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储物房中的转变
「亲爱的神，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
时值傍晚，英国约克郡(Yorkshire)班士尼镇(Barnsley)生意最忙的一家药房的后厅中，戴雅各(JamesTaylor)和他的妻子贺美亚(Amelia)正在那里祷告。厅中放置着一列大型的书架，愈来愈多的书把它们压得吱吱作响。戴雅各几乎对所有关于中国的东西着迷了，许多古老大国如波斯、希腊和罗马，已然历尽兴衰不再复存，但中华帝国及它所代表的古代繁华，却仍然屹立不倒。戴雅各更关心的是，当这个世界迈进十九世纪，却仍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踏足在中国的土地上。
日子渐长，贺美亚的腰围渐宽。冬季过后，春天又临，在1832年5月21日贺美亚二十四岁时，她的儿子出生了。他们为他取名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
戴德生的父母都是循道会(Methodist)的信徒。小时候他的父母时常带他到班士尼针迭山(PinfoldHill)上的一所小教堂去，那是做石匠的曾祖父戴莱(JamesTaylor)所建的。在那里，戴德生留下许多早年的回忆，他最喜欢听曾祖父的故事，特别是他怎样接待一位贵客——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故事。1786年6月，八十二岁的卫斯理来到班士尼镇，就住在老戴莱的家中，他刚在市集旁对一大群人讲完了道，那些人好象都听得津津有味。
戴德生童年时代的家——齐赛街(Cheapside)21号，就在卫斯理讲道之处不远，可以看到座落于五月青(MayDayGreen)的市集。它是班士尼镇的中心地带，戴德生的父亲就在这儿开了一间药房，自己兼任配药师和医生。不久他便以高尚的道德品格、勤奋的工作态度及对顾客的关怀，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楼下药房的生意一直都很好，戴雅各有时把后面的房间也用来作会客厅。客人都很信任他的诊断，但觉得他有点害羞和内向。他还会催眠术，为那些患上失眠的人催眠，听说他有一次成功地使邻居的狗安静下来，不再发出使人烦扰的吠声！
和好朋友一起时，戴雅各感到自然得多。他们常到他家中聚会，谈论有关教会增长或者国外布道的事情。很多年后，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还记得他们少时怎样爱听父亲和朋友高谈阔论：「他们以恳切和智慧的态度讨论神学、讲章、政治。以及主在国内和国外的圣工。这一切均使我们这群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戴德生有时会说：「当我长大成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工作。」这时，戴德生的父母就会想起他们的祷告，他们交换一下眼色，却不说什么。
戴德生和他的两个妹妹一块儿长大。戴贺美(Amelia)比他小三岁，露薏莎(Louisa)比他小八岁。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威廉(William)，七岁时便不幸去世了。戴雅各每天都会把孩子带到他的睡房，扶着他们的肩膀，跪在床前，逐一为他们祈祷。之后，戴德生和妹妹们便各自回到房间阅读圣经。
「学会爱你们的圣经，」父亲常说：「神不会说谎，他不会误导你，他也不会失信。」
下午，戴贺美、露薏莎和戴德生会在药房后面的客厅一起做功课。母亲一边缝纫，一边听他们大声诵读，又或者由她朗读，孩子默写。孩子们用辞不当、文法错乱或读音不正，都是她不能忍受的事。
戴雅各是位严峻的父亲，有时也会发脾气。他不准任何人吃饭时迟到。但他也有另一面的性格，当他知道顾客实在负担不起医药费时，他会把部分诊金退回，或者对顾客说：「算了吧，我会把帐单寄到天国去，在那儿结帐。」
父亲也是孩子的老师。教导他们法文、拉丁文和数学。教完这些后，他就会转到他最爱的话题上来：
「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大一百倍，人口占了世界的十分之一？」
「中国。」
「对了！如果把中国人排成一列，每人中间相隔一码，他们足可环绕赤道七次之多。还有，是什么人发明火药、罗盘、纸张？什么人发明印刷术呢？」
「中国人！」
「对了！中国人早在基督的时代就发明了火药和纸张。在我们的撒克逊王阿瑟士丹(Athelstan)的时代，他们学会了怎样印刷。」
戴雅各并没有规定孩子们只准工作，不准游戏。星期六的下午，他常带着他们沿着渴福路(CudforthRoad)步行到仑活林(LunnWoods)和约克郡的乡郊。在林荫下、青山旁，父亲会暂时忘掉中国，告诉他们自然之美，共享花鸟虫鱼之乐。
戴德生开始热爱自然，在林中搜集一些奇花异草，带回家去种植。父亲很鼓励他，替他订购了一份关于自然历史的杂志，而且从药房那儿拿来许多空药瓶，装置蝴蝶和其他昆虫的标本。
维多利亚女皇在位第六年，即1843年秋天，十一岁的戴德生第一次离家入学。但他在校不过短短两年，当另一位令人不大满意的校长接掌学校时，戴德生就辞学回家受教，同时在父亲的药房帮工。这个穿着白围裙，头上长着髦发的孩子，对于和药、桩药和包药等事情，做得十分开心。
戴德生十五岁时，斑士尼镇一家银行正要聘请一位初级文员。戴雅各认为儿子应该学习怎样记帐及如何书写商业函件，于是大力鼓励他去应征，结果戴德生便获得这份工作。
新的工作扩阔了戴德生的生活经验，也把他从齐普春街21号的小圈子，领进一个充满怀疑和物质诱惑的世界里。行里的同事们喜欢捉弄他，说他的信仰守旧和古板。他们向他提出许多疑难的辩题，所用的言语和辞句也是他从来没有听过和想过的。
「基督徒都是伪君子。」他们说。
「他们口口声声说相信圣经，但从他们的生活看来，你真不会相信他们读过圣经。
戴德生哑口无言，不知怎样回答。有好一阵子他心内思潮起伏，感到矛盾不安。他追忆童年往事，回想自己从幼年开始便知道祈祷和读经的重要。直至现在，每天清晨吃过早餐，父亲都会朗读一段经文。这还好，但他跟着便用圣经中的一些属灵词句来祈祷。这长达二十分钟的祷辞开始使戴德生感到厌烦了。突然间，他觉得父亲的祷告空洞无物，令人难耐。
不过，戴德生这样想道：如果有一位神，我便相信他，跟从他，并且完全地事奉他，那确实是最好最美的路。因此，他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但这努力是白费的，他开始感到沮丧和挫败。最后他想：某些原因注定我不能得救了。那么，我们不尽量享受这个世界的欢乐，因为我的来生毫无希望。
同事们谈论各样事情，往往令这个一向循规蹈矩，在循道会家庭长大的孩子膛目结舌，不知所云。他不再祈祷，而且不愿上教堂去，他也象同事们，怀疑信仰的真实性。双亲常说不信的人将来要受审判，但如果同事们的话属实，那就无需担心将来世界末日的临到。
戴德生在银行工作了只有九个月，是年冬天，他患上眼疾，被迫辞掉工作，回到父亲的店里帮忙。但这时的戴德生对周围的世界已不再如以往般单纯，对自己的信仰也不再象从前满有信心。父亲不明白他为何闷闷不乐，而且对于他的心神恍惚，颇不高兴。母亲比较明白他，但她并不查根究底，只用慈爱和祷告支持他。
1849年6月，戴德生已十七岁了。六月的一个下午，他放工后，百无聊赖，便在后厅随意浏览群书，打发时间，无意中捡起一本福音小册。
「开头总是一个故事，」他想：「结尾就是教训，让我只看故事部分，讲道部分就跳略了吧！」
在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五十哩外汉笆(Humber)河边巴顿镇(Barton)姨母家中作客住宿的母亲，正在想看怎样利用下午的时间。午餐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把房门锁起，立意为戴德生的悔改祈祷，并且决定除非感到祷告蒙允，否则她不踏出房门。
在班士尼的戴德生，也正拿着那本福音册子，走到房子后面的储物室去阅读。在那里，他可以避免受到骚扰。
那个福音故事是关于一个患有严重肺病的森马锡(Somerset)煤矿工人。在他病逝之前，有些基督徒探望他，同时向他传讲一些圣经的道理。那矿工对于一段经文印象尤深。那段经文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当那些基督徒访客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时，那矿工便认识到它的意义，于是接受主，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个故事十分简单，却有力而真实，使以往银行的同事们种种花言狡辩，显得无聊极了。
戴德生思想这个故事时，更想到自己的罪，以及他对罪置之不理所带来的危险。「成了！」这句话也引发他的深思。什么是「成了」？他从一些并不完全明白的讲道之中，以及自己对圣经的认识里，逐渐找到了答案：「『成了』。的意思是对罪作了完全的补偿——有人代我们还清了罪债，他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想：我还能为自己做什么呢？我为何要用尽自己的方法去成为基督徒？
对他来说，也正如他自己指出，「圣灵光照我的心，我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作了，惟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他的救恩，永远赞美他。」
在班士尼镇的储物房里，戴德生跪在地上，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徒。同时，在汉笆河岸的巴顿市，戴德生的母亲亦已感到她的祷告得蒙垂听，她充满信心，开始赞美神。从圣灵而来的感动，使她知道戴德生已回转归向神。
数天后，戴德生告知妹妹戴贺美他的生命如何转变过来，而且要她答应保守秘密。两星期后，母亲回到家里，一开门便看到戴德生。
「妈妈，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母亲伸开双臂，搂着他的颈，说道：「孩子，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高兴了两个星期！」
「为什么，难道戴贺美没有遵守诺言？她答应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戴贺美没有不守诺言，我不是从任何人得知的，我在神应允我的祷告时，便知道你已悔改了。」
不久之后，戴德生捡到一本记事簿子，和他自己的那一本一模一样。他翻开一看，才知是妹妹戴贺美的。上面记着妹妹在数周前写下的一句话：「我会每天为哥哥的悔改祈祷。」戴贺美的祷告在一个月后才获得应验。
1849年夏天，戴德生一家都充满快乐。戴德生的眼神恢复了光彩；父子间的矛盾已经消失。母亲和妹妹都因她们的祷告蒙允而雀跃不已。
戴德生和妹妹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决定不参加星期日晚崇拜聚会，一起到班士尼镇的贫民区挨家逐户派发福音单张，偶尔也向他们传讲基督。
但九月却带来了打击。戴贺美被送到巴顿市姨母康夫人(Mrs．Hodson)所办的一所寄宿学校去。而姨母却把她的长子康约翰(JohnHodson)送来住在班上尼的舅父的药房中当学徒。约翰就住在戴德生的家里，和戴德生同住一个房间。约翰的嬉皮笑脸和悔改后的戴德生，有点格格不入——戴德生很想有更多的时间安静读经和祈祷。
约翰虽然时来打扰，但戴德生仍开始沉醉于圣经中。可惜不久之后，他又有一段日子处于灵命低潮里，觉得祷告吃力，读经枯燥乏味。直至发生了三件事情，他才把这段困难的日子克服。首先，他读到《卫斯理杂志》(WesleyanMagazine)里面刊载的一篇题为「圣洁之美」("TheBeautyofHoliness”)的文章，使他觉得美善充满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次是他从会友卡上的一段经文得到很大的鼓励，那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亲爱的主啊，」戴德生这样祈祷：「求你除掉我的石心，赐给我一颗肉心！帮助我相信你话语的应许！我内心一直都盼望有这种完全的圣洁。」
第三件事是毕特街教堂(PittStreetChapel)的工作。戴德生被邀协助该教堂的辅导工作，使到逾百名青年成为基督徒。这事令他得到很大的鼓舞。
一个星期天，戴德生患了感冒，留在家中。他于是写信给巴顿市的妹妹：「感谢神，」说：「在他的爱里，我十分快乐，但我不配受他这许多的赐福。我常经受不起试探，我是那么浅薄和轻佻，有时还喜欢嘲弄别人。亲爱的戴贺美，请为我祈祷，我正在追求全然成圣。」
那天晚上，他在房间向神祈祷，也竭力聆听他的声音，他好象经验到神与他同在，充满一种喜乐，是他从未尝过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感谢耶稣在他身上所作的一切。
「亲爱的神，请你给我更多事奉你的机会，以表达我对你的爱和感激。」
