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最保守的估計，那里至少站著五至六百人，當他們開始安靜下來的時候，我就放大嗓門對他們說話，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時有人彼此說‘不錯，不錯。’這是他們表示同意的舉動。
戴德生在中國的頭兩年，令人印象最深刻和嘖嘖稱奇的，要算他那奮不顧身、冒險犯難為宣教工作的開荒之旅。這個才二十出頭的大男孩，在完全毫無經濟支持，中國話又不大靈光的情況下，竟敢單槍匹馬的在這陌生的國士，四出為宣教工作探路。當時的中國並非太平盛世，激列的內戰屢在他家附近進行得如火如荼。洋人在這場內戰中，立場搖擺不定，有時支持清政府，有時又支持叛軍，于是惹來不少中國人懷疑和敵視的眼光。雖然如此，戴德生在頭兩年仍出門探路不下十次或以上，有時他會和其它宣教士同行，有時則會孤身上路，而每次旅程，都是他屬靈勇氣和體魄耐力的考驗。
水道是上海通往內陸其它地區的主要途徑。沿江而上是大大小小的帆船，這些一船白天是航運工具，到了晚上就是客旅的寄宿之所，有了這種交通工具，商旅就不用住進陸上那些既危險，又簡陋不堪的旅店。
船上設有簡單的炊具，船家和客人就在船上用飯。船的其它設備亦十分粗劣，床是用木板砌的，小小的通風窗口和地面相當接近，乘客在自己的被鋪上或躺或坐，因為船艙的高度根本就不能容許人站起來。雖然這種旅行方式速度相當緩慢，並且又受天氣和潮汐的影響。不過數以百萬計的人仍是以這樣的方法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鄉到另一個鄉。當帆船沿江徐徐而上時，兩岸所有的村舍都逃不出客人的視野之內。這些村鎮大部分是從未見過外國人的，更遑論听過福音了。
戴德生渴望跟隨主的腳蹤，走遍各城各鄉傳講福音，因此他被江邊的景像深深地吸引著。他覺得自己就像主在多個世紀以前所說的一樣︰“我要作那差我來者的工”；“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里的，我必須領他們來。”單在上海傳福音是不足夠的，因為已經有其它人在這里展開工作了；他深感有責任要把福音向內地其它地區傳開，因為在那此一一地區的人還未曾听過主的福音，假若沒有外人把信息帶進去，他們就會一輩子也听不到主的話。為此，他下定決心，要把福音傳入內地，哪怕面對炎夏、寒冬、或駭人的瘟疫；他也不為戰爭的危險所攔阻，縱使戰爭會威脅白種人的生命，或是攔阻他返回上海較安全的租界。
在巴格爾醫生抵達上海前後的一段日子，不少外國人都會以一天時間往返上海周圍十至十五里的地區。巴格爾醫生來到後，這對拍檔在頭三個月就作過多次類似的行程，他們總共分發過一千八百本新約和聖經的單行本，此外又分發了二千份單張和小冊子。這些書刊都是小心分發到那些識字的人手上；對于其它大部分不懂文字的，他們就得詳細解釋這些書冊上的信息。
冬天來到時，這支宣教隊伍在攝氏零下的天氣中，從一月到三月間，作過四次較長的旅程。他們所到之處，總會引來一大群人圍觀，他們的西方服飾，有別的臉孔和所傳的信息都是當地人感興趣的。戴德生和巴格爾就曾多次遇上一些極不友善的群眾，而且生命受到威脅。有一次，他們更被官兵捉著，還準備置他們于死地，不過當那地方官吏听過他們的信息後，他們不但獲得釋放，而且還可以在該城自由行動，傳講福音。
他們所到訪的地區，大部分人仍是相當友善的。一旦初次接觸的好奇過後，當地人都會表示友善。當地人對他們所講的是那麼容易接受和感興趣，以致他們毫無困難就可以送出數以千計的中文新約聖經和小冊子。
