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对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样起来
走动这一点，
实在是有点难以置信。
因为身体虚弱所以不能工作过劳
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进入中国内陆的门在表面上是“开”了许多年，但实际上它只是稍露门缝而已。到泽库会议之后，才是真正门户大开。当时签定的协议重新订明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有随意行动的自由，其实这点在以前的协约早有提及，但这次外国人的行动是加上了大清皇帝的谕令保护。他们所到之处，当地官民都得以礼相待，且不得阻碍他们的行程；这个谕旨会在各城中张贴。此外，在随后的两年内，英国官员还可以前往中国各地，查看这个命令有否落实执行。
中国内地会的成员，是最先利用这一条约之便，在中国各地开展福音工作的外国人。好多次，在他们到达一个新城市之时，当地官员会惊慌失措地匆匆赶来，慎重其事地招待这些不速之客，而他们的手下则会飞快地往城中各处张贴那些写有皇帝谕旨的告示。
宣教士那阵子在中国各地无远弗届，甚至还深入至西藏等内陆省分。在最初的十八个月内，他们就走了三万里路。
他们的道路亦非一帆风顺。中国政府虽然批准他们有往来各地的自由，但很多当地的领袖却对洋人非常反感。除此之外，这些行程本身亦相当艰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得徒步，而有时可坐的交通工具就只有木制车而已。
返回中国后的头几个月，戴德生只能完成其计划的一小部分。当他沿南中国海北上航行时，他得了个严重的病，使他不得不在镇江多逗留好一段日子。在那里，他可以做的就只有祷告和协助回复内地会的函件。
“对于自己不能像往常一样起来走动这一点，实在是有点难以置信。”他写信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珍妮。当时珍妮正留在英国照顾戴家的孩子，除玛利亚所生的四个儿女外，珍妮自己又有两个孩子，此外，还加上童跟福的遗孤女。在其后一封信中他写道：“因为身体虚弱所以不能工作过劳，这可能是我最大的祝福。”
不过工作过劳是无可避免的了。戴德生除了要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各地的工作外，还得编辑《百万中国人》(CHINAMILLON)这本由内地会出版，在英国售卖的新宣教杂志。另外，因为差会的秘书健康日差，而不得不返回英国休息，于是戴德生又兼顾起他负责的办公室事务来。
当工作稍可歇息时，戴德生就会弹奏起他的小风琴和唱圣诗。他最爱的一首圣诗是这样的：“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
一次，在两个成立较久的宣教站附近发生骚乱，当戴德生接到这坏消息时，年轻的倪高斯也在场，他是那十八个到内陆拓荒的宣教士之一他想，戴德生可能需要安静一下，正预备离开之际，突然他听到戴德生哼起这首歌：“耶稣，我在你的喜乐里安息、安息……”
满脸惊讶，倪高斯转过头来问他说：“当你的朋友正在危难之际，你怎会有心情吹口哨的呢？”
“你愿意见到我只会担忧愁烦吗？”戴德生回答说。“这样对我并无益处，反会影响我继续其它的工作。我当做的唯有把重担卸给神。”
无论日夜，戴德生都会随时把重担卸给神。他们在镇江的总部，那些半夜突然醒来的宣教士，都会不时听到戴德生在低声吟咏着这首心爱的诗歌，这正是他处理内地会面对的压力和问题最直接的方法。
当戴德生的体力渐渐恢复，可以再上路时，他知道他可能要比原先计划的四十个星期，在中国多逗留一段时期。“有些时候这看来实在难以接受，”他写信给珍妮说，“因为要离开你那么久。但想起主要离开天上的居所三十三年，然后在各各他山上完成最后的工作，我实在为自己的自私惭愧。”
在中国逗留了十六个月之后，戴德生和珍妮重聚了，不过他们快活的日子是相当短暂的，因为戴德生从中国带回来一个悲惨的消息。原来中国北方发生大旱灾，有六百万人因为多年禾稻失收而要面对饥馑。两位最近被差派到灾区的宣教士回复说，在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亡，而大量少女则被卖作婢仆，并且辗转再被卖至南方的大城市。
戴德生深切感到中国北方的需要乃燃眉之急，于是四出奔走，向全英国上下的基督徒报告当地灾情，请他们加以援助。于是为救助该地儿童的奉献开始进来了，但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
