夜為中國人流淚禱告，那一顆為福音工作迫切的心，常常使兩位中國同工倍受感動。裴牧師身體力行地帶領了袁相忱，使他在實踐中明白，神最喜悅的是愛人靈魂的心；神的工作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靈才能做成。作為一個傳道人，不在乎你有沒有口才，不在乎你有沒有文憑，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愛人的心，有沒有救人靈魂的托付。曠野從來就是鍛煉神工人的場所，摩西在米甸曠野的操練，大衛在曠野的牧羊，都是神所預備的最好的教育場所;不經過曠野的學習，就很難成為神合用的器皿。袁相忱在中國農村這個曠野中，學到了他在神學院課堂里所學不到的一切，在這里神把空泛的知識化作一種與工作現實相融合的祝福，使他的工人在牧養別人的同時，更得著神親自的牧養。
“我與神更加接近了。”袁相忱曾這樣告訴亦師亦友的裴牧師。他找到了中國福音化的路徑︰到農村去，那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有一顆顆單純的心，有一個個瀕臨滅亡的靈魂。
一九四零年夏到一九四一年年底，袁相忱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廣平、衛縣等五縣，以及附近山東五縣的各個村落往返傳播福音，他的足跡遍及了這十個縣區的每一個村莊，每到一處都廢寢忘食地傳福音。他不僅適應了鄉村的布道生活，而且還很快就摸索出了一條農村傳福音的決竅。農村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向他們傳福音時切不可說些高深的術語，要從最實際的問題入手，並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亂世之中有神的愛，讓他們感受到惟有在耶穌基督里，才有永遠的平安和喜樂。戰爭制造了無數的慘劇，但也為福音的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時機，因為經受了戰亂的人們才明白和平的可貴，哀痛中的人們才懂得幸福的含義。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半中，他們所傳福音的地方，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袁相忱又去山東漕城等地傳福音，裴牧師留在城安縣做其他工作。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偷襲美軍駐扎在珍珠港的艦隊，日美正式交戰。因當時日本幾乎完全佔領了中國華北，所以從第二天開始，日本人就對在華的美國人動手，把美國人都集中起來，關入山東濰縣的集中營。裴牧師一家四口也難幸免。日本人從城里套車來到城安縣東關，闖入教堂內，帶走了裴牧師一家人，還搶掠了他們所有的東西。皇協軍，就是漢奸部隊，還闖進了袁相忱夫婦住的地方，看到好一點的東西或者值錢一點的東西就搶。當時正是冬天，日本兵在外打仗，沒有好的衣服穿，就把袁相忱夫婦的毛衣毛褲及皮鞋都搶走了，臨走時還把袁相忱的放在桌上的一只懷表順手牽羊地帶走。當時留在城安的梁惠珍才二十二歲，日本人進來之前，教堂的一個工人跑進來告訴梁惠珍說︰
“日本人已經封鎖了城門，不許自由進出，恐怕過不了幾分鐘就會到教堂這里來了。你還這麼年輕，又帶著一個孩子，丈夫又不在身邊。听說日本人正四處找花姑娘，你還是趕快躲一躲吧！”
于是梁惠珍就在臉上抹上鍋底的黑粉，然後抱上孩子躲進後院的地窖。她剛下地窖，日本兵就進來了。粱惠珍在地窖里不停地禱告，求神保守孩子千萬別哭出聲來，否則，如果孩子一哭，日本兵就會發現，後果不堪設想。日本人帶走了裴牧師全家後，又把整個教堂上上下下搜掠了一番，才坐車離開，臨走時還告訴看門的人，他們還會再回來。過了一會，日本兵果然又回來了，這次只是幾個當兵的來，帶著槍，站在門口站崗，表示己從美國人的手中接管了這個地方。教堂里己亂成一鍋粥，裴牧師全家被帶走後，教堂里還有幾個傳道人及同工，大家都一愁莫展，不知該如何辦。梁惠珍就抱著孩子在地窖里呆了幾天，因為大家告訴她，現在還不能出來，日本兵還在門外，隨時都會進來。每餐飯大家都幫她送到地窖中。她又擔心袁相忱，不知山東的情況怎麼樣，會不會和這里一樣？好在日本兵並沒有再進來找麻煩。教堂里的人不知道該走該留，在毫無辦法中只能向神切切禱告。
