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的童年与中学阶段
“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约翰福音》10章l4节
一、我的童年——神预定拣选的一只小羊
我名李景沆(hang)，1922年8月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县(解放后为天水市)，一个县政府职员的家庭，幼时家境殷实。
祖父是一个身背小包走乡串户，到农村零售农家妇女头巾的小商贩。生有三子，我父是长子，个性不宜经商，自幼喜好书写，遂由亲友引荐到本城县政府作学徒，也就是在县府科房作服务员。通过自学，于辛亥革命前后，他即升为衙府四房中主管刑部的房头人(相当于现在政府总管公、检、法的主要领导)。听母亲讲，从此家庭就渐渐富裕起来。
我二叔随祖父作小商贩，生一子名李仰沆，长我一岁。当我八岁时，我二叔病故，一年后叔母亦离世。我唯一的这个哥哥就由我母亲代养了。更不幸的是我在小学毕业的前一年，与我同班且形影不离的这手足之亲，因患重病，医治无效，早早夭(yāo)亡。
三叔是个文盲，是当时县府的警卫，于1955年病故，身后无子。
我家因父亲的地位与职权，当时已成为街坊中有名的富户了。因我家遭上述不幸，我便是父母唯一的安慰和希望。我这个生得眉目清秀，性格温顺的独生儿子自然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
我大姐李金娥，姐夫张子扬是家道平常的一般市民。二姐李蝴蝶，二姐夫王授青，作小学教师，基督徒。曾为基督教“内地会”英国来大水的传教士作汉语辅导教师。
我于1950年，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完全接受了救恩。
其后二十年，即1970年的一日，大姐带着感恩之心对我说：“弟弟，你是主所赐予我们的啊”。“为什么?”我紧接着问。“你去问母亲”。这是她带着感恩的笑容对我唯一的回答。
我立即去到年过七十的老母身旁，问她：“母亲，大姐说我是主所赐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个子不高，缠着小脚，不识字，但头脑清晰。她坐在硬席有毛毡的土炕上。一字字、一句句对我娓娓道来：
民国三年(1914年)天水闹兵荒。从河南、陕西方向过来的大土匪白狼(白郎的诬名)的军队把天水城围困了三天三夜，终于失守城破。土匪杀入城内，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你二爷(我爷爷的弟弟)被乱刀砍死在这院里”。说到这里老母亲泪水盈眶，低头呜咽，难过得说不下去了。沉思好久，母亲又昂然有神地继续说下去：“从此后的几年里，由于惊吓，我终于病倒了。白天黑夜里乱喊乱叫，精神恍惚、神志不清，每晚好象看见你二爷在这墙台上”。她说着把手指向屋内壁墙上方的台棱。“你父亲有的是钱，常请什么阴阳呀、法师呀，在家里整日整夜挂符念咒，当然也请多位名医来家治疗。唉!一切办法全用尽了，仍然无济于事。那时我真的感觉到钱再多，势再大，亲友再操心看望，这一切都换不来家庭和内心的平安!”母亲又有所感地用瘦弱的两手整整自己的上衣，用双手搓搓自己的脸，振作起精神，再说下去：“后来，我不知什么缘故，总喜欢到张婆家去(张婆是基督徒)，一到张婆家，内心就平安了。记得有一深夜，我的病大大发作了，无奈之下你父亲叫来轿子，把我抬到了张婆家。深更半夜，敲开人家已经紧闭了的大门。我一旦睡在张婆的炕上，就立即平安无事。就这样，我经常去你张婆家。于是张婆再三劝说我要专心依靠主耶稣，接受祂为我的救主。我对张婆说出了我唯一的心事，‘主若治好我的病，让我生一个儿子，我就一定信主”。这时母亲愈说愈起劲，瘦而多皱的脸上流露出少见的感恩的笑容；“后来，信主的老姐妹，三三两两常来我家祷告，甚至英国教士也来我家了。感谢主的大恩，不到半年果然我的病就全好了，我也去聚会听道了，你父亲也不定时地去礼拜了，哪知第二年，你就出生了”。
老母亲这一席蒙恩的话，使我想起圣经中《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的真理：“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说起张婆婆，她是我姨**公婆。自1916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所带领的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了天水，张婆婆家、吴洁天家、裴婆婆(裴正义牧师的奶奶)家、曹婆婆家都先后接受了福音，成为今后天水市基督徒所称赞的“基督之家”。
