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母屬靈經歷中的見證，終將和讀者見面了。從1956年先父生前動筆迄今的漫長歲月中，雖多有坎坷與波折，但“那在你們心里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腓1︰6)”。感動先父寫見證的是主，保守手稿免遭毀滅的是主，引導我完成先父遺願的，仍然是主。所以我願將本書撰寫的全過程寫出來，作為後記，以饗(xi ng)讀者。
先父畢生有寫日記的良好習慣，除抗戰期間，在湖南任職，因日軍進逼長沙，省政府西遷沅(yu n)陵，事務繁雜，起居無定，曾中綴數月之外，未嘗間斷。數十本日記為他珍藏之物，每逢遷徙，必親自清點裝箱。先母生前也留下了一些日記。1955年先母蒙召歸天以後，先父對她十分懷念，常常翻閱日記，追憶往事。
1956年，他讀到詩篇七十一篇第八節時，心靈受感，明白此乃神賜給他的話語，要他以日記為素材，寫回憶錄。在年老發白的時候，將他的能力，指示下代，將他的大能，指示給後世的人。同時，他覺得這樣做也是一種記念先母的好方式，便欣然動筆。從他和先母的的家世及他們的出身寫起，對婚後共同生活的經歷，采取逐年編寫的方法。蒙恩以後，他們自己的屬靈見證、讀經心得、听道記錄等，成了回憶錄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最初寫這些資料時，只打算給自家的後代看看，並未想要公諸于世。
先父一貫辦事認真，寫回憶錄更是全力以赴。到1958年底，我從上海接他來杭州同住時，已寫到1937年，即抗戰爆發的那年。
在回憶錄中，我覺得先父母屬靈的見證特別感人，他們那愛主的熾熱之心，躍然紙上，令我自愧，也給我以深切的勉勵與鞭策。我向先父談了自己的讀後感，並建議將他們自身的見證，單獨匯集起來。他很贊成，決定此後集中力量，先寫屬靈的見證，此乃本書產生之濫觴(sh ng)。
1938年冬，湖南長沙發生大火，全城付之一炬。先父受命主持善後救災，倚靠神的大能，獲得圓滿成功，是一個極好的見證，依照時間順序，應該先寫，可惜事件正好發生在他平時唯一中斷寫日記的那幾個月中，手邊缺乏足夠的史料，單憑記憶，不夠周全，只好暫緩一步。而開始寫創辦聖光學校的經歷。
先父當時已七十有四，但身體硬朗，精神飽滿，誰也不會料到，短短兩年之後，健康狀況竟一落千丈。先是在1959年夏天，得了疝氣，不久又發現前列腺肥大。兩癥都需手術根治，但他年事已高，醫生認為不宜開刀，因此病癥難以控制。更有甚者，1958年出現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狂熱的政治運動，使國民經濟嚴重受挫。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全國陷入了持續三年的饑饉之中，這對先父罹(l )病的身軀，更是雪後加霜。以致體力下降，腦力不濟，寫作的進度愈來愈慢。到1961年，長期的營養不良，又導致腿部浮腫，舉步維艱，雙手也經常顫抖，從事寫作，也越發力不從心。
在此，我要插敘一段個人的遭遇。1954年大學畢業後，我一直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因為有宗教信仰，總被視為落後；1958年下放到農村勞動，又因不肯放棄信仰，1959年5月遭工作單位辭退。這雖不符合國家所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規，但我多次申訴，均無結果，求職也處處踫壁，賦閑在家，竟長達五年之久。開始真不知神為何讓此事臨到我，內心十分苦悶，有時甚至到了“被壓太重，力不能勝(林前1︰8)”的地步。
