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结束了在远东圣书学院的为期三年半的学习，来到了天津圣会所事奉。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圣会所是由宋尚节博士在天津创立的布道团演变而来的。布道团先由张周新和陈善理夫妻负责，后来张陈二人把家产卖掉，开办了圣会所，并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与张周新在布道团中认识，后来张周新就邀请袁相忱来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从北京来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传福音，带领聚会，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时，袁相忱有机会常去阿珍家里，但当时因天津太乱，阿珍的父母就让阿珍和两个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里，那里很安全，日本兵不会进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却没有看到过阿珍，只听阿珍的妈妈讲，阿珍现在也信耶稣了，每天都在家里读圣经，脾气性格也有很大改变，不像以前那样爱生气了。她还想去读神学，只是神学院只招走读的，而阿珍的妈妈又不放心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时局实在太乱了，所以就没让她读。相忱听后很高兴，这也算是他所结的一个果子，他没想到阿珍真的信了，并且信得这么好，就很为阿珍高兴。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里，阿珍的母亲告诉相忱，有人给阿珍介绍对象，对方是一个银行行长的儿子，可是阿珍一听人家不信耶稣，就一口回绝了，连面都不肯见，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气。后来阿珍就干脆对家人明说：“圣经上说，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我信了，就要找个信的对象，以后你们就别给我瞎张罗了。”阿珍的妈妈说：“你看看，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会。外面那么不安全，并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个性很强，她说要找个信的，别人再劝也没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稣的，认识的人多，看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基督徒给阿珍介绍一个。”袁相忱点头答应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处，就立即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说：“阿珍的妈妈让我给阿珍物色一个对象，我挺喜欢她的，如果父母也觉得合适，就请父亲写封信给阿珍的父母，向他们提亲。”袁禹庭接到儿子的这封信，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儿子最近几年来最让他们满意的一个举动。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时正患重病，但一听袁禹庭念完了这封信，就高兴得合不拢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当时是无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写了信，就应该有点把握。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兴，病就好了，并且可以下床走动了，于是全家人就合计该怎么给梁家写求婚信。最后还是由袁禹庭亲自执笔，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长信给阿珍的父亲，大意是：“得知令爱阿珍也信了耶稣，并且说非基督便不嫁，我们很为她高兴。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稣的，如您不嫌弃，就恳请向令嫒提提这件事，看看他们两个的想法。我们也知道，按理说我家阿邦无论从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与令嫒商量一下此事，我们将感激不尽。”
这是一封近乎恳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亲收到信后很为难了一阵子，他知道阿邦是个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为人正派，可是要成为他女婿的话，又似乎太穷了，恐怕女儿将来要跟着他受苦。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这封信给女儿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态，并反复对阿珍说：“你自己可要考虑清楚了，阿邦虽然是个好孩子，但他家实在太穷了，房没一间，地没一亩，他自己又是一个传道人，也不可能赚大钱。你要考虑以后的生活问题，别急着答复，终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的结论是：“就冲着他是一个为主工作的传道人，我答应了。”于是袁相忱与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订了婚，并于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袁相忱与梁惠珍虽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没有介绍人，但严格地说并不是自由恋爱，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从未谈过恋爱。结婚前两天，梁惠珍由母亲和妹妹陪着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时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说结婚时下雨不是好兆头，并且下火车时因为拿的东西太多，结果就把伞放在火车上忘记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兴。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结婚这一天，却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与梁惠珍的婚礼在王府大街的大饭店举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马拉车，穿的却是西式的婚纱。袁家请了一百多个客人，其中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婚礼先由牧师证婚，之后又按中式规矩进餐，吃饭前，饭店先按中国的规矩给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面条，服务员给新郎新娘道喜，说：“新郎一碗长寿面，新娘一碗长寿面，长长久久到永远。”然后就把两碗面条摆在新郎新娘面前。袁相忱一听，就不高兴，说：“我是信耶稣的，不信这个。”边说边拿起自己的那碗面往地下一搁，然后又把梁惠珍面前的那碗面也往地下一搁。袁母的脸刷地一下就变了，可碍于新娘和客人的面，又不便发作，过了好久脸色才稍微缓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却丝毫不在意，又继续招呼大家吃饭。这段婚礼上的小插曲一直让梁惠珍记忆犹新，这是她第一次从近距离领略丈夫的风格。
婚后，袁母曾对儿媳梁惠珍说，“阿邦脾气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肠子，你以后多担待他，别跟他计较。”梁惠珍却心里想，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气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继续事奉，梁惠珍也跟着他回到天津，暂居在娘家。约过了半个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迁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后面收拾好了一间小屋后，才把妻子从岳母家中接来。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经常会有日本兵进来，但多数的日本兵也只是进来看看而己，并不闹事。有一次，两个日本兵进来，把枪搁下，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了“战争罪恶”四个大字，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是基督徒，是被迫来服兵役的。看来普天下神的儿女都是痛恨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