有哪位女性可以到该省分带领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工作呢？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白种妇女跨过分隔山西和沿海的山岭，进入内陆。因为要经过这些山岭，最起码也需乘两星期的驴车，穿越一些险恶的地段，并且夜宿在一些阴冷的旅馆里。
戴珍妮既有经验，又乐于助人，她对当地语言又相当熟识，加上还已赢得其它宣教同工，无论是男或女的信任，她实在是最佳人选。不过珍妮这么想，她怎能离开呢？她和戴德生已分开了一年多，他正如过去一样，在中国把自己都累坏了，回到英国，珍妮正好在这里助他一把。还有，假如她去了，有谁照顾这七个小孩呢？
当她挣扎要作出决定时，珍妮祷告求神给她一个征兆。“我觉得我的处境和基甸甚为相似！”她这么写道，“我在中国能够发挥的能力，正如神对基甸说的一样，‘不是我差遣你去的么？’我需要有羊毛来证实这确是神的差遣。为要使那些希望我留在英国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看法，我求神首先给我费用好去买一些必需品以装备上路，因为我有的已所剩无几了。此外，他还得给我五十镑，好待我去时手里有钱。”
第二天，一位朋友来找珍妮说：“我这里有少量金钱，你就用来打点上路吧。”那是十英镑，正好是内地会给每位宣教士装备上路的费用。其后数天，她又收到一张突如其来的五十英镑支票。她的羊毛神已经应允了，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最后，她最为关心的事，也由戴德生的妹妹贺美解决了。贺美就住在塔兰路总部的附近，她宣布说：“假如神呼召珍妮往中国去，我就负起照顾孩子们的责任。”
于是珍妮和戴德生又得分开了。这一年内珍妮在中国北方照顾那些饥馑的妇女和儿童，而戴德生就留在英国训练另三十位新任宣教士。而因着事工的发展，另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
那些拓荒的宣教士到达一处新工场，自然就会找地方建立自己的家，然后自然地有些人又会想娶妻成家。于是为此之故，内地会就得差派妇女进入中国的内陆，这在其它宣教机构都是绝无仅有的。就这样，另一股对内地会的批评浪潮就涌过来了。结了婚的宣教士不久就会生孩子，于是单身的妇女又得被差派去帮助那些忙碌的母亲，负起传福音和教导中国妇女的责任。假如差派已婚妇女去参与拓荒工作所招来的批评是厉害的，那么容许单身妇女到中国内陆面对危险和困难所惹来的攻击，就更严厉了。
但戴德生记起玛利亚在中国的工作是成功而有果效的，那是他在中国早期的一段日子；如今珍妮又被差派到山西去完成这前无古人的任务，他对女宣教士的勇气、毅力和应变能力实在有极大的信心。于是当他和珍妮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重聚，然后一同上路，探访内地会在中国新成立的宣教中心之后，开放“妇女工作”一事已是事在必行。而这一决定后来竟成为戴德生所做的最出色的决定之一。
最初进入内地去的妇女在扬子江中游被担搁了好一段日子，她们的圣诞节是在旅途上度周的，而她们的行李亦得放在大石上晾干。当她们到达目的地时，围观的人群真是把她们吓坏了！
“过去整整两个月，”倪高斯太太从重庆写道，“我每天都和数以百计的妇女见面。我们的屋子就像市集一样。
倪太太多次都因为疲累过度而在聚会中晕倒，因为在这有六千万人口的省分，只有一位白种人妇女，于是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来他们的家，听她讲福音故事。当她醒过来时，她发觉那些妇女是带着爱心和关怀，为她扇风。一位妇女更是待她如自己的亲女儿，她派人用自己的轿把倪太太接回家里，让她在最舒服的床上躺下来。在打发其它年轻妇女离开后，她会坐在床边，亲自为这位累坏了的客人摇扇，直至她睡着了为止。之后她又会安排一顿丰富的晚餐，非要倪太太吃饱才肯让她回家。
每到一处，这些女宣教士都惊奇地发现，那些人是多么乐意见到他们，又愿意听她们讲道理。他们并不是怀着好奇而来，而是真正对圣经和耶稣的事有兴趣。所以自从那些女宣教士出现后，到第二年年终，在内陆的省分已有六、七十人信主，而且还成立了几间小型的教会。
但这种工作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所要面对的危险，就唯有戴德生清楚了。他心爱的妻子玛利亚就是因应需要，劳碌过度加上患病去世的。于是他每天都为内地会的每一位女同工祷告，求神保守她们的健康和平安。但他又写信告诉母亲说：
