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罗斯和诺里斯·麦克沃特编纂的名为《各就各位》的田径小册子中，在400米跑世界一流水平名单中，出现了一条语焉不详的条目：“利德尔·埃—49.0秒：日期不详——地点，在中国某地。”
在英国，很少有人知道利德尔在中国重新参加赛跑，更别提他跑出世界一流水平这一事实。他的狂热崇拜者，对英国代表团没有邀他参加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奥运会，感到十分震惊。他之所以没能奉召再次代表国家参赛，可能是因为英国业余田径协会认为，既然他已远赴中国，选择他已无可能。
利德尔本来可以给这次奥运会以巨大冲击，对此，几乎无人持怀疑态度。奥运会后没隔几周，他就在200米赛项中，跑出了21．8秒，400米赛项跑出了47.8秒——平了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的观点。何况，这一成绩是在他没有进行任何训练的情况下获得的。
1928年10月，《京津时报》一位记者评论道：“谁要想再提高400米跑47.8秒的成绩，那简直是创造奇迹了。可是就我对利德尔的了解，他对自己的评价(经过训练，他还能提高成绩)却绝非自吹自擂，而纯然是实话实说，而且这一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这人不抽烟、不喝酒，然而谁都明白，无论他正常条件有多好，专门训练毕竟能给他更大的优势，以便在奥运会上能更好地施展。我个人认为，利德尔依然是世界上四分之一英里跑的最佳选手。”
从利德尔身上，看不到奥运冠军的风采；在人们面前，他貌不惊人，穿着又长又肥的海军蓝短裤。他文静、不招摇，他要让他的跑步来讲话。“与其他选手不同，他起跑前，不做过多的准备活动，”一位观众评说道，“他只是站在那儿，等着发令枪响，然后沿着跑道从容跑去——关键在于他的从容小跑，使他超越所有绷紧了弦的对手，并将他们远远甩在后面，在他越过胜利的标志杆时，其他选手离他已有数码之遥。”
“他在田径场上的表现十分出色，特别是代表英华学院参加国际运动会赛跑时的表现。”驻防天津的一位英军士兵缅怀往事时说，“曾经离别祖国驻防该地的军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有着鲜明的个性，尽管在田径场取得了成功，但却丝毫不受影响。”
1928年，利德尔参加了在华北大连举行的、被夸张地命名为“南满铁路公司庆祝日本天皇加冕典礼”的运动会，他又一次显示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健壮的体魄。面对刚刚参加完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日本和法国奥运代表团，利德尔轻而易举地赢下了200米和400米两个项目赛。多年后，当成了福音传教士的利德尔，在中国华北平原日占区的村庄巡回传教时，日本军队中很多人常常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们还记得那次运动会；当然，这有助于缓解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就在这次运动会结束后，利德尔跑了一次生平从未参加过的特殊“赛跑”，类似传说中的“追舟竞赛”，英国维克多喜剧中常可见到。那次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是400米跑，按原定计划，利德尔要赶30分钟后那班船回英华学院。刚好近处有辆出租车，他计算了一下，乘出租车刚好能及时到达码头。虽然刚刚赢了400米跑，此刻他疾步冲向出租车，步伐几乎毫不减慢。就在这时，离出租车仅仅令人心焦的几步远，《天佑女王》的国歌声破空响起，他不得不立即停步、立正，但倒霉事并未到此为止。“国歌奏完，我自然又迈步向出租车跑去——可你猜又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难以相信，400米跑中仅次于我赢得第2名的是个法国人，乐队不得不又奏起了《马赛曲》，站在那儿的我，再次像根柱子似的伫立不动！好不容易出租车发动了，飞速赶往码头。就在它尚未停稳之际，我奋力作了一次三级跳，跃到了码头边上。船正稳稳地驶开——离得太远，已无法跳上。突然，一个浪头把船往回推了一把，我迅速掷下包裹，飞身一跃。脑中竭力追忆瞪羚的跳跃姿势，我仿佛成了一只羚羊，一跃而起，刚巧落在了船上。”
有位报纸记者，坐在另一辆出租车里，目睹了这一切，他声称，那天利德尔足足跳了4.5米远。一贯谦逊的利德尔，对此距离表示怀疑。然而，不论孰是孰非，这一跳令人瞠目结舌，再次证明，他无愧“苏格兰飞人”的称号。
