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
基督教信仰與其它宗教、文化、哲學的互相比較，本身具備“辯道”（或者通常也稱為“護教”）的性質。而由于各個不同信仰體系本身存在的相互的“排他性”，在各種不同的信仰及建基與其上的世界觀同時並存的的地方（中文網絡上不斷進行對話式討論、辯駁的宗教類論壇就是很好的例子），信仰與世界觀相互之間一定會產生撞擊和沖突，基督徒面對不可避免的“信仰之爭”，必然需要辯明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即使是已經信主的基督徒，在“以信求知”的過程中也可能產生了解基督教信仰與其它宗教、信仰的不同之處的需要。然而“宗教比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時候常常容易流于膚淺，而且因為比較者（當然這樣的比較一定也帶批判的性質）對其它宗教信仰不一定有足夠的了解而失之偏頗。盡管如此，宗教、信仰之間確實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差異，為了表現寬容或者推行“宗教大同”而無視甚至企圖抹煞這些差異，只能是虛幻自欺的寬容和混同。
上帝的救贖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救贖論在神學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盡管可能因為沒有超越的上帝和啟示的觀念而不存在如基督教信仰中的嚴格意義上的“救贖論”，但是任何作為“終極關懷”的宗教、信仰體系必定需要回應人性的善惡、人性的軟弱和有限的超越以至社會不公的解決途徑等等，需要提供信仰者“某些好處”，所以可以說仍然具有廣義的“救贖”的教義或者理論﹝1﹞。通過“救贖論”的對比辨析各宗教、信仰之間的差異應該是一個比較有效而且可行的方法。
限于篇幅和個人的知識程度，下面僅就一些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影響較深的宗教、文化、哲學的“救贖論”與正統的基督教信仰做一些簡要的對比。這里“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指傳統的更正教信仰，神學上以改革宗和稍較為廣義的“福音派”的立場為主，非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哲學僅以儒、釋，道思想、新時代運動和存在主義為例。儒、釋，道思想作為傳統中國文化的主流，而且都兼具宗教和哲學的層面，因此不但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根深蒂固的影響，也是“捍衛”傳統中國文化的人常常對基督教信仰進行“護教”性的批判、攻擊的時候所持的信仰基礎。基督徒對其信仰不需要主動的攻擊，也應該有所尊重，但是基督徒需要回應其對基督教信仰的主動攻擊，並闡明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以不負福音使命。新時代運動和存在主義哲學的思想也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年青一代人影響甚深的思想，往往成為攔阻人認識上帝的“堅固的營壘”，基督徒有責任用我們的信仰立場對其進行思辯與批判。
一、儒學
儒家思想雖然對個人和社會群體的道德欠缺有所認識，並且致力于以學習聖賢、個人修行、改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來實踐信仰、施行道德良善，然而從根本上說仍然是以人為本，因此漠視人的根本的（因為背離上帝產生的）罪性問題，沒有超越的道德標準（犯罪墮落的人的仁義道德標準是“自義”而不可能達到上帝公義的標準），對人性之中的良善的依賴使“成聖”最終因為人的有限和人性的軟弱而成為無法實現的空想。儒家強調的“生命意志本體”及王道與社會綱常的結合（“天人合一”）最終仍然沒有超越的“彼岸”和神聖的價值本源而成為一種道德價值的“烏托邦”，淪為僵化的、被統治階級利用的禮教﹝2﹞。兩千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實踐的破產”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內聖外王”的“自力主義”的困境和虛幻﹝3﹞。歸根到底，儒家思想（盡管有現代儒學者為其“超越”爭辯）是十足的依靠自力、道德自足的人本主義的信仰，孔子和其他儒家聖賢雖然有追求真道的渴慕之心，但都承認自己知識、道德和生命的有限，其智慧是屬乎地的，與“從天上來”、超乎萬有、親自宣稱“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穌基督實在有“天壤之別”﹝4﹞，所以並沒有真正能夠解決人的罪性的救贖之道。基督教信仰深刻、真實地指出人的罪性和無力自救的實況，表明人必須籍著聖靈重生，因信稱義，與上帝的生命相連，才能流露上帝的生命，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基督教信仰根本否定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修身養性”行善為義。
二、道家
