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遭遇干涉
文革開始後，中國幾乎關閉了所有的教會，焚燒了許多屬靈書籍，所有的宗教事務停頓，三自的教牧工作者也受到沖擊。教牧人員多數是被下放或是勞教。七九年，伴隨著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的宗教政策也有一系列的變動。首先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國恢復了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去除了極左路線的干擾。七九年六月，上海市三自召開了文革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三自組織重新恢復，一大批原屬三自的教牧人員重新走上崗位。七九年九月二日，上海沐恩堂恢復禮拜，這也是文革後第一個恢復崇拜的教會。
八十年代初，不論是政府還是三自，對家庭教會還是接納的。曾有三自的領導人說過︰“不要把家庭教會看做是另類的，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姐妹。”這是一個短暫的接納期，接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三自的很多領導，雖然在文革前把不參加三自的送入監獄，但在文革中，他們自己也未幸免于難，也在逼迫中度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一段時期不僅是中國所謂“三自路線”的真面目的自我暴露，更是神藉著歷史的手，擊打悖逆的兒女的時期。也因著這一段逼迫的時期，恢復權利後的“三自”才能短時期內體諒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把他們視為敵人。
然而，在中國的宗教問題上，有很多事是宗教界本身無法控制的。
一九八二年，中國頒布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是文革後第一份正式針對宗教事務的國家文件，人們稱之為“十九號文件”。文件規定︰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要在政府事務部門的行政領導之下，由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負責管理，對家庭教會原則上不允許，但不硬性制止。
中國的家庭教會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這一段較為寬松的時期內得到迅猛發展的。九十年代初，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已遠遠超過三自教會的人數。家庭教會信徒在對真理的追求上，更貼近于聖經，在對自身的信仰問題上，家庭教會的觀點也明顯地不討政府喜歡。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于九一年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即“六號文件”，文件中強調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和監督，並提出︰“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應依法登記，堅決制止自封傳道人的傳教活動，以及其它各種非法的傳教活動。”家庭教會已經被冠以“非法”的罪名。
從一九九一年起，有一定數量的家庭教會負責人受到逼迫。
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國務院頒布的第一四五號法令《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必需進行登記。”
一九九四年五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根據國務院“一四五號法令”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詳細列出了有關宗教活動場所的條件與申請手續。也就是說，只要求家庭教會進行登記，而不要求家庭教會加入“兩會”。這個辦法中雖不再強調申請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必須要隸屬于官方認可的愛國宗教組織，但在第二條的條件中，卻提及必須“有主持宗教活動的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各宗教規定的人員”一項，意義不明確，模稜兩可。很多家庭教會因看這一條，擔心一旦登記後，政府就會把三自的教牧人員派進來，管理登記的家庭聚會點，所以拒絕登記。但政府又規定，若不進行登記，就要停止聚會。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國的弟兄願意把他在東城區朝陽門內南豆牙胡同六十八號的住房借給袁相忱用，袁相忱就和妻子梁惠珍搬過去住，聚會卻仍在白塔寺。