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在不同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盡管我的金錢帝國已初具規模，可由于我出生在一個富貴的家庭，所以在我身上很難發現那些暴發戶們身上所存在的問題——為安全擔驚害怕，過分沉迷放蕩，以及厚顏無恥等等。而且，我也沒有那種豪門子弟所慣有的好發號施令的脾氣。盡管我也算得上是社交界的名人，但我並沒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我來說，擁有金錢僅僅意味著可以靈活地進行投資，去開發，去（很坦白地說）賺更多的錢。隨著財富的不斷增加，我在工作上甚至更加努力了。我並不是因為擔心害怕失去一切，而是真地樂意帶給人們一些幫助。我這種願意幫助人的心志甚至從孩提時代就開始了。盡管我已經先後建立起四家資產過百萬的公司，但我在這一點上一直都沒有改變。
不管怎麼說，到1970年，建設我自己的那個金錢帝國成了我二十四小時的工作。雖然我已經賣掉了三家公司的股份——Niamco公司（醫療器械），Herbagere公司（無土草料種植機）和Menotti公司（電冷燙設備）——但我在一個街區里還擁有五樁大樓，那里可是休斯頓最好的地點之一。其中有一樁樓的面積多達4,500平方英尺，里面有我的住處，我在Maritronics公司的辦公室和一個可以供應五百人就餐的廚房。那時有五百個人正在參加我們在節食方面所進行的研究。在與此相鄰的另一個街區里，我還擁有一家規模很大的診所，它當時正在為想從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獲得新藥許可證的五家大型制藥企業漫無目的地進行著研究和試驗。
我把一天當中四分之一的時間用來監督醫學方面的項目，而其余的時間則全花在了發展長期以來我所偏愛的MaritronicsInternational公司的上面。在Maritronics成立後的23年時間里，它已經促成了至少150,000樁婚姻，據調查其中只有七樁婚姻以離婚告終。與此同時，休斯頓的離婚率也從全國首位一下子下降到第十五位。
五十五歲的我現在可以很快樂地回顧我的人生。我一直以來都相信如果我能幫助足夠多的人實現他們的夢想，那麼我也會得到祝福。我所有的事業都在蒸蒸日上，生活中的每件事也都非常順利。
我很喜歡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勤奮幾乎佔去了我全部的休息時間。很快，這種過度勞累的生活就開始上門向我討帳。
很坦率地說，我覺得自己也應該好好休息一下了。我的兩個孩子此刻還都在學校里讀書（金泊莉還在聖安東尼奧，彼得則被我送進休斯頓的聖托馬斯大學）。而我即使是在做商界女強人的時候，也總是盡可能多地拿出一些時間來陪這兩個孩子。
我開始想享受生活。退休的想法對我的吸引力越來越大。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下定決心要簡化我手里把握的股份，這樣就可以減少我要擔負的責任，我也就可以重新再回到高爾夫俱樂部去了。我也更渴望去騎馬，渴望拋開時間限制去旅行，渴望午後能懶懶地坐在鄉村俱樂部的游泳池旁，愜意地喝著飲料。
在我考慮半退休的同時，我也開始捐贈我的部分財產。通過幾位很有名的朋友，我建立起一些大學獎學金。後來，有來自全國各地著名學府的四百名莘莘學子領到了這些獎學金。我並不是想要以此來提高我的聲譽，我只是喜歡幫助年輕人。
我也為彼得和金泊莉做好了安排，他們在畢業之後就會分別得到已經計劃好的遺產繼承權，到時他們就可以開始經營自己的企業。
當我決定半退休的那一刻，我的大腦里一下子充滿了各種奇思異想。而當我不那麼拼命工作，並在諸如打高爾夫球這一類活動中獲勝的時候，幸福的往事也會涌上心頭。
我不能再要求什麼了。一切都非常地順利——我的個人生活，我的計劃。所有一切。
“那為什麼，”我問我自己，“我對那些生意似乎還總是隱隱約約地感到有些不安呢？”似乎有人正在暗中策劃著一些神秘的、讓人說不清楚，甚至是不祥的事情。
“這只不過是我的想象，”我努力讓自己相信這一點。“這只是因為自從我決定退休之後，我甚至更加班加點地工作了。”
但我知道事情並非如此簡單。說實話，我對生意上的事情管地越來越少了。我在醫療診所里主要只和護士、五位醫生、心理學家和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有一定的接觸。盡管我每天都會在那里呆上半天，但我已經把絕大部分的管理權都交給了我的助手——賽爾妲。
這樣，我通常就可以在Maritronics公司里呆上另一個半天，把精力集中到幫助那些就快要結婚的情侶以及向他們提供咨詢和建議的重要工作上去。
盡管我忙于從事咨詢和研究的工作，但我還是注意到在那些為我工作的職員——那些和賽爾妲工作關系密切的人——中間，有一種快速的、無法解釋的人員變動。