经过这次，戴德生更确实知道神对他的余生有何旨意。他说：「我觉得自己好象与至高无上的主宰立下盟约，纵然我想毁约，也不能够。他好象在说：『你的祷告已蒙应允。』从那时开始，我对于为主到中国去的信念从未动摇。」
第二章从阿罗本到郭实猎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段富传奇性的经历开始。主后431年，一个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击为散播异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纪末。波斯一地愈来愈多人信仰他所传扬的教义，他的信众通称为涅斯多留派,而且逐渐向东扩展。到了主后635年，属于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大阿罗本(A-lo-pen)抵达中国，来到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皇帝待他礼遇有加，而且学习基督教义，容许甚至下令让它在国内传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在华流传超过二百年。景教在中国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国人称之为寺庙，传教士的影响多在教堂之内，并不深入民间。
主后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对寺庙和庄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侣还俗，影响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牵连。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信徒大大减少。到了987年，一位从中国返抵欧洲的传教士说，他在偌大的中华帝国之中，再找不到半点基督徒的踪迹。
十三世纪时，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后，认为应当尊重各种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亚一带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统治中国时，于北京设立了大主教。
与此同时，马可勃罗(MarcoPolo)也数访中国。首先是马可勃罗的叔叔从忽必烈处带回一度给罗马天主教皇的手谕，要求派遣博学之传教士赴华，「以公正不阿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们真实得多。」
二十年来，这要求仍未受重视，其后才有教皇派遣大约翰(JohnOfMonteCorvino)赴华之举。大约翰约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继承人帕木儿(Timur)热情款待。皇帝自己并未归入基督教，据说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约翰建筑了一所教堂，声称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过六千名信徒受洗。为此教皇卡里门五世(ClementV)封他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约翰逝世后，中国的教会又进入长达两个世纪的低沉时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远的澳门建立了据点。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成为许多传教工作的跳板，包括着名的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传教士利玛窦(MatthewRicci)。1600年，利玛窦抵达北京，透过他修理时钟及绘画地图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称赞。利玛窦在北京十年，逐渐建立了一个为数二千人的教会，信徒包括一些着名氏族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教会礼仪守则及其它的基督教书籍。
利玛窦跟后来许多的传教士一样，在华传教时，面对着一些难题：如何用中文辞汇解释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国古代的习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减少它的异域特性——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经过许多学习和思考，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有关敬拜孔子的礼仪和对家庭的观念，有其社会意义，华人基督徒可继续遵行。他相信中国基督徒最终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废弃的指标。
继利玛窦之后，有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eAdamSchallvonBell)，他在1622年抵达北京。汤若望通晓天文学，能准确地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在皇宫的钦天监和历学馆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时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嫔和她的儿子。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满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纪中，除耶稣会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绩。1674年罗马教廷设立了第一位中国主教。
然而关于如何称呼神及哪些中国礼俗可被教会接纳等争论性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甚至后来使教廷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恶化，产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为减少，教堂也受到毁坏。到了十八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基业几乎完全崩溃，只有少数勇敢的传教士仍在暗地里坚持和奋斗。
戴德生的父亲应该常常提到第一位到华传教的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他初时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过活，但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聘任为「通事」(翻译)，给他薪金，也给他安全和保护。他成为一位中国语文及哲学的专家，他说中国人的智慧是「神赐予任何族类中一件最大的礼物」。
马礼逊在广州工作二十五年，这也是欧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国土地。马礼逊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们传讲福音。1814年，他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愈来愈多中国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其中一位后来更受按为牧师，在华人当中传教。
然而，当马礼逊在1834年逝世时(戴德生当时只有两岁)，在中国传道的机会并不比他来时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时，只有三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负责印刷的麦都思教士(WalterMeshurst)在1817年来华，以中国装束在内地旅行，并分发福音小册；卫三畏(WellsWilliams)在1833年抵华，他就是后来着述《中华帝国》(TheMiddleKingdom)一书的历史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伯驾(PeterParker)，他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使一般中国人稍减对传教土的歧视。
在戴德生的青年时期，已久闻一位传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兰传道会差派到中国传教的郭实猎(Gutzlaff)，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译。郭实猎的书籍鼓舞了英国许许多多年轻基督徒的心灵，他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迹，对于商人、海员及政客皆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郭实措有一个想法，就是训练中国基督徒到全国的十八个省份传教。他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工作。
可惜郭实猎被他属下的华人信徒欺骗了，他机构里的人几乎全是骗子及吸食鸦片烟的瘾君子，他们所写的旅行布道日记都是虚报的，所呈递的受洗信徒名单也多是捏造的。当郭实措获悉这一切，他极之灰心失望；他虽然竭力重组一切，但新工作还未开始，他就郁郁而终了。
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广州外，外国人均不准到任何地方。纵使英国的基督徒为中国传教工作已经祈祷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最后令中国的大门打开的，却是西方列强加予中国政治和经济压力。中英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39年爆发，一方而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敌视。
1842年，鸦片战争终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英国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放；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官员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国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及宗教，但传教士当然和商人一样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传教土都讨厌战争，但他们相信神借此打开了中国的福音大门。然而后来基督教常为人诟病者，亦是由于它随着坚船利炮而进入中国。
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GeorgePearse),要求协会提供资料，使他可以把协会及它向中国传道的工作介绍开去。
他又听闻班土尼镇公理会的牧师有一本麦都思着的《中国的现在与将来》(China：ItsStateandProspects)，决定尝试借来阅读。
「你要借这本书，当然不成问题，」牧师说：「但请问所为何由？」
戴德生回答说：「神呼召我把生命献出了到中国传道」
「那么你计划怎样到中国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象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袋，没有粮，没有钱，出去时全然倚靠那供应的主。」
牧师把手轻轻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说：「啊，孩子，当你稍为长大一点，你就会变得聪明一些；这种想法在基督还在地上时是很好的，但现在可不同了。」
