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我教学生涯的第一阶段
“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利米书》10章23节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传道书》3章1-3节
一、我是一只神的羔羊
我双腿一踏进门，年过六旬的双亲，想不到在战乱中竟能看到独生儿子平平安安地回家，真是喜不自禁!母亲高兴得赶快去灶房给我做可口的晚饭；妻子和两个可爱女儿团团围住我，绕膝不离。大女儿绿竹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刻不停的盯着我，要把爸爸看个够；我看着三岁多的小女儿宜萱，那双聪慧的眼，白白的小脸蛋紧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顿时感到家庭的温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今天“烽火连三月”之后，成就在我家中的不是“家书”，而是亲人的团圆，这情这景，亿万金也不能抵!若无神的保守，何来如此亿万金不能抵之洪恩!
见高堂相问，其乐融融的气氛，使我的一切愁烦和不顺心，一下子全部烟消云散。几年来，这是我度过的第一个舒畅的、平安喜乐的良霄。
父亲，想要找机会和我谈谈积压心里的事。第二天晚上他要我谈谈兰州解放的情况。在和他老人家的谈话中，我才明白，他所考虑的是他日后的处境。因他中年时曾作过县衙房头，曾经有土地近百亩。据近几年外省解放区的情况，他担心自己会受严惩。
为了使老人家不致过于忧伤惧怕，我利用他上炕就寝的安静时刻，坐靠在炕边，劝解道：“爸爸，不要过于忧伤。你虽是旧社会县衙房头，你既无血债，又未欺压过人。作房头作科长，一生本份。虽然发家，乃是旧社会一般常规。按仁人君子的标准，当然你有非法非礼之举，这也在所难免。正因如此，街坊邻里，都公认你是个好人。我虽年轻，但对你的为人，却常以为荣。何况你在田赋管理处长罗某的**下辞职坐牢，家庭破产。后因生活所迫，竟在出售家产的艰难中度日。这些情况人人皆知，再者你我未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组织。甚至我在学生时代，别人要我加入三青团，我因怕误课，而一概拒绝。今已解放，共产党怎能黑白不分，糊里糊涂地冤枉好人呢?”我用事实和道理劝慰父亲忧愁的心，想不到这些倾心的话，竟使父母压抑的心渐渐解开了。我全家就此安心地等待着解放后事态的发展和命运的安排。
我被环境所迫，青年时代的一切幻想，今已成泡影，但内心难以平静，一种不安于现状的勃勃雄心，时时在胸中激荡不已。
回天水后，天水一中聘我到该校任数学教师。
在新旧社会交替时代，每个人都要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弯、大清洗。对学校教师来说，除上课外，全部课余时间，都要学习一个政治课题“一边倒”。也就是要老师在思想上从旧的认识转向新的认识，就是要认识阶级性，一切都要从无产阶级立场上去认识，站稳阶级立场，立场错了，一切全都错了!
在如此强烈的政治气氛中，我内心的痛苦日益增加。这痛苦的总根子是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这世界到底是纯物质的还是物质与灵界的复合体?
在解放前的某一夜，我虽在黄河沿边进行过有神与无神的思想斗争，日后也不再提及神的存在问题，但没有完全摆脱有神的思想影响。
我的本性是不会欺骗人，更不能欺骗自己。今日的问题仍是：世界是纯物质的还是物质与灵界的复合体?归根到底一句话，‘到底有没有神?’我愈想愈痛苦，就在这样长期矛盾痛苦的煎熬中，我的思路似乎开了窍，我的思维条理是如此明确：“若人死如灯灭，一切结束了，毫无痛苦了，这是唯物的结论。假若人死灯不灭，我若名利一生，满足一世，留名千古，有灵魂的存在，其灵魂是否有痛苦，这种痛苦是否能够减弱或消失呢?”
我进而又想：人生如朝露，富贵如浮云，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价值究竟何在?我在空闲时这样反复推敲着，甚至在政治学习中也如此比较思索着，有时痛苦得坐卧不宁。
就在这种无法解脱的痛苦挣扎中，我竟想出了下面的真理性命题：
假若：世界是唯物的(化学成份加上运动形式)；
结论：根本没有灵界事物，宗教是骗局。
证明：(以下是证明过程)
若是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所有宗教都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一套骗术。若此骗术一旦被揭穿，我个人自然就从精神束缚中解脱出来下。
现在是如何将上述命题予以证明，使其正确无误呢?否则只是陈词滥调毫无价值。但问题又归结到：如何证明这命题呢?
我在推想之余，窍门开了!只能用反证法推理以证明。这也是我多年来学习几何学和分析论证的基础知识了。
所谓反证法，就是说：假如能找到有鬼存在的证据，就具体的说明，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灵界。再说明白些：有鬼就有神，有鬼有神，就表明灵界的存在。既然有灵界，自然人死不是如灯灭，信仰就是真实的。
至此，方向大明，我心较为安定了。我是否能设法真正找到鬼魂的具体存在呢?
