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55：8-9)
一进门，七十余岁的老父、老母战战兢兢地把我搀扶在土炕上，老妈妈摸着儿子的脸，老父亲伏在儿子的腿上，我们三人禁不住哭作一团。
我一转脸，妻子在我身旁，她身边站着小儿子保罗，他那小小的圆脸，穿得一身合体的衣服，年仅六岁的孩子迷惘地好像在问：“这是爸爸?!怎么哪!全家又在哭”。回头我问，怎么没有看见我的大女儿呢?全家人只是流泪，并不回答我，再三追问之下才告诉我，13岁的大女儿病后无钱医治而夭折!我破碎的心，再添一刀!我只有感谢神，还能说什么?后来妻子告诉我，我走时她怀的那个孩子，是个男孩，出生后无力抚养送给了别人。
因在火车上仅仅吃了少半碗米饭，竟在十几分钟后泻肚了，这明显是肠胃已经失去了消化功能，无法接受按常规吃进的食物，老妈妈小心地把面条煮得再软，但一进口，十分钟后就泻了。夹边沟的经验：家属来看望，因进食而泻肚就是死的先兆了。
但神的恩典，使我在几次有暴食机会的时刻，不但头脑清晰，反而没有饥饿难挨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当我离开农场走进一家饭店，看见了多年想望不到的红烧肉，竟没有过度饥饿感觉；再当我上车后，四肢无力、饥饿难忍时，竟将想要吃的包子、肉都忘记丢失在候车室里。噢!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主耶稣基督时时刻刻在看顾信靠仰望祂的人吗?的确，神的恩典在信心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
我住的小巷中，有位徐老姐妹，河南人，一生以养羊售奶度日。回家后第三日，她老人家来看望我时说：“李弟兄，自你走后我们常为你祷告，今天你能回来，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我的羊再有十日，就能生出小羊，这羊奶我绝不出售，只供你用，这是我给神的奉献，要静待十天，奶就转送到你手了!”
那知第二天一大早，听见有人在敲大门，一开门想不到在徐老姊妹的手中，端着满满一大碗羊奶，她笑咪咪地告诉我们，昨晚母羊早产了！
1961年的元月是甘肃省各地自由市场开放的日子，任何奶制品都是市场上的奇贵而罕见的食品，是用钱买不到的!而我能不付任何代价得到这求之不得的鲜奶，是人际关系的巧合吗?母羊提前十日生出小羊也是巧合吗?难道这位独居无援，只靠养羊为生的徐老姊妹，就能如此舍已爱人吗?神的大爱，神的大能与敬畏祂的人是永远同在的，这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奥秘!
为了止住泻肚，把每日送来的一碗鲜奶，分成四份，每六小时，饮用一份，按时小心饮用，泻肚居然止住了。不到五、六日，我觉得屁股有了肉纹，不但有能用手摸得到的一层很薄的肌肉，而且每日有所不同，我希奇得天天仔细地摸一摸。每天一早我醒后，就能很明显地觉察到屁股里的肉比昨日厚多了，今日大腿上的肉与昨日大腿上的肉是大大不同了，我用右手的姆指和中指卡住左手腕，用心试试今日的粗细程度，到第二日就能测出左腕比昨日又明显加粗了。这样的明显，这样的出奇地长身体，一日比一日有所好转，自己惊奇不已，我逐渐恢复了健康。从到家之日起，仅仅一个月，整整三十日，就有了胖乎乎地一身新肉了，这是一件神迹!
假若要形容当时恢复健康的速度，我只能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如同有人用气枪将空气打进自行车内胎里，进气的响声和车胎的鼓起，都能觉查到。我无肉的身躯，每天的变化就像车胎里进气似的膨胀着。这比喻听起来是太言过其实了吧!不，刚到家时，仅是一身骨头架，但在仅仅一个月内，一身胖乎乎的肉就长起来了，说明这比喻是恰当的！
在一月的休养中，有一晚上我在伸腿时，我的脚竟从被子中间的大孔里钻出来了!我立即反应过来，这被子已破烂得穿孔了!我妻是个省吃俭用、兢兢业业过日子的贤妻良母，她既善于管理家务，又会裁剪衣服，难道就不会缝补被子?唉!一家六口，全靠她一个人料理，在天水市人民医院(现秦城区医院)作护士工作，天天政治学习，上班工作又很忙，每月工资35元，仅粮、油、燃料也难支付，衣着被盖就无暇顾及了。
在我回家几日后的一天，父亲来到我房内，躺在我身旁向我说了不少他爱儿子的话：“儿啊!在你来前半月的时候，我从立珍(我妻子名)二爷的口中，听说你已死了，我从那日起就准备好了足够去兰州的钱，一但证实你真的死了，我就偷偷地不让你母亲知道，去撞死在兰州省政府的门口，或者去投黄河!”他一面说着，一面发出撕人心肺的唏嘘声……
我随即又追问七旬有余的父亲：“爸爸，你还信主耶稣吗?”，“唉!还信什么呢?连牧师都不信了，我还信什么呢!”他的口气坚定而有力，我理解他的境遇，我走后他所受的政治压力及家庭窘迫的处境和教会所受的逼迫对他的影响。
待他平静后，我把离家后，在新添墩、明水河等地所经历的神迹，一一详细地讲给他听。我流着感恩的泪，时而述说，时而停下来休息一下。老父像小孩一样偎依在我身旁，屏住气听我的叙述。从我两年零六个月的苦难经历中，他恍然大悟了，是全能的神开了他的心窍，使他再次回到了主耶稣基督施恩宝座前。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喜悦感恩的心，在面容和行动上实实在在丰丰满满地流露出来了。
有一日，老父对我说：“我儿，街坊上人都说，‘李爷，你儿子能回来是你积下的德!’”我再向父亲说：“我爷爷是穷小商人，无任何房产地产，我家的这房产和出卖过的土地是从何而来的，若不是非份之财，你怎么能发财呢?爸爸，我们都是罪人，我能回来，是什么原因呢?是你积下的德吗?”。“不，不是的，是神的恩典，我确实是罪人!我太感恩了!”老父亲真的在感恩的觉悟中，说出内心的话来。
在我养病期间，教会的长老吴洁天(他是天水市第一代接受福音的老人之一，也是天水市第一家接受福音的人)，常来看望我，在我离家后的艰难岁月里，他对我家常有物质上的帮助，这一点，我深受感动，主爱在肢体身上的彰显，我没齿不忘!