许多年之后，戴德生回忆当年旧事，说道：「我现在已经长大多了，但并没有变得聪明一点。我只是愈来愈相信如果我们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对初期使传所作的保证，那么这些指示和保证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时代。」
麦都恩的书着重医疗传道的价值，所以戴德生决定集中于医学研究，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他也开始多作户外运动，又舍弃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训练自己，准备迎接前面艰难的日子。
他开始用心地学习中文。这当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传教士曾经说过，这需要「铁打的身体、铜造的肺、橡木的头、钢的双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玛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头没有中文的文法书和字典，他只有一本中文官话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约翰一起学习。他们首先在英文本里找到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来处不同的经文，若内中有一个词语是与第一节里的相同，他们便翻开中文圣经找寻第一节经文的所在，又找另一节有词语的经文；换句话说，他们是从英文词汇着手，学习中文词汇。他们把这些字汇及其意义写在纸条上，又从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词语，以作参考。并且把这些中文字汇用笔写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铅笔记下，直至肯定后，才用钢笔写下来。
这样，他们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时起床用功。他写信给戴贺美说：「如果我真要到中国去，我必须学习。我既然决定要去，现在只有努力作好准备。我打算温习拉丁文，学习希腊文和基本的希伯来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识，请多为我祷告。」
1849年圣诞，戴贺美返家度假，但她并非独自一人，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少女，名字叫韦玛莉(Marianne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办学校中的一位教师。韦玛莉的出现使戴德生很高兴。虽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乐和弹琴。但听韦玛莉的弹奏和独唱，真有如沐春风、如在天国之感！她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对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韦玛莉时常到山顶骑马。在假期还未结束之前，戴德生感觉自己已沐浴在爱河中。就目前来看，戴德生并未有顾虑到韦玛莉对中国的兴趣并不浓厚。
对于戴德生来说，1850年是困扰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但怎样才可知道韦玛莉是否应该同行呢？与她分离却又是何等痛苦难受！戴贺美的建议是，如果他要带韦玛莉同往，最好是由一个庞大的差会差派出去。
「对是对的」，戴德生说「但哪一个差会适合呢？」
卫斯理会在中国没有宣教站。英国圣公会有一两个分会，但他又不属于圣公会的；浸信会及其他一些独立教会也有差派传教士到中国去，但他的观点和他们并不一样。至于中国协会，则经济拮据。
「只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爱她吗？」戴德生写信问戴贺美。「或者，你认为她关心我吗？请坦白告诉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读过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后一次读时，心中更夹杂了希望和恐惧，但我决定交托给主！」
在父亲的药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药方面的专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觉得要成为医生的助手，他更要在医学知识上求进步。
他继续和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通信，协会也慎重考虑派遣戴德生到中国的可行性。皮尔士认为协会可以先送戴德生到伦敦医院接受医学训练，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
戴德生不能接受这个安排，因为他没有能力负担在伦敦的生活费。就在这时，荷尔(Hull)一位忙碌的医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医生(DrRobertHardey)——正需要一个助手，戴德生就这样到了荷尔。
第三章堪作典范的两位德国人
1850年代的荷尔是一个渔港，就在荷尔河畔，下游直接汉笆。戴德生乘火车出发，在1851年5月21**十九岁生日的那一天正式上斑。赫迪的工作间和住家都在莎乐蒂街(CharlotteStreet)13号，那儿是荷尔镇上医务所的集中地。赫迪医生除了有自己的诊所，亦是一所医院和数间工厂的外科医生，同时也是医学院的讲师。
13号的房子向阳，前门的围墙长满攀藤。这位助手抵达时，赫迪医生亲自出来开门。甫一照面，戴德生就对他产生好感。赫迪医生长得高大，浑身是劲，而且十分幽默。不久，戴德生便发觉他是荷尔镇上一位最受欢迎的人物。
赫迪把戴德生引到饭厅，从那里可以望到花园的一边及远处的配药室。赫迪把戴德生介绍给他的太太，但赫迪夫人却不象赫迪医生那般热情和恳切，她较为冷淡和严肃。她并不多言，只把戴德生带到早为他安排的卧房里。之后，一天忙碌的工作便开始了。当晚十一时，戴德生写信给戴贺美说：「我已看过我的新环境，我想我会十分喜欢这里。」
戴德生渐渐习惯他的新工作：配药、记帐、裹伤、跟赫迪医生来往接生，以及到医学院上课。赫迪医生也时加指导他的学习。赫迪是个热心的循道会教友和主日学教员，两人很快便成为好朋友，常常在手术室中一起祷告。
礼拜天，戴德生在朱安德(AndrewJukes)的教会聚会。朱安德的教会和早期普利茅茨兄弟会(PlymothBrethreh)的组织相近，朱安德本人在英国着名学府哈路(Harrow)毕业，曾经是圣公会的执事；他是位极佳的教师，能深思熟虑，也能引发别人思考。当戴德生开始在荷尔码头附近传道时，教会中许多会友都是戴德生的同工。
在朱安德的教会里，戴德生的思想和生命深受一位杰出的传道人——布里斯托(Bristol)的穆勒(GeorgeMuller)所影响。穆勒是在德国的何礼大学(UniversityofHalle)念书时信主的，之前他是个酗酒、说谎的人。他在布里斯托当牧师，教会人数增长得很快。他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很少基督徒(包括他自己教会的会友)相信神垂听祷告。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向信徒证明「神的真实」。
在当时的英国，一般人因为读了查理士·狄更斯(CharlesDickens)的《苦海孤雏》(OliverTwist)，对孤儿不幸的遭遇极表同情。穆勒这样想：如果他只靠祷告和信心，成立及管理一所孤儿院，必定能加强基督徒的信心，也会使非基督徒看到神的真实。
穆勒于1836年在布里斯托创立了第一所孤儿院，房子是租来的。1849年，他又兴办了一所新的孤儿之家——这次设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楼宇里。到了1851年，在他照顾下的孤儿多达三百名，而工作还在大大地扩展；与此同时，穆勒仍多方接济在海外传教的传道人。他从未公开要求捐助，也从未向个人要求支持，他喜欢倚靠及信赖那位丰富的主。在荷尔的教会中，戴德生时常听到穆勒在聚会中朗读一些带着见证的信。
中国学会〔ChineseSociety，前身是中国协会(ChineseAssociation)〕已经开始刊行其《海外布道杂志》(TheGlean)，戴德生在当中常常读到另外一位德国伟人的嘉言懿行，他就是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Lobscheid)。他曾经是郭实猎牧师的同工，在中国传教多年，是中国条约口岸以外有着实际传教经验的极少数教士之一。
1851年9月，《海外布道杂志》宣称罗存德来到了英国。文章还呼吁基督徒献身到中国去，尤其是具备医药知识的传教士。
戴德生决定到伦敦拜访罗存德。那时候，伦敦的海德公园正在筹备一个盛大的博览会，以簇新的水晶宫为会场，向世界各国展示先进的英国科技产品，同时铁路公司设有特价的火车票，鼓励英国各地的人前往伦敦博览会。
戴贺美的生日就在9月20日，戴德生又获得一个礼拜的假期，因此舅父赫治文(BenjaminHudson)便为这两个年轻人在伦敦的苏豪区(Soho)订下了旅店，使二人有机会到伦敦一行。
当他们从毕卡地利广场(Piccadilly)走向海德公园时，阳光正照耀在那灿烂辉煌的宫殿上，令人目为之眩。兄妹二人在展览会场溜达了数小时之久，然后为了庆祝戴赞美的生日，戴德生带她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午膳，大快朵颐，以一度蜜汁菠萝为尾菜——当时算得上是奢侈享受了！
他们走过人群摩肩接踵的伦敦市，来到市区另一边的英国银行，拜会皮尔士。他是中国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负责人之一。皮尔士为他们安排在星期日到托顿威(Tottenham)布鲁街(BrookStreet)的弟兄会参加聚会，在那儿他们终于见到罗存德牧师。
这位德国教士定睛望着这个来自班士尼的蓝眼金发的小个子说：
「你看我的头发比你的深色得多，但他们还是叫我红毛鬼。相信他们见到你，必是吓得逃之夭夭！你一定无法叫他们留下来听你说话。」
然而戴德生平静地回答说：
「是神呼召我的，他一早就知道我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
不久之后，罗存德对戴德生改观了，不再认为他不适合到中国去传道。
赫迪医生的家添了一名成员，所以戴德生把房间让出来，搬到住在肯士顿广场(KingstonSquare)的哈拿姨母家中。那几离开赫迪医生的手术室和戴德生上课的医学院都很近，姨丈理察(Richard)是位摄影师，姨母哈拿是个擅绘人象的画家；他们并不富有，但都很热心和慷慨，而且由于没有儿女，所以很乐意替姊姊贺美亚照顾她的儿子。在荷尔，他们有很多朋友，家中时常高朋满座。戴德生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尤其是妹妹由巴顿前来和他共度周日的时候，更令他雀跃不已。
但有一件事令他不安。当他读到几段有关的圣经经文后，他决定把至少十分之一的收人拿出来用在神的事工上。可是，他的薪金需用来每月支付在姨母哈拿家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费。他应否把这些算在什一奉献上？如果他从总收入中扣取什一奉献，他就所余无几，生活拮据了。
经过祷告之后，他决定搬到一个较省钱的地方居住，这样他可以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余钱尚够应付每月的生活费。
城郊不远有一排工人房舍，他在那儿租了一个楼下的房间。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那道河称为格定汉河(CottinghamDrain)，戴德生住的房子，是格定汉台三十号，房东是一个名叫芬治(Finch)的船长，时常不在家里。房东太太是个基督徒，她把一个房间租给戴德生，每月租银三个先令。房间不足一百五十方听，里面有一张桌子、椅子和床，对着窗户还有一个壁炉，抹得很干净，显然定时得到芬治太太细心的拭抹。
从他的窗户向外望，戴德生可以看到正在捕鱼的渔夫，以及栖身在芦苇中的水鸟。邻居们时常把一罐罐搅拌过的牛奶(制乳酪用)放在河水中，让它们冷冻。在冬天的傍晚，他可以享受到芬治家的温暖，又或者(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在壁炉中添一些柴，点一把暖烘烘的火。