搬過去住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較清靜，方便接待；二是把床櫃等搬走後，可以使白塔寺聚會的地方多容納三十多個人；三是可以利用這里的獨門獨院的環境，為信徒施洗。但一年過後，民警就開始不斷來找麻煩。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派出所的人突然來到袁相忱的家里，對他說︰“你們住在這里不合適，到你們這里的人那麼多，那麼復雜，你們也沒有辦理租賃手續，也沒報戶口。現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很快就要召開了，所以限你們在這個星期五之前一定要搬走。那天我們會來看你們搬走沒有。”說完這番話，又問袁相忱︰“你家里有沒有宗教書籍？”袁相忱實實在在地回答說︰“有。”公安人員就開始搜查。當時在另一個房間里，有許多書籍，窗台上放著一些聖經，在靠牆的櫃子上，還有好幾百本參考書籍。袁相忱想︰“如果參考書籍被他們搜去的話，就太可惜了！這是國外的弟兄姐妹千辛萬苦，冒著風險才帶進來的。”但聖靈提醒他還是要實實在在地說家里有書，並且告訴他們在哪個房間。可是那麼多人進來後，都只看到窗台上的書，說︰“這是非法的，要沒收，”卻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櫃子上也有書。所以，被他們拿走的只是一小部份。公安人員走後，袁相忱高興地對梁惠珍說︰“說實話真是有好處的，神自已會保守他的書籍。”
星期四晚，公安局的人又來了，態度十分蠻橫強硬。當時己經是晚上九點多了，但他們讓袁相忱立即去派出所見所長。袁相忱對所長說︰“無論如何，星期五是搬不了家的，因為家里只有我們兩個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們都休息的時候。”所長這才勉強同意。所長旁邊有一個女公安忽然問袁相忱︰“你知道什麼叫三自嗎？”袁相忱說︰“我知道。”隨後他們就不再說什麼。這次公安走的時候，又把袁相忱家里的一些福音單張也一並帶走。但和上次一樣，他們沒有看到那些重要的書籍，也沒有給袁相忱留拿走東西的字據。
更令袁相忱憤慨的是，派出所的人走了不久，家里的電話就被他們做了手腳。拿起電話來什麼聲音也沒有，既打不進來，又打不出去，顯然有關方面企圖利用電話來對袁相忱施加搬家的壓力。家里的電話不能用，袁相忱只得跑到街上去打公用電話，通知家人和朋友來幫他搬家。第二天，快要搬完東西的時候，電話又突然間能用了。他們根本沒有向電話局申請修理，電話就自動修復，說明電話出毛病，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故障，而是被人故意掐掉的，也說明在袁相忱的住宅周圍，政府有自己的耳目，看到袁相忱已快搬完了東西，就把電話恢復了。
這是自七九年袁相忱出獄後，公安局第一次為信仰的緣故出面干涉他的工作。但這僅僅是序曲。
一九九六年，政府人員找到袁相忱，把有關文件讓他讀過後，讓他辦理登記手續。袁相忱反復看過有關條例後，又與同工進行商量，答案是︰“拒絕登記。”
為登記的事，西城區管宗教的李科長來了三次，李科長統管宗教民族工作。他對袁相忱說︰“這里雖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動場所，但可以說是簡易的，所以必需要登記。”但他也知道袁相忱在家庭教會中以及外國宗教界中的影響力，所以被拒絕後仍然努力爭取，他讓袁相忱下禮拜去區政府再詳談。
袁相忱在下個禮拜二就去了區政府，他們對袁相忱很客氣，反復地宣講政策。袁相忱把經過與同工們商量後的意見告訴政府︰“我們六月四日己經在聚會時對大家宣布︰從下星期起停止聚會了。我們不登記，是因為我們不夠登記的資格。按宗教活動場所登記條例的第二條和第六條規定，我們都不夠條件。我們就一間小屋子，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專用禮拜堂；我也不是牧師。我們既沒有規章制度，又沒有經濟基金，我們認為自己不夠登記條件，所以不登記。”李科長听了，也沒什麼可說的。因為袁相忱一邊告訴他不登記，一邊又說已宣布停止聚會。政府規定︰凡是不登記的聚會就要被停；現在袁相忱自己主動把聚會停了，所以他們也沒什麼把柄可抓。李科長告訴袁相忱，他打算召集西城區家庭聚會的負責人，大家一起統一開個會，讓袁相忱一定要來參加。袁相忱說︰“我們既然不登記、不聚會了，也就沒有參加的必要了。”最後袁相忱留下一張自己的名片，說︰“你以後有事再找我，或者打電話吧。”就這樣，結束了政府人員的糾纏。
袁相忱家里的聚會已宣布自行停止了，可信徒卻照舊來。宣布停止聚會的一兩個星期之內，信徒比較少，大約只有三十多人，但後來人又漸漸地多了起來。人多了，李科長又來了，並且這次是帶著派出所的所長一起來的，可見他們己經觀察了很久，是有準備的。禮拜天正在聚會的時候，李科長和派出所所長在外邊喊︰“把老袁叫出來！”信徒們傳話進去，把正在講道的袁相忱叫了出來。所長對袁相忱說︰“這樣不行。讓你們登記你們也不登記，現在又這麼多人，妨礙了交通。這里是非法聚會，現在正式取締，你讓聚會的人都走吧。”因為袁相忱耳朵不好，所以所長說的話沒太听清楚；既然沒听清楚，他也就不去理他，又進了屋，沒有宣布散會，而是繼續講道。所長在外面听到袁相忱又在講道，就很生氣，更加大聲地喊︰“這里不能聚會了，馬上停止！把老袁叫出來，你們大家都散開，回家去吧！”于是就把老人都趕走，留下三個年輕人和袁相忱一起問話，還查他們的身份證，間是什麼地方的人，後來也把他們放走了。派出所所長就與袁相忱談了二十分鐘，袁相忱據理力爭，所長最後說︰“老年人可以留下在這里聚會，年輕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數，人數太多了就是你的責任了。”