一位和我一起共事了15年的會計師突然之間就離開了公司，臨走之前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他要麼就是搬到了另一個州，要麼就是與賽爾妲和他的兄弟之間有瓜葛。
其他那些我所一直信任的雇員也在接連不斷地離開公司。實際上，這種人員變動在1970年的最後一個月里就有16人次之多。老職員們一個一個離去了，而他們的工作則都被新來的員工接替了下來，可我對介紹他們來這里的那家職業介紹所一無所知。那家介紹所每次都是和賽爾妲直接聯系；她幫助選拔新職員並送來其中一些人工作進展的報告來給我看。
這種人員變動是我所極不願意看到的，因為我此刻正在盤算著要盡量減少我在生意上投入的精力。我根本就不想參與訓練新員工這樣的事情。幸好，賽爾妲在這件事上也給我幫了很大的忙。
我感到我在什麼事情上犯下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但這個錯誤究竟是什麼？我琢磨不出來。
但我又想，要是哪件事情上出現了可疑之處，賽爾妲一定會知道的。
賽爾妲是在1970年經由他人極力推薦而到我這里來的。我很快就發現她在管理方面的確是位理想的助手。她四十多歲，性格開朗，有著迷人的身材和蘭色的雙眼。但是，藏在她外表下面的卻是一顆冷酷的心。她對所有那些與我們一起共事的職員並沒有真地有過什麼同情心。但她用勤勉、忘我的工作彌補了缺少同情心的不足。很明顯，她的表現和推薦信里的內容完全一致。無論是從頭上紅色的卷發還是到腳下時髦的鞋子，她給別人的印象都是一個典型的管理者的形象。
在最初的三個月里，賽爾妲和我一起工作，她確實卸下了壓在我肩頭的許多重擔。她對每個細節都很認真，所以我交給她的權力越來越大。她甚至還幫彼得辦理了大學的入學注冊手續，並鼓勵他去尋求他自己的“小天地”（我本來讓他住在我的一所公寓里）。
她是一股安靜的旋風，使我在事業和家庭等方面一下子都進展得十分順利。當我和500位節食志願者開始了一項新的研究項目時，她更是設法使我的食譜和辦公樓的那間大廚房里所列的食譜基本相同。許多諸如此類的細微的感動，使她成為我心目中一位極寶貴的雇員，特別是我可以由此把更多的精力轉移到簡化商業股份的工作上面去。
我甚至讓賽爾妲替我寫支票——除了在上面簽名——並替我完全照料所有的帳目。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她對我來說是無價的。
既然她是一位如此可信而又有能力的雇員，所以我覺得在生意中一旦出現了任何嚴重的紕漏，她都一定會來提醒我加以注意。但是，這還是不能打消我那種令人頭痛的感覺。我在信任和懷疑之間不斷左右徘徊著。
賽爾妲是我那家醫療診所的經理，那家診所和我的Maritronics公司同在一條街道上，前後只隔了兩道門。由于她肩負著巨大的責任，我賦予她了特別的權力和極為豐厚的薪水。我覺得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信賴她。
她把診所管理地井井有條。每天，節食研究的參與者們都要到這里來量體重，把他們身體各重要器官及情緒狀況都一一添到表格里，還要測血壓，最後拿走兩個盛有當天食物的塑料飯盒。
賽爾妲考慮地非常周到。在廚房里的那些廚師聖誕節休假之前，她替我額外準備了些食物並把它們放進我家中的冰箱里，好讓我不必再費心去準備食物。這種細致入微的觀察力是她所特有的。
實際上我對這些從廚房送來的食物並不喜歡。我認為我也應該參與到這項研究中來，可我總覺得我的食物里有一股怪味——象是里面加進了某種能使肉質變嫩的軟化劑。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賽爾妲並讓她查一下，但她後來向我報告說這只是加在食物里的某些特別的混合調料的味道。
“你很快就會習慣這種味道的，”她這樣向我保證說。
聖誕節前，我越發地感到倦怠，精神萎靡不振。但節日里的那些活動——和朋友們共享晚餐，參加晚會等等——讓我深深地被這里的節日氣氛所感染，而我也不再想踫診所里那些見鬼的食物了。很奇怪，雖然在這個假期里我的飲食毫無規律，可我感覺身體好多了。我把賽爾妲送來的那些冷藏食物統統扔進了垃圾堆。
新年過後，職員們都又回到了各自的崗位，我們的廚房也重新忙碌起來。賽爾妲也看到我又重新吃起了那些現做的進行節食研究的食物。幾乎與此同時，我又覺察到了假期前的那些癥狀——惡心，胸口有種被什麼東西緊緊揪住的感覺——這些癥狀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所有這些癥狀在三月六日，星期六那天突然變得十分嚴重，我去見了麥克奎爾醫生。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經和我訂過婚。他給我診斷的結果是食物中毒，隨後他非常友好地給我上了一課，告訴我該如何好好地照顧自己，然後又囑咐我要好好休養，最後把我送回了家。
