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我才六岁。一早起来，碧茜就把我叫到穿衣镜前教训我：
“看看你穿的鞋子！每隔一个扣子便没扣上。难道才第一天你就准备穿那双破袜子上学吗？看娜莉穿得多整齐！”
娜莉和我合用贝雅古屋楼上的一间卧房。我瞄了一眼我那位八岁的小姐姐：的确，她那双多扣的鞋子倒真是扣得整整齐齐的。我勉强把袜子脱了下来，碧茜则埋身在衣橱里认真翻动。
其实碧茜那时也才不过十三岁，但她却持重、老成得好像一个大人。她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地乱跑乱跳，也不像他们那样卤莽。碧茜患有先天性的恶性贫血，因此当我们这些孩子们在忙着玩捉迷藏、滚铁环、或在冬季沿着结冰的运河溜冰竞跑时，她只能乖乖地坐在一旁，做些沉闷乏味的大人工作，像刺绣之类。娜莉玩起来跟我一样凶，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可是她又能每件事都做得那么恰到好处，这实在是有点不公平！
娜莉这时一本正经地开口了：“碧茜，我不想戴那顶又大又丑的帽子上学，要不是因为贞苏姨妈出钱买了它，我早就不戴了。去年那顶灰边的帽子已经够丑了，今年的这顶更糟糕！”
碧茜十分同情地望着她说：“唔，可是……你总不能不戴帽子上学嘛！你也晓得我们花不起钱再买一顶。”
“我们不必再买一顶的！”
娜莉朝着门房口瞄了几眼后，随即在这间狭小的睡房内仅有的一张床边跪了下来，伸手到床下拉出一个小小圆型的帽盒。盒子里放的是一顶我所见过最小的帽子，且是一顶毛皮的小帽，还有一条蓝色缎带用来绑在下颚上。
“啊！多漂亮的小帽！”碧茜极小心地将它从盒中取出来，对着由屋顶空隙中所投进来的一丝微光细细欣赏着：“你从哪儿弄来的啊？”
“是温戴华太太送我的。”温太太是我们附近一间女帽店的主人。“她看我一直在看这顶帽子，就把它拿过来送我了，这是在贞苏姨妈拣了那一顶丑帽子之后……”
娜莉边说边指着衣橱顶上的那顶帽子，那是一顶宽边深褐色的女帽，其上插着一束紫罗兰。这顶帽子也清楚地显示出送帽人的个性。**姐姐贞苏姨妈在她丈夫过世之后，便搬来与我们同住，虽然那时候她才不过四十岁，她便一再声名，是来与我们同度“她余下不多的残年的。”
自贞苏姨妈搬来之后，我们这古屋的生活也显得格外复杂起来，在她之前，**另外两个姊姊碧姨和安娜姨妈早已搬来与我们同住，如今又有贞苏姨妈，这幢原来就很拥挤的古屋就显得更加拥挤起来。尤其是贞苏姨妈拥有大量的家具，而每件家具都是大得与这贝雅古屋中的小房间毫不相称。
贞苏姨妈来后，就选了店铺和工作室楼上的前房作为她自己的房间。前面的那间房间是她用来写福音单张的地方，后一间则用来接待那些支持她工作的有钱妇女们。她所写的福音单张是全荷兰闻名的。贞苏姨妈相信我们来世的福乐全靠我们今世的成就如何。在她书房的一角她辟出一个小小的角落，恰好够放一张床，晚上她就睡在那里。她常说死亡正伏在门口，随时会伺机将她掳去，因此她把睡眠也当作一件不得不办的公事，且尽量缩短消磨在床上的时间。
我不记得在贞苏姨妈来之前的贝雅古屋是什么样子，也不晓得这两间房间原是属于谁的。在这两间房的上面则是一层狭窄的顶楼，顶楼上面接着的是贝雅古屋前面这座房子险峭的屋瓦。依我记忆所及，这顶楼分隔为四个狭小的房间，第一间靠着百德街，也是这一层中唯一有窗子的房间，碧姨就住在这里。在她卧房左面则连着三间好像火车厢的房间，前面则是一条仅够走动的小走道。这三间小房间则分别是安娜姨妈、碧茜和伟廉的卧室。穿过这条走道，再踏上五级楼梯，到后屋的一个小房间，那是娜莉和我的卧房。父亲与母亲的卧房则在我们下面，他们的下面则是餐厅和附在餐厅一角的厨房。如果说贞苏姨妈在这拥挤的古屋里占去太大一块地方的话，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这种感觉，这个世界对贞苏姨妈总是特别宽容。用我们哈林市的马车作比方吧！这辆马拖的街车整天踢达、踢达地从我们街前经过，总要到我们前面数十尺的一个批发市场那儿才停下来，让乘客在那儿上下车。但贞苏姨妈却与其他的乘客不同，她不必上中央广场去等车。如果她要上那儿去，她只要站在我们钟表铺等就是了。等到马车轰轰地驶来时，贞苏姨妈只要竖起她那双藏在手套里的手指，马车就会在嘎扎声中紧急煞车，停了下来。依我看来，要叫这辆高速驶过的马车立刻停下来，可真比叫太阳停在空中不动更困难。然而奇怪得很，街车总是为贞苏姨妈停下来。有时因为马车夫紧急煞车的缘故，甚至拖车的马彼此碰撞，然而当贞苏姨妈上车时，马车夫还会举手轻触帽边向她致意呢！
