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人格—榮格
馮川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神話人格—榮格
西方智哲人格叢書
目錄
序言…………………………………………………………………１…
榮格的生平………………………………………………………１…４
一、童年和青少年時代………………………………………１…４
二、命中注定的選擇…………………………………………２…１
三、職業生涯和學者地位的奠定……………………………２…５
四、與弗洛伊德的恩怨………………………………………３…８
榮格的思想………………………………………………………５…１
一、深海下的海床……………………………………………５…１
二、原型與原始意象…………………………………………６…０
三、“個性化”之路…………………………………………７…１
四、心理的超越功能…………………………………………８…０
五、人及其象征………………………………………………８…６
榮格的方法………………………………………………………９…７
一、兩種不同的釋夢方法……………………………………９…８
二、“解夢”意味著什麼？…………………………………１…０７
三、放大與比較……………………………………………１…１４
四、現象學嗎？……………………………………………１…２０
榮格的先驅………………………………………………………１…３４
一、集體無意識與阿賴耶識………………………………１…３５
二、榮格與尼采……………………………………………１…４０
榮格與中國傳統文化…………………………………………１…５０
一、人的潛能的實現………………………………………１…５１
二、夢的預言與應驗………………………………………１…５８
榮格與西方當代思潮…………………………………………１…６７
一、精神分析的語言學轉向………………………………１…６７
二、榮格與後結構主義……………………………………１…７４
三、榮格與當代闡釋學……………………………………１…８１
四、榮格的後現代意義……………………………………１…９３
榮格的世界性地位與影響……………………………………１…９７
一、“埃拉諾斯”的精神會餐………………………………１…９７
二、若干當事人的回憶……………………………………２…０２
三、榮格的世界性聲譽……………………………………２…０８
序言
一位在本世紀享有巨大聲譽，無論在什麼意義上都堪稱功成名就的偉人，竟然用《回憶.夢.反思》作為書名來傳記自己的一生，這不免令人感到有一些沮喪和吃驚.如果個人的生命價值真像他暗示的那樣取決于內心世界的充實而不取決于現實生活中的成功，那麼人們應該怎樣去對他作出身份和地位的判斷呢？即將結束的二十世紀為人們提供了那樣多的成功機會和就業領域，而他卻至今難以被確定為嚴格意義上的醫生、科學家、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這會不會正是因為他注重內心生活的完整更甚于外部世界的破碎呢？
當一個人把他的興趣更多地從外部生活轉向了內心世界，並試圖通過闡釋“心理”的種種象征而賦予人生以意義時，我們能夠因為他曾經當過醫生，從事過科學研究、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寫作過各種各樣的著作和文章，就把他定位為醫生、科學家、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和現代意義上的哲學家與思想家嗎？
這里，我並不是要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仿佛我們面前的這位偉人是一位“古代”意義上的聖哲或先知——他醉心于神話、藝術、宗教，執著于一切精神產物和神秘象征的“文本”闡釋，始終不懈地致力于透析夢的預兆以及夢中包含的啟示.盡管某些西方學者認為他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德性，我還是更寧願和那些思想較為開放的傳記作者一道，把他視為二十世紀最值得注意的精神現象之一，看看他究竟能否給我們以某些有益的啟迪.毫無疑問，從職業上看，榮格首先是一名醫生.但作為醫生，他的確與其他醫生大異其趣.這倒不是因為他並非一般的內科醫生、外科醫生而是一位精神病醫生和心理醫生，而是因為他根本不像大多數醫生那樣對醫學問題持一種“科學的”、“唯物的”態度.例如，他居然不認為死亡是生命的終結，甚至斷言死後的情形至今仍然未知——“死亡以後的‘科學’證據在哲學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對這種事情我們其實什麼也不知道.”