车汉瑛弟兄在此后的多年里，常对我说：“李弟兄，当你回家后我去看望你，与你握手时，你的手成了一把筷子!消瘦得只有一把骨头，完全不像人样子了。我既感恩又忧伤，你回来全是神的恩典”。
一月后，我完全康复了，有了胖乎乎的一身肉，准备到学校去报到。
一、起死回生后又一段艰苦生活
对一个信徒来说，灵里的争战是长期而持久的，时而平静，时而凶恶，撒但对我的攻击并未停止。
我既复原了，也有力下床行动了。是在一整月后的第三、四日的一天早晨，我跪在我双亲房内作晨祷时，刚祈祷片刻，我突然感到我的院子和巷道都满了黑暗和风沙，同时似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催促我站起来，要我在院中和巷内放声大喊：“主耶稣降临了，主耶稣降临了!”此刻我觉得神经将要失去自控，脑子里也觉得有点混乱，但突然在我心间又有所察觉：“这是撒但的作为”。在这两种力量相较量的刹那间，我情不自禁地将头碰撞在椅把上，立即头部碰出了一点带血的小伤，我的失声大喊祈祷，惊动了父母及妻子来看我。此刻我的神志清楚了，我又大喊：“主耶稣基督救我，主耶稣基督救我”，片刻后，一切正常了。
此后的几日，我反复思考，这个反常的动作，是如何引起的，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如此反常呢?
我终于明白了，这是撒但对我的攻击，他明知不能取胜，但他还要在我身上再试试他的权势。至此，我回忆起撒但对我以往的多次攻击，第一次是在1953年，内心曾有“没有神”的微细声音；第二次是在夹边沟我妻看望我后的第六日，我不自主地大喊，“把我往出抬!”的整日喊叫；而今第三次又是清楚地感到院内巷中满了黑暗和风沙，我几乎神经失常。这一切的攻击，充分说明撒但对神的儿女既有暗暗的攻击，更有明显的攻击。不论怎样的攻击，都在神的许可和保守之中。其结果总叫他的儿女得教训，得益处。正如神许可撒但攻击约伯，叫世人皆知神的大能和大爱，最终还是彰显出神的全知和全能。使撒但蒙羞失败，使神的儿女从反面教训中，体验到要用神所赐的信心，看万事如粪土，才能打那美好的仗，作神所喜悦的器皿，走完属天的永生之路!
我记得在这以后的一、二日，我穿着八成新的蓝色棉短大衣，去地委组织部报了到，再去一中报到。我一回到学校，立即引起了校内人士的惊奇和注目。校长和同事们向我微笑致意，使我深深感到我好像已进到阶级消亡了的新天新地里了。同时也使我感到我从1949年8月到天水一中至今十二年后的今天，才感觉到一种和平友好的气氛，有一种热情相爱的生活气息。
从报到之日起，我每月只能领到30元的生活费(按全工资，我应领75.00元)。
不几日，校领导邀请我吃饭，待我进入教师食堂，一米见方的饭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四盘多年未曾见过的肉菜。桌前仅有物理教师张倩玉一人，我呆滞地被请入座。在张先生的陪同下，我边吃边在忖度：“我一个右派分子，怎么成了座上客?”在又惊又喜中，我失礼地狼吞虎咽，填充这饥肠饿肚，因为虽然回到家里，1959年到1963年底甘肃各地仍然极度缺乏粮食，家家吃不饱。
饭后，厨师把四斤重的一筒饭交在我手里，并示意：“这是送给你家的”。我带着感激的心一出灶房门槛，就看见俄语教师段仙桃直立门侧，她是我最尊敬的、公公正正、十分善良的好干部于忠正的妻子。当时，我恍然大悟，这是为了防止行人进入灶房而专请来把守灶房门的!
待我刚出校门，我看见我大儿子逊高和小儿子保罗在校门口等着我。我立刻将这小筒饭交给大儿子逊高手中，让仅六岁的小儿与比他大三岁的哥哥走在前面，我随之在后。
出了校门，行不到几步，小儿保罗小脸转向哥哥再向后看看我，随即伸出小手，放进小饭筒里，抓出几叶小菜，弯腰缩脑地把菜塞进嘴里。他那饥饿求食的机警敏捷的小动作，立即刺痛了我的心，我止不住的伤心泪夺眶而出。随后小儿子虽不再偷吃了，但他紧靠饭筒，两眼在盯住饭筒的神情，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内心的伤感！
在这回家的路上，不禁又想起，在人类历史的这特殊年代中，也就是在1957年的夏季，被编织好的几十万顶“右派”荆冠(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55万右派分子)，莫须有地戴在这几十万个头颅上。这些人，从此就失去了作正常人的资格，变为异类，沦为“妖魔”，开始了漫长的苦难历程。其中一些受害者所经历的遭遇与苦难，尤其是死亡的惨状，在世界劫难史中也很难找到先例。这岂能用“死不瞑目”四字来表达死者的遗恨呢?不止他们本人，连这几十万个家庭也陷入难以想象的痛若的深渊中。一代冤魂，上下株连了几代人的灭顶之灾，使多少右派分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个人有父母在世，妻儿在侧，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有“安乐窝”了。但与我同去夹边沟的难友，个个满怀希望能在劳教中成为新人归来，而今有几人生还?想起那死者的惨景，不禁腿又发软了，心又在跳了。我低头缓行，泪水盈眶，快到家门时，妻子倚门而望的焦急神情，才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
我一家领受美餐的第二日，我聆听校领导对我第一次的训话。他强调说：“经过这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说明党是关心你欢迎你的，你需要写个改造的收获体会，这心得必须包括两方面：第一你左臂下夹着《圣经》；第二你右臂下夹着《数学》，从这两方面去认识，就是党关心你的大事”。
当我听到这两方面的要求时，我内心不禁要问：左臂下的《圣经》是政策许可的信仰问题，右臂下的数学乃是被你们说成白专道路的问题，这与反党与反人民的敌我矛盾有什么相关?即使是“信仰”与“白专”是错误的，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把人民内部矛盾划作敌我矛盾而遭劳教呢?我想，只要允许我信仰自由，叫我干什么都行。在检讨材料上的汇报中，我痛悔自己在教学中，只偏重教课而不教人，只偏重传授知识而未注重**东思想的宣传，对信仰问题，只字不提，这其中含意，不言而喻。
不几日，校领导很热情地告知我：“学校需要你立即上课，你身体虽未恢复，只要你能站立讲台，即使十分钟也好，总之能讲多少，就讲多少，学校和学生都是能理解的”。从这些话语和态度上，我深深地理解到领导对我的态度大大地转变了。校长让我站立十分钟也可以的话一入我耳，我的心碎了，我禁不住就在他面前流下泪来。的确，负有盛名的天水一中，已今非昔比了!百年树成的英豪，多已骨埋黄沙，佼佼者去矣，不复返矣!若再找回棋逢对手的好教师，非人力在近年中所能及了!
