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改教运动先锋：慈运理
正当路德在德国推动改教运动之时，神在瑞士兴起另一位仆人发动教会改革，他便是慈运理(ZwingliUlrichHuldrych，1484～1531A．D．)。慈运理与路德是同年出生，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受教育，深受当时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影响，因而对古典文学有极浓厚的兴趣，也同时极向往按照原文解释圣经，于是便在圣经真理的了解上奠下重要的基础。
主后一五○六年慈运理开始在一间相当具规模的教会工作，他的讲道深受教会的信徒欢迎，于是不久便成为很有名的讲员。刚开始事奉，慈运理便致力于改革工作，只是他改革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社会。他猛烈抨击当时瑞士的雇佣兵制度；当时瑞士的联邦与一些出得起高价的大国(如法国)签约，任由那些大国雇佣瑞士人当兵为他们打仗，总之价高者得。慈运理对于自己同胞以血换金钱的作法，深痛恶绝，便在瑞士联邦要与法国签约时，极力反对。一些权贵非常憎恶慈运理，于是向教会施压力，而慈运理便在主后一五一六年被迫离开他事奉了十年的教会，去艾斯登，那里是瑞士人文主义的大本营。到了艾斯登，他致力研读圣经，对于新约尤其有更深的领悟。越是熟识圣经，他便越觉得教会诸多不妥之处。首先，他对于一群一群的信徒涌到当地的圣母院朝圣，以求赎罪，感到非常不安，圣经所宣告的救恩与朝圣根本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他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向信徒解释，他们的罪不能藉朝圣或任何善行得到赦免，要赎罪便得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赦免。他更进一步抨击教会售卖赎罪券，并且宣称教皇没有权柄赦罪。然而，很奇怪地，教皇却于主后一五一八年调派他到苏黎士的大教堂任职。在那里，他的改革运动才真正开始。在苏黎士不到两年，他便取得省议会的信任与支持，到了主后一五二二年，他竟敢与十位圣职人员公然上书主教，要求他准许他们结婚，因为圣经没有禁止传道人结婚的。这要求只是试金石而已；不久，他们又进一步要求废除大斋节，认为圣经根本没有这样的教训。主教企图立刻**这种叛变，但慈运理已作好一切准备，他发动市议会通过一道法令，就是教会任何的习俗，都要基于圣经的教导。省议会同时在主后一五二三年一月安排了一次公开的神学辩论，并宣布一切的辩论必须以圣经为依据。在辩论中，慈运理宣读他所写的《六十七条》(Sixty-SevenArticles)，将一些基本的圣经真理清楚简洁地列出来。在这《六十七条》中他肯定圣经的权威是远超过教会传统的权威，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否定人可以用善行来积聚功德，以求赎罪，亦否定弥撒是献祭，否定炼狱的存在，同时，他宣告传道人结婚是圣经所许可的。在这次辩论中，慈运理大获全胜，于是便在省议会的支持下展开改教运动。除了在教义上作出重大改革外，慈运理更率领支持他的人，将教堂中的图像及一切装饰完全清除，甚至连风琴也不能幸免。主后一五二五年，弥撒正式被简单的圣餐仪式取代，慈运理称圣餐爱筵，只表明信徒在爱的团契中记念主的死，而完全没有献祭的意义。随后，所有修道院的产业被没收，托管于省议会之下，学校也重新改组。
慈运理在苏黎士的改革如此顺利，其实是有赖瑞士当时的政治体制。瑞士是一个由许多个州郡(cantons)组成的联邦，每一个州郡都是相当独立，而不受制于联邦议会的，因此，只要苏黎士的省议会支持，其他州郡都是奈他不何的。然而，倘若整个瑞士只有苏黎士改教，他便势必孤立无援，至终只会失败。因此，下一步最重要的，还是赢取其他州郡的支持。于是慈运理便派他最信任的同工前往其他州郡推展改革运动。他派艾科兰巴迪(JohannOecolampadius，1482～1531A．D．)到巴色(Basel)，布沙(MartinBucer，1491～1551A．D．)到史特劳斯堡(Strassburg)，而他则亲自前往伯恩(Berne)。不久，这三州就投入改教运动，而圣格伦、沙弗哈逊、莫尔哈逊、格拉劳斯也随即加入这行列。至此，联邦中差不多一半的州郡加入了改教运动，要不是慈运理在主后一五三一年战死沙场，相信他发动的改教运动会蔓延到更多的州郡。