（《人生諸階段》）他認為對那些因死亡逼近而感到人生沒有意義的人來說，相信靈魂不朽、相信死亡以後生命仍然存在比不相信要好一些；他認為信仰使人的生活變得充實，因此即使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有信仰也比沒有信仰要好一些.對被迫處在死亡恐懼中的人們，他提倡以一種更能適合自己的解釋去消除生命在死亡威脅下可能給人帶來的毫無意義感.站在醫生的立場，從治療的角度考慮，他居然認為宗教信仰是符合心理衛生的︰“作為醫生，我認為從死亡中發現一種能夠為之努力的目標是符合‘衛生’的；反之，在死亡面前退縮則是不健康、不正常的；它使我們的後半生完全失去了目的.我因此認為擁有一個超世俗指向的宗教，從心理衛生的觀點來看顯然是合理的、可取的.當我住在一間房子里，心里卻知道它在兩周內就要塌下來砸在我的頭上，我所有的生命功能便會因為這一想法而受到損害；但如果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我就能正常而舒適地居住在里面.因此，從心理治療的立場，把死亡看成是一種轉換，看成是生命過程的一部分，其範圍和延續均在我們的認識能力之外，我認為是可取的.”
（同上，ｐ２１）這哪里還像一個醫生，哪里還像一個相信科學、相信生命是一種“蛋白質現象”的人說的話.這倒像一個用廉價謊言，用精神鴉片欺騙和麻醉病人的江湖郎中.——但這些話中真的就一點深刻的智慧也沒有嗎？
同樣，我們也不能把榮格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精神分析學家.一般的精神分析學家通常都把自己對病人的幫助理解為幫助他人“適應”現實、“適應”外部世界.他們認為他們的職責就是通過分析病人的深層心理，找出其不能與外界和諧的隱秘原因，並通過使病人最終擺脫這些夢魘的糾纏而走向對外部世界的順從和適應.但榮格心理學卻抱著與此完全不同的宗旨.在榮格心理學中，精神分析的目的，最終是為了達到精神的綜合；這種綜合只有在病人的心理取向從外部價值的執著，返回到內在價值的追求時才能實現.心理治療不能著眼于“向現實認同”而壓抑自己的內在需求，相反它必須同時也接納和吸收來自精神深處的“他性”（ｔｈｅｏｔｈｅｒ），並經常與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作相互理解的對話.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為了適應當前的現實而壓抑那些一直是生命根本的需求，不能為了適應現實而使自己陷入精神的單一、枯竭、**和破碎.在心理治療中，榮格一直著眼于這樣一條宗旨，那就是幫助病人擺脫囿于外部世界而不能回歸精神故鄉和重建精神家園的處境.在對夢、幻覺和各種“癥狀”的重視中，榮格最終是要病人通過對“自性”的闡釋，達到完整的自我認識並由此而把握住人生的意義.可見，作為特殊意義上的精神治療者和“現代先知”，榮格與一般的精神分析學家是大異其趣的.但如果我們以為榮格的意義就僅限于開創了新的治療方法和新的心理學學派，我們就大大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和視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榮格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醫學心理學的領域而對文學、藝術、歷史、哲學、宗教等領域發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作為二十世紀的一位思想先驅，榮格對現代和後現代文化的影響，至今還沒有被眾多研究者們所窮盡.舉例來說，當六十年代西方結構主義思潮盛行的時候，不少人曾把榮格視為結構主義的先驅；但後來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出現時，人們又頗為困惑地發覺︰榮格對“理論體系”的堅決反對，以及通過“語詞聯想”（ｗｏｒｄｓ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放大”（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等方式對夢、幻覺、象征所作的自由而開放的解釋，竟與德里達“延宕”（ｄｅｆｅｒ）、“擴散”（ｄｉ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增補”（ｓｕｐｌｅｍｅａｎｔ）等說法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那麼，德里達在闡述自己思想的時候，會不會也從榮格那里受到過某些啟發呢？更奇怪的是，如果把夢、幻覺、象征等視為“自性”這位隱匿的作者寫出來的“文本”，那麼榮格對這些文本所作的闡釋，在方法上竟能夠為當代闡釋學提供非常有意義的借鑒.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榮格的意義還遠遠沒有窮盡.大約也正因為如此，許多思想僵化的人便認為榮格的學說難以“從技術上”作學科“定位”，而試圖抹煞榮格在二十世紀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突出貢獻.榮格的難以“定位”。
