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凡先生所讲的有关父亲的过去，洗刷了我们因父亲而来的耻辱感。那件事后不到一年，正如白凡先生所虑的，我们的民族不得不尝到了同室相戈的战争滋味。
那天正好是礼拜日，我在教会做完大礼拜回到了家。下午的时候才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我安慰厂里的职工和邻居们说我国也有车队不用太担心之类的话后，忙了一天的接生和厂里的事。
可是没过两、三天，就远远地传来了大炮的吼叫声，从北边送来了成批的伤员。一见到那些伤员就想起了死去的父亲。我联系教会妇女会的委员们准备一些大酱辣椒和大米，做了饭团给路过的难民吃。正好有宽敞的厂房，便收容了一些伤员，也帮着做了看护。没过几天，又传来北部军已经打到议政府的消息，于是，伤员又被转到后方了。
每天都有大批的难民扶老携幼地向南走去。民心开始动摇了。老百姓互相猜疑、互相惧怕。可是因为工厂的缘故我不能轻易地逃难。然而情况越来越不妙。
有一天，为了接生我去了如今汉城体育场后边的山村。突然有一位支委会的姊妹急急忙忙地追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唉呀！我还担心碰不上您呢，快去躲躲吧。”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反问道：
“躲什么？”
“不得了了。您是高级军官家属，又是独促国民会的议员，他们已经到了新堂洞要来抓你了。”
“他们？他们是谁呀？”
“亲北分子。”
我的心咯噔一下。可是又不能撇下快要分娩的产妇走掉。我用祷告来平定了心后，把孩子顺利地接了下来，并做好了产后处理。一切安排妥当后，出门时夕阳西沉。我揣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家时，在路上遇到一位卖西红柿的妇女。
“大婶，这些西红柿我都要了。”
“你都要哇？”
“对，还有您穿的衣服也和我对换了吧，我另外给你算钱。”
就这样我装扮成卖西红柿的人回到了家。
回家后，我把工厂托付给李技师，就和母亲一起，把大米、大酱缸和孩子们都放在手推车上开始了逃难。那天下着大雨。一路上我把看到的西红柿都买下来放进手推车里。到达汉城时虽然卖了几个西红柿，但是大部分西红柿都被不知好歹的几个孩子吃掉了。我不得不买下西红柿来补缺。
沙滩上到处都是尸体。无人认领的尸体发出腐臭的气味充斥江边。我要是挨抓了……这个念头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使出吃奶的劲儿狠命推车。可是被尸体卡住的手推车不象平常那么自如。在母亲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到达了渡口。幸亏船尚未开走。于是我仍在人群中卖西红柿，总算平安地渡了江。随后和家人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三个月。每天晚上我就在山洞里做通宵祷告。天一亮，几乎每天都有轰炸机发着震耳欲聋的声响飞过清溪山。每当飞机误伤人命，再三地叮嘱孩子们不要在飞机飞过时出去乱跑。这下倒好，孩子们把上衣翻过来披上后又跑上山，并采来了橡子。孩子们采来的橡子快有一草袋了。我把橡子皮剥了后把橡子装进草袋里，放入溪水里泡了起来。
好不容易挨到九月下旬，枪声拉远了。终于听到收复汉城的消息。
我用孩子们采来的橡子做成糕点装在手推车上到了新堂洞，每当有邻居和教会的信徒问候时，我就送他们一块橡子糕。
在我逃难时，值得庆幸的是我开的工厂安危无恙。别的火柴厂和肥皂厂都因逃难而倒闭，只有我的工厂还在生产。结果我厂出的产品几乎垄断了市场，在短短的三个月里赚了很多的钱。因为李技师的一条腿是瘸的，所以没有被拉去当兵。等我回来时，李技师把装满钱的六个袋子递给我。我感激他的正直，把三个袋子的钱给了他。
我怕战争一时不能结束，就跑遍汉城到所有开张的金银店买下了金子。这样买下的金子可以装满一个大碗。我打算到丈夫那里呆到战争结束。正打点行李时，丈夫从镇海坐军舰来找我们了。三个月来他也很担心我们出什么事，所以当天就把我们带往镇海。在第二年七月左右，我们在镇海海军家属楼听到了停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