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請你們在禱告中記念我，我實在非常需要你們的禱告支持。
這需要比以前更大了。在揚州那個動蕩不安的夏天，戴德生差人帶了一個口訊給當時的英國領事，告訴他們這隊宣教士所面對的危險。其後不久，他再寄出一個短訊，提到他們正處于危難當頭，生命受到威脅。
雖然他並沒有要求領事保護，也沒想過會受到保護，但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在揚州被暴民滋擾一事卻被傳開了，事件更引起國際糾紛，中英兩國還差點互相動兵，這事大大影響了中國內地會的工作。
剛簽署不久的條約里這樣注明，任何拿著英國護照的人都可以在全中國四處走動、或定居而不會受干擾的。不過，無論是英國官員、英國商人或是宣教士，每當他們離開那五個最早被逼開放的口岸，進到內陸時，都會遇到當地人的反對或是不友善的對待。自從條約簽署後，英國領事就接到源源不絕的投訴，指出在中國很多地方，當地的官民都不願遵守條約規定並其所表現的精神。所以，在接到揚州宣教土受困的消息後，英國領事認為是該將事情討個公道的時候了——明顯地他是一直在等待這個機會。
引用英國國民在揚州受辱一事為題，在華的英國官員在英國外交部指使下，藉機強迫中國遵守條約所列的條款。為要向清廷施壓，還派出英艦來展示實力。
當有關英國官員在華耀武揚威的行動傳回英國時，其時恰巧英國國會改選，新上任的內閣成員對于上任國會對華過分激烈的政策不以為然，于是一舉**了以前的政策。那些在地球另一端忠心的英國報章，在未能查清事實的情況下，就大肆公開抨擊那些差點讓英國卷入戰爭的宣教士們。這些報章又指責那些宣教土要求英國炮艦保護，以船堅炮利之便，來強迫中國人改變自己的信仰。
國會為在華發生的事件激辯多月，而英國報章亦不斷以頭版篇幅報導。如此一來，在英國的中國內地會辦事處自然也得發表聲明，應付外界的質詢；不過布迦先生卻沒有听到戴德生提到向英國領事求救一事，對于有關指責一時難作申辯。他得寫信去中國查詢詳情，然後靜候數月等待回音。在此期間，公眾對內地會及戴德生作為領導人的指責蔓延全英國，而有些內地會的支持者更因此而停止奉獻。
瑪利亞為解戴德生之困，特地寫了一封長信給布迦夫婦，解釋在揚州所發生的一切。在信的末了她這樣寫︰︰“于外間無情的指責，以及主內肢體令人痛心的誤解，我們認為最佳的方法還是繼續工作好了。至于要申辯一事，就讓神來處理罷。只是我們認為你們應該知道我們所作的及其原因，至于麥華達領事，及柯禮國爵士在未經我們同意下就插手一事，你還是不要報導為佳，他們是遵照前任內閣所訂的政策行事，新內閣要他們承擔責任是不應該的。假如我們也落井下石，就是無情無義了。”
到了這時，戴德生自己已和當地官員協商妥當，把差會再移返揚州。至于在英國掀起的軒然風波，他們也是無能為力，唯一可做的就是禱告和等待批評自動止息。
三月間，英國上議院對揚州事件展開激列的爭辯，森馬錫公爵還動議要把所有在中國的英國宣教士召聚回國，以免他們再惹起爭端。憂心忡忡的布迦寫信對戴德生說︰
“你很難想象這事件對全國上下的影響。但感謝神我可以說︰‘任何事都不能動搖我的看法。’我深信他呼召我們是去工作，而不是遇疑難就一走了之或自承失敗……你要剛強勇敢，這場戰爭是屬于耶和華的。”
當英國發生批判風波的同時，在中國的內地會亦要面對一次內部引發的危機。其實這事已醞釀多時，一小群不滿戴德生領導及政策的宣教土，最近又制造事端，他們因為拒絕再穿華服，其後更被他們工作當地的城市驅逐離去。戴德生和瑪利亞大方地收容他們在自己的宣教中心，但他們仍是不肯穿中國服裝，而且繼續反對戴德生的領導。最後，他唯有傷心地請他們離開。雖然只有這一小撮異見分子和戴德生的意見不和，但問題卻是以訛傳訛，在英國這事又被大加渲染，使得更多的支持者亦因而停止奉獻，結果這小小的差會在英國和中國都陷入了危機的局面。
戴德生重擔壓肩，他寫信回家向友人求助︰“請為我們禱告，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恩典。我們每天都要不斷求神給我們忍耐和寬容，賜給我處理人際問題的技巧，以應付那麼多不同性格、種族和語言的人所產生的磨擦。求神給我專一的心、清晰的頭腦、智能、溫柔、忍耐，會對準目標，信心不動搖，還有像主的愛以承擔我的責任。並求神賜我們足夠的需用和適當的幫手，好執行才展開的艱巨任務。”
雖然飽受內憂外患的困擾，中國內地會的同工仍繼續向新的地域拓展福音工作。就在揚州事件平息，他們可以返回當地立足之前，戴德生已作了一個重要的探索。他沿運河北上，抵達一個他認為可以向北方各省展開工作的城市。宓道生亦把寧波的工作交付其它人，自己則從浙江向西進入安徽，這人口二千萬，卻完全沒有基督教宣教士工作的內陸省分。
在英國，加入內地會的人數和奉獻收入並沒有如他們所祈求的增加，反而因為揚州事件所引致的爭議，大大地削弱了奉獻與支持。不過神用一個他們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去回應他們的禱告。