好在我曾清楚地记得，早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陇南日报》(即现今《天水日报》的前身)曾载有我城人人皆知的一时满城风雨的一件怪事，题为《科学昌明时代戴光国家中闹鬼》的一则新闻。
根据这个记忆，谋求事实的真像，或许能得到启发，进而再求觅得真理的途径。
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初步了解到戴先生家前前后后闹鬼的经过。
戴老早先是甘肃省第二法院院长(即天水法院，第一法院设在兰州)，后为律师，解放前人人称他为戴律师。临近解放时，他家雇有两匹骡子携带全部可动家产逃往兰州。离天水十里远处，竟听到了解放军的枪声，事后才知道解放军的神速先遣部队，初次行至天水城东七里墩时，见有高的墩楼，误认为是天水城城楼，就开了第一枪，其实距城区还有七华里呢。戴老和随从人员在惊恐中各自逃进山沟躲避。待主人神情安定再唤雇工时，雇工已牵骡逃得无踪无影了!戴双亲只能一无所有地空手返回家中，老妻一气之下，命丧黄泉，只留戴老独孤一人。若非他女儿由外县接济，就无法生活了。
我既了解到戴老的前后处境，就寻找良机，要从他口中亲耳听取他家曾经闹鬼之事。
某日晨，我在城南公园河堤边遇见戴老，他无精打采地在信步而行，我以小辈身份向老人家恭敬问好。他与我父原有交好，且是邻居，虽多年未见，今遇熟人自然就融融洽洽地谈了起来。
我们边走边谈，在适当时刻，我话进入了主题。“戴伯伯，我们天水中学，在党的指导下要认真学习唯物论，唯物论的观点认定一切都是物质的，一切的事物都在相互影响地发展着，既如此，戴伯伯，世上是否有鬼的存在呢?我被这种矛盾陷在深深的苦恼里!唉!戴伯伯，人一生真难活啊!”我说话的语气和毕恭毕敬的态度使老人动心了。
我俩信步进入树林一小亭里坐下，老人出了口长气又咳嗽了几声，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从前我是秀才，后又进过洋学堂，也念过物理学”。他说着伸出左手，再用右手指向左手心：“火柴在这里，若不加力，它怎么能动呢?唉!胡宗南师长(曾驻防天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有一天请我吃饭，饭后拉我到他的内室，说我法院有贪污情况，这就说明我院长无能，我在羞愧中只好向兰州主管部门写辞呈退职家居了。哪知寄出辞呈不几日，在一深夜突然有石块瓦片乱打进我住室内，但不伤人，真吓坏了全家。这乱打乱闹只在夜间，白天平安无事。这件祸乱伤心事连续了三夜，我再无法隐瞒了，就立即请动了院中推司检查官等多人，夜间来我家打麻将。再让我院法警执枪紧守门里门外，安排得虽然严密周到，但到深夜，乱飞乱打的石块瓦片还是打了进来，吓得全室的人口瞪目呆。门窗紧闭，窗纸未破，门里门外的人查不出任何原因，这叫人不理解石子从何而来?”老人说着同时用手指划着，时而语音低沉，时而怒气填膺，也表达着他内心的忧伤，字字句句使我听得发呆。
他老人家继续说下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去兰州直接申述辞呈，不料在兰州黄家园旅舍里，一晚与来看我的友人叙谈之后，我送友人出门再回到宿舍，炉盆里的炭火不见了，正在慌忙寻找时，被褥竟着火了。还有一次待写好信，转身取浆糊，再转身竟找不到刚写好的信件。第二天发现这信件在厕所的粪坑边!唉!我喝水吃饭都顺口而下，唯喝酒，酒就从我口角边流下难能进口……”他感慨万端地站起来，在小亭内踱起了步子。他的这番话也把我听呆了，他的字字句句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我似乎也随之沉浸在他以往的痛苦经历中，也同他一起经历着惊心动魄的闹鬼故事。
太阳不觉已晒热了亭子的红柱子，我扶着老人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幽静的树林，踏入嘈杂的早市人流中，沿街进入我俩相距不到半百米的家门，我不忍多看这突遭灾祸的庭院，内心含着泪水，向他道了别。
此后，我又找到戴老的一位当年法警，他已是一位六十开外的农民，家住天水五里铺。他告诉我：“戴院长去兰州后戴太太和小姐都吓得不敢在家住了，我和两个法警去看守家门。在夜间，桌子下的西瓜，自动地飞在半空，然后又哗拉地打下来，真吓人噢!”
还有天水书法名人陈柳州是当年为戴院长书写辞呈的书记员，我俩每在街上相遇时，我喜欢与他多寒暄几句，他亲眼目睹过戴家闹鬼之事。
在铁的事实面前，证明的结论就是：我提出的上述命题不能成立，也就是说这世界不是仅有单纯的物质构成，乃是物质的世界与非物质的灵界的复合体。
最后，我向上帝呼求了，若真神是存在的，能求得永恒的存在，即使粉身碎骨了此一生，也有无限的价值啊!