當先父的身體日趨衰弱的時候，一天他深有感觸地對我說︰“道明，你看我的身體是越來越不行了，最近常為寫作計劃難以完成而苦悶焦慮。今天讀到歷代志上二十二章，大衛有心為神建造殿宇；但神卻揀選他兒子所羅門來完成，只讓他為建殿預備材料。這使我看見，一件重要的事奉，往往不是一個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聯想到目前這寫作的事，可能也是如此。我們父母的經歷是素材，我也開了個頭；而要全部寫完，恐怕只得靠你了”。先父的囑托，感人肺腑，也使我茅塞頓開。原來神安排我這幾年失業在家，不僅可以照顧先父，而且有充裕的時間來詳盡地了解他一生的經歷，特別是屬靈的見證，以接替他完成未竟的撰寫工作。我表示一定盡力而為，他滿意地笑了，緊緊握住我的手，連聲說“好，好”。其情其景，至今難忘。
海外親友在得知先父的困境之後，紛紛寄來錢款、食物及藥品，這對他的幫助極大，當時在香港的原內地會同工彭子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信中提及十年前由聖光學校董事，先父的老友胡宣明先生從英文原著節譯成中文的“戴德生傳”，又返譯成英文出版，而且銷行甚廣。此消息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發。在當今世界，人們生活的節奏加快，工作繁忙，閑暇無多。胡先生擇取原著中的大端節譯，著力勾勒，言簡意賅，結果反比篇幅多、內容詳的原著，更受讀者歡迎。
先父和我一致認為，應該借鑒胡先生節譯的技巧，使我們的文稿刪繁就簡，壓縮篇幅，突出重點。經過縝(zh n)密思考和共同商討，擬出了篇章名目及內容提要，以此為綱，重組文字，這樣便確定了本書的框架。但當時我也浮腫，身體虛弱，整日饑腸轆轆，思緒難以集中，而無力動筆。
1962年夏天，先父得敗血癥，高燒持續不退，病情嚴重。國內的兒女們，除道聲公務羈(j )身外，均趕回照料。住院治療四十天，方才轉危為安，但已極度虛弱，出院後，生活不能自理，找來一名保姆，又不甚合適。原聖光學校職員朱宏拭先生，曾隨先父工作多年，交誼甚厚，在甦州聞訊後，特讓朱師母來杭幫助，盛情可感。在她的精心護理下，先父健康狀況日有起色。到1963年，腿部浮腫消退，略能下地行走；但疝氣與前列腺肥大兩癥，仍無好轉。隨著食品供應的改善，我的浮腫也逐漸痊愈。便按著既定的提綱，與先父邊議邊寫，本書的初稿就這樣誕生了。
這時，“階級斗爭”又在各地開展起來，國內的政治氣氛日趨緊張，在這種形勢下，寫1949年以前的往事，又與基督教信仰有關，不能不格外審慎。先父的見證中，有多處涉及前政府高級人士，例如，在河南禁煙的過程中，應召晉見蔣介石先生，本是一個關鍵性的情節；為了避免麻煩，只好按下不表。又如，在脫離政界的過程中，處處有神奇妙的安排與恩典，也未翔實地敘述，僅用一筆帶過。至于長沙大火後賑災的見證，則因手頭的史料欠缺而暫付闕(qu )如。但先父叮囑︰以後如有可能，應增補此段，使之更臻完整。1964年春，前半部初稿脫手，先父閱後，甚表滿意。
同年5月，一位主內弟兄告知，他任教的中學，正在擴充，暑假以後，需要教員，如我有意，他願向校方推薦。不久事成，聘我授三門課程。為了備課，寫作之事，便暫時停了下來。
那年的夏季，天氣特別炎熱，先父中暑住院。後雖有緩解，但前列腺肥大癥卻因導尿感染而惡化，高燒多日不退，醫治無效，于1964年8月30日下午4時，離世歸天，終年七十八歲。當時諸弟妹均在外地，我已應聘，開學在即，將喪事簡單料理完畢，便到校上班去了。
原本打算，一面教書，一面繼續寫作，完成本書的後半部。但當時國內已經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政治形勢日緊一日，教師須經常檢查和匯報個人的思想言行。1965年，上級又增派政治工作組進駐學校，對教工逐個進行四方面的“清查”，人人自危，校園中一片肅殺之氣。那時我的靈性非常軟弱，審時度勢，害怕因撰寫與信仰有關的文字而遭批判，便自作聰明，想等運動高潮過去之後再寫。多少時候，神的旨意就是因為人的膽怯而受阻，“懼怕人的，陷入網羅(箴29︰25)”。