袁相忱在山東也同樣遇到了這些情況，只不過日本人在山東的做法比在城安縣文明一些罷了。當袁相忱騎車傳福音到了山東的範縣，也就是與城安縣相臨的一個屬山東的小縣城時，他住在宣聖會在範縣的一個小教堂中。夜里，日本人來了，還帶著翻譯官，把在里面的傳道人都叫醒後，宣布這里己由日本人接管，屬于中國人的東西都可以帶走，屬于美國人的東西都留下。袁相忱一看這種情況，就想大概城安縣的總部也被日本人接管了吧？心中就惦念著妻兒和教會的同工們，尤其是裴牧師全家的安危。第二天，袁相忱就起程回到城安縣，進城門時，發現日本兵己荷槍實彈地站在城門口，並且規定︰每一個進城的人都要接受檢查，並向日本人鞠躬，才能進入城內。接受檢查無所謂，袁相忱在範縣時已被檢查過，也沒拿什麼讓日本人敏感的東西，但向日本人鞠躬，就不太舒服了，所以從此以後袁相忱就很少進城來。
袁相忱來到東關教堂門外時，看到也有日本兵持槍把守著，就知道裴牧師一定已被他們帶走了，但里面的其他同工如何，就很難想像得到了。他在教堂周圍轉了轉，希望踫到一個熟人或是從里面出來個人，好讓他能了解一些情況，不致于冒然進去。但等了一會，既沒有踫見一個熟人，也沒有看到有人出來，他就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脫了長衫，摘下禮帽，只穿著里面的短衣服，如同當地的農民一樣的打扮，放下自行車，走到教堂門前，向日本兵說明自己的身份。日本人听不懂，但馬上就叫來一個翻譯，袁相忱又對翻譯說︰
“我是中國人，是這個教堂的傳道人，里面也有一些中國人，我要進去跟大家商量一下該如何處理眼下的事情，也要安排一下想回家的人怎麼回家。”
翻譯是個東北人，還是通情達理的，跟日本兵說了一通後，就讓袁相忱進去了。
袁相忱一進去，里面的人都立刻圍上來，大家劫後重逢，悲喜萬分。袁相忱看著妻子臉上的鍋黑，又看著在妻子懷中熟睡的兒子，連聲說著“感謝神！感謝神。”同工們告訴袁相忱，裴牧師一家四口人可能被送到山東濰縣的集中營去了，但目前也沒有確切的消息。于是大家又為裴牧師一家人禱告，求神保守他們平平安安地在主的里面。接著又討論起人員的分流問題，袁相忱說︰“願意回家的，並且家遠的，就先把教會剩下的錢作路費，按路程遠近平均分配。”
教堂被封，很多人都願意回家，再尋找事奉的途徑。教會剩下的錢很少，根本不夠大家的路費，但大家都沒什麼怨言。在一旁的尚青梅弟兄看袁相忱自己沒有要錢，以為是他知道錢不夠，故意不要。等人都散了後，尚青梅就拿出五元日幣，給袁相忱說︰
“你拖家帶口的也很不容易，家又那麼遠，我給你五塊錢作路費吧。”
袁相忱說︰“我不回去，我還要留在農村傳福音呢。”
尚青梅听了這話很吃驚，他以為袁相忱是跟著裴牧師來的，現在裴牧師不在了，袁相忱也該回去了。但袁相忱到農村來不是跟著人，而是順服神的呼召，所以裴牧師在也好，走也好，他都會繼續留在農村的。袁相忱看尚老先生如此驚奇，就對他說︰
“我真的不回去。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還等著我呢！現在工作好不容易有了點起色，我怎麼能離開呢？”
尚青梅這才相信了。他被袁相忱的事奉決心感動了，就對袁相忱說︰“既然你已決定不回去，現在教堂又被日本人佔了，你就干脆住到我家吧，我們還能在一起工作。”
尚青梅第二天就從家里套了一輛牛車來，把袁相忱一家三口接到了他的家中。尚青梅家住在離城安縣八里遠的北散湖村，袁相忱就在尚青梅家中的一間小西房中安下了一個簡陋的家。從此，他與農民同吃同住，成為一個真正的農民。
一九四二年三月，梁惠珍在這里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女兒。袁相忱給女兒取名為袁安湖。“安湖”這兩個字就取自于城安縣北散湖村的地名。這是一個頗具紀念意義的名字。多年以後，一說起女兒的名字，袁相忱都會講述一番北散湖村鄉親們的真情厚愛。