後來袁相忱照樣堅持聚會。李科長不得不第三次到他家里來，這一次雙方談得很僵。袁相忱說︰“信徒要來，我沒辦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門封上，把我帶走，他們就不來了。至于我個人，我是信仰至上，國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觸，我只有順服神。”那天談話很僵，旁邊還有一個女的在記錄。李科長很生氣，說︰“你是怎麼念聖經的？聖經上寫的，在上掌權的，你們要順服。你念了半天聖經，卻一點都不順服政府。關你門就關你門，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我只要說一句話，就可以把你逮起來。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來；你如果再犯法，屢教不改，被我們抓起來，你這樣做對得起老梁嗎？”李科長很會說話，軟硬兼施；但說來說去，袁相忱就是不肯登記。李科長走的時候還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敢動你。只要我說一句話，你就完了。”袁相忱以為他們會再來逼迫他，甚至逮捕他。但感謝神，一直沒有，並且政府人員也再沒有為登記的事來干擾聚會或強迫停止聚會。
宗教場所辦理登記的這件事傳到外國後，許多外國人不理解︰“為什麼不登記呢？我們國家也是都要登記的，登記就合法了。”他們不理解，在中國目前這個法制還不健全的時期，管理是幌子，要控制才是真的。
袁相忱曾對信徒說︰“大家要做好準備，現在我們是允許一天就聚會一天；這個地方不允許了，就去那個地方。總之，聚會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登記風波過去了，其後雖然不再提登記的事，但袁相忱家中的聚會，卻有四次被強迫停止。第一次是在九七香港回歸的時候，派出所通知，在三天之內不許袁相忱家里有聚會，因為國家領導人要去香港，出席回歸儀式，要確保北京安全，所以就把袁相忱夫婦都接走了。不是拘留審查，而是很好的待遇。汽車接、汽車送，到袁相忱家附近公安局的一個地方，跟賓館一樣，有空調，但不是賓館，可能是個秘密開會或接待的地方——大鐵門，沒有門牌。他們一大早就來把袁相忱夫婦接走，晚上再用汽車送回來，還有兩個干部一刻不離地陪同著，袁相忱就和梁惠珍在那里看了三天的電視。六月二十九日正趕上是禮拜天，公安局比平時更早地接他們走，為的是不讓信徒們看見。七月一日是禮拜二，晚上也有聚會，公安局就不讓他們回來，比平時送回來的還要晚，可見他們對袁相忱家里的聚會時間和聚會情況，是很了解的。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八、九月份，初秋時節，美國的一個由三個宗教組織組成的代表團，來中國考察，《參考消息》上登過這個消息，是**請他們來考察中國是否真有宗教信仰自由。客人是**請來的，但政府卻不讓袁相忱聚會，怕代表團來找他，其實袁相忱當時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公安局的人來到袁相忱在北京昌平的住所，對袁相忱說︰“這麼熱的天，你們就在這里自己查經吧。”他們也知道這麼做不對，要講**，袁相忱又不是犯人，所以他們很客氣。他們不說是有什麼事，只是不讓袁相忱離開昌平，讓他好好休息，袁相忱是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有這麼個代表團來了，想要見袁相忱，而政府卻不讓見。
那天袁相忱本來是事先約好了一位叫喬治的弟兄在白塔寺講道，喬治不知道袁相忱當時被強留在昌平不能來，就照舊去了，而袁相忱當時也無法再通知他不要去。好在袁福音早上十點鐘就去了白塔寺，他知道喬治今天要來，但不知道父親不能來。福音去了白塔寺後，發現門口有公安人員站著，福音就去開門上的鎖，公安看著他進屋後，也就跟進來，勸福音說︰“你回家去吧。”福音說︰“這就是我的家，我己經到家了。”公安說︰“你知道今天不讓聚會嗎？你有兩個選擇，要不就回家，要不就留在這里。但出去時，得告訴我們。”福音沒理他們，進屋後給昌平打了個電話，袁安湖正在昌平。袁福音說︰“白塔寺這里公安已經全把上了。”安湖說︰“昌平也是，四處有人轉來轉去。”福音又問了父母的情況，听說人沒事，就放心了。
快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袁福音就想喬治他們快來了，他就往胡同口走，想找機會提醒他們不要進來。他一走，身後的公安也跟著走，但福音做出要買東西的樣子，左轉右看，公安跟了半截就回去了。福音在胡同口轉了一圈，就看見喬治等四人在過馬路，福音一擺手，他們四個人認識福音，就過來了，福音急忙對他們說︰“現在公安人員已看著我們了，你們趕快走！今天停止聚會。”翻譯就翻給喬治听，正翻著的時候，兩個公安就過來了，問福音︰“干嗎呢？”福音說︰“沒干什麼。”公安又問︰“你跟他們說什麼？”福音說︰“人家是旅游的，問個路，我能說什麼呢？”公安又對喬治說︰“拿護照來。”喬治卻從衣兜里拿出一塊糖來擱嘴里了。福音一擺手，他們四個人就快速走了，福音也往回走。那兩個公安措手不及，不知道該跟哪一個，最後沒有跟喬治，卻跟著福音，並對福音說︰“你快回家，不能在外面。”福音還沒進門，一個年輕的公安就過來了，很嚴厲地問︰“你剛才到底跟他們說什麼了？”福音說︰“你知道我說什麼了？人家來旅游的，問個路都不行嗎？”那人說︰“不對，你沒說實話。”福音說︰“那你說我說了什麼，就是什麼。剛才你不也在旁邊嗎？你听見什麼，就算什麼。”最後，福音急了，說︰“我在家里說話都沒自由了！以後別這樣，有事好說好商量。”那個年紀大的公安人員就說︰“算了，算了。”他們兩個就出去了。
