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上说，虹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标记。上帝的使者搭起中西文化交
流的虹桥，只是这座桥未免单薄了些。
在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以他们为媒介逐步展开。上帝的使者身兼文化大使，在中西双方搭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最早，唐代景教士带来过西方医术，能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他们还曾“广造奇器”，但究竟造了哪些奇器，可惜已无法得知。
元代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使者，绝大多数是与教务有关的人员。在他们的穿梭下，彼此断绝已久的关系又再接续起来。西欧一度绝迹的中国丝绸、瓷器，这时又源源而至，成为当地的贵重之物。
中国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在意大利西埃那市政厅会议室，有文艺复兴初期给下的两幅大型壁画，一幅画的是将军骑马巡行寨堡，另一幅是城乡风光，虽然体裁不同，但构图都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且置物布景颇带中国画风，从许多细节上也都具有中国绘画特色。
至于当时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似乎不多，除了教堂带着些西方建筑特色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一匹“天马”了。这是元顺帝时，访华的教廷使团，应元皇室的请求，特别带来的礼物。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两蹄皆白，从皇帝到王公大臣，无不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天马赞》、《天马行》、《天马颂》之类的诗文纷纷出笼，元顺帝还命画工精绘“天马图”一幅。一股天马热成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色光映神州
空前美丽的虹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此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广度、深度都前所未有。来华耶稣会士在“学术传教”的过程中，亦予亦取，造成中西两学双向交流、互相渐染，而以西学东渐为主流，中国变“出超”为“入超”的格局。
西学东渐惠及中国的，最突出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居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却远落在西方之后。到耶稣会士进门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相当明显。传教士们首先把西方许多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文化成果。
窥天窥日
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人类居住的大地是圆的。天文仪器的制造也落后于西方，使用的传统历法亦多疏舛。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而且首先介绍了地圆说。很难想像，在不了解人类居住地基本形状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宇宙真面目的慧眼。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利玛窦辈引领中国人，向近代天文科学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汤若望则主持制定了“西洋新历”供中国使用。他的参与，才使洋洋180万言的《崇帧历书》得以问世。此书共137卷，其中介绍了西方历法和天文学、数学、计算工具、测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识。
汤若望还为钦天监制造了浑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写下了《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恒星表》、《测食说》、《测天约说》、《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多种天文着述。南怀仁在主持治历的同时，也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写下若干天文着述。
在教廷宣布解除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之后，传教士又对日心地动说予以宣传介绍。法国籍耶稣会士蒋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说介绍了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恒星和行星的旋转理论，为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播最先启蒙。
对耶稣会士们的天文历法之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承认：“有我中华昔贤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①自从洋教士们参与乃至主持宫廷的测天治历工作，钦天监里就一直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间也没有断绝。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3第1223—122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五大洲和皇舆图
在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方面，直到和耶稣会士开始对话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对中国是在四方大地的中央还坚信不疑。利玛窦首先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地图。他亲自摹绘的《山海舆地图》，附以中文注释，告诉中国人天下分五大洲，介绍了经纬度理论和划分方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地厚28600余里（数据与实际略有出入）。此图在中国多次刊刻，流行之广几遍全国，学人着述亦多引其说。
利玛窦的同事、西班牙人庞迪我（P.Did，dePantoja），则绘制有世界分洲地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附以文字说明，略志各国概况。意大利的艾儒略（P.JuliusAJeni）着有《职方外纪》，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绘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①。
①转引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着提要》绪言第5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北京。
清康熙年间，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P.Joan－BaptReds）、杜德美（P.PetrusJartoux）等人，与中国学者一道承担了测绘详细的中国全图的任务。他们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测量绘制成《康熙皇舆全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也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①。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35页，科学出版社中译本，北京。
其后，蒋友仁在干隆朝绘制了新的世界地图，把探险家们新发现的地方加了进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内容则予以删除，各地位置也采用最新测量出的经纬度标示。他还受命参与绘制《干隆皇舆全图》，共104幅，内容较《康熙皇舆全图》更为丰富详密。
“女王”的领域
数学素来有“科学的女王”美称。在她的领域里，耶稣会士对中国也多有帮助和促进。
最着名的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这是介绍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系统着作。此书大大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几何学的内容，得到当时和后世中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应用几何着作《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与李之藻合泽《同文指算》，这是应用算术方面的着作，其中以系统地介绍西洋笔算的部分为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国算术囿于筹算、珠算的框框，引进了自加减乘除法以至开方的笔算方法，并附有练习题。此书中还首次介绍了比例级数。