一九四二年春，袁相忱在河北城安縣北散湖村辦起了第一個家庭聚會點，因為在城安縣的教堂被日本人佔了，在農村又不可能有錢蓋教堂，但神的羊群需要牧養，信徒不能停止肢體生活，于是聚會就轉入家庭中。每天晚飯後，袁相忱的小屋里就坐滿了人，先是由梁惠珍帶著大家唱詩歌。農村的人大多不識字，更不識譜，全靠梁惠珍一句一句地反復教唱。唱完詩歌後，就由袁相忱講道。有時是他帶領大家一起查經。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人來；鄉親們都很愛來這個幾乎空無一物的小屋，愛逗袁相忱的一雙小兒女玩。有時候一些生活上的小問題，也都來請教袁相忱，而袁相忱夫婦不論事情大小，鄉親們隨叫隨到，只要能幫得上忙的，他們總是毫不推辭。梁惠珍還義務教鄉間的婦女們認字，讀聖經。鄉親們總是夸梁惠珍賢惠能干，每逢這時，梁惠珍卻說︰“我其實什麼都不會干，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你們教會我很多生活上的學問。”
梁惠珍說的是實話，這個在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嬌小姐，此刻已在農村磨煉成一個非常能干的婦女。生完女兒後的第三天，因袁相忱外出傳道，她就下地自己燒火煮飯。像河北南部的每個婦女一樣，粱惠珍每天清晨五點就下地，在高粱地里摘高粱葉子，也就是將高粱最外邊的那一層葉子剝下來，晾干，再用來燒火做飯或取暖。嬌小的梁惠珍要踮著腳才能夠得著高粱的上部，她伸手把高粱葉子從頂上直剝到根部，再扯下來放在地上，接著又去摘另外一棵高粱。摘好後，還要把葉子搬到田埂上，捆成捆。太陽出來的時候，再把這些葉子都背回家里，攤開來曬在地上。高梁地離她所住的地方足有五里路，她每天都要來回走幾趟，並且還背著濕的高梁葉子，因為這些高梁葉子就是他們全家燒火用的，做飯用它，取暖也用它。在那片遠遠高過梁惠珍頭頂的高梁地里，她用自己一雙嬌嫩的手，擔負起了生活的擔子。早上的露水打濕了她的頭發，沾濕了她的衣服。從地里出來時，梁惠珍已不是那個玉指縴縴的女孩子了，而是一個被露水沾得像是從水池子里撈出來的標準的農家女人。她在這片土地上鍛煉著、成長著，不論是在靈性上，還是在生活上，這一時期她都有了一個大飛躍。也是由于那一段時間過度地勞累，梁惠珍背負了遠超過她身體所能承受的一切，她的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尤其是因為長期用肩扛那些又濕又重的高粱葉子，致使右肩變形，日積月累更進一步地形成了輕微的駝背。
一九四二年秋，袁相忱收到母親寫來的一封快信，信中說父親因患肺病，己經病危，要袁相忱全家速回。袁相忱接到信後，就與梁惠珍商定︰夫婦二人立即帶上女兒安湖返回北京探望父親，兒子福音則留在農村由鄰居照管。這樣決定一是因為袁禹庭見過了孫子福音，但還未見過孫女安湖，讓老人見一見，也了卻一樁心願；二是因為袁相忱覺得父親年紀還輕，才剛五十，說不定能好轉起來，他們就可以速去速回，不用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走來走去了。于是他們天婦倆就帶著安湖回到北京。
袁禹庭因長年嗜酒，且生活不規律，對身體損耗很大，雖剛過五十，但肺病卻很重，加上當時醫療條件的限制，對肺病沒有好的醫療方法，所以袁相忱回來時，袁禹庭已經是走到了生命最後關頭的病人了。醫生只囑咐家人好好照顧他，想吃什麼就給他吃點什麼，言外之意就是已經沒什麼好辦法治療他了。袁禹庭見到孫女安湖，很得安慰，看到兒子如今是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也就放了心。此時他已不能多講話，兒子媳婦向他傳福音，他就點點頭。袁相忱回家一個多月後，河北農村的教會又來信，催他回去工作。他與父母及妻子商量後，決定留下妻子和女兒陪父母，自己一個人先回去，把那邊的工作安排一下再回來。沒想到袁相忱這一走就再也沒有見到父親的面。他走後沒幾天，父親就病故，兒媳梁惠珍在病塌前殷勤服侍，直到袁禹庭去世前，她仍不忘向他傳福音。埋葬完公公後，梁惠珍又立即帶著女兒回到河北農村，與丈夫繼續在農村服事。