童年有一件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我刚刚上学时，不论冬春寒暑，每晨破晓前，东关天主教堂高耸的钟楼上，就响起了开始祈祷的钟鸣声，那清脆悠扬的“叮铛、叮铛……”的悦耳钟声，催醒了母亲，也唤醒了我。“快起来，钟响了”。她慈祥而柔和的连连催唤，每每把我从贪睡中唤醒。因我幼小无知，那不受风雨阻隔的叮铛声，在当时虽未引起我敬畏上帝的共鸣，但它在我小小的心田里，已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二、小学及初中生活，第一次接受福音
我八岁时，已到上学的年龄，父亲深受封建思想影响，执意要送我到私塾学堂去私塾念《四书》、《五经》。两年后因亲友劝说，父亲才将我转至离家较近的东关小学。刚进校就上三年级。在私塾中没有算术课的设施，此时面对完全陌生的算术课，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记得在一次算术课上被老师提问，因三问而不能一答，竟被调在讲台上，老师吩咐一个同学当众吐唾沫在我的脸上来体罚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几乎羞得走不下台来。又在一次考试中，因迟迟不能交卷，庞校长轻蔑地骂我道：“看你写字像个门里人，中看不中用”。话虽不多，但话中却深深地蔑视了我父亲，辱骂我这个只有外表而无用的笨蛋。从此，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被刺痛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此外因父母过于偏爱我，穿戴十分讲究，再加眉目清秀，我常遭同学和街坊小孩的嘲笑和侮辱。因此，幼小的心灵，就被环境压抑得整天愁眉苦脸、郁郁不乐，失去了幼年应有的天真活泼。
父亲见我常拉着哭丧的脸，就转送我到离家较远的大城学巷小学去上学。在学巷小学直入五年级。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已不是小孩了。应开始发奋学习，立志以优异的成绩站在全班同学的最前列。记得在六年级毕业的那一年，校长聂友赐出的作文题是《炉边谈话》，在这次作文中，我充分表达了我过去的痛伤和今后的志向，没想到竟获得聂校长与我单独谈话，给予我很大的勉励和安慰。
在当时，十五岁是小学毕业的法定年龄。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完成了小学学业。同年秋季，报考天水中学，竟落了榜，迫使报入天水初级师范学校，逆志地接受了四年制的初级师范教育。
正当我专心致志刻苦学习的黄金时刻——二年级。我突然患了慢性病，开始时经常咳嗽，小脸蛋在每天下午发红发烧，每夜全是恶梦，一旦惊醒，全身是汗水。在我患病的这个阶段，我没有睡过一夜安然觉。每天上课，就无精打采地打盹，再使劲也提不起精神来。其他同学都在课前课后尽情地玩耍、嬉笑，唯独我被病压得终日痛苦忧伤。我这颗小小的心灵才开始体会到做人太苦了!
经医师诊断，我的肺部有病。
独生儿子的病大大伤痛了父母的心。钱虽多，中医、西医再精心治疗，但病情依然不见好转，而且日益加重。父母要我休学看病，但我求学心切，明知体力不足以应付每日的课程，还仍挣扎坚持去上学。那时我二姐夫王授青是小学教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给内地会派来天水传福音的英国教士讲授汉语。他与我二姐结婚后患了肺结核，生一男孩王林泉，五岁后因病成了哑人。从此，二姐夫就卧床不起了。
一日，我二姐夫告诉我：“弟弟，人生路极其难走，不论何其艰难，只要一心靠主，祂会引领你的一生”。姐夫的这段话深深启发了我，幸而那时正值天水基督教灵恩派举行奋兴会。我在痛苦无援，药物无效的情况下，毅然接受姐夫的劝告，去北关礼拜堂听取福音。
那晚，我去北关礼拜堂。礼拜堂是一个大厅，厅内无电灯，只高悬一盏通亮的汽灯，听道的近百人。我站在人群中间。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讲了些什么，在连续四、五次的听道中，唯有一首歌曲紧紧抓住了我的心，这首圣歌是：
安稳隐藏主翅膀下，谁能使我离主爱，
世界末期时常有患难，在主翅膀下有平安。
这首圣诗字字句句打动了我的心，我记得在教唱人的指挥下，我立即学会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走着，低声吟唱着，内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安。到现在我仍深深记得那种平安感、正好像是在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之夜，我是一只被吓得发抖无处躲藏的小鸟，被一张厚而巨大的翅膀严严地遮盖佑护着。外面虽是恶风暴雨，轰雷闪电，吓得战惊地缩成一团的我这只小鸟，从内心却发出感谢赞美主的声音来：“何其的平安!何其的平安!”