那天有些信徒來走到胡同口，等在那里的公安就說︰“別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會。”也有的信徒不相信，就問︰“為什麼沒有聚會？”公安就告訴信徒︰“老袁病了，你們走吧。”
第三次是在中國召開“十五大”期間，袁相忱的聚會也被迫停止兩個禮拜——兩個禮拜不讓袁相忱去聚會，也不讓他離開昌平。袁相忱說︰“你們這是強制，我心里不服氣。”
第四次是在克林頓訪問北京的時候，當時有兩千多名記者隨同，有關方面怕有記者來找袁相忱，所以不讓袁相忱來聚會。袁相忱說︰“克林頓是大總統，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他來和我有什麼關系呢？”有關方面回答說︰“克林頓來，帶著很多記者，這些記者難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頓在北京，你就不能聚會。”袁相忱很生氣，說︰“克林頓來是政府邀請來的，又不是我請他來的。你們請來的客人，你們自已管好，憑什麼反倒來管住我，不讓我出門？”最後，政府就派公安在昌平堵住袁相忱，不讓他出來，還讓袁相忱寫個紙條，說自己生病了，停止聚會。袁相忱說︰“我們基督徒不能說謊，我不會寫的。”公安局就派人在胡同口攔住信徒，不讓他們進來，說︰“袁相忱先生生病了，你們回家去吧。”
除了這幾次被迫停止聚會外，袁相忱也多次被公安局找去談話，原因不外乎是因為發送書籍、聚會人數過多等等。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袁相忱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租用北京某廠的游泳池兩個小時。後來袁相忱被叫到公安局，他說︰“我沒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動，不妨礙交通和治安。”公安局說︰“宗教活動只限于教堂里邊，不許在外邊。”袁相忱說︰“宗教事務局不應該管這些事，你們只應該領導我們愛國就行了，這是我們教會內部的事。”公安局的人很生氣，警告袁相忱說︰“下次不許你再這樣。否則後果自負。”袁相忱就和同工們商量︰“下次，我們就去遠處。只要有信徒願意受洗，我們就有責任為他們施洗。”公安局還提醒袁相忱說︰“一九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門回歸，二是‘**’學運十周年紀念，你們要有思想準備。”意思是又要停止聚會。袁相忱說︰“你們停止我的聚會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宗教信仰自由，你們是強迫，但我心里不服。我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要向我的主交帳。”
六、與外國友人的接觸
福音派領袖葛培理博士曾在一九九四年到袁相忱的家中講道。葛培理去中國的目的是讓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彼此合作。葛培理來的前三天，袁相忱到其它地方帶領聚會的時候，為了趕公共車，摔倒了，眉毛上方受傷，當時就昏過去了。人們把他扶起來，他在路邊坐了一會，才搖搖晃晃地回家，當時說話都說不出來，問什麼都“啊啊”的，家人嚇壞了，趕忙用鹽水洗傷口、擠血，又打電話咨詢。觀察二十四小時後，見沒什麼事，才放心。第三天見葛培理的時候，袁相忱的臉上還是青一塊紫一塊，成了熊貓臉，尤其是眼楮處，又抹上了藥水，猛一看，很嚇人，袁相忱只好戴一幅墨鏡出門。一起吃飯時，袁相忱坐在葛培理的二兒子旁邊。他有一個組織，叫“東門”。他問袁相忱︰“三自他們也很好的，印聖經、傳福音、引人信主，你們為什麼不能合作呢？基督不是連仇敵都愛嗎？”袁相忱說︰“你所看見的、听見的，都是宣傳。我怕你們被他們欺騙了。”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宗教問題的這種復雜局面。