时到1951年初，即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在街上步行，听见两位农民并肩交谈着有关裴正义牧师的话语。当我趋步上前要倾听时，那两位受了惊吓就急急走开了。经过询问才得知裴牧师暗地里被请到天水东乡漫湾村聚会去了。
我想从漫湾农民的信仰经历中，看看神究竟在哪里?不几日，是大年初二，我偷偷地独自步行至距我城四十华里的马跑泉镇亲戚王建基家，请他领我去离他家二十余里的漫湾村。
不到中午我已步行40华里到了建基家。太阳稍斜时，我俩就起程了。二十华里的乡间山路，我俩为赶路，快步疾行。王建基虽是东乡人，对距其镇二十里的小山沟，也不知其路径。我们只能按乡人指的方位摸索着前行。
一路上，我俩东拉西扯地闲聊，根本不提及是否有神的话题。因王既无任何宗教信仰，我又是一个前往探索者，当然路上的话题也就无从引向有关神的问题了。
按路程，应在夕阳还高悬时，就能达到目的地。但正逢过年时节，很难找到指路人，就这样揣测着方位，爬上这条路，又拐到那个湾，乱走乱寻。已日落西山，夜色渐浓，山路崎岖，路旁泥雪几跌人，但为了寻求神，再艰难我内心也觉得乐趣无穷。
好容易爬上山岭高处，隐约望见在深沟里有闪闪灯光，顺着这光点，我俩再找羊肠小道，小心摸索前行，忽而路断止步，忽而爬坡再找正路。在乡人年节的一两声爆竹声中总算找到了那个聚会点的家门。
一进院子，一间明亮的屋子就吸引了我，待我们踏进这屋子，裴牧师已在二十余人面前，作会后的祝福祷告了。他意外地见到我们，真是乐极了。在大家谈笑中吃了夜饭，这时大约十点有余。一整天跋涉六十华里的路程，使我困乏得不得不快上炕休息。
夜深人静，鸡犬不闻，整个山村人家都在自家的热被窝里享受着年节平安夜的静谥。
“裴牧师，裴牧师，景沆，景沆，快起来!”我在熟睡中被这叫喊唤醒了。裴牧师急忙点亮小煤油灯，在微弱的灯光里，我看见靠墙睡的王建基两膝跪在炕上，全身惊慌得直发抖。
“怎么啦，建基?”我急忙地问。
“我在沉睡中听到，在窗外有声音喊我的名字：王建基，王建基……我被喊醒了，看看室内安静无人。我再爬起来看看你们，你们都睡得香甜安稳。我是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不只一声地叫我的名字。我愣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正在反复地思考着。猛一转眼，清晰地看见在窗框上方的墙壁上有50公分见方的电影在放映：小银幕上全是相互紧挤在一起的数不清的羊群，那么多!那么洁白!在挤动前行!真是千真万确的电影”。王建基的声音在颤抖，惊恐得几乎要哭了。
我急急地拍了拍他的肩头问：“你看见有多长时间?”
“大约有拿上水烟袋，擦了火柴抽口烟的时间”。王说着，几乎要流泪地求告裴牧师：“裴牧师，我有罪，我有罪，我要接受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这眼前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实，是王在恶作剧还是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但王曾是天水市西郊莲亭小学校长，解放前又是小学教师，是脑子清晰、诚实无伪的人。他的立即认罪，深愿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明显举动，使我的心窍大开了。
裴牧师坐起来，开始对我俩讲述起神的大爱、主的十字架与复活大能的真道。在鸡叫声中，裴牧师领我们祷告。我和建基心悦诚服地把今后的一切完全交托给慈爱的天父，决心在主爱里听从他的引领和安排。
破晓起床后，我再无追问其他人的心思，一心只想回家，要把昨夜蒙恩的实况告诉给父亲。我急速用毕早饭就和大家告别了。一路上脚步轻快，以往的愁烦忧伤一扫而空，见沟就跃，见河就飞跳而过，好象脚下生了风。六十华里山路，正午十二点已从湾漫村另取道经罗家沟至天水城家门了。
我将昨夜蒙神呼召的事，详细地讲给父亲。他很受感动，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漫湾村参加聚会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农村聚会。
我清楚地记得，那夜，当王建基在裴牧师面前心口如一的接受主耶稣的呼召时，我觉得主用显示给王的异象来直接召唤我。那羊群好象也在我面前，我自己就是那群羊中的一只小羊。
当裴牧师在讲主复活的大能时，他的字字句句都打动着我的心，那夜蒙恩的喜悦心情是难以言表的。以后听说王建基被戴上地主帽子，再因接受“洋教的反动思想”而被批斗、管教，但在丰富的恩典中他站立得端端正正。后为马跑泉教会长老，被众弟兄所爱戴。
二、立志随主踪，信心从主来
1951年正月初二，在马跑泉漫湾村的那一夜，是我接受基督作我的救主，彻底悔改得永生的一夜。也是神赐我信心，让我立志跟随祂的脚踪，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起点。
回顾以往的对主服事的心志，我虽有过为主愿付任何代价的决心，但在当时的现实面前我又踌躇不前了。我知道按照无神论的观点，宗教一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在革命大潮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我这个有“洋教”——基督信仰的知识分子，当然要被学校列为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了。这将来有可能被撵下讲台沦为街头小贩，或逼至农村去偷生。也不能排除牢狱之祸，灭顶之灾的危险……。这一系列、一桩桩的顾虑，一次又一次的使我深深地陷入难以言表的痛苦之中。那段日子里，既有痛苦的熬煎，又有主话语的扶持，那情景只能用下面两首小诗来表达：
长夜漫漫愁难眠，主杖指引忆枕边。
今世永生天平量，今朝看你走何方?