在此后的几日里，每当我痛苦时，我就感恩的高声诵唱，有时就暗暗地在心中诵读，从而得到的平安，是用笔难以形容的。我的心渐渐平静，忧伤的心情也渐渐消失。不到三个月，我的病竟速速转好了。病好后，对于神在哪里，我再不去过问。所关心的是学习，是将来的前途问题，我就这样在第一次被主呼召，在蒙恩病好后，竟又远离神了。
正当这时，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从此就揭开了序幕。
随着抗日的节节失利，以甘肃为主体的大西北，就逐渐形成了备战大后防。天水和全国一样，从1937年就开始进入了艰苦抗战的岁月。
此后，国内很有名望的焦作工学院迁来天水市。天水城南，公园莲湖亭处的众多房舍成了该校的临时校舍。
天水市玉泉观也成为新成立的国立五中的校本部，小小的天水，一时成了人才汇聚之地。由此，落后的大西北被外界的进步所感染，进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开发的局面。
抗日的烽火越燃越烈，国民党号召未沦陷区各行各业青年从军抗日，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仅天水师范三年级学生投笔从戎者将近一半。
我在四年级时，省教育厅派督学来我校检查教学质量，抽查的语文考题是《学生在抗日战争中应有的责任》。考后评比中，我竟名列全校榜首。我的雪耻之心初步得到安慰。
三、我暂时离开了神，但祂还是佑抚着我
我十九岁由天师毕业，那一年(1939)，抗日战火已弥漫了大半个中国，东北、华北一带、东南各地都已展开了游击战。
在那个山河振荡，人心惶惶的岁月里，我不再去礼拜堂。虽然幼时，父亲领我去礼拜堂院玩耍的情景和教会墙壁上的一些图画，不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拉着我的小手去北关内地会参加礼拜的喜悦却时常在我心中荡起。虽有上述难忘的童年点滴记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对神的爱，有意无意的让它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并没有因年龄增长，知识增加，且经历绝症得愈的神迹，进一步探索这爱的源头。人性的软弱就是如此的忘恩负义!
父母心愿，不要我远离他们身边，让我毕业后学习中医，平平安安度此一生，但我执意要去兰州继续深造。
1939夏初，我从初师毕业，又去兰州报考二年制的后期师范。
那个年代出门远行，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就大大不同了；要么是长途跋涉，或是坐畜力车，要么搭乘汽车。那时天水的汽车通称“羊毛车”，所谓“羊毛车”，是运输从苏俄进口羊毛的汽车，车身很短，也无车蓬，那种汽车不如今天偏僻农村的破旧农用车。为了这次远行，父母为我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月。但娇养无知的我，恨不得立即飞向省会兰州，亲眼看看兰州的黄河大铁桥，品尝当时天水罕有的兰州名产韭黄、新鲜黄鱼、鲜百合……
离家的日子终于到了。
那是盛夏季节。起程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厚重的云层象要塌了下来似的。我深深地记得，当我要离家出门时，母亲又喜又悲地紧握我的手说：“孩子，一定要记住主耶稣呀！记着!”她再三地叮咛我。我回答：“母亲，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临走时，一同去兰师报考的同学一行三人——徐可昌、张仲侠、甄铭。
在众亲友热情招手下，车离开了天水北关汽车站。车箱的底层是二十余位旅客的行李，行李上再挤满着我们老老少少的客人，我的座位是车箱最前的一角，我的背可贴紧司机坐箱的后壁。
车在铺有细沙的宽阔道上飞驰。上了坡又转弯，转过急弯又冲上高坡。阴沉的天，颠簸的车，山岭的凉风在炎夏应是行路人的美好享受。谁能想到，坐在车头迎挡着因车速而冲来的大风，竟使我全身冰冷，头昏恶心，刺骨般地难受，这使我初次体会到坐车远行的痛苦。好容易车到了离天水城45公里的秦安站。停车小憩，众旅客才伸腿展腰，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被挤压在人中间的两条腿，急需伸出车身外舒展一下。哪知当我抬起双腿，将身体左转，把两腿伸向车箱外，但还未落定时，不知怎的，竟不自主的将两腿抬起，无意识地再将身体转回过来，正当两腿悬空时，突然有一飞速货车从我们的车身后侧紧擦而过，咔嚓一声，竟将我车箱侧棱的短短竖条碰断了好几条，也碰得我随同车身倾斜摇晃了几下，众旅客都吓得大叫起来，待车停稳，个个都吓得口瞪目呆，人人都说：“你这少年人太命大了”。当我将双腿安安稳稳安置在原位时，我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司机再生气也没用，因那货车已飞驰而去，无影无踪了。