在美國首都，每年二月初都有一個早餐祈禱會，邀請全世界各行業的基督徒領袖來。葛培理是白宮的宗教事務顧問，負責邀請來參加祈禱會的名單。美國方面認為北京的袁相忱、廣東的林獻羔、上海的李天恩這三個人是中國家庭教會的主要領袖，所以就邀請他們參加一九九五年二月的早餐祈禱會，當然也請了三自的人。袁相忱得到請帖後，就把這件事放在禱告上，但他心中始終沒有感動要去參加。傳道人不能隨便想上哪兒就上哪兒，一定要尋求主的旨意。葛培理夫人很好客，說︰“你們開完會後，要在我家里住三天。”這是屬于私人邀請。袁相忱就寫了封長信，給葛夫人，陳述了自己不去參加祈禱會的四個理由︰一是袁相忱認為政府不會發給他護照，因為他在監獄里呆了那麼多年，政府怕他說出什麼不好的話。二是因為袁相忱不願意參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動。在中國不參加三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祈禱會也是美國政府邀請，所以袁相忱不願意參加。三是美國方面也請了三自的負責人，袁相忱與他們無話可說。四是袁相忱覺得目前自己的健康已不許可他長途旅行。後來，葛夫人又回信，還是力勸袁相忱不要錯過這次機會，並針對袁相忱的幾個不去的理由給予詳細的答覆。首先說這是美國總統的約請，中國政府會給面子的，只要你提出申請，一定會讓你拿到護照的。至于和三自的人一同開會這個問題上，答覆是這個問題不要緊，討論時分開就可以了。對因健康問題不能長途旅行的答覆是︰我們會安排你先去三番市休息休息，然後再去華盛頓。葛培理和夫人及美國政府都是誠心邀請的，盡管如此，袁相忱已決定，無論如何，要順從聖靈的感動，不怕讓人失望。在寫給葛夫人的信中，袁相忱也寫道，如果是葛夫人私人約請，袁相忱就會考慮。政府邀請的，袁相忱不考慮。當時，他們三個被邀請的家庭教會的領袖，雖然沒有經過商量，但最後卻都沒去。很多外國人勸袁相忱說︰“你如果去的話，將來對你個人和教會的工作都會有好處的。”袁相忱說︰“我如果去的話，對我個人當然有好處，但我不是為個人而活，我只需傳耶穌的十字架就行了。葛培理總希望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和睦同處，但其實是不可能的。外國人以為我們這些家庭教會的不與三自合作是因為心靈中的傷痛還沒有被神的愛醫治，其實不是的。我們不能與他們合作，是因為雙方的道路不同︰我們是基督作頭，他們是政府的領導作頭。我們做任何事，不是要憑自己的能力和意思，而是通過禱告，憑聖靈感動而做。我們不求人的認同，只求做在神的心意上。”
七、神學思想
袁相忱自十八歲蒙恩後，一生中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屬世的工作團體，而是一直在服事神。他有傳福音的恩賜，傳福音時特別有耐心，干別的就沒什麼耐心。神召他就是專為傳福音的，他一提福音就忘我，好多次生病不吃飯都繼續講道，但神卻是一直保守他的身體。他的一生中，有著靈恩派的背景，卻始終執行著福音派的神學路徑。他念過神學，卻沒有神學文憑；他沒有寫過什麼屬靈著作，但卻牧養無數的羊群。他的事奉中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不參加任何組織，二是始終堅持家庭教會的服事方向。
袁相忱說自己是非宗派主義者，他從不參加某個教會、團體、某個組織，更不拿工資，象雇工一樣。他與外國教會只是合作，而不是隸屬。袁相忱沒有神學文憑，但卻有神清楚的呼召。所以他認為一個傳道人應該是受神直接差派、靠信心生活的，不要固定收入。信徒應在各工作崗位以個人名義參加各種公義活動，而不是以教會名義。如水災捐獻，要比平常人多，比普通人積極。同樣，在愛國的行動上，不要以大會堂、教會的名義，而應以公民的身份和名義。
袁相忱認為，現在三自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解放初期，還有一些自傳、自養的宣傳的必要，但解放五十年來，教會都是自傳、自養的，所以三自已經完成了其任務。三自是一種運動，運動都要有結束的時候，哪一種運動能持續五十年呢？三自之所以還要存在，是因為政府要利用三自控制教會，利用某些牧師，來做政治的工具。實在講，三自對教會沒有什麼貢獻，因為教會需要聖靈的能力、聖靈的工作。三自沒有這種供給，人們慢慢對它失望，退出三自，所以三自前途黯淡，既使是靠著政治的力量來做，表面看很好，但其實是變質的，沒有屬靈的實質。按聖經上講，就是草木禾秸︰人看一大堆，很熱鬧，但沒有用，全是社會化的地上組織。老底嘉的教會，末世的教會就是這樣。表面上什麼都有了，其實是貧窮、可憐、赤身的，把耶穌推在門外。
雖然改造了二十多年，可袁相忱政教分開的觀點仍然沒改變。宗教事務局雖然口頭說他們只領導信徒來愛國，對教會內部事務不管，他們再三地說三自不是教會的太上皇，可事實上宗教處什麼都管。宗教政策還沒落實，與真正的自由相差還遠。基督徒應以公民的身份愛國，盡該盡的本份，按時納糧、繳稅，奉公守法；但如果政府的法律與信仰抵觸，那就只有順從神，而不順從人。袁相忱多次表態說︰“其實我們沒有超政治，但我們有一個原則，傳道人應專一以傳道祈禱為事。”
袁相忱認為使徒信經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礎，很重要。他曾多次根據使徒信經，在講道中對新派的信仰提出批判。新派的人不相信使徒信經，但袁相忱卻堅信，使徒信經是我們信仰的準則，也是判別異端的標準。
袁相忱的某些神學觀點，開始是受遠東宣教會的影響的。他開始認為，人得救後有失去的可能，即一次得救不能永遠得救，老師在課堂上這樣教，他也就這樣相信。但後來，隨著自己神學思想的成熟，通過經歷，他又覺得這些觀點不對，應該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三八年傳道後就總在思考這個問題，後來改變了。他認為一個人得救後，有了神的生命，他若犯罪，心里就不平安，若還再犯，神就擊打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就不會再失落。這是神學的一個爭論問題，但真正的得救與否是從神而看的，不是人自我想像的。