名利福乐如浮云，百年世途一挥间。
甘愿流泪八十载，泪在天家主擦干。
在主的带领下我终于在干部履历表中“宗教信仰”一栏内，郑重地填写了“信仰基督”，这一内容。我自知是引火烧身，既不与时势同步，且与时代潮流相逆。但我深信只要一心靠主，按主旨意行事为人，同时遵纪守法，即使遭受种种灾难又被人藐视为“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也甘愿在为主的哭泣中了此一生，知足无悔了！
三、在教学生涯的第一阶段中我向党交心
经过1950年至1951年的政治学习，我们知识分子，尤其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对待的。在政府派来的干部领导下，我们只能规规矩矩，好象犯了什么“国法”或是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一样，处处得缩手缩脚，低声下气。干部的一句话，就是党的一道敕命，谁与干部的意见不合，谁就是对党怀有仇恨，那时的党员太荣耀、太威风了。因而教师们对党员干部都以笑脸相对，随时给以称赞。我因在干部履历表上已正式填明：“信仰基督”。这样就决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改造对象，是阶级异己分子。我断定自己的前程多舛，法办坐牢大有可能。好在在那夜蒙恩之后，这种种苦难，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从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知道我比任何人都要加倍被蔑视、讥笑，更要被人怀疑、刁难。
值得庆幸的是，我非国民党员，亦非三青团员，也非地主成分，唯一的“过错”是基督徒。
1952年，全省中等学校教师都在兰州集中学习两个月，内容是向党交心。住宿在兰州一中教室内。每早集听报告，反复交代“三不”政策。党组织一再保证：一不抓辫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戴帽子。这明确保证，且再三保证“三不”政策，使老师们大大宽心了。只要诚实交代出心底话，一心投在党的怀抱里，党会帮助你脱胎换骨，成为新人，为人民所用，为人民所爱。一项项的政策，一次次的报告，一句句的反复启发，大家分组讨论了再讨论，表态了再表态，最后各人写出交心材料，以表向党的耿耿忠心。
从各人情绪上看，有的思想沉重，终日默默无语；有的喜悲交加；有的轻松愉快。大体上看每个人要争取党的信任。一心要放下思想包袱，作一个党所要求的好职工。
我自己唯一的顾虑是信仰问题。我深知宗教信仰是共产主义最终要消灭的。妇孺有信仰，不为怪事；农民有信仰亦不足为奇，市民有信仰也情有可原。但对我这个应该识时务的年轻教师来说，“有西方基督教信仰”，那就非同小事，另当别论了!尤其是基督教常被人误认为是帝国主义利用的侵略工具，这使我有了思想包袱。
这沉重的包袱，使我觉得别人看我是与党唱对台戏，是不接受思想改造，严重的说是自找死路，是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顽固派”。
这些情况，我在有神与无神的思想斗争中已充分考虑过了，甚至我已作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最后要写交代材料，我先交代我家是城市贫民，无任何政治背景。最关键的是我写了我的内心实情：“我心有余悸的是我有宗教信仰，宗教迟早是要被消亡的，我当然是被消灭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我对党就有点惧怕了!”这样诚实地交代出肺腑之言后，就在思想认识栏内写明：“我要加强思想改造，把身心献给党，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我有接受党的教育的至诚之心”。
哪知我的诚心交代，成了我在五年后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唯一根据。
好容易两个月的交心会结束了，全省教师各回原校，开始正常的教学工作。
四、学习木工手艺，以备将来求生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28节
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的前一年，由我三叔创办、我父协助的泰兴木厂倒闭后，将全部债务和亏损推于我身。好在我已重生得救，我插手这件事的错误，向神彻底认了罪，爱世界求名利的心从此要决心死掉，同时也将这负不起的重担全交与主，或死或活全由主安排。从这时起，我清楚地记得我才开始安心读圣经，深愿再不与世为友，一心一意要信靠我主了。
正当这时，基督教西安信义宗牧师张绍孔来天水加强他信义宗的传教工作，我经人介绍热情地接待了他一家，不但请他住进我院，并将我家上房三间作信义宗在天水的第二个落脚处。
在修理这三间门窗时，请来从外地刚到天水的木工寇师傅，他带同工二人，因我有同情外地人的心念，在他的请求下，我不但将空闲的泰兴木厂场地无偿地借他使用；后又设法为他包揽了宝天铁路局的办公室木制用具的制作，他便在泰兴木厂场地，新招木工二十余人就日夜大干起来了。
寇师傅深感我为人诚实，既不向他索取场地租用费，又为他包揽到如此意外的工程，我也无意向他分得一点利润，这全是无私的助人。他在感激之下，问及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我负有电厂巨大债务，他立即叫我去电厂询问是否需要木制用具。就在他的帮助下，给电厂作成四件大型办公柜，暂缓解了我负债的压力。
为了寻找做办公柜木材，我就将我自住全院房屋的古式窗扇全部拆卸下来，以添补由寇送给我木料的不足。我想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尤其是身为教师，说不定有一日会被逐出校门自谋生路。为了养家糊口，非有一技之长不可。因此，我决心利用空闲时间，抓紧时机甚至在课余或晚上开始学习木工的基本技能。经一两月的努力，出乎意外地我已能独立制做书桌和小椅了。
现在想起来，若不是神的恩典，哪能有如此进步快的技艺呢?