道家哲學（老莊思想）講究“無為”，本來是對人類依靠自己的理性上的自傲和道德上的自義的人本主義（如儒家思想）的一種反動和抗爭，道家並因此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和回歸人的純樸本質，這些本身是有其智慧的，在消極的方面有其意義。然而道家之“道”，並非有位格的上帝的啟示，仍然只是用人的智慧領悟自然的啟迪，“無為之治”缺失了上帝積極的得力和得救的應許，“歸根復命”也缺乏對人的罪性的嚴重性和墮落的完全性的深刻認識﹝5﹞。回歸“本然生命”和“生命本然”的“適性得意”表面上似乎超越，但是“絕聖棄智”對一切價值形式和現實的否定不僅消極，而且非常危險地導向拒斥愛和善的價值意義的虛無主義﹝6﹞。道家的“救法”雖有看似高超的意境，卻仍然因為自然啟示的限制而流于空談和虛無，甚至淪落為一種狡詐的權謀之術。基督教信仰也否定人的智慧和自義，但是卻追求上帝啟示的終極真理和上帝的絕對公義，使人有屬天的、得救的智慧（救恩就是上帝奧秘的智慧的啟示），而重生得救、因信稱義的人更要靠著聖靈的大能心意更新、成為聖潔、越來越像基督、最 得榮耀，這是積極而有盼望的更豐盛的生命。
三、佛教
佛教的信仰體系宗派繁雜、教義紛歧，無法一概而論。以“正信”佛法的基本教義而言，其救贖論認為救贖的性質乃是如“四聖諦”所言要解脫煩惱，破除“無明”的執著，最後進入“涅盤”的境界。原始的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因此佛教信仰也完全否定“外力”的拯救，所以佛教是強烈的自救的宗教。佛教信仰中人能以自救的根據是因果報應，而人自己是自己的“救主”和“上帝”（“眾生皆有佛性”），救贖的最終結果是看空一切，超脫一切愛憎之心﹝7﹞。（如此“勾消人的主體性情和一切的價值形態”的“不生憎愛”，跟道家精神一樣是“自然本性自足”的立場，也同樣導致冰冷、黑暗、沒有盼望的虛無主義﹝8﹞。）在實踐上，佛教信仰因此注重修行積德和個人領悟，宣稱崇尚超脫的宗教反而有很多的宗教儀式和修煉方法。這樣的救贖論在消極的意義上雖有一定的價值（如教人否定自我、向“肉體”和“世界”死），但實際上並沒有得救的確據，也沒有積極的答案和榮耀的盼望。“自我神化”的教義更與聖經啟示背道而馳﹝7﹞。實際上人要“眼目明亮”、“與上帝同等”，正是人被撒旦所惑墮落犯罪的原因和開始。基督教信仰正本清源地揭示人背離上帝乃是一切罪惡和苦難的根源，人必須悔改、重生，相信上帝的救恩，才能得救，最終解決罪的問題。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但向老的自我、向肉體和世界死，更成為“新造的人”、向基督活，靠聖靈重生；上帝能救我們脫離罪惡的權勢，進入光明的國度，所以救贖的結果不是虛空和滅絕，而是有生命和平安喜樂、有永遠的福樂和榮耀的盼望。盡管佛教的其它宗派教義可能有所不同，如大乘佛教比較多地保留了一點“情感價值關懷”，願以慈悲“度”人，而禪宗更接近道家的“絕聖棄智”，但是這些信仰仍然有缺失神聖、超越、終極的價值意義、導致虛無主義的問題。
四、新時代運動
廿世紀的世紀末，各種“新興宗教”風起雲涌，大行其道，後現代的人類一方面“解構”了絕對真理，一方面“神佛滿天飛”，什麼都信。新時代運動（NewAge Movement）是其中具一定代表性的思想，因其匯集東西方的思想和誘人的“靈性”境界而有深廣的影響，在知識分子當中很受歡迎，甚至影響到基督徒的神學思想。由于新時代運動的思想包含後現代主義和禪宗思想等的混合，它相信“萬物歸一”、“一切皆有神性”，並相信宇宙和人類意識的進化以及宗教最終的歸一（包括基督教，因此新時代運動也會借用基督教的神學話語，或者崇尚耶穌的道德教訓，等等）。盡管新時代運動表面上對基督教信仰也可能持包容、接納的態度，在實質上它仍然是一種人本主義的樂觀信仰，跟基督教信仰有本質的不同。其境界雖然似乎很高超，樂觀的思想也很誘人，但是對人性和世界的不切實際的樂觀仍然是完全忽視了人性墮落有罪的實質，對人可以成為神的承諾，也抹煞了上帝的超越性和上帝作為創造主跟被造的人的絕然不同與界限，對“靈異”的極端追求也無法改變人被罪**役的有限﹝9﹞。從基督徒的信仰來審視，人靠自己找尋不到終極的真理、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歸屬，只有上帝自己來找人，向人啟示自己，人才能回歸上帝。而上帝的拯救方法是自己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承擔罪的責罰，替我們付上贖價。相信上帝救贖的人，可以重新有與上帝聯合的生命，找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本源——但是仍然是人而不是神。有此重生的新生命的人可以經歷與上帝和他人的“和好”，也與萬物和好，但是這種和好絕不是“歸一”（成為沒有差別的同類），而是在相異中真正地相愛。基督徒也相信在永恆當中會有新天新地，但那不是烏托邦式虛幻的“自信”，而是基于上帝應許的榮耀的盼望，因此基督徒不會有過高的人觀，也不會沒有崇高的人觀；不是虛妄地“感覺良好”，而是存謙卑、懺悔、感恩、喜樂的心與神同行。
五、存在主義
西方現代哲學對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影響不可低估。其中又尤以存在主義為甚。這跟廿世紀這個悖謬的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在苦難中的掙扎是分不開的。然而，當存在主義在中國成為大眾思潮的時候，有很多內涵已經被扭曲，中國人並不能體會走向虛無的存在主義所遇見的巨大黑暗﹝10﹞。