在神學院讀書時，遠東聖書學院很注重四個教義︰重生、成聖、神愈、再臨。袁相忱認為重生是自己能知道的，而且生活中有改變的見證。根據聖經的應許，成聖是第二步，靠著聖靈的力量，能過一個得勝的生活，分別為主、分別為聖。那就是通過聖靈的充滿，接受聖靈的洗禮，是第二步的恩典。成聖並不是不犯錯，而是有能力勝過罪惡；還可能有失敗，但有能力勝過肉體，過一個得勝的生活；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不犯罪，過一個聖潔的生活。重生後你的地位已經成聖了，但生活還沒有；重生是因信稱義，但成聖是因信而成義。
在對罪和義的認識問題上，袁相忱認為人是有原罪的，也有本罪。原罪是遺傳，是單數，本罪是自己所犯的，是復數。
對三位一體的認識，是信仰的基石。如果不承認三位一體，就是異端。袁相忱也相信三元論，他的神學思想中，明顯地能看出五十年代中國神學思想的影子。
袁相忱在講道時，也經常對年輕人講起如何分辨什麼是神的旨意。他認為可以通過三方面來辨別︰一是聖靈的感動。做什麼事都要分辨是否是聖靈的感動；有時是人自己的感動，有時或者是出于魔鬼的。二是凡是聖靈的感動都是合乎聖經的，不合聖經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三是要看環境是否許可，若環境不許可，表明時間還沒有到，不能去做；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時間，還需要等候。三個條件都合適了，才是神的旨意。
袁相忱在講道中，也經常提及十字架的意義。十字架的意義，一是十字架所表達的救恩︰我們有了十字架才能得救；二是有了救恩後，我們要過一個舍己背十字架跟隨主的生活。人很容易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難，但一定要一生背十字架跟隨主。十字架表示羞辱，表示受苦。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榮耀；有了十字架，才能換公義的冠冕。所以他鼓勵信徒應該樂意背十字架。因為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極重無比的永遠榮耀。有人問袁相忱︰“你在監獄里那麼長時間，苦不苦？”袁相忱說︰“沒什麼，這與耶穌的十字架，簡直不能比！”他靠著主的恩典，知道這窄路算不得什麼，情願為主殉難、為主而死。有這樣的想法後，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也就不覺得苦了，沒什麼感覺了。如果沒這個“豁出去”的想法，就會怨天尤人，會覺得苦死了。有很多人去自殺、上吊，但袁相忱卻從來沒有這種想法，認為這是主的安排，與主比起來，這又算得了什麼？
關于教會的發展路線，無論在解放初期還是現在，都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袁相忱認為︰他始終主張自傳、自養，他也始終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宗派。雖然工作範圍小一點，但卻是本色化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搭建起來的；開始是一邊掙錢糊口，一邊做神的工作。對教會的發展前景，他也是很樂觀的，他相信基督教是在患難中、**中成長的；越逼迫，信徒越增多。一九零零年，中國殺了不少傳教士，也殺了不少基督徒，特別是山西，受難的人很多。叫外國人為“大毛子”，叫基督徒為“二毛子”，但經過大逼迫後，基督徒反而更多了。解放後也同樣。據香港調查，大陸的基督徒佔人口的百分之九。這個數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又無法徹底查清楚，因為中國有三自會和家庭教會兩個組織的基督徒，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不公開的，也是無法統計的，並且遠遠多過三自會。有人問袁相忱︰“現在國內的宗教政策是松了還是緊了？”袁相忱說︰“共產黨有一定的宗教政策，無所謂松緊。我們不管他松也罷、緊也罷，主的工作沒有停止。那就是︰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教會。好像使徒時代一樣，神跡奇事隨著證明听信之道。復興的火不但在世界各國燃燒起來，而且在大陸也一樣。”
袁相忱始終抓住主的應許。他多次勸勉同工說︰“很多人願意相信，只要你敢傳，就有人相信，就怕你不敢傳。現在人的心里都空得很，容易接受福音，並且主耶穌很快就會回來了，所以一定要抓住這個時機，努力傳福音。把得救的數目添滿了，主才能回來。”但在工作時袁相忱一直強調，不要依靠勢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神的靈。他說︰“我們缺少的是聖靈的恩賜。若用恩賜服事主，那效果就大了。所以一方面要追求聖靈的充滿，有聖靈的恩賜；另外就是要結出聖靈的果子，把基督活出來，工作就更有力量。”