從下面這一事實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１９８６年（榮格逝世後二十五年），“榮格與人文學科大會”在紐約召開.這次會議的宗旨是重新估價榮格在現代思想文化中發揮的卓越而有爭議的作用，重點是確定其對人文學科的闡釋方法所作的特殊貢獻.同時，這次會議力圖把榮格放在當代思想的背景中，對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作所謂“後榮格式讀解”（ｐｏｓｔ－Ｊｕｎｇｉａｎｒｅａｄｉｎｇ）。而其特殊背景之一，則是由于後結構主義在語言和文本等問題上提出了有力的挑戰.這樣，這次會議和由這次會議引發的“後榮格式讀解”，便成為對後現代文化和後精神分析學時代的一次展望.這一展望接觸到眾多問題，恰恰說明了榮格思想的豐富和駁雜.從紐約大學的卡林.巴納比（ＫａｒｉｎＢａｒｎａｂｙ）博士和霍夫斯塔拉大學的佩萊格里諾.達西爾諾（Ｐｅ１ｅｇｒｉｎｏＤ－Ａｃｉｅｒｎｏ）教授合編的大會論文集可以看出，在這次大會上，人們從神話、宗教、人類學、哲學、文化、文學、歷史、藝術、婦女等眾多問題上，在後現代主義的背景中，討論了榮格對文化闡釋學的貢獻.討論中人們特別提到了瑪麗－路易絲.馮.弗蘭茨（Ｍａｒｉｅ－ＬｏｕｉｓｅｖｏｎＦｒａｎｚ）１９７２年在《榮格︰他的神話與我們的時代》中說過的一段話.這段話指出︰
榮格的工作囊括了如此眾多和如此不同的興趣領域，他所產生的影響，迄今只能說剛剛開始.今天，人們對榮格的興趣正越來越濃厚，特別在年輕一代中更是如此.與此相應的是︰他的影響的日益增長，迄今也只能說仍然處在早期階段；從現在起，三十年之後，我們可能會用完全不同的話語來討論他的工作和他的著作.也就是說，榮格是如此領先于他的時代，以至今天人們也只能逐漸地追趕他的種種發現.
確實，這段話的重新被提及，表明了人們確信榮格豐厚而有待開發的思想中，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東西需要探索.也許，今天人們更應該著眼的正是如何去發掘榮格思想中那些尚未被人們發掘到的東西，而不是困惑于如何從職業和學科上為他多方面的工作作機械而僵化的定位.榮格的思想雖然堪稱龐雜，接觸到的領域也可謂繁多，但卻並不是不能對之作出大致的清理.在這方面，著名的榮格學者菲利普.贊布里斯基（ＰｈｉｌｉｐＴ.Ｚａｂｒｉｓｋｉｅ）的意見值得重視.在為《榮格與人文精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１９０年版）一書寫的引言中，贊布里斯基指出︰榮格的思想和工作，其影響面涉及的領域極為廣泛.一個領域中的影響是它形成了心理學理論和心理治療實踐中的一個學派.而在此之外更值得注意的則是他對文學、藝術等人文學科的影響.盡管人文學科諸領域中的許多人或者並不承認這一影響，或者對榮格所知甚少，或者堅決抗拒榮格的思想，但卻並沒有影響他們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語言中使用諸如情結、內向、外向甚至原型等說法.——這實際上已經表明他們無論如何逃避不了榮格思想的影響.在談到榮格對當代人文學科的影響時，贊布里斯基作了這樣的概括和清理.他認為榮格主要以三種方式影響了我們的精神視野，第一種方式是對無意識的理解，對此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作出評估︰
一、無意識是實實在在的；心理現實及其無意識層面必須一次又一次地予以認識和強調.“我們頭腦中的意識並不是我們艦隊唯一的艦長，甚至也不是我們思想的艦長.不管是個人還是集體，也不管是好是壞，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行為方式都要受到那些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的力量的影響.”
二、由于無意識畢竟是無意識，我們當然就不可能直接認識它而只能通過其間接的顯現、“通過其結出的果實”來認識它.這些外在的顯現可以從夢、藝術作品、思想和想象、人們的行為方式以及那些使人們普遍受到感動的象征中得到辨認.
三、心理的每一外在顯現都同時混合著多種影響.首先是清醒的自我（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ｅｇｏ）的影響；其次是個人以及個人所從屬的群體身上那些很少被意識到的情結的影響；再次是來自未被意識到的集體心理的那些無論以什麼方式結合在一起原型動力機制的影響.
四、無意識通過想象產生出象征.這些象征始終關涉著人的心靈.人們不能將其視為具體的實物或事件，也不能將其視為形而上的實體或視為某種符號.象征之所以難以解釋是因為它始終閃避著“這意味著那”這樣一種對應關系.舉例來說，公牛可以是心理能量的象征，這一象征也許表現和代表了富于攻擊性的男性**，但它同樣也可能表現和代表的是某位神靈所具有的那種巨大而可怕的“男性創造力”，在後一種意義上，它已經具有了神話學的涵義.