清顺治年间，波兰籍耶稣会土穆尼格（P.NicolasSmogolenski）传授了对数表，他与中国学者薛凤祥所译的《天步真源》，有系统地介绍了对数知识。康熙朝讲学内廷的会士，进而把代数学介绍给中国。
从望远镜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国讲求久矣，但与近代物理学结缘，最早也是由耶稣会士牵线的。
汤若望以中文写成《远镜说》，对“镜之制造，镜之功用，说解详明，并有大图多幅”，是为光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始。与利玛窦工作过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deUrsis），着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绍了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构造原理。稍后，作为罗马科学学会成员、并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稣会士邓玉函（P.JoannesTerrenz），与中国学者王征合着有《远西奇器图说》，阐述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斜面等方面的理论，并介绍了一些实用机械的构造，书后还附有《自鸣钟说》，介绍了机械钟表的构造原理。
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像自鸣钟、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开始在中国落户安家。而在器物制造方面，比这些奇巧玲珑之物对皇朝更显实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为了对付满洲军队，从澳门请来了有专长的教士陆若汉（JeanRodriseaus）等20多人从事铸炮工作，可真谓立竿见影，挟所铸出的“红衣大炮”出关作战，顿显神威。努尔哈赤就是在与明军作战中被此炮的弹子“咬”伤致死的。汤若望也曾受命主持为明朝铸炮。他对制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临时抱佛脚进行研习，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而成品竟然奇迹般地出来了，计有大炮20多门，还有若干能驮在马背上的小型炮。为此，崇祯帝特颁金匾嘉奖。
清朝也没有忽略这项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怀仁主持，共制大小洋炮372尊。康熙还饶有兴致地亲临芦沟桥场地观看试放情况，嘉其“制造精坚”。及至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还特别称道其“幸运巧思，督大器，用摧坚垒，克裨戎行”①的功绩。这种洋炮不仅用于平定藩乱，在雅克萨对俄自卫反击战中也发挥了作用。南怀仁还着有《神威图说》，专门介绍铸炮技术。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23页，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
西洋楼
在建筑技术方面“西洋楼”是最佳范例。
圆明园中着名的西洋楼，是一组带有意大利洛可可风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石造建筑，从西到东共有谐奇趣、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喷泉）、线法墙（按透视法绘制的布景画）等。整个建筑是在意大利籍着名耶稣会士郎世宁（F.JosephusCastiglione）主持下，由蒋友仁、王致诚（J.DenisAttiret）等人配合设计建造的。
据行家介绍，从西洋楼建筑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看，“在欧洲同时期的建筑中，也不失其‘尖端’意义，而在中国这块艺术土壤上，它更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①。并举出现存实物为证：远瀛观正门花雕双柱今犹残存其一。若仔细审视，即可发现它虽名为石柱，实际上是雕成一串垂悬的花环，柱顶以西式环扣交相拼接，整个柱身刻成长叶串联之状，因此上宽下窄，与一般西式圆柱完全不同。这根花式柱子不仅为今日整个圆明园遗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①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9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郑州。
丹青与书林
耶稣会士中不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郎世宁最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进宫廷供职，一直到干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岁高龄病卒，此间留下了大量画作。他本承文艺复兴的西方画风，到中国后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国的传统画风、画技，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独创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尚存有郎世宁的若干作品。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过《郎世宁作品专辑》，收画66幅。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术图》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诚等参加绘画）。此画描绘干隆帝在避暑山庄赐归降的蒙古部族首领观赏马伎的实况。以被接见的11位蒙古贵族居画幅正中，干隆帝则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是表演马术的骑兵。据行家介绍，此作构图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不同，系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接受东方贤士礼拜的构图形式。
还有郎世宁与别人合绘的一幅《干隆雪景行乐图》，“图中树林坡石皆取中法，人物头像则仿西法，建筑运用透视。”构图深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①。
①同上书，第294页。
郎世宁的画路很广，从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从花草树木到飞禽走兽，在其笔下都颇见特色。他尤善画马。留下了《八骏图》、《十骏图》、《百骏图》等精品佳作。
书为学之本。明末清初西方书籍输入中国的规模颇大。仅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由金尼阁（P.NicolausTrigault）率领的教方使团一次就带来西书7000部，是为当时西方大学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科系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这批书藏于北京天主教北堂。到1937年的时候，还有570部存留。
在华传教士们也译、撰有大量着作。自利玛窦来华后的大约200年间，来华耶稣会上有着作可考的约70余人，着作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罗雅谷（P.JacobusRho，意大利人）四人就占75部。
无形的冲击
这缕缕虹彩色光给神州带来的，不止于有形的装点，更在于无形的冲击——对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冲击。
科技水平本来领先世界、有着光辉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近代科学方面率先实现突破？诸多原因中，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制不失为其内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亲的产儿。中国文化之母是先秦学术，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希腊学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作为哲学家也几乎都是着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和着重追寻的问题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学术是以自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与之相适应，思维上也就容易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先秦学术的代表人物，除个别的对自然科学有所涉猎外，大多可谓“科盲”。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儒家，与自然科学更是几乎绝缘，他们所胶着的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因而其学术是以人伦主义为基本特点的。与之相联系，思维方式未能建立起严密的演绎逻辑系统，而钻入“玄览”、“内省”的牛角尖。