袁相忱也認為，教會與教會的聯合，應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的。聖經從來沒有組織上的聯合這一說，那都是錯誤的；把組織聯合起來是人的做法。啟示錄二、三章說了七個教會，那七個教會都在小亞細亞，約翰寫信時沒有寫亞細亞的總監督，而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教會與教會間在靈性上有聯系，在物質上有聯系，但在行政上一定要獨立。安徽發生大水災的時候，教會的這種形式就很清楚。北京各教會捐錢、捐物、捐糧，做了很多幫助，這是應該的。在屬靈的需要上，可以請外地的人來本地講道或交通，但再無其它大的聯合的必要。聖經上沒有總會、分會，母會、子會，都是平等的。神的計劃是整個宇宙性的，中國的教會也在他的計劃中。
袁相忱對家庭教會的看法是︰他認為家庭聚會力量大得很，他的口號是︰“家庭聚會遍地開花”，這樣才能把福音推得更廣、發展更大——家家是哨兵。家庭教會將來會大大發展，遍地開花。沒什麼統一組織，是地方自治，地方獨立。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應這樣。他反復強調，沒有組織是對的，教會不是地上的組織，不是人民團體。四、五十年代時，袁相忱與王明道先生等教會也不是凡事都商量，因為都是獨立的。大家彼此都沒怎麼通情況，也沒有天天“開黑會”。王明道先生有時把著作拿給袁相忱看一看，有時來講道，大家都是獨立中又有配搭的。
袁相忱相信神跡奇事在現在還是可能的。他自己就經歷過，也為別人趕過鬼，更嘗過神愈的甜頭。袁相忱信主後，就從不吃藥，相信神能醫治他的身體。感謝神，他在監獄中也沒有病過，好像出埃及，衣服沒破，鞋也沒壞，很奇妙。他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曾因淚囊炎住院手術，當時眼楮老是流淚、發炎、眼紅，這也是他信主後幾十年來第一次上醫院。一進人民醫院，他就說︰“這是什麼地方？亂七八糟的，我不來這里了。”梁惠珍勸他說︰“你看病怎麼能不住醫院呢？”袁相忱對一切程序都不知道，每天只說要趕快回家。手術後又感冒發燒，又從眼科轉入內科，大夫看他年紀很大了，就讓他好好全面檢查一下，護士天天給袁相忱抽血化驗，袁相忱就不高興；護士給他打針，他不讓，說︰“別給我打針了，我很快就能自己好的。”後來他就在病房里大聲禱告，禱告完了，出了一身汗，就知道神醫治他了，立刻就要出院。家人勸他多住兩天，他就說︰“神已治好了我，你們為什麼不相信呢？”說什麼也不肯呆下去，後來就出來了。出院後算賬的時候，醫院多收了許多錢，同屋的人證明說沒打氧氣，但護士說打了，就讓交錢。袁相忱對梁惠珍說︰“你看，我說不住院，你非要讓我住，這下好，花錢受罪，又沒治好。學個功課吧！”出院時醫生讓家屬簽字，上面寫︰“醫生不同意出院，但病人自己自願出院，若出院有什麼意外，醫院概不負責任。”大女兒安湖就替父親簽了字，臨走醫生又開了幾百元的藥給袁相忱，袁相忱說︰“不要買，我已經好了。”家人就听他的話沒買，後來回家一看，果然是好了。
住院時袁相忱才第一次有時間問起孩子們︰“這些年你們是怎麼生活的？怎麼找上了現在的工作？”
袁相忱也是從一九九八年才開始吃藥的，以前無論有什麼病，都堅決不吃藥。一九九八年後，他的身體很差，家人勸他吃藥，他不肯；後來同工勸，才肯吃。但每次吃藥的時候，他都會說︰“我的病其實不用吃藥就能好的，我幾十年都不用吃藥，神也保守，現在你們把我當成皇太子了。吃藥是表示順服肢體，不是治病的。”
九十年代初期，中國教會都受到靈恩運動的沖擊，袁相忱反對極端靈恩的某些片面的說法，但卻不排斥聖靈的工作。他說︰“我們需要聖靈。我十九歲就受了聖靈，要憑信心求。”袁相忱相信重生與聖靈充滿是兩個不同的工作，受聖靈充滿的感覺表現都不一樣︰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覺得發燒，好像過電一樣，有人拍手，有的跳起來，有的打滾；就他個人的體驗來說，相信萬軍之耶和華的靈充滿一個小人，一定有特殊的表現，有動作，有少數人沒有什麼感覺。聖靈充滿就好像重生一樣，不要追求感覺，要憑信心接受。
袁相忱也曾在聚會中講過關于方言的知識。他說，聖經中方言有三個，一個是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別國的話，別人能听懂的，用不著翻譯。二是林前十二章，那是恩賜。三是十四章，聖靈里的禱告，用靈歌唱。在聚會的時候，按聖經的教訓，沒有翻譯，免得耽誤時間，就不要說方言；若有翻譯，還能對別人有些造就。普通聚會時，最好不要講，應當自己在家里講，其實那是聖靈里的禱告。
對于極端靈恩派的許多過激言論，袁相忱常常予以批評。他說李常受也曾批評過靈恩派的過激行為，認為是挑動魂的工作，是肉體的活動，表面很熱鬧，里面沒成長。基督徒應當在真理和知識上多追求，不應過份注重追求外面的事情。袁相忱認為雖然李常受本人有許多別的錯誤，如對三位一體的懷疑，認為耶穌是被造的等，甚至走到異端，但是他對極端靈恩派的批評，袁相忱是很同意的。有許多人說袁相忱是靈恩派的，袁相忱知道後說︰“我沒有派別，我也沒說方言，我也沒有認為不說方言不得救。我們要在真理上平均發展，要平衡。我說過要追求聖靈充滿，但不是指靈恩的過激行為，而是按聖經的要求，不走極端。”因為曾有挪威靈恩派的人來看望過袁相忱，所以人們以為他也是靈恩派。袁相忱說︰“我這里的門是敞開的，只要你相信使徒信經，就可以來，但來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我的觀點。”袁相忱覺得靈恩派也有長處、有能力，靈恩運動在教會歷史上是有貢獻的，但後來走偏了，偏在方言和醫病上。他告誡信徒︰“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怕靈恩的極端，卻不去追求聖靈充滿。應當被聖靈充滿，應當有恩賜。我們應當高舉生命的成熟，內心的潔淨，工作的能力。”