领导的态度是友善的，也是诚恳的，从这一番话中，我理解到，我个人信仰问题，至今为止，算是得到了学校组织上的正确对待。同时也说明学校将我划为“右派”是错误的。
我在回家后第二月下旬，又站在我离开三年的讲桌前，拿起三寸粉笔，教起我九载呕心沥血而换来的数学专业知识，直至1980年被调入天水师专数学系为止。
有一日，我妻在她工作的天水市医院(现秦城区医院)，偶遇一位住院病人，是天水东乡党家川街子镇党支部书记。在闲聊中，他说党川系山区盛产木材，他想在市上请一木工，为他制作家用木器，他这一段话，正符合我出外做木工活的打算。于是，在1961年暑假的一个早晨，我带好木工用具在车站买好车票，准备动身前往，但内心突有不平安的感觉。
在车上我心意烦乱，似有愁云遮在心间。多半日的崎岖山路，颠簸得头昏脑涨，好容易车停在党川街上，我背上木工用具按人家所指方位经过狭窄弯曲小巷，再转过一排排高大的丛林，那潺潺流水，清澈见底的一条小河出现在我眼前，我喘了喘口气，放下工具，踏入离小径约十余步的树林里，在那里稍作小憩。
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青石绿草中，又不自禁地触景生情，想起夹边沟烈日当头的痛苦，晒得右派分子们无处可藏的狼狈相，一幕幕似在眼前。
我正想闭目养神，享受这难得的林区风光，忽然听到孩子的喊叫声，一注目，见有两、三个小孩踏过河中列石，迎面而来，他们被这外来的“怪客”吸引住了。在三言两语的盘问下，我们四人就进入那书记的家。
党川村风景如诗如画，那样秀美动人。但农家村舍显然非常贫穷简陋。每顿粗米淡饭，只要能满足肚腹的需要，就算平安的日子了。夜间床板和被子硬而不洁，一盏豆油灯暗而不亮，但这家人的热情招待，都远远地补偿了物质上的不足。
第二天，搭好工作台，正式动手开工了，好在做木箱的木料是薄板，只需要费力刨平，粘胶合缝开卯了。对一个正常木工，这劳动乃是一般正常的事，但对我这个刚刚恢复体力的书生，也要费一番气力。好在我在思想上早有准备，深信只要肚不饥，力量自然而生。
第二天整整拉了一天锯子，第三天已配粘起两个大木箱的板料，第四天在流汗中觉得力不从心，当晚我带疲惫不堪的身子，早早入睡了。黎明的鸡鸣声打断了村人的梦境，我也被唤醒了，由于身体虚弱、疲劳过度而四肢无力的瘫倒在草席硬板上，一幕幕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幼小时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伸手要，闭口到，家中富有，吃穿过人。年轻时一派风流，到今日为全家糊口竟落得如此狼狈，想到此差点儿失声大哭了。为了使憋不住的心酸泪不被人看见，我把带有臭味的被子裹住了头，将身子曲作一团，让心酸泪水痛痛快快地流个干净。鸡叫声又在唤醒着村民，我又不自主地想到我屡次被呼召蒙恩的经历。想起我的誓言“甘愿泪流八十载，泪在天家主擦干”。至此我又得到一点安慰!
邻居的犬吠声，远远的鸡鸣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蒙恩的事实一件件又摆在我面前，顿时，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爱何其长阔高深!我在死荫幽谷、豺狼之疆中，才能摸着主的杖。在人的尽头，才能清晰地听见主说“我在这里”。
想到这时，我的心又明朗而轻松了，我随即掀开头上的臭被子，伸伸腰，展展腿，全身充满了舒适的喜乐。东升的太阳光，从门窗缝隙间透了进来，映衬出墙面的不平和地面的凸凹。善良的农家不知何时才能改变这艰苦的生活面貌。
早饭后，我向女主人说明，我非正式木工，乃是因生活所迫来到这里的一个中学教师，现因劳累过度再无力完成所应完成的工作。以后的一些话使她深深地同情于我。我话未说完，她看见早出回来的丈夫，两人立在院中不知说了些什么，这个高个子的书记走进门对我说：“你可休息，不要太劳累了，至于我向你妻赵大夫所借的三十元钱，我一定再去天水当面还清”。那天上午，我只拿上车费，背上工具，徒步行至离这家约四里的半山坡，直等上按时班车，才搭车回家。
这次暑假出外打工，一无所获，不但空手而归，反而在肉体复原后又受了亏损。记得当我离家动身前后，心烦意乱，愁云满心，这说明去东乡决非神的引领与安排。
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我深深体会若不忍耐而任意行事，必自找苦吃。事后，我再写信给这位书记索要我妻借给他的款，但音讯全无，后请友人直接向他催问讨要，竟遭拒绝。唉!我只恨自己的任性与不顺服!