车又起动了，我的神情也稳定了，我不禁自问，当我双腿还未直垂放在车侧，为何又不由自主地要抬起收回?这抬起收回的意念从何而来?我再三思想，但终不解其委。
在此后的年月里，我每每想到这出奇的动作，便深感太幸运了，否则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流血太多至死，便是落得终身残废。
至1950年，我彻底悔改后，才明白，我因只顾所谓的世俗前程，竟把使我病得医治的主耶稣基督置于脑后，又把“安稳隐藏主翅膀下……”所得来的无限安慰也忘得一干二净，世俗的欲望弄瞎了我的心眼。但慈悲天父不忘记我，时时在佑护着我。
当晚，我们夜宿在天水至兰州间的最高峰，华家岭车站。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们平安抵达兰州市。
四、兰州两年的后期师范生活
从1936的河北芦沟桥事变起，至今已历五年的浴血抗战了。日军已占据山西运城县，若非黄河天险拦阻，日寇就能直捣陕西省会西安市。
运城既为日军占据，也就成为轰炸我西北大后方的飞机起飞地了。兰州市为第一目标，次为天水市。
兰州皋兰山是市南郊的最高峰，山峰雄伟高耸，在战略上是自然屏障，在景观上是兰州人的骄傲，它的顶峰成了高悬红灯指示敌机已入境的唯一最高点，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敌机一进入我省境界，第一红灯就悬起示众，待敌机进入兰州地区时不但第二灯悬起，同时也响起拉笛声，这时市民就立即疏散，分向皋兰山、北塔山、南北奔逃躲藏。
记得在一次空袭中，一敌机被设在皋兰山顶的高射炮击中，敌机堕落翻转的场面，真是大快人心!日机多次想炸断兰州通往西部的唯一黄河大铁桥，但炸弹多次都落在桥身两侧的黄河中，民房有毁，但不甚多，每次伤害人数不曾听闻。
战争的节节失利，救国图存的重任，紧压着每个爱国者的心。
我记得在一次物理课上，老师让我在黑板上作一道习题，在全班同学的眼中，我这次非丢脸不可。但我灵机一动，竟顺利按时地作对了这道难题，赢得了老师“Goodboy”(好孩子)的称赞，不愿落于人后的心，又一次得到安慰和勉励。
另外还有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件：我小学毕业后，未被天水中学录取，只能就读于天水师范，然天水师范不设外语课。我极想学外语，经人介绍，利用课余，就去天主教堂学习了两年多德语。
到兰州后，在师范学校附近，就是天主教堂，经过天水老乡的介绍，总算又请到了一位德国神父，便开始了我多年想往的英语学习。奠定了后来读英语圣经的基础。
第二件事：我一坐长途汽车，就要晕车，食物吐尽了，吐胆汁。晕得死去活来，痛苦不堪，这便迫使我决心以步代车。
第一次的步行是从天水起身，由我三叔用驴子送我到秦安安伏镇，再与同班同学伏毓清一行二人，经华家岭过定西再到兰州。第二次是我和伏毓清二人由兰州起身自背行李，日行九十华里，经华家岭沟底到秦安再回天水。
我第三次徒步回家，取道陇西线。
我们学生因经济所迫，没有定时洗澡的条件。脚虽常洗，但不是每晚都洗，这就使脚后跟部生有斑块样的硬茧，现在行这远路，脚茧就裂开了，每早起行都要咬牙跛行，一但脚走热了，才能正常行走。
一日将晚，要夜宿陇西东十里文峰塔山下的一村。当经过一条小河时，同行的三位其他班的徽县藉同学一个个都一跃而过，我估计自己也能跃过。哪知我自不量力，一跃身竟将两腿落在另一边沿的水窝里。待爬上河埂，鞋及棉裤竟成了一尺多长的水柱。时值严冬，同路人都打鼾睡熟了，唯有我要在灶门口，烤干明日要穿的裤和鞋。我记得在那着急心慌的夜里，我第一次伤心得暗暗地哭了。好不容易的九天行程，终于平安到家了。父母一见独生儿子回来了，惊喜地流下泪来。
五、神的恩典是人所不能测度的
在抗日时期的大西北，除天水等几个县城外，中小学教师都极度短缺，因而甘肃省教育厅规定，凡后期师范毕业学生，要取得在中小学服务二年的资历、方有报考大学本科的资格，但考专科不在此限。我与徐可昌决定服务二年，以取得考进大学本科的资格。毕业回家后，徐被聘为天水县中教师，我为了再加深外语学习，与我市私立职业中学言定每日只授两节数理课，其余的时间由我支配。