袁相忱在農村的聚會點越來越多了。他從最初在北散湖村的小房間里苦苦耕耘開始，逐漸地恢復了廣平、衛縣等原有的家庭聚會點，更是與弟兄姊妹詳細交通。不久，各縣農村的小聚會點就零星地建立起來了，袁相忱就去各聚會點帶領聚會。尚家父子是他那一時期最好的同工，他常與尚志榮一起騎著車在鄉間往返布道。當時正是日本佔領時期，袁相忱一向對政治毫無熱忱，他只知道他的工作是傳福音，只要環境許可，他就不停止工作。有許多人勸他︰現在世道這麼亂，農村又這麼苦，你還不如回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安安穩穩過日子，工作之余再事奉，不也挺好嗎？袁相忱回答說︰“我這個人，只適合做傳福音的差事，世道亂，更要趕快把福音傳開。我是傳福音的，只對傳福音感興趣。”
他在路上的時候，屢次被日本兵攔截，但都蒙神的保守。日本人知道他們是傳福音的之後，就把他們放走。那時河北南部白天由日軍控制，晚上有八路軍出來活動。袁相忱與尚志榮在外出的時候，身上同時會帶上日票和八路軍通用的兩種錢票，因為如果踫上日本人，你身上只有八路軍票，他就以為你是八路軍，會引來很多麻煩，對福音工作不利。若是只帶日票，踫上八路軍時，又會被誤認為是漢奸，同樣不好。所以他們身上都帶著兩種錢，各有不同的用處。但不論踫見誰，他們都會坦言︰“我們是傳福音的。”
一般情況下，他們很少被刁難。
一次他和尚志榮兩個人正在鄉間走著，忽然就听到前面傳來槍聲，他倆連忙跳下自行車，一邊往前走，一邊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扔出去，因為不知道前面來的是什麼人，也不知道該拿什麼錢，所以索性把錢都扔掉，免得麻煩。走近了一看，才知道是八路軍，真是虛驚一場。八路軍對他們非常好，知道他們把錢都扔掉時，很同情他們，就請他們到山上的營部烤火，又請他們一起吃早飯。他們看到當時八路軍的生活非常艱苦，早上吃的也是小米粥。有一個領導模樣的人和他們一起吃飯，听到士兵叫他郭司令，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吃過早飯，郭司令還派人護送他們下山，囑咐他們在路上要多加小心。
自從袁相忱從城安縣東關的教堂搬到北散湖村後，他就很少再進城。這其中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城門都由日本人把守，進城時要向日本人鞠躬；袁相忱不樂意，所以搬出來後除了福音工作上非去不可的事，他一般絕不進城。第二個原因是袁相忱來往信件較多。一次他去縣城里的郵電局取信時，一個在郵局中工作的信徒很緊張地把他叫到一邊，對他說︰“今天在您的信中發現了八路軍的抗日**。幸好是我看到了，要是被別人發現了，告訴日本人，這可是很嚴重的大事情。”袁相忱接過信一看，里邊有一大疊抗日**，看看落款和郵出地址，根本不認識，但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確實是他的。在郵局工作的那位弟兄對他說︰“這幾天日本人查抗日**辦得很緊，你最好不要來了，免得惹麻煩，耽誤神的工作。以後有你的信，我想辦法托人帶過去。”袁相忱一听，覺得有道理，所以此後就很少進城。當然，袁相忱不進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閑暇。他實在太忙了！農村的信徒由于絕大多數不識字，看不懂書，所以在真理上需要更多的喂養，需要傳道人在口頭的傳播工作中付出更多的辛勞。袁相忱就在鄉間不同的聚會點中跑來跑去，加上當時交通不便，使得他一個月中有二十天的時間是花在跑路上，家中的事就全交給粱惠珍料理了。
