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
基督教信仰与其它宗教、文化、哲学的互相比较，本身具备“辩道”（或者通常也称为“护教”）的性质。而由于各个不同信仰体系本身存在的相互的“排他性”，在各种不同的信仰及建基与其上的世界观同时并存的的地方（中文网络上不断进行对话式讨论、辩驳的宗教类论坛就是很好的例子），信仰与世界观相互之间一定会产生撞击和冲突，基督徒面对不可避免的“信仰之争”，必然需要辩明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即使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在“以信求知”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了解基督教信仰与其它宗教、信仰的不同之处的需要。然而“宗教比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常常容易流于肤浅，而且因为比较者（当然这样的比较一定也带批判的性质）对其它宗教信仰不一定有足够的了解而失之偏颇。尽管如此，宗教、信仰之间确实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差异，为了表现宽容或者推行“宗教大同”而无视甚至企图抹煞这些差异，只能是虚幻自欺的宽容和混同。
上帝的救赎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救赎论在神学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尽管可能因为没有超越的上帝和启示的观念而不存在如基督教信仰中的严格意义上的“救赎论”，但是任何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信仰体系必定需要回应人性的善恶、人性的软弱和有限的超越以至社会不公的解决途径等等，需要提供信仰者“某些好处”，所以可以说仍然具有广义的“救赎”的教义或者理论〔1〕。通过“救赎论”的对比辨析各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效而且可行的方法。
限于篇幅和个人的知识程度，下面仅就一些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较深的宗教、文化、哲学的“救赎论”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做一些简要的对比。这里“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指传统的更正教信仰，神学上以改革宗和稍较为广义的“福音派”的立场为主，非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哲学仅以儒、释，道思想、新时代运动和存在主义为例。儒、释，道思想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且都兼具宗教和哲学的层面，因此不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是“捍卫”传统中国文化的人常常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护教”性的批判、攻击的时候所持的信仰基础。基督徒对其信仰不需要主动的攻击，也应该有所尊重，但是基督徒需要回应其对基督教信仰的主动攻击，并阐明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以不负福音使命。新时代运动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青一代人影响甚深的思想，往往成为拦阻人认识上帝的“坚固的营垒”，基督徒有责任用我们的信仰立场对其进行思辩与批判。
一、儒学
儒家思想虽然对个人和社会群体的道德欠缺有所认识，并且致力于以学习圣贤、个人修行、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实践信仰、施行道德良善，然而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以人为本，因此漠视人的根本的（因为背离上帝产生的）罪性问题，没有超越的道德标准（犯罪堕落的人的仁义道德标准是“自义”而不可能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对人性之中的良善的依赖使“成圣”最终因为人的有限和人性的软弱而成为无法实现的空想。儒家强调的“生命意志本体”及王道与社会纲常的结合（“天人合一”）最终仍然没有超越的“彼岸”和神圣的价值本源而成为一种道德价值的“乌托邦”，沦为僵化的、被统治阶级利用的礼教〔2〕。两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实践的破产”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内圣外王”的“自力主义”的困境和虚幻〔3〕。归根到底，儒家思想（尽管有现代儒学者为其“超越”争辩）是十足的依靠自力、道德自足的人本主义的信仰，孔子和其他儒家圣贤虽然有追求真道的渴慕之心，但都承认自己知识、道德和生命的有限，其智慧是属乎地的，与“从天上来”、超乎万有、亲自宣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基督实在有“天壤之别”〔4〕，所以并没有真正能够解决人的罪性的救赎之道。基督教信仰深刻、真实地指出人的罪性和无力自救的实况，表明人必须籍着圣灵重生，因信称义，与上帝的生命相连，才能流露上帝的生命，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基督教信仰根本否定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修身养性”行善为义。
二、道家