二、教学之余的木工生活
随着自由市场的开放，天水城里也活跃起来了。
我邻居董鸿义与其师夏忠杰是天水城里木工界知名艺人，深知我家境困难。有一夜，他俩特来看我时启发我，要用自己的劳力来换取生活费用，这是市场政策所允许的，并想在工具上或技术上协助我，以补贴家庭生活的不足。
想不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那时起，我在董、夏二人的热情帮助下，又学会用薄板做木箱的技术。
在我站立讲台的两月内，每月我只能得到生活费30元，这样的一点待遇，要使七口之家活下去，唯一的出路是利用晚间休息时间用自己的体力来换取生活必需用品。一个木箱做成，就让仅十七岁的外甥女张亚兰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一阶段的木工制作，虽是夜间加班，但可自由掌握，不至累垮了身体。
记得是一个休息日，一整上午，我站在后屋木工台前，当我腰酸腿痛，四肢无力地推动刨子时，我就将木板上的刨子拉回放置腰前，低头安静闭目，从心底向神发出心愿：“神啊!我身实在无力，就今日情况我家已借用下月供应粮四十斤了，而今日全家还是半饥半饱!”心愿还未说完，院中已有人在喊我：“李老师!李老师!”我立即转身应声而出，见一高个子的农民站在我院中。“你是谁?”，“难道你不认识我了?”他背着麻布包，神态安祥而喜乐。我虽面熟，却未敢冒然回应。“我是东乡街子镇小坡湾的姚弟兄”他笑了。我顿时被提醒，立即上前拉手请进屋坐下，不待我问，他立即从背上取下这麻布包，交在我手里，催我：“快，我已饿了，这是些包谷面，快做些杂面饭，多做一点啊!”接着他又说下去：“昨日，三阳川张迪长老，来小坡湾用土布兑换粮食，我问到李老师怎么样，他对我说了你如何如何地艰难，他的一番长话，使我昨夜一整夜不能安睡，待不及天亮，我就带了些包谷面，一口气跑到你家来啦!李弟兄，一整早，我已走了八十华里啦!”他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手，我俩面对面几乎都哭了。
说话间，一小锅饭热腾腾地放在炕前的小木架上，我们全家都挤上来了，大家都高高兴兴地领受着这新鲜的佳肴美味!
“姚老弟兄，你怎么才吃一碗?八十里路，你走了不到六小时，一定要再吃一碗”。我再三劝他。但他说，“我吃饱了”。
两月后，我去小坡湾，和他一起用饭时，我问：“姚弟兄，今天你一吃就是两大碗，怎么在我家只吃一碗呢?”“唉!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在你家住了三天，也饿了三天，我让你把面撒多一些，但你一撒，就是那么一小锅，要我吃这半锅我才能吃饱。你那么一小锅，你全家都要吃。李弟兄，我虽然饿着肚子，也太高兴，因为我在去你家的路上，不知为什么那么高兴。见到了你，虽然饿着肚子，但我俩在主爱里的交通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安慰!”
此后在姚弟兄的帮助下，我将自己制作的木箱、木桶等送往小坡湾，以换取一些粮食，我全家由此才摆脱了饥饿的困扰。此后我停止了木工制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教学工作中去了。
每每回忆这一段的经历，就想起一切都有神的安排，依靠信心，时时仰望，神就会眷顾我们的。
三、主有安排，备度浩劫
1962年秋，学校通知我，校党支部接地委批文，摘掉你的右派帽子，恢复每月75元的原有工资(卢剑英老师的儿子卢国宣——现任两当一中老师，他对我亲口讲述当年他父亲每月工资为99．50元。我记得当时一中初中部教师最高工资为75元，我虽是高中数学骨干老师，但因信仰问题降我一级工资)。我每周每日三节高中数学，每晚辅导自习。
1964年夏初某日，学校通知我参加暑期兰州教育厅办的解析几何研讨会，为期一月。我身为“摘帽右派分子”，虽解除了敌我矛盾的政治待遇，但在同事中仍是被改造、被歧视的对象。用当时政治口号来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而我有自知之明，在课堂上一派教师风度，下课后，我甘愿作牛作马，人人都是我的“爷爷”。从内心说，我是基督的小羊，任人侮辱，任人妄加评论，我只默默不语，靠主安心作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带着如此的身份，要去兰州参加学术会议，别人闻之惊奇不解。对我来说，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经过半月的准备，只待动身。那知意外的事在我内心发作了。是这么一回事：在动身去兰州的前四、五日，突然我心里冒出这样的话：“你这次去兰州，一定被车砸死”。这古怪的语言，使我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推敲，这非死不可，无法逃脱的念头，一整天地在我心里作怪，搅得我心烦意乱。为了避免这场灾祸，我想装病不去兰州。但病如何装出?况且这次参加研讨会与学校的声誉有关，若不服从组织，分明表示与组织为难，那么要死还是要活?去兰州的日子，仅有两天了!最后我只能给主祷告了“主啊!我这次去兰州，若非死不可，那是你的旨意安排，因我无法摆脱这次组织的决定，一切出于你，一切归于你”!
动身的前一天早晨，小雨刚停了，我穿着要出门的新白衬衣，从天水市大城工农路北口，走进直通我校的梁家巷，小巷道不足2米宽，两边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土墙瓦房，雨后路上有一层很薄的淤泥，行路要躲过泥泞之处。进巷口不到二十米，正要移步绕开淤泥时，突觉有重物落下的“气压”直灌头顶，我急将头向右一躲，立时觉的左脚发痛，条件反射，我屈身下看时，一个女人在路旁大门口失声大喊：“这人命大啊!”。待我左右上下环视时，才发现是这么回事：在我左侧的一处陈旧老屋，其上多年失修的房头一古砖，因连续几日小雨，竟脱落下来。这古砖的直落方向正对我的头顶，正当我闪头斜身而躲时，这古砖顺我身而下，奇妙的是砖的一角砸进地面，砖的一侧面压到我的脚面。这飞速而下的一砖，竟使我不受其伤，我平安而过的惊险刹那，就引起了右侧路旁门口站立的妇女失声大喊“这人命大啊!”。
感谢主，我跺下鞋上的泥土，再一看在挽起的左袖口已沾满了砖块上擦臂而下的泥巴，我一边拉直袖口，一边看看这妇女的神情，她对我微笑示敬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命大!”我再起步前行时，内心有异常的平安，那前三、四日非死不可排除不掉的念头霎时一扫而空。奇怪的是：我边走边试，将那排也排不掉的坏念头现在再想要拉回来想一想，再也拉不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直至1966年文革中我才明白，这是撒旦的阻拦，不要我去兰州。
在感恩中，我带着轻盈的步伐回到家中，第二日，我离家，乘车去兰州参加研讨会了。
在兰州市雁家滩教育学校报到后，才知道这次参加研讨会的是我省四所重点中学，在西北师院数学系教授指导下的研讨会。研讨的内容是“再次开设平面解析几何学”。因自解放后，教育界的办学方向和课程设置都是紧跟苏联老大哥走。仅就高中数学，在1954年后，就停止了以往开设的解析几何，改设制图课。但经过七、八年的教学实践，说明在高中砍去解析几学，给大学学习分析课就造成重大的困难。为了辅平学习分析课的必要基础道路，必须再在高中恢复解析几何的课程设置。这四所重点中学是：天水一中、兰州一中、平凉中学、定西中学，各校分配一人，再由师大数学系及教育学院组成十人研究小组共同研讨再行开设平面解析课程的重点内容。
解放十一年来，我第一次被人尊重，被算为有用之人。在研讨会中，神赐我智慧，使我的发言和示教获得到会专家和同行极高的评价。