存在主義的先驅們（如祈克果和尼采）反叛傳統的“形而上學”，用他們的生命體驗關注個體存在（生存）的境況，其目的是尋找“上帝死了”的境況中個體生命存在的意義，並實現個體的自由和解放。他們對個體生命的焦慮、空虛、荒誕、無意義的可怕實相有非常深刻的認識，這是基督教信仰也可以部分地認同的。然而，存在主義的發展卻不幸地走向虛無主義，變成虛無主義在現代的翻版。宣稱“上帝死了”的尼采倡導“強力意志”、“超人道德”和放縱欲望的“酒神狂歡”；廿世紀的薩特更進一步發揮“存在先于本質”和“人必須為自己負責”；世俗存在主義“擔當荒誕的歡樂”的荒誕哲學在廿世紀以享樂主義、用“肉身極限”來表達自由進行“信仰實踐”﹝11﹞。實質上，這樣的現代虛無主義在徹底拒斥價值和神聖的同時，也就企圖通過惡來獲得絕對的自由，變成惡的瘋狂和絕望的黑暗﹝12﹞。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同為存在主義思想家的人（如海德格爾、舍斯托夫、維特根斯坦等）也真誠而努力地拒斥這樣的現代虛無主義。與祈克果的思想是從基督教信仰出發而最終（起碼是試圖）導向神聖救贖類似，這些反抗虛無主義的現代存在主義思想家也在苦苦求索，要在絕望中找到“絕對的希望”，他們雖然仍然不能擁抱十字架上的聖愛、認信“十字架上的真”，然而至少他們對上帝“保持沉默”，甚至他們的思想可能是指向神聖救贖的“期待上帝的思”﹝13﹞。非常遺憾的是，存在主義在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曾經過分偏向導致現代虛無主義的世俗存在主義，直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才開始有劉小楓等思想界的學者開始關注反抗虛無主義的存在主義哲學。當然，從基督徒的信仰的角度看，人離開了上帝，離開了上帝的啟示，最多也只能“期待”，任何的“思”（哲學）本身仍然不可能達到真正的救贖，即使是“宗教存在主義”哲學，也可能不過是背離上帝的人所能進行的一種“理性的規避”﹝14﹞。存在主義哲學對西方現代神學，如“新正統神學”，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經超出本文的內容），這是值得基督徒和教會關注的。
基督教信仰本來對因為人墮落犯罪、背離上帝偏行己路而帶來的個體生命的焦慮、空虛、荒誕、無意義就有深刻的洞察（例如傳道書、詩篇的一些經節），然而基督徒的信仰卻絕對不導向虛無主義，不停留在虛空、荒誕之上。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贖就是“絕對的希望”，基督徒因信稱義，領受上帝的恩典，就不再僅僅是“期待上帝”，而能夠真正地回歸上帝、認識至聖者，與神相交，耶穌基督的救恩帶來的新的、更豐盛的生命賦予個體生命最真實的意義和最神聖的價值。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雖然仍然需要在成聖的道路上努力奔走，卻可以真實的擁有與神有分的生命帶來的超越的平安和喜樂。在上帝的啟示的光照這下，一切的虛無主義的黑暗都被驅除，現代人規避真理的困境也可以被克服，基督徒可以有整全的、一致的思想﹝15﹞。在信、望、愛之中，基督徒可以有聖靈的帶領，享受上帝所賜的豐盛的生命和救恩的福分，過一個積極向上、“榮神益人”的有意義的人生，並等侯盼望在永恆當中永遠與神同在、以神為樂的新天新地——
參考文獻
﹝1﹞A. E. McGrath原著、劉良淑、王瑞琦譯《基督教神學手冊》，394-395頁
﹝2﹞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一章“‘天問’與超驗之問”
﹝3﹞丁果，“內聖外王的困境與基督教原罪說的啟示”，《維真學刊》II︰2（1994），25-34頁
﹝4﹞章力生《總體辯道學》，第十章“儒教的批判”
﹝5﹞章力生《總體辯道學》，第十二章“道教的批判”
﹝6﹞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二章“適性得意與精神**”
﹝7﹞章力生《總體辯道學》，第十四章“佛教的批判”
﹝8﹞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三章“走出劫難的世界與返回苦難的深淵”
﹝9﹞陳韻琳，《新時代運動的省思》，基督徒網絡文帖存檔（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
﹝10﹞一樂，《思想隨筆》，基督徒網絡文帖存檔（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
﹝11﹞思路，《自由︰在突圍與困厄之間——對奴役與自由的思考之二》，基督徒網絡文帖存檔(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
﹝12﹞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五章“擔當荒誕的歡樂和背負十字架的苦行”
﹝13﹞劉小楓，《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期待上帝的思”
﹝14﹞薛華，《理性的規避》，第四章
﹝15﹞薛華，《理性的規避》，第七章——
本文原為“中華展望”林慈信博士與CCIM合作、通過網絡授課的神學課程“奇異恩典”（救贖論）中的作業之一。
林慈信博士（Dr. Sam Ling）文集見︰http://samling.cc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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