因為在其它地區的反應都是那麼的好，以致他們對在三月間探訪嘉定時所遇到奇怪的對待就感到不知所措了。巴格爾醫生記下當時的情況︰“當我們走近人群時，所有的成年人都走回屋內，關上大門。不過在我們走過之後，他們又會聚在一塊對我們指指點點。”
後來知道這里的人從未見過洋人，卻又听過很多可怕的傳言，于是這兩位宣教士就在大街上公然行走，讓每個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他們告訴那些肯听他們講話的人他們是醫生，並且樂意次日為病人免費診病。他們是“好心人”這消息于是不徑而走，不過仍有一些害怕他們的人遠遠尾隨他們。不久，這群人的人數愈聚愈多，甚至把店鋪門前的貨物也給推倒了。為免惹起那些店主們的不滿，他們兩人惟有在城中找尋更空曠的地方落腳。
巴格爾醫生記下第二天所發生的事︰“一大清早河邊就站滿了來求診的人……我們一直忙碌至下午三時，眼見不能一一為他們診病，戴德生就把那些較急需醫治的病人帶上船來。當我們給他們診治完畢後，我們就被帶到那些不能親身前來看病的病人家里。在這些人當中，有些早一天還給我們吃過閉門羹的，如今我們竟可以進到他們家里！
從那天起，他們在城里到處受歡迎，離開那里前，他們在西門城外附近的廟內講了一堂道，有很多人請他們留下來，不過他們還是再行上路了。
每到一處，人們都想更多知道福音。此情景深深鼓舞著戴德生，大感作見證的需要。他從山上的寺觀或古塔頂層往下望，縱觀腳下的城鄉小鎮，只見樓房處處，到處都是未聞主道的男女小孩。要做的工作是那麼多，要接觸的人也是那麼多！
他每次布道回來，稍事休息，就會預備第二次的行程。四月間，他帶著好友卜爾頓宣教士上路（卜的太太年前去世。他們到了長江流域的一個島嶼上的崇明市，那里的人特別樂意听他們講真理。他們被邀在城內的其中四大廟宇內傳講福音，情況就像新約的宣教士所遇到的一樣。在那供奉該城的守護神的寺廟內，他在其中一間廂房設了一個臨時診所為病人醫病，而卜爾頓就在外面的廣場分發小冊子和傳講福音。
當卜爾頓講得喉聲沙啞時，戴德生就中斷診病，接替他傳講信息。因為他個子較矮，于是就站在廟前的大銅香爐上，向群眾講話。他這樣記下這段經︰
“最保守的估計，那里至少站著五至六百人，不過我認為就算他有一千人也不過份。當他們開始安靜下來的時候，我就放大嗓門對他們說話，在露天場地有如此一群留心的听眾實屬罕見。而最令我鼓舞的就是人群中不時有人彼此說︰‘不錯，不錯。’這是他們表示同意的舉動。”
每次旅程所見到的熱烈反應，都令戴德生更憧憬下一次的行程。于是在天氣熱得幾乎令人融化的五、六月和八、九月，他多次到內地去傳道。日間他在人群中工作，晚上就住在燠熱不通風的船艙內，為怕盜匪偷襲，船艙的門都是關得緊緊的，雖然是熱不可耐，但戴德生卻沒有因此減緩速度。他在五月間就用了廿五天的時間踏足了五十八個城鎮講道，當中有五十一個是從未見過基督教的宣教士。
在這期間，戰事突然起了大變化，上海終于陷落在政府軍手里。當時戴德生正和其它宣教士向甦州湖方面進發，他們離開上海才幾日，但從山頂上向上海望過去，只見黑煙不斷冒升，上海正在燃燒呢！
為了擔心在租界的家人和朋友們的安危，他們一行人就折返城中。在他們還未到達上海時，已見叛軍匆匆從城中逃出，並且還懇求他們加以援手保護。他們對此實在是無能為力，事實上那些叛軍不久就為官兵所擒，就地**。
他們憂心忡忡地趕回租界，一路上只見殘垣敗瓦，一片破落的景象。最後他們終于抵達租界之內，令他們深感安慰的，就是租界和他們離開之前絲毫沒有改變。可能官兵太專注屠殺叛軍和上海的普通百姓，而把外國僑民忘記了。戴德生寫信回家報告情況︰
“上海現已平靜下來，也可以說是一片死寂。最少有二千人死亡，一些受害者所遭受的酷刑，比起中古世紀那些野蠻的刑罰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城市差不多已成為廢墟，那些碩果僅存的生還者實在是境況堪憐。”
