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寒冷的一天，父亲到街上去讲道。回家后，身上的大衣不见了，母亲问其由。他答称：“我见刘先生身上衣服单薄，在冷风中颤抖，我就把大衣脱下来送了他，横竖我还有另一件呢！”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会把腰里的钱全部送给人。他有一种信心，认为上主会时刻预备一切。有事实为证，他的信心总得到应验。
他晨起很早，祷告最紧要，事无巨细全部交付祷告中。圣经他学得扎实，只要一人说出一句经文来，他就会指出那是圣经中什么书和第几章。有余暇，他博览群书，时常给我们背诵一些英国诗人的名句。
依我想来，我们是在极端严格的家庭教育环境长大的。父亲要求准时就餐，迟到的要说清理由，否则不准吃饭。每逢我们受斥责受窘之时，保姆总会及时“保驾”，我们被宠坏了。
父亲不时因事到上海去，搭的是驶行上海、天津间经过烟台的小型轮船，航程需四十八小时。
某次我们到码头去迎接他，目送那小汽艇离开码头到“顺天”轮（英商太古洋行所属一客轮。译者注）接载客人到岸上来。往日父亲会站在甲板上远远地向我们招手。这次小艇上却不见他的影子，有人说父亲病在船上。我们当即坐了汽艇去看，果然是病了，在客舱的大厅见到他，扶他回家，卧床休息。
此后，父亲的病情终未见起色。他中风数次，先瘫痪了双腿。诚没预料，一向外表活泼健康有力的人会罹此疾。
此时，我已毕业离校，得有充分时间来服侍父亲。他一连卧病数月，终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父亲故后，数百封许多我们不认识，受过他关顾的人写来的慰问信如雪片飞来。他广被称为“善人”，中国信徒兴建了一座礼拜堂来纪念他。
此后我陪伴母亲的时间多起来，自感已经进入成年阶段，应该认真帮助母亲的一切工作。
母亲
在教育工作上，我渐渐代替了母亲的地位，让她专心从事宣教事工。母亲素知地方监狱里那糟透的环境，时刻想到那些在沮丧中度日的囚犯。道尹特许她进去探监，但条件是，她进入之后，必须和囚犯一同被锁一处。重犯的囚笼不大，也很拥挤，可是母亲无所惧，在里面对犯人唱圣诗、传福音。一切犯人不但守秩序，且都聚精会神地听。（她开启了监狱布道之门，后来烟台才有“监狱布道会”之设。译者注）
母亲又进入女监房去传道。后来她说服了道尹，准她将织花边的板架带进去，教授女犯们学织。女犯比男犯的条件和居住环境都较好，她们认为能有一份工作使犯人来打发那漫长、乏味的日子确属一件愉快事。母亲利用时间来传讲耶稣，教唱简单圣诗。
某犯人是一位画家，监狱里另辟一室，由他自用，俾静心给道尹画像。母亲送他一本新约全书，后来他回敬母亲一首诗称赞她，并为她画了像。
母亲较父亲更重实际。父亲对饮食起居素不关注，常常工作至深夜，幸有母亲的细心服事，他才得享日常生活上的舒适。
她久患坐骨神经痛，病源起自幼年，受过一次伤。结果两腿长度不同，故不便步行远路。父亲为她特别订制一辆车，由一匹精选强壮的骡子拉，算是个独出心裁的交通工具。借着它，母亲常常走访那些病患中和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往返学校。母亲多次专心为她的腿疾祷告，终究她相信这是她“肉体的刺”，正如使徒保罗致哥林多教会书信里所写出的话（见林后十二章七至十节）。每逢她痛疼难忍时，就在家中休息，利用时间专为《晨星季刊》写稿，是她和一位中国朋友共同主编，（此人为袁润甫。后来先父曲子元也任主编多年。译者注）她时常将英国名诗译成中文发表。
可敬爱的母亲于一九二五年与世长辞，得年五十九岁，她一生多多从事益于他人的工作。中国人以“母亲”称之。她爱人不息，牺牲自己，对于“爱邻舍”的命令和原则持守到底，凡认识她的人，无不敬爱她。
以下是我对双亲的简短颂语
两位都是非常的人，一生献身上帝的工作，读经祷告费去他们很多时间。每遇机会，就传讲福音。对于一切求助的人，从不使他们空手或失望而去。对那些贫穷的缺乏知识的苦诉，总抱以同情，耐心倾听。
父亲很有学者的风度，能写一手漂亮的中文字。母亲能言善道，广庭下能抓住听众的心理，使人屏息而听。迄今多数的烟台人犹记得我母亲生前的善行。（此语实非过誉，其母逝世时，我年仅十岁，当时烟台人几乎无人不晓“东山马师娘”其人其事。译者）
父母相继逝世后，弟弟罗拔，承接父母所遗商业（即烟台“仁德有限公司”。后来设青岛和济南分公司，专门代理福特汽车。又在青岛另设“茂记公司”，专司一般贸易。译者注）教育和传道事工则由我继续。罗拔（烟台人习称他“大马”。译者注）善经营，处事认真，对一切职员和其家属的福利异常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