道家哲学（老庄思想）讲究“无为”，本来是对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上的自傲和道德上的自义的人本主义（如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动和抗争，道家并因此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回归人的纯朴本质，这些本身是有其智慧的，在消极的方面有其意义。然而道家之“道”，并非有位格的上帝的启示，仍然只是用人的智慧领悟自然的启迪，“无为之治”缺失了上帝积极的得力和得救的应许，“归根复命”也缺乏对人的罪性的严重性和堕落的完全性的深刻认识〔5〕。回归“本然生命”和“生命本然”的“适性得意”表面上似乎超越，但是“绝圣弃智”对一切价值形式和现实的否定不仅消极，而且非常危险地导向拒斥爱和善的价值意义的虚无主义〔6〕。道家的“救法”虽有看似高超的意境，却仍然因为自然启示的限制而流于空谈和虚无，甚至沦落为一种狡诈的权谋之术。基督教信仰也否定人的智慧和自义，但是却追求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和上帝的绝对公义，使人有属天的、得救的智慧（救恩就是上帝奥秘的智慧的启示），而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人更要靠著圣灵的大能心意更新、成为圣洁、越来越像基督、最得荣耀，这是积极而有盼望的更丰盛的生命。
三、佛教
佛教的信仰体系宗派繁杂、教义纷歧，无法一概而论。以“正信”佛法的基本教义而言，其救赎论认为救赎的性质乃是如“四圣谛”所言要解脱烦恼，破除“无明”的执著，最後进入“涅盘”的境界。原始的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因此佛教信仰也完全否定“外力”的拯救，所以佛教是强烈的自救的宗教。佛教信仰中人能以自救的根据是因果报应，而人自己是自己的“救主”和“上帝”（“众生皆有佛性”），救赎的最终结果是看空一切，超脱一切爱憎之心〔7〕。（如此“勾消人的主体性情和一切的价值形态”的“不生憎爱”，跟道家精神一样是“自然本性自足”的立场，也同样导致冰冷、黑暗、没有盼望的虚无主义〔8〕。）在实践上，佛教信仰因此注重修行积德和个人领悟，宣称崇尚超脱的宗教反而有很多的宗教仪式和修炼方法。这样的救赎论在消极的意义上虽有一定的价值（如教人否定自我、向“肉体”和“世界”死），但实际上并没有得救的确据，也没有积极的答案和荣耀的盼望。“自我神化”的教义更与圣经启示背道而驰〔7〕。实际上人要“眼目明亮”、“与上帝同等”，正是人被撒旦所惑堕落犯罪的原因和开始。基督教信仰正本清源地揭示人背离上帝乃是一切罪恶和苦难的根源，人必须悔改、重生，相信上帝的救恩，才能得救，最终解决罪的问题。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但向老的自我、向肉体和世界死，更成为“新造的人”、向基督活，靠圣灵重生；上帝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所以救赎的结果不是虚空和灭绝，而是有生命和平安喜乐、有永远的福乐和荣耀的盼望。尽管佛教的其它宗派教义可能有所不同，如大乘佛教比较多地保留了一点“情感价值关怀”，愿以慈悲“度”人，而禅宗更接近道家的“绝圣弃智”，但是这些信仰仍然有缺失神圣、超越、终极的价值意义、导致虚无主义的问题。
四、新时代运动
廿世纪的世纪末，各种“新兴宗教”风起云涌，大行其道，后现代的人类一方面“解构”了绝对真理，一方面“神佛满天飞”，什么都信。新时代运动（NewAge Movement）是其中具一定代表性的思想，因其汇集东西方的思想和诱人的“灵性”境界而有深广的影响，在知识分子当中很受欢迎，甚至影响到基督徒的神学思想。由于新时代运动的思想包含后现代主义和禅宗思想等的混合，它相信“万物归一”、“一切皆有神性”，并相信宇宙和人类意识的进化以及宗教最终的归一（包括基督教，因此新时代运动也会借用基督教的神学话语，或者崇尚耶稣的道德教训，等等）。尽管新时代运动表面上对基督教信仰也可能持包容、接纳的态度，在实质上它仍然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乐观信仰，跟基督教信仰有本质的不同。其境界虽然似乎很高超，乐观的思想也很诱人，但是对人性和世界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仍然是完全忽视了人性堕落有罪的实质，对人可以成为神的承诺，也抹煞了上帝的超越性和上帝作为创造主跟被造的人的绝然不同与界限，对“灵异”的极端追求也无法改变人被罪**役的有限〔9〕。从基督徒的信仰来审视，人靠自己找寻不到终极的真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归属，只有上帝自己来找人，向人启示自己，人才能回归上帝。而上帝的拯救方法是自己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承担罪的责罚，替我们付上赎价。相信上帝救赎的人，可以重新有与上帝联合的生命，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本源——但是仍然是人而不是神。有此重生的新生命的人可以经历与上帝和他人的“和好”，也与万物和好，但是这种和好绝不是“归一”（成为没有差别的同类），而是在相异中真正地相爱。基督徒也相信在永恒当中会有新天新地，但那不是乌托邦式虚幻的“自信”，而是基于上帝应许的荣耀的盼望，因此基督徒不会有过高的人观，也不会没有崇高的人观；不是虚妄地“感觉良好”，而是存谦卑、忏悔、感恩、喜乐的心与神同行。
五、存在主义
西方现代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中又尤以存在主义为甚。这跟廿世纪这个悖谬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苦难中的挣扎是分不开的。然而，当存在主义在中国成为大众思潮的时候，有很多内涵已经被扭曲，中国人并不能体会走向虚无的存在主义所遇见的巨大黑暗〔10〕。