一年后，他在天津和德国的杰出赛跑选手奥托·帕尔佐博士进行了一次较量，后者是500米、半英里以及1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结果，利德尔赢了400米，而帕尔佐在800米上胜出。赛跑结束后，在更衣室里，帕尔佐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他：
“下届奥运会，你代表英国参赛吗？”
“不，”利德尔回答道，“我太老了。”
“你几岁了？”
“28岁。”
“太老？”帕尔佐哈哈大笑，回答道。“我32岁了，可我还要代表德国参加下届奥运会呢。”
他真的参加了。后来他对利德尔说，“你该练800米跑，你是世界上跑这一距离的最佳人选。”可惜，1930年后，利德尔再也没有公开参加过重大田径运动。
他是否曾为与1928年奥运会失之交臂，并放弃至少再夺一枚金牌的机会而惋惜？他是否为牺牲名声和荣誉、换之以默默无闻而艰难的生活而伤心？对这些问题，他在1932年首次赴加拿大休假结束时的一次记者采访中，作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
“你对献身传教士工作感到高兴吗？这是否意味着你将失去公众的关注、殷勤讨好、欣喜若狂、欢呼喝彩，以及庆祝胜利的葡萄美酒，所有这一切呢？”采访者用华丽的词藻探问着。
“噢，当然啰，一个年轻人有时自然会向往这一切的。”利德尔答道，“可我从事的正是我感兴趣的工作，我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一个人为此而活着要比为别的事情而活着有意义得多。你知道，这是一顶不会锈蚀的、永远不朽的桂冠。”
他妻子弗萝伦丝说过，他原来可能满足于靠打台球谋生。“我一度以为，他会很乐意靠在某项运动中耍点小聪明过活。可在他遇见D．P．汤普森以后，情况就两样了。”
1929年，利德尔的父亲将完成其传教士的使命，全家聚在一起乐乐融融、十分愉快地度过在中国最后二段日子。由于詹姆士·利德尔牧师离任返回苏格兰，全家的住房得归还教士团，于是小利德尔就和几位好友迁入英华学院所属的一幢公寓。友人中的两位，乔治·多林博士和戴维·麦克戈温(他稍后搬来)，把与利德尔同居一宅的这几年看成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一段岁月。“每逢假日或远足日，他就成了我们的核心和灵魂，”多林怀念道，“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北戴河高唱《在栗树的华盖下》的情景。”
他们同住的公寓相当宽敞，有一间饭厅和一间起居室。膳食由一名中国厨师操持。7：30吃早饭，午后茶在下午4点，晚饭通常是英式菜肴。尽管每天排满了必修课程，但总能抽出时间来聊天、娱乐。利德尔打得一手好台球，小有名气。可惜，刚刚搬来的麦克戈温并不知情，所以在较量中当他看到利德尔打球人袋的高超技能和挥洒自如的握棒姿势时，可说是大吃一惊。“看得出来，你把青春年华虚耗在哪儿了！”麦克戈温惨败在利德尔手下后如此说道。
麦克戈温还说：“埃里克不仅天生是个君子，而且是完美无缺的基督君子，他的为人处世其实全基于此。基督是他生命的中心，他所做的一切，唯上帝是从。人们常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和他共处一室。在天津时，我很荣幸地受到埃里克和他的两位同伴的邀请得以与他们同住一幢公寓。我发现，埃里克在家里时，也跟在其他地方一样，其生活目的始终是为我主上帝增光。”
他还想起一件事，充分表现出利德尔特有的无私精神。“1931年夏天，我们一起在北戴河度假。一天上午，我们走访了几位朋友。女主人向我们表示欢迎后说道：‘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快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喝杯咖啡吧。’很快，杯子、碟子和饼干一一摆上了桌子，就在女主人去拿咖啡时，一只苍蝇停落在最上面的那块饼干上。由于我们大家得自己照料吃喝，我悄悄对埃里克说：‘别碰那块饼干，刚才有只苍蝇停在上边’。可真没想到，利德尔有意仔细拿起的正是这块饼干。他那么做并非要责怪我——他从来不会责怪别人——他只是不想让别人来吃这块被苍蝇叮过的饼干，免使别人感到恶心，感到不快……埃里克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具有基督精神的人；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每当想起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感谢上帝。”
可是埃里克·利德尔的独身生活快要结束了。1929年，27岁的他，遇见了一位17岁的女学生，便发疯似地堕入爱河，他立即向她求婚，这可大大地出乎朋友们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