三年后，就是1964年我校数学组何祥麟老师被派往这所教育学院学习一年。期满返校后，一天夜间来我家看望我，他说：“李老师，我在教育学院学习的这一年中，我听说你给好些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很不容易呀!尤其在我离校时，段子美教授特别托付我，向你问好。他那样的向你致意，引起了我的许多伤心事。有人问我，李老师把他的藏书卖给我校，这说明你校对一个有用的人不重视，那怎么能发挥他的积极性呢?待我回校后，我考虑再三，为了使我的良心平安，我鼓起勇气，不顾一切的把你在我们数学组所受的冤屈，和教育学院研讨会上的对你的高度评价。一一告诉了校领导，这样我才平静了，我也觉得能对得起你曾教过我的师生恩情……
“我进一步给校领导说明，李老师虽然不好好学习政治，走白专道路，但他教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这是你一清二楚的。去年李老师在教育学院研讨会上给许多名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从各方面看，我校没有好好地利用人才，再者陈与戴二位老师利用教研组组长职权向你的汇报，多有不实之词，纯属加害于李教师”。
何老师一边说，一边用神态安慰我，他继续说下去：“李老师，这一次我对书记什么话都说了，从书记的表情看，他恍然大悟了。李老师，估计你以后的日子要比以往好过了”。
他直爽的个性，无私公正的话语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顺手给他添加茶水，以表我的谢意。他继续说道：“李老师、我数学组老师安建中、李宁、刘嘉凌都是你的学生，我们常为你报不平，但敢怒而不敢言，你再好，但评比最低。安建中常说像李老师那样忍而不言，我是作不到的”。听完何老师的这番肺腑之言，我深深地受到安慰，更为何老师的正直、好打抱不平而感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才醒悟到，假若我不参加这次研讨会，就没有何祥麟老师向学校领导的反映机会。若没有何老师的这反映，下一年的文革揪斗，我是不可避免的。至此，我才明白，撒但阻止我去兰州参加研讨会的根本原因了。
四、十年浩劫中的片断回忆
谈起十年浩劫的大动乱，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那真是妖魔肆虐，人心邪恶，斯文扫地，生民涂炭。在这段特殊年代里，所表现这种史无前例的血的教训是应当认真反省的。天水一中从1962年起，经三年的努力重建，1965年的夏季高考，已取得显着成绩。
在1966年，高考前两月，我们开始学习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等文章，说它是阶段斗争的突出表现。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接着姚文元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牍的没完没了。
从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开始，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天水一中的大字报也立即遮天蔽地地贴满校园，整个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了。
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判，运动如暴风骤雨，如浊浪排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接着部分老师被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关进了“牛棚”，被任意凌辱，恣意用刑，草菅人命，无所不为。一时间，“牛棚”成为“狮子坑”。我校骨干教师赵褆就在这些革命小将严刑拷打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一代英才竟如此夭折，人间惨事，罄竹难书矣!
一日，“红色”教师四、五人，按校革委会(文化革命运动委员会的简称)指示，要我说清“家史”及我个人的前前后后。在交待过程中，惟独说到1948年，遍传福音团的传教车在西北师院被砸的事件时，我话还未了结，一教师便拍案大骂说：“李景沆，你知道帝国主义的传教车被砸毁，那日子你还记得吗?解放后，我西北师大学生组织，就把这一日定为反帝纪念日了，今天我才知道你正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这话一入我耳，我立即被惊得神志昏乱，眼前一黑。清楚地感到脊背正中有一股冰冷的水顺脊而下，恰如谁将壶嘴对准我的后背倒了一股似的。恍惚中，我渐渐醒悟到：假若解放后，我在师院或在兰大，或留在兰州市，我怎能度过这“反帝纪念日”呢?每次政治运动的巨浪，在师院、在兰大都发生过伤人事件，不少有名望的教授也难以幸免，何况我这小小助教或讲师呢?至此，师院景先生对我的加害；兰大段先生对我的拒绝；我又无缘无故地不敢再见冯先生……噢!我此时才意识到，这是神的手拦阻了我。否则，就没有今天如此蒙恩的我。
此后，我每思及此，总含泪感恩：“神啊!你的安排何等奇妙，你的旨意何其难测”。
在每次集合时，定要抓个老师投入牛棚，我估计这次要轮到我了。不知怎的，一次又一次的没有喊到我的名字，直至文革结束后，从年青教师沈应海那里才得知我未投入牛棚的原因：
“李老师，你这一生的教师，算是平安保住了”。
“这话从何说起?”我向沈老师问个究竟!
“李老师，我刚进一中，得知你是学校有名的‘黑人’，究竟‘黑’在何处，我不得而知。但经过这次文革，我才彻底明白了。因学校决定要把你关进牛棚，但每次都被军代表林参谋拦阻了。林参谋常给大家说，李景沆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又无‘三青团’及‘国民党’党员的历史背景，仅是宗教信仰，已在夹边沟劳教处理过了。把他再揪出来，又无新的材料，将来怎样交待呢?林参谋的这一问，谁还能和这位军代表强嘴呢?李老师，日后的平安是属于你了”o
沈老师的一席话，勾起了我一系列的回想：我父亲的冤狱，使我家五十亩地不翼而飞，从此引起老人家的伤感，竟决意将所余三十亩地作我学费及家庭用费而渐次卖掉。那知地卖完之时，正逢全国解放，若非如此，我家怎会有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相当于“中农”成分)的政治待遇呢？(解放初土地改革，把全国所有的家庭，根据财产多少以及在旧社会的职业等，划分为专政对象：反动官僚、资本家、地主、富农；团结对象：中农、小土地出租、城市贫民；革命力量：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
至此，我只能默默地感谢主的带领和安排！人非草本谁能无情，在神所赐的平安中，我不禁又想起在文革中，含冤致死的许多老师和学生，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尤其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同事肖祖贻和任佩璋，更使我难以忘怀。
肖祖贻老师，美誉“肖化学”。“文革”中虽已满头白发，但风度翩翩。只因他是旧社会天水县中学校长，他堂弟肖祖华是天水中学校长，他侄子肖鸣九也是天水享有盛誉的化学教师，他家族多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被誉为“教育世家”。解放后肖祖贻、肖鸣九叔侄二人在天水一中任教，天水一中“文革”前连续多年高考化学成绩总保持全省第一，他们工作上无论有怎样好的教学成绩，组织上总是按阶级敌人对待，并双双划为右派分子!