如今娜莉想要戴那顶毛皮小帽上学，她首先就得通过贞苏姨妈那双严峻的目光不可。自从贞苏姨妈搬来与我们同住之后，我们三个女孩的衣服多半是她出钱买的，但她的礼物都附带有条件。对她来说，她年轻时候所穿的衣服式样，也就是神为世人在衣着上所定的最后标准，此后一切的改变都是出于魔鬼的诡计。事实上，有一次在她所写的最著名的一本布道小册中，她还称魔鬼是现在所流行的短袖衬衫及裙裤的发明人呢！
当碧茜正忙着用她灵活的手指替我扣好鞋扣时，我说：“我晓得怎么办，你可以把那顶毛皮小帽戴在那顶宽边女帽的下面，等走出门外时，你再把那顶大帽子摘下来！”
娜莉听了简直吓了一跳，她说：“柯丽！那样做是不诚实啊！”然后忧忧愁愁地瞅了一眼那顶褐色帽子，随手拿起毛皮小帽，就跟着碧茜下楼去吃早餐了。
我也拿起我的帽子，就是去年那顶娜莉认为很丑的灰色帽子，一手扶着楼梯的柱子，也跟着她们下楼去了。就让贞苏姨妈看这顶丑帽子吧！我不在乎，我从来不懂为什么女孩子要在衣着上那么斤斤计较。
我一心发愁的是今天我要开始上学了，要离开这间古屋、爸妈和姨妈们，要离开这一个熟悉、可爱的地方。我抓紧楼梯上的柱子，以致当我绕着柱子旋转时，我的手心发出吱吱的声音。不错，小学离开我们住处不远，只有一条半街的距离，娜莉已经去了两年，从来也没有困难。但娜莉与我不同，她人长得漂亮，举止又斯文，而且她从来不忘记把手帕带在身边。
当我下到楼梯的最后一个转弯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个方法既清楚又简单，以致我禁不住大声笑了出来。我只要坚持不去就行了！我可以留在家里帮安娜姨妈烧饭，妈妈会教我读书，那么我就永远不必进到那间丑陋的建筑物里去。我终于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十分开心地从最后三级楼梯上一纵身跳了下去。
碧茜低声说：“嘘！柯丽！千万别作出什么事来惹贞苏姨妈生气。”随后又带着半信半疑的语气说：“我敢担保爸妈和安娜姨妈会喜欢娜莉的新帽子。”
我说：“碧姨不会喜欢。”
娜莉说：“她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东西，所以她不算。”
碧姨是妈**大姐，由于她对什么事情都要埋怨、批评，因此我们小孩子也最不喜欢她。她曾在有钱人家中作过三十年的保姆，因此经常把我们的一举一动拿来与她所熟知的绅士淑女相比较。
碧茜指着墙上的挂钟，一只手指按着嘴唇，轻轻地打开餐厅的门。那是已是八点十二分，早餐已经开始。
伟廉得意地说：“迟到两分钟！”
碧姨说：“吴勒家的孩子是从不迟到的。”
父亲打圆场说：“但他们总是来了，这就使餐厅生色不少！”
我们三个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贞苏姨**座位是空的。
待我们把帽子挂好之后，碧茜满怀希望地问：“贞苏姨妈今早没有起床吗？”
妈说：“她在厨房里熬补药。”随即给我们每个人倒了咖啡，并且低声说：“今天我们大家要特别体贴贞苏姨妈，因为今天是她丈夫妹妹的忌辰——或许是她丈夫的表妹吧？我记不清了。”
安娜姨妈接嘴说：“我还以为是她丈夫的姨妈呢！”
碧姨说：“是她丈夫的表妹。慈悲！慈悲！”
妈连忙接口说：“不管怎样，你们都晓得这些忌辰常使贞苏姨妈身心不宁，因此我们要尽力设法帮助她才好。”
碧茜在圆形面包上切下三块，我则忙着扫视餐桌上的每一位大人，想看看哪一位会对我打算留在家中不上学的主意较热心支持。父亲对教育十分重视，认为它几乎与我们的宗教信仰一样重要。他年轻时因环境所迫，很早便辍学在钟表铺中工作，虽然日后他继续自修，研究历史、神学和文学，而且学会了五种不同的语文，但他一直仍为自己年幼辍学而感到遗憾。他一定会坚持我去上学的，而父亲要什么，母亲也自然会附和。