存在主义的先驱们（如祈克果和尼采）反叛传统的“形而上学”，用他们的生命体验关注个体存在（生存）的境况，其目的是寻找“上帝死了”的境况中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并实现个体的自由和解放。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焦虑、空虚、荒诞、无意义的可怕实相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这是基督教信仰也可以部分地认同的。然而，存在主义的发展却不幸地走向虚无主义，变成虚无主义在现代的翻版。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倡导“强力意志”、“超人道德”和放纵欲望的“酒神狂欢”；廿世纪的萨特更进一步发挥“存在先于本质”和“人必须为自己负责”；世俗存在主义“担当荒诞的欢乐”的荒诞哲学在廿世纪以享乐主义、用“肉身极限”来表达自由进行“信仰实践”〔11〕。实质上，这样的现代虚无主义在彻底拒斥价值和神圣的同时，也就企图通过恶来获得绝对的自由，变成恶的疯狂和绝望的黑暗〔12〕。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同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人（如海德格尔、舍斯托夫、维特根斯坦等）也真诚而努力地拒斥这样的现代虚无主义。与祈克果的思想是从基督教信仰出发而最终（起码是试图）导向神圣救赎类似，这些反抗虚无主义的现代存在主义思想家也在苦苦求索，要在绝望中找到“绝对的希望”，他们虽然仍然不能拥抱十字架上的圣爱、认信“十字架上的真”，然而至少他们对上帝“保持沉默”，甚至他们的思想可能是指向神圣救赎的“期待上帝的思”〔13〕。非常遗憾的是，存在主义在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曾经过分偏向导致现代虚无主义的世俗存在主义，直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才开始有刘小枫等思想界的学者开始关注反抗虚无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当然，从基督徒的信仰的角度看，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的启示，最多也只能“期待”，任何的“思”（哲学）本身仍然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救赎，即使是“宗教存在主义”哲学，也可能不过是背离上帝的人所能进行的一种“理性的规避”〔14〕。存在主义哲学对西方现代神学，如“新正统神学”，也具有很深的影响（已经超出本文的内容），这是值得基督徒和教会关注的。
基督教信仰本来对因为人堕落犯罪、背离上帝偏行己路而带来的个体生命的焦虑、空虚、荒诞、无意义就有深刻的洞察（例如传道书、诗篇的一些经节），然而基督徒的信仰却绝对不导向虚无主义，不停留在虚空、荒诞之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就是“绝对的希望”，基督徒因信称义，领受上帝的恩典，就不再仅仅是“期待上帝”，而能够真正地回归上帝、认识至圣者，与神相交，耶稣基督的救恩带来的新的、更丰盛的生命赋予个体生命最真实的意义和最神圣的价值。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虽然仍然需要在成圣的道路上努力奔走，却可以真实的拥有与神有分的生命带来的超越的平安和喜乐。在上帝的启示的光照这下，一切的虚无主义的黑暗都被驱除，现代人规避真理的困境也可以被克服，基督徒可以有整全的、一致的思想〔15〕。在信、望、爱之中，基督徒可以有圣灵的带领，享受上帝所赐的丰盛的生命和救恩的福分，过一个积极向上、“荣神益人”的有意义的人生，并等侯盼望在永恒当中永远与神同在、以神为乐的新天新地——
参考文献
〔1〕A. E. McGrath原著、刘良淑、王瑞琦译《基督教神学手册》，394-395页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一章“‘天问’与超验之问”
〔3〕丁果，“内圣外王的困境与基督教原罪说的启示”，《维真学刊》II：2（1994），25-34页
〔4〕章力生《总体辩道学》，第十章“儒教的批判”
〔5〕章力生《总体辩道学》，第十二章“道教的批判”
〔6〕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二章“适性得意与精神**”
〔7〕章力生《总体辩道学》，第十四章“佛教的批判”
〔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三章“走出劫难的世界与返回苦难的深渊”
〔9〕陈韵琳，《新时代运动的省思》，基督徒网络文帖存档（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
〔10〕一乐，《思想随笔》，基督徒网络文帖存档（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
〔11〕思路，《自由：在突围与困厄之间——对奴役与自由的思考之二》，基督徒网络文帖存档(http://noah.ccim.org/archive.nsf）
〔1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五章“担当荒诞的欢乐和背负十字架的苦行”
〔13〕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期待上帝的思”
〔14〕薛华，《理性的规避》，第四章
〔15〕薛华，《理性的规避》，第七章——
本文原为“中华展望”林慈信博士与CCIM合作、通过网络授课的神学课程“奇异恩典”（救赎论）中的作业之一。
林慈信博士（Dr. Sam Ling）文集见：http://samling.ccim.org——
转自基督徒网络存贴(http://library.ccim.org)