寇的工程刚结束，我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立即开始，寇见形势对他不利，就对我说，他要去兰州了。至于他的木工棚及所剩木料全归我所有，待他返回天水时再说后话，此后，他便一去不复返了。
工商业改造在天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我内心一直考虑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厂再不追问泰兴木厂的欠债呢?”经暗地询问才明白，电厂多次研究，结论是：“负债人是一位教师，家庭贫寒，除所交来的不合格电杆及所做木器办公柜可抵偿一大部分欠债外，其余欠款可减免，不再追究，否则法办也无用”。
就此我无债一身轻了。为了解决多子女生活问题，我饲养着意种蜂三箱，我再利用所剩木料，一做蜂箱，二做自己所需家俱，这使我的木工手艺又有了很大长进。
在后来的夹边沟劳教中，才深深地理解到，这一切都是神的预先安排。
五、关于肃反运动的片断回忆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27章1节
我自重生得救后，逐渐认识到只有求主增加我吃苦的心志和力量，去走那将来意想不到的崎岖道路。思想既有如此充分的准备，所以每遇难处，就有所求、也有所靠，不至于一打就倒、一蹶不振。
解放后的每次运动中，我都被列为最黑最臭的知识分子。其他较我年长又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其污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接受党的改造教育，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自愿与“基督教”紧紧相连；“那是自找死路”、“受苦活该!”这是一般人对我的评价。
在人看起来我唯一在工作中能站立得稳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欢迎我、爱戴我，在资历上我是我校唯一的数学本科毕业的教师。我虽在政治上被怀疑，但教学成绩非常显着。要开除我这个既非地主恶霸，也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又不是按政策能立即开除的人，只能施以思想改造的重压，逼我与信仰划清界线。我的政治待遇，就能说明我在肃反运动中的角色了。
1954年，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在执行政策中，我甘肃省在全国是左中之左，而天水市又是我甘肃省中左中之左。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1960年骇人听闻的甘肃省酒泉夹边沟事件。
同年8月，天水一中的初高中学生，按规定各自回家，度暑假一月，唯独老师要集中学习。
这次集中学习与往年每假期的学习有所不同，要求自带被褥，又交清一月伙食费，并要求一整月不能回家，这就不由得使大家紧张起来。
更出人意料的是把校门都紧紧地锁了起来，后门也关闭了，并严加看守。紧张的气氛使大多数教师的脸神都变了，走起路来也不敢交谈，只点头示意以示关心，以示彼此保重彼此安慰。
一开始听取关于《肃清**》文件，文件精神是要彻底查清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所有**分子，绝不能放走一个。对**分子的要求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老实交代，才是唯一出路。
接着就是各自学习文件。学习的环境是这样安排的，两个教室都搭成通床铺位，每人的被褥是他自己学习时的靠背椅，每个人的学习姿态和起居动作就都一目了然了。
经三四天的学习讨论后，各人都表态，要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更要认真揭发别人的反党言行。
接着，冯道纯、肖祖贻等教师都被揭发出来了。在批斗高潮中，50多位老师都大声喊叫要严宁之老师交待问题。有的老师高举拳头，在大喊中把四十余岁的严老师推倒在床铺上，有些老师一拥而上，紧紧围住严老师，并把拳头击向他的脸部。严老师的脸色立即变青了，几乎昏了过去。在这声嘶力竭如疯似狂的围攻中，有人又大声叫喊：“把李景沆揪出来，揪出来!”“要李景沆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随着这高声狂叫，有人把我拽到教室的中间，围攻严老师的群众，把矛头又都转向了我。
“叫李景沆交代问题，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领导一边喊，一边指挥大家坐下。
批斗我的会议正式开始了。
在学习文件时，学校领导小组已与我谈话多次，要我交代我在中学阶段去天水天主教学习德语时，我与神甫往来的情况，还要交代解放前我在职中服务阶段是不是与内地会传教士有秘密往来……等等。这一连串的追查，最中心的问题是要我放弃宗教信仰。我也明白迟早我会被赶出校门。正因为我早有准备，我就加紧学习木工、漆工、理发和磨修理发推子等手艺；在家后院已养有“意蜂”十余箱；甚至还想学习打凿磨子和箍缸手艺。一旦被赶出校门，有手艺可在市区或农村混饭度日，抚老养幼。今日被揪出来，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因此我虽在外表上被吓得战惊失色，但内心有与众不同的平安。
在一阵乱喊之后，张四维老师站起来揭发我的罪行：
“李景沆!西北师范学院总务科科长是个特务，他是专管伙食的。多年来学校规定，学生伙食自行管理，轮到我们时，因你是四年级学生，是我们这一小组的组长，半个月管理完了，学校竟意外地通报表扬了你。多年来这样的表扬是没有的，也是唯一的。现在我要问，你办好伙食的那些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什么要偏偏只表扬你一个人？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你与这特务是在彼此吹棒吗？好好交待，人民绝不让你这个暗藏下来的坏蛋继续隐藏了！”