那么安娜姨妈呢？她常对我说，她少不了我上楼下楼替她做差事。由于母亲体弱，我们一家九口人大部分的粗工都落在安娜姨妈肩上。她是母亲四姐妹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有像母亲那样的慷慨精神。我们大家都相信安娜姨妈所做的这些是有报酬的。事实上父亲每到了礼拜六，都会给她一个银币。然而等到下一个星期三，当买蔬菜的人来时，父亲常常又会向安娜姨妈要回那个银币，而安娜姨妈也总是原封不动地奉还。是的，在这件事上她会站在我这边的。
于是我开口了：“安娜姨妈，我一直在想等我上学以后，你的工作会很辛苦，所以……”
我的话还未说完，突然一声奇怪的深呼吸声令我们大家都抬起头来，是贞苏姨妈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杯浓浓深褐色的液体。她深深的吸足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举起杯子送到唇边，一口气饮下，然后再深深地呼一口气，把杯子放在墙边的柜台上，坐下来。
她开口说：“医生又晓得什么呢？”好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她吃药这回事一样。“这是卜医生开的一剂药，但药有什么用？一个人的日子到了，还有什么能挽回他的生命呢？”
我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在笑。贞苏姨妈这样怕死看来可笑，实则不然。我虽然年幼就已经晓得怕死不是件好笑的事了。
父亲温和地抗议说：“贞苏姨妈，药物也延长了许多生命。”
“药物可没有延长祖斯雅的生命，她还有鹿特丹最有名的医生照料她呢！今天就是她的忌辰，她去世时还没有我现在这么老。那天她与平日一样地起床、穿衣、下楼吃早餐，就像我今天一样。”
接着她开始详细描述祖斯雅在世最后一日所作的每一件琐事。但突然她的目光落在木钉上娜莉的新帽子上。
“一个皮暖手筒？在这种季节里戴这东西！”她以命令似的口气问着，每一个字都带着怒意。
娜莉低声说：“贞苏姨妈，那不是个暖手筒。”
“那么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吗？”
碧茜赶忙替她回答：“贞苏姨妈，那是一顶帽子，是隔壁温戴华太太送的意外礼物。她多好啊……”
“呵！不。娜莉的帽子是有帽边的，所有正派家庭的女孩都应戴有边的帽子。我知道她有一顶那种帽子，因为是我自己出钱给她买的。”
贞苏姨妈眼中充满着怒火，娜莉的眼中则满了泪水。幸亏妈妈出来解围，她说：“我不敢确定这盘乳酪新不新鲜。”边说边用鼻子闻着放在餐桌正中的一大盆黄色乳酪，随后又把它推到父亲座位旁边说：“嘉士伯，你说呢？”
父亲是个不懂得掩饰的人，他也一向看不出别人故意掩饰的用意。他信以为真，也就一本正经地在那盆乳酪上闻了个老半天。“亲爱的！我敢断定这乳酪是新鲜的，新鲜得就像刚送来的一样。你知道史提伟先生的乳酪向来都是——”妈妈在一旁拚命以目示意，父亲望望妈妈，又望望旁边的贞苏姨妈，满脸迷茫的表情：“呵，唔——贞苏姨妈——唔——你觉得怎样？”
贞苏姨妈一把抓起那盆乳酪，道貌岸然地朝里面审视个不停。如果有一件比穿摩登衣服更冲犯她的事，便是坏了的食物。过了好久，她才带着几分勉强地表示同意，认为那盆乳酪是好的。这么一来，帽子的事倒被她忘记了。她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一个与她同年的朋友，如何因为不慎吃了不新鲜的鱼而死了的悲惨故事。正说着的时候，店里的雇员们来了，父亲起身从书架上取下那本笨重的圣经。
在一八九八年那时候，我们铺子里只有两个雇员。一个是专门负责修理时钟的，另一个则是父亲的学徒兼差使。妈妈给他们各倒了一杯咖啡，父亲戴上他那副无边的眼镜，开始读起圣经来：
“你的话使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我望着父亲棕褐色的长胡子随着经文上下移动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在想……是怎么样的一个“藏身之处”呢？又是为了躲避谁呢？