1966年初，工作組撤離學校後不久，文化大革命便正式開始了。由于我和同學平時相處甚好，在“橫掃牛鬼蛇神”的頭幾個月里，尚未受到太大的沖擊；可是八月份，北京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進行非法抄家的活動，波及到杭州時，形勢便急轉直下。
居民小組長住在我家對面。她的丈夫在解放前當過小老板，所以怕被人視為資本家而被抄家，為了轉移視線，便在居民委員會中煽風點火地說，先父在前政府曾任要職，又是**，雖已去世，必定留有反動物品。一位居民干部知情後，急忙在暗中通知我們︰要做好被抄家的思想準備。
先父一生，兩袖清風，又未參加任何黨派，家中只有屬靈的書籍，並無其他“四舊”之物；但想到如遭抄家，與本書有關的資料，將不免被毀，心中十分不安。此時，神所賜的力量，突然進入我那極度疲憊軟弱的心靈之中，使我完全克服了對險惡環境的恐懼，下定決心，不管會冒多大的風險，也絕不交出本書的文稿，一定要將它保存下來；然而斗室之中，又有何處可以避人耳目？一時真無計可施。
當晚夜半時分，震耳的鑼鼓聲將全家從睡夢中驚醒。起床向窗外看去，只見有十來個人，手拿電筒，舉著“**有理”的橫幅，從大雜院的門外涌入院中。我想，這定是來抄我家無疑，可本書的文稿尚未藏妥，不禁萬分懊喪。豈料那些人卻徑直向居民小組長的家中走去。原來，是她丈夫工作單位的人，我那顆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慢慢地放下來。
我默默感謝神的恩佑，他不許可的事，決不會臨到他的兒女。抄家的人在居民小組長家中翻箱倒櫃，折騰到天明方才離去，這竟是我們大院十幾戶人家中最先被抄的一家。令我聯想起以斯帖記中的惡人哈曼，他為神的僕人末底改備好絞架，自身反而被掛其上。第二天，住在我們樓上的一戶職工，也被冠以“反動資本家”的罪名抄了家。
首先被居民區干部查抄的是個以修表為生的單身老漢，因他曾在國民黨軍隊里當過兵。那間僅七八平米的陋室，被翻騰得一塌糊涂，連屋頂的瓦片，也被掀開多處。他低頭垂手，胸前掛著“反動軍官”字樣的紙板，頂著烈日，被迫站在自家門口的一張方凳上示眾，渾身浸透了汗水。看到此番情景，心想一名區區小兵，尚且遭此厄運，若先父在世，真不知會遭罪到何等地步，不禁深切地感謝慈悲的神，因他已適時將先父接回天家。四鄰出現的幕幕慘景，預示我家也難免被抄，藏好文稿，已刻不容緩。
當我正在冥思苦想怎能藏好文稿的時候，一付鐵繡斑斑，斜靠在牆角的彎管床架，引起了我的注意。腦海中突然閃出一念，若將文稿塞進其中，豈不安全而且防潮？但管中容量有限，我只能將最重要的材料，也就是本書前半部的初稿，和為完成全書所必需的素材，分成四卷，覆以舊紙，小心翼翼地塞進其中，此事從未透露給任何人。不久，便有本校的學生來“破四舊”，先父寶貴的日記以及屬靈書籍等被他們焚毀了，但沒有翻箱倒櫃，文稿就如藏在蒲草箱中的摩西，蒙神保守，躲過了這場浩劫。
然而風波遠未平息。1968年初，極左的政權“革命委員會”在各地相繼成立以後，中央發出了“深挖階級敵人，清理階級隊伍”的號召，一場更加無情的政治風暴，又向無辜的人們襲來。此時，過去被整的人，已不再是打擊的主要對象，上級要求發動群眾，挖出“隱蔽得很深的階級敵人”，也就是要另找一批人來加以**。于是，我遭科研單位辭退的緣由，便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當他們得知，在公開的基督徒聚會遭禁之前，我經常參加，又從人事檔案里，看到一些不實之詞，便給我扣上“反動道門骨干”的帽子。1968年3月14日，將我關押在校內，進行所謂的“隔離審查”，成為教師中最先挨斗的人。在隨後的兩個月內，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教師均遭批斗，打擊面之廣，前所未有。