袁相忱也非常注重肢體之間的彼此扶持和造就，他的聚會中，有很多時間是專門用來給信徒講見證的。聚會完後，信徒們就在那里繼續分享交通，袁相忱總是說︰“信耶穌的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多談話，多交通，多彼此了解。聚完會、听完講道就走了，彼此連個招呼都不打，能算是一家人嗎？”
八、扶我前行
袁相忱十八歲蒙恩，二十歲奉獻，經過四年的神學裝備後，進入了四十年的傳道生涯。這四十年又明顯地分為前後兩個時期，每個時期二十年︰第一個時期是三八年到五八年，是從神學院出來，直到被捕入獄；第二個時期是從八零年到現在，是獲釋後的重新事奉。這兩個事奉期間中又插入了近二十二年的鐵窗生涯。他十八歲成年以後的生活可以用“傳道”和“坐監獄”兩項內容來概括。他的一生，經歷了福音在中國傳播的幾個重要時期︰他成長在本世紀神的福音在中國的第一個復興時期，在這個大復興時期中接受福音並奉獻自己，投入事奉，完成了他二十年的初期事奉。他在大逼迫時期，為主做出了美好的見證，在監獄中度過了自己一生的最黃金時代；從監獄獲釋後，神又繼續大大地使用他，讓他牧養多人，使他成為八十年代後，中國本世紀第二次福音大復興時期的堅強斗士。他原以為，在監獄中的那二十多年，耽誤了他許多工作時間，沒想到神卻以自己的方式賜福他，在他後期這二十年的事奉中，神藉著他的手，成就了比以前二十年事奉更為顯著的果效。
袁相忱在監獄中的時候，經常有一句話響在耳邊︰“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腓1︰12）。他當初只是憑信心單純地相信，神讓他遭遇到這一切，是有著人所不能測透的美意的，他只想到神讓他做一個殉道者，以他的殉道來榮耀神的名。但他卻沒想到，神在二十多年後，分配給他的角色是一個繼續戰斗的勇士，更不知道神將會一步步地帶領他，並把他個人的苦難，化成對中國靈魂的祝福。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當代教會歷史發展的影子──他本身就是一部歷史。
從袁相忱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歷史的軌跡，更看到了神的作為。他幾十年的生命，在神的規劃下，其實只有一個目的︰為主做見證。時期不同，方法也不同，但所見證的卻是同一個神。在神面前，所有的政治偉人和歷史際遇都黯然失色，所有的風雨和波浪都不足為奇，惟有神的公義長存于天，惟有神的全能作為彰顯于地。五十年後的今天，現代派的神學信仰早已被歷史的發展所淘汰，現代派神學觀點已趨于沉落，而福音派的神學思想也有很大進展。這是神的作為，中國的工人已為神的這項工作做出了美好的見證，他們持守真道與捍衛真理的精神，已在中國的信仰根基上打下了美好的基石。
神所看重的，不是人的才能，不是人的智慧；他看重的，是他兒女對他的忠貞。在神的工作中，神所重用的一批批兒女，前赴後繼地把自己擺上，當作活祭獻給神，神的祝福藉此臨到萬邦。神的僕人並不是有著過人的智慧和學識，他們之所以成為神所合用的器皿，是因為有著聖靈的同在，也正是因著聖靈的光照，他們能夠看清楚自己本身的一些弱點，在工作中加以避免。
袁相忱對自己的缺點有很深的認識，他多次與同工談及他的缺點，讓大家在與他配搭中，幫他克服。頭一點就是性子急；二是不細致；三是不聰明，看不出問題，腦子不復雜，也不記事；四是他也沒有極富感染力的語言能力。但神卻大大地使用了他，因為神看重的就是他的完全把自己獻上的心志，看重的是他的忠心。袁相忱對來他家里的每一個人，都不厭其煩地宣講神的福音，每次聚會前、聚會後，袁相忱都把這一段時間專門留給新來的人，詢問他們的感受、情況。袁相忱的同工看到袁相忱講完道後還要和人談話，怕他太累，就說︰“袁先生，你休息一下吧。這些小事讓我們來做。”同工的意思也是愛護他，怕他太累了，袁相忱卻說︰“神的工作中沒有小事，我就是一輩子做這些小事的。”
這句話正是袁相忱一輩子事奉的真實寫照︰神的工作中沒有小事，他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耶和華，並在他的聖殿中盡忠到底。
袁相忱的身體一直都很差，他說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藥罐中熬出來的。但神卻一直保守他，賜給他信心，並賜給他令人難以想像的事奉精力，讓他在二十歲後，度過了幾十年沒有醫、藥的生活，並且在監獄那樣惡劣的環境中，他的身體更蒙神的保守，比年輕的時候更健康。袁相忱總是對同工們說︰“我是活一天就為主做一天，想不到什麼時候世途就走完了，想不到什麼時候主就回來了，所以能坦然無懼地見主就夠了。要不是信主，我不會有現在這麼幸福，是主扶著我走過這幾十年的人生歷程的。”
袁相忱認為自己談不上賞賜、冠冕。因為啟示錄中說，要把冠冕放在主的腳前，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因著神特別的保守，所以他對自己的要求是︰“盡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做一個忠心有見識的僕人，活在主的恩典中。”
上帝的手攙扶著袁相忱走過了這幾十年，上帝的手也攙扶著他的每個兒女，讓他們走在神所喜悅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