慈运理若能够与路德达成协议，联成一阵线，相信他未必会战死沙场。主后一五二九年，位于瑞士山谷中的州郡几乎全部落在慈运理的手中，而山区的州郡则依然保持天主教的信仰。在过往两三年间，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大有开战的可能，然而双方都知道，倘若战争爆发，双方的损失都会很惨重，于是在主后一五二九年协议，用谈判的方式达成和解。但山区的天主教州郡却在谈判的同时，积极备战。慈运理知道，双方的战事似乎是不能避免的。同时德国方面情势亦非常危急，查理五世亦准备以武力对付德国的基督徒。这正好是慈运理与路德携手合作的时候，但可惜在商讨中，他们对于圣餐的了解出现分歧。路德认为圣餐中的饼真是基督的身体，而酒亦不折不扣地是基督的血，他用「同质论」(Consubstautiation)的观念作解释。而慈运理却认为饼和酒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喻表，并不是实质地成为主的身和主的血。他们各持己见，最后路德愤然在会议桌上写上「这是我的身体」几个字，然后拂袖而去，他们的合作谈判便告破裂，而慈运理便得单独面对瑞士天主教州郡的挑战。故事终于在主后一五三一年爆发，结果天主教州郡联盟取得胜利，而慈运理在卡甫尔一役中阵亡。基督徒虽然在战场上失利，但在和谈会议上却争取到宗教自由的权利，即是说，每一个州郡自己决定自己的宗教模式，基督教的州郡可保持基督教的模式，但却不能煽动其他天主教的州郡发起改教运动。这样一来，改教的成果虽然可以保存，但却失去了扩展的可能。瑞士的改教运动便由此停滞下来，要等到加尔文的出现才有新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假若弟兄姊妹为了些微神学理解的分歧，而忘记了在很多重要的真理上有共同的基础，以致不能同心兴旺主的工作，甚至互不相容，神的国度是很可能因人的意气受到损害的。路德与慈运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之间无论对圣经的权威，对基督、救恩的了解都非常相同，其实大可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联盟，可惜因着小小的神学分歧，使他们分道扬镖，结果造成极不愉快的后果。
主后一五三一年，查理五世对基督教的威胁越来越大，有鉴于此，欧洲各处的基督教邦国联合起来，组成施马加登联盟(SmalcaldicLeague)，共同对抗查理五世的军事威胁。这样查理五世才放弃用军事解决改教运动的意图。当这种紧张的气氛稍为和缓，天主教和基督教双方亦开始彼此接触，希望探讨和解的可能。其实，一种合一的尝试早在那时已经出现。结果双方在主后一五四一年派出代表在立迪斯本(Ratisbon)开会，寻求合一。基督教方面有墨兰顿作代表，而天主教方面则以康达里层(Contarini)红衣大主教为代表。墨兰顿是路德的亲信，亦是以后继承路德领导路德会的人；而康达里层是教皇保罗三世的亲信，亦是当时天主教内部改革的领导：可见双方都极重视这次会议。倘若后来不是极力反对和解的卡拉弗(Caraffa)当了教皇，而是康达里层，相信当时的和解一定大有进展。然而历史却走了不同的路，相信是神自己的旨意。
激进的改教运动—重洗派
在慈运理发动改革瑞士教会的初期，他有两位很要好的同工，一位叫格里宝(ConradGrebel，1498～1526A．D．)，一位叫曼斯(FelixManz)；他们两人都是受过高深教育的名门子弟，并且受慈运理的影响甚深。然而，他们渐渐觉得慈运理推行改革不够彻底，并且过于缓慢。格里宝希望瑞士的教会能回复新约教会的模式，于是屡次催促慈运理朝这方向走。但慈运理却不肯急进。在失望之余，他们开始召聚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晚上在曼斯的家中研经及祷告。渐渐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婴儿受洗的问题。
一直以来，教会习惯了为婴儿施洗，因为恐怕万一婴儿未受洗而夭折，便得不到救赎的恩典。当格里宝和曼斯研读圣经时，一方面在圣经中找不到婴儿受洗的教训，一方面认识到受洗是一种决志、一种立誓跟随主的表示。因此，他们认为一个人必需心志成熟，才能够受洗。于是他们便向慈运理表达他们的意见，促请他废除婴儿受洗的习惯。慈运理觉得他们很有道理，但不想操之过急，便要他们忍耐，待他考虑清楚和时机成熟。到了主后一五二四年，他们见慈运理依然没有实际地采取行动，便按捺不住，开始对慈运理等人作严厉批评。慈运理在次年年初与他们作了初步讨论后，便决定将整件事提交省议会公开辩论。省议会决定保留婴儿受洗，不单如此，更下令所有父母在婴儿出生八日内为婴儿施洗，否则逐出教会。议会又下令停止格里宝及曼斯他们晚间私下的研经聚会。接到这命令，格里宝及曼斯在当晚召聚那些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共同相讨对策，在祷告中，其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圣灵感动，跪在地上恳切祷告，随后要求格里宝为他施洗，格里宝随即为他施洗。然后他们彼此激励，为福音至死忠心。重洗派便这样诞生了。