文革中，肖老师怎么也过不了关，直至文革后期所有的老师都自由舒畅了，唯独肖老师仍是被看管的对象。肖老师无儿无女，只有老伴是他唯一的安慰。
1970年5月的一天，肖老师理了发，整装出了校门。见一飞快驶来的汽车，他撞身于迎面飞来的车前，在急刹车中，肖老师的上半身已紧挨前轮。激怒了的司机竟抽出车上的铁棍，下车猛击肖老师的腰部，打断了两条肋骨，被抬在他自己的那间又阴又暗的宿舍里。他不能回家，因为他是被看管的阶级敌人。在这十年的岁月里，他那脆弱的心，怎能受得住这无尽无休的折磨。他无儿无女，少亲少友，环顾左右惟有他是被管制的阶级敌人。有一段时间，他回家也得向看管人请假，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走向绝境，似乎是必然的了!
此后，相隔不多日子，王直老师去叩肖老师的门，久久不见回音。待强行推开才发现肖老师的颈项已伏在一把菜刀上，满身满地都是鲜血。誉满秦州的“肖化学”就这样惨烈地与世长辞了!
肖老师的非凡口才和教学才能，温和而智慧的言谈，给众多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肖老师是全校公认的、全省有名的教师。也是我心中的良师益友。但逼他走上绝境的现实及他所受过的不公正待遇，我是此生难忘的!
我再回忆我的恩师任佩璋，他多年教历史课，任教导主任，被划为极右分子，送监狱服刑，1961年释放出狱，但不予安排工作。
任老师在天水举目无亲，除在垃圾上求生外，再无路可寻。我每逢见他在垃圾上刨刨捡捡，寻寻觅觅，瘦骨嶙峋，全身污秽，举步摇摇晃晃的神情，我伤心得不敢再正视那穷困潦倒的惨象，只能含泪绕道而行。平时，我常常不时地接济任老师。记得一次，他来我家说，他老伴去世，无力送终。我就以我的最大能力帮他解决了师母安葬的困难，以尽我的师生恩情。
这样一位享有盛名老教师竟在“知无不言，言而无罪”的再三“承诺”下，被诱使沦落到如此惨不忍目睹的下场。
1978年，**平、胡耀邦为右派改正平反了。天水师专，以人材为重，将任老请回师专任教。
令人庆幸的是任老既无辜判刑，又无罪释放，昨为“垃圾人”，今日登讲堂，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位有名望的被学生称赞的大学教师了。
写到这里，还要提及谷老师。
谷老师河北石家庄人，为天水一中制图教师，后在三中任数学课。我不知这位规规矩矩，寡言少语的谷老师竟也成了右派分子，送入夹边沟新添墩作业站劳教。在这高原沙滩劳动中，我只见过一、两次。最后一次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我与寇国英组长在木工房内工作时，见谷老师从门前经过。他骨瘦如柴，步履摇摇晃晃，看其神情我测知他已不久于人世了。老同事的旧情使我毫不犹豫地将一碗盼望多日难得的稠面条，送给谷老师吃。当他坐下狼吞虎咽时，我的心里向谷老师说：“老谷，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礼品了，再见吧!老朋友!”我望着含着感谢的泪水，摇晃而去的谷老师，肠胃虽因未吃午餐十分难受，但内心却充满了安慰。
料不到在1961年后，谷老师死里逃生竟被抢救回天水。因他无家可归，只能安置在地区医院治疗。一日，我在街头遇见他，他说他的肠胃几乎失去消化功能，每日只能以少量牛奶养生。
“老李，你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吗?”他低声问我。“我不知道”。他接着说：“唉!我是靠主的恩典才能有今天呀！”他的这句话，我以为是要讨好于我，因多年来我并未见他去教会，也未听见他有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因此我只有礼貌地点头，表示欢迎而已。
他又说下去：“李老师，是我在无望中，只能求告主耶稣基督，他慈爱的手时时在引领着我；祂的杖，祂的竿，赐我意外的平安……”。他这一番话，若非深有信心的人，是无法编造的。我立即拉着他的手，去河边沿和他谈心。
几年后，谷老师口唇边生了一紫色硬块，经我询问，他告诉我是唇癌，可幸的是经我地区医院割治，基本痊愈了。谷老师于1972年退休回石家庄老家，来信说他又生了胃癌，经医治又恢复了健康。二十多年过去了，谷老师在主爱里活得有爱心、有信心。
在1967年的秋季前后，是天昏地暗、是非颠到的岁月。人们想要**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随意罗织罪名，泼你一身污水。尽管你对工作兢兢业业、小心翼翼，还是难免有灾祸临头。俗话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想整谁，总能随便找到一个理由来。
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文革运动进入“斗、批、改”，而以“改”为重点的阶段了。
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逐日恢复，逐步把所属学校管了起来。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制止了武斗。搬迁了校园中的小将墓碑，收缴各派武器，制止武斗，各校内战停止了。组织了**东思想学习班，红卫兵由**派的“天之骄子”转而成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了。
正是1968年严冬季节，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山下乡运动，把千百万青年学生的“反修防修的政治热情，带到农村边疆去”。
1969年的春天，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学校教学秩序恢复了，人们的心也随着政治趋向正常而渐次平静了。
从政治生涯上说，我的严冬算是度过了。今后的道路，我深信只要专心依靠我救主，一切皆是祝福与平安。
五、家庭的蒙恩
随着上山下乡的政治号召，我大儿子被送至陇西酒厂作工人，二女宜萱被送到天水东乡一个农村下乡劳动。
在1968年的政治气氛里，我深知只有将二儿子保罗休学在家，以自学才能取得将来的生存能力。我父子就毅然地这样走下去，当然也就没有上山下乡取得分配进入工厂的资格了。
1973年，学校秩序渐入正轨，人心惶惶的局面渐渐平静了。我们教师在工宣队领导下(工宣队是在毛主席“工人领导一切”的指示下，天水汽修厂工人师傅来指导学校工作的革命组织)，学校教学工作渐趋正常。
一日，我妻妹赵慧来家劝我说：“姐夫，你看现在的局势是初、高中毕业生必须取得二、三年的上山下乡的资格，才能进入工厂，找到工作。即便不上山下乡也得在街道管理局，登记报名，按人家分配，服务二、三年，也可取得进入工厂的条件，这是政策。你看保罗在家，只顾学习，将来是毫无出路的啊!”