1852年3月22日，戴德生写信告诉他的母亲，他和朱安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清楚知道，神的呼召是要他尽早到中国去。
为了准备面对这个大使命，戴德生现在的生活只有两个目标：忍受困苦和节省开支。他发现他可以用很少的钱就能维持生活。他也发现一种粗麦饼，价钱和面包一样廉宜，但好吃得多。所以，每天早上他吃麦饼及青鱼(比牛油便宜)作早餐，和着咖啡吞下去。午餐是煨马铃薯和牛脚，还有梅子苹果批，或者米糕布丁。有时以青豆代替马铃薯，偶然还有鱼。他找到一间小店，那儿的干乳酪每磅只卖四至六个便土，有时味道比家里常买八便士一磅的乳酪更佳。他又用一便士买些红叶，放在三便士半的醋中，这样就有好一大瓶的腌菜了。
节俭但变化多姿的生活，使戴德生有能力奉献十分之六的收入，而他奉献愈多，愈感快乐。他记述说：「整天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欢愉，每天都是我快乐的经验。神，甚至我的神，是光明活生生而真实的！我一切能做的，只是喜乐地事奉他。」
然而，他仍觉得他「属灵的肌肉」需要更多的锻炼。他想：「我到了中国后，我将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唯一的依靠只有神。所以，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我一定要学会单靠祈祷，借着神感动人的心。」于是，他与神开始一连串的属灵实验。
第四章极佳的投资
「到了发薪金的日子，你要提醒我。」赫迪医生爽快地说。这就是戴德生已定下的考验：他立定心意不会向他的雇主提起发薪的事情，他请求神帮助他去提醒。
有一阵子这事不成问题。但有一次季末发薪的日期已过，赫迪医生却象完全忘记了似的。当星期六晚上戴德生计算他每周的开支时，他发觉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银钱——两先令半。
他恳切祈祷。
翌日，主日崇拜之后，他沿着熟悉的车道走过荷尔区的码头，那一带有上百爱尔兰工人聚居在一些破落的旧房子中。这是臭名昭彰的地方，暴力和罪案频频发生；警察也很少巡逻，他们出动亦至少一队六人以上，才敢踏足于此。
或许由于他的雇主是受人爱戴的赫迪医生吧，戴德生常单独前来此地也没有受到骚扰，他来到这里探访病人、分发单张，甚至有时向聚集一处的小撮人传讲道理。「在那些日子，」他记述说：「我真觉得在地若天，我所作的一切，只是令自己更能享受快乐。」
那天晚上十时，他好象听到有人叫他，从口音听来，显然是爱尔兰人。
「我的妻子病得快要死了，请来为她祈祷好吗？」
戴德生答应了，但他问来人：「你为什么不去请牧师呢？」
「我去过了，但他要求十八便士的费用，否则不肯来。我不够钱，我整家人都在饿肚子哩！」
戴德生想到他袋里唯一的银钱。他所有钱财都在这枚银钱中。回到他的房间后，他看见明天的早餐尚有着落，但午餐却没有了。
「你落在今日的景况，实在是你自己的错，你为什么没有见社会福利部的官员呢？」
「我去过了，他们约了我明天见面。然而我怕我的妻子过不了今晚。」
戴德生禁不住这样想：「如果我不是只有一个两先令半的银钱，而是两个先令和一个六便士的银钱，我会十分乐意地把一个先令送给这个可怜的家庭！」
戴德生跟着这个人走过一块院地，他记得上次来这里时，曾经遇上恶棍，他们把他的福音单张撕碎，又恐吓下次再见到他时，必对他不利；所以戴德生忐忑不安地跟着那人走过一列狭窄的楼梯，来到一个肮脏的陋室。
五个小孩带着苍白的脸和空洞的服神望看他，他们的母亲躺着不动，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如果我有两个先令和一个六便士就好了……」戴德生反复在想。
「不用绝望，」他自言自语：「我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看顾我。」
但这时他好象听到内心说：「你这个伪君子！你向这些人说神是慈爱的，自己竟不能舍弃一块银钱，去学习信靠他」
他转过来向那人说：「你请我来是为你的妻子祷告。」说着就跪下来，但还未开始祈祷，内心又责问说：「你的银钱还在口袋里，你竟敢跪下口称天父的名字？」
他的内心激动，口舌不灵，祷告不能继续。那个人说：「先生，你看我们的情况真是苦不堪言，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为着神的缘故给予援手吧！」
戴德生望着他，又望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脑中浮现马太福音五章42节的话：「有求你的，就给他。」
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那块银钱。
他把银钱交到那人手中，说：「你可能认为我给你的不过是很小的数目，但它已是我所有的钱财了，我说的全是实话。神实实在在是可以信靠的父亲。」
戴德生从屋子出来，行过寂静无人的街道，经过那条黑暗泥泞的车径，他的心情和他的口袋一样地「飘飘然」回到家中吃了一碗稀粥，味道分外甘美，就算用它去换皇宫的一顿御宴，他也不肯。
他跪在床前祷告，说：「亲爱的神，你说过凡分给穷人的，即是借给神。这次的贷款可不能借得太久啊，因为我明天的午餐还没有着落哩！」
那个爱尔兰人的妻子终于熬过去了，孩子也都活过来。每逢想起这事戴德生就会说，如果他不是鼓着勇气相信神，他的属灵生命可能一蹶不振。
第二天清晨，当戴德生正在吃他最后的早餐时，邮差在叩门。芬治太太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是他不认得的，而房东太太湿漉漉的手又把邮戳的日期弄得模糊不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纸包着一对小孩的手套。当他把手套拿起，一枚一镑的金币便掉在地上。
「赞美神，」他由衷地说：「十二小时就获得四倍的偿还，真是好利息！如果荷尔的商家能收回这么高的利息，他门不知有多高兴！」
他决定把他所有钱财放进穆勒所谓「不会倒闭的银行」中。他说：「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必，便可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力量去帮助我们应付生命中更严峻的考验。」
这次的经验大大增加了他的信心。当然一镑并不多，就算在当时也不是大数目，不可能维持以后的生活，所以戴德生不断祈祷，求神供应他的需要。
但这一次祷告好象未蒙应允。十天之后，他又回复一贫如洗的境况。
「亲爱的神，求你提醒赫迪医生吧，发薪的日期已过去多时了。」他迫切地祈祷。那不单是金钱的问题：如果他在神面前祈祷的力量不够，他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能力到中国去。
星期六便要纳房租了，他应否为芬冶太太的缘故去求赫迪医生发薪呢？但他这样做，就等干承认自己尚未适合当传教士了。星期四和星期五晚，所有时间他差不多全用在祷告上，不断地「与神角力」。到了星期六，他还在这样的祈祷：「亲爱的天父，请你指示我应否向赫迪医生提及薪金的事情。
他好象听到声音，说：「等候吧，我有我的时间。」他感到神总会帮助他，所以他就安下心来。
星期六下午，大概五时左右，戴德生和赫迪医生还在手术室中。医生已经做完了出诊、开药方等事务，和往常一样，躺在扶椅上，跟戴德生闲聊一会。
戴德生正在煎药，背对着医生。突然，赫迪医生问：「是了，小戴，又到发薪的日期吧？」
戴德生一连咽了三口水，眼睛没有离开煎药的锅子，装作无动于衷地回答说：「已经过期了好一阵子！」
「噢，真对不起，为什么不提醒我呢？你晓得我多忙！我如果早点想起便好了，因为今天下午我才把所有钱存进银行，否则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发薪。」
戴德生觉得有点晕眩。幸而锅里的药水煮沸了，他便借此机会离开房间。医生一点也不知道他在这时是多么难过。
医生离开了手术室后，戴德生倾心吐意地尽情向神祷告。过了一会，他才回复平静，感到神不会使他失望。
整个星期六晚，他留在手术室，一边读圣经，一边预备讲章。到了十时左右，他穿上大衣准备离开，心想幸好自己有家里大门的钥匙。芬治太太大概已经睡了吧！希望下个星期能尽快给她交付租钱。
正当他要关灯离开时，他听到花园中传来脚步声和赫迪医生爽朗的笑
「小戴，给我把帐簿拿来，真是少见，一位有钱的病人要来付钱，而且付现金呢！」
戴德生也觉得奇怪，通常有钱的人不会晚上来付医药费，而且不用支票而用现金，更是罕见的事。
他也随着赫迪医生笑起来。
医生把数目写到帐簿上，在准备离开之际，他转过身来，递给戴德生一大选钞票，说「对了，小戴，你先把这些钱拿去吧！我没有零钱，但你可以下星期才把余钱还给我！」
戴德生在回家的路上，不断赞美神，并想道：我应该可以到中国去吧！
1852年5月的《海外布道杂志》报导说：中国学会已经组成了中国传道会(ChineseEvangelizationSociety)，目的不仅是支持协助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而且自己差派传教士赴华。罗存德牧师将会成为第一个由中国传道会差派的教士。报导又说：如果要成功地把福音传开，传教士不能只耽在条约口岸区，要进入内地，住在中国人当中。「往中国传道的时机成熟了。」《海外布道杂志》说：「我们相信神会悦纳另一位懂医药的传教士赴华事奉。」
至少有一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受到感动，他迁到伦敦来接受进一步的医学训练。当戴德生离开荷尔时，父亲戴雅各很高兴地把外甥约翰送到赫迪医生那里接替戴德生的工作。至于在伦敦的生活费用，戴德生还是靠着信心祈求。他觉得他需要进一步培养和考验自己对神的信心，才可以到中国去。
另一个考验的机会来了。
父亲戴雅各表示愿意支持戴德生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中国传道会也答应支持。戴德生写信给他们，请求给予他几天时间去祷告和考虑，也让双方都知道有关资助的事情。
但祷告之后，戴德生决定婉拒两方的支持，而又不令任何一方尴尬。中国传道会不会知道他这样做是要学习全然信靠神，他父亲可能以为他已接受布道会的支持吧。
戴德生订了从荷尔到伦敦的船票。妹妹戴贺美到来送行，和他一度过在荷尔的最后几天，还庆祝戴贺美的十七岁生日。
1852年9月24日星期五下午四时，戴德生站在螺旋桨推动的「伦敦号」甲板上，大力挥手，向站在荷尔码头上的戴贺美道别。船慢慢驶动，戴着帽子，穿着圆圆宽裙，泪流满面的戴贺美，目送哥哥渐渐远去。
第五章从面包与水到牛排和酒
清晨醒来，戴德生已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上到舱面眺望，海水如一面磨镜，映照着满天的霞彩。中午，船泊于伦敦南畔码头。戴德生从码头步行到苏豪区教堂街(ChurchStreet)的鲁弗士宿舍(MrRuffles’BoardingHouse)，那儿靠近沙特土伯里街(ShaftesburyAvenue)，赫治文舅舅也住在那里。舅父在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人缘好，又聪明，而且最会讲故事，可借有点「俗气」。
舅父在宿舍门口迎接他，并且安顿他住在隔邻的房间。他没有闲情去听戴德生「多祈祷求主引导」等话，只想着如何通过朋友的介绍，为戴德生找到一份医务所的工作。
戴德生的表兄弟汤姆(即在赫迪医生处工作的约翰表弟的兄弟)，住在离鲁弗士宿舍不远的甸恩街(DeanStteet)。为了减轻负担，汤姆愿意搬来与戴德生同住，戴德生当然欣然接纳。汤姆并非基督徒，看见戴德生读圣经和跪下祈祷，并且常常谈论宗教问题，颇感奇怪。
安顿下来后，戴德生立刻到中国布道会去，他们需要他的母亲及赫迪医生为他写推荐信。
戴德生对母亲说：「关于我得救与否，或有没有诚意到中国去传道，又或者是否适合作传教士，都请您坦白直言。请您不要从母亲的立场去写，任何人在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时，都需要坦率的意见。」
两封推荐信都收到了。两星期后，中国传道会的干事柏德(CharlesBird)通知戴德生，从下周一开始，他可以在威乍浦(WhiteChapel)的伦敦医院学习，费用由中国传道会承担。
由宿舍到医院，戴德生每天需要步行四哩之遥，由苏豪区开始，过何尔本(Holborn)，经过晨早驱赶牛群到史密夫斐德(Smithfield)市集的人群，上勒盖德山(LudgateHill)，从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Cathedral)的树荫影下走过，再沿齐赛街(Cheapside)，过阿盖德路(AldgateRoad)’才到这位于威乍浦路(WhiteChapelRoad)的伦敦医院。他的四周是十九世纪中叶伦敦市的声色气息：石砌的街道上手推车辘辘的车声、扰攘的人声，街边叫卖着热腾腾的马铃薯，还有长着大胡子的犹太人叫卖着旧衣，以及穿着大红衣的街边女郎……。
他在清晨的散步来到伦敦医院的牌楼下便结束了。伦敦医院相当大，可容纳三百名病人。但这时生病并不好受，在一般情况下，只用火酒作为麻醉剂。做手术时，病人要不是被缚在床上，就是由助理人员紧紧地按着，戴德生时常听到病人发出痛楚的呼叫。有时又听到震栗人心的警钟鸣声。(如果病人挣扎得厉害，就会鸣钟要求更多人来帮助。)