關押我的人很清楚，單憑他們臆造之詞，不能給我定罪，于是便極力威逼我坦白所謂新的罪行，交出新的罪證。事後得知，他們曾去過我家，向家人施加壓力。但那時已不能再隨意抄家了，盡管審訊我的人，態度凶蠻，我的內心卻十分坦然，因為除我以外，無人知曉文稿藏在何處。果然，這秘密始終未被發現。
我被關押在校中長達兩年半之久，到1970年10月才放我回家。回來以後，好不容易將文稿再從彎管中取出，感謝主！全部完好無損。它就象“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摩4︰11)”，是“萬軍之耶和華給我們稍留（的）余種(賽1︰9)”，也是神奇妙保守的明證。面對這吉光片羽，真是百感交集，它勾起我對先父母的深切思念，同時，也為自己未能及早完成先父的囑托而內疚和自責。
回顧以往，由于自己的軟弱，貽誤了寫稿的時機，險些使神大能的見證，湮(y n)沒無聞，不禁十分懊悔。我懇求神的赦免，並發出類乎參孫臨終前的心聲，求神在近期內再賜給我一次機會，先簡要地寫完先父母的見證，榮耀他的聖名。
神垂听了我的禱告。1971年暑假，我第一次被告知可以在家中休息，恰好妻子和女兒又都去了北京，家中剩我一人。盡管那時正值“林彪奪權事件”的前夕，國內政局緊張，我還是個在監督勞動的“受審人員”，前途吉凶難測；但我靈里非常清楚，這就是神賜給我彌補往日虧欠的良機，決不可再有遲疑，必須充分利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爭分奪秒地完成本書初稿。于是便關起門來，在狹小而悶熱的居室中，一面揮汗如雨，一面按照先父生前過目的提綱要求，夜以繼日地寫作。就在暑假行將結束、家人尚未返回之前，完成了全部初稿。感謝主，“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
長達四年之久的審查，非但沒有查出我有任何政治問題，反倒澄清並否定了許多過去的不實之詞。最後，只得將五十年代我從事的正常宗教活動，定為“一般歷史問題”而結案。1972年6月恢復了我的教師工作，從而我也恢復了和親友們的通訊往來。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以後，國內的政局略有松動；但文化大革命並未結束，我仍須謹慎從事。僅伺機將本書初稿交給親屬們傳閱，這也是先父動筆的初衷。住在上海的大姐夫張恩溥先生，閱畢深受感動，便親手抄錄了一份，不料竟在上海的弟兄姊妹當中傳播開來，並擴散到了廈門等較遠的地方。曾在聖光任教多年的劉德馨先生，也是先從別的信徒那里見到抄本，再從甦州來信向我了解此稿的來龍去脈。先父母的見證如此受到重視，自然使我感到快慰。心想如付印成書，豈不更能榮耀主名？但在國內這是難以實現的，而到國外去出版，當時就更不可想象了。
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終于被全盤否定。我那個所謂“歷史問題”的結論也隨即撤消了，原先的科研單位，也承認1959年因宗教信仰問題令我退職的作法是錯誤的，而將我調回。1981至1985年間，大嫂尹馬必寧、佷女佩璐、佷兒佩雄夫婦們先後自美國回來探親，開始互通信息（圖24），相聚歡悅之情，難以言宣。他們也都讀了初稿，並帶回美國，給聖光的校友邵遵瀾牧師及遠在英國，曾長期在聖光工作的姚如雲牧師等信徒傳閱。佩璐還為付印之事，在美國、香港等地積極聯系，然而幾年過去，始終未能如願。
與此同時，大陸台灣之間的長期對立也在漸漸消除，往來日增。我感到遵照先父遺命，消除顧慮，實事求是，將初稿中隱諱不全之處，補充完善的時刻已經到來。1988年秋，道聲弟送來一本有關長沙大火的湖南文史資料，正好彌補了先父這部份見證的需要，從而更增強了我修訂初稿的決心。