那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诗，在我旁边的娜莉开始显得不耐烦起来。最后当父亲合上那本大圣经时，娜莉、伟廉和碧茜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抓了他们的帽子，奔下最后的五级楼梯，一转眼间已由街巷的侧门跑得不见踪影了。
两位雇员也徐徐起身，随着他们下了楼梯，到前面铺子里工作去了。直到这时候，五位大人才注意到我还坐在饭桌旁边。
妈妈嚷了起来：“柯丽！你忘记了你已经是个大女孩了吗？今天开始你要上学了，快去，不然等一下你就要自己过马路了。”
“我不去！”
室内突然寂静了片刻，随即每个人都发言了：
“当我小的时候——”贞苏姨妈首先开口。
“吴勒家的孩子——”是碧姨的声音。
然而父亲低沉的声音盖过一切：“当然她不会自己去上学！娜莉今天太兴奋了，忘记等她。就这么办，柯丽跟我一起去！”
说着，他起身从木钉上取下我的帽子，一手拉着我走出餐厅。我的小手被紧紧地握在他的大手掌中。在我小小的记忆里，当父亲的大手紧握着我的小手时，我们不是去农场看随风旋转的风车，就是到运河旁欣赏在水中遨游的天鹅，但这次他却要带我去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沿着屋内最后的五级楼梯，是一排扶手，我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它不放，但父亲那双灵巧的钟表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松开我每根小手指。我边喊边挣扎，父亲却牢牢地抓住我，把我领出这个我一向熟悉的天地，带我到另一个更大、更陌生、也是更不易适应的世界里去……
每隔星期一，父亲就会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的海军天文台去对时间，现在我上学了，因此只有在夏天时才与他同去。每当星期一来的时候，碧茜就会大力为我洗澡，为我扣好身上所有的扣子，等到她看看我像样了，我才能下到铺子里去。父亲则会忙着叮嘱那个学徒：“司徒太太今天早上会来拿她的表，那只钟你要送到卜罗门街的面包铺去。”
然后我们就会手牵手出门，我尽力跨大步伐，父亲则缩短他的步伐，好叫我们能并排而行。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只要半小时，但这真是一段愉快的旅程。首先我们会看见古哈林市栉比林立的房子从窗外逝去，换来的则是一幢幢分别耸立的住屋，而每幢房子的周围都开始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接着房子与房子间空的地越来越宽，最后火车来到郊外。一望无际的荷兰农田与笔直的运河都飞快地由车窗外掠过，我们终于到达了阿姆斯特丹。这城要比哈林市大许多，街道的建筑和运河与哈林的比起来也有些不同，带给人陌生和迷茫的感觉。父亲通常会在对时以前两小时到阿姆斯特丹，以便拜访一些钟表和零件批发商，好洽谈生意。这些批发商人当中多半都是犹太人，也是我们最喜欢拜访的对象。通常父亲与他们总是只花极短的时间讨论生意上的事，然后父亲会从他的手提箱中取出一本小圣经。而那位留着比父亲还长的、还多胡子的批发商也会从抽屉中取出一卷经卷，再戴上一顶小小的犹太人祈祷用的小帽，两个人便开始热烈地辩论、比较彼此的信仰和教义。有时他们间的争论也会变为十分激烈，但两人都是乐此不疲。
过了许久，正当我开始觉得全被他们遗忘了的时候，这位犹太批发商就会抬起头来，好像是第一次发现我的存在似的，用手敲着自己的头说：
“呵！真该打！一个小客人来了，我竟没有招待她。”随即他就会到橱柜里左搜右索，很快地我的膝盖上便放着一碟全世界最可口的点心——蜜糖饼、枣子糕、蜜饯、栗子、糖和各式的生果。在我们贝雅古屋的餐桌上很少会有点心的，尤其像这种美味的糖果更是从来没见过。