与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社会，轻自然；亲具体应用，疏抽象思维的偏颇。这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的中国学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说：
（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
语绝于无验。①
①《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8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诚然如此。我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属于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性很强，但很少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学，是为了农业用历甚至“观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记录了许多宝贵资料，却并不善于从中探究其规律。例如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以我国最早而又系统，从春秋到清末出现的31次，次次都有详细记录，但就是未能发现周期的规律，而使此功终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所居，这颗彗星也就永远冠以一个西方人的名号了。
地理学也有类似的流弊。中国在地理绘图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绘制的时间比原认世界上最早的地图（产生于西方）要早300多年，且绘制的精确度颇高。至于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准确描绘，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然而，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帝国，地图的绘制是为了皇帝家天下内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城池防御、水利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这就把中国的地理制图引入一个小范围、大比例尺的轨道，老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转圈，所以绕来绕去也总绕不出国门，更谈不上绕出个地圆来，在建立和发展地理学知识系统方面更是步履蹒跚。
数学的情况也类似。中国古代数学代表作的《九章算术》，从篇目上就可以看出它实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讲田亩计算，“粟米”讲谷粮比例交换，“衰分”讲比例分配，“商功”讲工程计算，“均输”讲运粮和派徭问题等。全书涉及246个关系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问题。筹算和珠算相继在古代数学中占统治地位，也是因为这两种算法的特长都是数值计算，能直接用于实际需要。这样，中国古代数学只是作为实用领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学科。
物理学的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于此。基础理论发展不起来，器物制造也不求高奇。对所谓“奇技淫巧”恶于谈，更不屑于做，视之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之物，甚至妨碍圣贤之道的邪恶之物。
催化出细流
对于这种学术范式和思想传统来说，号称“万能博士”，从事“学术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带来和译、撰许多学术着作，带来和制作许多“奇巧”器物，传授许多西学知识，并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施加着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产生冲击作用，使中国固有传统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开始被催化出道道细流。
翻检《四库全书总目》，不时有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所译。撰的“西学”着作。《四库全书》是由清政府组织纂修的，对中国的古书进行了大量的删削改毁，而一些西学书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梁启超就把此期西学的输入称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大公案”。他持论：
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
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①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8页。
的确，在耶稣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杨光先辈顽固派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一些热心西学的典型人物，从官绅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针度人绣鸳鸯
徐光启可作为士大夫当中的代表。他在儒家传统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竟勇于冲破旧的思想樊篱，不但自己无顾忌地向洋人学洋学，而且还力倡变革传统学术风习。他在说明为什么要译《几何原本》时，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
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
者，又非止金针度与……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绣鸳鸯而已。①
①《徐光启集》上册第78页。
由此便更能深切体察出他与传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译和撰述科技着作，也不是仅止于知识介绍，而是要启迪国人，将西方科技的“金针”变为己用，达到能“自绣鸳鸯”的境界。他还明确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深刻思想，即不仅立足于学，而且着眼于“超”，为能超则求融会贯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关中泾阳人，明朝天启初年中进士，与传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与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之外，自己还撰写了《诸器图说》一书，不但介绍器物的结构和制造方法，而且重视阐释原理。
据王征自己介绍，激发起他钻研制器强烈欲望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记述的异域奇器，诸如“能盘水直上山城，绝不赖人力，其器自能昼夜运转”的抽水、扬水机械；“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的巨舶，而由一人“举手引之”，便能“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的船坞设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征“爽然自失，而私窃向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之哉！”他还进而阐发了这样的看法：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虽
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①
①同注2书，第298页。
其中，传统学术思想的偏见虽然还隐然可见，但与认为“‘几何’者，盖笑天地之无几何耳”的人们，与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兽的杨光先辈相比，仍是智愚立见。
