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文對社會問題一向是積極的，他不能忍受一種逃避社會責任的宗教。他不叫人遁世，相反地，他指示一種生活于現世社會的適當方法，這方法包括著和上帝國一致的一種社會改造運動。他對現社會的理想牽涉到一切人類活動的部門。他贊揚一切藝術及真的科學，認為它們對幫助人認識上帝及指導人生都有貢獻(見《林前釋義》第八章第三節)。在純科學部門他沒有什麼貢獻。現代科學在他那時代還是幻弱的嬰孩，他並沒有看出它將來的發展。白拉赫(Brahe)、吉勒伯(Gilbert)、克普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諸人的工作尚未出現。加爾文對哥白尼(Copernicus)並不欣賞，這不過說明他和當代學者，連同許多科學家在內都有同樣態度。
加爾文對創造的觀念的主要根據是從聖經得到的，而他對自然界的觀點純粹是宗教性的，可是他全力贊同科學研究者對自然界的研究工作。這種工作不在他的範圍之內，在科學知識方面他亦不曾把自己當作權威。他攻擊那偽科學的佔星學，是因為它違背基督教對上帝權威及權力的觀念，而不是為要使真科學擺脫偽科學的纏絆。凡具有才智，能夠發展我們對宇宙的知識者，加爾文都願意鼓勵他們，祝福他們，因為他們是在幫助我們更能看出上帝的智慧及榮耀。下面討論關于上帝的創造作為的一段話，可以表明他的態度。摩西告訴我們穹蒼的大小兩種光，似乎是指月球的體積在天體中是次大的。可是加爾文說︰“天文學家根據可靠理由，已證明土星，因距離長遠顯示得體積最小，實際上卻比月球大。差別就在這里︰摩西以最淺顯的方法說明事物，普通人但憑常識，即能了解；但天文學家悉心研究一切人類的聰敏心智所能領悟的事物。這類的研究，無論如何不可非難，科學亦不容排斥……因為天文學非但是有趣，而且是有用的學問；它顯示了上帝的令人敬服的智慧，這是無可懷疑的。因此聰明才智者用在這方面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凡有時間及能力的人，對此亦不應忽視。摩西亦非真的要我們放棄在這方面的追求……，只是他被立作為博學的人的導師，亦作為愚庸不學的人的導師，他若非應用通俗的方法施教，必無法履行任務……天文學家若研究星辰的準確體積，必發見月球比土星為小；但這種發展比較是屬于抽象的，因為我們眼楮所看到的並不如此……讓天文學家們保持他們的更準確的知識吧。同時，那些在夜間欣賞美麗月華的人，若非承認這是出乎上帝的恩典，必被責以剛愎忘恩之罪。”(見《創世記釋義》第一章第十六節)。
當加文爾時代，實驗科學在初等及中等教育的課程上還沒有固定地位，加爾文亦不曾把它放在那地位上。可是他尊重“探求真理的欲望”，認為這種精神乃人類墮落以後仍然“繼續發光的火花”之一。他的“研究自由”的原則，和他主張學者探求事實有不受限制之權，都表示出他尊重科學精神的態度。那位和他同時代而比他年輕的隨從者宰恩齊(GirolamoZanchi)的宇宙觀頗受重視，甚至有人稱宰恩齊為伽利略的先驅者。
有人批評加爾文為“厭惡藝術”的人，這種批評完全是不公道的。加爾文是愛美的人；我們不難從他的著作中搜集許多歌頌自然美的句段，正如從任何和他同時代的著名作家作品中所能搜集到的一樣多。這類句段許多是充滿著高尚精神的。他從未曾排斥純藝術，但他反對把藝術應用于迷信及偶像方面。他說︰“因為知道雕刻和繪畫是上帝的恩賜，我要求對它們有純潔合理的應用。”但同時他亦不容許以它們代表那看不見和聖潔的神，“以免上帝的尊嚴為錯誤的幻想所歪曲。”(見《基督教要義》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十二節)。要求從道德上和宗教上來解釋藝術的效用並不等于是厭惡藝術。他堅決主張“一切藝術出自上帝，應該當作是上帝的創作。”(《出埃及記釋義》第三十一章第二節)。這種原則絕對不是消極的，其用意在乎避免在崇拜中應用藝術品，因為加爾文認為這非但是濫用藝術，且亦敗壞崇拜。正如許多在他以前的基督徒的道德家，他亦反對教堂中應用樂器，但不反對普通社會之有樂器音樂，他認為音樂具有一種神秘和幾乎難以置信的感人力量，是上帝為著世人的娛樂而賜給世人的高尚禮物之一(見《基督教要義》第三卷第廿章第卅一至卅三節)。在《創世記釋義》第四章第二十節他說︰豎琴和其他樂器，不能因為是屬于娛樂性質，而把它們當作是多余的。只要不用于公共崇拜，用于普通娛樂是合宜的。加爾文之拒絕那可能有助于崇拜的樂器一事實屬錯誤。只是在另一方面，在他的鼓勵之下，波喬(Bourgeois)，古地米(Goudimel)，和其他優秀作曲家所產生的日內瓦聖歌，對聖樂方面的貢獻極大。加爾文以詩篇歌詠作為全體會眾高尚崇拜的方法，並以之奮與基督徒家庭。垂十六年之久，波喬協助加爾文訓練日內瓦青年“以心靈及感悟”歌唱。加爾文曾以音樂上的“交響樂”作為對教會的比喻之一，在某次證道時他以“許多哥喉合唱”的旋律勸勉基督徒的契結。由于他喜從古典文學中征引詩句，在日內瓦書院編排的課程，以及他本人的創作(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乃“向耶穌基督頂禮”(SalutationtoJesusChrist))，足證他對詩的濃厚興趣。
宗教與神學問題在加爾文心中始終佔最重要地位，他的時間精力大部分都用在這方面；對其他部門的貢獻比較不多，且多半是間接的。可是他鼓勵歌唱的貢獻是富有意義的。他曾說︰“我們從經驗得知，歌唱之振奮人心，使人以更熱烈迫切的心情禱告贊美上帝，其力量是偉大的……”某些人慣于把加爾文性格描繪為無情，冷酷和嚴格。他們忽視了加爾文性格上的重心和主要成分。其實在他的嚴格和聰慧的性格中有一個純粹的屬情感的核心，就是響應上帝之拯救的情感。他的印記上所用的圖案是一顆燃著的心，握在一只伸出的手中，加上了一句格言 靈敏誠懇地為主工作 這實在並非徒然。加爾文過世以後，在他後期生活和他接觸最密的朋友伯撒說了下面的幾句話︰“正如太陽沉下去時……那在世界上引導上帝教會的最偉大明燈已給取回天上去了!”
加爾文的事工和他的著作已給了復原派一個穩固的地位，並使它成為近世的一大動力。為著要在紛亂的世代復興上帝的教會，導引人心，使能在上帝尊嚴之前悔悟敬拜，在各事上完全順服他的旨意，他以不屈不撓的熱情，把他的全部精力心血都貢獻了出來。
加爾文的主要影響不在乎他在神學上或在教會組織上法規上創造了某種制度，而在于他能從智力上和感情上去把握基督教的信仰。許多批評他的邏輯過于嚴謹的人對他的宗教透識卻極喜愛。他的敵人和他的學生當中，很少有人能夠把他的偉大衡量出來的。他曾成為偏見及固執者的攻擊目標。他的著作在宗教史上已充分證明了他是一位宗教天才，如巴文克(HermanBavinck)所說的︰“他看整個生命都受了上帝榮耀的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