这话言之有理，也是对我的启发和催促。第二天，我带上小礼品，找到同巷道住家的管理局长，她告诉我，只要取得1972年的休学证书，就可按今年的政策直接进入工厂。
但我儿子的休学证书上标明是1968年夏，明知有大差距，但不妨奔走试试。
找到新任李校长，遭到拒绝，又找到学校有关诸位负责老师，都说要修改休学年限，是不可能的事。
可喜的是身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何祥麟老师启发我，找找工宣队以求出路。又可喜的是政府派来驻校的这位干部，他在反右期间，常来我校了解情况。今日见我，似有同情之心，当我说明小儿的休学事时，他默言再看时机，助我一臂之力。
更可喜的是我校工宣队队长崔金昌是我女儿宜萱同班同学的哥哥，经我女儿宜萱的从中说情，竟得到他的同情，答应乘机给以帮助。
只要天开路，谁能拦阻呢?
有一天，校长会议召开了，那是一个晴朗无云的下午，会后，何老师急速找到我，低语说：“李老师，你太幸运了，今日校长接到政府紧急通知，要他带某某等三人去政府开会，为此，校长只好让崔队长主持会议。会上我提出你的要求，地委那位干部说：李既在夹边沟接受过劳教，家中确有困难，应予照顾一下。这时崔队长发言了，当然同意我和那位干部的意见，同意照顾。但在坐的老师们，看样子虽有不满情绪，可崔队长的态度坚决，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了你的请求，李老师赶快去找记录及签发证件的徐林山老师”。接着我立即去徐的办公室。
我与徐交谈时，不知怎的将目光投在记录本上“按其需要重新填写证明”的这一行字上，这几个关键性的字是徐亲笔记录的，我紧紧扣住这几个字，一面求徐手下留情，内心求主赐恩。
徐老师把笔放下来，说：“李老师，你儿子是1968年休学的，你的申请要改为1970年，怎么今天你又要改为1972年呢?”。“徐老师，我实际需要的是推迟四年，但我无胆量开这么大的口去要72年的(因为70年与72年相差两年，我可与管理局再作周旋)。徐老师，记录本上不是写着‘按其需要重新填写证明’吗?”经我这么一问，徐老师顿时沉默了许久，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身靠背椅，默而不语，若有所思。
我知道，徐老师应遵照会议决定，按我要求是由68年改为70年，今再要求改为72年休的学，这是不符合会议决定的，责任是要徐老师承担的。此刻，我便直立桌边，俯身向神默默求告，求神怜悯。徐老师在一阵深思沉默之后，毅然拿起笔来填写了“该生于1972年夏休学”的证件。
令我想不到的是徐老师对我的态度竟是如此的礼貌，他不但和蔼地把证件给我，还向我表示祝贺。
几年后，我校教务处负责管理学生档案的张仲侠老师，与我有同学和亲戚关系，曾对我说：“你所办的修改休学年限太危险了，汪校长曾作过改年限的事，经人查出，他向政府写过检讨，受过很大的委屈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这证件，交给管理局。那位专办此事的干部，拿出我前半月交给他的证件(休学时间是1968年秋)，与此证反复比较对照后说：“你校怎么弄虚作假，是同一名字，同一校印，怎么时间不同呢?”好在我儿保罗做了两个小木凳，已送给他，因而他的态度是温和有节制的。
我详细说明这是学校因要解决我的困难而作出的决定。
“不论怎样说，这是违法的。不过我们管理局已结束了今年的分配工作，前几日已将分配名额送交精表厂了，要么，你可将这证件放下，待明年按规定再分配吧!”
这位街道办事处老管理员，明知他已收我的小礼品，我又以礼敬他，他不但不再追究所谓违法，进工厂以明年再研究来推辞。
“既这样，请你写个介绍，我直接去精表厂看看”。我未加思考地随口说出了我的请求。事后，我才明白，假若把这证件，放置在正在研究分配问题的管理局分配会议桌前，不但我这右派分子被检举犯了大错，甚至崔队长等人也要受到牵连，他虽不至于有为摘帽右派鸣冤叫屈的嫌疑，也要受到组织的严厉批评了!万幸的是这位老年管理员认为我的请求是异想天开的梦想，于是他很爽快地开了介绍信，送我出门，一推了事。
这两个大难关，总算顺利地跨越过了。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我校教导主任钟曾余，上海人，近月才调到上山下乡分配工作办公室，任要职。他为人良善，对我有好感，经我说明，求他给精表厂写个介绍信，他热情地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立即走访精表厂人事科，最后找到了负责人周科长。周科长热情地看了看这介绍，出口长气说：“我厂向我城区各管理局所分配的名额已满，按政策规定这是无法安排的”。他的口气是那么坚定而有力。他的这些话使得我有点呆滞，我再多说，周摇头表示无望!
在无望中，我刚要转身出门时，有一人走进门来，一看我的神情就开口问“老周，什么事?”周科长就一一说了一遍，那个似有权威的人就开腔了：“周科长，你说的也对，是名额已满，这孩子也无正式手续，但对钟主任绝不能得罪他!”这位似有权威人的话，使周科长也发愁了。随即这两位主管在一阵耳语后，对我说：“你去，我们再研究，决定后再通知你”。
我交给准备好的有关材料后，带着感恩的心转身回家。一路上，我不禁揣摩着这位权威人士为何来得这么巧，这么合时，难到是巧合吗!所求事究竟能成吗?按理恐怕是希望不大!想来想去，只能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了。两个礼拜日过去了，音信沓无!