这类热心西学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绝少的特例，而形成一个群体。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数康熙大帝最为典型。他对“近世之人，事儒学者空谈理数，拘守旧闻”不以为然，积极倡导拓广见闻，学习西洋先进科技。从历法之争的事局中，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自学焉”①，决心使自己成为科学上的行家。
①《庭训格言》第51页，光绪年刻本。
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下功夫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美术、音乐、医药等诸多学科的知识，聘请了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等诸多国家的耶稣会士作老师。
康熙帝学习之刻苦，令人钦佩。他自己说，为了熟记《几何原本》一书，至少读了20遍。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这位皇帝当年为学习自然科学科目而特制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块可自由挪动或取下的银板组成。中间一块最大，光洁平滑，用以书写和绘图。两边桌面分别刻有斜线、直线、横线等各种线条和大小不一的格子，标着许许多多的数据，还有精密度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内有七个长方形无盖的捕木屉盒，用以放置各种小件仪器和计算工具。由这张炕桌，仿佛就能看到它当年的主人盘膝而坐、伏案苦学的生动形象。
康熙帝很善于学以致用。譬如，顺治帝时曾仿造若干自鸣钟，因关键部件不得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学的有关知识进行修理，使之尽皆完好。
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成了康熙帝随时随地的事情。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他还坚持进行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处，都记录下地貌、地质、水利、农业、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军，面对滚滚黄沙，他能独具慧眼地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根据沙漠中有螺蚌甲壳的存在，结合实地调查，记录下该地曾为泽国，“水退而为亲沙”的科学假说。他运用地学知识，根据地形地貌的特点，即可辨别出蓄水的不同情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沙漠行军人马饮水这一大难题。
康熙帝还亲自主编了大部头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其中《数理精蕴》大部分内容是介绍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
为了研究和学习西洋的器物制造，康熙帝仿照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宫中特设“艺学院”，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工艺家在此工作。在罗致重用人才方面、礼遇数学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孙两代之事，已成为历史佳话。
干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时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稣会士们认为是很能从他们那里“骗取”西洋科学知识的人。这位皇帝在坚决维护中国圣贤之道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承认西洋近代科技的优胜，曾在廷臣面前公开说，在这方面“和西洋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①。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干隆帝表现得相当积极，而且悟性颇高。
①冯作民《西洋全史》第八册第257页，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台北。
有一次，干隆帝同蒋有仁讨论地动说。蒋友仁向他解释，虽然从表面感觉上不是“地动”而是“天动”，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听后恍然大悟地说，朕在坐船或轿时，也有这种感觉，从门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而我自‘己所坐的船或轿反倒一点也不动似的。看来，干隆皇帝当属中国最早接受地动说的人物之列。
还有一次，干隆帝同蒋友仁讨论西方地理学方面的问题。他问对方，世界上有些地域西方人并未到过，怎么能画出那里的地图。蒋友仁解释说，那是根据已知的相邻地方推测出的，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干隆帝表示很受启发。这中间，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还包含着对西方学术思维特点的体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际传教士架起的这座虹桥，应该为关心历史的人们所注意。
英国的着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特别注意到了它，并给予了这样的赞誉：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教会传教士那
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
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
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
仍相互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①
①同注3书，第4卷第2分册第640—641、693页。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并不失实或过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传输上也不完全。毕竟是高涨的宗教热情催动耶稣会士来华的步履，传播学术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更何况，宗教与科学不免有抵触，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学术传输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葱头和鸡、蛋
开启向中国学术传教先河的利玛窦，在西方近代科学方兴未艾的当时，传给中国的天文学知识中，关于宇宙的构图仍是中世纪的九重天说：天分九重，相包如葱头，日月星辰都在相应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随着本天之动而动。对当时较为先进的日心地动说故意隐瞒不提。他绘给中国的世界地图，为了迎合皇帝的虚骄心理，不惜故意违背科学，让子午线由中国通过，以迁就中国居世界之中的错误观念。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见也不尽一致。利玛窦始则要跳过数学部分先译天文历法内容，后又阻挠把全书译完，以致全书十五卷当时惟译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动说介绍给中国的蒋友仁，在传授科学知识方面算得上“激进派”，但他也决不放弃圣经里的创世说，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时机和场合“推销”。有一次，蒋友仁告诉干隆帝，他来华前曾在大学里教过哲学。干隆帝便向他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有趣问题，要听听这位西洋哲学家的高见。蒋有仁的回答是：关于这个问题，只能根据圣经里的创世说来解释。当初天主在第五天创造鸟类和鱼类，然后就命令它们自由去繁衍。鸡当然也算是鸟类。假如那天天主不创造母鸡，以后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鸡蛋了，所以还是先有母鸡而后有鸡蛋的。至于母鸡为什么会生鸡蛋，那是天主在创造母鸡时同时赋予它的本能。这是无可怀疑的。