一九四四年，袁相忱在衛縣北皋村所建立的聚會點，人數越來越多了。信徒們沒有什麼文化，卻非常渴慕神的話語。每次袁相忱在北皋一住就是幾天，走的時候信徒們都依依不舍地囑咐他︰下次來的時候多呆幾天，我們還有許多問題要問呢。袁相忱每次從聚會的地方回來，都會滿懷感恩之情地對神說︰“神啊，農村才是最好的神學院啊！信徒們的火熱常使我覺得對你是多麼地虧欠。”
最後因衛縣的工作漸漸成了袁相忱服事的主要內容，又有衛縣的弟兄姐妹們熱心為他們預備了住的地方，袁相忱全家就于一九四四年秋搬到衛縣的北皋村。他的第三個孩子袁福聲就是在北皋村出生的。
北皋村是個風景優美的小村莊，村旁有一條幽靜的小河，叫漳河。每年春天，漳河水漲起來，又消下去，農民們就開始耕田犁地，撒種插秧了。袁相忱一身農民打扮，每天與弟兄姐妹們一道下田，一道收工。農田里的細活袁相忱始終干不好，他就做一些犁地的粗活。他第一次真切地體會了“手扶著犁向後看”的滋味；他看到了田地里的農民是如何撒種、如何澆灌、如何培育秧苗；他看到了莊稼如何一天天地成熟起來，從最初的點點綠意，一直生長成為漫山遍野的青翠。主的話不會錯︰
“那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田里的莊稼熟了！耶穌對每一個信靠他的人說︰“莊稼多，工人少，所以當求那莊稼的主，打發工人來收莊稼。”
那莊稼的成長過程多麼像信徒的靈命長進啊！靈程的復雜過程被主耶穌用一個如此恰當的比喻就說明了。只有創造萬物的主宰才能告訴我們這其中的奧秘與關聯，才能一語中的地說明萬有的本質，其實萬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證明神自己的存在。
在這個偏遠閉塞的小村莊里，神藉著他手所造的大自然啟示他的工人，造就他的工人。樹蔭下、田埂上，都是最好的聚會場所，邊犁地邊唱詩是對神最好的贊美。在這里他與農村的信徒們真正是打成了一片︰他幫農民鍘草，喂牲口，還護送因病需要住院的鄉親去邢台。他像這里的每個土生土長的農民一樣，種五轂雜糧，吃粗茶淡飯；他不再是穿著長袍、戴著禮帽的袁先生了，他是農民們信賴的袁弟兄，是裹腳老大娘能夠和他搭得上話的“福音的爸爸”。梁惠珍也在北皋的一所學校里教書。所謂的“學校”也就是只有幾個孩子的一間房子。她教孩子們認字、畫畫，向他們傳福音。淳樸的孩子們深深地喜愛梁老師，喜歡听她唱一首又一首的贊美詩。
一九九六年，有北京的弟兄姐妹們去北皋傳福音的時候，遇到了一個當地的老姐妹。她向他們打听，是否認識袁相忱和梁惠珍？北京去的弟兄姐妹回答說“認識”。北皋的老姐妹告訴他們︰“
當年就是袁相忱向我們全家傳的福音，我們都信了。梁老師曾經做過我的老師，她教我的詩歌我現在還記得。”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農村這片廣大的禾場里，袁相忱的事奉工作已經進入了一個成熟的階段。他得到了神所賜的異象，也順著這異象奔跑，他找到了一條神所賜的傳福音道路︰不加入任何組織，不依靠任何勢力，只單單地信靠神，以傳福音為工作，傳福音的就靠福音養生。這一段時期正是中國人生活最困苦的時期，外憂內患，民不聊生，但是神卻以他的大能養活了他的工人。信靠耶和華的，必不致缺乏。
在農村的這幾年，因為工作繁忙，袁相忱只是在一九四二年父親病重時回過家一次，也只是住了一個月。雖然當時父親已病危，但為了福音工作的緣故，袁相忱又匆匆返回農村。作為獨生子，他沒有在父親臨終時守候在父親身旁。父親去世後，家中只有母親和外婆相依為命，靠以前的積蓄過清苦的日子。不過，每逢過年過節，袁相忱就格外思念家中的親人，更為他們至今不肯相信耶穌基督而難過。他是傳道人，在外面傳福音使別人的靈魂得救，可是自己的親人卻還正走向滅亡的邊緣。他心中焦急，屢次寫信，但母親都沒有表態，他就惟有在神面前為自己的親人流淚禱告，求神使母親剛硬的心回轉，求神救母親和外婆脫離假神的束縛，脫離魔鬼的捆綁。每年過年，等家人都睡後，袁相忱就獨自坐在燈前，為家中的母親和外婆徹夜流淚禱告。從他自己信主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他為家人禱告也有十三年了，但仍沒有一點起色。母親佛照拜，香照燒，麻將照打，對基督教信仰的偏見依舊，對兒子的不理解依舊。袁相忱對神說︰