當時在英國有一個一文不名的人，他就如空中的飛鳥和野地的百合花一樣，沒有工作收入，但卻養活了一家人和二千個孤兒。他沒有向人發出求助，也沒有讓人知道他有經濟或其它需要，他只是把所需要的告訴天上的父神。喬治穆勒和他的信心，長久以來都是戴德生和其它人的激勵。
除了應付他在布里斯托的龐大工作之外，喬治穆勒還常常奉獻給在海外的宣教工作。他按時禱告，求神給他資源，好用來支持在中國或其它地區的福音工作。多年來，他都不斷慷慨奉獻支持戴德生的工作。
揚州事件剛起，消息還未傳回英國時，喬治穆勒就覺得需要多匯款項至中國內地會。在暴動發生後一兩天，他就寫信問布迦先生，索取更多他可以支持和為其禱告的內地會同工名字。布迦先生給他提供了六個名字選擇，穆勒卻照單全收。
翌年，在中國的同工為資金短缺倍感吃力的時候，穆勒又再次寫信，加增他的奉獻支持。當這封信還在途中時，戴德生寫信給他的一位同工說︰
“在半個財政年度里，我們所收的奉獻比去年少了一千多英鎊。我現在已經沒有雇用廚子了。我發覺從附近一間飲食店買飯食，每人每月只需一塊錢就夠了，這比雇個廚子便宜一點……讓我們憑信心為所需的款項禱告，好讓我們的工作不至被逼縮減。”
戴德生寧願自己節衣縮食，也不願他們的工作受影響。幾日後，他接到喬治穆勒的來信。信中說︰
“親愛的弟兄，主在中國的工作愈來愈縈繞我的心頭，故此我既禱告，亦盼望可以用更多資源和祈禱來支持這等工作。最近，我特別感到有此需要，在金錢上服事和你一起同工的弟兄姊妹。我特別希望他們知道我也是會個別關心他們的，而神已經滿足了我這盼望。”
信內有十一張匯票，是寄給十一位以前穆勒沒有支持的同工的。連同該信亦有一封布迦先生的手筆︰
“經過細心考慮後，穆勒先生向我索取了和中國內地會有聯系的弟兄姊妹的名字，他決定個別給他們自己能力範圍內的支持，除非我們知道有其它不可能的原因……主知道我們的資金愈來愈短缺，故此叫它所看重的僕人來幫助我們。”
喬治穆勒對他們的鼓勵並非單是在金錢上，(雖然他在隨後數年的奉獻，每年都達到一萬英鎊，而這數目也是在揚州事件發生後，內地會所少收的奉獻數目。)知道有這信心偉人為他們的需要禱告，雪中送炭令他們感到無限振奮。在他寄來第一批的支票中，他寫了一番令那些宣教士信得鼓舞的話︰
“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你們，我在主里愛你們；我對主在中國的工作非常感興趣，而我每天亦會為你們禱告。
“我相信在你們遭遇困境、苦難和失望的時刻，知道有人關心，有人在主面前記念你們，是能夠給你們帶來鼓勵的。但就算沒有人關心你們，你們亦要知道主是常與你們同在的。保羅在羅馬監獄內的例子就是個明證(提後四章16至18節)。
“仰望他、倚靠他；有此確信，當你與他同行，定楮在他身上時，他就必幫助你們，他永不會叫你們失望。我認識主已有四十四年了，就讓我這年長的弟兄告訴你，他從不會食言。在最艱苦的歲月里、在最難忍受的熬煉中，在最貧困的生活中，他仍然沒有令我失望。因為神的恩典使我可以信靠他，而他也常常成為我的幫助。我樂意稱頌他的聖名。”
這些話正是戴德生所需要的。外表上他似乎看來穩若盤石，是他那些年輕同工的信心典範；但他要承受的壓力卻愈來愈重了。新的宣教中心一個接一個成立，這些奇妙的事工發展，無疑令他非常興奮，但擴展的工作亦成為他心頭的重擔。他心中嚴重的抑郁似乎揮之不去，心里沒有平安。
一八六九年初，他向父母傾訴他藏在心底的苦惱和傷害︰“我常常請你們在禱告中記念我，我實在非常需要你們的禱告支持。這需要比以前更大了。有人妒忌我，很多人看不起我，又有人憎恨我；多少時候我常常要背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我是制訂一些宣教原則的創始人，又是強大的不信及迷信體系的抗衡者，我所作的前無古人。因為缺少有經驗的助手，我常常生病，所處的環境又不時令我感到難堪。假如主不是特別恩待我，假使不是確信那些工作是他的，而他也在我里面，相信在這些矛盾困境之中，我早已倒下了。但這場仗是屬于主的，他必會得勝。我們會失敗跌倒，但他卻永不會令人失望。然而，我實在更需要你們的代禱。
“我的責任愈來愈重，需要神更大且特別的恩典才能夠勝任。我常痛心疾首，為什麼我和神的距離那麼遠，而我效法親愛的主的速度又是那麼緩慢。
“有些日子我被試探苦苦折磨，才發覺我的心原來是那麼壤。但不久，我知道我愛神也愛他的工作，我只願單一事奉他。我寶貴我親愛的主，他是超乎一切之上，亦只有他可以完全接納我。很多時候，我會忽然懷疑，這樣一個滿身罪污的人，怎能作神的兒女呢？但我會盡力把這些思想拋諸腦後，我以耶穌為我的至寶，也因神豐富的思典，使我們在愛子里得蒙接納，為這些事實而歡喜快樂。主耶穌是父神所愛的，我們也要愛它，但在這方面我是多麼不足啊！願神幫助我，使我愛主更深，並更殷勤的服事地。請為我禱告，求主保守我遠離罪惡，使我全人成聖，並大大的使用我為他工作。”
戴德生雖然有信心帶著一隊宣教土到世界另一端的中國去，但在這段日子里，他卻覺得自己是如此不足，從未像現在那樣更渴望神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