像这种状况，正如李约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稣会士们“具有一种较高级的投机性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同他们带去的科学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当时中国这方天地里的溟溟状态，也有削弱和冲淡虹之色光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中国方面其时只是被动地接触着传教士“有限供应”的西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会整体中受着政治、经济“韧带”的加固，有限的西学便更不足以使它发生强烈的震荡，旧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学术风习仍占着统治地位，宋、汉之学并为官学禁锢着全国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杨光先辈远比徐光启辈人多势众。即使徐光启辈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离经叛道。皇帝们更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限定给他们的活动舞台，堪称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毕竟也拖不住清帝国日趋封闭、保守、腐朽的沉沦。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条件看，明末清初中国对传教士实行的一定开放，只是闭关锁国条件下的局部例外。这无异于把一间大厅堂四面的门窗都堵起来，只容从外边传进一根蜡烛来点燃。在以关门闭户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里，外域的色光自不能顺畅地向内流泻。
圣贤西访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义之邦的中国，此番也没有违拗此一古训。在自家大院里关闭了上千年的中国古圣先贤，这时作为最高级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访西土。
古典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欲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就不能不对其有所了解。耶稣会士们自己俯仰之余，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了他们的故乡。
利玛窦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本国，其后又有别的会士效法。白晋、傅圣泽（J.FranciscusFoucquet）、马若瑟（P.JeeMariadePremare）等法国会士，共同研究翻译了《易》、《春秋》、《老子》等书。历狱期间曾一度被关押广东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PhilippusCouplet），回欧后出版了西文本的《中国哲人孔子》一书，是为《大学》、《中庸》、《论语》的合译本，书内附有《孔子传略》。比利时籍的另一会士卫方济（P.FranciscusNoel），则以法文译出四书和《三字经》、《孝经》，合称《中国六大经典》，于1711年在比利时出版。
除了经籍的译、传之外，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还翻译或以西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以法国的几个人最有成绩：冯秉正（P.Jos．－Fr．MoyriacdeMailla）的《中国通史》共13卷，是根据《资治通鉴》加工而成，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版。金民阁着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宋君荣（P.AntoniusGoubil）撰有《蒙古史》、《大唐史纲》等。白晋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论》等书、18世纪中叶巴黎还出版有《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中国从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虹桥”播声西方，名扬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东学西渐”在欧洲竟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甚至引起一股“华化”的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文化颇表推崇。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揆内（FrancoisQuesnav）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①。狄德罗（DenisDiderot）在其名着《百科全书》中置论，中国人在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对科学的兴趣方面，也可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们争先。伏尔泰对儒学和孔子更是大加赞赏。他自称曾经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发现其中所用的是纯粹的道德，而不宣传神怪；认为中国人用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这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甚至得出如下结论：
①利奇温《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接触》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北京。
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①
①同上书，第81页。
中国文化传请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异域，何以引起这般反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确实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首次显示于一个异质文化的世界，具有新奇、神秘的魅力是不难理解的。
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候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正进行新思想体系的伟大创造，他们要吸收和借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中国文化正有其可用之处——摧毁中世纪神学残堡旧垒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质，可以用来为启蒙思想家们鼓吹“人是唯一的点”张目。
可以说，伏尔泰辈主要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严肃，而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慷慨地奉送了一顶顶桂冠。实际上，“中学”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原样借用，不如说是翻新改造；与其说是汲取社会政治内容，不如说是利用非宗教的特质。他们从传教士手里接过“中学”的原料，加工制造成理性武器，反转过来攻击教会，揭露神学的虚伪和欺骗性。这样看来，当时中学在欧洲之所以能“一石激起千重浪”，除了中学这块石子具有一定份量之外，那里有着深水潭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学在欧洲引起的这种强烈的积极反响，并未能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即使当时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反对派大有人在。譬如同是法国着名思想家的卢梭就持论，中国圣贤之教无异于中华民族的落后。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纯以专制恐怖立国，其国民道德尤其不足称许。
特别是在德国，当时轻视儒学、嘲讽孔子简直成了一种时髦。德文中的“孔夫子”（Kollfuzius）和“糊涂虫”（Konffusius）两词常被谐音混用。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些学人，坚持“中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展”；中国“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的国家”；“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之类的看法。在他们这里，基于欧洲中心论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贬低是如此明显。
尽管如此，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之虹还是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