“主啊，你應許我們，‘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信你的應許，但我在這漫長的等待中信心漸微，我信，但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啊！求你赦免我這小信的人，並賜下你的恩典拯救我的家人。”
四、再回北京
神通過不同的方式揀選每個他所召的人，每個基督徒的道路都不同，蒙神恩典的時間不同，但大家的歸宿卻相同。基督徒的道路是一種殊途同歸式的道路，是條條充滿奇跡、充滿恩惠的道路。神就是藉著一場奇特的病，拯救袁相忱的家人，對袁相忱的禱告作出應允。
一九四五年五月，袁相忱收到了一封家里的快信，是外婆親筆寫的。信中說，母親因患水臌癥，目前已臥病在床。外婆年老，妹妹年幼，家中急需要人照料，希望袁相忱全家盡快回來，以便照料生病的母親。袁相忱接到這封信後，心中有一些疑慮，因為母親一向反對他們在農村傳福音。自父親病逝後，她更是多次寫信，找種種理由催他們回北京。這次是不是母親又編出來一個理由，要騙他們回去呢？為了弄清楚實情，袁相忱沒有馬上給家里覆信，而是先給王明道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直接告訴王先生︰“我家里來信，說是我母親臥病在床，我不知道是否是實情，還是他們想讓我回去，所以不好答覆。希望您能派人去我家里看一看，再寫信告訴我，我好盡快做出決定。”王明道先生接到信後，立即讓他教會的同工去袁相忱家中探望，看到袁相忱的母親確實臥病在床，並且病得很重，渾身腫得非常厲害。王明道先生知道真相後，馬上寫信告訴袁相忱︰
“你母親確實病了，並且病得很重，家中確實無人料理。”
袁相忱接到信後，把農村的工作進行了安排，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初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啟程，回到北京。這是袁相忱自一九四零年夏隨裴牧師去河北後第二次回來。
一九四五年，袁相忱的母親與外婆住在北京豬市大街，是租的房子。袁禹庭在世時，袁家把整座院子都租下，做二房東，還有一些收入。但袁禹庭去世後，因袁相忱長年不在家，母親與外婆兩個婦道人家管一個院子不太方便，所以就不做二房東了，只是租了兩間東房自己住。袁相忱全家回來，就與母親和外婆住在一起，袁相忱一家五口住里屋，母親與外婆住外屋。袁相忱回到家里，看到母親躺在床上，肚子腫得高高的，原本消瘦的臉也腫得胖乎乎的，連笑一笑都顯得不方便，臉色蠟黃蠟黃的，頭發已脫得差不多要光了，連動一動眼珠都困難。袁相忱看到母親這個樣子，眼淚忍不住就流下來了。他安慰母親，讓她不要害怕，母親無奈地搖搖頭，表示已將不久于人世了。
袁相忱滿腹傷心，覺得自己這幾年沒有好好照顧母親，很是虧欠。當時袁相忱在農村，沒有任何收入，母親和外婆在北京也是吃老本，前些年的一些積蓄已經折騰得差不多了，要給母親請好大夫看病，是支付不起了，並且袁相忱一貫堅持自己不吃藥，相信神有醫治的大能，所以他為母親切切地禱告，求神醫治母親，更求神拯救母親的靈魂。
在豬市大街離袁相忱住處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神召會的教堂。因為離家近，袁相忱就每天都去那里為母親禱告。神召會的牧師看袁相忱是個陌生人，就與他交通，交通後才知道袁相忱也是自己的同行，並且在農村服事多年。當時神召會的牧師就向袁相忱約稿，希望他能為神召會的《信勝月刊》寫些東西，還邀請袁相忱在星期天講道，袁相忱答應了。他與神召會的同工們熟識後，有一個叫王哈拿的姐妹知道袁相忱的母親生病需要禱告時，就經常上他家里與梁惠珍一起為袁母禱告。當時同仁醫院有一個姓于的大夫也是主內的弟兄，他知道袁家的情況後，就主動免費為袁母做檢查。凡到袁家來的弟兄姐妹，都勸袁母要相信耶穌，可袁母就是不表態。看到這種情況，袁相忱就更加恆切地為母親禱告，求神除掉母親剛硬的心，拯救母親。