五、心理象征的意義已經超出了個人的領域而具有超越的意義.“在這一點上榮格不可避免地是宗教的.”
“榮格相信人生故事必須在兩個層面上講述，就像在古老的史詩如《奧德賽》和敘事性典籍如《聖經》中一樣.荷馬栩栩如生地描寫了在必有一死的人們中進行的一切，例如俄底修斯滯留在卡呂普索的島上，孤弱無助地默默垂淚；緊接著，他描寫了在不死的神 們中發生的事情︰諸神集合在奧林匹斯山上，雅典娜勸告宙斯，說現在是讓俄底修斯返回家園的時候了；于是赫爾墨斯被派去傳送這一消息……俄底修斯的故事、阿喀琉斯、阿伽門農、赫克托耳的故事、摩西的故事，所有這些故事都必須同時在兩個層面上講述，否則便不成其為完整的故事，也不成其為真實的故事.”
在對無意識的理解上，贊布里斯基的上述概括，的確富于時代性地揭示了榮格在精神領域或人文學科方面的貢獻.像約瑟夫.坎培爾一樣，贊布里斯基及時地指出了榮格對當代宗教的貢獻.宗教並不是遠離日常生活的高頭講章，相反，它不知不覺地滲透在古代和當代的敘事性典籍特別是文學和神話之中；此外，通過其它許多藝術形式，宗教的精神也總是致力于以象征的方式表現出來.當代闡釋學的工作，更多地應致力于從象征的層面上闡釋文本在宗教精神方面的涵義.如我們後面將要看到的那樣，榮格早已開始了這一意義上的闡釋工作.宗教精神的淪喪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看到︰忽略生活中種種事件（廣義的“文本”）寓有的象征涵義，例如對一切作品一切事件都僅僅從字面上去理解而不考慮其深層寓意——這正是技術理性時代的一大特征——也無疑是宗教精神終于失落的一個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問題上，恰恰是榮格在他的著作中不斷地告誡人們重視象征具有的“未知的”和“神秘的”涵義，從而深化了人們對包括當代文學、當代闡釋學在內的當代人文學科的認識.榮格影響當代精神視野的第二種方式，按照贊布里斯基的說法，是他對邪惡和悲劇的憂郁而陰暗的感覺.淺薄的讀者也許會誤以為（與弗洛伊德相比）榮格對人類歷史持有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而許多認為弗洛伊德比榮格更具有後現代意識的學者也往往不知不覺地同意了這一看法.然而正如贊布里斯基指出的那樣，“那些涉入到藝術和人文學科中的學者怎麼可能不接觸到（邪惡和悲劇）這些重大問題？榮格對人類心靈和人類歷史持一種黯淡的看法……在他看來，人的精神並不是一個田園般陽光明媚的世外桃源（或至少很難得是這樣）。
１９３９年弗洛伊德去世之際，榮格關于弗洛伊德曾這樣寫到︰‘所有那些關于人性本善的滔滔而談，自原罪的教義不再被人們理解之後，已經弄昏了那麼多人的頭腦，而現在卻被弗洛伊德席卷而去，我們期盼著那僅剩的一點殘余也被二十世紀的野蠻一掃而光.’（ＣＷ，Ｖ.１５，Ｐ４６。）盡管出自不同的背景，他的這一說法卻與他瑞士的同時代人卡爾.巴特的說法毫無二致.然而，與卡爾.巴特不同的是，榮格走得更遠.邪惡和悲劇是如此深深地滲透到事物的本質中，以至榮格被迫深思甚至是上帝中黑暗的撒旦本性.“
這的確是十分沉重的肺腑之言.技術極權時代表面繁榮下掩蓋著的危機，的確已使世界黯淡到甚至基督教也不能拯救的地步.也正因為如此，人文學者的悲哀就不僅限于失去的樂園不能復得，而且還深廣到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找不到現成的、曾經有過的、人類可以賴以棲身的家園.但是從另一生存維度，通過與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一切宗教傳統作堅持不懈、立足于現代和後現代處境的對話，通過重新恢復文學、歷史文本那已經喪失了的神聖內涵並使這一內涵從當代境遇和當代闡釋中透顯出來，通過顯發和揭示當代種種象征的古老的神話學含義，世界又並不是不能投射出一線隱隱的希望.然而，正像僅僅基督教（或東方新儒學）已不足以使人確立得救的信心，僅僅道德和宗教也不足以重新振拔沉淪已久的人類精神.很可能正是由于這一緣故，榮格才對藝術和審美表現出如此巨大的熱情.不同于歷史上宗教和道德總是認為文學藝術敗壞人心而蓄意加以排斥的局面，今天，致力于重建精神家園的人已經逐漸認識到當代文學和藝術（包括後現代文學和藝術）所具有的神話功能、神學功能和宗教功能（當然並不僅限于此）。也許，唯有通過以一種藝術的和審美的態度去使許多東西成為意義不確定並因而永遠有待闡發的象征（無論是宗教意義上的象征還是美學意義上的象征），逐漸退隱的神聖意義才有可能再現真善美的光輝.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學和藝術這一集中體現了人類精神創造力的領域，便不再如揚雄所說是所謂“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相反，它應該是通過敘述、抒發、表現、隱喻、象征等方式營構精神家園的“英雄用武之地”。