正午之前五分钟我们会回到火车站，在月台的一角站着，从那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海军天文台的高塔。在那高塔的顶端，也就是港口所有船只都看得见的地方，有一高柱，柱上有两根能够移动的竿子。当正午钟敲响时，这两根长竿就会一并落了下来。父亲总是站在月台上那最有利的位置上，踮着脚尖全神贯注地对着时间，他会因为自己的袋表十分准确而得意不已。看啊！只快了四秒钟！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哈林铺内的“天文台时钟”就会连一秒也不差了。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不再那么注意窗外的景致，这是我们父女谈心的时候——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谈话内容也随之改变。我们谈到碧茜虽然因病旷课数月，但到底与同班的同学一块儿中学毕业了。我们也谈及伟廉毕业后或许能申请到奖学金，叫他有机会上大学继续进修。我们又谈到碧茜不久就要开始在父亲的钟表店里接下簿记的工作，等等。
许多时候我都喜欢利用这段回程的时间问起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因为在家里的时候，我每次一发问，各位姨妈们就要抢着作答。记得有一次，当我还只有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问父亲一首我那年冬天在学校里读到的诗，诗中有一行是描写一个年轻人，说到他脸上并没有“性犯罪的阴影”。在学校里我是个极害羞的女孩，从来不敢在教室里问老师什么。后来我把它拿回去问母亲，她听了之后脸上立刻红得发紫。这时正是二十世纪的初期，就连在家中也没人讨论性的问题。
因此这一行诗就一直盘旋在我脑中，我知道“性”就是“性别”，是指你是男孩或是女孩而言；“罪”则是个叫贞苏姨妈一听就要生气的东西，但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之大惑不解。因此，那一次在火车车厢里，当我坐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突然开口问了：“爸爸，什么是性的罪恶呢？”
他转身望着我，正像他往常准备回答我的问题时一样，但令我奇怪的，这次他并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把他的皮箱从我们头上的放物架上拿了下来，放在地板上说：
“柯丽，下车时你替爸爸拿这只箱子好吗？”
我站起来，尽力试着去抬它，但是没有办法，那里面装满了他早上买的钟表和零件。
我说：“爸爸，可是这个箱子太重了。”
父亲说：“不错，如果一个父亲要他的小女儿提这么重的一只箱子，那他真不是一个好父亲。柯丽，知识也是一样，有些知识对小孩来说，实在太重了，要等到你够大、够强壮的时候才能担当它。至于现在，你必须信任爸爸来替你承担它。”
我十分满意他的回答，其实不仅满意，而且内心深觉一种异样的平安。我知道不仅是这个问题，我所有的问题都有它们的答案的——但目前我甘心让父亲为我承担和保存我所有的问题。
贝雅古屋的晚上是少不了客人与音乐的。而当客人来时，个个都少不了会带着自己的箫与小提琴来，再加上我们家中每一份子不是会唱就是会弹奏一种乐器，这样一来，拼拼凑凑我们倒还组成了一个颇像样的乐队。每天晚上，大家围在贞苏姨妈房中的钢琴旁，吹吹唱唱、其乐无穷。
但如果城里有音乐会的话，我们家中的音乐会就很自然地取消了。我们买不起入场券，但在音乐厅的旁边有一个通到演奏台的侧门，室内的音乐就会从那扇门清楚地泻了出来。我们和几十位哈林市爱好音乐的人士就会站在那扇门外的小巷里细心聆听着每一章、每一节的乐曲。妈妈和碧茜身体不好，不能站好几小时，然而贝雅古屋总有那么几位不畏冰霜雨雪的听众。演奏开始之后音乐厅里不时会传来人们咳嗽和骚动的声音，倒是我们这些门外的听众屏息无声。
最叫人兴奋的是当圣柏和教堂开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亲戚在那儿当管堂。在他私人所用的小小进口处有一张长木凳靠墙放着，我们就坐在那里。教堂古老的石墙冷澈我们的背脊，然而我们的耳朵与心灵却因能饱享那动人的音乐而深觉温暖。