一天傍晚，袁母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忽然就看到一個穿白大褂的人站在她床前，手里拿著一包黃色的粉末給她吃，她就吃了。過了一會，袁相忱的外婆又來叫她︰“你該吃藥了。”
袁母就回答︰“媽，我不是剛剛吃過了嗎？”
袁相忱的外婆很奇怪，就問︰“誰給你吃了藥？”
袁母回答說︰“是一個穿白大褂的，我不認識的人。”
外婆又問︰“吃的是什麼藥？”
袁母回答說︰“是黃色的粉末”，並說，“我真的吃過藥了，不用再吃了。”
說完就閉上眼睡覺。外婆很奇怪，就把這事對袁相忱說了。袁相忱想，全家人都沒有送藥給母親吃，當時屋里也沒有外人，這難道是異象？是神藉著這個神跡讓母親親自體驗到神的醫治的大能？于是他就對外婆說︰“母親不吃藥就算了。”
說完後他又馬上回到房里禱告︰“神啊，感謝你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切。剛才的事如果真是你施行的奇跡，就求你盡快顯明你的旨意，好讓我們能更好地為你作見證。”
果然，從第二天開始，母親身上的腫就開始消退了。于大夫來給袁母做例行檢查的時候，反復地在袁母的肚子上量來量去，最後告訴袁相忱︰“你母親的腫己比昨天好一些了。”
袁相忱立即高聲贊美神，並對于大夫講了頭天晚上的事，于是大家又一同贊美神。從那天以後，袁母藥就不吃了，但身體卻一天天地好轉過來。腫消了，頭發又長出來了，眼楮也恢復了光澤和活力，吃東西也有胃口了，漸漸地又可以下床走路了。
在死亡線上打過一個趔趄的母親，重新站在袁相忱面前時，已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新人了。她經歷了神的大能，逢人就說︰
“感謝神，我這病是神醫治的！我過去老不信有神，現在神就親自醫治我，讓我看到他的大能。我現在信了，再也不會去燒香念佛，拜那些假神了。”
袁相忱的外婆當時已年逾古稀，她說自己活了多少年，就拜了多久的佛，但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她看到了神在自己女兒身上所施行的大能，所以她與女兒一起砸碎偶像，開始敬拜真神。
袁相忱在神面前深深地飲泣，以淚水表達他難言的感恩。整整十三年了，袁相忱無數次地為自己的家人流淚向神禱告，求神拯救他們，求神拆除他與家人之間因信仰帶來的隔閡，求神為他預備一個真正在神的里面合一的家庭，求神醫治他們這個家庭中所有的裂痕與創傷。這是一個受過無數次重創的家庭，是一個惟有用神的愛才能彌合的空缺。這一天終于來了！回過頭來再想想當初自己信主時家人的逼迫，那時袁相忱也是一百個想不通，曾無數次地間神︰
“為什麼讓我遇到這麼不理解我的父母？為什麼逼迫偏偏是從家里來的？為什麼讓我們原本淡薄的親情，不僅沒有因我的信主而彌合，反倒如同雪上加霜？”
現在他明白了，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家庭的逼迫是神許可的試煉，為的是要成就神對他無比的祝福，也要成就神對這個家庭的無比的祝福。
神啊，你給予你的兒女的都是愛。
從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冬天，袁相忱就是藉著星期天講道及平時做一些兼職的翻譯工作，維持著他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日子雖然緊了些，但心靈重卻很快樂。袁相忱自己信主十三年後，才第一次可以在自己家中有一個所有家庭成員都參加的崇拜。這是多麼來之不易啊！母親的身體一天天地恢復起來，袁相忱又有了新的計劃︰過一段時間，等母親身體穩定後，他還是要去農村傳福音，並且要帶著母親和外婆一起去。