“看见我们的工作已深入中国最偏远的地区，我内心的喜悦实在难以形容。为这一切或活或死我也是甘心的。”
事实上他差点也要离开人间。一八七九年间，他曾三次染上重病，幸好珍妮当时已在中国，可以照顾他。珍妮对他的支持和鼓励，从当时他写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假如我们下定决心，不让任何压力影响我们和主的关系，你以为我们能否每一刻钟都可以过着得胜的生活呢？这种生活所带出的影响力，能否传至会里的每一位成员，然后又再反射回来？在过去几个月里，我特别觉得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是那些看不见的代祷。我们的信心要影响那些神给我们的同工，过得胜的生活。他们打的是有形的仗，而我们打的则是看不见的仗。我们焉敢不继续求神，使我们可以在这些战争中得胜，因为这些仗都是为主而打的，而我们也是奉他名来的。”
戴德生的病虽然能度过危险期，并且渐渐恢复健康，但他在经济方面的考验却是有增无减。“我们的经费愈来愈短缺了，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祷告。但神必不致令我们失望，让我们信靠他，不要害怕。”他写信给一位同工说。
当一位朋友发觉他在休养期间，都是不断以祷告度日时，戴德生就解释说：“假如你需供养一个大家庭，而你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吃的话，那么你会怎么办呢？这正是我现今情况大致的写照。”
当消息传来，戴德生和珍妮的母亲都先后在几个星期内去世时，他们就决定让珍妮回家一趟，好打理一切。而戴德生亦会尽快上路。
他的妻子才走了十天，他就写了以下的话给她：“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在挂念着对方。到了最适当时刻，主必会带领我们重聚的。让我们追求更为他而活，并且在他里面找到满足。”
一个月之后，他沿扬子江西进，他写道：
“你大概正经过地中海，快要到拿不勒斯了……我正在等候轮船往武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是多么的挂念着你，但神让我深觉得在他的面前和爱中，我们是多么的丰裕……他帮助我在逆境中、在穷困中有喜乐。这一切的困难都只是让神可以更彻底地展示他的恩典、能力和爱心。
“我非常忙碌（他从武昌继续写信，当时他的一连串聚会已开始了）。神给我们有一段快乐的交通时间，而且又确定了我们赖以根据的原则是正确的。”
这最后一句是当时一个重要的信心宣告。戴德生和其它齐集在武昌的宣教士，都重新委身，愿意依从内地会正在发展的方向工作。不过，当时内地会又快要面对另一次危机了。
经过多年的祷告、忍耐和努力不懈，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已经来到了。中国内陆之门已是大开，而他们实在需要后援，在极北之地，还有南方和西方的宣教站驻守。不进则退，假如他们不向前进，他们就是走回头路，他们就是遇难而止，不再信靠那位永活的神了。
不错，他们的经费是十分不足，但他们多年来都是这么拮据的了。还有，新来中国如入他们行列的同工不多也是事实。所以若要说“就目前形势，暂不向前扩展”会是件十分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是将神给他们的新机会轻轻放过。当时的同工都觉得后退并不是神要把福音带进中国内陆的方法。
于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就采取了勇敢的一着，他们凭信心同意要为七十个新同工来华祷告，他们也写信回家报告这一协定。当时内地会的同工就仅仅超过一百人，他们收到的奉献亦仅够支持他们现有的工作，而如今他们竟愿意同心祈求神再给他们七十位新生同工！因为在实际执行上，他们难以同时接待那么多新同工，结果便以三年为期，作为这个发展计划的期限。
当大家在会议中同意支持这一协约时，有人就说：“到那第七十个人来华时，我们得再次聚首开个联合感恩会。”
“到那时候我们恐怕已分布得老远了。”另一位宣教士说。“何不现在就举行感恩会？在我们分开之前为这要来的七十个人谢恩？”于是他们举行了另一次祈祷聚会——这次是预先为神应允他们的请求谢恩。
虽然他们展示了这么大的信心，但在英国老家，很多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和批评者，都认为这是绝不能成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