教堂里那座金色的大风琴曾是莫扎特弹过的，由其上所弹奏出的乐曲真有如天上美乐。当时在我小小的心目中，天堂必然就像圣柏和教堂，而且很可能就是这么大。地狱必然是个热地方，那么天堂必然像这座寒气袭人的神圣建筑物。由于在这座教堂里面有一道道的轻烟从那些出钱定座的教友的暖脚炉中袅袅上升，因此我当时一味相信在天堂里面人人都会有一个暖脚炉。即使在夏天，那股逼人的寒气也从来不会离开那大理石砌成的地面。但当风琴师开始演奏时，我们就不再去注意这些，尤其当他弹奏巴赫的音乐时，我们更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我还记得自己跟在妈妈和娜莉的后面，走上那漆黑笔直的楼梯，蜘蛛网不断地粘住我们的头发，老鼠在我们前头仓惶失措地奔逃。这座建筑物离贝雅古屋只有几百尺，可能比我们的住屋还新一百年，但是他们没有安娜姨妈整天忙着擦地、打蜡，因此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是来看妈妈经常照顾的许多贫穷家庭中的一个。我们几个孩子从来没想过我们自己也很穷。在我的心目中，“穷人”是那些常常要我们带食物篮给他们的那些人。妈**火炉上，成天都不断地煮着富有营养的汤、粥，好送给那些被人遗忘了的老人和脸色发黄的年轻母亲。那是说，这都是当她还有力气站在炉边烹调的时候。
那天夜里，一个婴孩死了。妈妈带着一篮她自己烤好的新鲜面包来探访这个家庭。她费力地爬上这个没有栏杆的楼梯，不时要停下来作几次深呼吸。在楼梯顶有一扇门，直通一间单独的房间，显然它是一房三用的住屋，厨房、餐厅与睡房都在一起。屋内已有好多访客，大家都站立在那里，屋内的椅子显然也不够用。妈妈立刻走到那个年轻母亲的床边，我则僵立在门口，门的右边有张自制的小床，里面躺着一个动也不动的死婴。
我们生活在一个尽力向小孩隐藏性知识的社会里，但奇怪的是社会却不设法保护孩子们免见死亡的可怕。我站在那里凝视那块细小不动的东西，心头卜卜地跳个不停。娜莉一向比我勇敢，她伸手触及那象牙似的小白面颊。我也很想这么做，但心中害怕不敢伸手。最后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惧怕，我伸出手指摸了一下那只卷着的小手。
那么冷——。
归途中，我全身发冷。回来后洗手吃晚餐时我也觉得冷，就是坐在我们点着煤气灯的温暖餐厅里，我还是觉得冷。在我与家中每个熟悉的面孔之间，我看见许多小小冰冷的手指头在爬着。过去贞苏姨妈常常谈到死，对我来说那不过都是空洞、抽象的字句而已，但今天夜里我知道死是件可能真正发生的事！如果死会临到那个婴孩，那么有一天，死要同样地临到妈妈、爸爸和碧茜！
我一面抖索着，一面跟着娜莉上到我们的房间，上了床爬在她身旁躺下。最后我们终于听见父亲上楼的脚步声。我最爱每晚他进来替我们盖被的那一时刻，没等到他来我们总是睡不着的。父亲有他特殊的方法塞毡子，给我们盖好毡子之后，他会把手放在我们头上片刻才下楼去。他走后，我们尽力保持着原来的睡态，甚至连脚趾也不舍得动一下。
但那夜他进来时，我忍不住地哭了出来。我哭着喊叫说：“我要你，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娜莉在我身旁坐了起来，她说：“今天我们去看胡妈妈，柯丽晚餐时什么都吃不下去。”
父亲在我们狭小的床边上坐了下来，温柔地对我说：“柯丽，当你跟爸爸到阿姆斯特丹去的时候，爸爸什么时候把车票交给你呢？”
我吸了几下鼻子，想了一会儿：
“当然是我们上火车之前嘛。”
“对了，我们那位满有智慧的天父，祂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不要跑到祂前头去！当时候到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必须去世，那时你就会在心中及时找到你所需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