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聖經阿摩司書第五章
雁子
今年是中國改革30周年，剛才在中央電視台看見兩個理論權威歷以寧和吳敬連的訪談，突然覺得我也有話要說。他們說的兩點我非常同意，一是社會保障問題，二是政府應該退出政府不該管的領地，管好該管的事情。正好是我也想說的。
2007年中國稅收達到了驚人的歷史最高增幅，完成稅收收入49442、73億元，比上年增長11806億元，增長31、4%。這個高增長的數字與我們有多少關系嗎？
中國是一個高速發展的中國，充滿活力的中國，快速前進的中國，但同時也是問題的中國，混亂的中國，無序的中國。目前中國的問題已經到了無法遮掩的地步。
我不是政治學家不是經濟學家，我只是一個普通公民，同時也是一個基督徒。面對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過去我寫過一些比較激烈的文章，針砭時政揭露丑惡，自從成為基督徒，這方面文章寫得越來越少了，因為每每觸及，總會遭遇來自主內的“批評”和勸勉。久而久知，把我“修理”得幾乎沒了稜角。最近看了唐崇懷老師關于神學和哲學的一些理論，看了王詒弟兄的文章，加上自己近2年來的思考，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基督徒不能閉門修身不聞時政，而是要勇敢地走向社會為民說話，高舉基督公義的大旗與罪惡作必要的斗爭，爭取在各個領域的話語權，在大眾中作光作鹽，以信仰之光開民眾之眼，以基督徒的言行榮耀主名。
今天就說說與民眾關系最為密切的“三座大山”︰教育、醫療和住房。
改革開放以來，物質發展飛速，人民生活大大改觀，人均工資增長了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但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的標準不是錢的增長，不是看你家有多少家用電器和多少存款，而是應該是社會的和諧、穩定、安全和大多數人幸福指數的增減，人們是不是感覺比過去幸福和平安了？大眾上不上得起學？生不生得起病？住不住得起房？這些最基本的狀況應該成為改革成敗的首要標準。
曾幾何時，這三大福利事業正是我們引以為榮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幾元錢上個學，幾毛錢看個病，按工齡排隊分房是“公有制”的模式。那時一個人月工資30元就可以養活一大家子人。那時我們窮嗎？並不覺得窮，因為大家都差不多。
改革了，這“三座大山”成了國家的負擔，成了改革的絆腳石，好象不搬掉改革便難以繼續。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大張旗鼓地展開了三大改革︰教育產業化，醫療、住房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是︰如今培養一個大學生至少要近10萬元，相當于普通農村幾十年的收入；醫藥費漲了幾十倍幾百倍，得了大病只能等死；一個中等城市買一個兩居室住房要幾十萬上百萬，是一個普通大學生畢業生不吃不喝30年的工資收入。
我們可以不去高消費不去賓館酒樓不坐出租車不逛商店，但是我們不能不讓孩子上學，不能保證自己和家人不生病，不能沒有一個安居的住所。這恰恰是中國政府對外聲稱的“生存權才是最大的**”的基本內容。一個政府如果連大眾這些最基本的**都不能保證，還談得上是人民的政府嗎？拿與老百姓生命最直接的安身立命的事情來“改革”，還美其鳴曰為民謀利為國發展，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實在是惡劣之極。
讓我們來看看這三大改革的直接“成績”。
首先看“教育市場化”，所有學校的定價都是經過政府部門核定和批準的，分明是計劃體制的做法，卻一把推給了“市場”。在國家的法定收費數字上，一些貪戀的地方官員和學校蛀蟲又加上了“額外”的盤剝，這些後來被劃為“教育亂收費”的範疇。2004年國家審計署披露了廣東化州、浙江東陽、河北淶源等50個縣基礎教育經費的審計結果，發現“2001年至2003年10月，45個縣違規收費4.13億元，其中政府部門違規制定政策收費2.46億元；中小學校自行違規收費1.67億元”。一些政府機關將“亂收費”金額擠佔、挪用去蓋樓、吃喝甚至合伙瓜分。如廣東某市財政局挪用學校收費資金4百萬元用于平衡預算；該市教育局及各鎮教辦挪用學雜費等2,561萬元，主要用于建辦公樓和辦公、招待費開支；教育局還將中小學生交納的1,356萬元圖書資料款、體檢費等以現金、私人存折等形式隱匿賬外，其中大部分已被集體和個人私分。據官方統計，中國10年教育“亂收費”已達2千億元（該統計數字不包括隱藏瞞報未被發覺的數額）。
這就是教育市場化的“偉大成績”。與此相對應的是，自“改革”之後的教育水平每況愈下，大學生就業問題成為比改革前的“包袱”更大的包袱。
再說醫療改革，從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可知，中國衛生總費用佔GDP的比例從1978年的3%持續上升至目前的5%（這個比例也並不算高）；與此同時，政府負擔的衛生支出比例卻從32%持續下降至目前的15%，而且，衛生總費用中由社會支出（即社會保險機構和病人所在單位負擔的支出）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從48%降至25%），而個人負擔的醫療支出比例則從20%逐漸攀升到現在的60%左右。這說明，“醫療改革”造成了對個人財產的侵蝕和對居民收入的嚴重透支。