一天，在神召會教堂禱告結束後，一個叫冉約翰的丹麥籍年輕人來找袁相忱。冉約翰的父親是神召會的傳道人，早年來華傳道，冉約翰就出生在中國，所以能講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與GC黨的爭戰再次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美國成立了軍事調停委員會，總部設在北京協和醫院，專門調停兩黨之間的矛盾。英語、中文皆精通的冉約翰就在軍調部任翻譯。當時中國被日本佔領八年，年輕一代學的都是日語；現在日本投降了，英語人才的需求量大了，但會英語的人卻不多。冉約翰听過袁相忱幾次講道，對他印象很好；又听說袁相忱的英語相當不錯，而生活又比較緊張，于是就來問袁相忱，願不願意去軍調部當翻譯？若願意的話，他可以舉薦，因為軍調部急缺中英文翻譯，並且待遇非常優厚。袁相忱回答他說︰“
我是傳福音的，這就是我的工作，我不會再考慮做其它全職的屬世的工作。”
冉約翰听了後，很欽佩袁相忱的信心，就問他︰“你願意在不妨礙傳福音的同時，做一些兼職工作以維持生活嗎？”
袁相忱說，“可以考慮。”
冉約翰就告訴他，東四有一個原屬美國人的華語學校，日美開戰後，被日本人佔用，現在日本投降了，這個學校也應還給美國人。但目前美國人還沒有精力接手管理，所以冉約翰就以第三國的身份，把這座大樓先接手過來，把它改裝成一個旅館兼飯店，專門接待外國人。有許多從山東濰縣集中營出來的美國人，都要來北京辦事、買東西或等飛機回國，就住在這個飯店里，所以生意還可以。冉約翰自己在軍調部工作，沒時間去打理飯店的生意，想找個可靠的人去幫他打理。袁相忱想了想，回答他︰
“我可以去，但每天只能去半天，因為我下午還要出來傳福音，有時還要講道，帶領聚會。”
冉約翰听了很高興，就說︰“去半天也可以，你就幫我收錢吧。有客人住後，你就登記一下，收一下錢；沒客人的時候，你就可以靈修。”
于是兩個人都挺滿意，就算談妥了。第二天，袁相忱就去了飯店上班，邊工作邊靈修，有時還整理一些屬靈的文章。
一九四五年深秋的一天，袁相忱正坐在那里看一份屬靈刊物，有一位客人來住店。這位客人是挪威籍的牧師，中文名字叫甦朝生，屬挪威神召會。他在河北新保安一帶傳道，此次專程來北京是為醫治牙疾。袁相忱為他安排了房間，收了錢，又讓服務員帶甦牧師去休息。以後幾天，甦牧師出去看病，進進出出都與袁相忱相互問候，但並無深談。
約一個星期後，甦牧師下樓來找袁相忱，用中文問他︰“你是基督徒嗎？”
袁相忱回答說“是”，並問甦牧師︰“你怎麼知道的？”
甦牧師說︰“我看到你的桌子上有英文聖經，還有一些屬靈刊物，有時還看到你在讀聖經。”
甦牧師還作了一個翻書的動作，逗得袁相忱笑了。就這樣，他們二人就算是在主里又認識了一回。
有一天，甦牧師把袁相忱請到他的房間，問他︰“你識不識五線譜？”
袁相忱說“識”，甦牧師就告訴袁相忱，他听別人唱過“耶穌家庭”出版的一本詩歌集，很喜歡其中的歌，可是因為那些歌譜是用簡譜標識的，而他又不認識簡譜，所以想學著唱一唱都沒辦法。
他又接著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幫我把簡譜翻譯成五線譜？”
袁相忱說，“可以啊！你把詩歌本給我，我有空的時候就幫你譯一下。”
于是甦牧師就把詩歌本交給袁相忱，讓他幫忙譯成五線譜。
從那以後，袁相忱與甦牧師就逐漸熟悉起來，大家在交通中了解了對方的信仰及工作情況。當甦牧師得知袁相忱在河北農村工作過五年時，相仿的經歷更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他們一同暢談工作中的得失感受，也更多地提到了如何在現在的情況下，更好地開展工作的一些想法。袁相忱幫甦牧師譯的第一個五線譜曲子是詩篇第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一天下午，甦牧師又與袁相忱交通，交通時他說自己有感動要在北京開展工作，問袁相忱有什麼想法？袁相忱說︰
“北京已經有很多傳道人，這里不需要我們了。我這次回來是因為母親生病，我將來還是要回農村去。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但農村的教會太少，傳道人也少。我的呼召是在農村，農村生活雖然苦，但做神的工作卻是甘甜的。等過一段時間我母親的身體穩定以後，局勢稍微好轉一些，我就帶著全家老小一起到農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