格里宝、曼斯及布洛克四出宣讲圣经的教训。他们认为教会是一群委身、实践主道的基督徒的团契，不应与任何政权联系，也不应受有形的组织所捆缚。他们强调信徒个别的自由，对于教会组织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在教会中信徒与圣职人员在地位上是没有分别的，只有恩赐与职事的分别，牧者应由信徒选出并由他们支持。而牧者的责任则是研读圣经、教导督责信徒、主领聚会、关心信徒属灵的状况等。教会的圣礼只有两种，就是洗礼及圣餐，洗礼应用浸的形式，并且只有那些真心悔改、决志为主而活的人才配领受洗礼。圣餐是为了记念主的受死，也是弟兄姊妹团契的表达，表明他们是一家人，共同享受主为他们设的爱筵。亦因为这缘故，圣餐应在家庭中举行，为的是表示那种家庭的亲切，也为了避免有人用各种繁琐的仪式引导人进入迷信，以为圣餐的饼真的变成主的身体，酒变成主的血。
他们也强调严谨、圣洁的生活，信徒应与世界完全分开，纵然受到逼害、苦难，他们也应坚守原则。他们特别看重登山宝训，更要求自己切实遵行。对于政府，他们都采取政教分离的态度，他们绝不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种政教分离的态度，不单与慈运理结合宗教与政治的原则背道而驰，也与当时普遍政教紧密相连的实况很不协调，再加上他们强调个人自由而轻视任何结构、组织，因此，很多教会领袖及执政者对重洗派都非常敌视，仿佛重洗派是代表混乱、反传统、反秩序的一群人，于是对他们的逼害便相当严厉。
慈运理起初对他们也相当同情和谅解，但渐渐不能忍耐他们激进的言论及行动。主后一五二五年三月，格理宝、曼斯连同二十位重洗派的信徒被捕，格理宝从狱中逃脱，却不幸染上瘟疫死亡，而曼斯则在主后一五二七年一月被判死刑，被推入河中淹死。布洛克逃出苏黎士后，四出宣道，跟从他的人也不少。但他也于主后一五二九年八月被天主教当局捕获，被判火刑。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许米亚(BalthasarHubmaier)亦于主后一五二五年被捕入狱，他因着受不了苦刑而放弃他的观点，但他被释放后，逃到莫拉维亚(Moravia)，在那里放胆宣扬重洗派的信仰。在莫拉维亚，重洗派的影响已非常深，这里的重洗派还比其他的地方更激进和极端，他们主张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张凡物公用，并预言基督将会来临，在地上建立王国，到那时候，基督便将刀剑交与被拣选的子民，杀掉那些贵族和教会权贵。当时领导这种激进的重洗派的人名叫赫德(Hut)。许米亚逃到莫拉维亚时，觉得赫德实在太激进了，便挺身出来反对他。不久赫德被捕，判处死刑。许米亚取代了他的领导，在那里展开了相当成功的工作。但他也于主后一五二八年被捕，在极重的苦刑下，他怎样也不肯放弃他的信念。于是当局便下令将他烧死。
当这几位重洗派的创始人相继去世后，重洗派很迅速地发展，不过也同时变得更加激进。他们很多时只按字面解经，所以他们当中很多人真的站在屋顶上宣讲，真的变成小孩子，甚至撇下家庭，有些则遵从耶稣教训不要为衣着、食物忧虑而竟然一丝不挂的四处游荡。他们也极重视末世的预言；有一位名叫荷夫曼(MelchiorHoffman)的便预言主耶稣于主后一五三四年再来，而史特劳斯堡便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他的一位追随者马提斯(JanMatthys)在蒙士特(Munster)领导激进的重洗派起义，将当地的主教赶出。主教取得援兵，将蒙士特城重重围困，而他便在企图突围中战死。他死后由一位名叫布克逊的人继承他作领导。布克逊竟在被围的城中自封为王，强迫信徒实践共产，更宣称自己每天都有从上而来的启示。蒙士特结果于主后一五三五年被攻破，布克逊被捕，被毒打一番后被处死。
经过激进的发展过程，有些重洗派的信徒痛定思痛后决意改正那些激进的倾向。门诺·西门(MennoSimons)便是当时的代表。他带领蒙士特受挫败的重洗派信徒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现代的门诺会便是由这时开始的了。
有人说，当时重洗派之所以这样受敌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政教关系的看法。无论天主教或基督教都主张教会与政府紧密相连；天主教倾向于教会领导政府，而基督教则倾向于政府领导教会。重洗派却要完全避免这两种中任何一种倾向，而走政教分离的路。不过，重洗派与当时的两大主流最大的冲突，乃在于他们极度强调信徒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否定任何外在的权威，放是教会传统与教会整体的秩序便受到严重的威胁。慈运理及路德便是基于这理由排斥重洗派。
虽然受到不断的排拒，重洗派却在改教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位置。欧洲的自由教会传统，英国浸信宗及公理宗的发源，都是受了重洗派重大影响而产生的。而日后基督教的反暴力和平主义也从重洗派的受苦神学中得了不少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