在贊布里斯基對榮格的概括性闡釋中我們看到，榮格對當代人文學者發生影響的第三種方式，乃是榮格本人對精神那無窮無盡、令人驚異的創造力的敏銳感覺和濃厚興趣.“一次又一次地，從極有天賦的心靈、頭腦中和從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思想、直覺和象征中，產生和迸發出了攜帶著生與美的力量、能夠治愈和猛然喚醒的力量、能夠把工作與愛——把邏各斯與厄洛斯——結合在一起的力量.這是來自自性（ｔｂｅｓｅ１ｆ）的創造力，它似乎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對人們行使著它的力量.“
“創造性想象和情感用它們的作品滋養著我們的靈魂，它們能夠糾正我們片面的自覺意識和自覺思維……並且幾乎總是帶來一種價值上的補償.”這就正像榮格本人在《心理學與文學》中所做的那樣，賦予了藝術作品以一種拯救性的價值和力量.站在我個人的闡釋立場，我認為榮格身上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對人類精神現象的高度尊重.這種尊重是對精神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在榮格看來，精神和精神現象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它並不附屬于某種外在的東西，因此也就不能用這些東西去對之作出解釋.精神現象從夢、幻覺、想象一直到神話、宗教、文學、藝術，在較淺的層面上固然可以用現實生活、歷史社會去對之作外在的解釋，但其深邃的精神內涵和象征內涵，卻不能簡單地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生物學的角度去予以詮釋.這種外在的詮釋被榮格視為“客觀層面上的分析”，它的巨大弊病，就是導致對精神和精神現象作簡單、片面的理解.這種簡單、片面的理解，最終是要把精神和精神現象肢解、打碎以便縮減和消解其固有的價值，使之成為另一些東西（如物質基礎、生物沖動、經濟目標、政治需要）的附庸，從而剝奪其獨立存在的地位和意義.在十九世紀的氣氛中，在當今對金錢和實利的信奉和追逐中，許多人早已不再相信精神還有什麼獨立的地位和價值，但與此同時卻又因精神的失落而產生出巨大的焦慮、苦悶和空虛.不過，盡管人們普遍感覺到因精神空虛而產生的痛苦和焦慮，卻很少有人意識到︰精神家園的喪失，乃是因為我們自己對精神采取了放逐的態度，把它視為物質的奴婢、肉體的附庸.從而，只要我們自己改變這一態度，給精神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應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和精神現象從起源、性質和意義上歸結為精神以外的某種東西，我們便不難擺脫因精神失落而產生的種種苦痛，找到重返精神家園的悠悠歸路.另外要聲明的一點是︰本書雖然被定名為《重返精神的家園》，卻並不等于我認為我們此刻就有一個既定的、現成的、可以當下回歸的精神家園，也不意味著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舒適而溫馨的精神家園.“重返”僅僅是一種譬喻，甚至不妨說是一種譬喻的譬喻.在本書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中，“重返”不妨被讀解為“營構”，因為在本書作者看來，唯有通過建設性的閱讀、聆听、對話和詮釋，東方和西方的人文學者才能共同“營構”起可以“重返”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