不過無論如何戰爭的危難已經過去了。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們一方面全力照料那些生存者在屬靈和身體上的需要，另方面又在焦急地等候差會的答復，指示他們下一步的工作。當他們親眼見到中國的機會和需要時，戴德生和巴格爾夫婦都求神給予指引，定下傳福音的策略，以致能充分為主所用。
他們認為差會應該在上海購買土地，用以興建醫院，好使巴格爾醫生可以在當地發展工作，同時以此為向內陸傳福音的基地。經過一番討論和禱告後，他們寫信給傳道會的委員，請他們寄來所需的款項，時間是刻不容緩的了。上海已經回歸那些帝國主義者手中。圍城已經結束，重建工作亦已展開，當地經濟也開始起飛了。數以千計的機會主義者從鄰近域區涌進上海，由于他們加上那些有相同看法的外國人，使物價再次狂升。
過了數月，這兩位宣教士仍在等候回音。嚴熱的夏天令他們那擁擠不堪的房子更難居住。于是他們到另一個一百里外的沿海城市寧波作短暫的逗留，這一去倒讓他們看到一個吸引人的機會。在寧波有幾個宣教團體深覺有需要成立一間醫院，好使他們的宣教工作更能長遠地發展。他們向巴格爾醫生建議在當地開展醫療工作，這些機構甚至還答應為巴格爾醫生籌募經費，好使他能夠在寧波大展拳腳。
不過戴德生和巴格爾仍然專心等候在上海建立宣教總部的回音。當他們知道他們所住的房子快被收回時，傳道會的答復就更形迫切了。房子既要歸還給原有的主人，但他們在上海仍找不到可租住的落腳點。
最後答復來了，不過那卻是一個令人十分氣餒的回復。委員會已作決定，他們的機構反對在沿海城市花錢在建築物上，因為他們的宣教工作和工人都是要向內陸進軍的。他們不想在沿海的城市樹立太多的根基。
從地球另一端的委員們來看，這個決定是相當合理的。不遇在中國的那幾個宣教士可苦了，他們雖然認同這個大前題，但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卻是非要解決不可；在傳道會的計劃能成事之前，他們應在哪里找尋棲身之所呢？
巴格爾夫婦對委員會的決定深表失望，于是轉而接受了前往寧波建醫院的邀請。戴德生對他們的決定亦表支持，但自己就變得更傍徨了。他的同工要離去了，他的家沒有了，他找遍上海也無居所，他怎能在上海繼續他的工作呢？
就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戴德生突然心血來潮想出一個主意來。既然他在岸上找不到住處，何不像那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一樣住在船上呢？這和他一直以來定意入鄉隨俗的打算不謀而合，因為他以為既然要服事中國人，就當穿上中國服裝，住在中國人當中。
他看到前面的路了，在他陪同巴格爾一家前往寧波時，他把自己那幾件僅有的行李寄存在他們那里。回來後，他就可以展開新的一頁，與他專注服事的中國人完全認同。
戴德生知道這決定非同小可，穿上華服就等于要把前面的頭發剃光，然後讓後面的頭發留長，好編成長辮子。在此以前，從來就沒有宣教士或外國人會這樣穿戴。有時在作某些旅行時，他們也會把中國的長袍罩在西裝上面以方便旅行，但完全舍棄西洋服飾而穿上中國衣裳，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不但會被人指責，甚至還會被人拒絕。