在旧社会，二十三岁上下的人，已够结婚年龄了。我是独子，父母亲年龄已过六十，当我外出时谁能替我分担瞻养双亲的责任呢?于是我不得不考虑婚姻大事了。
同班同学董丕烈说他妻妹赵立珍性情温柔，有顺从的美德。此话正符合我的心愿，于是在那年(1944年)就办理了我的终身大事。
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天水田赋管理处新任处长罗某，托请他人有意向我借款”等语。这一连串的话语，使我惊讶不解。因那时正逢抗日战争节节退败之时，甘肃主席谷正伦对贪官污吏决不手软，甚至把贪污大烟土的天水县县长黄忻(南方人)枪毙于兰州市。我劝父亲为了平安，决不与人同流合污，唯一求平安的办法是辞职告老安居在家。那时我父是天水县田赋管理处粮库负责人，收粮发粮是贪污受贿的绝妙关卡，谁都想有此要职，哪有自动离职之理!况且在旧社会绝无自愿申请离职的先例。记得我有一句话打动了父亲的心：“爸爸，你把别人的肉割下来贴在我的腿上是不能生长的啊!”。经过两、三天的日夜苦劝，我父亲终于写了辞呈报告。
在辞呈送后第五日，我父就被县长张仰文关押入狱。经过一整月的清仓查帐，又被无罪释放。谁知四个月后，我父又被投入狱牢，理由是田赋处某科长越狱潜逃，有人检举我父与该科长有勾结。
在县政府连续审问五个月后，因无判刑凭证，只能将案情送天水法院。天水法院经多次审理，最后以贪污嫌疑案处以六个月的刑期。按被拘留时刻算起，已坐牢八个月了。
其实，我父亲的案情是凭空捏造的冤案，现仅以六个月嫌疑罪名，应释放出狱以作结束。但按当时的法律程序，还需要省法院批示方可执行。
正当我父亲被拘留审讯期间，我的一位农村亲属来我家说明有人要卖我家北山良田50亩。他说服我的理由是乘机去作从农村收购农民自织的土布等生意，他保证有取利把握。为怕父亲在狱受苦，我为何不用贿赂使父亲在狱少受监霸虐待之苦呢?他的所言所语，使我将家产的一半地50亩卖掉了，家庭的困境也一时得到缓解。
地价的多一半就这样投入所谓的生意中去了。地方法院发文后，按常规月余后即可收到批文。一月两月过去了，别人后发的批文也都一一收到了，唯独我父的批文音讯杳无。等了又等，忍了又忍，在迫于无奈时，我只好去兰州查其究竟。
唉！不堪回首的是我一坐车就晕，一晕就呕吐不止。最后我坐乘去兰州马车运输队的车，由家起程了。经过途中突遇暴雨又缺遮雨工具及感冒的种种折磨，马车队到华家岭，突因他故又不再去兰州了。我只能独步越沟窜岭奔到定西车站!再乘汽车进入兰州市。
那知我父亲的批文，却被积压在收发室里。为何唯独我父亲的批文被积压呢?此中隐藏的真实原因，至今我无法理解。
经过我的周旋，批文及时发回天水。我父经过十一个月的狱灾，终于被释放回家。全家是平安了，然而这位农村亲属却逃之夭夭了，据说他在夜赌中输光了他作生意的底本，此后就无踪无影。
我父亲在极度的伤感下，决意不再作守地奴了。遇有困难就卖地度日，我的大学生活费就是靠卖地维持下来的。
我家的这段苦难经历，完全是我劝父亲写辞呈竟而引起官方的怀疑，致使含冤入狱，家产变卖。
解放后，在1952年的土改运动中，我才恍然大悟；这全是神的安排!
我父亲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吏，家有田地八十余亩，按土改政策，应是官僚资产阶级。再者我是在1950年彻底悔改归主的信徒，是列入被改造的对象。有这样双重的政治背景，在文革前的中国，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可能会有家破人亡的结局!但在神的恩典中，我竟劝父亲写了旧社会罕见的退职辞呈，土地又不翼而飞，后因生活所迫，使我父只能卖地度日，刚至解放时期，我家竟将土地几乎吃完卖光，竟换来“小土地出租”(相当中农)的家庭成份。这样我父母在解放后的每次运动中未受一点因成份问题而要遭受的苦难。就是我个人因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仅仅因信仰问题就不至受到法律性的制裁了。(在民主、法制的社会中，人们很难理解“家庭成份”给那个社会时期的人们造成的灭顶之灾！多少人的升学、就业、婚姻乃至生存，都受到了“家庭成份”的影响)。至此，我只能说我父的入狱与家的破产是神的祝福与安排，按人的眼光是无法理解这受苦遭害的奇妙!
两年的服务期因环境所迫又延长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