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王明道先生的后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刚刚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很快地，他就让这个得之不易的身份证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要去上海，去见王明道先生。他本来说要住在陈本伟弟兄家，陈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书房工作的，阜仁大学毕业，后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亲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妇住在他家里。陈本伟弟兄去车站接袁相忱夫妇，在车站一见面，陈弟兄说：“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梁惠珍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于是他们一行人就拎着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进门，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到门口，对袁相忱说：“相忱啊，我两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一边说着，一边拿手摸着，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泪来。于是袁相忱夫妇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二十多年来彼此的情况，又彼此勉励。王明道先生当时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聋，所以说话很大声。他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言语表达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王太太当时比王先生脑子清楚，对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记得比王明道先生准确。
王明道先生告诉袁相忱，他的儿子王天锋小时候就受过洗了。天锋是个孝子，每星期两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饭。吃饭时袁相忱问天锋：“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批人已经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锋迟迟不回答，后来才说：“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后来，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创世纪。但袁相忱却觉得天锋有一天会回归的，他是属于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时候到了，他会回来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谈的最多的，就是当年一起拒绝参加三自的那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数过来：有的是面对被捕的威吓，立即就放弃的；有的是在监狱中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出卖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狱的；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真的是被改造过来的，出了狱，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三自的。每谈到这些，大家就觉得很压抑。当年一同在主面前坚立心志，却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让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当年他苦心培养的彭宏亮。彭宏亮当时很年轻，比袁相忱还要小十多岁。他的动作、讲道的声音都学王明道先生，人称“小王明道”。本来是彭宏亮来找袁相忱，出主意让袁相忱写信发明信片给大家，通知大家开会，结果入狱后，他把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时只说是自己发的明信片，不说别人。结果彭宏亮最早出狱，只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但神是轻慢不得的，彭在狱中检举这个、检举那个，推脱责任，结果出狱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东大地桥有人看见他脚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说话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吴慕迦。他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别，正骑着车，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说：“站住，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就被带上手铐。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又抄家。吴慕迦与袁相忱曾一起在东北服刑，他获释后，梁惠珍和刘淑洁曾去看过他。她们都说主的话，他却不说，老转移话题。又有一次，梁惠珍给他送三十元钱，送烤鸭，吴慕迦告诉梁惠珍：“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你来了我还得向一个高个长脸的人汇报，你也认识。”梁惠珍马上明白他说的是谁，那人是学生会的。吴又说：“我郑重地说，你们也不要再拿钱来了，我不要。”后来他承认说：“我己经放弃了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要欺骗人呢？为什么要信呢？马克思原来也是信的，但后来不信了。为什么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骗人，我现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说，怕你难过。我为你高兴，你没有和袁相忱离婚，那么多年都没和袁相忱分手，我很为他高兴。希望你现在要多订一些进步的书籍，让袁相忱的思想转变得快一点，快点出来。他太固执了。”梁惠珍听了，一阵心寒。吴慕迦获释后爱人已去世，他很伤心，户口也进不了北京，就留在当地劳动就业。他说这番话时，有三个人在场：吴慕迦与他儿子大卫以及梁惠珍。他儿子就问：“你批判的是什么？算哪一类？”吴慕迦就说：“我就批判信仰。我现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他儿子说：“你每次汇报就是做间谍工作，出卖人。”吴慕迎就沉默不说话。梁惠珍带给他三十元钱，他说不要，可梁惠珍也没有拿回来，钱就搁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从此大家很少来往。吴慕迦后来又加入三自，神学院院长殷继增劝他在燕京神学院教书，他就去教希腊文。加入了三自，户口、薪水、楼房等一切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诉信徒。一次，他在三自讲道，主题是“谦卑”。讲完后宋天真写信问他：“你讲的很好，可为什么不把失败的见证讲出来。你怎么失败、怎么不承认主，这些见证更能教育别人。”吴慕迦看信后说，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为没有人敢跟他提这些。
吴慕迎后来曾来袁相忱家里看陈本伟的母亲陈老太太，陈老太太当时来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辩解说：“我当时是批判神学。”可他后来恰恰又做了神学老师。
袁相忱说：“我与吴慕迦虽然一同受苦，但后来道路却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摇头、苦笑、叹息。
人很难从外表来检验一个人，只有神用火来试炼。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识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稳。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终结，不能把起初的火热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来没有很多的恩赐，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却能够持守到底。袁相忱经常告诫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会怎样，你不知道神会如何带领他。”
其实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经在思考一些当时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他找了七八个亲近的同工，在他家里开会，还录了音。后来有一个一起开会的弟兄来找梁惠珍，说是有事商量，让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个弟兄告诉她：“我要你来，是让你听一盘录音带，是王先生与几个人的谈话。”梁惠珍就问：“怎么不让相忱来听？”他说：“相忱刚从里面出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什么都说，并且他认不清好坏人，对谁都没有戒备。你听了回去再告诉他。”梁惠珍就认真听录音带。王明道先生说：“当前宗教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大教会，政府所控制的，一个是家庭会。现在的大教会是共产党利用三自来压制信仰，我是极力反对，坚决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过现在我觉得很惋惜，到现在我觉得与我同心的人非常少，为我受牵连的人很多，为我的问题牵连了一大片，中学、大学、各行业都有为我受牵连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与我同心的人特别少。真正不向政府低头，能够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说说，还有谁呢？据目前的情况，有两个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个是广东的，姓林（林献羔），一个是北京的，也是广东人（袁相忱），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广东的那个屡次经过考验，是这样的；北京的那个也是这样。别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是见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摆上，令我很痛心。”除王明道先生发言外，还有别人也发言说：“我们不能被共产党利用，我们也不利用他人。我们传的是主的真道，没什么可惧怕的。”主要还是王先生讲话。王明道先生当时很清醒。这是梁惠珍亲自在那个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妇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时，他已经是车轴辗话，说了又反复说。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后，写了一篇《记神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