那種令人煩躁的憂慮仍然縈繞在我心頭，有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對頭，但我想我可能是太勞累了，所以我還是告訴自己說不要瞎擔心了。
1971年初，我收到一封令人心煩意亂的信，這封信是一位好朋友的親戚寫來的︰
貝蒂︰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會有一些事情發生，但是你不必擔心——一切到最後都會沒事的。
神要我為你代禱。你還記得幾年前你住進醫院，有位醫生要為你摘除喉頭嗎？那時你的嗓子有癌癥，已經有幾個月說不出話來。神派我到休斯頓為你祈禱．．．
是的，神現在讓我為你祈禱．．．
我從未見過給我寫這封信的人，但我從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她跟幾個特別的宗教團體有關系。在艾奧瓦州，我們稱這種人為“HolyRollers”。我十幾歲時就曾經遇到過這種人（在禮拜的時候，有兩個女人把我帶到後面的一個房間里，用一種听起來很奇怪的語言為我禱告）。回頭想想，我一連串“幸運”的成功都是從那兩個女人為我禱告之後才開始的，但我曾經對此感到很不舒服。而寫這封信的人也讓我有同樣的感覺。我很難搞清楚這封短信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一種鼓勵？一種警告？她還要再來休斯頓為我禱告？不管是什麼原因，這封信都太奇怪了，于是我把這封信扔到了一邊。
盡管我發覺有些事情不對頭，可是並沒有什麼理由去懷疑任何一件事。一切進展都很順利。在商界，我已經登上了頂峰，退休的日子即將到來，我正處在一生當中最輝煌的歲月里。
1971年三月七日是星期天，這一天我本應該去茹碧家里享受高爾夫球的樂趣和可口的甜點，渡過美妙的一天。茹碧和她的丈夫約翰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們的房門和游泳池在星期天總是敞開的。他們家一直是我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那里有風趣的談話，有笑聲，而且時常有一些著名的面孔在那里出現。如果是在以前，我應該早就動身往那里去了。
但這次相反，我決定去參加聖溫森特•迪保羅教堂七點鐘的清晨彌撒。我從來沒有這樣自己一個人到那里去。我只是在孩子們回家的時候才去教堂，這是因為我想讓他們把每周的敬拜作為生活的慣例繼續下去。
但這次我到了那里，一個人，這是我這麼多年以來第一次想祈禱。我真地不知道該如何開始，當然我也並沒有對祈禱的結果抱有任何奢想。我是說，我除了有一副樂于住人的心腸而且曾經幫助過許多人之外，我並沒有什麼虔誠的信仰。可是，此時我很想祈禱，特別是在此刻，我身邊正在涌動著一股凶險的暗流，似乎有什麼事情正在暗中醞釀著，這些搞得我心神不安。
“主啊，”我說道。我的聲音听起來干澀而僵硬——“我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一種恐怖正在佔據這我的生活。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請你幫助我。”
這些話听起來好象里面並沒有什麼聖靈的感動。至少我自己這樣認為。不過我已經竭盡全力了。我只是希望祈禱能早一點結束。
我從跪倒的雙膝上站起來，離開了教堂。當我走到街上的時候，有個人從行駛著的車子上向我揮了揮手，隨即那輛車子在一旁停了下來。是拉娜。這位年輕的婦女四年前曾為我工作過，她當時是我的職員，後來也作過我的行政助理。當她生病的母親來和她一起住的時候，她被迫辭了職。她的母親最近剛去世，她也因此從每天11點∼7點在本•陶鄉村醫院里的探視中解放了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拉娜就是神對我祈禱的答應，我決定信任她。
“幫我個忙，”我說，“明天兩點到我公司來，在那里呆到下班。好象有件奇怪的事情要發生。注意觀察一下，看看你是否能從中發現什麼——或是你想那只是我的想象。下班後我們一起吃飯，那時你再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拉娜馬上答應下來我的邀請的時候，我知道神已經听了我的呼求。
像她許諾的一樣，拉娜第二天來到了公司。當那個電話打來說安娜姑媽心髒病發作，被送進西南綜合醫院的時候，她還一直在那里。
“等著我別走，”我一邊喊著一邊沖向了汽車。
但是拉娜和我永遠也不會再有什麼機會談論公司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永遠也不能再共享那頓遲到的晚餐了。
我那安逸、美好而又慷慨的世界就要被粉碎在一個活生生的地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