「我喜欢听见病人的呼喊。」一位老医生说。病人可能觉得恐怖，但对于医生来说，病人的呼喊正表示他们仍然生存。
戴德生的生活非常俭朴。每天晚上步行回家途中，他都买一大条面包，分成两半。一半作晚餐，留着另一半作早餐。每日清晨，他不用早餐便出门，走了一段路，需要停下来休息时，才吃面包。午餐通常是几个苹果。虽然吃得不多，但戴德生仍告诉母亲他身体很好，有时甚至说自己胖起来呢！当然，他也相信这样说是「靠着丰富的想象力」。
在他搬来几星期之后，戴德生以前的房东太太芬冶夫人写信来请他帮助。她的丈夫芬治是个船长，以往曾请求戴德生每月替他到船务公司领薪，再把一部分薪金寄给住在荷尔的芬治夫人。现在芬治夫人写信请求戴德生尺速把薪金寄去，由于戴德生医院里的工作甚忙，晚上又得温习功课，准备考试，所以他把自己的钱先寄给荷尔的芬治太太，预算稍后才到船务公司去领取芬治的工钱。然而，当他后来到船务公司时，船公司的书记却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芬治船长丢下他的船走了。我们相信他去了采金。」
「这便麻烦了。我已经把钱垫出来，我知道芬治太太是无力偿还的。」
「我也为你难过，」书记说：「但我只能按章办事，恕我爱莫能助。」
戴德生一再提醒自己凡事倚靠神，只要信，不要怕。
当天晚上，他整理笔记，用针把一些活页缝在一起，但一不小心，针刺伤了手指。不过戴德生很快就把此事置于脑后。
第二天，在医院中作解剖实习时，由于死者是患猩红热致死的，病菌会从伤口传染，因此大家都小心翼翼。戴德生也参与解剖的工作，但他忘记昨天晚上他的手指刺伤了。
早上还未过去，戴德生已经感到极其疲乏。在巡查病房时，他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立刻跑出病房。他觉得昏晕，喝了一杯冷水后，才稍觉好转。便继续学习。然而身体愈来愈不舒服，下午上课时连铅笔也拿不稳。到第二节课，他觉得整条右臂和右边身子都极为疼痛。
他回到手术房，把自己在尸体上进行解剖的部分包扎好，放回仪器，对手术科的指导医生说：「我不知道身子出了什么毛病。」然后，他把各种症状告知医生。
医生说：「事情明显不过。你一定在解剖时弄伤了，因而染上热毒。」
「不可能的，我很小心。没有划破和割伤皮肤。」
「但你一定是弄伤了。」
医生仔细检查戴德生的手，但毫无发现。突然间，戴德生记起昨晚被针刺伤手指的事。
他问：「昨天被针刺了一下，会不会有影响？」
「那就是了，快叫车送你回家后，打点你的后事吧！」医生说：「你已经是个死人！」
「除非我弄错了，我还要到中国工作哩！我不能死；但如果我真不能康复，我也欣然期望和我主在一起。」
「说得很好。但现在你立刻叫一辆车，尽快回家去。你的时间所余无多，再过一阵你就不能处理你的事务了！」
戴德生还想步行回家，但不久即感乏力，不得不叫了一部马车送自己回苏豪区。回到屋里，他吩咐仆人给地一点热开水，同时苦口婆心地劝他信主，真真正正是临死赠言了。之后，他用水洗头，又大力刺那受伤的手指，尝试把一些毒血榨出来。但痛楚愈来愈强烈，他终于昏倒不省人事。
他醒转时，已身在床上，赫治文舅舅在他身旁，他已派人去请医生。
戴德生说：「我想我已病入膏肓，非药物所能救的了，而且我也不愿花这么多的钱。」
「别胡说。」舅舅说：「医药费由我来付！」
赫治文舅舅的医生替戴德生检查后，说：「如果你平时没有暴饮暴食，或许可以熬过去。但若你多喝啤酒及那类东西，你就没有希望了。」
「还好」。戴德生说：「如果清苦的生活对此有帮助，我生还的机会远胜他人。数月以来，我都只吃面包和喝清水，我觉得这有助我读书温习。」
「但现在不同了，」医生说：「你现在需要体力，因为还有一场艰苦的搏斗。你应每天喝一瓶葡萄酒，尽量多吃牛排」
当然，戴德生不可能有钱买这些酒和肉，但赫治文舅父听从医生的吩咐，替他买来，并且监督着这个外甥的饮食，毫不放松。
有一天，医生来到，看见戴德生坐在沙发椅上。他发现戴德生竟然不用帮扶，就可以独自下楼，感到非常惊异。
他对戴德生说：「现在如果你能够旅行的话，最好到郊外调养一下。尽量抛开事情，直至你恢复健康和体力。如果太早回复工作，后果会不堪设想。」
医生离开之后，戴德生躺在沙发椅上，感到筋疲力竭。他开始祈祷：
「亲爱的神，我一直刻意避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好使我的信心增长。现在叫我怎么办？我连回家的交通费也付不起。」
他好象感到神的灵叫他到船公司去查询一下芬治船长的事。
「但亲爱的父神，」他祷告说：「我连坐计程车或巴士的钱也没有，而且钱是多半拿不回来的了。这种冲动难道是出于我自己的乞求，而不是你的带引？」
祷告完毕，他仍是感到神在催促他到船公司去。但怎样去呢？他只能自己下楼，走几步路而已，而船公司则在二哩之外。他记述道：「属灵的应许使我清楚知道，无论我借主的名向神求什么，就必得着，因为父要子得荣耀。我虽然要步行，但我知用信心求力量，就一定办得到。」
「亲爱的天父，」他祷告说：「你若赐我力量，我乐意步行前往。奉主耶稣的名请求你现在就给我力量！」
他朝着齐赛街走，每走两三步就停下来倚着店铺的橱窗休息一会，也顺便浏览店内陈设的物品，然后继续前行。他以前从来都不会对百货店的橱窗感到兴趣。最后，他终于来到齐赛街，转入船公司座落的街道，来到公司的楼下，已是筋疲力竭，只得坐在楼梯上休息。
上落的人对于这个蜷伏在楼梯一角的青年，都投以好奇的眼光。休息过后，再经过一次祷告，戴德生终于上到船公司里。他很高兴再次见到那一位书记。看到戴德生满面病容，书记问：
「先生，你身体怎么了！」
「我得了重病，」戴德生回答说：「医生叫我到乡下疗养。我想到来看看那个弃船掘金的船长可有新消息。」
「我真高兴见到你来，原来上次弃船而去的船长并非你的朋友，而是另外一个姓名相同的人。芬治船长仍在船上，他的船已经抵达贵利夫逊(Gravesend)，不久就要来到这里。我乐意把他的薪金交给你，因为这样会更安全，芬治太太必定收到。不过，在我给你薪金之前，你可否和我一起用午膳？」
戴德生欣然接受书记的邀请。饭后，他领取了钱，叫了一辆马车回苏豪区。
戴德生要付钱给赫治文舅父的医生，但医生以他是医学院学生为理由，拒绝收费。
「你可以让我大胆地说几句话吗？」他问医生。
「请说吧！」
「在神面前，」戴德生说：「我觉得我的性命是你救回来的。我真希望你能和我分享我对神的信仰，它是我所珍贵的。我在伦敦学医，目的是到中国事奉神，在我起行之前。我一直学习完全相信他，所以我拒绝了父亲及中国布道会对我的供给。但我所有的需要都得着供应，昨天神又赐给我力量，使我认苏豪步行到齐赛街。」
「不可能的，我离开你时，你象鬼多过象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实实在在是步行的。因此我现在有足够的钱回约克郡去疗养了。」
「很好。我真愿放弃世上所有，换取象你一般的信仰！」
他们两人以后再没有见面。
翌日，戴德生回到班上尼，回到母亲慈爱的怀抱里。他不但沐浴于母爱中，也时时刻刻听到母亲谆谆的告诫：不准再过那种荒唐的节俭生活。
戴德生以后的生活的确没有那么清苦。
第六章中国传来震动心弦的消息
戴德生和韦玛莉订婚了。韦玛莉的父亲很不愿意女儿远赴重洋到中国去，但还是答允了这门婚事。
可是订婚之后的戴德生并个快乐。他很怀念从前韦玛莉弹琴，他和戴贺美一齐唱歌的美好日子。但在订婚之后，这些日子却不可多得；每次他想约韦玛莉好好谈一会，她总是好象找借口拒绝他的约会。她也常对他说，她的朋友都不赞成他俩的婚事。他觉得她已不如以前一般地爱他了！
1853年1月，戴德生回到伦敦。他的表弟汤姆其时正患热病，戴德生好几个晚上彻夜不眠地照顾他，弄得自己萎靡不振。(由于戴德生的影响，汤姆已经成为基督徒！)他的精神沮丧，祷告也好象达不到天上。在他写信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中，他表明地的孤单和失意，说道：我真愿你在我的身旁，好给我捏一下你的臂膀。又说：你真是我亲爱的妹妹！
除了失意，还有更坏的事，就是囊中苦拙，钱差不多用光了。他祈祷，神的回答是：到伦敦市主教门(Bishopsgate)的白朗医生(Dr．Brown)处当他的助手。白朗医生是外科手术医生，当他的助理可免费享有住宿和膳食，同时早上还可以到伦敦医院上课，工作时间只在下午和晚上。从白朗医生处走到伦敦医院也较近，每天只用走两哩，省了一半的路程。所以，戴德生接受了这份工作。1853年3月底，他搬到白朗医生的医务所。
现在，他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早上八时到下午三时在伦敦医院，然后回白朗医生处用饭、配药、巡视病人或者整理帐务；之后自修解剖学，以及做化学实验，然后或许再巡视一下病人。对任何人来说，这样的编排可忙煞人了。
每个礼拜日，他都到托顿咸的布洛克街教堂，那里有一位以前是贵格会(Quaker)的老太大——史蒂丝(Stacey)小姐，很殷勤地招待他，以后成为他一生的挚友。教会里的年轻人常到史小姐的家去，史小姐看到戴德生苍白和疲乏的脸容，便对地关怀备至，由得他独自休息一会。夏天时，戴德生常探望史小姐，有时在她的花园里一坐就是数小时，有时甚至在史小姐的家留宿，星期一的大清早才打从她那儿往医院上课。
戴德生这时正面对一个难题，使他犹豫不决，难以取舍。中国传道会向他建议，由会资助他完成医学学位，取得皇家外科手术医生的资格，然后到中国开办医院但戴德生觉得如果接受了资助，他以后就难以抛开中国传道会的医务工作，按着自己的心意去中国内地传教。因此，他不能取舍，便写信给双亲，恳求他们为他代祷。
这当儿，他回到罗弗土(Ruffles)去见韦玛莉。
戴德生说：「你知道我深爱着你，可是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感情如何？」
韦玛莉回答说：「我母亲，患着重病，父亲正在忧心如焚，怕她随时死去！他担心我会跟你远赴中国。虽然他允准了我们的订婚，但我知他极不高兴。我真是左右为难啊！」
「那么，让我们写信给他问个清楚，」戴德生说：「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我们的婚约怎能维持下去呢？」
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的都是扣人心弦的消息。中国传道会在其刊物上屡次呼吁火速派遣宣教士赴华，如再耽延。最令人振奋的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报导叫《伦敦时报》(TheTimes)称之为「世上从未有过的伟大革命」。许多信徒都认为这时正是对中国传播福音的大好时机。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人对满清皇朝(1644至19n年)不满的反应。满洲人入主中国，虽已有两百余年，但汉人还是把他们看作外族，而且到了十九世纪，满人多耽于安逸，又常欺凌汉人，引起普遍的不满。到处私自兴党结社，武装起义也增多了。
太平天国的首领是洪秀全，他读过梁发所写的一些福音书及单张，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1843年，洪秀全和他的表兄弟互相为对方施洗，并且开始在其族人中传讲基督教的道理，稍后洪秀全遇到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士罗孝全(lssacharRoberts)，便跟从他学道。
后来，洪秀全在1849年成立拜上帝会，成为群众的领袖。他和罗孝全仍有来往，罗氏在他写给母会的报告中，对这个群众运动极之乐观。
但是拜上帝会其他一些领袖却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他们比洪秀全较为好兵默武，而且和秘密结社的三合会暗通往来，目的是要反抗满清，重建明朝。
反抗满清的运动于1850年在广西金田爆发，洪秀全的徒众推举他为太平天王，建立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有其成立之目的，也有其独特的一套宗教制度及行为规范。他们要**清朝、拆毁偶象，以及扫除吸食鸦片的陋习。在太平天国的早期，徒众皆尊重圣经，对十城尤其重视，常念主诗文，每天有崇拜的聚会，敬拜三一真神、背诵信条和聆听讲道。他们也为成人施洗。虽然他们容许娶妾，但道德戒律相当严谨，而且所到之处，必毁坏一切偶象。
这所有事情，当然引起英国、欧洲各地和美国的基督徒极大的兴趣。一个扫除偶象和异教的基督王朝在中国出现，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而太平军对外国人的友善态度，也带给传教士极大的鼓舞。一位太平天国的领袖说：「真神上帝，是普天之下众人之父，中国亦在其治理与关怀之下，外洋各国也是一样。天下众生，皆为兄弟。」
1853年3月，太平军抵达南京。在这个明朝的古代皇城，他们打败了满清的军队，占领了这个位于南北要冲及运河通道的一代名都。
《海外布道杂志》对这一切报导甚详，在戴德生心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很想丢下医学课程，立刻动身到中国去。
当时一般传教士都在动身之前结婚了，然后夫妇二人共同展开新的生活和事奉。因此，韦玛莉父亲的复信便是一个关键了。