接着又是一阵高举拳头的大喊大骂。
张老师是个诚实的人，曾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两年制的中文专科，现为初中语文教师。我明知他受压太重，使他不得不对我在“鸡蛋中寻找脆骨——无中生有”。
我被揪出，站立在群众中间，要我句句如实地答复张老师揭发的问题。“是的，我单单被学校行文通告表扬，这是学校从未有过的首例。但总务科科长我并不知他是特务，我与他毫无往来。今天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大家的成绩要单单落在我一个人头上？”我说着把视线投向张老师，再继续说下去，“张老师你知道，我师院的学生伙食是自行管理的。每半月从各科系抽出一人，组成小伙食团。这半月的伙食好与否全在这班人手里，学校不予过问。按实际，这个伙食团的成员，都利用这时机，要在采购菜、肉钱中作手脚，小偷小摸，这是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权力中，各成员应交出的自己的伙食费都私自存留，拒不上交，不按规定交付自办伙食团，这你知道，明摆着的事”。我换了口气，再平稳地一句句地说下去，“张老师，我们这个伙食团，是我领头，我有权安排。我为了除去这其中的流弊，我采取的办法是要买的一切副食品都要集中在一个商店，而且要在最后结算总帐，不得个人现场交易，在农村购买猪、羊时，要三人一同收购，款要买货人来我团亲自领取，由于这样的种种限制，就杜绝了小偷小摸的漏洞。张老师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在校门口劝我：“不要管得太死，我们各人的伙食费不该再交出来，”我当你面就拒绝了，这是你应当记清楚的。我再说，我们所办的那次伙食团，天天有肉吃，哪一个不称赞、不说好？再按一般情况，伙食团的帐项都在一月后公布于众，但我们的这次伙食团帐目，在下一组接我们班的一大早，我们的帐目就鲜红地张贴在灶房大门口了，谁都惊讶！为什么这么快？哪知我与其他二位组员是在整整一个不眠之夜算好结清手续的。帐目就是这样出人意外地公布于众了。张老师，这是事实，学校表扬不表扬是学校的事”。我的这一表白，竟使大家沉默了。
领导发言了：“李景沆，你胡扯乱拉，这里不是你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地方，我们要你交代，你与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作了些什么不敢见人的事？”
接着大家又喊：“不老实交代，逮捕他！逮捕他！”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批斗，会终于结束了。这天下午，每个人各自省查自己的问题。领导小组，积极分子，在办公室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和部署。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时在自己的铺位上坐坐，在院子树根下蹲蹲，有时在院子里停停走走，情绪时而紧张，时而平静，虽则情绪起伏不定，但内心是较平静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我深信现在是要法办我的时候了。在五年或十年牢狱中，我父母妻儿有谁照顾呢？坐牢！不如早坐牢，迟早要坐牢，总之“早过河早脚干”。想至此，我又想到王建基那夜被主召的景象。那情景又映射在我眼前，一股勇气从我内心泛起，我心平静了，晚饭也吃得有点滋味了。
那天夜里未安排学习，人人都按时睡了。我盖上被子想象着明天一早逮捕我的场面。是如何严肃可怕呀？这一幕幕的凶残景象又在逼着我的心。
夜色渐渐浓了。8月份的夜晚，睡觉还得盖好被子，才好度过这阴森的夜。我几次转身，看见一切都沉睡在死一般的寂静里。这时我把视线投向窗外，突然发现陈**与张**二位老师正探头探脑地查看监视着我们的屋子，当然不是监视其他人，而是在监视我。要查看我的动作，看是否有寻短见的可疑举动，……总之要查看我的动态。按当时我环顾四周的用意，是要跪下来向神求告了，现在既被监视，哪敢轻举妄动？于是毫无顾虑地把被子顶在头上，脊背朝天，跪在床上向神直说了：“神啊！我主耶稣基督，我所求只有一件事，明日一大早，我将被公安人员逮捕，我定绑得满身流汗，我求你万万不可让他们将我的臂膀折断，否则我就无法谋生了”。祷告完毕，我竟呼呼地睡着了。
很早大家都起床了。早饭后，像平常一样地学习，开小组追问会突然暂停了。像昨日的大型批斗会场面也不见了，我也无人追问批斗了。“怎么回事?”我在自问，“逮捕要在明天吗?”一日，两日，三日过去了，我怎么再不被人追问了?严老师也正常地与别人一样在写交代材料。
将近一月的紧张学习、批斗后，那是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们都被集中在大院里，领导讲话：“肃反暂告一段落，现在宣布，凡叫到名字的老师，要继续学习，没有叫到名字的老师一律回校上课”。话一毕，他就手执“生死薄”，在晨风中，扬声大喊：“冯道纯，站出来!”文章满腹，为人忠诚的冯老师狼狈地战战兢兢地低着头，要深深认罪似地走出人群，站在被指定的地方。
“肖祖贻，站出来!”带着权威和威慑力的话语一出口，就有要认罪的老师卑贱地被推到另一边去了……，这样，有十余位老师都乖乖地站在我们对面排成一队。“你们其余的人回校准备上课”。这一宣布，三十余位老师都面带平安喜悦的脸色，转身回到各自的教室去了。
唯独我，仍然站立不动。当时，我认为自己连继续学习的资格都没有，哪能回校任教呢?我深信，待我要随从幸运的老师转身回校时，会有恶狠狠的呵斥喊叫“站住，李景沆！你知道你是什么货色?把他捆起来!”接着会有公安人员从办公室向我奔来，用尽气力地把我捆起来。既这样，我何需再受人的斥责与侮辱呢!捆是要捆的，你就捆吧!这种甘心受苦的心志就使我毅然站着未动。
“李景沆，回校上课”。领导却意外温和地走近我，并用手拍拍我的肩，说出这令人难以相信的话。
“我要回校上课吗?”我仍站立着问道。
“是的，要回校上课”。态度更加温和。