但這畢竟是接觸中國人的最佳方法。在五月當他沿長江深入內陸二百里時，他就發覺這樣的巡回布道是相當有成效的，過去因為他穿的是西洋服裝，只有徒增他旅途的勞累和壓力，因為對那些未曾見過這種服飾的中國人來說，他真是稀奇古怪，既不莊重，而且近乎滑稽，他們來不是要听他的信息，而是對他的打扮指指點點。他相信假如他所穿戴的在中國人眼中是合乎情理的話，他的工作會更容易展開。既然這樣穿著有助于加強和中國人的關系，便不在乎那些外國僑民會怎樣看他了。于是他訂制了一套中國衣裳，準備在陪迭巴格爾夫婦往寧波時在路上穿著，他自己亦準備作跨文化的蛻變。
在八月的一個晚上，當戴德生走到河邊替巴格爾夫婦雇船上路時，半路上有一位陌生的中國人上前來問他是否正在找房子。並告訴他在南門附近有一所未達成的小房子，屋主因為資金耗盡，所以建築工程中途停頓了，假如戴德生認為這房子合適的話，不用付訂金，只要先交六個月的租金就可以了。
正如一場美夢一般。戴德生隨著那人來到上海市的南面，只見那所小巧的房子，既新且潔，樓上樓下各有兩個房間，院子的另一邊是給僕人住的房間。這正是戴德生夢寐以求的，就連地區也恰到好處。這最後一分鐘的禱告蒙垂听，似乎就是神清楚的指示，戴德生在上海的工作還未完結。
戴德生在同一天晚上拜訪一位中國理發師，開始了他那從西到東的改變。第二天早上，他穿成一位中國“夫子”的模樣在公眾面前出現。他就是這樣子陪同巴格爾夫婦往寧波的新住所。他在一八五五年八月廿八日寫給妹妹的一封信是那麼有趣︰
“親愛的賀美，我寫信是要給你一個驚喜，相信你是從未接過一個束長辮，剃光頭的人給你的信。為了避免你丈二金剛摸不看頭腦，我還是立刻告訴你好了。上個星期二晚上十一時，我請理發師把我的發發剪掉，把其余頭發染黑。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編好辮子，又用粗絲把它加長至中國人一般的長度。之後，我穿著中國人的服裝，和巴格爾醫生出發往一百里外的寧波夫。沿途我們都抓緊機會傳福音。如今我只身回來了，希望有更大的機會傳福音和分發書刊。
“我還沒有告訴你我所受的苦，不知道一封信可不可以說得完，不過還是愈快開始愈好。
“首先，第一次剃光頭是件痛苦的事，因為皮膚會生痱子，而每五、六個鐘頭染發一次也于事無補，只會令頭癢加劇。（染發素是一分黑發劑，三分熟石灰，加水混和）。當要梳理那其余留長了的頭發時痛苦才會達到高潮，不過，哪有不勞而獲的事呢？就是因為要受苦，這才顯得那條辮子是那麼寶貴。但是當我終于自己編成這條辮子時，我的快樂和滿足是可想而知的。“第二，當你如此時，你就會明白為什麼那些在洋行工作的中國人總會盡快換上西式的鞋和襪。中國人的襪子是用厚白布做的，缺乏彈性，而人的腳趾因為難以適應而被擠迫得變了形，至于腳跟也不能習慣完全平底的鞋子。其次是褲子，實在是難以想象。我的褲子腰圍比實際寬兩尺，多余的布料要在前面打折，然後束上瞟帶。褲管很短，只及膝蓋，而且跟腰圍一樣寬大。褲管塞進了那長白襪之後，就像一條特大號的燈籠褲，巴格爾醫生還戲言那褲管足可以儲備兩星期的食物呢。中國人是不穿襯衣的，他們穿的是白色的洗水褂子，袖子比二十年前的女子服飾還寬。這一切之上是件色澤華麗的絲質長袍，袍的袖寬又長，長度比手指尖還足足多出十二至十五寸，當手在工作時，多出的部分就會被卷起來。他們在這個季節除了有大型慶典之外，是不戴帽子的，故此在猛烈的太陽照射之下，真是一點也不好受。”
“星期三，八月廿九日。賀美，不知這麼詳細的解說會不會令你厭煩。不過我已沒有時間再講述下去了，我只想多提一件事就是我上理發店洗頭的經歷。我想既然要學足中國人的穿戴，理當亦應進去試一試，否則我以後或許不會有走進去的沖動了。為此我要極力忍受那理發師不斷揮得我的頭怪癢的，然後又在我的肩膀、背部槌打一番！還未做完這些步驟，我的背部多處已是痛苦難當。到了第二次，我的接受能力好多了，我希望不久的將來就可以自我贊賞一番，因為我終于可以接受這位理發師的手藝了。”