韦汉(Vaughan)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留在英国，我极其乐意见到你和韦玛莉两人快乐地结合。可是，我虽不阻止你俩来往，但我觉得很难把她完全舍弃，或者想到她会离乡去国……」
因此，戴德生和韦玛莉的婚约就在「双方互相同意与尊重之下。(戴德生语)告吹了。
戴德生与韦玛莉的恋爱，维持了三年又三个月。戴德生一直祈祷，希望未婚妻会追随自己到中国去。在他给妹妹戴贺美的信中，他说：「我想韦汉先生真是不对，既然容许我俩订婚有这样一段长时间，后来又不答应……我不能不爱她，并且相信她也爱我。」
对戴德生来说，这是一段伤心的日子。唯一伴着他的，是两只他养的小松鼠，但它们难以代替可爱的韦玛莉和她的音乐。有时当他抱着白朗医生夫妇的婴儿在芬士伯里广场(FinsburySquare)上散步，他会渴望家庭之乐，并且默默祷求他也有享受这乐趣的一天。
与此同时，全地信徒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海外布道杂志》的编辑相信，北京不久也将落入太平军之手：「在中国，黎明即将到来……我们准备不久之后遣派一些具有基督爱心的医务人员赴华。」
六月，事情变化得如斯急剧。柏德(CharlesBird)紧急的找到戴德生，对他说：「如果你认为不需完成医学课程，我们觉得你宜立刻到中国去。我们希望你成为本会的宣教士，最好在九月初起程，避免秋天的强风。」
柏德又继续说：「如果神为你开路，差会对你在内地推行的传教工作并无限制叫尚若事情的演变使你无法再为本会工作，我们并不会认为你的离开是背信或非基督徒的行为。请你为此事考虑和祷告；如果决定要去，请立刻填妥申请表格」
戴德生决定要去。
申请表格包括一份长长的问卷和一份信仰表白书。他花了两个晚上，由凌晨一点到三点，才填好这份申请表。戴德生是完全诚实的，他甚至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他非正统的答案可能使他的申请被拒绝。根据中国传道会差派委员会的书记所记述，引起各审查委员尖锐讨论的，是下列的一段话：
「我不相信教会中有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分，我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有权利去讲道。施洗和主理圣餐。……」
众委员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大多数都是教牧人员，持不同的看法。
三个星期过去了，戴德生还未接到通知。虽然他的双亲都同意他即时赴华，他的母亲却对于他还未收到委员会的回音便向白朗医生提出辞呈感到有点忧心。事实上，白朗医生很想戴德生留下来，他尽力劝他多耽一年，好完成外科手术的考试。但戴德生的意志已决：「如果我付出时间和代价去完成医学位或手术医生资格期间，我能为神所用，带领可怜的中国人来到耶稣跟前一一那在那永恒的世代里将更加可贵！」
之后，他接到柏德的信。差会已经决定尽早派遣他去中国，他应立即收拾行装，准备上道。
八月，戴德生回到班土尼的家中，和家人共同度过一段愉快的日子。全家一起分享，一起唱诗。戴德生把他两只心爱的小松鼠，分别送给大妹戴贺美和十三岁的小妹妹露意莎。
月底，他又回到伦敦，赶着整理行装，购买一些医疗用具和药品，忙个不停。
九月，布洛克教会为他安排了一个聚会，由他主讲。他记述这次的讲道：「我的思想有点散漫，心不在焉。」但会众的反应很热烈。史蒂丝小姐还叫他去做一件厚厚的大衣，由她付钱。中国传道会有遣送礼，他奉命立刻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
由中国传道会的办公室出来，戴德生就径往伦敦的尤斯顿(Euston)火车站，搭夜车到利物浦。在利物浦，皮尔士(GeorgePearse)先生和他的母亲正等着他。他的父亲和姨母哈拿及其他家人随后也都赶到他住宿的欧文旅店。由于戴德生所带的药品和仪器寄失了，他在利物浦多逗留了几天父亲不能离开店铺太久，所以他四天后只得先行告别回班士尼去，全家都到火车站送他。离别依依，戴德生永不能忘记和父亲分手时心中的凄苦。汽笛长鸣，黑烟升起，火车慢慢地移动了，戴德生抓着窗沿，又随着火车向前奔跑。父亲和儿子彼此对望，心中苦痛，直至火车的速度渐渐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远了！
戴德生乘搭的船，叫「敦费上」(Dumfries)，定于9月19日启碇。最后数天，戴德生赶着写信给他心爱的妹妹戴贺美，还有在赫迪医生处做事的表弟康约翰：「相信耶稣吧！把你的罪带到他跟前来……我这样写是因为我爱你——然而神爱你更多。」康约翰在二十九岁时死了，但戴德生为他悔改归主的恳切代祷，已经得蒙应允！
第七章重重险阻赴中华
1853年9月19日，星期一，「敦费土号」准备起航了。她那一艘三桅货船。1837年建造，重量不超过五百吨。当船员把最后的货物送上舱时，有四个人正在船尾的小房间聚会。他们是戴德生和他的母亲、一位叫戴安生(ArthurTaylor)的传教士，以及一位在利物浦结识的老牧师。这个相当宽敞的舱房是戴德生的，还特别为这个远赴重洋的二十一岁青年粉髹一新呢？戴德生建议一齐来唱约翰牛顿的圣诗：
「耶稣圣名，何等甜美，
属主圣徒爱听；
医治病伤，安慰悲苦，
消除心中忧惊。」
唱诗完毕，大家一起祈祷。戴德生的语气一直是坚强的，但在他把亲爱的家人交托给神时，有一刻他还是说不出话来。静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将祷告转向前面可以想到的种种困难，总结地说：「任何困难都不会左右我，我也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以致我能快乐地完成我主耶稣托付我的使命，宣讲神恩典的福音。」
其他各人也轮流祷告，戴德生又念了一篇诗篇，然后戴母还为儿子整理一下床铺，二人都不知道有否机会再相见。
当他们回到舱面时，船员已经把货物安置妥当，预备起缆启旋，其余三人赶忙离船。
戴母坐在码头上，身子不停地颤抖。戴德生看见十分难过，便跳到码头上，把母亲紧紧抱着。
「亲爱的母亲，不要再哭了，我们会再见面的。想想我所以要离开您去作的荣耀事情，不为名，也不为利，乃为使到中国人认识耶稣！」
船已经慢慢驶离码头了，戴德生从码头跳上甲板，冲进舱房里，打开他那本小圣经，在前面的空白页上很快的写上：「神的爱超乎我们所想所知。」然后赶快回到甲板上，把圣经扔给他的母亲。
这时，货船的大副才赶到码头，他握着戴母的手，说：「存着勇敢的心，我会把好消息带回来给您。」
由于大副来迟了，所以船又再次泊回码头，好让他上船。因此。戴德生尚可以再一次握着母亲的手。
「您珍重啊，神祝福您。」
码头上的三个人都挥着手，扬着巾，戴德生爬上船杆，摇着帽子，不停挥舞，直至码头上的影子逐渐变得细小、模糊，终于消失在他的眼前。
这当儿，在伦敦的圣经公会正通过一项决议，拨款刊印一百万本中文圣经。
在「敦费士号」船上，共有二十三名船员，包括摩利土(Moms)船长和他的两名副手、领班、厨子。木匠各一，还有水手，侍者和学徒等。除了一名来自澳门的中国小童外，戴德生便是唯一的乘客了。当然船上还有好些猪。鸡、鸭和狗，以及两只猫。
在舱房中，戴德生把行李安顿好，又用绳子缚紧，然后拿起手风琴，边弹边唱。后来船因风浪颠簸得很厉害，他就吞了一粒「晕船丸」，倒头便睡。当他醒来时，发觉舱中的灯左摇右摆，好象满舱都是一片片的碎影。
「敦费士号」进人爱尔兰海域时，微风已变成强劲的西风，三天来他们左颠右簸，船速极缓。
到了星期六，风突然停了，但气压计的水银针整天往下跌。到了入黑时，风势又转强劲。
他们如搏斗般南下威尔斯岛西岸时，摩利士船长把一贯的礼拜日祷文也放下了，星期日中午，风浪更大，每个船员都帮着扯帆。戴德生有时出来看望船员，并且给他们一些福音单张，供他们闲时阅读。
风浪正大，戴德生感到胸口发闷，赶忙回到房间。气压计仍在下降，强风已经升级成为暴风。
在下午两三点之间，戴德生又挣扎着回到舱面，他看到的景象是他毕生难忘的：整个海面象吐着白沫，浪头在船两边如高塔般压下来，好象要把她吞噬。
「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海浪，」船长大声说。「除非有神帮助，否则我们这次一定大难临头。」
强风把船一直吹向海岸边的防风堤。
戴德生问：「我们离开威尔斯海岸有多远？」
船长说：「大概有十五到十六哩吧！我们能够做的，是把所有帆扯起，否则随风漂流得更快。我们的生死就系于这些帆上，希望神使我们的桅杆承受得起风力。」
「敦费土号」一会儿在高耸的海浪峰顶上，一会儿又象钻到海底的深处，船身倾侧得很，海水不断向舱面的两边涌入来。
「吱哑」一声，前面大帆的支柱断裂了，幸好没有倒下来。
戴德生望着眼前的落日，想道：「明天日头还是一样出来，但除非主在我们身上施行神迹，否则我们的船明天只怕剩下木块残桅了！」
太阳下沉之后，戴德生更感孤单和无可倚靠。他下到舱间，唱两首诗歌，读几篇诗篇和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便上床睡觉。
一个钟头后，他醒来看看气压计，水银针正在上升。他又回到舱面，船正向北驶，仍然离威尔斯海岸不远。
戴德生问船长：「我们过得了圣头礁(Holyhrsd)吗？」
「如果直航无阻，我们应该可以。但如果风大把船吹离航线，我们便要神帮忙了。」
但船正在随凤漂流。
圣头礁的灯塔本来是在前面的，现在却在船旁的方向。船正朝着海岸直驶。
摩利士船长面容肃穆，但仍保持镇静，气压计还在上升，不过似乎太慢了。
戴德生想到家人和朋友，不禁而泪。船上的领班也是基督徒，他对戴德生说：「我一无所有，但基督却是我一切。」
戴德生想起诗篇五十篇的话：「在患难之日求造我，我必搭枚你。」所以，他便恳切祈祷，求主保守他们的性命。」
明月出来了，海岸也隐隐可见。气压计仍在上升，但风却未稍停。戴德生回到舱间，拿起笔记簿，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家里的地址，以便死后可以通知家人。又把一些物品缚在一只会浮的柜子上，船沉时可以作为倚靠。然后再次祈祷，跟着回到甲板上。
「在这样的狂风骇浪中，救生艇有用上？」
「没有。」
「我们可否把那些木条和桅杆扎成一些筏子？」
「我们大概没有这个时间了。」船长说：「我们只有半小时。现在你还因看上帝的呼召到中国去么？」
「我仍然别无所求，我仍然希望到中国去。如果我的愿望不能实现，至少主会对我说：『很好』，因为我遵行他的命令。」
他们看到岸边的礁石愈来愈近，在月光下闪烁生光。
「我们得把船调转方向，否则一切都完蛋了。」船长说。「船调头时虽有反侧的危险，但在只有拼命一试了。」
摩利士船长于是下令把船头转向海那边。可惜屡试无效。
他们又把船转向另外一边，但船却愈来愈接近岸边的礁石。
正当这时，风向突然改变，在千钧一发之间，船没有碰上礁石，在惊险一刻船竟在乱礁中驶过。
暴风逐渐平静下来，戴德生又看到早晨的曙光。
在余下的旅程中，摩利士船长及其他船员忙于把船上的损毁修好，有些水手受了伤，所以戴德生也帮忙照顾。他还为那个瑞典籍木匠的眼角伤处缝了几针哩！他们因此成了好朋友。戴德生发现这个瑞典人，还有领班和船长，都是循道会的会友。船长特别允许戴德生在船上举行崇拜聚会，由领班负责安排。
10月6日，戴德生和领班在房间中一起祷告。戴德生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平静的风浪，因称是主管风和浪的神。」
正当他们祷告时，突然船面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原来因为风向突然转变，船员都在舱板上忙碌地调正帆桅。在这次航程里，戴德生多次经历到在他祷告之后，天气便显着的转变了。
过了别士基海湾(BayofBiscay)的强风后，「敦费士号」在东北信风的带领下，朝着南美洲进发，然后由西风带着它绕过好望角，从南面向澳大利亚直航。
旅程中戴德生有许多机会欣赏神创造的奇妙世界——斜阳夕照、黎明晨曦、海上飞鱼、桅上海鸥，他还爬上桅杆看落日，更是瑰丽迷人。当船上的动物死了——一只猫、一条海豚，两只信天翁——，他就把它们解剖，而且把一切详细地记录在笔记簿中。
戴德生也忙于为船上的人作各项医疗服务。船长的眼皮肿胀，厨子的臂上和脚上，以及一个船员的背上也长了脓疮，戴德生为他们—一治理；又为另外一名水手割除扁桃腺，以及替领班拔掉最后一只大牙。风平浪静时，他就把各种药品分类和标签，又用蒸馏水和火酒来做化学分析及冲洗相片，他也自己制造摄影用的相纸，而且想用显微镜片去造一部照相机，可惜没有成功。闲时摩利上船长和他一起温习代数，他也教船长弹手风琴，又教二副吹笛子。
在一个大热天，船员正在冲洗甲板，戴德生来到舱面，大家把五六桶的水向他倒头淋下去。戴德生不以为怪，反倒大乐，船员自此也就和他玩在一起了。又有一天，船长和他划了一只筏子，环绕「敦费上号」察看船身的情况，然后跳进大海畅泳，当然要提高警觉，留意鲨鱼的踪迹。有时他会帮助船上的工作，学习张帆和其它的技能。
1853年的圣诞，大家为了庆祝，宰了船上一头猪来做晚餐。后来的日子，航程很慢，因为海风极微，到了年底，他们才离开澳洲不过五百哩，距离中国尚有五千哩之遥。
1854年1月13日星期五。
凌晨二时，戴德生倏地惊醒，好象有一个影子站在他的床前。
「小戴，起来，跟我到甲板上去。」是船长的声音。