轉眼到了1989年6月。一天，我讀到列王紀上第六章，其中第七節顯得格外醒目，經上的話︰“建殿是用山中鑿成的石頭。建殿的時候，錘子，斧子，和別樣鐵器的響聲都沒有听見”，深深觸動了我的心。神讓我看見，在建造聖殿時，匠人的使命，只是將已經按照神旨鑿好的石塊，取回來並加堆砌而已，不須再憑己意用鐵器在石上敲打修琢，留下刀斧之痕。初稿付印之所以屢屢受阻，乃是神的攔阻。因其中有人為的刪減，見證的敘述也過于簡略。
我去信將此亮光告訴佩璐，她回信說︰“關于回憶錄之事，信寫了出去，一直沒有回音。最近我常在反省，是否我沒有盡力而為，尤其是今晨，更為此事祈求。你的信帶來了神的答復，他的時間是奇妙的，我心充滿了感謝贊美”。閱畢此信，非常高興，因為神的旨意，總是在各個方面都有一致的印證。
補充改寫和出版的工作，都得到了眾多弟兄姊妹的鼓勵和支持，並承蒙江守道弟兄和戴紹曾弟兄為本書作序，于力工弟兄為本書撰寫專文，謹向他們致以深摯的謝意。有的校友還提供了珍貴的照片及資料，更感謝神賜給我夠用的力量，我一邊寫，一邊深受感動。自己仿佛返老還童，回到數十年前，又坐在先父母膝下，聆听他們講述那一個個奇妙的見證。全部文稿均經諸弟妹過目和修改，道聲弟在幫助翻譯附文，查尋史料及編排打印等方面，更是盡心盡力。所以先父母的這本見證，確是我們眾兒女齊心努力的結晶。
一位年逾八旬，與先父生前相識，並多年忠心事主的紀老弟兄，閱讀了目前修訂的部分文稿後，激情滿懷地寫了如下的“感言”。
感言
尹道明弟兄將其父母見證的部分遺稿遞閱，我被其中許多真實的見證吸引住了，一口氣地讀完，深受感動！緬懷故人，如在眼前。過去我僅知他們蒙恩得救和熱心愛主的二三事，惜無暇與之深交，親領教益，甚以為憾！今能首先讀其見證，不勝榮幸！
所述見證，真人真事，時空確鑿，有史可考，實實在在，言簡意賅，榮神益人，活出基督。值此世道日衰，人心不古，認識基督，效法基督，大公無私，舍己愛人，實乃當務之急。奇哉主道！偉哉救恩！妙哉生命！有生之年，不顧自己，專為別人；終生事主，作人師表，尹老夫婦，當之無愧。
學習前人，願步後塵。讀後書志，用作追思。神人摩西的祈禱詩︰“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顯現；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詩90︰16）。
弱肢紀慕韓主歷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凌晨
在1991年動筆撰寫本文時，恰逢先父母悔改得救六十周年。在中國，年份習慣按干支命名，每六十年循環一次，周而復始。先父母同在1931年9月1日蒙恩，此後同奔天路，同年也生下了我。六十年後，又是由我重新整理他們靈程中的見證。這樣，與本書有關事件的開始和結尾，竟一同發生在辛未年里，彼此首尾相應，互為因果，是何等奇妙！使我想起了主的話︰“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啟22︰13)”，內心十分激動。
六十年的滄桑巨變，令人間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盡成過眼雲煙，飄然逝去；唯有神所彰顯的大能與恩慈，不受時間影響，永遠感人，並且給人以新的激勵。因為“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約壹2︰17)”。
先父早年赴美，就讀于著名的哈佛大學，專攻經濟。學成歸國，又在財界長期擔任要職；然而自中年信主之後，淡泊名利，看萬事如糞土，與先母同心事主，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使多人受益，也為他們自己在天上積攢了不能銹壞的財寶，這豈不是很值得我們後代效法的嗎？
尹道明主後一九九一年九月初記，一九九七年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