“我和巴格爾醫生前往杭州灣時，一路上都被人認出是外國人來，因為我們要用英語交談。但今天我在海恩市到處溜 時，竟沒有人發覺有我這個洋人在他們當中。而我的真面目在分發書刊和為病人診病時就無所遁形了。于是我的助手被人追問我是從哪里來的，消息不久就傳開了。這樣穿戴最初當然不如穿洋服那般容易受人尊重，但不久我的醫護工作就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明顯地為人看病贈醫和給藥是在內陸工作最好的途徑。那些婦孺們都比以前更願意前來接受治療，我相信我一身中國式的打扮也當記一功。”
當戴德生在他上海的新居安頓下來後，他對內陸之思慕就更加迫切，他的禱告也滿是有關內陸的工作。不過當時他所能做的就是作好準備功夫，而在預備的時候，他得到很大的鼓舞。十月間他寫道︰
“雖然巴格爾醫生已去了寧波，我可一點也不寂寞。我感到神與我同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神亦吸引我多方禱告和儆醒，這點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雖然在上海他有無數傳福音的機會，而他的小天地亦相當舒適，戴德生還是帶著能力與充滿興奮的心情，出發前往內陸去。這次他是單獨出發的，而他穿的和中國人一般模樣。他這新策略的好處很快就見到了。
他的目的地是崇明市。這島上有一百多萬人口，但卻沒有基督教宣教士。幾個月前他和卜雷就曾來采訪過，當地的人對他們倒是十分歡迎，而這次再去，他們的熱情更是令他驚訝。
在他初抵達之處，那里的人根本就不讓他離開。有些人也曾見過洋人，但卻從未見過一個穿中國服裝的洋人。這位大夫真的不像外地人；他的藥箱和他的講道同樣受歡迎。所以當他因為害怕潮濕想找一間在樓上的房間時，他們甚至說︰“假如沒有在樓上的房間，就讓他住在廟里好了。”
不過有家主人卻前來說他家有個閣樓空置著，就這樣，才抵達崇明市三天，戴德生在中國內地已有了他第一個家了。在上海找房子吃了那麼多苦頭，這里的經歷能不叫這位年輕的宣教士感覺得著了極大的鼓舞嗎？這件事和崇明市的人對他的反應一樣使他興奮。
每天都有人來參加聚會，訪客和病人絡繹不絕。經過六個星期如此令人感動的工作之後，他家漸漸就凝聚了一班常客，他們都非常渴想知道基督教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的工作亦引起當地一些醫生的不滿。在客人中有一位是姓蔣的鐵匠和一位成功的商人。戴德生寫信說︰“這些人的心是主打開的。”戴德生此行亦帶同他在中國所結的第一個屬靈的果子，是叫台貴華的上海人，及另一位基督徒助手。所以在他返回上海補充物資時，這二人便繼續教導當地的初信者和慕道友。不過，有一次當戴德生由崇明市返回上海時，成功的喜樂都變成苦澀與失望。他接到一張傳票，請他立刻向英國領事館報到。
原來一小群中國醫生和藥店東主竟在戴德生背後搬弄事非。他們賄賂一位當地官員向有關方面投訴，說這位“外國醫生”以免費醫病來搶奪他們的病人。這位官員真的向英領事方面投訴，于是領事館就把他召來告誡一番，要他知道中英條約只限外國人居住于沿海的城市。假如他要住在其它地方，他就要被罰款五百大元。戴德生為自己辯護，指出在崇明市也有法國神父居住，而因著英國享有最惠國地位，所以，這給其它國家國民有豁免權的條約也適用于英國人身上。但英領事卻推說自己沒有執行這裁決的權力，假若戴德生要上訴，他就得向更高權力機關上訴。不過在現階段，他是不能返回崇明市，而且受到警告以後也不得干犯該項條約。
看來他得放棄這成功的新事工了，雖然這事工是那麼令他興奮和鼓舞。而且他要放棄“在內地的第一個家”，但這顯然是神引導和賜福他的工作的一個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