戴德生爬起床，和船长来到舱面，站在一轮明月之下。船正在森巴(Sumba)群岛东南的沙富海(SavuSea)中。
「你看到那些岛屿吗？」船长问，声音中夹杂着紧张与兴奋。「它们的位置和地图上的记录不符，如果从它们中间经过，将是极其危险的事。」
但他们还是成功地穿过这些岛屿，向东北驶去，经过安吉海峡(OmbayStraits)。峡旁两岸满是树木和河流，景色很美。看见树木和田野，戴德生不禁渴望能重踏陆地。
l月29日礼拜日。危险的威胁又迫近眉睫了。四周没有一丝风，但一个强烈的海流把他们的船带往新畿内亚的北岸，那是暗礁满布之处，岸上住的是涂着花脸的猎头族人。他们的船已经漂离航线四十余哩，离海岸愈来愈近，他们感到完全无助，只得一面预备救生艇，一面尽力把船头调转，迎向海流，以减轻撞击时的震动力。
戴德生照平时一样有早晨崇拜，摩利土船长也参加，但不停踱到船边，焦虑地察看情势如何。
崇拜完毕，船长对戴德生说：「我们已尽力而为，现在只有等结果了。」
「不，我们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哪一件事？」船长问。
戴德生说：「我们船上有四个基督徒，让我们各自退到自己的房间去，求主赐风给我们。他可以轻易办到。」
于是，船长、领班、木匠和乘客，各归各室，恳切祈祷。戴德生形容他的祷告「简短而通畅」，并且感到祷告已蒙应允。因此，他又回到甲板上。
大副正在负责指挥。戴德生发现由于没有风，而主帆有大半已收起。「把主帆张开，」他说。
「那有什么用？」大副问。
「我们已祈祷求神赐给我们风，它立刻就会来到。快把帆张开，我们的船已经接近礁石，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大副向戴德生投了一个不信与增厌的眼神，说：「我希望我可以见到风而非听到风。」
就在他说话之际，戴德生在意到大副的眼睛望向最高的帆。帆正在鼓起；对了，风已在动了！
「你看到风么？望那杆上的帆！」戴德生说。
大副嗤道：「不过是微风罢了！」
「是不是微风都不要紧，把帆放下，总是有利的。」戴德生大声说。
大副如言张帆。数分钟后，船便以六到七海哩的时速，驶离岸边的乱石礁，也把那些涂花了脸的上人远远抛诸于后了。
若顺风而行，还有一星期便抵达上海了。戴德生开始整理行李、器具和书籍。
2月25日星期六。他们停泊在离上海十五哩外长江出口处的郭实措岛(GutzlarrIsland)。六个月的航程终于结束了，船员们都围着那个才上船的英籍领航员，问这问那，弄得他忙个不了。
他说：「太平叛军已经占领上海四个月了，他们正在向北京进发。」
1854年3月1日星期三，他们来到吴淞，戴德生转乘一艘领航船直上黄浦江，到达上海。他看到码头上停泊着不少欧洲式的轮船，也停泊着中国式的木船和英法的炮舰。岸上一排十数间外国洋行，还有一座堂璜华丽，象中国庙宇的建筑物，就是现时的海关大楼。沿江而上，他还可以看到一列古旧的城墙，那就是旧上海市了。城墙外竖着各种颜色的旗帜和清兵的营帐，他们正包围着占领城池的乱党。
中国，在杂志中读到的中国，现在活生生的展现在戴德生眼前了！
第八章追寻人生的意义
夕阳斜照着光秃的山巅；
奔雷惊起沃野上的草树；
宁静的夜色伴着河上山峰的孤塔；
古旧的城垣还保留着坚固的外廊；
远处寺院的钟声在夜空中回荡；
苦力在午后的暑热中歌唱。
蜿蜒的长江，
半掩在竹林内的寺院，
剪裁有致的苏州庭园，
还有帝王宫殿的金碧辉煌。
中国——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她那迷人的眩惑。
然而戴德生并非为了欣赏湖光山色的瑰丽和探索这片土地的幽秘而来。他离乡背井，经历艰险的风浪，走过半个地球，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人走迷了路，而且千千万万人正在毫无希望之中走向灭亡。据说中国有各种宗教，许多人士则喜谈人生哲学和政经理论；他希望为他们带来真理的信息。
在芸芸的中国学者之中，最着名的是孔子(主前551至479年)。他生于旧约以斯拉时代的中国。
孔子的时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大概有四个特色。首先是天和神的观念。孔子本人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上天赋予其使命，也会助他完成使命。中国古代典籍中也屡屡提及「上帝」，秉公义以治天下，也要求人重义轻利？
第二个特色是多神主义，有社稷之神、上地之神、厨灶之神、仓廪之神，而山川、星辰亦皆有神灵。
第三个特色是敬拜祖先，在中国人之中最为根深蒂固，几乎每户人家都有神位，象一个壁橱，上面放有刻着家中各代祖宗姓名的木牌。有钱人家的神位都镶着金边或各种的装饰。家人定时向着这些牌位跪拜，供奉香烛，和献上食品祭牲。家长去世，长子便代表家人献祭，在坟墓前跪下祷告说：「愿骨和肉回归尘土，愿魂魄寄于牌位，与我们同住！」
中国人认为敬拜祖先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责任。他们相信借此可与灵界契合，而死去的先人能否享福，也端赖后代的祭祀。相反而言，祖宗的魂魄也有赐福和降祸的能力。此外，祭祖的礼仪亦有凝聚宗族和维系社会安定的功能。
中国古代宗教制度的第四个特征，是由称为天子的皇帝代表人民献祭，即「封禅」之礼。天子在「皇天上帝」之神位前跪地叩首，代表国家人民向天答谢并示臣伏。
孔子非常重视这些宗教传统。在他而言，神灵之事是理所当然，而人类的命运也由至高无上的神明所操纵和掌管。但他的兴趣却不在于宗教，他是一位伦理教师，具有政治理想。
孔子的学说被称为一种「基于普通常识和家常品德的功利主义福音」。对他来说，学习是为了达到进德的目的，他的目标是以古代道德的标准来改革腐败的周朝。他推崇「君子」，眨抑「小人」。「君子」就是追求道德修养，遵守社会规范的人。
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最高的品德。「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教训和基督教的伦理观也有相异之处。对于伤害别人或者残害公理者，孔子不主张怜悯与饶恕，而是「以直报怨」。
孔子的学说主要是针对一部分来自统治阶层的听众，一般人还是以拜神祭祖为主。而普遍影响他们的是道教。
道教源于道家，其创始人为老子，生于孔子时代，据说稍长于孔子。道家的哲学是探索自然，但后来的道教却变成民间的宗教，与符咒、驱鬼、风水、占卜等混为一谈，在以后的数世纪，与儒家争竟。有几个朝代，连皇帝及其它统治者都深受它的影响。
汉朝(主前206至主后221年)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按贤才取土，设立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官学，又立科举，成为以后千百年来中国选拔人才的标准。
汉朝之后四个世纪，才有第一位宣教士赴华传教。佛教在这时已由印度传人中国，并且传播甚速，很快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宗教。戴德生在中国时，常遇到那些穿着黄色僧衣、剃光了头的和尚。然而佛教虽然流行，并没有取代儒、道二教，中国的宗教往往是此三者的混合体。
最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成为大部分中国士人踏上仕途及获得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途径。科举考试的范围，主要是儒家经典。当然，这种取人惟才的制度也有不少缺点，但大致上还算相当成功。儒家哲学在人伦关系上有极佳的理想和教训，使中国有着安定的社会秩序，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兴盛和繁荣。它推动各项文学活动，也极之推崇高雅的情操、举止，以及礼仪和诗词。
在清朝(1644至1911年)，中国文化开始影响及欧洲。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土把一部分儒家典籍翻译成欧州语文，他们所着关于中国的书籍，也受到普遍的欢迎。一般来说，传教士的着作流露了对中国文化的钦慕，甚至感染许多欧洲人，因而兴起了一降「中国热」。当时欧洲的洛可可式(Rococo)艺术就反映出中国的影响；有钱的欧洲人建造中国园林和庭台楼阁，在花园中种植各种中国花卉——壮丹、茶花、菊花、芍药等等；中国轿子也很流行，还有中国的漆器、香烛、茶具、中国绘画和中国式的墙纸等。
由于清朝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两个世界的接触日益频密，中国的社会也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因为满清统治者愈来愈腐败无能，中国正面临自古至今从未遇过的危机及剧变。太平天国的动乱正是一个例子。在这样一个变动的大时代中，戴德生怀着兴奋和希望来到中国。
第九章初抵上海
踏入上海的码头，戴德生看到远处飘扬着英国旗。他朝着国旗走去，来到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他希望在领事馆内有他的家信，也盼望有差会给他的证明书。这样他可以到本地分会领取一些钱。
「邮务处的办公时间已过，你明天再来吧！」领事馆的人员说。
戴德生惟有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见麦都思教士(Dr，WalterMedhurst)。在英国向华传教的宣教士中，麦都思可说是年资最深的了，他在上海也充当英国领事的顾问和翻译。
领事馆的职员把麦都思的住址告诉戴德生。他就沿着黄浦江的外滩走，然后往右转，走过泥泞满布的路，旁边是很深的臭水沟。约走了一哩，便来到麦都思的住宅。开门的是个中国人，一句英文也不懂，但戴德生很快便从他那里知道安都思夫妇不在家。
然而戴德生找到另外一位年轻的英国传教土，名叫艾约瑟(JosePhEdkins)。他还把戴德生介绍给其他住在伦敦会宿舍的传教士，包括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医院的雒魏林医生(Dr．WilliamLockhart)。
雒魏林说：「你不如暂时在我家住下来吧！」戴德生很感激，但也有点尴尬，因为身为中国传道会的宣教士，却需接受伦敦会的招待，实在说不过去。雒魏林也答应戴德生的要求，让他分担房子的支出。
同样住在伦敦会宿舍里的，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约翰(JohnBurdon)夫妇。当天晚上，他们邀请戴德生到家中晚餐。这对年轻的夫妇健谈而好客，家中充满温謦，使戴德生有宾至如归之感。后来包约翰成为圣公会第一位到北京传教的教士，以后更成为香港圣公会的会督。
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雒魏林医生家中。从他的房间往窗外望，可以见到城外清兵与城内小刀会对峙之局。右面是满清军队的营帐，左边是上海县城的城墙，上面挂着灯火，不时还可见到城上巡逻的守卒。虽然枪炮声不住地响，但戴德生还可勉强地睡着了。黎明时一阵隆隆的炮声，把窗户也震得格格作响，但炮声过后，却是一阵晨鸟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凭窗远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摇曳起舞，园中的草木吐着新芽，树丛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扑面而来，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早晨啊！
早餐后，戴德生立刻前往领事馆查看邮件，但只有一封信，是家中五个月之前寄出的，还有一份《海外杂志》。至于中国传道会则什么消息都没有。没有钱，没有邮汇，没有指示，什么也没有。或许他们要等到他到达上海之后，才寄下指示和和经费吧！果真如此，差会真是不懂为人设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费士号」取回行李，在码头上找来一批苦力帮忙搬运，成群结队，行李在挑夫肩头的竹杠上摇摇摆摆地在闹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领着路，好不威风。
戴德生也参观了伦敦会的医院，听麦都思教士用上海话对病人讲道。麦都思热烈地欢迎他，说：「你可以选择学习上海话或者官话(国语)。上海话只用在本地，官话虽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异，但全国通用。我劝你还是学官话好，我可以给你找个教师。」
戴德生回答说：「我想你的话很对，就劳烦你给我找个教师吧！」
接下来，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与中国传道会取得联络，并向它支取费用，学习语言以及生活上的习惯，免得总是倚靠伦敦会和圣公会的朋友。