后来，我才明白，那场批斗会是虚设的，是预先安排好的假场面，为要逼我放弃信仰，想用高压的威胁逼出我的“罪证”。哪知那夜我竟在别人的监视下，祈祷后立即睡着了，我既未辗转反侧，又无终夜不安的思想斗争的表现。而是睡得安然平稳!第二天也未向组织作任何思想汇报和就范的行动，这就说明我对逮捕法办是早就作好了思想准备。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面对我这个“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死硬分子，就无计可施了，只能让我回校上课了。
我虽回校了，但是心有余悸。我想我迟早是法办的对象。因此，我利用课余或假日，除学习木工手艺外，再学学泥瓦工手艺，以备日后之需。
环境虽有压力，但我还是每周去参加礼拜，与弟兄多有交通，正因有神的大爱，我对同事，对领导无嫉恨之心。我认识到按肉体说，人应有适应环境的能力，那些积极分子就是“识时务为俊杰”者。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当然，遇事先要考虑自己，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当然要伤害异己。既然这样，在这特殊的年代里，不作亏心事的人就算是好人了。
六、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诗篇》121篇1-3节
自1950年至1958年，北关基督教会一直有正常的敬拜活动。
1956年正式成立了天水市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由兰州霍超然牧师介绍来的魏永亮，从1954年起担任北关教会牧师职务。魏永亮与蔡邵佗弟兄来天水，一面作传道工作，一面在张开光弟兄手下，学习眼科技术。张开光大夫是1954年由河南来天水开办眼科诊所，并培养神的仆人，事奉神的人。
1956年的初冬，每逢礼拜日，就有公安人员来我北关教会到处察看，既不与任何人接触，也不言明来意。从察看和直立教堂门口的神态上推知他们来意不善，也预示将有不测风云要临到教会。因而，每个信徒心有畏惧，每次聚会都是手捏一把汗。
这年春节快到了，五十开外的河南藉马荷真教士一日对我说：“李弟兄，你看目前的情况不正常，春节聚会怕是聚不成了啊!你要多多劝告大家，在春节前要安排一次祷告会”。
此后我与马教士经过一番研究和商量，因无人参加，我俩只好决定从腊月27日起，每晨四点至六点作连续三日的晨祷，以躲开监视人员的耳目。地点为我北关教会的小礼拜堂。
第一天平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晨祷结束后，马教士对我说：“这几日来，我住房的门和窗。在半夜就突然哗啦哗啦地自动打开了，到处乱响，若不是靠主战胜撒旦，我们的这次祷告要受大的破坏啦!”
我本来生性胆小，这一听更使我毛骨悚然!
第三天一早，我被闹钟惊醒，天还是黑沉沉的，爬起来立即漱洗，然后去教会，街巷中除几声被惊动的犬吠外，再没有什么声音。一路上寒风逼人。我内心虽充满着服侍神的热情，但马教士所说的闹鬼事，使我有些胆怯。我一边走，一边怯生生地思忖着今日最后一次祷告的情况。
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进小巷再转角至教会门口，我轻轻推开马教士早已为我放下门闩的古老而厚重的木质大门。待我小心地关上门再扣上粗重的门闩，我才轻步进入教堂最前边的第一院。整个院子都静卧在厚厚的晨霜里，我踏进西四间、东四间通向中院大堂的约二米宽的通道，就进入小礼拜堂。和前两日一样，我安然地跪在进门口的第一排长凳坐位前，开始向上帝倾吐心意了。
祷告片刻，这小道通向教堂的北口门哗啦一声打开了，好象有人故意在乱拉门扇。这一乱响，我猜想是教堂后院住的赵长老的小孙子，来偷听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开玩笑，在捣乱呢。我在气愤之下，立即站起，夺门而出，要教训他一下，以免日后再对我们搞恶作剧。我一开门，一个健步踏上小花齿门，哪知小孙子竟无踪无影!我立即追至他住的后院，赵家门都安然紧闭，毫无动静。我再看看周围，各处寻找，再返回中院教堂前，在黑黑的夜色中，四周找遍。再走进教堂左右两侧的花丛中，要拉出这小孙子，可是竟什么都没有!我愣住了，难道这孙子像“封神榜”中的土行孙，土遁去了?我呆在低低的花丛中又想到这定是大风吹响了门，再细看花叶，再看看园中静静的竹叶，就知道连一点微风也没有，我猛然明白了，是鬼在作祟!
我立即奔入小教堂，跪在原位上。这时我心在跳，只能呼求主的怜恤与保守了。
在急迫的祈求中，我不自主地转头向外看，要查看外面的动静。透过无窗帘的陈旧玻璃窗，前院东房魏大夫门口的槐树树干中间有一红火球爆炸了，它的射线向四周发射，像似一枚手榴弹爆炸了，但无一点声响。这不是魏大夫的手电光，因手电光是一束光。思维还未来得及反应，在这小教堂正前方屋顶棚纸面上射出一束闪电，就像暴风急雨的夏夜，在高空那划破天宇的雷电一样；这束闪电像树枝状般从天花板的纸面上发出，直射至地面，屋内的物物件件都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马教士跪立在我的右前方，正前方桌子的西侧有前院住的王婆也在跪立，连凳子的歪斜和墙壁上的凹凸都看得一清二楚。光束的主干直径约五公分，分枝粗约二公分，闪光的多枝末稍抵触到这小教堂的正前方全部方位，奇怪的是室内外都无一丝声响。
在那光束的闪耀中，我意识到光束中毫无一粒尘杂，洁净无比。此刻，我被吓得将身体蜷伏在坐凳下面，破声大喊：“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复活的基督救我”。我这样连续重复地大声喊叫。
“李弟兄，快过来”。马教士出声叫我了。
我立即从后一排凳子底下钻了出来，像不会行走的幼儿一样，用双手双膝从两排坐凳中间爬到马教士的跪处，与马一同放声祷告。
我那大声叫“荣耀归主名……”的声音惊动了住在前院西房的看门人刘爷。
“李老师!你好着哩吗?”刘爷在前院喊我了。我立即站起来，走近窗前，推开窗子应道：“刘爷，我好着哩!”刘爷在前院正走向教堂。举臂穿着披在他肩上的棉衣，一边走，一边喊我。他听到我的答应后，就立即止步。在破晓前的晨曦中叹口气，转身回房了。
我俩的祷告被刘爷的叫喊打断了。
这时天色渐渐亮了，我俩相对而坐，马教士开口问我：“李弟兄，你怎么啦?”