中國有4千多家藥品生產企業（醫藥最發達的美國也才200多家制藥企業），每年有超過3萬件的新藥注冊申請，藥監部門一年要審批1萬件左右，2005年在中國被批準的“新藥”是1,113個（同年，在技術力量和財力最為雄厚的美國，被批準上市的新藥只有81個）。中國所謂的“新藥”大多是改名稱、改劑型、換包裝的老藥，只有價格才是新的，而這新價並不是由藥品市場的競爭所形成，卻是在藥監局、物價局里誕生的。藥價里包含了給有關政府部門及官員個人的“好處費”（2005年以來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司長郝和平、藥品注冊司司長曹文莊、藥品注冊司化學藥品處處長盧愛英、國家藥典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國榮等官員先後被拘押，在“醫改”期間一直主政藥監局的前局長鄭筱萸更涉嫌腐敗大案，即為明證）；還得預留給醫院院長和醫生們的回扣（近幾年媒體披露的案例中，回扣之高往往導致一些藥品價格在出廠價基礎上翻番甚至漲價50倍）；此外還要給藥品招標采購部門準備“公關費”；最後，“新藥”進入實行“以藥養醫”體制的各地醫院後，還名正言順地加價，國家允許醫院加價15%。（引自楊光文章）
以中國人的性命作抵押來進行“改革”，這種改革是在一種完全沒商量的絕對不公平的狀態下實行的“改革”。誰都會生病，誰都必須來醫院看病，沒有選擇的余地，根本就是一種卑鄙的乘人之危。中國的醫療體制還基本上是以國有為主，所謂走向市場實際上就是走向壟斷，走向專/制。
再看住房改革。中國的房價以每月兩位數增長，一兩年內幾乎翻番，這是市場規律嗎？是什麼樣的“規律”導致如此瘋狂的上長？這個規律就是人的欲望，無休止的貪欲。搞得大部分人買不起房是改革的目標嗎？單憑市場的自主調節根本不可能如此畸形發展。中國的房價畸形完全是人為的，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為。從土地政策，拆遷政策到安置政策都是極為不合理但卻合法的。房地產業是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之首，政府和開發商是最大獲利者，而國家在稅收和利息上的調控手段最終還是都轉嫁到了消費者身上。窮的人更窮，富的人更富，嚴重的兩極分化已經成為社會極為不安定的因素。這就是中國住房改革造成的直接效果。
不管是上學還是看病還是住房改革，打的都是市場化的招牌，行的卻是壟斷行為。老百姓怨聲載道卻毫無辦法，甚至連總理都沒了辦法，盡管心里埋怨那些打著改革的招牌為自己謀利的經濟學家，改革理論家，黑高參，實際上也把他們沒有太大辦法，只好“舉頭望天”了。
老百姓能知道什麼？他們可能還真以為自己為改革作出了犧牲和貢獻，可能還真以為這是社會發展必然要走的道路，可他們卻不知道，那些被我們批判了半了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就開始實行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了。被我們當作“革命”手段破掉的社會主義“鐵飯碗”，如今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一個國家在沒有可靠的福利保障制度下搞這種撕心裂肺的“改革”，無易于拿人的性命開玩笑。
有人說，“唯物主義”就是唯物質主義，就是惟利是圖。在一個沒有理想，沒有信念，沒有信仰的國度，每個人都會有極不安全的恐懼感，只有眼前的利益才是最真實的，只有立即抓在手里的才是最實際的，金錢，物質利益，成了人們唯一追求的目標。沒有信仰的人和國家，會淪落成什麼樣的國度？這是怎麼想都不會過分的。
國家如何治理？法制如何健全？中國下一步如何走？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我很清楚，中國政府該正確對待宗教信仰問題了，這才是治療社會痼疾的根本之道。
以唯物主義為主流世界觀的共產黨人其實一貫十分重視“心”的作用，比如幾十年一貫制的“思想政治工作”，幾年搞一回的各項政治運動，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其實都是在作“心”的文章。如果說過去還有一些用處的話，現在卻越來越難了，原因正是信仰的缺位。老一輩革命家是有信仰的，為了他們的事業可以不惜犧牲生命，可以在所不辭。現在這種信仰已經消失怠盡，再說便是自欺欺人了。
中國需要興起真正的信仰，需要一種能夠控制心靈的力量，否則中國的所有“改革”都還會是無序的，混亂的，危險的。
公平和公義是上帝制定的人類生存法則，也就是“道”，“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翰福音）。違背這個“道”一定會受到神的懲罰，不信，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問參考了楊光的文章︰“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問題的現狀與成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