「没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写信给皮尔士先生，说：「但我盼望下次邮件到时，会收到差会的消息。上海现时十分不安宁，乱党和官军打个不停。……」很难租到屋子，连房间也不容易。空屋都给城中逃出来的商人住满了……城中的传教士也离开了，我现时暂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栖身。如果不是雒魏林医生的好意，我可能会一筹莫展。目前我真不知应做什么。……」
第一个礼拜日下午，他和伦敦会的传教士伟烈(AlexanderWylie)进城察看。伟烈知道中国人素来重视读书人，所以他下过一番功夫研习中国经典，也写过不少中文文章，试图吸引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创造主。跟他学习，戴德生觉得很兴奋。
伟烈带他去到县城，指给他看城外的一排排破屋，告诉他中国人的生活有多苦。他又和守城的兵士说话。他们穿着满是刺绣图案的帽子，领上围着红巾，身上穿着颜色鲜艳的织锦，还有绿色的裤子和长靴。
他们进城后，伟烈有时会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谈，戴德生也帮忙分发单张，他们甚至走进寺庙跟和尚谈道。来到城内伦敦会的教堂，他们发觉里面竟挤满了人，原来麦都思正在内里讲道。之后，伦敦会的教士还分派白米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
在县城北门外，他们看到一群人在欧斗，一个死人被抬着进城。另一个的胸膛被枪轰开了一个大洞。戴德生替第三个人察看伤口。他的手臂被炮火打中，子弹穿过臂膀，连臂骨也折断了。他痛苦地嚎叫，但除非把他带回医院去，否则戴德生也爱莫能助。
麦都思说：「如果我们在此为他调理，只怕有人会把我们的衣服都剥个干净！」
再行不远，他们又见到兵士抢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队兵士则掳获一批战俘，拖看他们的辫子走。俘虏大声地嚷着，向戴德生等求救，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上海的其它传教士多数来自圣公会或别的大差会，他们均受过高深的教育。只有戴德生的差会很小。它风闻太平之乱便仓猝地决定派遣教士来华，所以戴德生还来不及完成其医学课程就接受差遣了。中国布道会的乐观及策略，在许多有经验的传教士看来，实在有点荒谬，有些甚至公开指责中国传道会及其《海外布道杂志》。
戴德生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传道会的种种缺点，他本人亦因为差会办事失效而受害。然而，他仍尊敬他的差会及其干事，他敬重他们的灵性、他们对神的爱心，以及他们布道和带人归主的热心。
当时的上海还有不少欧洲人，他们发展工业和贸易，生活奢华。在戴德生眼中，部分传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他们常和租界的官员和炮舰的长官往来，并且权充翻译。这种社交应酬的风气，令到这个在保守和严谨的循道会环境中长大的戴德生，时常感到惊讶。
虽然戴德生受过不少教育，人也聪明，但他并没有大学文凭，而且还没有拿到医学学位。他希望从事医疗服务的工作，但他并非正式的医生。他能讲道和牧会，但他没有受按立为牧师。虽然许多人硬要称他为「牧师」，他却一直拒绝接受这头衔。从中国传道会那里，他每年的薪金只不过八十元，非常微薄。圣公会的单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会还替他们付房屋租金、医药费用，另外还有语言教师及书籍津贴。在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显得颇有点寒酸。
当他整理行李时，发觉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书籍和纸张都弄脏，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坏了。「敦费士号」在回航中，于澎湖群岛(Pescadores)附近触礁而沉没，船员则幸而获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师抵达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导戴德生官话，而戴德生则每天为他祷告，希望圣灵带领他归向耶稣。
四天后，师生两人已经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对话。戴德生用中文与街上的士兵或店铺的商人谈话，他发觉自己已能勉强用中文跟人沟通。
当时负责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将领是吉尔杭阿(Koerhanger)。他下令封锁城池，但城北接连租界，城内的人皆从租界的外国人那里得到军械和粮食的供应，所以封锁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有些外国商人更为城内叛党提供经济及各种援助，期望太平军能取清朝而代之。传教土则在城内分发白米和肉类，调济贫苦大众。
1854年4月4日，是上海史上有名的「泥城之战」。戴德生早上就被枪声吵醒了，他走出屋外，头上飞过一枚炮弹，轰隆一声，竟落在慕维廉牧师(WilliamMuirhead)的屋墙上。慕维廉属于苏格兰长老会，是戴德生来到上海后认识及仰慕的一位教土。
清晨六时半，戴德生和慕维廉一起走过租界，来到黄浦江畔。满清的兵
船正在起碇，要沿江而下经过租界向南城进攻。英法兵舰齐起制止，但清朝水师并不理会，强要直驶苏州河，引起一艘英舰发炮攻击。
岸上英法领事也和满清军队斡旋，要求他们的营寨和炮垒撤离租界。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Alcock)并且派人送给吉尔杭阿一份最后通碟，说：「若果清兵在当日下午三时之前还不撤退，英国舰队即派兵上岸；若到四时不撤，英兵便开始进击，不再容情。」
下午三时，清兵还是没有动静。英美军舰分别派兵土及水手上岸，摇旗擂鼓，并由阿礼国率领，一直操向清兵驻扎的跑马场。
四时，戴德生听到美国士兵那边发出枪响，并且看到炮弹横飞。果然，英美军队开始向清军进攻。满清士兵到处逃窜，然后戴德生又看到一片红巾——原来城内的党羽也趁机出击，大杀清兵。
在此一役，英法军队大获全胜，只损失了两个兵士。当清兵忽忙逃窜之际，乱党拥出城门，把清兵遗留下来的火药枪炮，来个混水摸鱼，抢掠一空。
可是，传教士却要承受后果。经此役后，清军对外国人极表不满，一直到秋天还不让传教士到城郊的村镇传教，也不准外国人在租界之外居住。因此，戴德生也不得不寄人篱下，在租界内伦敦会的宿舍里继续居住。
第十章危险中的歌唱
正当戴德生执笔在信上向妹妹戴贺美倾吐时，他收到家中母亲寄来的信。读着，读着，眼泪不禁流下来了。他多么想念家中的亲人啊；加上自己身体不适，双眼红肿，而且常有头痛！人在异邦，真希望时时接到家书，但是父亲却从未给他片言只字！
他又想：如果有个妻子，与自己分享人生，那会多么好！他给戴贺美的信上说：「不知父亲对史伊莉小姐的看法如何？请代转达我的爱意。」史伊莉(ElizabethSissons)小姐是戴贺美及韦玛莉(戴德生从前的未婚妻)的朋友，在他姨母的一所学校教书。当戴德生探访韦玛莉时，她已对戴德生心动，常对朋友说暗恋着他。她也送给戴德生一些手绘的图画，彼此又互赠礼物。
她对中国甚表兴趣。戴德生也曾盼望她有一天会嫁给他。他向她要了一束头发，并且小心地珍藏着。与此同时，他也向家人问及韦玛莉的近况。他信上这样说：「她也许会找到一个比我富有、比我英俊的丈夫，但能否如我一样死心塌地爱她，则难说了。」
春天到了。上海的天气逐渐转暖，田野也脱下灰衣，换上绿裳。戴德生在日记写着：「从屋子往外望，看见花园、玉米田、城垣、房舍，以及江上的船只和帆桅，景致美极了！」数周过后，绿野上一片繁花，彩色缤纷，更是艳丽。
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城内的小刀会徒众宣告：「他们会追随太平军，崇拜上帝，归信基督。但小刀会的首领却是吸食鸦片，而且不少领袖都是强横无道。任意鱼肉妇女，行为和基督教的教训大相径庭。他们响应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天国之声势正盛，谣传他们正在挥军北上，或者已经占领北京。
许多年后，中国传道会的秘书长皮尔土也承认差会并不了解当时上海的情况，也不知道戴德生的经济窘境。戴德生总是把支出的项目详细列明，说明他花用每一文钱之必要。他写信给父母说：「差会应对传教士有更多的供应，现在是入不敷出。我第一年的总支出大概在二百镑之下。虽然如此，我相信在所有上海的传教士中，每人每年的支出都在这数目之上。」
六月的上海，潮湿而炎热。日间气温常在华氏百度过外，晚上也在八十度以上。在这炎夏里，戴德生还是每天用五个小时来学习中文。他说：「我们都汗流如雨，象活在烤面包房里」
有时，他会跟包约翰与伟烈两位牧师结伴到乡间派福音单张和传道。戴德生也带备药囊，在两位牧师讲道时，替人看病，甚至有时做一些轻微的手术。他在中国继续读他的医学和做实验，也念化学的书籍，又在医院观察病情，在旁留意医生如何动手术。他的努力和研究终没有白费，后来得到英国伦敦皇家外科手术学院(RoyalCollegeofSurgeons)承认，补发不足的学分。
戴德生的中文也有很大的进步。现在他已经可以自己到市场买东西，从容和店员对答，甚至讨价还价。他见过中国的印刷工人怎样工作，认为中国人头脑灵活，做事简单利落。
战事仍然持续，县城内的土气日渐低落。人们对以前信奉的偶象已失去信心，甚至把它们丢弃或送人。传教士则受到尊敬，教堂也挤满了人。看到这个情景，戴德生决意离开租界内雒魏林医生舒适的家，到两阵对垒之间的「无人地带」寻找往所，好作传教的工作。由于那个地区相当危险，而且受到战火蹂躏，租金也较低廉。最后，戴德生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每月租金八元。
那是一栋双层的木屋，座落于上海的北门，共有十二个房间。戴德生打算住在二楼，把所有房间都洗刷一新，二楼用来做睡房、书房和饭厅，楼下则用作药房、学校和教堂。
要把房子修葺、清洁和洗刷一新，真不是一件易事。他请了一些人来清洁，不过清洁工人来了，却不工作，只观看修理工人在砌墙。他把事情吩咐妥当，便离开一会，但回来只见他们有的在写字，有的在抽烟，其余的都在睡觉！最后，他决定搬来桌子和椅子，坐在房里监督他们工作。
他对工人说：「把房子完完全全地清洗干净！」
他听到一阵倒水声和洗刷声，跟着又静下来了，他便起来看个究竟。
「为什么只清洗外墙？」
「噢！原来你要内外全洗？」
［当然啦！」
于是，泼水声、洗刷声又再响起，直至出现一些琐事，工作又停顿下来。如此这般，对戴德生来说，实在是学习忍耐的大好机会！
在8月30日，他终于搬进了新居。第一天早餐之后，他收到雒魏林医生送来两罐美味可口的辣果酱，稍后他又送来两瓶甜酒。包约翰教他怎样应付厨子，不叫他每天买菜时中饱私囊。
戴德生定了计划，每天有两次与佣人一起用中文祷告和读圣经，也邀请邻舍参加，而且人数愈来愈多。
不久之后，戴德生又办了一所学校，开始时有十个男童和五个女童。初时主要由戴德生的中文老师负责教学；但数星期后，戴德生也参与督导学生的功课。每天他又替病人诊病，逐渐学会用中文来交谈，包括询问病情和指导病人如何服药。
他住的地方就在城外，和租界隔着一道城河，每天都是风声鹤唳，相当危险。与租界相连的木桥，晚上总是拉起，不让行人通过。每晚，戴德生总不敢熄灯就寝，而且预备好一个浮水泡，随时准备跳水逃生。
九月中旬，戴德生、艾约瑟和另一位美国长老会的年轻传教士郭达门(JohnQuarterman)，一起沿黄浦江坐船南下。他们带了大袋的圣经及福音单张，发给码头和船上来往的旅客，希望这样可以把福音传至一些传教士去不到的地方。
当天傍晚，他们三人乘坐原船返回上海。途中要经过清朝的水师舰队，难免有点担心，因为夜间水师怕有叛党偷渡，时常不问皂白，便向夜渡的开炮攻击。
艾约瑟建议说：「我们经过舰队时，大声唱诗，他们就知我们是外国人了！」
「好主意！」戴、郭二人同声应道。
他们接近满清水师时，便大声高歌起来。经过了黑压压的一批船只，相安无事，大家正预备彼此道贺之际，船夫却催着他们继续大声唱诗。原来刚才经过的船队并非水师，现在才开始进入水师巡逻的水域。
因此，他们继续放吭高歌，唱的是「广阔穹苍歌」。但唱完最后一节，他们的船还是在水师附近。
「唱什么？」，艾约瑟大声喊着。「我们一秒钟也不能停下来啊！」
说完，艾约瑟也来不及和二人商议，便独自大声高歌，是戴德生从未听过的调子；那边郭达门也大声唱出一首雄壮的美国歌，戴德生也惟有引吭高唱另外一首歌曲。三首不同的歌，加上船夫们大声喊叫，使戴德生禁不住笑起来。
「来人是谁？」水师船上有人大声发问。
船夫大声回答：「是白鬼！」
「大英国人！」戴德生和艾约瑟同声应道。
「花旗国人！」郭达门也大声喊着说。
水师没有为难他们。艾约瑟和郭达门对于船夫以「白鬼」来称呼他们，甚表不满。船夫表示抱歉，说「非常对不起，我们在惶恐中说错了话。以后会小心一点，不再随便用这些不礼貌的话冒犯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