“我看见有电光闪在这前方”。我惶惶不安地回答。马教士说：“我看见一束光落在你头上了”。
我俩在这小教堂交谈了好久，天已大亮了，我带着又感恩又不平静的心情离堂回家了。
一路上我反复思考：那红光与白光有什么含义?它究竟预示着什么?假若天空放电，那强大电力，为何不击毁房子，甚至在电力所触之处的王婆为何安然无恙，室内屋顶的纸面也未有一点损坏，啊!这绝非自然界的放电现象，不论我怎样猜测，那光束是闪耀夺目，非常清晰。如何揣测也不解其中的奥秘。唯一的答案是：“这是灵界事物存在的证明”。
这是腊月三十，天气严寒，人们一大早就在宽约十米的古街道上拥挤着，争购年货，准备过大年，我却一脑子满是对神的感谢，对街上的新鲜年货无心看一眼，直奔家中。
我一进门，就立即爬上土炕，坐在七十有余的老母面前，兴奋得比划着给她老人家讲说今早发生的奇事。母亲带着异常的喜乐，用她那瘦黄的双手摸着我的脸蛋说：“我儿，天国福份与你有份了。我全家太蒙神恩了，真要大大地感谢主啊!”
此后我将红光与白光的映照情景，详细告诉给魏永亮牧师与已辞去我教会牧师而去小群聚会处作牧师工作的裴正义牧师，他们俩对此也无法理解。既然大家都难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与奥秘，那只能等待日后的启示了。
我虽一时不能明白那红光与白光的含义，但我亲身深深地体会到灵界事物的存在了。这奇妙的启示对我在50年代初所提出的命题，又进一步作了证明。因而信主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服事神的心志更加稳固了。
第二年就是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遣送到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动教养。直至1961年初，我生还后，有一天在街上一边行走，一边想在前几年那早晨所发生的红光与白光的异象，我恍然大悟了。原来那红光是魔鬼之光，那白光是神的圣洁之光，难怪曾意识到白光中竟无一微粒尘杂，这奥秘的启示是要给我增加信心，去度过那死荫的人间地狱——夹边沟三年的劳教生涯。为此，为纪念神的大能大爱，我感恩地给自己又起一名为李启光，以作我此生的蒙恩见证。
我在前面曾写到那天早晨在小教堂最前面跪着的王婆，我曾问过她对光的感觉，她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与平常一样的安静，只是听见你在乱喊乱叫……”
王婆是无儿无女的寡妇，她曾将她的全部家产约一千现洋捐赠给教会，要教会给她送终。
自1958年宗教活动被禁止，教会停止聚会，教堂被占用，王婆被迫搬出教会。我从夹边沟生还后，我与我二姐常常去看望她。后来街子教会小坡湾的姚老弟兄，送她一口棺材给王婆送终了。
这里，我得再记述一下关于马荷真教士的蒙恩经历。
大概是1956年夏季的一个礼拜日，礼拜毕，正当正午时分，我与车汉英弟兄去礼拜堂中院西客厅(内有马教士宿舍)暂作小憩。我俩走到门口，马教士一下子拉住我的手问道：“李弟兄，你是否给教会作了一个木质十字架立放在这桌子上?”她说着用手指向客厅内正上方的桌子。
“我没做，什么十字架?”我认真地回答。
“刚才礼拜毕，我拉开这门，就看见一个大的木质十字架端立在这桌上。但随即又想起要找某姊妹，我就闭了这门，待我问完事转身回来一开门，这十字架竟然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李弟兄，你是否很快把它移走了?”她这一问，我呆住了。我们三人进了客厅，坐下闲聊了一阵，将此事并未放在心上，听听就过去了。
直至1958年宗教改革中，马教士法办入狱，五年刑满后释放的当日，她来我家说：“李弟兄，我今日刑满释放，明日要回老家河南，我今日专来看你，要告诉一件事，就是六年前，我曾在住房门口问你的那个十字架的事。那十字架我真得清楚地看见了，转瞬又不见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牢记不忘。当我入狱后，我反复向主求问，最后我领悟了，这十字架预示着我教会将要遇见试炼。今日我专来，教你明白神的引领。我明日要离开天水了”。
马教士的一片爱心，使我多年不能忘记她那诚实而有信心的神仆形象。
当夜，我未强留她在我家过夜，她在魏牧师家住宿了一夜，致使我失去了和她最后一次灵里交通的机会。这是我多年的内疚，日后虽有信件往来，但相互面对面地倾心交谈，从此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