为了支援校办工厂，我们师生常去北山罗玉沟采挖石灰石，再加上其他活动，学生上课时间，仅占一周的一半!
那一天，一大早我随从学生去采石工地，未走一半路程，只听见身后有人在大喊：“李老师，学校让你回校另有工作安排”。
我返回学校才知道叫我帮助木工做门窗。做门窗要比采石苦而累，不能随意休息，正在这为难时刻，我看见学生往校外拉送木料，“木料往哪里送?”我随口问。“要去天水郡木器厂锯成木板”。
我立即想到送这木料，就可摆脱做门窗的繁重任务，于是我建议说：“锯木材要内行看着锯，哪有外行去干的!”这一说调配工作的老师便许我带领学生去天水郡加工木料。
这天上午10点钟就完成了任务。我顺便去精表厂医务室看看主内肢体郑爱德大夫。关于我儿的事，我已托她多次，她也为此多有操心。待我刚一进医务室，郑大夫就大喊“李老师，快!快!”她喊着把我拉出门外低声说：“李弟兄，你请我打听你儿的事，我虽费神询问，均无音讯。今昨两日，我医务室检查这次进厂的学生身体，我详细查东关等各处所送来的学生名单，就是没有李逊林的名字。我再问各领队干部，个个都不知道乳名保罗、学生李逊林这个名字。奇怪的是送来检查名单中另有一纸条，独独写了你儿子的名字，我们医务室人员都觉得这人既不在所规定的名额中，怎么要作新生入厂身体检查呢?大家议论的结果是厂有厂的决定，我们无权过问。他来了，就检查，他不来，时间一过，再不检查!今早九点钟，已全部检查完了，现已十点钟了，一下班就完了，我急得要命，但无法告诉你。你既来了，快！还有两个钟头，能赶得上，快！”
我一听这话，立即转身，跑步回家。心想再汗流浃背，也不能耽误时间。一进家门，好在我儿在家，二话不说，抓住他的手，转身就跑，再吃力也要按时跑到离我家四华里的精表厂医务室。一进医务室，我已精疲力竭两腿无力地跌坐在一张木椅上，让从窗外吹进来的五月初的风，吹干我满身的汗水。
待我儿快要完成全部检查时，正好十二点下班的钟声响了。这次，若不是郑姊妹的大力协助，就是体检也要发生很多想不到的事。
自我儿进入精表厂后，引起许多人的质疑和不解，因当时的精表厂是我城第一国营大厂，若非家庭成分及种种条件的合格，进该厂真是难于上青天。我儿既不是上山下乡知青，又无什么特殊条件，尤其是“右派分子”的子女，却进入了这个人人注目的大厂!
事情如此奇妙，我全家大小只能在天父台前，献上由衷的感谢和赞美。
1977年，在全国恢复高考中，我儿逊林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机械学院。毕业后与他同班同学严爱珍(上海人)结成眷属，并在南京工程学院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前后作为学者去德国访问并学习，几年后他们前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定居工作。神赐给他们信心和力量，他们伉俪参与着当地教会服事神的工作。
其他的儿女们各自在医院、大学、中学的岗位上工作，并各自有对主的服事。
六、1970-1978的变革回忆
因着1970年夏的高等院校复课招生，文件规定：高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改革，不仅在大学，就在中学也影响了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不断下降。
我记得，1970年的一天，我校全体教师，要集体观看一部名为《决裂》的电影，影片中有一镜头是一群教授参加政治时事测验，在考场上被考得满头大汗，左顾右盼，丑态百出。又一镜头是一教授用图示大讲特讲马尾巴的功能。这意味着现在的知识分子，所学知识是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现实的自我欣赏的无用知识。另一镜头是让学生伸出手来，表明进大学的资格是看手上有没有因劳动而生出的老茧。张铁生交了白卷，反成了状元，如此丑化知识分子，这种蛮干硬干作法，并要首创高校如此招生的新方式，不顾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规律，而异想天开、任意妄为地宣传教育，若将此做法连续实施，所带来的灾害性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接着学习的文件是“反右倾，批判林彪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年月，“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又主宰着中国人民的命运。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正逢严冬季节，又传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我常记着这个不平常的年月，国家领导人相继离世，国难当头，夏初朱德又逝世。不到一月，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大地震。九月，人们心中永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竟也不能按人的主观愿望而与世长辞了，全国一片哀痛。
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亿万人民欢欣鼓舞举行盛大****，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终于结束了。在写上述诸多自己的经历时，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泪水，有时我怕妻子看见，假借拿取脸盆架上的毛巾擦掉这难以控制而流下的泪水。
1979年春，中共天水地委遵照中央关于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文件精神，决定改正我等22位错划的右派分子(天水一中教职员工共42位)。
我牢记着天水一中校领导在宣布这个文件后有这样的一句话：“……我校还有一位未发言的右派分子……”他话中虽未指名道姓，我明白他是指着我说的。此后，我接到我的右派改正通知书，文中写明当初定为右派的理由：(1)李景沆1952年在兰州全省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了这句话：“我之所以怕共产党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宗教迟早要消灭。在消灭中我当然是被消灭的对象；(2)戴老师揭发我说过：“李景沆在肃反运动后，在我教研组说过：‘我在批斗中觉得天昏地暗’，他把肃反形容得阴森可怕”；(3)XXX揭发我说过：“共产党不信神，我就怕它，也不信任它”；(4)全数学组认为：“李景沆只专不红，不抓紧政治学习”。
紧接着，由民政局发给我市劳教人员补助金，已死亡者1500元，幸存者每人都是五百元人民币。这就是对我将近三年的拼命劳教的补助金。也是自解放以来，我第一次得到的巨款。作一个老师，手表是必需的教学及生活用品。这笔钱除安家外，再给孩子们卖点新衣，我也第一次带上了价值八十元的国产上海手表。
天水有位幸存者杨世华老师作诗云：
上天有眼青山在，岁月无情水上流。
任你风狂雨暴后，且看夕阳一片红。
我受感也应和一小诗：
不怕傲气比天高，难得虚心顺理流。
深望天父光照你，惊涛骇浪有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